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女人们并不总是将自己限于战斗的被代理人地位。德意志法律规定，妇女为获公正可以亲赴比武场挑战男性，而且记录中的案例显示事实就是如此，如1228年在伯尔尼发生的一个案件中，一位妇女甚至成了战胜方。[Belitz de Duellis Germanorum p.9.（Vitemberg?，1717.）]而这样的例子发生得足够频繁，以至于竟有了一套既定的模式，而这一模式也被那个时代金碧辉煌的手稿巨细无遗地为我们记录了下来。[Jur.Provin.Alamann.cap.ccxxix.§2.这一章在《苏维汇人323明镜》（the Speculum Suevicum）这部法令集的法文版中被略去了。]为平衡在如此不平等的对手之间进行决斗的胜负机会，男性被掩埋至腰部，左手被绑在背后，只有一支钉头锤324作为武器，而他曼妙的对手则可以自由运用四肢，并可以手持一柄石头重锤。[K?nigswarter, op.cit.p.221——然而，在很多地方，男人要靠战斗洗脱的罪名，若被告是女人，则适用赤烙铁神判或水判。13世纪的西班牙法律规定就是这样，“Muger……salvese porfierro caliente；e si varon fuere legador……salvese por lid.”—Fuero de Bae?a.（Villadiego, Fuero Juzgo fol.317a.）]
神职人员参与决斗的责任，因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不同而不同。早在819年，“虔诚者路易”在其对萨利人法典的增补中，规定在世俗人员与神职人员之间发生的疑难案件，应当采用选出证人进行决斗的方法，但是若双方均为神职人员则禁止这样做。[Capit.Ludov.Pii I.ann.819，cap.X.]然而，这一限制未被长期沿用。在892年，皇帝盖伊（Emperor Guy）325给予教会人士选择用决斗或证人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特权。[Ughelli, T.II.p.122（Du Cange）.]在大约945年，维切利的阿托抱怨说，审判机构没有赋予教会人士特权使其免受普遍习惯调整。[Addunt insuper, quoniam si aliquis militum sacerdotes Dei in crimine pulsaverit per pugnam sive singulari certamine esse decernendum—De Pressuris Eccles.]但是，这种方法远远没有被时代的狂暴精神界定为何等艰难困苦之事，而神职人员们屡屡蔑视雇用斗士介入他们维权行动的做法，而且，在好战精神的鼓舞之下，他们勇猛无畏地亲赴决斗场。在1080年，利勒博讷326宗教会议（Synod of Lillebonne）批准了一项教令，对那些未获主教特别授权证书而沉溺于决斗的、好战的教会人士处以罚金。[Clericus……si duellum sine episcopi licentia susceperit……aut assultum fecerit, episcopis per pecuniam emendetur.—Orderic.Vital.P.II.Lib.V.C.5.]大约与此同时，文多姆的修道院长乔弗里（Geoffry, Abbot of Vend?me）在致桑特斯主教（Bishop of Saintes）的一封信中，抱怨自己管辖下的一位僧侣与桑特斯的一名神职人员进行了司法性决斗。[Goffrid. Vindocinens.Lib.III.Epist.39.]尽管在1140年遭到教皇英诺森二世禁止[Du Cange.]，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那个世纪末尾，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327和克莱芒三世（Clement III）328发现有必要重申这项禁令为止。[Ut clerici non pugnent in duello, nee pro se pugiles introducent.—Chron.S.?gid.in Brunswig.—Can.I.Extra, Lib.v.Tit.xiv.]不过，对于一位来自坎帕尼亚大平原（the Campagna）329并在决斗中失去了一根手指的神父的申诉，亚历山大裁定：无论是违规决斗的行为，还是肢体的残缺都不影响其教牧职能，而且只令其按照规定以苦修赎罪。[Can.I.Extra, Lib.I.Tit.xx.]然而，时代的进步呈现于大约30年后，塞莱斯廷三世对交由他裁决的一起类似案件作出了革职的判决[Can.2 Extra, Lib.v.Tit.xiv.]；并且这项判决在1215年的拉特兰（Lateran）330宗教大会上受到了英诺森三世正式而断然的肯定。[Concil.Lateran.IV.can.18.]
对于虔诚的信众而言，平和的基督代理人们竟亲自用刀剑或请人代为出战以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早在9世纪中期，为树立教会至高权威贡献良多的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331，努力将其从困境中解放出来，并宣布教会法不认可决斗。[Cap.Monomachiam caus.II.q.5.—Nicolai PP.I.Epist.148.]不过，世俗法授予神职人员的至高无上的特权，是雇佣一位斗士参加决斗，这等武断不公之事，自然常常被狂热的教会人士怨恨。[Atton.Vercell.De Pressuris Eccles.Pt.I.]尽管面临各种抵制，在实践中，它得到了何等彻底的执行，表现在1024年匈牙利的圣斯蒂芬（St.Stephen of Hungary）332向扎拉的圣阿德里安修道院（Monastery of St.Adrian of Zala）颁布的一部宪章中，宪章规定除其他特权之外，这位虔诚的国王将为针对该修道院提出的任何诉讼提供一名斗士，以避免打扰教士们的清修。[Chart.S.Stephani.（Battliyani, Legg.Eccles.Hung.T.I.p.384.）]在那之后不久的1033年，坐落于佩斯卡拉（Pescara）333的、著名的圣克莱门特修道院（Abbey of St.Clement）卷入了一起土地争议，起因是佩斯卡拉河的改道将这片土地重划，使其转而落入附近地区的几个领主手中。当地权贵们开会决定采用决斗来解决这件事。在举行决斗的前一晚，德高望重的院长吉多（Guido）下令所有修士进行最诚挚的祈祷之后，还独自前往水边，伸出他的权杖，恳求水流自行纠正它们在魔鬼的影响下作出的举动，河流立刻回到了原来的河道。第二天早晨，聚集起来见证决斗的众人，被眼前的奇迹惊得目瞪口呆。那些占据教会财产、不敬神明的人，卑屈地为他们的罪孽请求宽恕，于是修道院仍旧宁静地安享其权益。[Chron.Piscariens.Lib.II.（D'Achery, II.951.）]
用肉身武器和血腥杀戮来维护教会权利的丑行，并未立即被压制。在1112年，我们发现，一位名叫纪尧姆·毛玛莱尔（Guillaume Maumarel）的人士，就苏西（Sucy）334一地的领地权利与巴黎神职人员公会发生争议，诉至巴黎主教庭前，寄望用决斗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桩事最终却止于妥协而非决斗，他的诉讼程序中似乎并未有什么不合常规之处。[Cartulaire de l'église de Paris, I.378.]不过，大约同一时间，在一宗发生在安茹的圣奥班修道院（Abbey of St.Aubin）和邻近的一名骑士之间的财产权案件中，修道士们不仅与他们的对手战斗，而且决斗就在另一所修道院的圣堂中举行。[记载这桩诉讼及其结果的文献，见于Baluze and Mansi, Miscell.III.59。]而1164年，我们发现在蒙扎（Monza），由担任意大利大法官的科隆（Cologne）335大主教下令举行的一场决斗，就在一所修道院和一位世俗邻居之间进行。[Ibid.p.134.]确实，从1195年塞莱斯廷三世的一份特别禁制令可以看出，这种案例绝非罕见。[Can.I Extra, Lib.v.Tit.xxxv.]但是，尽管教皇圣座不懈努力，可要想让教会在这种普遍通行的责任面前置身于外，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在1174年，路易七世（Louis VII）336授予尤瑟尔斯（Jusiers）的教会及其人员一项豁免特权，约束他有义务废除所有陋俗[Du Boys, Droit Criminel des Peuples Modernes, II.187.]，但似乎仍然没有行之有效的总体改革。在1239年一位奥尔良（Orleans）337的骑士盖伊·德·桑提拉克（Gui de Santillac）在王室会议上声称圣艾尼昂（Saint Aignan）338神职人员公会向他发起了决斗挑战。[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I.p.cccvii.（Paris，1863.）]迟至1245年，巴黎圣母院（N?tre Dame at Paris）神职人员公会的从属者们拒绝了按例本应提供的服务，要求神职人员公会应当用一场决斗断讼来支持其主张。圣职者们不得不恳请教皇进行干预，宣告这些人有合法权利如此作为；而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339由此授予神职人员公会一项特权，鉴于一对一格斗的方式已被教令禁止，他宣布圣母院教会应当有权用证人、契据和其他合法证据来证明其权利，尽管习俗与此相反。[Contraria consuetudine non obstante.—Cart.de l'église de Paris, II.393-4.]也许正是对此案的干预，导致他在几年之后的1252年发布教令指出：法国的神职人员在控诉他们的农奴时不得不诉诸决斗，但根据教会法只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职位，这显然是强人所难。为了补救这种情况，作为一般规定，他宣布所有通过决斗或者因神职人员拒不决斗而作出的判决一概无效。[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de Reims, T.I.p.733.]在这个问题上英诺森坚定不移，因为在1245年的里昂会议上为废黜腓特烈二世，他提出的控诉理由之一就是腓特烈强迫教会人员参加决斗，而忽视了神职人员与世俗人士之间的巨大差别。[Harduin.Concil.VII.384.]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当司法性决斗不再流行，一位列日主教（Bishop of Liége）因反复诉诸格斗解决争议问题激怒了鲁汶（Louvain）340的市民，布拉邦特公爵约翰三世（John III, Duke of Brabant）341被迫诉至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342处。于是皇帝依惯例写信给特里尔（Trèves）343、康布雷（Cambrai）344和凡尔登（Verdun）345的主教们，希望他们想点办法制止他们这位同侪的好斗倾向。[Proost, Lé gislation des Jugements de Dieu, p.19.]
这一时代的习惯和偏见显然太顽固而不容易去除。因此，看到高级教士们在行使作为世俗领主的权限时，竟然已经惯于进行决斗就像进行其他任何法律程序一样，也不必大惊小怪。这样的做派，不仅是标榜封建上层的特权之一，而且是附加于收费和刑罚之上的一项收益。这些教会的官员急不可耐地寻求这些权利，并对其严加守护，与那些穷兵黩武的爵爷们毫无二致。几乎没有必要再赘述更多例证，但是我要提到一部由安茹伯爵富尔克·奈拉（Fulk Nera）在大约1010年颁布的特许令，将这些权利赐予都兰（Touraine）346的布留修道院（Abbey of Beaulieu）[Du Cange, s.v.Bellum.]，以及1052年皇帝亨利三世的特许令，赐予意大利沃尔泰拉（Volterra）347教堂的主教同样的权利。[Muratori, Antiq.Ital.Dissert.39.——在同一作者所举的各种例子中，有一个发生在1010年，阿雷提诺（Aretino）的主教法庭曾批准举行决斗以裁断一桩发生在一家修道院和一位世俗人士之间的争议。]一些有良心的教会人士反对这种与他们信仰的教义相悖的做法，而宗教才是他们的专业所在，于是他们大声疾呼以阻止这样的滥权行为。于是，在大约11世纪末时，我们发现著名的教会法专家沙特尔的圣伊沃指责奥尔良主教在法庭上命令用格斗裁决一桩重要案件。[Ivon.Epist.cxlviii.]伊沃甚至为执行他的这种原则而牺牲了自己的管辖权，而这在他那个年代，对于高级神职人员是如此弥足珍贵。在另一个案件中，由于必然涉及决斗审判，他拒绝作出判决，而且他为了避免这一负担，将案件移交给了沙特尔女伯爵的法庭。[Ivon.Epist.ccxlvii.]一个世纪之后的名人彼得·坎特尔（Peter Cantor）348坚称，作为一位神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供让人们发下初步誓言的圣物，因为神职人员是不可涉足血腥屠戮的。[Pet.Cantor.Verb.Abbreviat.cap.lxxviii.]但这些训令和事例都无一例外地徒劳无功。教会人士继续采用决斗断讼，并且坚决地抵抗着对他们特权的任何侵犯。1150年，洛桑（Lausanne）349的神职人员公会的条文规定所有的决斗都必须在教区长面前进行——而本区的教区长是日内瓦主教阿杜修斯（Arducius, Bishop of Geneva）。[Migne's Patrologia, T.188，p.1287.]即使到了13世纪，在兰斯大主教驾前，决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Lib.Pract.de Consuetud.Remens.passim.（Archives Lé gisl.de Reims.）]而且，记录中有一宗发生在1224年的案件，是关于一座房屋所有权的争议，在圣雷米修道院（Abbey of St.Remy）的法庭中被判用决斗裁决，修道院院长主持了决斗，王室官员们担任护卫。[Archives Adminst.de Reims, T.I.p，822.]在1239年，奥尔良主教向国王抗议说，前者僭越了他的主教区管辖权。[Act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I.p.cccvii.（Paris，1863.）]1269年作出的一个判决，是关于巴黎圣母院神职人员公会限制下进行的一次决斗断讼的，我们发现格斗的首先一击，通常被称为“决定性一击”（ictus regis）或者“封喉一击”（les cous lou roi），在这里则被叫作“致命一击”（ictus capituli）。[Cartulaire de l'église de Paris, III.433.在第一轮打击之后，双方向法庭缴纳罚金后就可以分道扬镳，这个名字显然源自其罚金的收缴者。350]从大量的管辖竞合争议案件的判决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权利得到了多么热切地维护。比如，1193年的圣昆丁女伯爵和巴黎圣母院神职人员公会的一项关于维利镇（Viry）管辖争议的协议，给了神职人员公会的官员下令决斗的权利，但是将决斗场置于双方监管之下，并且所获收益均分。[Cartulaire de l'église de Paris, I.234.]1199年的一部关于马恩（Marne）351的宪章显示，神职人员公会官吏的审理权大到可以裁断格斗的担保事宜，其后进一步的程序则留给了主教自己在法庭上决断。[Ibid.I.79-80.]在1257年，当圣路易竭力限制这项习惯做法时，一座修道院卷入了一桩与国王针锋相对的诉讼，它需要证明自己拥有下令进行决斗的权利，而且有权为此收取费用和罚金。[Les Olim, I.24.]而1277年一场类似的诉讼发生在阿拉斯（Arras）352的圣瓦斯特修道院（the Abbey of St.Vaast）身上，它获得了有利的判决。[Actes du Parl.de Paris, T.I.No.2122，C.p.197.]在1293年作出的一个判决中，苏瓦松（Soissons）353神职人员公会有权下令进行司法性决斗，似乎不容置疑，同时也显示了可敬的神职人员们行使此项特权时的诚心诚意。[Actes du Parl, de Paris, T.I.，p.446.]更加重要的是一份迟至1299年的梅茨（Metz）354的授权声明，所有决斗断讼的批准权都归于大主教法庭，这一点得到了该城地方民事法官们的明确接受。[Du Cange, s.v.Arramiatio.]而在1311年，圣布吕克（St.Brieuc）355主教甚至命令诉至他庭前的两位乡绅进行决斗，只因这二人彼此之间言辞过激。由于某些原因，决斗并未发生，而这位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没收了双方的武器和马匹作为罚金。当事人上诉至巴黎高等法院，法院下令主教退回被征收的物品，并且对其处以罚金，因为他无视了禁止一对一决斗的王室敕令。[Les Olim, III.679.]不久之前，博马努瓦已经明确地声称，教会不得卷入涉及决斗的案件，也不能涉足可能造成死亡或肢残的案件。[Voirs est que tuit li cas où il pot avoir gages de bataille ou peril de perdre vie ou membre, doivent estre justicié par le laie justice；ne ne s'en doit sainte Eglise meller.—Coutumes du Beauvoisis, cap.xi.art.30.]但是教会可不打算承认这种对它管辖权的限制，而且尽管国王对决斗断讼的压制，也剥夺了其他封建领主法院的这项特殊收益，可它还是继续作为贵族领主的种种权能之一，体现着那个时代法律的残酷，经久不衰。[参见the Registre Criminel de la Justice de St.Martin-des-Champs。（Paris，1877.）]
有一种法院管辖区对这种盛行一时的蛮族影响保持着距离——那就是海事法院，它囊括了实用商法的一大部分。这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现象，不仅从诉讼当事人的性质特点来看，而且从这些法庭为之树立的交易内容以及海商法典的直接源头罗马法来看也是如此，相对其他中世纪法律而言，这部分较少因法学的嬗变而被改变。这些法典，尽管编纂于决斗断讼的鼎盛时期，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耶路撒冷法典》曾明确地提到：海事法院不采用司法性决斗所炮制的证据[En la cort de la mer na point de bataille por prueve ne por demande de celuy veage.—Assises de Jerusalem, cap.xliii.]，英格兰的一份法律文件（12 Edward III.）也记录和印证了同一原则。[Pardessus, Us et Coutumes de la Mer.]然而，当案件涉及盗窃或欺诈时，例如拒绝承认收到货物，那么案件就进入了刑法管辖领域，于是就可合法地以决斗方式审理。[Livres de Jostice et de Plet, Liv, VII.Tit.iv.§2.]
决斗的规则
司法性决斗所采取的形式和仪式，对于骑士文化的爱好者们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考查课题，但是它们在细节中宣扬的，几乎与中世纪的思想习惯和模式毫不相关，而且大部分只单纯地对考古学家有吸引力。尽管细致入微的指南流传到了我们面前，记录在为出席决斗的法官们编写的手册中，几乎不必虚耗篇幅来对其中各种方式一一列举；但是，有一些细节却在法律意义上，对决斗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诠释。于是，在战斗开始之前，指导格斗的一般原则得到各方绝对的支持，其诉求的正义性就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并通过对福音书或者公认的圣物发下神圣的誓言加以确认。[根据布莱克顿的说法，申诉者在刑事案件中似乎总是必须为他对案情的亲身了解发誓，所谓“视听证据”（visu ac auditu）。然而，在别的地方却并非如此。对于在某些案件中强迫抗辩者之一作伪证是否合宜，在伦巴底人法律的注释者中存在热烈的争论。这一事项在萨维尼（Savigny）356的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Geschichte d.Rom.Recht, B.IV.pp.159 sqq.）英国中世纪的法律评论集《弗莱塔》中给出的誓言惯例如下，各方握住对方的手，被告先发如下誓言：“Hoc audis, homo quem per manum teneo, qui A.te facis appellari per nomen baptismi tui, quod ego C.fratrem tuum, vel alium parentem vel dominum non occidi, vel plagam ei feci ullo genere armorum per quod remotior esse debuit a vita et morti propinquior；sic me Deus adjuvet et h?c Sancta etc.”然后，申诉者回应：“Hoc audis homo quem per manum teneo, qui te R.facis appellari per nomen baptismi tui, quod tu es perjurus et ideo perjurus quia tali anno, tali die, tali hora et tali loco nequiter et in felonia occidisti C.fratrum meum tali genere armorum, unde obiit infra triduum；sic me Deus etc.”—Lib.I.cap.Xxxii.§§28，29.在德意志法律中，誓言相对简单，但是其决绝亦类于此。—Jur.Prov.Saxon, Lib.I.cap.lxii.—Sachsische Weichbild xxxv.8.]败北不仅意味着输掉官司，而且意味着伪证罪的判决，败诉的一方还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在刑事案件中，它也意味着败诉的申诉人被判犯有诬告罪。这被认为比单纯的输掉官司严重得多，如诺曼底人的习惯法条文中就规定：决斗的败方判处伪证罪，说假话的证人和其他名誉扫地者以后不得出庭作证，亦不得充作陪审员。[Cod.Leg.Normann.P.I. c.lxiv.（Ludewig.Reliq.MSS.T.VII.p.270.—Anc.Cout.de Normandie（Bourdot de Richebourg, IV.29）.]据此，我们发现被击败的一方，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会受到或轻或重的惩罚，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各异。与此类似地，在819年，“虔诚者路易”的敕令规定：在双方各执一词、真伪难辨的案件中，各方应当选出一位证人格斗以决出结果，败方会遭受伪证罪的通行刑罚——砍掉一只手；而败方其余的证人们被允许有特权，可以支付法定费来为受难的同侪赎罪。[Capit.Ludov, Pii ann.819，cap.x.一个类似的规定见于L.Burgund.Tit.xlv.et lxxx。]“征服者威廉”公正不阿地对败方处以40苏的罚金。[L.Guillelmi Conquest.III.xii.（Thorpe, I.493.）——然而，之前的一部法律对一位败诉的诺曼族申诉人处以了60苏的罚金。]在编纂所谓亨利一世律法时，这个数额被提高到了60苏。[L.Henrici I.cap.lix.§15.]而且格兰维尔也表述了同样的规则，并加上了败方永远不得再作为证人或格斗者的规定。[Glanvil.de Leg.Angl.Lib.II.cap.iii.]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在输掉官司的损失和一小笔“规费”（ruaille）之外，败方还要支付给胜方40苏，重罪案件除外。[Solement ceux vainqus sont quittes ou lour clients pur eux rendre aux combattants vanquishours 40 sous en nosme de recreantise et ruaille peur la bourse a mettre eins ses deniers oustre le jugement sur le principall.—Home's Myrror of Justice, cap.iii.sect.23.]根据伦巴底人的习惯法，在11世纪早期，申诉者若被击败，有权赎回他的手；被告若被击败，除了必然因被证明的罪责而受刑罚，还要失去他的手。[Formul.Vetus in L.Longobard.（Georgisch, p.1276.）]在大约同一时期，贝阿恩人的立法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原则，《莫拉斯法令集》对败方秉公处以66苏的罚金。[For d'Oloron, Art.2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制在一些国家被废止不用。13世纪的英格兰法原则上承认“同态报复”规则，但是没有付诸实施，重大案件中败诉的申诉方仅作为诽谤犯受到拘禁而已，而被告若被击败，就会被处决，财产会被没收。[Bracton, Lib.III.Tract.ii.cap.18，§4.在另一段落中，布莱克顿为此给出了仁慈的理由——“Si autem victus sit in campo……quamvis ad gaolam mittendus sit, tamen sit ei aliquando gratia de misericordia, quia pugnat pro pace”。（Ibid.cap.21，§7.）亦见于《弗莱塔》，Lib.I.cap.xxxii.§32。]同样的特征也见于诺曼底人当时的习惯法中。[étab.de Normandie, Tit.“De prandre fame à force”（Marnier）.]与此类似，根据1228年维罗纳实行的法典的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地方长官有权下令举行决斗，而且若指控方战败，他可以任意处罚；若被指控方被定案，当然必须按罪量刑。[Lib.Juris Civilis Veron?，cap.78（p.63）.]
然而，中世纪的立法对败诉的申诉者，通常都不是那么宽仁。对诬告者适用“同态复仇”法则而使其受到的刑罚，与若其控诉成立被告将会受到的刑罚相同，这是广泛流行于中世纪的做法。在教会法中，这个原则得到了最广泛和果决的阐释[Qui calumniam illatam non probat, p?nam debet incurrere quam si probasset reus utique sustineret.—Can.Qui calumniam Caus.v.q.vi.（Decreti P.II.）]，而且它自然而然地被用以决定决斗断讼参与者们的命运。就这样，布列塔尼的纪尧姆（Guillaume-le-Breton）357声称，1203年当腓力·奥古斯都从“无地王约翰”（John Lackland）358的虚弱掌控中力夺诺曼底时，其冒险引入此公国当地法的几项变革之一，就是针对失败的申诉方，根据所控罪行的轻重，用征没财产、肢残肉刑或是死刑，取代原本规定的较轻的金钱罚以及法律地位的丧失。[……ad poenas exigat sequas, Victus ut appellans sive appellatus, eadem Lege ligaretur mutilari aut perdere vitam.Moris enim extiterit apud illos hactenus, ut si.Appellans victus in causa sanguinis esset, Sex solidos decies cum nummo solveret uno Et sic impunis, amissa lege, maneret：Quod si appellatum vinci contigeret, omni Re privaretur et turpi morte pern-et.—Guillielmi Brito.Phillippidos Lib.VIII.我们将会看到，这里描述的既存诺曼习惯法，就像上文中格兰维尔所准确描述的一样。]接着，同样的制度在圣路易的立法中贯穿始终，不论刑罚轻重，双方的责任相等。[E.g.établissements Lib.I.cap.27 and 91.—“Cil qui seroit vaincus seroit pendus”（cap.82）.]在可能判死刑的重大案件中，若雇佣了斗士们，而当事人本人关押在监牢中，被绳索捆着，那么败方将会被用这些绳索处以绞刑；而如果其中一方是妇女，则由铲子取代绳索，若败诉，她将被用这铲子活埋。[Beaumanoir, chap.lxiv.§10.]在东部的法兰克人的王国359，这种责任对等原则也同样盛行，在对谋杀的控诉中，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起诉方用一位证人决斗，被告则亲自进行决斗。在民事案件中，在市民阶层的法庭上，被击败的一方，包括败诉的原告，如果输了，就永远失去了出庭作证的权利，而且在法庭上再没有一席之地；而重大的刑事案件中，无论在上级还是下级法庭中，无论是哪一方，当其败诉时，都一样会被绞死。[Assises d'Antioche, Haute Cour, ch.xi.；Assises des Bourgeois, ch.vi.vii.参见Assises de Jerusalem, cap.317。]在英格兰，这项规定最终于14世纪建立起来，在斯佩尔曼所写的一部关于单人决斗规则的精妙论文中，我们发现它被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Thomas, Duke of Gloucester）360宣布为一项确定的有效规则。[Recta fides et ?quitas et jus armorum volunt ut appellans eandem incurrat p?nam quam defendens, si is victus fuerit et subactus.—Formula Duelli, apud Spelman.Glossar.s.v.Campus.]
然而，在德意志，习惯法并不统一。在《萨克森明镜》以及《士瓦本明镜》的一份文本中，这样一条原则被订立下来：败北的申诉人可通过向法官和对手支付罚金逃脱制裁；若是被告人落败，则须受到应得的惩罚，甚至更重的刑罚。[Jur.Provin.Saxon, Lib.I.c.63.—Jur.Provin.Alamann.cap.ccclxxxvi.§§19，20.（Ed.Schilter.）]而萨克森市民自治法和士瓦本法典的其他文本则规定，不论哪一方被击败，都要砍去一只手或者处死，由罪行的轻重决定。[Sachische Weichbild 82.—Jur.Provin.Alamann.cap.clxviii.§20，clxxii.§18.（Ed.Senckenberg.）]更有甚者，一个特殊的案件显示，案中双方都可能遭受刑罚：当被定罪的窃贼指控收赃者教唆犯罪，后者必须用决斗自保，而且如果他被击败，两位格斗者都将被绞死，没有任何偏向。[Ibid.cap.Ccxix.§6。（Ed.Schilter.）]这些刑罚绝非纸上谈兵、说说而已，1369年法兰克福发生的一宗案件表明了这一点，神明的干预成为必需品，不是为了决定胜方，而是为了逃避法律的执行。有两位骑士——齐尔金·冯·沃拉（Zierkin von Vola）和阿道夫·汉彻（Adolf Hanche），因他们的妻子是姐妹而成为连襟，后来为争夺其妻兄弟的遗产发生争吵，并同意用决斗来解决他们的异议。10月12日，约定的日子到了，他们进入比武场一决胜负，准备杀个你死我活。而他们虔诚的妻子们则热切地向上帝祈祷，希望软化他们的心，使他们握手言和。这些祈祷得到了回应。内心忐忑不安的两位武士，跃下马来，互相热烈地拥抱，大声宣称：“兄弟，我愿甘败下风。”主持决斗的市政长官却决意不使围观者丧失看热闹的机会，愠怒地宣布决斗法不允许双方都毫发无伤地离开，认输者必须被处死。他还利用神圣的誓言确认了这项判决，誓言宣称进餐前必须看见两者中的一方死去。于是一场令人动容的对抗在昔日的两位对头之间展开，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败方，要求砍掉自己的头。突然之间，神明的报应降临在残暴冷酷的裁判者身上，令他当场倒毙。如此一来，也满足了他那“不死人就不进食”的不敬誓言。[Chron.Cornel.Zanfliet ann.1369（Mart.Ampl.Coll.V.293-4.）]
一些地方的习惯法规定，将两具棺木放在比武场上，为其吓得白了脸的占用者们做好准备，这很可能是格斗者所受法定刑罚的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象征。1409年奥格斯堡（Augsburg）361的一次决斗，发生在名叫马绍克（Marshalck）和哈施森奈科（Hachsenacker）的两个人之间，前者将对手扔在地上，并问他如果是他取胜会如何。哈施森奈科阴沉地答道，他会将敌人杀死。于是马绍克迅速将其了结，并将自己置于棺木之中，被抬到圣优里克（St.Ulric）362大教堂，在那里他为自己的胜利表达了感激。[Chron.Augustan.（Pistor.III.684，Ed.1726.）]
然而，对这个制度最可怕的夸大，出现在东方的几个法兰克人王国中，它们保留了一种针对女性的特殊暴行——是中世纪不公正地、习惯性地施暴于较柔弱的性别之上的无数例子之一。当一个女性出现在决斗场上时，无论作为申诉者还是被告，若她的斗士参与格斗而被打败，她都会立刻被烧死，无论决斗是因什么样的犯罪而发生的——因为许多指控只能通过决斗断讼来裁决，她除了冒着这最可怕死法的风险，别无选择。[Assis.Hierosol.Alta Corte cap.cv.（Canciani, V.208.）]
要求当事人为他们将会在指定时间及时现身提供担保，也是一种习惯做法，缺席者会受到各种罚款和惩罚。德国北部和南部的法律都规定，当被告缺席时，他被指控的罪行将会因此坐实；而无论作为被告还是申诉者缺席，他都被允许拥有赎回其手或生命的特权，但他会被宣告为不名誉者，不再受法律的保护。根据一些手稿的记载，确实，缺席者的所有财产都会被没收，可能是交给其继承人，或者他的上级封建领主。[Jur.Provin.Saxon.Lib.I.c.63，65.—Sachsische Weichbild xxxv.Jur.Provin.Alamann.cap.ccclxxxvi.§31.（Ed.Schilter.）—Cap.clxxiii.§§7，8.（Ed.Senckenb.）]在12世纪发生于埃诺（Hainault）363的一桩案件中，一位封建领主和一个被他称为“农奴”的人之间发生争端，后者要求进行决斗，并获得了许可，但是在约定日的9点要求决斗者却没有出现。他的对手从破晓时分就开始等却一直没有等到，于是便要求获得定罪判决，埃诺议会作出了这样的判决。这时候，失踪的那人才姗姗来迟，但是为时已晚，他被作为一名农奴交给了他的主人。根据佛兰德斯的习惯法，缺席的决斗者将被放逐，并且他的全部财产将被没收。[Proost, Lé gislation des Jugements de Dieu, pp.18，21.]不过，这种极端的苛刻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例如，《莫拉斯法令集》规定在贝阿恩人之中，缺席的罚款只不过是16苏。[For de Morlaas, Rubr.IV.art.5.]根据英格兰法律，缺席者被宣布为不名誉者。[Horne's Myrror of Justice, cap.iv.sect.13.]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会树立一个“尼斯唐”（nithstong）364——立杆诅咒（pertica execrationis）——一根刻着诋毁符号的杆子，而这种侮辱被认为着实不可忍受，以致最终受到法律的禁止，滥用者将面临流放的刑罚。[Schlegel Comment.ad Grá gá s§31.—Grá gá s sect.VIII.cap.105.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词源学者可能将“钉上耻辱柱”（posting a coward）这一表达追溯至此习惯。]
当然，对所有由缺席者引起的、一切法律上的刑罚，保释者都要承担责任，当事人本人出现或被击败时，保释者有时还要分担当事人本人的命运。在德意志南部的法律中，根据一份文本资料，保释人在这种情况下，须以“失去一只手”负起责任的，可以自赎其罪责；然而在另外一个版本中，却又使他必须为当事人本人的行为承担刑罚。[Jur.Provin.Alamann.cap.ccclxxxvi.§32（Ed.Schilter）；cap.clxxiii.§13（Ed.Senckenberg）.]后一种规则在14世纪的一出传奇剧中得到表现，剧中来自异乡的骑士在巴黎的法庭上为了国王女儿的荣誉而被迫奋战，却无法提供担保。王后和公主自请为人质，得到了接受，但是国王警告她们—— 女士们，以天堂之王、神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