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向圣徒的遗骸发下誓言；
有百名少女并三十位贵妇
可以共誓证我清白。
我从未移情别恋，
我的誓言白璧无瑕。
如果此言为你祛除疑惧，
你将得到亲吻三回。”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里纳尔多攀上阶梯，
好一位骑士，如我所见，
肩宽而腰窄，
金发配碧眼。
世间没有比他更得天独厚的青年
符合骑士的一切标准；
娥伦柏斯得见他面，
情不自禁喜极而泣。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里纳尔多在塔楼中
静卧于榻上休憩，
那里巧用花环纹饰
图案是紫罗兰和玫瑰。
美丽的娥伦柏斯在他身旁
柔情蜜意相依相偎，
彼此双眼和双唇中
山盟海誓、重续前缘！
啊，亲爱的里纳尔多！
在英格兰，可能是共誓的衍生物——陪审团审判制度的缘故，与别的地方相比，前者在这里更早地失去了其重要性。12世纪末，格兰维尔编写了他杰出的小论文《英格兰法》（De legibus Angli?）141，这是中世纪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法律程序规定。这部作品对所有形式的检控和辩护制度都规定得如此完整，提到共誓人制度时，却表示它在整个法律机制中仅有立锥之地，只被用于解决附带问题而不是主要问题。于是，被告想要否认法庭令状的送达而声称未曾收到，须有12个共誓人即告成立[Glanville, Lib.I.cap.ix.Also, Lib.I.c.xvi.，Lib.IX.c.i.，Lib.X.c.v.]；如果法庭作出了于己不利的陈述或承认，涉诉一方当事人可以用两个共誓人与自己一同起誓的方法，否认整个法庭的统一记录和记载。[“In aliis enim curiis si quis aliquid dixerit unde eum p?nituerit, poterit id negare contra totam curiam tertia manu cum sacramento, id se non dixisse affirmando.”（Ibid.Lib.VIII.c.ix.）——在其他一些法律体系中，这种有欠考虑、妨害公正的模式，得靠坚持雇用律师才能获得，而律师们的主张对客户没有拘束力。同此，在《耶路撒冷法典》（the Assises de Jerusalem）142中原文为：“Et por ce il deit estre lavantparlier, car se lavantparlier dit parole quil ne doie dire por celuy cui il parole, celui por qui il parle et son conceau y pueent bien amender ains que le iugement soit dit.Mais se celuy de cui est li plais diseit parole qui li deust torner a damage, il ne la peut torner arieres puis quil la dite.”（Baisse Court, cap.133）同样的警示可见于14世纪的德意志程序法中——其原文是：“verbis procuratoris non eris adstrictus, et sic vitabis damnum.”（Richstich Landrecht, cap.II.Cf.Jur.Provin.Saxon.Lib.I.art.60；Lib.II.art.14.）法国也存在同样的滥用现象，但是受到圣路易的限制，他宣布：律师的主张对当事人有拘束力，除非双方对此另有相反规定。（établissements, Liv.II.chap.xiv.）]然而，这种习惯做法仍然被采用。在1194年，当理查一世（Richard I）143获释后，试图促成他的总理大臣伊利主教威廉（William, Bishop of Ely）144和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的和解，条件之一就是总理大臣需要与100名神职共誓人共同发誓说：他不是约克大主教遭到逮捕的幕后黑手，也绝对无意使大主教遭受此难。[Roger de Hoveden, ann.1194.]一个世纪之后，布莱克顿（Bracton）145写到封建领主和臣属之间的徭役纠纷案件时，依然提到了共誓制度被采用，并极其严格和精确地规定了共誓人数和资格[“Tunc vadiabit defendens legem se duodecima manu.”—Bracton.Lib.III.Tract.iii.cap.37，§I.—“Et si ad diem legis faciend? defuerit aliquis de XII.vel si contra pr?dictos excipi possit quod non sunt idonei ad legem faciendam, eo quod villani sunt vel alias idonei minus, tunc dominus incidet in misericordiam.”——出处同上§3。也见于Lib.v.Tract.v.cap.xiii.§3。]，直到19世纪共誓制度才被正式废除。这一习惯法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名誉审查”（the Inquest of Fame），即“陪审者所知的被告的大致品行，乃是对囚徒有罪或无辜的一种暗示”。[Pike, History of Crime in England, I.285.]
格兰维尔的时代之后不久，共誓制度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这次冲击恰恰来自共誓制度最大的赞助者——教会。如上文所述，在神职人员之间发生的诉讼中，共誓程序曾被普遍地当作解决疑难案件的恰当模式。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146，他本人曾经殚精竭虑废除同样荒谬的神判法，却又仍然规定在涉及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的案件中沿用共誓制度；但是，为避免此规定被滥用，他小心翼翼地要求共誓人必须拥有良好的品行，与被告的亲近程度也是考量其誓言分量的因素。[Can.vii.Extra, v.34.]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反对使用共誓制度的呼声，他亲手毁掉了共誓受人尊崇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下谕规定：共誓人只需要针对自己对本方当事人誓言真实性的信赖发誓。[Illi qui ad purgandam alicujus infamiam inducuntur, ad solum tenentur juramento firmare quod veritatem credunt eum dicere qui purgatur.—Can.xiii.Extra, v.34.英诺森还努力终结神职人员之中滥用此做法的现象，这些人罪恶昭彰，却能通过这种脱罪方式逃避应得的制裁。—Can.xv.eod.loc.]如此一来，他动摇了共誓这一制度的根基，使得“不再把誓证人看作被告有罪或无辜的分担者”的观念成为后来的大势所趋。这样的创新，可以被看作撤回了一种亘古长存的保证。一旦把这种制度纯粹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就剥夺了它在宗教上的神圣性，使它不再是值得人们信赖的担保，亦不再能够获得司法机构的注目。
在民事管辖权和宗教管辖权旷日持久而又错综复杂的对抗中，无从知晓这样一道教令能有何种权威得以直接贯彻于世俗司法体系中。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出古代绝对誓言的形式已被毫无改变地照搬了很久，而由一位基督教教会首脑发出如此宣言，其道德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另一种毫不逊色于此的影响力，也在发挥着作用。12世纪中叶罗马法研究的复兴，旋即为半个欧洲的法学理论和原则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学术界民法研究的迅速传播，以及它所得到的热切关注，受到了当时教会人士忿忿不平的攻讦。早在1149年，我们就看到圣伯纳德（St.Bernard）147不无遗憾地表示：查士丁尼（Justinian）148的法律已然令上帝的律法相形失色。—“Et quidem quotidie perstrepent in palatio leges, sed Justiniani, non Domini.”（De Consideratione, Lib.I.cap.iv.）更加苦涩的抱怨之词，来自生活在那个世纪末的吉拉度·康布伦锡（Giraldus Cambrensis）149。他身居教会人士的顶层，在悲叹当时教士们学养的衰退时，将其归因于查士丁尼法律的独占鳌头，为贪婪和野心提供了最确定无疑的奖赏。为印证这一观点，还引用了他的老师巴黎大学教授梅尼耶（Mainier）的格言：“Episcopus autem ille, de quo nunc ultimo locuti sumus, inter superficiales numerari potuit, cujusmodi hodie multos novimus propter leges Justinianas, qu? literaturam, urgente cupiditatis et ambitionis incommodo, adeo in multis jam suffocarunt, quod magistrum Mainerium in auditorio schol? su? Parisius dicentem et damna sui temporis plangentem, audivi, vaticinium illud Sibill? vere nostris diebus esse completum, hoc scilicet‘Venient dies, et v? illis, quibus leges obliterabunt scientiam literarum.’”（Gemm.Ecclesiast.Dist.II.cap.xxxvii.）与其他学术分支一样，这些在教会人士的口中颇有些夸张，尽管精明勇敢的民法律师中已经有先驱人物出现，并注定要为揭露教会的虚伪矫饰而呕心沥血。有点儿奇怪的是，尽管那是一个神职人员占据最高法律职位的时代，他们却不被允许履行诉讼代理人或法律顾问的职能。参见Home's Myrror of Justice, cap.II..sect.5。]蛮族的刑事程序曾经极大地依赖否定性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凿的肯定性罪证，有时即便有这样的证据，被告仍然必须用共誓或神判方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比较冷峻无情的罗马法体系，看穿了此种努力的徒劳无功，这个体系建立在这样一条无可置辩的格言之上：对某事物的否定实在无法证明——除非这种否定确实与确凿的肯定性证据相矛盾——这样一来，举证责任就被转移到了指控方身上。[Actor quod adseverat, probare se non posse profitendo, reum necessitate monstrandi contrarium non adstringit：cum per rerum naturam factum negantis probatio nulla sit.（Const, xxiii.C.de Probat.IV.19.）—Cum inter eum, qui factum adseverans, onis subiit probationis, et negantem numerationem, cujus naturali ratione probatio nulla est……magna sit differentia.（Const.x.C.de non numerat.IV.30.）有点儿奇特的是，这与早期英格兰的普通法是多么针锋相对，早期英格兰普通法规定，在债务诉讼中“总是由否定的一方负责举证”（拉丁文：semper incumbit probatio neganti）。—（Fleta, Lib.II.cap.lxiii.§11）.]《法学汇编》（The Pandects）150的热情崇拜者们不久便认识到此一原则性真理，将其发扬光大。13世纪中期，西班牙统治者“明智的阿方索”的法典做了几乎与古罗马法学家措辞完全相同的规定。[La cosa que non es non se puede probar nin mostrar segunt natura.—Las Siete Partidas, P.III.Tit.xiv.1.I.]不久之后，《耶路撒冷法典》不容置辩地宣称：“无罪无须证据证明。”而博马努瓦（Beaumanoir）151则在《博马努瓦习惯法汇编》（Coutumes du Beauvoisis）中，赞同地引用民法博士们的论述，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个案审判员认为必要和必须，否认方无须面对证据问题。”
然而，抽象的原则尽管可供自由采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根除深植于那个年代的主观感受和偏见之中的传统习惯。以上所引用的三种法律体制，与它们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尤其体现在：多少完整地保留了最荒谬的否定性证据规则——决斗神判，以及不久之后引入的酷刑，使被告人面临最残暴的“自证无罪”的制度。不过，这些法典仍为我们展现了关于共誓程序的显著进展。1262年左右颁布的《七编法》（the Partidas）152，作为历史文件的意义相对平常，因为它的权威性不够确定，大可看作一位开明统治者根据心中应然之法所做的判决记录，而不是一个民族既存法律体制的记载。此外，共誓制度在西班牙的缺失，是因为对西哥特人法典的直接继承，即对《裁断法典》（Fuero Juzgo）153的规范沿袭。[尽管西班牙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但共誓制度被作为偶尔援用的习惯法引入。譬如，在1202年《马德里法典》（the Fuero of Madrid）规定，一个被指控犯有杀人或其他犯罪的人，在缺乏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6或12名共誓人洗脱自己的罪名，人数多少按照罪行严重程度来确定——“iuret cum xii.uicinos bonos et ille de mays：et pergat in pace”—（El Fuero de Madrid del a?o de 1202.）（Mem.de la Real.Acad.de Historia，1852.）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它出现在1356年的《古卡斯蒂利亚法典》（the Fuero Viejo of Castile）中。]《耶路撒冷法典》更是一部中世纪法学的珍贵遗迹。1099年，受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154之命、为东部的拉丁王国政府制定的法典，被认为保持着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年代的形式，并且表现了西方各民族武士的经验集合，它在共誓制度方面一字不提的态度，可谓意味深长。至于博马努瓦在1283年的著述，不仅是当时法学最完美的体现，而且很有趣地成为江河日下的封建权力与罗马法理论互相绞杀的里程碑，后者为圣路易所追求的开明集权提供了鲜活而强大的动力；并且，博马努瓦同样对共誓行为保持沉默，仿佛它已不再是现行的制度。所有这些立法文件和法学家们无一例外，均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 II）155所超越，他在1231年颁布了《西西里宪章》（Constitutiones Sicularum），用以统治他辖下的那不勒斯（Naples）156诸省。无论从教育还是志趣上来看，腓特烈都是拉丁人，而不是条顿族，他的法学体系也比之前所有的都先进许多。可想而知，在他的法律体制中，共誓制度无立锥之地。被称为《圣路易法令集》（établissements of St.Louis）的法律集合，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部完整的法典，但是它却有足够充实的内容，使得其中共誓制度的消失显得举足轻重。实际上，对《法学汇编》的大量借鉴，表现出以罗马法取代习惯法的强烈愿望，以及这位君王为废除包括我们所讨论的一切否认性证据规则所付出的努力。皮埃尔·德·方丹（Pierre de Fontaines）157的《司法与抗辩之书》（Livres de jostice et de plet）158以及《大议会》（Le Conseil）这两本非官方实用参考书同样如此，它们充分展现了13世纪后半期通行的那套程序；法国巴黎高等法院，即国王的高等法院的《案例集》（The Olim）159显示，为了压制负隅顽抗的封建领主、扩大王室管辖权，该机构在其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同样的原则。在1254—1318年的《案例集》记录中，我只发现两个要求采用共誓制度的案例——一个在1279年发生于努瓦永（Noyon）160，另一个在1284年发生于贡比涅（Compiègne）161。由于有无数案件原本同样适用共誓程序最后却并没有用，这两个案例只能作为例外，并且由此可大致推断出，地方习惯法使得某些情况下不可能拒绝这一特权。[Olim.II.153，237.]
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复兴罗马法学者影响的人们所为。他们的工作，佐证了废除中世纪蛮族制度的风潮，而不是对创新的普遍接受。他们的权威依然被无数法域拒之门外，这些地方墨守成规，不愿接纳逐渐迫近的新形势。于是，1250年，我们看到在皮卡迪（Picardy）162的普瓦克斯（Poix）163领主修格·泰莱尔（Hugue Tirel）和当地公社之间的争议解决中，市长和39位有产者跪于德·普瓦克斯夫人面前，发誓说从未对她施以侮辱，即使有什么，也只是向德·普瓦克斯阁下致敬。[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I.p.cccvii（Paris，1863）.]尽管偶有例子证明中央政权本身也曾允许使用共誓制度，这表现出根除世代相传的偏见是多么困难，而即便在精明强干的民法学律师们的大力协助之下，由圣路易和“美男子腓力”（Philippe-le-Bel）164两位法国国王所颁行的政策也不总是那么坚持一致。由此，1283年，在巴黎国会上亚眠（Amiens）165的司法官员被指控侵犯了教会特权，因为他审判了3位被指控犯罪的教士，裁决要求他与6位证人共誓保证他确实不知道这些罪犯乃是神职人员。[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I.p.382.]同样，在1303年，“美男子腓力”朝廷中一位有权有势的贵族被指控犯下一桩卑劣无耻背信弃义的谋杀罪，被害者的兄弟提出通过决斗断讼来证实。此时腓力正致力废止司法性决斗，被告人也竭力主张避免神判。于是，他被判处须由99位贵族共誓才能洗清罪名，与此同时，用数额巨大的罚金来打消被害人兄弟的复仇之心[Statuunt……se manu centesima nobilium se purgare, et ad h?c benedicto juveni bis septem librarum milio pro sui rancoris satisfactione pr?sentare.—Wilelmi Egmond.Chron.]——对于此等辩护体制受信赖的程度，这个判决提供了最现实的注解。甚至在1353年的巴黎高等法院中，以及1357年“英明查理”（Charles-le-Sage）166的法令中提到共誓制度时，依然把它作为现行有效的制度。[Is qui reus putatur tertia manu se purgabit, inter quos sint duo qui dicentur denominati.—Du Cange s.v.Juramentum.]
然而，由于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保护，以及长期苦苦抵制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独立精神的庇佑，外省才是如上所述的共誓制度最富于生命力的地方。罗马法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将其臣民限制在绝对服从者的境地。蛮族体制和封建制度的特质，使得权力地域化。这些原则根本就是针锋相对，双方的对抗漫长而复杂，因为彼此都无法在所有案例中确保具体到每一细枝末节的最终结果，尽管各方都已在这场斗争中使尽了浑身解数。
当我们看到，即便相对早熟的城市文明，比如里尔市，尽管文明开化的进程早已使共誓仅仅流于形式，失去了严肃的意义，当地还是将此传统一直保持到14世纪中期，便会觉得这般墨守成规是可以理解的。直到1351年，一起民事案件中的被告被要求与两位同性别的共誓人一起履行宣誓义务，发誓说出了真相，但言辞轻描淡写，有所保留。[Et li deffendans, sour qui on a clamet se doit deffendre par lui tierche main, se chou est horn II, hommes et lui, se chou est fame II.femmes et li à tierche……“Tel sierment que Jehans chi jura boin sierment y jura au mien ensiant.Si m’ait Dius et chist Saint.”—Roisin， Franchises, etc.de la Ville de Lille, pp.30，35.]对仪式的最细节规定也被执行如仪，连手指怎么摆放这样的细枝末节也有法律规定。尽管极度形式化，共誓却仅仅作为录取证词和案件审查的引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犯了即使最微小的错误，也会因此无可挽回地输掉这场官司。[出处同上p.51。由于法国国王约翰（King John of France）167在1350年3月颁布的特别诏令的影响，这一制度在1351年9月被当地条律所废除。王室诏令宣称：“en langage estraigne et de mos divers et non de legier a retenir ou prononchier。”然而，也规定任一方当事人“par quelconques maniere faloit en fourme ou en langage ou que par fragilite de langhe, huirans eu, se parolle faulsist ou oubvliast, ou eslevast se main plus que li dite maniere acoustumee en requeroit ou quelle ne tenist fermement sen poch en se paulme ou ne wardast et maintenist pluiseurs autres frivoles et vaines chozes et manieres appartenans au dit sierment, selonc le loy de la dite ville, tant em parole comme en fait, il avoit du tout sa cause perdue, ne depuis nestoit rechus sur che li demanderes a claim ou complainte, ne li deffenderes a deffensce”。——出处同上p.390。]
诺曼底对古代传统更是忠贞不渝。《习惯法汇编》（the Coutumier）168一直适用到1583年亨利三世（Henry III）169统治时期才得到修正，其中保留着被称为“戴斯利恩”（desrene）170的断章残简，在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一个人有2个或4个共誓人就可推翻对他的指控，哪怕有证人证实指控。程序形式如旧，而誓词本身（见本书“方式和程序”一节）也只是对被告方主张的事实的无条件声明而已。[Anc.Coutume de Normandie, chap.lxxxv.（Bourdot de Richebourg, IV.53-4.）]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认定这种习惯早已被废弃，亨利三世1577年的诏书就已下令修订法律“大部分已不再适用，本国居民几乎不再遵从”；而且，帕斯奎耶（Pasquier）171在1584年之前所写的作品，将共誓制度看作过时的事物，由此也许可以正确地推断：共誓，已是一种被遗忘的做法。[Recherches de la France, Liv.IV.chap.iii.至于此事的日期，参见La Croix du Maine, s.v.Estienne Pasquier。]
即使共誓制度在欧洲南部的其他地区都已经过时了，贝阿恩彪悍的山地居民们，却相对缺少这等标新立异的精神，在16世纪的改革进步浪潮中保持了他们的封建独立性。因此，在纳瓦拉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Navarre）172所修订的最晚近的1551年法典中，我们发现共誓的做法作为常规程序得以保留，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Fors et Cost.de Bé arn, Ruhr.de Juramentz（Bourdot de Richebourg, IV.1082）.]不过，时代的影响力最终还是显示出来了，体现在对誓词的修改上，誓词不再是对当事人本人陈述的毫无保留的确认，而仅仅是对其信任的声明。[Lo jurament deu seguido se fé Juran per aquetz sanctz bertat ditz exi que io crey.]
在卡斯蒂利亚，1356年由“暴君佩德罗”（Pedro the Cruel）173编纂的法典中，这种习惯焕发了新生。它规定在某些案件中，允许被告人通过11名贵族（hidalgos）共誓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E si gelo negare e non gelo quisier probar, devel'facer salvo con once Fijosdalgo e èldoceno, que non lo fi?o.（Fuero Viejo de Castiella, Lib.I.Tit.V.I.12.）可以看出这是对否定性证据制度（有罪推定制度）的无条件认可。]但是，这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明智的阿方索”在《七编法》中实行罗马法理论原则的努力背道而驰，并且有悖于《阿尔卡拉法令集》（Ordenamiento de Alcalà）174中一直沿用到15世纪的法律精神，因此只能被看作一时之间的回光返照。
北方民族对罗马法复兴的抵制更加顽固。虽然我们已经看到腓特烈二世在1231年从其统治之下的那不勒斯法典中删除了所有关于共誓制度的规定，但他从未试图在其治下的德意志臣民中废除这个习惯，他在1230年颁行于雷根斯堡市（Regensburg）175的一部宪章中就提到了它。[Du Cange, s.v.Juramentum.]在13—14世纪时，德意志南部的当地法典《士瓦本明镜》（Schwabenspiegel）176规定，在无法采纳直接证词的各种诉讼中，采用各个阶层的共誓人。[Jur.Provin.Alaman.cap.xxiv.；cccix.§4；cccxxix.§§2，3；cccxxxix.§3.（Edit.Schilteri.）]德意志北部施行的法典，就如我们所见，为仅以被告人的誓词推翻指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177中很少有对于共誓制度的规定，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它还是规定，无论哪一方都可以通过与6名共誓人一同发誓说他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从而拒不参加司法决斗。[Jur.Provin.Saxon.Lib.I.c.63.]然而，在萨克森的市民法中，共誓规则却常常被援引，从各种文献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品行端正的市民只要能够找到另外6个同样的市民一同发誓否认罪行，就不容易被定罪。但是，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就不允许采用共誓，并且在杀人案件中，如果被害者的亲属决定进行决斗，那么他的复仇权至高无上，其他的程序就都不能选用了。[Sachsische Weichbild, art.71，72，86，40，88.]在16世纪早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78为废止共誓制度的使用下了许多功夫。[Meyer,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V.221.]但是他没能斩草除根。后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在1548年签署的一部宪章中规定在疑难案件中，该制度仍是一种现存的法律途径，而且这是以公众对它的效用依然抱有信心为基础的，虽然共誓人只被要求发誓说他们相信本方当事人的誓言而已。[Sique accusatus tanta ac tam gravi suspitione laboraret ut aliorum quoque purgatione necesse esset, in arbitratu stet judicis, sibi eam velit injungere, nee ne, qui nimirum compurgatores jurabunt, se credere quod ille illive qui se per juramentum excusarunt, recte vereque juraverint.—Constit.de Pace Publica cap.xv.§I.（Goldast.Constit.Imp.I.541.）]
在荷兰，这种制度同样保持了它的地位。丹霍德（J.Damhouder）179，在其1554年的著述中描述了基督教法庭（the Court Christian）180运用这一制度的案例之后，还表示作为效仿，这一方法在世俗法庭中也时而被用到。[Damhouder.Rerum Criminalium Praxis cap.xliv.No.6（Antwerp.1601）.]
在苏格兰，迟至14世纪中叶，这种制度的存在，依旧可见于以下条文中，即，如果一个窃贼逃离监禁处，狱监长官若要摆脱共谋越狱的指控，就必须有30名共誓人，其中至少有3名贵族。[Statut.Davidis II.cap.i.§6.]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更是顽固地因循守旧。哈科·哈孔森在13世纪末颁布的法典显示，作为一种几乎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甚至民事案件的基本辩护程序，共誓方法依然常常被用到，而共誓人的人数则与犯罪性质或争议金额成比例，对执行宣誓的规制细致入微。[Jarnsida, Mannhelge&Thiofa-Balkr passim；Erfthatal cap.xxiv.；Landabrigtha-Balkr cap.xxviii.；Kaupa-Balkr cap.v.，ix.，etc.]在丹麦，这种制度经历了家族甚至整个行会成员彼此勾结、互相回护等严重的滥用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181时才被废除。[参见Sporon&Finsen, Dissert.de Usu Juramenti juxta Leges Dani? Antiquas, Havniae 1815-17，P.I.pp.160-1，P.II.pp.206-8。]废除该制度的日期无法确定，不过人们抱残守缺的顽固劲头，直到1683年克里斯蒂安五世（Christiern V）182时还是清晰可见：在颁布新法典时，他发现必须正式明文禁止强迫被告人提供共誓人。[Christiani V.Jur.Danic.Lib.I.c.xiv.§8.]在瑞典，共誓制度同样得以苟延残喘。直到17世纪，适用这种制度的指南依然存在于法典中。[Poteritque se tunc purgare cui crimen impomtur juramento XVIII.virorum.—Raguald.Ingermund.Leg.Suecorum Lib.I.c.xvi.]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83时期的法律中常常提及它。[Legg.Civil.Gustavi Adolphi, Tit.x.]而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184则在1662年的敕令中谴责人们随时准备上场做共誓人的现象，并且要求法官们在准用之前，必须调查人选是否恰当，以及这些人因为什么理由相信本方当事人是无辜的。[Caroli XI.Judicum Regul?，cap.xxxii.]因此，到这一时期，尽管共誓人仍非证人，却已逐渐趋同。
斯拉夫人公共生活的活跃，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倾向因循守旧，这源于他们关系紧密的家庭；因此，我们丝毫不必惊讶地看到，这种制度在波兰被完全沿用直到18世纪，被告总是被要求提供共誓人以证明其无罪辩护誓言的真实性。[Ludewig.Reliq.MSS.T.VII.p.401.]但是，波兰人对这种制度的信心早已被架空。1368年，卡西米尔三世（Casimir III）185的法令规定：一个具有良好名声的人，若被控偷窃，可以通过自己的誓言摆脱指控；但是如果他的人品成疑，则须提供共誓人，若比规定少一人，就会使控方如愿，但是他不至于因此就声名狼藉。这导致了犯罪的增加，而百年之后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186颁布的法律规定，共誓只准使用3次，之后反复犯罪者不得再使用，而必须直面法律中最严苛的规定，因为他很可能有罪，并且不配再享有任何逃避的机会。同时，如果任何人被要求提供共誓人，却没有能带着共誓人出现在法官面前，将会“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被宣告为不名誉之人。从一宗案件的记载来看，须有12名共誓人才能推翻指控方的一家之言。[Herb.de Fulstin Statut.Reg.Poloni?.Samoscii，1597，pp.186-88，465.]在南部的斯拉夫人当中，这种习惯同样延续至相对较晚近的时期。斯拉沃尼亚总督赫尔曼（Hermann, Ban of Slavonia）187在1416年下达的命令中规定，任何被控无视法令、拒不执行罪犯放逐令的贵族，必须由5名同伴作为共誓人方能摆脱指控，否则将面临20马克的罚款。[Bassani de Sacchi Jura Regni Croati?，Dalmati? et Sclavoni?.Zagrabi?，1862，Pt.I.p.182.]
然而，英格兰人对既定形式和习惯法的完全遵从，使得这一野蛮陋俗名义上得以苟延残喘，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法典，它在普通法中消失得更晚。根据在13世纪时布莱克顿的说法，因合同、买卖、捐赠等事由提出的所有诉讼，如无确凿证据，而原告带着他的“原告证人”（secta）出庭，被告就必须按照2：1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应的共誓人，对证据的权衡显然是以数量而非质量为标准。[Et sic major pr?sumptio vincit minorem.Si autem querens probationem habuerit, sicut instrumenta et chartas sigillatas, contra hujusmodi probationes non erit defensio per legem.Sed si in instrumento contradicatur, fides instrumenti probabitur per patriam et per testes.Bracton.Lib.IV.Tract, vi.cap.18，§6.]由上下文可以看出，所谓的原告证人无非就是愿意和他一同发誓的亲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证人。不过，大约25年之后的《弗莱塔》一书中，对证人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并且规定债务诉讼中的被告需要提供的共誓人数是原告证人人数的两倍[Fleta, Lib.II.c.lxiii.§10.]，如此一来，就为谎言和伪证设置了高额费用。尽管如此，那些赴伦敦的法院或国会出庭的贵族缙绅们，依然被努力向他们讨债的市民弄得不堪其扰。于是，在1363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88废除了布莱克顿拟定的这套规则，规定无论债权人提供怎样的书面证据，只要债务人能提供足够的共誓人即可逍遥法外，而债权人只能另寻其他救济方式，这使贵族们如释重负。[38 Edw.III.St.I.cap.V.（Statutes at Large I.319.Ed.1769.）]这一规则具有毋庸置疑的偏向性，倒向封建社会中有权势的一方，正是该制度得以存续的原因。编纂于16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法律条款释义》（Les Termes de la Ley）189，把“为提出法律主张，根据法庭的要求，必须有6、8或12名邻人与其共誓”作为一项现行有效的做法来记载；而1596年的条文（38 Eliz.3，5）显示，这样的做法在债务诉讼中依然适用。[Jacob's Review of the Statutes，2d Ed.，London，1715，p.532.]斯戴尔（Style）190发表于1657年的作品《实用记录》（Practical Register）中，同样描述了这一程序，可是对“举手宣誓”（jurare manu）这一传统表达的荒谬误用，显示出与其说这是通常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如说是古代法学的遗迹；并且确实，作者明确指出这种做法已经“因人性的邪恶而遭滥用，法律必须另谋他策方能为国家声张正义”。这样的法律未被改变，记载中有一宗发生于1708年的“甘那案”（Gunner's case），“当被告准备好履行法定义务时，原告却自动撤诉”。[出处同上。]雅各布（Jacob）191在他稍晚发表的《法条评论》（Review of the Statute）一书中，也依然将其视为现行司法程序中的一部分。当誓言断讼法被限于简单的债务纠纷中时，精明的律师们千方百计地通过提起“类案侵害之诉”（trespass upon the case）192以及其他要求陪审团干预的间接形式，来避免其适用。但是1792年伯恩（Burn）193在都柏林出版的《法律词典》（Law Dictionary）一书中，则表示这整个程序及其形式将继续存在。在1799年的一个案例中，被告通过提供共誓人并“一个个举起右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他们相信被告誓言为真”，从而成功逃避了债务。法院努力制止这种闹剧的发生，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理性有时只能低头认命。即使如此，也未能引发变革。在1824年的“金诉威廉姆斯”（King v.Williams，2 Barnewell&Cresswell，528）一案中，一位不走运的律师为了缺乏证人证言的客户，使得已被遗忘的恶法死灰复燃，他要求法院指定参与辩护的共誓人的人数，但法院并不帮忙，欲使原告为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获利。于是，威廉姆斯纠集了11名共誓人随他出庭，当原告意识到多说无益时，便嫌恶地放弃了这场诉讼。[这里的部分参考资料，要归功于1827年3月伦敦的《法学家》（Jurist）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将宣誓断讼法作为证明“嫉恨在心和因循守旧将我们的法典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和法学奇闻”的证据。]即便如此，对旧俗的崇敬之心还是推迟了势在必行的革新，直到1833年，这种法律上的赌博才被相关条文（3 and 4 William IV.，c.42，s.13）正式废除。[Wharton's Law Lexicon，2d ed.，p.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