周日下午，默里的母亲玻尔·邓迪过世了，葬礼在下周五举行。
葬礼上，默里迟到了。他推开教堂笨重的大门，座椅上的人们纷纷转头看着他。教堂内光线昏暗，外头又在下雨。默里进来之前，牧师在发言，正好说到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几个字。看到他，牧师顿了一下，等他就座。
仪式结束后，默里跟姐姐贝琪站在教堂外。他对她解释，从伦敦来的航班延误了。
“呵，我早就说了，”她对他很不耐烦，“让你昨天晚上就过来的。”
姐弟俩都身着深色的套装，仿佛一会儿还要赶去上班似的，默里还打了一条暗色的领带。他给姐姐递了支烟，她接过去。一位老妇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聊表同情。她一定是母亲的朋友，默里心想，贝琪好像认识她。老妇人戴了顶紫色的帽子，趁他点烟的工夫，她对他说，他母亲是个“非常好的人”。
“哦，谢谢您。”说着，默里看见了弟弟亚力克——这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在漫天的落叶间，亚力克走在泛着水光的柏油路上。默里回来后还没跟他说过话。
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弟弟说过话了。
亚力克似乎没有正装可穿——他穿了一件白色的涤纶衬衫，配了一条黑色的涤纶领带，外面又套了件深蓝色的羽绒夹克。自从上次见面后，他的头发掉了不少，默里差点儿没认出他来。
“小亚力克怎么样？”默里问贝琪。说话时，他特意挤出了一个笑脸，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善些。“他好像胖了两公斤。”
“你干吗不自己问他？”贝琪提议。
贝琪走到一边跟别人讲话。默里的脸上还保持着刚才的笑容。
亚力克也在跟谁说着话，裹在夹克中的身躯堵住了教堂的门，几个要离开的人不得不等在一边。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请他让让，也许因为这是他母亲的葬礼。
默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转身面向马路，出租车已经到了，准备拉宾客到贝琪家坐坐。
他和几位老人上了一辆车。
其中一位老人有口臭，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特有的口气。他似乎认识默里。
“你还好吗，默里？”老人家紧握着铝制拐杖的塑料把手。
“还好。”默里对他说。“呃，嗯，”默里又补充了一句，“今天还是挺让人难受的。”
“确实。”老人表示赞同，“玻尔，”他接着说，“她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默里的脚在黑皮鞋中动了动，他紧张地将目光移向了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和灰色的房屋。这里是马瑟韦尔 [1] 。他已经有很久没来过这里了。妈妈还好 [2] ？不，一点儿也不好，她已经不在了。老人又问起了一些别的事。
“不，我现在不住在英国了。”他回答。
“克罗地亚。”他回答了老人的另一个问题。
“它原来属于南斯拉夫。”这是又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姐姐家的小房子里，即便有这么多人，默里都没能避开亚力克。
他在厨房打开了又一罐啤酒，这时，亚力克突然出现了——他是来帮忙的，看看谁还没有饮料，帮着分发花生。“你好啊，默里。”他说。
“亚力克。你好……”
“你还在给保守党 [3] 投票吗？”亚力克急于求证。他满面油光，一副中年人的面孔，让人不太舒服。他的额头硕大无比，泛着粉色的光泽。
“保守党？”默里边喝酒边咂嘴，“没有。这些家伙太左派了。”
亚力克挤出了一个极为冷淡的微笑。“你过得怎么样啊？”他对这个问题不怎么感兴趣。
“还好，”默里说道，“挺好的。”他不知道还能说点儿什么。“你还在工会上班吗？”
“是。你呢？”
“什么都做点儿。”默里告诉他，“我不住在国内了。”
“嗯，我听说了。”
“离开有几年了。”
“你这算是去避税吧？”
默里笑了——他很喜欢亚力克说起“避税”时的那股嘲讽劲儿。他又咂了口啤酒。“差不多吧。”
贝琪家有间空屋，默里在那里睡了一夜。这个房间本来是姐姐儿子的，不过那孩子已经离开家了，去了澳大利亚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对了，那孩子叫什么来着？）
“咱们以后常联系吧。”第二天一大早，姐弟俩在厨房喝茶，贝琪跟他说。他叫了辆车去机场，车还在来这儿的路上。
“没问题。”他尽量不去看她的脸——若是一不小心看到，他就会想：该死，她看起来真憔悴！
“你确定不用吃早餐？”她问。
“不用了。”她比我大不了两岁，看看那张脸，简直像个小老太太！
她又说：“你好像挺累的。”
“是吗？”
“你没睡好吧？”她说，“昨晚在尤恩的房间。”
尤恩——对喽，那孩子就叫这个名字。“我睡得还行。”默里回答。他阴郁地回想着昨晚熬过的那几个钟头：他穿着背心和内裤，盖了一条蜘蛛侠图案的羽绒被，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屋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雨水拍打在窗户上，仿佛有人正在低声咒骂。还有那张照片——那是楼上客厅里的一张照片，被嵌在相框中：照片里的默里约莫十岁，身边是那条名叫麦克斯的阿尔萨斯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那条狗还在，他可喜欢它了。那时候，他们家刚从英格兰北部搬到了格拉斯哥 [4] ，他没什么朋友，只有这条狗陪伴着他。昨晚看到这张照片，不知怎么，他感觉有些难受。
“我睡得还行。”他又说了一遍。
“你真有福气，”贝琪说，“我就没睡好。”
姐弟俩喝的是奶茶，奶放得太多，茶凉得令他感到恶心。
“我一直在想事情，停不下来。”她说。
默里放下杯子，费力地吞下了一口茶。他又换上了那身正装，领带放在口袋里。
贝琪穿着晨衣。
“就是停不下来。”她的声音带有一丝颤抖。
昨天，客人们离开以后，她给默里讲了母亲最后的日子。她一滴泪也没有流，只是说着医院里的事、跟医生讨论的内容、那些熬过的夜，还有那一个个看不到希望的黎明。她的语气冷冰冰的——也许，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她也是用同样的语气跟人说话的吧。他不带感情地听着，内心毫无波澜。
此刻，她似乎再也挺不住了。
她的嘴角在抽动。
默里下意识地看向别处。
他看见窗户的一角生出了霉斑，窗外是毫无生气的大街。
哦，贝琪哭了，她拿洗碗布掩住了脸。
该死 ，他心想。一块赝品劳力士松垮垮地挂在他蜡黄色的手腕上，他看了一眼表，这出租车怎么还不来？
二十四小时后的周日早上，默里坐上了开往斯坦斯特德机场的火车，心情更糟了。
他是因为雷尼才心情不好的。从前，他和保罗·雷尼都是电话销售员。那些年，两人整天在销售区的白炽灯管下坐着，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那时，猪头大部分时间也跟他们一块儿工作，周六晚上和他们混在一起。周六午后，三人先在彭得街的“橡树”酒吧喝了几杯，大约十二个钟头后，他们去了猪头位于怀特查佩尔的公寓。默里在猪头家的客厅地板上睡了一两个钟头，身下垫着几个沙发垫，西服都没脱。六点钟的时候，他起来了，头痛欲裂，接着独自一人走到了利物浦街，坐上了开往斯坦斯特德机场的火车。
雷尼现在太胖了。见到他的时候，默里吃了一惊，心脏怦怦直跳。雷尼和猪头还在花园巷出版社工作，办公室离国王路不远。如今，他们中午还在彭得街吃饭，一切都是老样子。
雷尼和猪头问他这些年都在做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没做，就是在享受生活。”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猪头问他。
“住在克罗地亚的一处海滨胜地。”他说，“算是半退休了吧。”
“半退休？什么意思？”
“就是没人想雇他呗。”雷尼一边讥讽他，一边又往桌上放了个空酒瓶。桌上已经堆了不少瓶子，他看向吧台那边。
默里努力挤出了一个微笑。“想雇我的人可多着呢。”他语气很轻快，仿佛是在自嘲。
“你就吹牛吧。”雷尼说。
默里觉得，因为几年前艾迪·乔的事，老伙计雷尼还是没有原谅他。
那件事过去以后，他和雷尼又共事了。这是当然——被乔解雇后，默里别无选择，只好敲开了花园巷出版社那扇灰褐色的玻璃大门。他发现保罗·雷尼也在那儿，甚至还和他共用一张桌子，白色的电话听筒依旧举在汗涔涔的脸旁，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后来，默里又被出版社辞退了，以往的人脉也都用不上了。就在那时，他决定换条路走。猪头算是给他提供了一点儿启发吧——猪头做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他在泰国待了两年，全凭之前攒下的积蓄过日子。默里没存下多少钱，可他在奇姆 [5] 有间小房子，是一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平房，坐落在一个叫“图德克洛斯”的区域。这房子是他在1990年前后买下的，那是他这辈子混得最好的时候。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房子的贷款已经还完了，他便找了个租客，琢磨着靠这点儿房租在哪儿生活。
后来，他看中了克罗地亚的一处海滨城市。
去萨格勒布的航班早上十点半起飞。
默里坐在候机厅里，仍然感到头痛。窗外，飞机安静地滑行，阳光有些耀眼。
他没跟雷尼和猪头说自己是回国参加葬礼的。他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根本就没想起过葬礼的事，只是跟着他们从一家酒吧转战至另一家，从霍尔本区一路向东。
他宿醉未消，醉眼蒙眬地看着窗外的飞机。就在这时，他回想起了一只手——这只手曾搭在他的前额上，大概是要试探温度。他很吃惊。
阳光照在航站楼上，投射出一片暗影。
“妈妈。”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
“妈妈，你在哪儿？”
他坐在候机室里，盯着十月的微弱阳光中飞机的踪迹，眼里蒙上了一层泪。
[1] 马瑟韦尔：苏格兰北拉纳克郡的一个镇。——译者注
[2] 马瑟韦尔的英文名称为“Motherwell”，由“妈妈”（mother）和“还好”（well）两个单词组成。——译者注
[3] 保守党：英国的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现任领袖为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译者注
[4] 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5] 奇姆：英国伦敦萨顿区郊区的一座村庄。——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