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按自然顺序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
在青少年时期的肖像上，他长着圆滚滚的黑色大眼睛，就像画上在寺庙里与犹太教经师争论的少年耶稣。他看到负责教导自己的男男女女围聚一圈对自己的智能啧啧称羡，因为他曾经是个聪明的孩子并且始终都有聪明的教导者。但是他也证明自己是个侠肝义胆、富于感情、容不得任何不公正的孩子；由于他自己受到悉心照看，绝不会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对待，他便在大街上见义勇为，专打抱不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得考虑到人们是如何竭力阻止他，从来不会超过一分钟还没有人奔跑过来将他从对手身边拉开的情况。由于这样的格斗按这种方式持续的时间长久得恰恰足以积累到这样或那样的痛苦经验，但又相当及时地被制止住，足以在他心中留下不屈勇敢的印象，所以阿恩海姆至今还怀着默许回忆它们，而这种勇往直前的男子汉气概后来便转入他的书和信念中，一如一个要告诉同代人该如何行动才能高贵而幸福的人所需要的那样。
所以他的孩提时代的这种状况便相当鲜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了，但是另一个稍晚些并且部分地作为改造性续篇出现的状况却已经泯灭，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已经化成石头，如果人们可以把石头理解为钻石的话。这就是如今在与狄奥蒂玛的接触中惊起新的活力的恋爱状态，而其中典型的特点就是，阿恩海姆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没有女人、压根儿就没特定的人物的情况下认识这种状态的，当中的某种纷乱是他一辈子都未曾对付得了的，虽然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到了对此所作出的最时新的解释。“他所指的，也许仅仅是某种在尚缺席的东西中的已经不可思议地出现的东西，一如那些罕见的表情在根本不是和这些而是和某些别的、可能会突然在一切已被看见的事物的那边出现的面孔有关联的面孔上，小的旋律在噪声中，情感在人的心中，人的心中确有情感，但当人的言语寻找它们时，它们还根本不是情感，而仅仅是，仿佛某种东西在心中延长了似的，在用尖端浸染进去，使之润湿，一如事物有时会延长那样，在风光明媚的春日，这些事物的影子慢慢从它们身上爬出去并像溪水中的倒影那样静悄悄、向着一个方向动荡着站住。”一位诗人曾这样表述过这个意思，当然是在很久以后，并且带着别样的腔调，阿恩海姆很欣赏这位诗人，因为了解这个公众不识其真面目的隐蔽的人的情况，这被看作知道内情的标志；顺便提一下，他自己并不理解这位诗人，因为阿恩海姆把这样的暗示与一个关于新的灵魂的觉醒的言论——这种言论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很流行——或者与瘦长的女孩子的身体——人们当初喜欢描绘这样的身体并用一双看上去像丰满的花萼的嘴唇去突出它们——结合起来。
当初，那是在一八八七年左右——“天哪，这么说来几乎是在三十年之前！”阿恩海姆暗想——他自己的照片显示出一个时髦的、“新的”人，那时人们都用这样的称呼，这就是说，他在这些照片上穿一件高领黑色缎子背心，戴一个丝绸领结，这领结贴近毕德迈耶尔派时期的时尚，但按其意图却应该像波德莱尔。每逢小阿恩海姆不得不入席用餐并在粗壮的商人和他父亲的朋友圈子里初试自己的年轻锋芒，他的一个纽扣的扣眼里便总是作为新发明插着一朵迷人而险恶的兰花，这朵兰花进一步加固了他的那种形象。然而，在工作日里，这些照片上则往往有一把作装饰用的折尺，它从一件柔软耐穿的英国式外衣口袋里露出来，与这件外衣相配的是一个高得多的衬衣硬领，这硬领显得相当滑稽，但却提高了脑袋的含义。这就是阿恩海姆从前的模样，他今天仍不能不对他的这幅肖像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好感。他有良好的球技并怀着不寻常的热情打网球，早年间，人们都在草地球场上打网球；他令父亲惊讶不已地在众目睽睽下参加工人集会，因为他曾在苏黎世上大学的一个学年里不适当地结识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也没多加考虑，次日他便无所顾忌地骑马飞奔穿过一个工人居住区。简短说，这一切均是乱糟糟一团充满矛盾的、但却是新的有文化教养的要素，它们唤起以为自己生逢其时的蛊惑人心的错觉，这种错觉十分重要，虽然人们后来自然认识到它的价值不见得就存在于它的稀罕之中。是的，后来保守的认识在阿恩海姆心中日益滋长，他甚至怀疑，这种反复出现的、以为自己姗姗来迟感觉会不会是一种禀性浪费；然而，他不放弃它，因为他压根儿就很不情愿放弃曾经占有过的东西，他生性好收藏，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当初拥有的一切保存在自己心中。只是，不管他的生活呈现出多么丰富多彩的姿态，今天他总觉得，恰恰是一切感觉中最不现实的部分将他攫住，并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久远的影响：正是那种具有浪漫色彩且充满预感的感受暗中授意他不仅要成为这个激烈动荡的世界，而且也要成为像一股屏住的气息般飘浮其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成员。
这种耽于梦想的预感——如今通过狄奥蒂玛他又能想起这种预感的全部质朴自然的形态——要求悄悄地从事每一项工作和活动，杂沓的青年人的矛盾以及充满希望、变化无常的前景让位于这样的白日梦：所有的言语、事件和要求在其离开表面的深层上是一码事。在这样的时刻，连虚荣心也悄然沉寂，现实的事件像一座花园前的嘈杂那样显得遥远，他觉得，心灵已经漫过两岸，如今才真正到场。人们无法相当明快地保证说，这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身体的经历，犹如看见受白昼天空照耀的月亮默默悬挂在上午的阳光中。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保罗·阿恩海姆虽然镇定自若地在一家高级饭店吃饭，衣冠楚楚地参加各种社交聚会，到处做着需要做的事；但是人们可以说，从他到他本身跟从他到下一个人或事物的距离一样远，外部世界并非终止于他的身上，内心世界并非仅仅从思索的窗户向外发光，它们统一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温和、安稳和崇高得像一种无梦的睡眠的孤独和存在。然后，在道德关系上显示出一种真正大的冷漠和等价；什么都不小，什么都不大，一首诗和一个印在女人手上的吻与一部多卷本的著作或一个政治上的重大成就具有同等的分量，而一切恶则毫无意义，恰似从根本上来说，在这种被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温存同族性包围的状态下，一切善也成为多余。所以阿恩海姆的行为完全同往常一样，只不过就是事情的发生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意义，内在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它的颤动着的火焰后面并注视着那个外在的人，此人在火焰前面吃一个苹果或正在让裁缝量尺寸做一套正装。
那么这是一种错觉呢，还是一种人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的现实的阴影？对此只能回答说，所有的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状态下都曾声称，这是现实，所有的情侣，所有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以及所有对月亮、春天和初秋日子里的安乐死情有独钟的人同样也都这样声称。但是后来这又逐渐消失；它挥发还是枯萎，这无法区别，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别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人们迅速将它忘却，一如把不现实的经历、梦幻或错觉忘却。由于这种原始的和现实生活中的恋爱事件往往与个人最初的热恋同时出现，人们后来也就放心地自以为知道该如何为它估价，并把它算作在获得政治上的选举权之前可以偶尔为之的蠢事。情况就是如此，但是由于它在阿恩海姆身上从未与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它也就不能以这种自然的方式与女人一道从他心中消失；因为它被种种印象——在结束了学业和自由自在的岁月之后，他甫一步入父亲的商行，便获得了这些印象——覆盖住了。由于他做什么事都全心全意，所以他立刻发现自己创造和正当获得的生活是一首远比诗人们在他们的写字间里想出来的所有诗歌更伟大的诗歌，而如今这却是某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起示范作用的天赋第一次显露了出来。因为生活的诗歌在这一点上胜过所有其余的诗歌：不管它的内容如何，它仿佛都是用大写字母刊印的。围着在一家商号里干活的最低微的见习生转的，是这个世界，各大洲从他的肩头向外张望，致使没有哪件他所做的事是没有意义的：他爱怎么努力就可以怎么努力；而围着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的孤独的诗人转的，至多是苍蝇而已。这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对于许多人来说，从开始用生活素材创作的时刻起，一切从前使他们感动的东西似乎“只是文学”，这就是说，这种东西在最好的情况下产生一种微弱而混乱的，但通常充满矛盾、自相抵消的影响，人们却不恰当地对这种影响大惊小怪、大事张扬。阿恩海姆的情况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他既不否认艺术的美好冲动，也不能把某种一度强烈感动过他的东西看作是蠢事或错觉；一认识到成年人的情况比梦幻式的青少年的情况优越，他便着手在新的成年人认识的领导下实现两组经历的融合。这样，他恰好也就做了构成有教养群体的多数人所做的事，这些人在进入职业生涯后不想完全背弃从前的兴趣，甚至相反地现在才找到了一种同青年时代耽于梦想的推动力的平静而成熟的关系。这首伟大的生活诗歌——他们知道自己还在参与这首诗歌的创作——的发现又给予他们门外汉的勇气，这是他们在烧毁他们自己的诗歌时已经丧失掉的那种勇气；他们可以虚构生活，真正把自己看作是天生的专家并开始用精神上的责任充满他们的日常行为，觉得自己需要作出成千上万个小决断，才能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合乎道德而且美好，他们以歌德为榜样，并声言没有音乐、大自然、对儿童和动物的纯洁的游戏的观察以及一本好书，生活便不会给他们带来欢乐。这个如此充满诚意的中产阶级在德国一直是各门艺术和一切不太艰难的文学的主要消费者，但是它的成员们理所当然地看不起文学和艺术——从前他们曾觉得这些是他们的愿望的圆满实现——至少他们用一只眼睛俯视它们，一如俯视一个早期阶段——即使这个早期阶段在其性质上比他们乐意看到的更完美——他们对此的看法就好比一个铁皮制造商必定会对一个石膏像雕塑者持有的那种看法——如果他有这种癖好，觉得后者的作品好看的话。
如今，阿恩海姆之于这个文化修养方面的中产阶级犹如一枝艳丽而饱满的麝香石竹之于一枝寒酸的、在路边长出来的林下石竹。精神上的变革、原则上的革新对他来说从来都不在考虑之列，他考虑的经常只是错综复杂的现状、温和的修正、有效势力被淡忘的特权的道德复兴。他不是势利的人，不崇拜上流社会位高权重甚于自己的人；他被引进宫廷并接触到了上层贵族及上层官僚，却并不是作为保守而封建的生活习惯的仿效者，而是仅仅是作为这种生活习惯的爱好者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位爱好者既不试图忘却自己平民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兰克福-歌德式的出身，也不愿意让这被别人忘却。但是一旦取得了这一成绩，他的相反地位也就消耗完了，一种更大的对立在他眼里就会显得对生活不公。他在内心深处相信创造的人——在他们前列的、将他们概括为一个新的时代的，是引导生活的商人——负有在某个时候取代现有旧势力的统治地位的使命，这赋予他以某种隐藏在内心的傲慢，打那以后出现的发展趋势为这种傲慢签发了资格证书；但是即使人们假定这种金钱的统治要求业已存在，如何正确使用已谋求到的势力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前任银行经理和大工业家们日子过得轻松，他们是骑士，全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为此他们把精神的武器交给了教士；相反的，同时代的人虽然在金钱中拥有——如阿恩海姆所理解的——今天处理一切关系的最可靠的方法，但是这方法即使严厉和精确得像一台斩首机，也还是可能会敏感得像一个风湿病患者——想一想稍有风吹草动证券行市就会震荡和疲沓吧——并且极细致地与它控制的一切有关联。通过一切生命形象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只有盲目的思想家的傲慢才能忘却的关联，阿恩海姆这才把帝王风度的商人看作推翻和保持、权势和平民文明、合理的冒险行动和意志坚强的知识的合成，他在内心深处把这看作一种正在酝酿中的民主的象征形象；他想通过不倦和严格地塑造自己的个性，通过对他乐于接受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精神组织以及对领导和建设整个国家的思虑投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怀抱，因命运和天性而各不相同的社会力量在那里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富有成果，而理想则并不因不可避免地起限制作用的各种现实而破碎，而是洗涤并加固自身。说白了，就是他已经通过帝王风度商人这个顶尖观念的培养使心灵-商业这一利益融合付诸实施，而从前叫他感受到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码事的爱的情感，现在成为他的文化和人的利益和谐一致的信念的核心。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阿恩海姆也开始发表自己的著作，心灵这个词儿出现在他的著述中。人们可以想象，他是把它作为一个高贵的词儿，像使用一种方法、一种优势地位那样使用的，因为可以肯定，王侯和将军们没有心灵，而在金融家当中他是开先河者。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方面一种需要起着作用，这就是抵御他周围很合理却较狭隘的环境，尤其是抵御他父亲的在商务方面占优势的领袖气质——在父亲身边他开始渐渐扮演起日渐衰老的王储角色——以一种为商业头脑所难以理解的方式保卫自己。另外，他想掌握一切值得知道的知识，这种虚荣心——一种好博学的习气，一种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可以满足他需要的好博学的习气，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与之匹敌——在感情中找到了一种手段，一种使一切他的智力无法掌握的东西贬值的手段。因为在这方面他跟他的整个时代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时代不是从宗教规章中，而是仅仅从对横扫这个时代的金钱、知识和心计的带女人腔的神经过敏的愤恨中重新演变出一种强烈的宗教意向来。但是，阿恩海姆在谈到心灵时自己是否相信它并认为占有心灵与占有股票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这就很成问题、不能肯定了。他仅仅是用它来表达某种找不到别的措辞去表达的东西。他被他的这种需要吸引住了——因为他一讲起话来便不容易让别人开口；后来，在他注意到了他有能力在别人心中激起的这种印象之后，便也日益频繁地在文章和讲话里谈到它，就仿佛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就像人们可以肯定背脊的存在，虽然人们没看见背脊。他为一种真正的冲动所攫住，他要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某种捉摸不定和预兆不祥的东西，它与各名闻环球的商号的确凿无疑地交织在一起，就像一片深深的沉默与热烈的话语紧密相连；他不否认知识的用处，甚至相反，他自己就以他那孜孜不倦的搜集——这只有一个拥有这方面一切手段的人才有能力做得到——给人留下印象，但是他在留下了这个印象之后便解释说，一个智慧的王国凌驾于机敏和精确之上，人们只有用预言家的眼光才可以认识这个王国；他描述建立国家和名闻环球的商号的意志，为了让人懂得，不管名气多大他也无非只是一条胳膊，一条必须由一颗为人所不可见地跳动着的心驱动的胳膊；他以最最寻常的方式给他的听众讲解技术的进步或美德的价值，一如每一个平民想象的那样，但随即又补充说，这样的使用自然力和智力却仍然只是灾难性的无知，倘若人们预感不到这些自然力和智力是一座大海的激动，这座大海位于它们以下的深处并且几乎不受意志的刻凿。他用一位被逐女王的总督公告的口吻陈述这样的意见——这位总督亲自接受女王的指令并按这些指令处世行事。
也许这种处事方式是他的真正的、最强烈的癖好，一种权力欲，它远远逾越哪怕是一个人凭他的地位所能给自己提供的一切，并直接导致这个在现实领域里如此威势显赫的人不得不每年至少一次躲进边区小镇自己的宫殿里并口授一本书让他的秘书速记。那个奇特的预感——它首先并最生动地曾在他的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显露过——已经为自己开辟了这条道路，但是他有时也还直接受到它的侵袭，尽管是带着已经缩小了的力量。后来在全球商业活动中间，他好像突然受到一种甜蜜的麻痹和修道院思念的侵袭，它们悄悄告诉他：一切矛盾、一切伟大的思想、一切社交经验和努力，不仅和人们大致理解为文化和人道的东西是一码事，而且也具有一种杂乱的、字面上的以及闪烁而懒散的意义，犹如人们在一个稍感不适而又风和日丽的日子交叉双手，从河流和草地上望过去并且绝不会移开目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写作是一种妥协。因为只有一个心灵，这个心灵不是在咫尺之间，而是在流放地，并且从那儿只按唯一的一种奇异而不确切的或者意义模糊的方式显现出来，相反的，却有着无数的、压根儿无限多的心灵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人们是可以把这个尊贵的信息运用到这上面去的。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遇到了时间延续太久所有正统派和预言家们都会陷入的那种严重的困境。阿恩海姆只需在一片寂静中坐下来写作，他那支生花妙笔便会把他的思想从心灵带向精神的、美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看不见的光源照耀下透出清晰、神奇统一的光亮。这种膨胀欲有其令人陶醉的魅力，但是因此他也就受到那种意识分裂的约束，这种意识分裂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笔头创作的先决条件，因为精神摒除一切并忘却于它不相宜的东西；若是与一个会谈者面对面地谈话并通过此人感到与世事紧密相连，那么阿恩海姆是从来也不会这样详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是伏案写作，反映起自己的观点来，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欢用譬喻来表达某些信念，这些信念只有极小的一部是坚定的，大部分是一团言语雾气，这团雾气的唯一的、而且也并非微不足道的现实要求就是：它不由自主地在总是同样的地方升起来。
谁想因此而责备他，谁就应该考虑到：拥有一种双重的思想品格，这早就不再是一件只有傻瓜才去完成的艺术品，而是政治明智的可能性，撰写一篇报刊文章的能力，信仰新的文艺思潮的力量，以及无数别的东西，它们以现代的速度完全建立在这样的才能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时刻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从完整的思想内容中分离出一部分来并将这部分伸展为一种新的坚定信念。按这种方式，这就还有一个长处：阿恩海姆完全诚实地从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当他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时，他曾对存在的种种事物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拥有广泛的信念并且每逢他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便总是看不到界限，不知自己从何时起应该停止，即便在将来也不获取新的、和谐地从旧信念中演变出来的信念。一个如此有效地思维着的人，在别的意识状态中看清楚了利害得失，一个这样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是一种没有边际没有轨迹的行为，尽管它简直是永不枯竭地在蔓延滋生；它在他的人格的统一中找到了他的唯一的界限，虽然阿恩海姆忍受得住强烈的自尊心，但这对他的理智而言却不是令人满意的状态。他把原因推到生活到处让了解情况的观察看到的非理性的残余部分上；他试图也耸耸肩以此安慰自己：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切都不着边际。由于没有哪个人能使自己超越他的世纪的弱点，所以他毫无妒忌心地让荷马或佛陀式的人物形象——因为他们生活在较有利的时代——凌驾于自身之上，从而在自己的世纪里甚至窥见了一种宝贵的可能性：行一切伟大人物都具有的谦虚美德。但是渐渐地，随着在他的王储生涯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而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却达到了巅峰，显著成果的缺乏以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忘掉了自己的初衷的不愉快感便日益明显，令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他通观自己的著述，尽管他可以对此感到满意，然而他还是以为看到自己有时因所有这些思想犹如因一道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厚的钻石墙那样只不过是脱离了一个满怀渴念且发生着持续效力的发源地。
恰恰在最近他遭遇到了某种这样性质的不愉快的事，它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利用现在比往日更经常享受到的闲暇，让他的秘书按自己口授用打字机记录一篇论述国家建筑和国家观的一致的文章，在口授“我们看到城墙的沉默，如果我们观看这座建筑的话”这句话时，在说了“沉默”这个词儿之后，他便顿住，以便品味一下刚才不由自主从他心头涌起的罗马掌印大臣的形象；但是当他再看那打字稿时，发现秘书按习惯抢先一步已经写下：“我们看到心灵的沉默，如果……”这一天，阿恩海姆没有继续口授，第二天他让秘书删去了这句话。
比起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背景的经历来，这种颇有些寻常的身体上与一个女人紧密相连的爱情有多少分量呢？可惜阿恩海姆不得不承认，它和涵盖了他一生的认识具有同等的分量，这个认识就是：一切通往精神的道路从心灵出发，但没有哪条道路是回头路！不用说，已经有许多女人曾为与他有过亲密关系而感到高兴，但是那不是寄生的人，便是有职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和女艺术家们，由于情况清楚，人们可以与受供养的和有职业的这一类女人互相取得了解；他的本性的道德需要总是把自己引进某些关系之中，使本能和与之相伴相随的不可避免地与女人的争论得到理性的某种支持。但是，狄奥蒂玛是侵袭着他的道德后面的、更秘密的生活的第一个女人，所以他有时简直是用妒忌的目光看着她。说到底，她无非是一位官员的太太，虽然有着最好的生活风格，但却没有受过那种只有权势才能赋予的最高的人道的教育，而倘若他愿意完全承担义务的话，那么他本来是可以娶美国金融寡头或英国上层贵族家庭的姑娘的。他有这样的时刻：一种完全是天然的家庭教育的区别、一种极天真的儿童傲慢或一个照管得很好的孩子第一次被领进公共学校时的那种惊惧在他心中显露出来，致使他觉得他那日益增长着的迷恋像一种迫在眉睫的耻辱。每逢他在这样的时刻怀着一种只有一个已经自行消亡并已回归的人才有的那种极度的优越感对待他的事务，他便总是觉得与爱情相比，那冷静的、不会受任何东西污染的金钱理性是一种异常干净的力量。
但是这无非仅仅是意味着，对他来说俘虏不明白他怎么会没有拼死保卫便就已经让人剥夺了的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因为每逢狄奥蒂玛说：“什么是国际事件？Un peu de bruit autour de notre me [37] ……”他便总是感觉到他的生命大厦在颤抖。
八七 莫斯布鲁格尔跳舞
这期间，莫斯布鲁格尔还一直被关押在地方法院的拘留所里。他的辩护律师抖擞精神，竭力不让有关当局从速了结此案。
莫斯布鲁格尔对此微微一笑。他因烦闷而微笑。
烦闷摇晃他的思想。烦闷通常熄灭他的思想；但它摇晃他的思想；这一回，这是一种犹如演员坐在更衣化妆室里等候上场的状况。
倘若莫斯布鲁格尔有一把大刀的话，那么现在他一定会拿起刀来把椅子的脑袋砍下来的。他会把桌子的脑袋，会把窗户、便桶和牢门的脑袋全都砍下来的。然后他会给被他砍掉了脑袋的物件统统安上他自己的脑袋，因为在这间牢房里只有他自己的脑袋，这真是件美事。他能想象他自己的脑袋，能想象它安放在这些物件之上的情景，宽宽的头颅，那一头像毛皮那样从头顶向额头延伸的头发。然后他便喜欢这些物件。
要是房间大一些伙食好一些那该有多好！
他为自己可以不看见任何人感到高兴。人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们经常那样吐唾沫或耸起肩膀，简直让人完全灰心丧气，直想用拳头猛击他们的后背，就好像必须在墙上打出一个窟窿来似的。莫斯布鲁格尔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他个人的理性。他在心中轻蔑地称永恒的真理就是：法官、牧师、警察。他不得不独自一人料理自己的事，而在这方面人们有时已经有这样的印象：所有的人挡住了一个人的路！他在眼前看到了他曾经常看见的东西：墨水瓶，绿布，铅笔，还有墙上的皇帝肖像以及他们大家坐在这儿的景象；他觉得这在他的安排中就像一种弹簧猎兽装置，用感情给盖上了，必须这样，而不是用草和树叶盖上。然后他一般都会想到，外面河曲边上有一片灌木，想到一眼水井的吱吱声，一块块杂乱无章的地段，一种不尽的储备回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回忆当初曾帮过自己什么忙。他梦想：“可以给他们讲些什么！”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梦想着。人们如此频仍地把这个年轻人监禁起来，以至于他永远不会变老。“下一回我要把这仔细看清楚，”莫斯布鲁格尔心中暗想，“要不他们会不理解我的。”随后他生硬地笑了笑并像一位父亲那样与法官们谈论自己，这位父亲这样说自己的儿子：他不中用，你们好好把他监禁起来吧，也许这样他就会稳住自己的心神！
现在他当然有时对狱中的规定感到恼火。抑或是这让他感到有些痛苦。但是随后他可以把狱医或监狱长叫来，于是一切便恢复某种秩序和宁静，像一只死鼠头顶上方的水，这只死鼠掉进这片水里了。诚然，他并不是刻意将其想象成为这幅景象；但是一种印象，像一片不会受任何事物扰乱的宽阔、闪光的水面那样伸展开，这样的印象他现在几乎总有，即使他没有话语来表达它。
他仅有的话语是：嗯嗯，噢噢。
桌子是莫斯布鲁格尔。
椅子是莫斯布鲁格尔。
装上铁栅栏的窗户和锁上的牢门是他本人。
他说这话并不是神经错乱、神态异常。橡皮带干脆去掉了。在每一个物件或人——如果它想亲近另一个——的后面，都有一条绷紧的橡皮带。不然的话，到头来各种事物也会杂乱地混在一起。在每一种运动中都有一条橡皮带，它永远不让人完全做想做的事。如今这些橡皮带一下子都给去掉了。抑或那原本只是像受到橡皮带妨碍的感觉？
这个人们大概无法区分得这么清楚吧？“譬如，女人用橡皮带吊住她们的袜子。这不就得了！”——莫斯布鲁格尔心中暗想。“她们把橡皮带当一道护身符绑在大腿上。在罩衫下面。像为了不让虫子向上爬而涂在果树上的圆圈。”
但是这只是顺带着说说。好让人别以为莫斯布鲁格尔需要对所有的人都称兄道弟。他才不是这样呢。他仅仅是内部和外部。
现在他控制住一切并呵斥一切。他在人们杀死他之前把一切整理好。他能够考虑他想考虑的事，眼下一切事情容易驾驭得就像一条受过良好教育的狗，人们对这条狗说“趴下”。虽然他被监禁，却有一种巨大的权势感。
汤准时送到。他被准时唤醒并带出去散步。牢房里一切都严守时刻、不可动摇。有时他觉得这简直不近情理。在一种奇怪的逆转中，他觉得这种规章似乎起因于他，虽然他知道，这规章是强加于他的。
别人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他们躺在夏日一片矮树篱的阴影里，蜜蜂嗡嗡叫，太阳缓缓移过淡乳色的天空；于是世界像百音钟机械传动发声装置那样，围绕这人旋转。在莫斯布鲁格尔心中，他的囚室向他提供的这幅几何图景就已经做到了这件事。
他同时发现，他像发了疯似的渴望吃到好饭菜；他这样梦想着；大白天，只要纷杂的思绪平稳下来，他眼前几乎总是阴森而经久地浮现起一大盘烤猪肉的轮廓。“两盘！”于是莫斯布鲁格尔下令。“或者三盘！”他如此强烈地思虑着并贪婪地扩大着这个想象，以致一时间竟觉得吃得太多想呕吐，他在想象大口大口吃肉。“为什么，”他晃着脑袋思虑，“刚刚还想吃，现在这么快地就以为要撑破肚皮了呢？”在吃和撑破肚皮之间有着世上的种种享受；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带，人们简直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来证明这个空间多么狭窄！只说其中的一个：一个人们不曾拥有的女人，她的样子就像月亮在夜晚越升越高并不停地在你心头吮吸；但是如果已经拥有过她，人们就想用靴子践踏她的脸。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他回忆起他曾常常被问及同样的问题。那么人们可以回答说，女人是女人和男人；因为她们死皮赖脸地追求他们。但是即便是这个道理，那些问他的人也永远不愿意正确理解。他们只愿意知道，他为什么以为人家好像都跟同他作对似的。说得仿佛并非甚至连他自己的身体也和那些人一道密谋策划似的！在女人那儿，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即便在男人那儿，也是他的身体比他自己更能达成理解；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人们知道什么事合适，人们整天一个人围绕另一个人旋转，一转眼间便越出了那个可以没有危险地互相交往的狭窄地带：可是如果是他的身体使他招惹上了这个的话，那么他的身体也应该可以让他摆脱它嘛！就莫斯布鲁格尔所记得的而言，他曾感到恼火或惧怕，而他的胸脯连同胳膊便都向前冲出，就像一条接到了这样做的命令的大狗。再多的情况莫斯布鲁格尔也理解不了了；亲切和厌烦之间的空间是狭窄的，既然事情这样开了个头，那么就会迅速变得狭隘起来的。
他记得很清楚，那些会讲外语并不断地审问他的人常常指责他说：“可是人们总不会因此而立刻杀死另一个人的吧？！”莫斯布鲁格尔耸耸肩膀。已经有人为了几个小钱就被人杀死，或者什么也不为，就因为另一个人恰恰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但是他自重自爱，他不是这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责备给他留下了印象；他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时不时憋闷得慌，或者人们该把这称作什么，他竟不得不用暴力给自己腾出地方来，以便让血能够重新从他的脑袋里流出来。他考虑。但是，思考本身不正恰好如此吗？要是能开始一段这样的好时光，他本可以惬意地笑逐颜开的。这样，思绪就不再会在脑壳下发痒，而是会突然只剩唯一的一个思绪存在。区别之大恰似幼儿蹒跚的行走与美丽女子的翩翩起舞。简直就像着了魔了。有人拉手风琴，桌上有一盏灯，蝴蝶从夏日的夜幕下飞舞进来：所以现在，所有的想法都受到他一个人的检验，或者说，莫斯布鲁格尔在它们靠近过来时用大手抓住并压碎它们，这瞬间它们看上去像小龙一样荒诞离奇。一滴莫斯布鲁格尔的血掉进世界。这一点人们无法看见，因为四周一片漆黑，但是他感觉得到，黑暗中发生着什么事。纷乱的东西在那外面得到整肃。鬈曲的东西变得平滑。一种无声的舞蹈取代了这难以忍受的嗡嗡声，平时这世界就常用这嗡嗡声折磨他。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就像一个丑陋的姑娘会变得美丽：如果她不再孤单一人站在那儿，而是让人拉着手，旋转着身子跳一支轮舞并把脸仰起，向上对着一道楼梯——已经有人从那道楼梯上朝下看过来。这真奇怪，而如果莫斯布鲁格尔睁开眼睛打量这些人，打量在这样一个一切跳着舞听从他的时刻里恰好在他身边的这些人，那么他也会觉得他们美丽的。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跟他作对，不是城墙，而事实表明，这只是想挫败他的一种努力而已，这像一个负重扭歪着的人和事物的面貌。于是莫斯布鲁格尔便在他们面前跳舞。庄重而为人所不见地跳舞，他，一生都不和人共舞的他，就着一种音乐翩翩起舞，这音乐越来越变成冥想和睡眠，变成圣母的宫殿，最后变成一片寂静，变成一种神奇而不足信的、极端松弛的状态；连续跳了几天的舞，谁也没有看见，直至一切在外面的、出自他内心的东西，僵直和纤细得像一张让严寒冻坏了的蜘蛛网，悬挂在种种事物上。
如果人们没有参与这件事，怎么会愿意对别的事作出判断呢？轻松地过了一些时日之后——在这些日子里莫斯布鲁格尔几乎改变了自己的秉性——漫长的监禁时光便总是再度来临。相比之下，国家监狱一点儿也不合他口味。如果随后他愿意思考，一切便辛辣而空洞地在他心里抽紧。工人之家和国民教育协会——那儿的人想告诉他，他该如何思考——他恨；他还记得，那些思想怎样在他脑海里趾高气扬！拖着穿铅底鞋的双脚，他艰难地在这世界上行走，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情况会发生变化。
今天，他还只能倨傲地对这个希望报以微微一笑。他从来也没能找到自己也许本可以坚持住的两种状态之间的那个中间状态。他厌烦了。他凛然笑对死亡。
况且，他见得多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直至下面的土耳其。发生了许多事，这些事他生时都从报上读到了。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从总体来看。暗地里，他实际上颇为曾在其中生活过而感到骄傲。如果人们这样来考虑，细想起来这还是一件杂乱而沉闷的事，毕竟他的路从中间穿越而过，事后人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他的轨迹，从生到死。莫斯布鲁格尔不觉得人们会处决他；他凭别人的帮助，自己处决自己：他就这样看待这不可避免要到来的事。一切都用某种方式归结为一个整体：公路，城市，警察和鸟儿，死人和他的死神。他自己并不完全理解这件事，而别人则全然不理解，即使他们能对此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
他吐了口唾沫并想到了天空，天空看上去像蒙上了一层蓝色的捕鼠器。“在斯洛伐克，他们制作这样又圆又高的捕鼠器。”他想。
八八 与重大事物的联系
有一个情况本来是早就应该提及的，这个情况已在各不同场合被触及；不妨用这样的措词表述它：没有任何东西对精神会有如同精神与重大事物的联系那样大的危害。
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漫游，登上一座山并看到世界在自己脚下伸展，打量自己的孩子——人们第一次让他抱这个孩子——抑或享受占有普遍受人羡慕的位置的幸福时；我们问：这时他内心可能有什么活动？肯定是，这个人会这样觉得，很多、很深刻、很重要的内心活动；只是他既不沉着镇定，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又没信守诺言。于是，像磁心外壳般围住他的、位于他眼前和四周的这种值得钦佩的东西，将他的思绪从他内心拉出来。于是，他的目光滞留在无数细节上，私下里却觉得仿佛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弹药射完了。周围，情感激荡的、充满阳光的、加深了的或伟大的时刻给世界乃至所有小叶子和小叶脉蒙上一层电镀银白色；但是在那另一个、他个人的终端却不久便显示出某种内部的材料缺乏，那里几乎可以说是产生出一个大的、空的、圆的“○”。这种状况是与一切永恒和伟大接触的征兆，是在人类和自然的各个最高点停留的征兆。比起伟大的事物来更喜爱社交的人——尤其要指出，目下无尘的伟大的心灵也属于这类人之列——他们的内心不由自主地被拉出而变为一种扩散的表面情况。
所以人们不妨认为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是维护精神的物质的一种法则，这种法则似乎是相当普遍地有效的。身居高位、举足轻重的人的讲话通常比我们自己的讲话更无内容。跟特别可敬的事物有一种特别亲近关系的种种思想，通常看上去都是这样，以致没有这种庇护它们便会被认为很落后。我们最宝贵的任务，国家的、和平的、人类的、美德的以及类似的宝贵的任务，都在其背上载着最便宜的精神女神。这真是一个很颠倒的世界；但是，如果人们假定一个主题本身越重要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就可以越不重要，那么这就又是一个秩序世界了。
只是，这个有能力对沟通欧洲精神生活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则并非总是显而易见，而在从一系列大主题向新的主题系列过渡的时期里，寻找大主题服务的精神看上去甚至会具有颠覆性，虽然它只是换了换号衣。就在眼下的人们还在忧喜参半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过渡就已经端倪渐显。譬如，已经有了探讨一个阿恩海姆特别看重的主题的书籍，它们大量出售，但是人们还没有向它们表示最大的敬意，虽然他们对达到某个印量以上的书籍都不吝敬意；有了很有影响的工业，如足球或网球工业，但是人们还踌躇着没在大学里开设这些课程。总而言之：是有福的劳夫博德和海军上将德拉克当初从美国引进了土豆，从而开始结束欧洲的规律性饥荒呢，还是不怎么有福却很有教养和一样好斗的海军上将拉莱奇做了这件事，抑或是无姓名的西班牙士兵或者甚至是那个勇敢的骗子和奴隶贩子哈夫金斯——长久以来，没有哪个人想到要为土豆的缘故而认为这些人物比譬如物理学家阿尔希拉西之类的人物更重要。关于这位物理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曾正确地解释了彩虹；但是随着平民时代的到来，对这样的业绩的等级也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而在阿恩海姆的时代，这种重新评价已经广泛展开，只不过还受到较陈旧的偏见的阻碍。效果的数量和数量的效果，作为新的、明明白白的崇敬对象，还在与一种正在变得陈旧、已经模糊不清的高贵的对头斗争，但是在概念世界里却已经生出最非同寻常的妥协，就像伟大精神这个概念本身，一如我们在最近这一世代里看到的，必定是自己的和土豆的意义的一种合成，因为人们等待着一个人，这个人有天才的寂静，但同时也有一只夜莺的通俗易懂。
预言以这样的方式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困难的，因为通常只有当事物的伟大意义已经消逝一半的时候，人们才会看透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取笑以陛下的名义倨傲地对待到庭的诉讼方的法警更容易的了，但是以明天的名义观望今天的那个人——他还是不是一个法警，在后天来到之前，人们通常是不知道的。与重大事物联系的危险有着这样一个很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特性：事物在变，但危险总是依旧存在。
八九 人们必须跟上自己的时代
阿恩海姆接待了事先通知来访的自己公司的两名高级职员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清晨，客厅里四处摆放着各种案卷和计算资料，凌乱不堪，有待秘书来清理。阿恩海姆必须作出决定，代表们要搭乘下午的火车返回，而他今天则一如往常品味着这样的情势，因为它们在任何条件下均保证某种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在十年内，”他考虑，“技术将会高度发展，届时公司将会拥有自己的专机；到那时，我就可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避暑地指挥我的下属。”由于他已在头天夜里作出了决定，并只需在今天白天将它们再审查一遍并最终敲定，所以这时候他有空闲；他让人把早饭送进房间，一边回忆着在府上的那次聚会——昨晚他不得不稍稍提前一点离开会场——他一边抽着早晨的雪茄，精神完全放松下来。
这一回是一次极其轻松愉快的社交聚会；许许多多的参加者在三十岁、至多三十五岁以下，几乎还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但却已经颇有名气，并受到报界的注目；不单单是本地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大家都慕名而来，他们听说在卡卡尼一位上流社会的妇人在为精神开辟一条通往世界的小小通道。有时人们几乎觉得这像一家咖啡馆，每逢阿恩海姆想到在她自己家里似乎担惊受怕的样子，他总是微微一笑；但是总的来说气氛很热烈，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实验，他这样觉得。对毫无结果的大人物们的聚会感到了失望，他的女友作了一个将最新的精神注入平行行动的果断尝试，而阿恩海姆的关系则在这方面对她很有好处。一回忆起他不得不听的那些谈话，他便一个劲儿摇头；他觉得它们相当的癫狂，但是“人们必须对年轻人让步，”他自言自语，“若简单地拒绝他们，那就失礼了。”所以他对这件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感到非常好笑，因为这真有点儿过火了。
人们讨厌什么呀？讨厌经验。他们指个人经验，十五年前印象主义曾如醉如痴地像谈论一种神效植物那样谈论过那个个人经验的地热和现实感。现在他们说印象主义软弱无力、没有头脑。他们要求控制肉欲，要求精神综合！
而综合，从整体来看这大概是怀疑论、心理学、调查和分析、前辈时期各文学倾向的对立面吧？就他所理解的而论，他们说这话并不带着很强的哲学意味；倒不如说这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不受阻挠地行动的需要，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综合，是一种跳跃和舞蹈，不会让自己受到任何批评的干扰。如果他们觉得合适，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也把综合抛弃，连同分析和全部思维一起抛弃。然后他们就断言，精神必定会汲取经验的液汁而得到升华。作这样的断言的，通常当然是另一个群体的成员；但是有时匆忙间也会是同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