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摆脱了求生愿望的人，他的优越性是很大的。莫斯布鲁格尔回想起在警察局最早审问他的那位警长。那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人，他轻声讲话。“您看，莫斯布鲁格尔先生，”他说，“我简直是打从内心请求您：您高抬贵手让我获得成功吧！”莫斯布鲁格尔回答说：“好啊，如果您想获得成功，那我们现在就做记录。”法官后来不愿相信竟有这样的事，但警长在法庭上证实确有此事。“如果您不是自愿摆脱良心上的重负，那么行行好，就算为让我高兴这样做了吧。”警长在全法庭面前重述了这段话，甚至连庭长也怡然自得地笑了，莫斯布鲁格尔则站了起来。“我对警长先生的这段证词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大声宣称并潇洒地一鞠躬补充说，“虽然警长先生打发我走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可我今天却荣幸和愉快地又见到了警长先生。”
一丝洋洋自得的笑意使莫斯布鲁格尔容光焕发，他忘记了坐在对面的士兵，他们和他一样随着车子的颠簸而来回晃动着。
五四 在与瓦尔特和克拉丽瑟的谈话中乌尔里希表现得反动
克拉丽瑟对乌尔里希说：“人们必须为莫斯布鲁格尔出点力，这个杀人犯有音乐才能！”
乌尔里希终于在一个空闲的下午补做了这趟因他的被捕而后果严重地被耽误了的访问。
克拉丽瑟在齐胸高处抓住他的上衣角；瓦尔特带着一副并不完全真诚的面孔站在一旁。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音乐才能？”乌尔里希笑问道。
克拉丽瑟脸上现出一副快乐而害羞的样子。不自觉地。仿佛满面羞惭似的，而她则必须快乐地绷紧脸，以便抑制羞惭。她松开他。“就是这个意思，”她说。“你现在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了嘛！”乌尔里希并不总是猜得透她是什么意思的。
冬去春来。这里，在城外，还有积雪；白茫茫的田野，其间是黑水似的黑色泥土。太阳普照大地。克拉丽瑟穿一件橙色短上衣，戴一顶蓝色羊毛便帽。他们仨一起散步，乌尔里希不得不在这杂乱开裂的自然界给她讲解阿恩海姆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代数级数和苯环，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普遍主义历史观，涉及桥墩、音乐发展、汽车精神、哈塔六〇六、相对论、布尔的原子论、气焊法，喜马拉雅植物志、心理分析、个性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种种其他成就，这些成就阻碍一个拥有这些成就的时代造就出善良、完整、统一的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以一种极其令人安心的方式出现在阿恩海姆的著作里，因为他保证，一切人们所不理解的东西仅仅是不结果实的理解力的一种越轨行为而已，而真实则始终就是简单，是人的尊严以及对超人的真理的本能，这种本能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如果他生活简朴并与星星联合在一起的话。“今天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乌尔里希解释说，“但是人们相信阿恩海姆的观点，因为人们可以设想他是个大富翁，他肯定十分了解自己所谈论的事情，他自己就曾去过喜马拉雅山麓，拥有汽车和苯环，要多少有多少！”
克拉丽瑟想知道苯环是什么样子，一种对光玉髓环的模糊回忆驱使着她。
“你真可爱，克拉丽瑟！”乌尔里希说。
“谢天谢地，她不必明白每一句化学上的胡言乱语！”瓦尔特为她辩护。但是随后，他就为他读过的阿恩海姆的著作辩护起来了。说是他不想说阿恩海姆是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优秀者，但是他毕竟是当代所产生出来的最优秀者。这是新的精神！虽然是无可指摘的科学，但同时也超越出知识以外！散步就这样结束。对大家来说，最终结果便是湿乎乎的脚，兴奋的脑子，仿佛细小的、在冬日阳光下闪亮的光秃树枝作为碎片卡在视网膜上一般，喝杯热咖啡的共同愿望以及人性失落的感觉。
雪化成汽从鞋上升起，克拉丽瑟感到高兴，因为房间脏了，而瓦尔特则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噘着女性化而强健的嘴唇，因为他心里不痛快。乌尔里希讲述平行行动。一谈到阿恩海姆他们又争执起来。
“我将告诉你，我对他有什么看法，”乌尔里希重复说，“今天，科学的人是一件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不能，不能视而不见！专家和门外汉的经验差别在任何时期也没有像在现在这个时期这么大。从一位按摩师或一位钢琴演奏家的能力上人人都可以觉察出这一点来；今天人们再也不会不作特殊的准备便将一匹马送上赛马场。只是在做人问题上人人还觉得自己有职责作出决断，而一个古老的偏见则声称，人们作为人而出生并作为人而死去！但是如果说我知道五千年前女人给她们的爱人写着字面上与今天完全一样的信的话，那么我现在读这样的信时再也不能不想一想，情况是否该改变了！”
克拉丽瑟表示乐意赞同。而瓦尔特却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微笑，即使拿一根扣帽饰针刺这个苦行僧的面颊，他也不会动一下眼睫毛的。
“这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你暂时拒绝做一个人！”他插话。
“差不多吧。这上面带有一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浅尝辄止的感觉！”
“但是我还愿意给你添上几句完全不一样的话，”略一沉吟后，乌尔里希继续说，“专家们永远不会尽善尽美。不单单是今天如此；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能想象自己的工作会完美无缺。也许连这样希望也不会。譬如，人一旦学会完全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去理解和对待灵魂，他还会有灵魂吗？可是我们仍在追求这种状态！情况就是这样。知识是一种行为、一种爱好，从根本上来说，一种未经许可的行为；因为一如饮酒欲、性欲和暴力欲，必须拥有知识的这种执着也培养出一种难以处于平衡状态的性格。认为研究者追求真理，这是完全不对的，是真理追求研究者。他忍受它。真实的东西是真实的，事实是实际存在的，这不关他的事：他仅仅是有这种爱好，热衷于真实，这勾勒出他的性格，至于他的论断会不会成为一种完整的、有人性的、完美的东西或者压根儿别的什么东西，这与他丝毫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备受折磨而又极其精力充沛的人！”
“还有什么？”瓦尔特问。
“什么还有什么？”
“你总不会是想宣称，人们可以让它听其自然吧？！”
“我想让它听其自然，”乌尔里希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对周围的人的观点，也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观点，天天都在变。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如果我们不比迄今为止更好地抓住我们最深刻的任务，那么这段时期也许会延续到这颗行星的末日。尽管如此，当人们被放到黑暗中，他们本不应该像孩子那样害怕得唱起歌来。但是如果人们装作好像知道在这个人世间应该怎样规定自己的行为，那么这就是一首因害怕而唱出来的歌；你可以声嘶力竭地吼叫，然而这只是害怕而已！此外我还深信：我们在骑马疾驰！我们离目标还远，它们不移近过来，我们根本看不见它们，我们还将常常迷路并不得不更换马匹；但是总有一天——后天或两千年后——地平线会流动起来并向我们急速奔驰过来！”
天色暗了下来。“谁也不敢正视我的脸，”乌尔里希暗想，“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撒谎。”他讲起话来就像人们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瞬间总结几十年现实的结果。他回想起，他责备瓦尔特爱幻想，这种青年时代的梦幻其实早已变得空空洞洞了。他不愿意再说什么。
“难道我们应该，”瓦尔特厉声回答，“放弃任何一种生活的意义吗？！”
乌尔里希问他，他究竟需要意义干什么？这样不也行嘛，他说。
克拉丽瑟嗤笑。她并没有恶意，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古怪得很。
瓦尔特点着灯火，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让乌尔里希在克拉丽瑟面前利用这种黑暗中的男人的优越性。恼人的耀眼灯光倾泻到三个人的身上。
乌尔里希执拗地解释说：“人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仅仅是相信自己的事情会比邻人的更顺利。这就是：你的图画，我的数学，随便哪个人的孩子和妻子；所有这一切，它们向一个人承诺，保证他虽然不会成为什么不寻常的人，但他的这种做个寻常人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
瓦尔特还没有重新坐下。他心里感到惴惴不安。胜利的喜悦。他叫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得过且过！你根本就是一个奥地利人。你在宣扬得过且过的奥地利国家哲学！”
“这也许不像你想象得这么糟糕吧，”乌尔里希回答，“人们会出于对机敏和精确或美的强烈需要而发现，得过且过比体现了新精神的种种努力更讨人喜欢！我祝贺你发现了奥地利的世界使命。”
瓦尔特想回答。但是事实表明，使他情绪高昂起来的那种感觉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而且——怎么说呢——也是要出去方便一下的愿望。他在这两种愿望之间犹豫不决。但是两者不可兼得，他的目光从乌尔里希的眼睛滑到通向门口的路上。
当只剩下他们时，克拉丽瑟说：“这个杀人犯有音乐才能。这就是说……”她顿住，随后诡秘地接茬说，“这根本不可言传，但是你必须为他出点力。”
“要我干什么呢？”
“释放他。”
“你在做梦吧？”
“你对瓦尔特说的，你全不是那个意思吧？！”克拉丽瑟问，她的眼睛催他作出一个他猜不着其内容的答复。
“我不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
克拉丽瑟任性地望着他的嘴唇，然后她重申：“尽管如此你还是应该按我说的去做。你会变样的。”
乌尔里希打量她。他不太明白。他准是漏听了什么，一个比喻或者说明她讲话意义的某个关键词。没有了这层意义，她如此自然地讲话，仿佛在讲有过的一个寻常的体会似的，这听起来很奇特。
但这时候瓦尔特回来了。“我可以向你承认……”他开了腔。这一打断，谈话便缓和了下来。
他又坐在钢琴旁边那把小椅子上并满意地望着自己那双粘着泥土的鞋。他想：“乌尔里希的鞋上为什么没粘着泥土？只有这泥土还能帮欧洲人的忙。”
但乌尔里希却在看瓦尔特鞋子上方的腿：它们穿着黑色棉袜，呈现出不好看的柔软的女孩子的大腿形状。“如果一个人今天还在力图成为某种完好的人，人们必须对此刮目相看。”瓦尔特说。
“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乌尔里希说。“你只需瞄一眼报纸。它充满了极大的不透明性。那里面谈到的事情如此之多，简直逾越了莱布尼茨的思维能力的界限。但是人们根本觉察不到这一点；人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再是一个完好的人面对一个完好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一般性的营养液里移动。”
“非常正确，”瓦尔特立刻说。“再也没有符合歌德本意的那种完好的教育了嘛。但是因此今天有一个思想也就会有一个反思想，有一种倾向也就立刻会有与之相对立的倾向。今天，每一个行动和与它相反的行动都在悟性中找到最机智的理由，人们用这些理由既可以为它们辩护也可以批判它们。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为这个辩护的！”
乌尔里希耸耸肩膀。
“人们必须完全引退。”瓦尔特小声说。
“这样也行，”他的朋友回答，“也许我们正在去蚂蚁国的途中或者正在用另一种非基督教方式瓜分成果。”乌尔里希心中暗想，原来人们既可以相争也可以一致。客套中含着的鄙视清晰得像肉冻里的一块肉。他知道，他最后这几句话一定会惹恼瓦尔特，但是他开始渴望与一个可望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谈一谈。这样的谈话在瓦尔特和他之间曾经有过。在作这样的谈话时，话语被一股秘密的力量从肺腑掏出，没有一句话言之无物。但如果人们怀着嫌恶讲话，那么话语便像雾那样从冰面升起。他不怀怨恨地望着瓦尔特。他确信对方也有这种感觉，觉得这场谈话越是继续下去便越是会在心中毁损自己的形象，但他确信此人把这归罪于他。“人们所想的一切，不是好感便是反感！”乌尔里希想。此刻，他无比清楚地觉得这种观点正确无误，以致他竟意识到这就像一种对身体的强制，类似于被紧挨着拴在一起的人的接触和摇晃。他四下张望，寻找克拉丽瑟。
但是克拉丽瑟看似早就不再听他们的了；她不知什么时候拿起了摆在面前桌上的报纸；然后她暗自思忖，为什么这让自己感到如此深切的愉快。她感觉到眼前是乌尔里希曾谈到过的那种无法测度的不透明性，双手之间是报纸。双臂展现出黑暗并自动张开。双臂和躯干一起构成两根十字形梁，它们之间挂着报纸。这就是这愉快，但是可以描写这愉快的言语没有在克拉丽瑟的脑海里出现。她只知道，她看着这报纸却没在读它，她觉得，乌尔里希身上蕴含着某种极其神秘的东西，一种使自己感到亲切的力量，可她对此没想起什么更确切的内涵来。她的双唇虽然已经张开，仿佛会微笑似的，但是这动作是无意识的，只显得有点愣怔。
瓦尔特继续轻声说：“你说今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严肃、理智或哪怕只是可以看清楚的了，这话说得对；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理解，这恰恰正是使整体充满瘟疫的增强着的理性的过错。变得越来越理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使生活合理化、专门化，这种要求已经植入到所有人的头脑之中，而同时却又没有能力去设想，如果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认识了、分解了、典型化了、变成机器了、标准化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的天哪，”乌尔里希沉静地回答，“修道士时代的基督徒必须虔信，虽然他只能想象出一个天空，天上有云，有竖琴，有点索然无味；我们害怕这个理智的天空，它让我们回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些直尺、长凳和可怕的粉笔图形。”
“我有这种感觉，似乎结果将是幻想的一种无节制的放荡不羁，”瓦尔特若有所思地补充说。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小小的怯懦和计谋。他想到了克拉丽瑟身上那种神秘的反理性的特性，而当他谈到理性造成放荡不羁的行为时，他想到了乌尔里希。另外两个人没感觉到这一点，这使他心头产生未被理解者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他真巴不得能请求乌尔里希只在城里待着，别再踏进他的家门，如果这有可能做得到，并且不会激起克拉丽瑟的激烈反对的话。
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旁默默看着克拉丽瑟。
克拉丽瑟突然发现他们不再争论了，便揉揉眼睛，眯缝着眼友好地望着乌尔里希和瓦尔特，他们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像在一只玻璃柜里那样坐在薄暮的窗玻璃前。
五五 索利曼和阿恩海姆
杀害姑娘的凶手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还另有一位倾慕者。他的罪责或他的痛苦的问题在几个星期前像打动了许多别人的心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对这个案件的看法与法庭有所不同。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这个名字颇中她的意，她想象一个孤独、魁伟的男子，坐在长满苔藓的磨坊旁边，倾听轰隆的流水声。她坚信人们对他提出的那些指控将会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澄清。每逢她坐在厨房或餐室里做针线活儿，便觉得仿佛莫斯布鲁格尔抖落了身上的锁链，正朝她走来，接着便浮想联翩。其中不排除有这样的幻想：倘若他克里斯蒂安及时结识了她拉喜儿的话，那么就会放弃杀害姑娘这种勾当，并显示出自己原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强盗头子。
这个可怜的男子在牢房里料想不到这颗心，这颗俯在狄奥蒂玛需要修补的内衣上方为他跳动着的心。图齐司长的府邸离地方法院根本就不远。一只鹰只需稍稍扑棱那么几下翅膀便从一个屋顶到了另一个屋顶；但是对于毫不费劲就使各大洋和各大洲沟通起的现代的人来说，要与住在附近街角处的人建立联系，却比登天还难。
就这样，磁流又消散了。自一些时候以来，拉喜儿不再爱莫斯布鲁格尔，倒爱上平行行动了。即便里面房间里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顺当，前室也会忙得不可开交。从前总有闲暇读从主人那儿弄到厨房来的报纸的拉喜儿，自从早到晚当小哨兵为平行行动站岗以来，便再也没这个工夫了。她爱狄奥蒂玛、图齐司长、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大富豪，而且自她发现乌尔里希开始在这个家里扮演一个角色，她也爱他了；一条狗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感觉，但也带着各种不同的嗅觉——它们意味着激动人心的环境变换——爱它的家中的朋友的。但是拉喜儿是个聪明人。譬如从乌尔里希身上她分明察觉到，他总是与别人有一点儿对立，她的幻想已经开始认为他在平行行动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还没弄清楚的角色。他总是和颜悦色地看她，小拉喜儿还发现，只要他以为她不知道，他便特别长久地端详她。她认为他一定是要她做什么事，那就等着瞧吧；她的白色小毛皮充满期望地收缩起来，从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里时不时有一束小而尖的金色光芒急速射向他那边！在她围着华丽的家具和客人们踅来踅去的时候，乌尔里希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这个小女人的咔嚓声，这使他有几分走神。
他在拉喜儿的注意力中的位置多半要归功于神秘的前室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阿恩海姆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动摇；因为这个光彩夺目的人不知道自己除了乌尔里希和图齐之外还有第三个敌人：他的小仆人索利曼。这个黑男孩是平行行动束在拉喜儿的魔腰带上的闪光的扣子。一个滑稽的小男孩，跟着他的主人从童话国来到了这条拉喜儿当差的街上，他简直是作为童话中直接指定给她的部分而被她占有了；事情就是这样由社会地位规定好了的：大富豪是太阳，属于狄奥蒂玛，索利曼属于拉喜儿，是一块在阳光下闪亮的、惹人喜爱的彩色碎片，她把它珍藏了起来。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这男孩的看法。尽管他身量小，但已十六七岁，是个充满浪漫精神、恶意和个人要求的人。阿恩海姆当初在意大利南方从一个舞蹈队里把他领出来并收留了他；这个特别神经质的小男孩，目光中流露出忧郁，扣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大富翁便决定为他打开美好生活的大门。这是一种对真挚、忠诚的伴儿的渴望，这种渴望不时作为一种偏爱袭上孤独的阿恩海姆的心头，但他通常用增加工作来掩盖它，他一直这样不经意地把索利曼当作同等地位的人看待，直至索利曼十四岁，就像人们从前在富人家庭里抚养自己孩子的同乳母兄弟姊妹，他们可以参加一切游戏和娱乐活动。白天和黑夜索利曼蹲在写字台旁边，或者在主人与著名客人作数小时之久的谈话期间蹲在他的脚跟、背后或膝头。如果桌上恰好散乱地放着司各特、莎士比亚和大仲马，他就读，他借助简明词典学了拼写字母。他吃主人的糖果，在无人看见时也早早地吸起主人的雪茄来。主人专门为他请了一位教师——因为经常旅行所以有些不定期——上初等教学课。学这些功课时索利曼感到无聊已极，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干一个男仆的差使，他同样可以分担这些差事嘛，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成年人的工作，这迎合他的干活的积极性。但是有一天，这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的主人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并友好地向他解释说，他所期望于他的，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说是他现在不再是孩子了，作为主人，他阿恩海姆有责任让索利曼，让这个小仆人成为一个正派人；所以他已经决定从现在起完全把他当作他必须成为的那种人来看待，使他可以及时习惯起来。许多卓有成效的男子——阿恩海姆补充说——都是从擦皮鞋和刷盘子干起，这方面恰恰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因为最最重要的是，人们一开始做什么事就全力以赴。
从一个不明确的高级宠儿被提升为享受免费膳宿并有一份微薄薪金的仆人的时刻在索利曼的心中造成一片荒芜，对此阿恩海姆却懵然无知。索利曼根本没听懂阿恩海姆向他说明的情况，但却分明凭感觉猜着了，自地位发生变化之日起，他便憎恨上了他的主人。他此后也没放弃书籍、糖果和雪茄，但是从前他只是喜欢什么便拿什么，现在却是完全有意识地偷阿恩海姆，并且即便如此也无法使自己的复仇情感得到满足，以致他有时就干脆把东西打碎、藏匿或扔掉，阿恩海姆隐约记得那些东西，可他感到纳闷，那些东西竟再也不出现了。一方面，索利曼宛若小精灵般进行报复，但另一方面，他竭力控制自己，履行公务尽心尽职、举止行为讨人喜欢。他仍然是所有女厨师、女仆、饭店雇员和女性客人的头号新闻，受到她们的目光和微笑的溺爱，受到满街游荡的男孩子们的讽刺眼光的盯视，依然习惯于觉得自己是个有吸引力的、重要的人物，即使他受到了压抑。连他的主人有时也还给他投去满意和得意的一瞥或说一句友好和贤明的话，人们一致称赞他是个伶俐、讨人喜欢的男孩，如果索利曼在这之前正巧刚犯下了特别该受谴责的事，那么他就会殷勤而带着嘲笑地品味自己的优越性，一如品味一个吞下肚去的通红而冷森的冰球。
拉喜儿在告诉他屋里也许正在酝酿一场战争时赢得了男孩的信任，打那以后她便不得不听他对她的偶像阿恩海姆说些难听的话。尽管索利曼自命不凡，他的幻象看上去就像插满剑和匕首的针插，在所有他向拉喜儿讲述的有关阿恩海姆的事情中，马蹄发出隆隆响声，火把和绳梯摇晃。他向她透露，他根本不叫索利曼，并给她说了一个长长的、怪声怪调的名字，这个名字他说得如此之快，以致她根本没法记住。后来他又添加上一个秘密，说他是一位黑人王公的儿子，他父亲拥有几千名武士，还有大批牛群、奴隶和宝石，他小时候被人从他父亲身边偷走了；阿恩海姆买了他，为了将来可以以昂贵得不得了的价格把他再卖给王公，但是他想逃跑，迄今为止之所以还没能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父亲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拉喜儿没那么愚蠢，会去相信这些故事；但是她相信它们，因为对她来说在平行行动中没有哪个不可信事物的尺度是够大的。她也很想禁止索利曼这样谈论阿恩海姆；但是她不得不停留在仅仅对他的狂妄表示搀杂着畏惧的不信任，因为尽管有种种可疑，她不知怎么却总觉得，他的主人不可信赖这一论断是平行行动中的一种巨大的、正在临近的、紧张的复杂情况。
那是雷雨云，在长满苔藓的磨坊里的那个身量高大的男子在这雷雨云的后面消失了，一抹惨淡的光集拢在索利曼的小猴脸起皱的怪相上。
五六 平行行动各委员会的繁忙工作；克拉丽瑟致函伯爵阁下并建议尼采年
在这段时间里乌尔里希必须每周拜访伯爵阁下两至三次。那儿为他准备好了一间高而细长、作为办公室很惹人喜欢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幅暗色的画，画上有深沉闪亮着的红色、蓝色和黄色斑点，上面画着一些骑兵，他们把长矛刺进别的落马骑兵的两肋；对面墙上是一位孤零零的贵妇，她的两肋受到一件绣金紧身胸衣的严密保护。看不出人们为什么把她孤伶伶放逐到这道墙上，因为她显然曾经是莱恩斯多夫家庭的一个成员，她那张年轻的扑粉的脸看上去和伯爵的相似得犹如干巴巴的雪地上的一个脚印类似潮湿黏土地上的一个脚印。顺带说及，乌尔里希很少有机会端详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脸。平行行动自最近那次会议以来便频频展开对外活动，以致伯爵阁下竟再也无暇静心思考重大问题，而是不得不以审阅呈文、接待来客、进行会晤和乘车出行来度过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他已经和总理交谈过一次，会晤过一次大主教，到皇家办公厅去会谈过一次，并且还在上院与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显贵进行了几次接触。乌尔里希未曾受邀参加这些讨论，只知道各方人士均估计会遭到对立面的强烈的政治反抗，所以所有这些部门都声称，他们越少在其中抛头露脸，便能越有力地支持平行行动，所以他们暂时只派观察员参加各委员会。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正一周一周地取得大的进展。它们已经如同在成立大会上所决定的那样从宗教、教育、商务、农业等等角度把世事进行了分类，每一个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一个相关各部的代表，所有委员会已经开始致力于各自的任务，每一个委员会与所有别的委员会协同步调等待着职责范围内所属的各团体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以便听取他们的愿望、建议和请求并将其转达给总委员会。人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国家“最主要的”道德力量有序和集中地流向总委员会，并且已经满意地看到这种书信来往正在增长。不久之后，各委员会发给总委员会的函件就可以援引别的已经给总委员会发去过的函件了，并且开始以一句一次比一次变得更重要的句子打头：“分别查找这个位数的数字某某某某号和某某号……”接下去又是一个数字，所有这些数字随着函件的增多而变大。这已经具有某种健康增长的特性，而且各公使馆也以半官方途径报告奥地利爱国主义的力量显示给外国留下的印象；外国使节已经在小心翼翼寻找机会探听情况；变得留神起来了的下议院议员们探询意图；私人的活动力在一些商号的询问中初露端倪，这些商号冒昧地提出建议，或者请求为他们的公司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提供有力依据。一个机构已经存在，而由于它已经存在，它就必须工作，又由于它工作，它便开始跑动起来；如果一辆汽车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上开始跑动起来，哪怕没有人在驾驶它，它也会跑完某一段路，甚至是一段给人印象很深刻的、特殊的路。
一股强大的推进力就这样产生了，莱恩斯多夫伯爵分明感觉到了这股推进力。他戴上他那副夹鼻眼镜，极其认真地把所有来信从头读到尾。这不再是起初事情还没上轨道时铺天盖地向他涌来的热情的陌生人的建议和愿望，而且即使这些呈文或询问来自百姓中间，它们也是由阿尔卑斯人合作社理事会签了字的，是由自由意志者联盟、处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社交联盟、市民俱乐部以及其他那类小团体签了字的，那些小团体是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过渡的前导，一如一阵旋风卷起一小堆垃圾。即使伯爵阁下并不同意向他提出的全部要求，他还是基本上确认这是一大进步。他取下夹鼻眼镜，把来信送还给部员或移交给他的秘书，并满意地点点头，没说一句话；他觉得平行行动正在一条好的、有条理的道路上，会找到真正的道路的。
接过信的部员照例把它放在另一摞信件上，而如果最后一封信放在上面，他便会揣度伯爵阁下的眼神。随后他就会说出伯爵阁下想说的话：“这一切好极了，但是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中心目标还不知道任何原则性的意见，便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但是这是部员读每一封在这之前已送到的信件时从伯爵阁下的眼神里所揣度出来的意思，而这也就完全成为他自己的意见，他手里握着一支镶金小铅笔，他已经用它在每一封来信的结尾写上“Ass．”这句有魔力的套语。在卡卡尼各公务机关里正在使用的“Ass．”实际上是“Asserviert”，大致相当于德语的“留待以后解决”，是谨慎从事和不急不躁的榜样。譬如被留待以后解决的有小公务员要特殊产妇补助的请求，这个请求一直拖到孩子长大成人并有了独立工作能力时才得以解决，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也许只有到那时才能完成这方面的立法手续，而上司们心地慈善不愿意在这之前先拒绝这个请求；但是被留待以后解决的也有有影响的人物或行政机构的申请，人们不可以用拒绝来得罪人，虽然他们知道，另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反对这些申请，而原则上凡是第一次向一个机构提出的申请都得留待有了类似情况的先例后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取笑各机构的这种习惯，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因为在这些办公室以外还有更多的事被留待以后解决。如果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句子，一个有时产生出那酷似一头长翅膀公牛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速度的句子，被完全删去或被完全写完，那么在国王们的登基誓言里还一直有与土耳其人或异教徒交战的诺言，这简直就没什么意义了。各机构这样做起码是会丢失一些东西的，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会丢失。所以留待以后解决是我们生命大厦的基本套语之一。但是如果伯爵阁下觉得什么事特别紧急，那么他就必须选择另一个办法。他会派人先把这倡议送呈宫廷，送呈他的朋友施塔尔堡伯爵，询问人们是否如他所以为的那样会认为这倡议是“暂时明确的”。一些时候以后总会有这样的答复反馈回来：目前还不能转达这方面的最高意志，可取的做法似乎还是先让公众舆论自己形成，并按公众舆论对该建议的接受情况以及其他应有的必要条件留待以后予以考虑。围绕着这倡议生成的一套卷宗就这样送达部里的有关科室并从那里又返回来并加上这样的附注：本科室认为自己无权对此单独作出决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莱恩斯多夫伯爵便会预先记上一笔，以便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一个内部的分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
只有在送来一份既没有一个协会理事会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宗教、学术或艺术团体签名的文件时，他才毅然采取果断措施。这几天，克拉丽瑟就寄来了一封这样的信，她在信中引证乌尔里希并建议举行一个奥地利的尼采年，还建议人们必须同时为杀害女人的凶犯莫斯布鲁格尔做点什么事；说是作为女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提这个建议，此外也由于这意味深长的一致：尼采曾患有精神病，莫斯布鲁格尔也这样。当莱恩斯多夫伯爵把此信拿给乌尔里希看时，乌尔里希当即从那特有的不成熟的、但充斥着粗体字和加重线的行文上认出了这封信，他几乎不能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自己的恼怒。然而莱恩斯多夫伯爵，当他以为觉察到了乌尔里希的困窘时，却严肃而和蔼地说：“这并非无足轻重。这是，我想说，这热情而有力；但是可惜我们必须将所有这类个人建议搁置起来，否则我们就达不到目标。既然您似乎认识这位写信的女士，也许就由您把这封信交给您的表妹夫人吧？”
五七 情绪高昂。狄奥蒂玛对伟大思想的本质有特殊体会
乌尔里希把信塞进自己的衣袋，准备把它扔掉，和狄奥蒂玛谈论这件事本来就不会很容易，因为自从那篇论述奥地利年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狄奥蒂玛便一直觉得自己被一种完全杂乱的高昂情绪攫住。不单单是乌尔里希有时看也没看就把从莱恩斯多夫伯爵那儿得来的全部文件交给她，而且邮局也每天送来一杳杳信件和剪下来的报纸文章，书商们给她寄来大量供试看的书籍，她家里社交来往的上涨，就像海水受到风和月亮联合吸引，电话铃声也一刻不停地响着，倘若不是小拉喜儿像天使长那样尽心尽力地守在电话机旁并自己回答大多数人的询问——因为她认识到不能让人没完没了地来打扰她的女主人——狄奥蒂玛简直会在这重压下崩溃的。
但是，这种永远不发生而总是在她体内颤动的神经崩溃却给狄奥蒂玛带来一种她还从未有过的幸福。那是一阵冷战，因自己地位重要而感到的一阵战栗，像国际大厦屋脊上一块砖头在重压下发出的一阵沙沙声，像人们坐在突出于远近群山之上的一座山峰时感到的虚无缥缈兴奋刺激感。一句话，那是一种地位感，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女儿兼平民副领事的年轻夫人——尽管她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迄今她在骨子里依然还是这样的身份——突然意识到的地位感，这样一种地位感是未被觉察、但却极其重要的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犹如地球转动或我们为感官感觉所作的那一份个人贡献的未被觉察。由于人们被教导不可将自己的虚荣心存放在心中，所以他们便将绝大部分虚荣心携带在脚下，他们在一个伟大祖国的、在一种宗教的或所得税级别的土地上漫步，在没有这种地位的情况下甚至满足于人人会有的东西，即处于从虚无中升起的时间柱的临时最高点上，这就是说，恰恰生活在现在，生活在从前的虚荣心已经灰飞烟灭、后来的虚荣心还未形成的时候。但是，如果这种通常无意识的虚荣心出于某种原因一下子从脚部升至头部，那么这就能产生出一种轻度的癫狂，类似自以为胸怀着全球的处女们的那种癫狂。连图齐司长现在也对狄奥蒂玛表示敬意，向她打听情况并有时请求她接受这样和那样的小委托，以往他在谈到她的沙龙时惯有的那种笑容让位给了一种庄重和严肃。人们还一直不知道，站到一个国际和平主义运动的前列，这个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为至高无上的当局所接受，但是他一再对这种可能性忧心忡忡并附加这样的请求：希望狄奥蒂玛在对外政策领域不要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有任何轻举妄动。他甚至立刻提出忠告，什么时候当真要发动一场国际和平行动倡议时得首先设法避免从中生出政治纠葛来。他向他的夫人解释说，人们不必拒绝一个如此美好的思想，甚至在存在着实现这个思想的可能性的时候也不必加以拒绝，但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各种前进的路和退路，这却是绝对必要的事。随后他便向狄奥蒂玛阐述一次裁军会议、一次和平会议、一次首脑会晤往下直至那已被提及的捐款和用当地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和平宫殿之间的区别，他还从未这样实实在在地和他的妻子谈过话。有时他甚至夹着皮公事包再次返回卧室，对自己的阐述作一些补充，譬如他忘记附带说明他个人理所当然地只是结合一项和平主义的或人道的事业才认为与世界奥地利这个名字相关联的一切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不应该被认为是危险而不可揣度的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狄奥蒂玛面带耐心的微笑回答：“我将尽量考虑你的愿望，但是你不要把外交政策对我们的意义想象得过分重要了嘛。现在存在着一种简直是拯救性的高涨情绪并且来自人民的无名的内心深处；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请求和建议向我涌来。”
她是值得钦佩的；因为她得不动声色地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在大的、按宗教、公正、农业、教育等等观点建立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各次会议上，人们对所有较重要的倡议都持那种冰冷和胆怯的克制态度，狄奥蒂玛就分明在她丈夫身上体味到这种态度，当时他还没这么关心这件事；有时她觉得自己焦急万分、沮丧已极，无法向自己掩饰这个事实：懒散的世人的这种抵抗将是难以粉碎的。虽然对她自己来说奥地利年将成为世界奥地利年、奥地利各民族将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榜样是清清楚楚明摆着的，但是事实却清楚地表明，这对于慢性子的人来说还需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并且必须得到一个神来之笔的补充，这个想法得是个因为超越宽泛的意义而更加容易被理解的想法。狄奥蒂玛研读众多书籍数小时之久，想找到一个有这种功能的思想，而且这理所当然地也将是一种象征性的奥地利思想；但是狄奥蒂玛对伟大思想的本质有特殊体会。
事实表明，她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时代充满伟大的思想。但是别忘了，即便所有条件——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条件——具备，实现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思想会有多么困难：每逢狄奥蒂玛几乎已经下定决心选定一个这样的思想，便总是身不由己地发现，实现它的反面可能也有某种伟大之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理想有着奇特的个性，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个性：如果人们严格遵循理想，那么理想便会突然变成荒谬。就拿托尔斯泰和苏特纳 [23] 来说吧——这两位作家的思想人们当初大都经常听说——但是人类怎么可能，狄奥蒂玛心想，不用暴力就弄到烤鸡吃呢？倘若像那些人所要求的那样不应该杀戮，那么人们拿士兵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失业，这些可怜的人们，罪犯们就会无法无天。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而且听说已经在收集签名了。狄奥蒂玛压根儿就从来也不能想象一种没有永恒真理的生活，但是如今她不胜诧异地发现，每一个永恒真理都有双重性和多重性。所以理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由此甚至得到某种名誉拯救的图齐司长——对永恒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虽然永远不会否认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但却深信按字面去理解它们的人都是疯子。按他所了解的情况——他主动向他夫人提供了这些情况——人的理想包含大量要求，如果人们不是一开始就不完全认真对待它们，那么理想势必会走向毁灭。作为这方面的最好证明，图齐提出，像理想和永恒真理这样的词儿在正经八百的办公室里是根本不说的；说是一个部门负责人心血来潮在一份文件里用了这样的词儿，当即便有人建议他让官方医生检查身体、开证明去休假。尽管狄奥蒂玛神情忧郁地听他讲话，到头来却还是从这种性格弱点里又吸取了全力以赴投入研究之中的新的力量。
当莱恩斯多夫伯爵终于找到时间前来出席一次磋商时，也对她的旺盛精力感到吃惊。伯爵阁下要了解来自民众之中的意愿。他真诚希望查明民意并通过上面小心翼翼地施加影响净化这种民意，因为他不想把它作为一种谄媚逢迎的赠品，而是作为在民主漩涡中飘动的各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征象呈示给陛下。狄奥蒂玛知道，伯爵阁下还一直坚持“和平皇帝”这个思想并坚持一种真正奥地利的光辉，只要一个集合在族长周围的各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在其中得以正确表达出来，他原则上就不会拒绝世界奥地利这个建议。不过，伯爵阁下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把普鲁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虽然他对阿恩海姆博士个人觉得无可厚非并且甚至曾经明确地把他称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物。“我们当然不想要任何爱国主义方面的陈词滥调，”他告诫说，“我们必须唤醒国家，唤醒世界。我觉得搞一个奥地利年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我自己就曾对记者们说过，人们必须把公众的想象引到这样一个目标上去。但是您已经考虑过了吗，我亲爱的，如果要搞这个奥地利年，我们今年应该做些什么事？您看，就是这么回事！这件事人们也必须知道。人们必须在上面帮一把手，否则不成熟分子们就会占了上风。可我却实在找不出时间来过问这件事！”
狄奥蒂玛觉得伯爵阁下内心充满忧虑，便热烈地回答：“这行动必须以一个伟大的象征为最高峰，要不就根本不会有最高峰！这是肯定无疑的。它必须打动世人的心，但也需要上面施加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奥地利年是一个极好的建议，但是我认为一个世界年更妙；一个世界奥地利年，这就可以让欧洲精神在奥地利看到自己真正的故乡！”
“小心！小心！”莱恩斯多夫伯爵警告说，他曾经常常受到他女友思想上的大胆的惊吓，“您的思想也许总是有一点儿太伟大了，狄奥蒂玛！您已经说过一回这个意思了嘛。可是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您想出什么主意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年里应该做些什么？”
莱恩斯多夫伯爵受到那种使他的思维非常具有特色的率直的指引，恰好用这个问题触到了狄奥蒂玛的最痛处。“阁下，”她踟躇了片刻说，“这是世上最难的问题，您要我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我打算尽快邀请一批著名人士、诗人和思想家，我想看看这些人会提出些什么建议来，在这之前我不发表什么看法。”
“这就对啦！”伯爵阁下叫起来，对这种观望的态度立刻表示赞同，“这就对啦！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要是您知道，现在我天天都听到些什么！”
五八 平行行动引起疑虑。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人自愿走回头路
有一回，伯爵阁下也有时间与乌尔里希深入交谈。“这个阿恩海姆博士我看不太顺眼，”他向他透露，“不错，一个极有才智的人，您的表妹的态度并不令人惊奇；但毕竟是个普鲁士人。他那看人的眼神。您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一八六五年，我已故的父亲的夏洛蒂宫里来了一位参加狩猎的客人，这个人也总是用那样的目光看人，一年后情况表明，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邀请他到我们这儿来的，后来才发现他竟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少校！我这话当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是我心里感到不痛快，我的事这个阿恩海姆全知道。”
“阁下，”乌尔里希说，“我感到高兴，您给我机会让我讲一讲心里话。是时候了，该采取点措施啦；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它们引起我深思，它们对一个外国观察家不合适。平行行动应该使所有的人感到幸福快乐，这也是阁下您所希望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