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或许还能讲述某些阿恩海姆的成功。可以由外交家们来讲述，这些外交家怀着必须照料一只不是完全靠得住的象的人那样的谨慎处理尽管不符合他们本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里的事务，而他则以天赋的护理员的那种漫不经心对待那只象。可以由艺术家们来讲述，他很少能帮这些艺术家什么忙，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有一种与一位艺术倡导者往来的感觉。最后还可以由记者们来讲述，他们甚至有资格先要求人们讲讲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用自己的钦佩使阿恩海姆成为一个大人物，他们没有看到还会有这种反向的关系嘛；因为人们逗引他们，而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当代绝顶聪明的人了。他的成功的基本形象到处都一样；在他财富的魔光和重要的谣传围绕下，他不得不总是与在自己的领域里胜过他的人往来，但是他作为拥有他们这一行里惊人知识的外行而中他们的意并使他们胆怯，他体现出他们的领域与别的他们懵然无知的领域的关系。就这样，作为一个整体和全面的人对一个专业人员团体产生影响，便成了他的本性。有时他眼前浮现出魏玛或佛罗伦萨的工业和商业时代，浮现出强有力的、增加着财富的人物们的领导集团，这些人必定是有能力将技术、科学和艺术的各个单项成就集于一身，并高屋建瓴地加以引导。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他有这种才能：绝不在什么可以证实的事情上和个别的事情上逞强斗胜，但却通过一种流动的、随时都在新陈代谢的平衡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精神轻快，这也许确实是一位政治家的基本能力，但是此外阿恩海姆还确信一个深邃的秘密。他称它是“整体的秘密”。因为连一个人的美也几乎不在任何个别和可证实的东西之中，而在某种有魔力的东西之中，这种东西甚至可以使小小的丑陋为自己服务；同样地，一个人的深深的好意和爱、尊严和伟大几乎不依赖于他所做的事，它们能够使他所做的一切显得高贵。在生活中，整体以神秘的方式突现于各个部分之前。所以如果说无论如何小人物可能有其美德和缺陷的话，那么，大人物则先赋予自己的个性以应有的地位；如果说他成功的秘密就是这种成功不能从他的任何功绩和个性出发来加以正确理解，那么一定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大于任何功绩与个性的表象，这恰恰就是支撑生活中一切伟大事物的秘密。在一本他自己撰写的书里阿恩海姆便是这样描述了这个秘密，而当他把这写下来的时候，他几乎以为在大衣的褶纹上把握住了非尘世的东西，并且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种想法。
四九 新、旧外交间开始出现的对立
与生下来就是世袭贵族的人的交往在这方面并不成为例外。阿恩海姆抑制自己的高贵气派并且谦逊地满足于当个了解自己优点和局限的精神贵族，以至于一会儿以后有上层贵族姓氏的人在他身边便显得仿佛被这个姓氏的负担压弯了腰了似的。最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的，是狄奥蒂玛。她凭借一位艺术家的理解力看出了这个整体的秘密，这位艺术家看到自己终生的梦想已经以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式得以实现。
她如今又完全和自己的沙龙协调一致了。阿恩海姆告诫大家别过高估计外部的组织；粗俗的物质利益将会压倒纯洁的意图；他更加重视这个沙龙。
图齐司长却表示担心，怕人们这样下去将陷入高谈阔论的深渊。
他跷起二郎腿并将青筋暴起、瘦削而黝黑的双手交叉在腿前；他蓄着一部小胡子，长着一双南欧人的眼睛，在身穿质地柔软、做工精致的西服，挺直上身坐在那儿的阿恩海姆身旁看上去就像一个近东窃贼在不来梅大商人身旁。两种高贵在这里互相碰撞，而奥地利的高贵符合一种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最佳口味，喜欢做出一丝儿漫不经心的神态，它并不认为自己更卑微一些。图齐司长用一种和蔼可亲的方式打听平行行动的进展情况，仿佛他自己不可以直接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似的。“如果可以尽快了解到眼下的计划，我们会感到高兴的。”他说，面带一丝亲切的笑容望着他的夫人和阿恩海姆，那笑容好像是在说，在这种事情上我在这里是外人嘛。接着他又说，他的妻子和伯爵阁下的这项共同事业已经给各行政机构带来严重的忧虑。部长最近汇报工作时曾小心地探听陛下的口气，询问哪些外部周年纪念活动可能会获得陛下的批准，尤其是，由他本人抢在前面去担任一个国际和平行动的领导，这个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会合陛下的心意——因为，图齐解释说，如果人们想从政治上领会已经在伯爵阁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世界奥地利思想，那么这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了。但是陛下怀着他那至高无上、世界著名的认真精神和克制态度——他继续讲述说——立刻严辞拒绝了：“啊，我不想出这个风头。”于是人们便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极明显地表示反对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宣示。
图齐就这样以一种委婉的方式不委婉地处理这些职业方面的小秘密，一如一个同时善于保守较大秘密的人所做的那样。最后他说，现在各驻外使团都得探究外国宫廷的气氛，因为人们对自己宫廷的气氛没有把握，可是却必须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牢固的地位。因为说到底，从纯业务角度来看许多可能性已经具备，从召开一次一般性的和平会议到一次二十国君主会晤，直至用奥地利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宫或捐款救助海牙女佣的孤幼儿。紧接着他便提出问题，问普鲁士宫廷对这个周年纪念年有什么想法——阿恩海姆说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奥地利式的玩世不恭使他厌恶；他自己本是个十分善于优雅地与人闲谈的人，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图齐身边一本正经得就像这样一个人：一谈起国家事务来，这个人便要强调指出，这需要态度冷静和严肃。两种对立的高雅、国务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这样略带醋意地呈现在狄奥蒂玛的面前。但是你若把一只灵缇放到一只哈巴狗的旁边，把一棵杨柳放到一棵白杨旁边，把一只酒杯放到一块翻耕过的田地上或者把一幅画像不是拿到画展上去而是放进一只帆船里，简短说，你若把两种受过良种培育和个性突出的生活模式并排放在一起，那么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种空虚、一种扬弃、一种深不可测的完全恶性的荒谬。这一点狄奥蒂玛虽然不理解，但却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感觉到了，她惊骇地当即扭转谈话方向，毅然决然地向丈夫解释说，她打算通过平行行动首先取得某种精神方面的重大成果，让真正新派人的需要传入领导层！
阿恩海姆心怀感激地感觉到，这个思想又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因为恰恰由于不得不抵抗某些沉醉的瞬间，所以他不想拿可以堂而皇之为他与狄奥蒂玛相聚正名的事开玩笑，一如一个要淹死的人不拿自己的救生圈开玩笑。但是令他惊讶不已的是，自己竟声调中不无疑虑地问狄奥蒂玛，她打算挑选谁进入平行行动的最高领导层呢？
狄奥蒂玛对此当然还完全不清楚；与阿恩海姆相聚的这些日子给她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激励和思想，以致她竟没顾得及选择确切的结果。阿恩海姆倒是已经对她反复申述过几次，说是关键不在于各委员会是否民主产生，而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名流，但是她听了简直有这种感觉：你和我——即使还不是这个决心，甚至连这个认识都不是；这大概恰恰就是那种东西，是阿恩海姆语声中的悲观主义使她想到的那种东西，因为她回答说：“今天压根儿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人们称为很重要、很伟大，要人们全力以赴去实现的呢？！”
“这是一个时代，一个丧失了健康时代内在自信的时代的标志，”阿恩海姆接过话茬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难得有什么可以渐渐成为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东西。”
图齐司长垂下眼睛看裤子上的一小撮尘土，不妨把他的微笑解释为同意。
“确实，这会是什么呢？”阿恩海姆用审视的目光继续说，“宗教吗？”
这时，图齐司长抬起他的笑脸；阿恩海姆虽然没有像当初在伯爵阁下身旁时那样有力和毋庸置疑地说出这个词儿，但是毕竟声音悦耳且透着严肃。
狄奥蒂玛抗议她丈夫的笑脸并插话说：“为什么不呢？也是宗教！”
“当然是的，但是既然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具体的决定：您可曾想过选一位主教进入委员会，让他为行动找到一个合乎时代的目标呢？上帝是极其不时髦的：我们无法想象上帝身穿燕尾服，刮光了胡子和留着小分头，我们按老祖宗的方式行事。除了宗教之外还存在什么？民族？国家？”
听到这里狄奥蒂玛高兴了，因为图齐通常把国家当作一桩男人的事务对待，人们是不跟女人谈论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他沉默不语，只在眼睛里做出一种仿佛对此还有一些话要说的样子。
“科学？”阿恩海姆继续问，“文化？还有艺术。真的，说不定艺术是最早反映存在的统一以及内在秩序的哩。但是我们是了解艺术的现状的。普遍的支离破碎；没有关联的极端。在本世纪初，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已经为新的、机械化了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创造了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底层的魔力：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深深感到在各方面已经没留下什么要我们去做的事了。”
这时图齐司长插话说，如果他想读点什么精纯的东西，他就读荷马，或者读彼得·罗泽格尔 [20] 。
阿恩海姆接过这个话茬：“您还得加上《圣经》。有了《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或罗伊特 [21] 事情就好办了！而且也就在问题的最核心区域了！假定我们有一个新荷马：扪心自问吧，我们压根儿有没有能力去听他吟唱呢？我以为，我们必须作否定的回答。我们没有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他！”阿恩海姆坐上马鞍骑行起来。“如果我们需要他的话，我们就会有他！因为归根结底世界历史上是不发生任何消极的事。所以我们把一切真正伟大和重要的东西安排在过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荷马和耶稣基督不会再有，更谈不上被超越；再也没有什么比《雅歌》更美的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在近代之前犹如平原人口前的山地；今天的伟大君主形象在哪儿？连拿破仑的事迹与法老们的事迹相比，康德的著作与佛祖的、歌德的与荷马的相比，也显得多么呼吸短促！但是我们毕竟活着，并且必须为某种东西而活着：那么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别的结论，只有……”话说到这里，阿恩海姆却顿住并声言，他迟疑着没把这话讲出来。因为只剩下这个结论，即人们认为重要、以为伟大的，全都与我们生命的核心力量毫不相干。
“那么这力量是？”图齐司长问；对于人们把大多数事物看得过于重要这一观点，他有少许反对意见。
“这个问题今天谁也说不好，”阿恩海姆回答，“文明的问题只能用心灵去解决。通过一个新人的出现。通过内心的想象力和纯洁的意志力。除了将伟大的过去减弱为自由主义，理智没办成什么别的事。但是也许我们看得不够远，太谨小慎微；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世界转折的时刻！”
狄奥蒂玛本想表示异议说，那平行行动就压根儿没剩下什么事要做的了。但是奇怪的是她被阿恩海姆模糊不清的幻觉给吸引住了。也许“讨厌的练习题”的一丝残余留在了她的身上，每逢不得不阅读最新的书籍并谈论最新的绘画时，她总是心情沉重；对艺术的悲观主义使她摆脱了许多她其实根本不喜欢的美；对科学的悲观主义减轻她对文明、对大量很有价值和影响的知识的恐惧。所以，阿恩海姆对时代的绝望判断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她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阿恩海姆的伤感与她有某种关联，这个想法愉悦地袭上了她的心头。
五〇 继续发展。图齐司长决定弄明白阿恩海姆这个人物
狄奥蒂玛猜对了。自从阿恩海姆发现这个曾读过他论述灵魂书籍的神奇女人胸中激荡着一股人们不会误解的力量，自从这一刻起，他便沉溺于一种平时没有的沮丧情绪之中，用简短的话并按他自己的认识来说，这是一下子并出乎意外地在人间遇到了天堂的道德家的沮丧，如果人们想与他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只需想象，倘若我们四周尽是静静的蓝色水坑，上面漂浮着一包包柔软、白色的羽毛，那将会是什么情形。
就本身而言，有道德的人是可笑的、令人不愉快的，一如那些忠诚、可怜的人的名声所表明的，他们把道德称作自己所特有的；道德需要伟大的任务，从这些任务上道德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意义，所以阿恩海姆总是在世界大事中，在世界历史上，在渗透自己行动的思想意识中寻找对自己的倾向于道德的本性的补充。在势力范围内支撑思想以及只把事务与精神方面的问题挂在一起加以处理，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观念。他喜欢借用历史上的比喻，并往其中注入新的生命；他觉得当代金融的作用类似天主教，这是一股在幕后起作用的、在与各统治力量的交往中既不迁就又迁就的力量，而他有时则在行动中把自己看作一位红衣主教。但是这一回，他其实更多是凭一时的兴致出门旅行；不过，如果真的完全无计划的话，连一趟旅行也不会成行，只不过他记不得，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计划，究竟是怎样在他心中产生的。这趟旅行被某种事先预料不到的灵感和突然的决断所支配，大概就是这种短暂的自由心境使得一次到孟买去的假日旅行难以给他留下比无意之中来到的某座边远德国大城市更具异国风味的印象。他受到邀请在平行行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在普鲁士完全不可想象的念头最后竟一锤定音，并像一个梦那样使他产生富于幻想、不合逻辑的心绪，他虽然慧眼有识领悟到这个梦的荒谬，却不能抵御它童话般美景的魅力。他本来也许用简单得多的方式、走笔直的路也能达到他来的目的，但是他把一再返回这里看作是从理性中恢复过来的一次休养假，并因这种童话转换而受到自己的事业心这样的惩罚：他把一个他本应给予自己的道德上的黑色污点磨擦成普遍的灰色。
不过，像那次图齐在场时那样在朦胧中所作的广泛思考却没有过第二次；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图齐司长通常只是匆匆露一下面，而阿恩海姆则必须把自己的话语分摊到各个不同的人的身上，他觉得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人们都具有惊人的悟性。在伯爵阁下在场时他称批评是无益的，现在这个时代是无神的，而且他还再次暗示，只有通过心灵人才能从这种消极的生存中被拯救出来，并紧接着对狄奥蒂玛断言说，只有文化高度发达的德国南部还可能会有能力使德意志民族，从而也许也使世界摆脱理性主义和计算本动的骚扰。在四周围着贵妇们时，他谈到必须想办法做到内心温柔，以便使人类免遭军备竞赛和感情冷漠。他向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解释荷尔德林的名言：在德国不再有人了，而是只剩职业。“没有哪个人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时不带感情却能为一种高度统一做出什么成绩来；金融家最不能！”他结束这段论述说。
人们喜欢听他讲话，因为这是件美事，一个有这么多的思想的人还有钱；而每一个和他谈话的人都获得这种印象，觉得一桩像平行行动这样的事业是极其可疑的、附带着最危险的精神矛盾的事情，这种情况加深了大家的这一印象：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哪个人更适宜担任这项冒险活动的领导的了。
只是如果图齐司长对阿恩海姆在他府邸上的全面存在毫无察觉的话，那么他也就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这个国家居于领导地位的外交家之一了；只不过就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把这显露出来，因为一个外交家从不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外国人让他感到极不舒服，个人感情上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原则上的；他显然选中他妻子的沙龙作为实现某种秘密意图的行动基地了，图齐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他一刻也不相信狄奥蒂玛的保证，说什么这位大富豪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探访多瑙河畔的帝国直辖都市，仅仅是因为他在其古老文化的氛围里觉得神清气爽。但图齐司长首先面临着一项任务，他缺乏任何解决这项任务的依据，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官方关系中还没出现过。
自从狄奥蒂玛向他说明她计划让阿恩海姆在平行行动中担任一个领导职位并抱怨伯爵阁下反对，图齐便感到事态严重。他既没把平行行动也没把莱恩斯多夫伯爵瞧在眼里，但他却觉得他妻子政治上的想法是如此惊人地不策略，以致此刻他心里竟然觉得，仿佛他做了多年、足堪自夸的男人的教育工作像一幢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坍塌了。甚至连这个比喻图齐司长都已经在内心深处用上了，虽然他平时从不使用比喻，因为比喻太具有文学色彩并且有一股蹩脚社交的味道；可是这一回他深深受到了震动。
不过，后来狄奥蒂玛又用固执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她的声调变得既温和又粗鲁，她讲到一种新型的人，这种人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听凭职业控制者们去承担世道常情的智力上的责任。随后，她谈到了女人的策略，这种策略有时可能是一种先知的天赋，可能会比日常的职业工作更有远见。最后她说，阿恩海姆是个欧洲人，一个在全欧洲都著名的人物，欧洲在领导国政方面太缺乏欧洲特色、太没有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只要这世界没充溢着世界奥地利精神，一如古老奥地利文化盘绕在君主政体土地上各个不同语言的种族上那样，这世界便不会得到安宁——她还从不曾敢于如此果敢地对抗她丈夫的优势，但是图齐司长倒因此而暂且又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把他夫人的这些努力看得比缝制衣服的问题更重要，看到别人欣赏她他便感到高兴，如今他也用较宽厚的态度看待这件事，大致就看作一个爱用鲜艳色彩的妇女有一回挑选了一条色彩太鲜艳的带子。他仅限于严肃而又礼貌地向她重述在男人们看来绝不可以让一个普鲁士人在众目睽睽下决定奥地利事务的理由，但另外也承认，与一个有着这样特殊地位的人结交，这可能有好处，并向狄奥蒂玛保证说，她若从他的疑虑中得出结论，认为他看到阿恩海姆如此频繁地与她相伴便在心里感到不舒服，那么便是曲解他的疑虑了。他暗暗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将会找到机会，给这位外国人设一个套。
当图齐不得不眼睁睁看着阿恩海姆处处都获得成功，才又重新想到，狄奥蒂玛太过于热心地和这个男人一道抛头露面，但是如今他再次体会到她不像平素那样尊重他的意愿，她反对他并认为他的忧虑是无中生有。他决定作为男子汉不再与一个女人的雄辩术争斗，而是静观其变，等待他的预见自动得胜的时刻到来；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使他获得巨大推动力的事。因为一天夜晚，某种听上去无限遥远的啜泣声令他感到不安；这啜泣声起先几乎没怎么扰乱他，他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当心灵的距离缩短一大截，蓦地，那危险的骚扰便贴近在他的耳畔，他突然从睡梦中惊起，在床上坐直身子。狄奥蒂玛向另一边侧身躺着，没有一丝动静，但他从不知什么东西上感觉到她醒着。他轻轻喊她的名字，重复着询问并试图用亲热的指头将她白皙的肩膀向自己这边扭转过来。但是当他一用力，当黑暗中的那张脸展露时，她竟恶狠狠地望着他，露出悖逆，而且曾经哭过。可惜这时图齐睡意正浓，又迷迷糊糊起来，顽固地向后一仰，倒在了枕头上，狄奥蒂玛的脸仍像一张浅色、痛苦的歪脸浮现在他脑际，只是他再也理解不了。“怎么啦？”睡眼蒙眬中他低声低气地哼哼，顿时耳畔便传来一声清楚、激动、令人不快的回答，这一声回答掉进他浓重的睡意里并停留在其中，宛如一枚闪光的硬币留在了水里。“你睡得这么不安稳，人家没法在你身边睡觉！”狄奥蒂玛用严厉而清晰的口吻说；他的耳朵已听出这口吻，但是这时的图齐再也醒不过来，无法进一步考虑这指责了。
他只觉得他遭到了严重误解。安安稳稳睡觉，按他的观点这是一位外交家的主要美德之一，因为这是每一次成功的先决条件。人们是不可以在这一点上侵犯他的，而他却觉得狄奥蒂玛的意见严重危及到了他自身。他醒悟到，她身上发生了变化。虽然睡眼惺忪中他根本没想到怀疑妻子有什么明显的不忠行为，然而还是一刻也不怀疑自己遭受到的不愉快必定与阿恩海姆有关。他简直可以说是怒气冲冲地一直睡到清晨，醒来时抱着坚定的决心，务必要弄清楚这个扰乱者的来龙去脉。
五一 菲舍尔一家
洛伊德银行的菲舍尔经理就是那个出于起先是不可理解的原因忘记对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作出回答，此后便没再受到邀请的银行经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就是那个有经理称号的银行襄理。他受到第一次邀请也完全要归功他夫人克莱门蒂娜的种种关系。克莱门蒂娜·菲舍尔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公务员家庭，她的父亲曾当过总会计署署长，她的祖父曾当过财政顾问，她的三个兄弟在各部担任要职。二十四年前她由于两个原因嫁给了莱奥；首先是因为高级公务员家庭有时孩子多财产少，但是其次也出于浪漫精神，因为与她父母家里的那种捉襟见肘的节俭相反，她觉得银行业是思想自由、符合时尚的职业，而且在十九世纪一个有教养人不按照对方是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来评价另一个人的价值；是的，在当初那种情况下，她几乎觉得，将普通百姓天真的反犹太主义的偏见置之不顾，这是某种特别有教养的表现。
后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民族主义的幽灵在全欧洲出现，而且随之也兴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的浪潮，这浪潮将几乎可以说是被她捧在怀里的丈夫从一个受尊敬的自由意志者变成一个异乡后裔和腐蚀别人灵魂的人。起先她以一颗“思想高尚的心灵”的全部愤懑奋起反抗，但是她逐渐地受到幼稚而残忍的、不断蔓延开来的敌意的消耗，受到普遍偏见的惊吓。是的，她甚至还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事：一遇到这些在她和丈夫之间渐渐越来越明显显现出来的对立——由于他从来也不愿意正经说清楚的原因，他越不过襄理这一级并失去了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银行经理的一切希望——她便总是耸耸肩膀对自己解释这些伤感情的事：莱奥的性格和她的性格就是不一样嘛，尽管她对局外人从不放弃青年时代的原则。
这些对立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无非就是由于缺乏协调而生成的；犹如一俟许多婚姻不再呈现出虚假的幸福美满景象，就会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自然的不幸浮现出来。自从莱奥的发展道路犹犹豫豫卡在交易所部门主管的职位上以来，克莱门蒂娜便不能再说什么他不是坐在一间宁静如镜的政府部级办公室里而是坐在“飞奔着的时代织布机”前，来为他的某些特性开脱，而且谁知道，她当初是不是恰恰因为歌德的这句话才嫁给他的呢？！他剃去了的络腮胡子连同架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曾让她想起一位得宠的英国勋爵，现在却让她觉得像一个交易所经纪人，而且一些举止言谈方面的习性开始让她觉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起先克莱门蒂娜还试图纠正他，但是她碰到了特殊的困难，因为事实表明，世界上哪儿也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一部络腮胡子会让人想到英国勋爵还是经纪人，鼻梁上是否适合架一副夹鼻眼镜，它加上一个手势便表达出热情或愤世嫉俗。况且，莱奥·菲舍尔也根本不是那种肯让人来纠正自己身上毛病的人。他认为想把他造就成内阁部级参事的基督教-日耳曼式的美的最高典范而做的种种指责是上流社会的笨拙无聊的戏谑，他认为这有失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体面而拒绝进行这样的讨论，因为他的夫人越是对细枝末节有反感，他便越是强调理性的大的方针路线。因此菲舍尔家渐渐演变成两种世界观的战场。
洛伊德银行经理菲舍尔喜欢推究哲理，但是仅仅每天十分钟。他喜欢把人的生命看作合情合理的，相信精神的效益，他按一家大银行的层次分明的秩序来想象这种效益，他每天颇有兴致地关注着报上读到的新进步。这种对不可动摇的理性和进步的方针的信仰使他在长时间内有可能耸一耸肩膀或用一句尖刻的答话置妻子的责难于不顾。但是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婚姻中，时代情调偏离那些旧的、于莱奥·菲舍尔有利的自由主义原则，偏离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和自由贸易的伟大榜样，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进步为种族理论和街头标语所代替，所以他也不能超然物外。起先他压根儿就不承认有这种趋向，一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惯于否认某些“公众舆论的令人不愉的现象”那样；他等待着这些现象自动消失，这种等待是将将还可以感觉得到的一度恼怒折磨，是生活施加给思想正直的人的一种折磨。二度折磨通常叫作“毒药”，所以菲舍尔也这么称它。这毒药是一点一滴出现的道德、艺术、政治、家庭、报纸、书籍和交际方面的新观点，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随之出现，人们愤怒否认的同时却又不能避免对客观存在的承认。但是菲舍尔经理还得忍受第三度和最后一度的折磨，眼看着新生的一阵阵蒙蒙细雨汇聚成一场持久的雨水，这逐渐变成一种最可怕的折磨，一个每天只给哲学十分钟的人所能经历到的最可怕的折磨。
莱奥了解到，人可能会在多少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显示自己有理的欲望，一种几乎与人的尊严具有相同意义的需要，开始在菲舍尔家大显神威。这种欲望在几千年里催生了数千种值得钦佩的哲学、艺术品、书籍、事迹和同道中人，而如果说这种值得钦佩的、但也狂热和巨大的、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不得不满足于十分钟人生哲学或家政原则问题的辩论，那么它像一滴灼热的铅爆裂到无数伤人最甚的尖角和尖齿上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它在诸如女佣该不该辞退、牙签该不该放在桌上这种问题上破裂；而且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它都会立刻充实变成为两种极其富具体内容的世界观。
这在白天还过得去，因为这时候菲舍尔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夜晚，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这就极大地恶化了他和克莱门蒂娜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今天的各种事物错综复杂，一个人只能完全熟悉一个领域里的情况，而就他而言这个领域就是抵押贷款和证券，所以他在夜晚乐意谦让一些。而克莱门蒂娜却在夜晚也仍然尖刻和毫不谦让，因为她在公职人员家庭有责任感的、坚忍不拔的氛围中长大，而且她的等级意识也不容许把卧室分开，使原本就不宽敞的住房变得更窄小。但是共同的卧室一旦变得阴暗起来，就会使一个男人处于类似演员的境地，这位演员必须在看不见的剧场观众面前扮演一位狮子般怒吼的英雄，这角色固然值得一演，但毕竟已经给演滥了。几年以来，莱奥的黑乎乎的观众厅对此既没发出些许喝彩声也没显出丝毫拒绝的迹象，可以说，这能够震撼最坚强的神经。早晨，按照可尊敬的传统，早饭是在一起吃的，克莱门蒂娜生硬得像一具冻僵了的尸体，而莱奥则浑身剧烈震颤。连他们的女儿格达也每次都有所察觉并满怀着恐惧和憎恶把这种夫妻生活想象成为漆黑夜晚的一场猫咬猫式的争斗。
格达二十三岁，首当其冲成了父母之间争斗的目标。莱奥·菲舍尔觉得，是时候了，她该让他许一门合适的婚事了。但是格达却说：“你的看法过时了，亲爱的爸爸。”她在一群基督教-日耳曼同龄人中选择了自己的男朋友们，这些朋友没有丝毫糊口之计，却蔑视资本并教训人说，还从未有一个犹太人证明自己有能力提出一种伟大的人性的象征来。莱奥·菲舍尔称他们为反犹主义的无赖，想将他们拒之门外，但是格达说：“这你不懂，爸爸，这仅仅是象征性的嘛。”格达神经过敏并且贫血，如果人们不小心对待她马上就会情绪激动起来。就这样，菲舍尔容忍这种交往，就像从前奥德修斯不得不在自己的家里容忍珀涅罗珀的求婚者们，因为格达是他生活中的一丝慰藉；但是他不默默容忍，因为这与他的禀性不符。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高尚的思想，而且他一有机会就这样说，以便对格达施加有利的影响。而格达则每一回都回答说：“是的，爸爸，倘若人们不必从根本上用不同于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就无论如何都是对的了！”当格达这样说话时，克莱门蒂娜做什么呢？什么事也不做！她一脸顺从地不吭一声，但莱奥分明觉得她会在他背后支持格达的意愿，就好像她知道什么是象征似的！莱奥·菲舍尔经常有种种理由认为自己那颗上等的犹太人脑袋比他夫人的那颗强，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她从格达的癫狂中得利更令他气愤的了。为什么他偏偏会突然不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思维了呢？这是一种指导思想！随后他回想起夜晚。这已经不再是毁人声誉；这是把声誉连根挖掉！在夜里人们只穿一件睡衣，睡衣下面立刻显出本性来。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才智会保护他。人们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心。此外别无他物。那么，每逢谈到基督教-日耳曼观点时克莱门蒂娜脸上便现出一副仿佛他是个野蛮人似的模样，这算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人是像一张薄纸受不了雨淋那样受不了别人猜疑的生物。自从克莱门蒂娜不再觉得莱奥出色，她便觉得他难以忍受，而自从莱奥觉得自己受到克莱门蒂娜的怀疑，他便一直时刻窥探着自己家里的阴谋活动。在这方面，克莱门蒂娜和莱奥像受到道德和文学熏陶的世人那样囿于成见，总以为他们因其自身的激情、性格、命运和行为而互相依赖。可是实际上生活当然一大半不是由行为组成，而是由其意见为人们所吸收的论文，由意见和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意见以及积贮起来的人们已听见、所知道的事物的那种无个性的特性组成的。这夫妇俩的命运一大部分取决于某些思想的阴暗、坚韧、杂乱的分层，这些思想根本不隶属于他们而是隶属于公众舆论并和公众舆论一道起了变化，而他们却无法使自己免受其害。与这种依赖性相比，个人的相互依赖性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一种被极大地过高估计了的残留物。他们虚妄地要对方相信有私人生活，并且对对方的性格和意愿提出质疑，可极大的困难却就在于这场争执的不现实性中，他们用种种令人恼怒的事情来掩盖这种不现实性。
莱奥·菲舍尔的不幸是，他既不打纸牌也不乐意带漂亮的姑娘外出游玩，而是忙于工作，疲于奔命，患有一种明显的家庭意识症，而他那位不做任何别的事、只是一味地日夜充当这个家庭的内核的夫人则再也不受这方面富于浪漫色彩的观念的迷惑。莱奥·菲舍尔有时受到窒息感的侵袭，这种感觉捉摸不定，从四面八方向他逼来。他是社会的躯体内的一个能干的小细胞，本分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但却只从四面八方得到毒汁。虽然这远远超出他对哲学的需要量，但是在遭到自己伴侣的遗弃之后，作为一个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放弃青年时代的合理时尚的上了岁数的人，他还是开始隐约感到精神生活的深刻空虚，感到自己那种永远变换着形态的无定形性，那种总是随着自身转动一切的缓慢、但动荡不定的变革。
在这样一个为家庭问题困扰着的早晨，菲舍尔忘记了回复伯爵阁下的来信，在随后的许多个早晨他听人描述了发生在图齐司长夫人圈子里的事，感到错过这样一个可以让格达进入上流社会的好机会实在是件莫大的憾事。菲舍尔自己并不是完全心安理得，因为他自己的总经理以及国家银行总裁都去了嘛，但是众所周知，人们在有罪与无罪的夹缝里心情越是紧张，便会越猛烈地反驳对他的指责。但是每逢菲舍尔怀着实干家的优越感试图取笑这桩爱国事务时，他总是被告知，一个像保罗·阿恩海姆这样站在时代顶峰上的金融家想法就是不一样。真是令人惊讶，克莱门蒂娜，还有格达——在别的方面她自然都是悖逆她母亲的愿望的——了解到了何其多的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呀，而且在交易所里人们也在谈论他的某些奇闻轶事，所以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因为他跟不上，可也不能对一个有着如此广泛商务联系的人妄下断语，说什么人们可以不认真对待他。
但是如果说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的话，那么这颇恰当地具有反坑道 [22] 的形态，这就是说，他对种种涉及图齐家、阿恩海姆、平行行动以及他自己的不顶事的暗示都讳莫如深地保持沉默，探询阿恩海姆的行为，暗暗等待着发生一个事件，好一下子暴露这种种事物内部的空洞并粉碎这件事高扬的家庭行情。
五二 图齐司长发现自己部里工作中的一个缺陷
图齐司长在下定决心要弄清楚阿恩海姆博士这个人的情况之后不久，便满意地在建设他十分关心的皇家外交部上发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它不了解阿恩海姆这样的人的情况。文艺书籍中，除了回忆录以外，他自己只读《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为此他颇感得意，因为这使他避免分散精力；但是在整个外事部门找不到一个曾读过阿恩海姆的一本书的人，这他认为便是一个错误了。
图齐司长有权召见其余各负责官员，但是在那个被眼泪搅得心神不宁的夜晚之后的早晨他自己去找新闻司司长，心里怀着这样一种感觉：他不好把这个让他去找人交换意见的因由说成完全是出于公务需要。新闻司司长钦佩图齐司长知道大量有关阿恩海姆的个人情况，承认自己也曾常常听说这个名字，但立刻否定了他们司的档案里有此人材料的猜测，因为据他所知此人从未成为一份官方报告的对象，而报刊材料处理理所当然地不包括私人的一般言论。图齐承认这并不出乎自己的意料，但发表意见说，人物和现象的官方和私人意义之间的界线今天并不总是可以清楚地确定，新闻司长觉得图齐司长看问题目光敏锐，两位司长一致认为，这是体制方面的一个很有趣的缺陷。
这显然是一个欧洲稍微有点平静的上午，两位司长把办公室主任找来并让他建立一份卷宗，在封面写上“阿恩海姆，保罗博士”的标题，虽然这份卷宗暂时还空空荡荡。在办公室主任之后轮到了档案室和剪报资料室的各位领导，他们立刻凭记忆并颇得意于自己的精明地汇报说，他们没有收集过任何有关阿恩海姆的资料。末了，二人还把官方记者们一一找来，他们天天收集整理各报刊上的资料并编成摘要呈各位司长阅读，当他们被问及阿恩海姆时，全都露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并保证说，此人的名字在他们的报刊上经常被提到而且名声还极好，然而对他的文章的内容却全然不知，因为他的活动——他们立刻就会说——不属于官方报告的任务范畴。一摁电钮，事实便证明外交部的机构运转得无可指摘，所有的官员离开这间房间时都觉得良好地显示了自己的可信赖性。“情况和我对您说过的完全一样，”新闻司长满意地对图齐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
这两位司长面带庄重的微笑听取了这些汇报，坐在——简直像被环境制成了永恒的标本似的，像琥珀里的苍蝇——华丽的皮靠背椅里，在柔软的红地毯上，在这间还是从玛丽娅·特蕾莎时代传下来的白色和金色相间房间的深红色高大窗帘的后面，并认识到，他们如今至少已经发现了的这个系统中的空白将是难以填补的。“我们司，”这位司长自夸说，“收集整理每一样公众意见；但是公众舆论这个概念总得有一定的范围吧。我可以担保，一位议员本年度里在任何一个邦议会上插入的每一声呼喊在十分钟内便可在我们的档案资料里找到，最近十年的每一声插入的呼喊，只要涉及对外政策，至多在半小时内便可找到。这也适用于每一篇报刊政论文章；我的属员们工作认真负责。但这都是些具体的，几乎可以说是负责任的言论，它们与固定的关系、力量和观念相关联。如果纯粹从专业角度考虑，搞文摘或编目的官员应该把某人的一篇杂文登记在哪个词条下，仅仅是对他这个人……那么该举出谁的名字来呢？”
图齐乐于助人地举出与狄奥蒂玛往来密切的最年轻作家中的一个。
新闻司司长侧着耳朵、心神不安地抬眼望着他。“我们就说是这个人吧；但是人们所注意和所忽略的东西之间的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儿呢？甚至也已经有过政治诗。人们就应该把每一个写诗的人……抑或人们也许只应该把维也纳皇宫剧院剧作家……”
两位司长都笑了。
“要怎么精确摘录出这种人的意见呀，如果他们都是席勒和歌德？！一种更崇高的意义自然总是有的，但是一遇到实际目标他们每讲两句话便都自相矛盾。”
这当儿，两位司长已经明白，他们有致力于某种“不可能的事情”的危险，如果也用对社交界荒谬事的那种鉴赏来对待这个词儿的话，外交家们对这种鉴赏力有一种很敏锐的感觉。“人们不能把一套书评家和剧评家班子并入到部里嘛，”图齐微笑着断言，“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人们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不可否认，这样的人对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形成不无影响并且通过这个途径也对政治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外交部是这样干的。”新闻司长帮了他一把。
“没错。但是水滴石穿。”图齐觉得这句引文很好地表达了某种危险，“是不是也许还是得试着做点什么组织方面的事？”
“我不知道，我有阻力。”另一位司长说。
“我当然也有！”图齐补充说。他在这次谈话快结束时有一种如同舌上长了舌苔的痛苦感觉，并且不能正确区别自己谈到的是否都是废话，抑或事实是不是还会证明这是感觉敏锐的一种表现，他就是以感觉敏锐著称的嘛。新闻司长也不能加以区分，所以两位司长互相保证，这个问题他们以后还要再谈一次。
新闻司长委托属员给部图书馆订购阿恩海姆的全部著作，也算使这件事有一个了结，而图齐司长则来到政策研究室，他请求那里的人委托驻柏林大使馆搞一份关于阿恩海姆其人的详细报告。这是他目前唯一可干的事，在这份报告到达之前，想了解阿恩海姆的情况便只有找他的妻子，而这已经让他感到了十分的不愉快。他回想起伏尔泰的名言：人运用言语，只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而使用思想，则只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公正的理由。当然，这始终都是外交。但是一个像阿恩海姆这样的人为了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藏匿在言语的后面而讲得这么多、写得这么多，这让他感到不安，也令他觉得有点新鲜，他必须探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五三 人们把莫斯布鲁格尔送进一座新监狱
杀害妓女的凶手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在各报刊停止刊登有关审理他的案件的报导之后不多几天便被忘却了，公众的兴奋情绪已经移往别处。只有一些专职人员还在继续和他打交道。他的辩护律师已经提出案件复审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精神状态，此外还做了几件别的事：处决不定期推迟了，人们把莫斯布鲁格尔送进另外一座监狱。
看到移监时狱方那样谨慎从事，他感到受宠若惊；荷枪实弹，许多人，手铐脚镣：人们重视他，人们惧怕他，莫斯布鲁格尔却喜欢这样。当他登上囚车时，他期盼着受赞叹，看了一眼过路人那惊讶的目光。顺着街道刮下来的冷风吹拂着他的鬈发，他有点弱不禁风。两秒钟之久；随后，一个法警在他屁股上推了一把，把他推上了车。
莫斯布鲁格尔爱虚荣；他不喜欢这样被人推上车；他担心卫兵会碰撞他，呵斥他或取笑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的巨人不敢看一眼他的押送人员，自觉自愿地挪移到车厢的前壁边上。
但是他不怕死。人活着就必须忍受许多痛苦，这一定比受绞刑更难受，多活还是少活几年，这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一个长时间受监禁的人的消极的自尊心禁止他惧怕受惩罚；但是除此之外他也并不留恋生活。这生活他有什么可爱恋的？总不会是春天的风或辽阔的公路或太阳吧？这只会使人疲倦、炎热、生出灰尘。真正了解这情况的，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的。“讲讲总可以的吧，”莫斯布鲁格尔心想，“昨天我在那儿的街角饭店里吃了一份极好的烤猪肉！”这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连这个人们也可以放弃。要是说有什么事会让他感到高兴的话，那恐怕就是满足他那一直遭到愚蠢的侮辱的虚荣心了。一阵杂乱颠簸从车轮经长凳传入他的身体；路面石块从车门栅条后面向后退去，载重马车落在后面，有时男人、女人或儿童踉踉跄跄横穿过栅条，一辆出租马车远远地从后面慢慢移近过来，越来越近，开始像锻砧溅出火花那样迸发出生机，马头似乎要冲破车门，然后马蹄声和橡皮轮胎软乎乎的声音便从车壁后面掠过。莫斯布鲁格尔慢慢扭过头去，又望着他面前与侧壁相接的盖板。外面的嘈杂声沙沙沙、嘟嘟嘟；像一块拉紧的布，时不时有某个事件的阴影从那上面掠过。莫斯布鲁格尔把这趟行程看作消遣，没怎么在意它的内涵。在两种幽暗、静止的监狱时间之间的冒着不透明白色泡沫的一刻钟。他也总是这样感知自己的自由的。不特别美妙。“最后的晚餐这则故事，”他想，“在一切完结之前，监狱神父、刽子手们和这一刻钟都不会有多大变化；它也会在自己的轮子上向前蹦跳，人们将会像现在这样不断地有事要做，以便在碰撞时不致从长凳上滑下，他们不会见到、听到许多，因为尽是所有人在围着一个人跳跃。如果人们终于放下一切而安静下来，这将是最明智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