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恩海姆也可以说自己是像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许多富有的人都像社会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嘛。他们对此无可非议：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法则，多亏了这个法则他们才有自己生命的这个篇章。他们坚信，是人使财产，不是财产使人具有意义。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说是将来他们不再在世之日，也就是财产将停止存在之时；他们认为自己具有一种服务社会的性格，他们的意见还会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不少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坚定地期盼着反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变革，迄今为止宁肯在富人家里进进出出也不愿与穷人来往。如果人们愿意描述阿恩海姆所控制的各种金钱关系，那么人们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长时间地继续做下去。经济活动不是什么可以与其他精神方面的活动分得开来的活动嘛，当然啰，只要他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朋友们急切请求他，除了建议以外他也给他们钱；但是他并不总是给他们钱并且从不多给。他们向他保证，在全世界他们只能请求他，因为只有他也有这些必不可少的精神方面的特征，他相信他们的这番话，因为他确信对资本的需求渗透全部人类的关系并且就像人需要呼吸空气那样完全符合人类天性。另一方面，他也接受他们认为金钱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观点，他只是感情细腻而有保留地使用这种力量。
人们到底为什么受钦佩、被爱慕呢？这不是一个难以探索的奥秘吗？圆满、细嫩得像一个鸡蛋？人们因一撮小胡子得到的爱慕会比因一辆汽车得到的爱慕更真吗？因为是一个晒得黝黑的南方的儿子而激起的爱慕之情比由于是最大的企业家之一的儿子而激起的爱慕之情更有个性吗？在那个几乎所有的时髦男子都刮光胡子的时代，阿恩海姆一如既往蓄着一部小而尖的髭须和一部剪短的颏须：每逢他忘情地在热心的听众面前讲话，他脸上的这种轻微的、显得陌生却现出他特性的情绪便总是出于某种他自己不清楚的原因，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使他想起他的金钱。
九三 用体育的方式也难以对付平民理智
将军已经在人们围绕精神体育场四周靠墙摆放着的椅子中的一把上坐了很久，他的“恩人”——他喜欢这样称呼乌尔里希——在他身旁，两人之间有一把空着的椅子，上面摆着两大杯清凉饮料，这是他们从吧台弄来的。将军的浅蓝色上衣已经坐得向上耸起来并在腹部上方形成像一个忧愁的额头那样的皱纹。两个男人沉默不语，倾听着在他们前面进行的一场谈话。“贝阿泼莱的球路，”有人说，“简直是天才；夏天在这里，冬天在里维耶拉，我曾看见过他打球。如果他犯错误，幸运之神就会帮助他。他甚至常犯错误，他打球在结构上同一种实际的网球知识相抵触；但是这个天赋很高的人超然于正常的网球规则之外。”
“我宁愿要合乎科学的，而不要直觉的网球，”有人表示异议，“譬如布拉杜克。也许没有尽善尽美的境界，但是布拉杜克接近这个境界。”
第一个讲话人回答说：“天才贝阿泼莱，他无计划的、天才的杂乱仍会达到顶峰，如果知识失灵的话！”
第三个人：“说他是天才，这也许有点儿过分了吧。”
“那么您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在最难以想象的瞬间使一个人想到正确的击球方式的那种天才！”
“我也要说，”布拉杜克的崇拜者帮腔说，“不管手里握着的是一个网球拍还是民族的命运，个人的性格都必须显示出来。”
“不，不；天才过分了！”第三个人抗辩。
第四个人是音乐家。他说：“您说得完全不对。您忽略了体育运动中的现实思维，因为您显然还习惯于过高估计逻辑系统的东西。这大体上和认为音乐是一种情感充实、体育是一种意志训练一样都已经陈旧。但是纯粹的动作功效是如此神秘，以致人类没有防护便经受不住它；这个您会在电影院里看到，如果音乐短缺的话。音乐是内心的激动，音乐促进运动幻想。倘若人们领悟到了音乐的神奇性，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体育界有天才；只有科学界没有天才，这是智力杂技！”
“所以我是对的，”贝阿泼莱支持者说，“我认为布拉杜克的球风没有天才可言。”
“您忽视了，”布拉杜克的追随者为其辩解说，“人们必须从科学这个概念的一次新的振兴出发！”
“究竟是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击败了对手呀？”有人问。
没有人知道；两个人经常互相战胜对方，但是谁也记不得确切的数字。
“我们去问阿恩海姆吧。”有人建议。
这一组人散去。三把椅子上继续保持着沉默。施图姆将军终于若有所思地说：“对不起，整个这段时间里我都注意听了，但是所有这些话除了音乐之外，也完全可以用在一位常胜将军身上的吧？他们究竟为什么认为这在一位网球运动员身上是有天才，在一位将军身上就是野蛮呢？”自从他的恩人建议他对狄奥蒂玛试试用体育的方法，他已经考虑过多次，他如何才能不顾自己原本就有的对此的厌恶情绪，利用这个充满希望的通往平民观念的通道，但是，正如他每次都不得不遗憾地感受到的，在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异乎寻常地大的。
九四 狄奥蒂玛静夜思
狄奥蒂玛对阿恩海姆显然满心欢喜地忍受着所有这些人感到诧异，因为她的情感状态极其符合她几次用这样的话所表达的情况：世界贸易活动无非就是un peu de bruit autour de notre me。
有时她往四下里一看，看到她的家里充满交际场和精神界的贵族，她顿时便感到心里乱糟糟的。她的生命历史中，只剩下深渊和高峰的鲜明对照，她的少女时代的境况，充满中产阶级的忧虑和狭隘，以及现在这令人神魂颠倒的成功。虽然她已经站在狭窄得令人眩晕的梯级上，她却仍还感到有把脚再抬高一下的要求，期盼着能更上一层楼。风险吸引着她，她迟迟疑疑不敢下决断迈进一种活动、精神、心灵和梦幻融为一体的生活之中。从根本上来说，她不再为平行行动的高峰思想怎么也不肯展现感到担忧；对世界奥地利她也变得漠不关心了；即使是人类精神的每一个伟大草案都有一个反草案的这个事实，对她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了。事态的进程在事态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是不符合逻辑的；倒不如说它像闪电和火，而她则已经习惯于对自己感觉到的自身周围的伟大事物无法作出任何推想。她巴不得把她的行动丢下不管并嫁给阿恩海姆，宛如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一切困难都是好的，如果她不理睬它们并扑进父亲的怀里的话。但是她的活动在表面看来极大的增长把她紧紧抓住。她找不到时间去作出决断。各个事件的表面联系和内在联系作为两个独立的行列齐头并进，人们徒劳地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和她的婚姻状况完全一样，在一切带情感的东西处于瓦解过程的时候，她的婚姻生活甚至看似比从前更幸福。
按她的性格，狄奥蒂玛本来是一定会和丈夫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的；但是她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她爱阿恩海姆吗？人们可以给她与他的关系起这么多的名字，以致这个很俗气的名字破例地也会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他们还一次也没亲吻过，而极端热烈的心灵的拥抱，哪怕她向图齐供认，对方也是不会理解的。狄奥蒂玛有时自己就对她与阿恩海姆之间不再有什么话可讲感到惊异。但是她从来没有完全改掉勇敢、年轻的姑娘仰慕年纪较大一些的男人的习惯，而她则原本可以宁可想象和她的表兄——她觉得他比她自己年轻，并有点小看他——也不想象和这个男人——她爱这个人，这个人十分赏识她将自己的情感溶化在对伟大的精神高峰的普遍观察之中——一同去经历即便不是明显、但却也是可以具体述说的事件。狄奥蒂玛知道，人们想必是踉踉跄跄陷入生活状况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并在新家醒过来，却不能清楚地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进来的，但是狄奥蒂玛觉得自己受到了影响，这些影响使她保持警觉。她并非完全没有她那个时代的普通奥地利人对德意志兄弟抱有的那种厌恶之情。这种厌恶就其经典的、这其间已变得很稀罕的形式而言大致符合一种想象：毫不猜疑地把歌德和席勒的尊敬的脑袋安在一个躯体上，这个躯体靠吃布丁和酱汁维持生命并具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内心世界。不管阿恩海姆在她的社交圈里的成功有多大，她还是觉察到了，在最初的惊异之后也有反抗情绪在活动，它们在哪儿也不曾具有具体形态或流露出来，但却隐隐让她感到心里不踏实并让她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与某些人的保留态度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她是一向习惯按这些人的态度来调整自己的举止行为的。现在，民族的厌恶通常无非就是对自身的厌恶，来自自己的矛盾的深层朦胧状态并粘牢在一个合适的受害者身上，一个自远古以来——那时的行医者用一根被他说成是恶魔附身的小棒从病人体内掏出疾病来——便一直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法。她的情人是个普鲁士人，这一点也还用种种她不太能想象得出来的怪影分外搅乱狄奥蒂玛的心神，而如果她把与通奸的粗鲁下流有明显区别的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称为激情的话，那么这大概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狄奥蒂玛夜晚失眠了；在这些个夜晚里，她在一位普鲁士工业巨头和一位奥地利司长之间摇摆。在这如梦如幻的时刻里，阿恩海姆高贵、光辉的一生从她身旁掠过。她在心爱的男人的身边飞过一片布满新的敬意的天空，但是这片天空有一层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普鲁士蓝色。在这当儿，图齐司长的黄色身躯尚还在这漆黑的夜晚躺在她的身躯的旁边。她仅仅是隐约感觉到了，感觉到这像一种黑、黄两色的古老卡卡尼文化的象征，虽然他很少具有这种文化方面的修养。后面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她这位显赫的朋友的宫殿的巴罗克正面建筑，贝多芬、莫扎特、海顿、欧根亲王 [41] 的身形像一股逃跑前就已渴望返回的怀乡之情在四周飘荡。狄奥蒂玛无法当机立断迈出脱离这个世界的那一步，虽然她几乎因此而憎恨她的丈夫。灵魂无可奈何地处于她那个美丽、高贵的肉体之中，就像栖息在一个辽阔、繁荣的国度里。
“我不可以不公正，”狄奥蒂玛自言自语，“这位职业行政官员大概不再清醒，不再有宽广眼界和细腻感情，但他年轻时也许本来是会有这种可能性的。”她回想起订婚期间的那些时光，虽然图齐司长当初就已不再是青年人。“他勤奋，恪尽职守，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和人格，”她好心地想，“他自己也没料想到，这会以他个人的生活为代价。”
自她取得社交上的胜利以来，她便对她丈夫抱有更宽容的想法，所以她还从思想上作出让步。“谁也不是纯粹的理智和功利的人；一开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富有朝气和活力，”她思虑，“但是日常生活淤积在他心头，寻常的热情如火如荼充盈着他，而冷漠的世界则在他心头唤起那样一种冷漠，渐渐销蚀着他的灵魂。”也许她太谦逊，不曾及时严格地指出他的这个毛病。这件事真可悲。她觉得，她将永远不会有勇气将图齐司长卷进离婚丑闻之中，这样一场丑闻势必会深深地震撼如他这般与自己的职务紧密交织的人的心。
“那就宁可通奸！”她突然暗自思忖。
通奸，自一些时候以来狄奥蒂玛便在转悠这个念头。
人们被摆放到哪儿便在哪儿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一个无益的观念；人们会因此枉自耗费大量力气；真正的义务是，选择自己的位置和有意识地塑造各种关系！如果她已经判定自己要固守在她丈夫的身边，那么就会有一种无用和有益的不幸，她有义务作出决断。不过话说回来，狄奥蒂玛迄今还从未能够摆脱她所读过的所有通奸描写中的那种令人难堪的娼妓特性和不好看的轻浮特性。她不能很好地想象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到一家小客栈里去幽会，她觉得这就像陷入一个藏垢纳污的场所。提着窸窣作响的裙子悄悄从陌生的楼梯溜上楼去：她的身体的某种道义上的悠闲安逸对此进行着抗拒。匆忙间给的亲吻和匆匆抛出的情话一样都违背她的本性。她宁可选择灾难。哽在咽喉说不出来的告别词，情妇的义务和母亲的义务之间的深刻冲突，这更符合她的资质。但是由于她丈夫的节俭她没有孩子，而悲剧则恰恰是因此得以避免的。于是，她下定决心，一旦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她就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为范例。一种爱情，它与插在心中的匕首共存。这种事她不能精确地想象得出来，但是这无疑是某种公正的做法；以开裂的柱子——云彩在它们的上方飘动——作背景。罪责和罪责感的克服，用痛苦来抵偿的快乐，在这个幻象中颤抖并使狄奥蒂玛心中充满一种闻所未闻的高涨和肃敬的情感。“一个人在哪儿找到最崇高的前景并最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也就应该去哪儿，”她想，“因为在那里他同时有利于整体的最深刻的生活素质的提高！”
她透过朦胧的夜色打量她的丈夫。一如肉眼看不见光谱的紫外线，这个有才智的男人根本察觉不出某些实际的内心活动。
图齐司长显出一副毫不猜疑、内心平静的神态，欣慰地想着，在他理应得到的这心意涣散的八个小时里欧洲大概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吧。这种平和的心境不免也给狄奥蒂玛留下了印象，随后她便不止一次地转悠这个念头：舍弃！离开阿恩海姆，伟大、高尚的苦痛话语，冲天的放弃，贝多芬式的分离：她的强健的心肌在这样的要求下绷紧了。颤抖的、闪着秋天光亮的谈话，浸透着远方青山的忧伤，充满着未来。可是舍弃和夫妻双人床？！狄奥蒂玛在垫褥上蹦起来，她的一头黑发散乱拳曲着。图齐司长的睡眠现在不再是那种纯洁无邪的睡眠，而是那条体内有一只家兔的蛇的睡眠。狄奥蒂玛差点儿就要叫醒他，直言不讳地就这个新问题告诉他，她必须离开他，必须，心甘情愿！在她的这种内心分裂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逃避方式本来会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她的身体太健康了，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干脆就不会以极大的惊骇对图齐的身影作出反应的。她对这种没有出现的惊骇感到一阵干巴巴的恐惧。随后，眼泪便徒劳地试图从她的面颊上流淌下来，可是奇怪的是，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尔里希的思念对她来说意味着某种慰藉。往常在这样的时刻她从不想到他，但是他的奇谈怪论，什么他想废除现实啦，她过高估计阿恩海姆啦，这些话有一种不可理解的言外之意，一种飘悬着的话音，狄奥蒂玛当时没听真切，但是在这几个夜晚它又显露出来。“这无非就是说，人们不应该过分为将要发生的事操心，”她气恼地想，“这是世上最最寻常的事！”就在她这样简易诠释这个思想的当儿，她知道，她并不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而这恰恰就产生出镇静作用，它像一种安眠药粉，麻痹了她的绝望和意识。时间像一条黑线那样无声地溜走，她欣慰地感觉到，人们不知怎么地可能会认为她的这种缺乏持久性的绝望情绪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她神志不再清楚了。
在夜晚，思绪时而清晰地，时而在睡梦中流淌，宛如熔岩里的水，每逢思绪过一会儿又显现出来，狄奥蒂玛便总是觉得，她只是梦中经历了先前发生的那种情感激荡。位于模糊山岳后面的这条汹涌的小河和狄奥蒂玛终于滑进去的这条静静的大河不是同一条河。愤怒、厌恶、勇气、恐惧已经流逝，不可以有这样的感情，没有这样的感情：在心灵的争斗中谁也没有过错！乌尔里希随后也被忘却了。因为如今只还存在着最后的秘密，心灵的永恒渴望。她的高尚的品性不体现在人们所做的事情中。它既不体现在意识的也不体现在激情的活动中。各种激情也只是un peu de bruit autour de notre me。人们可能会赢得或失去某些王国，但是心灵没有感动，人们无能为力，无法达到自己的命运，但是有时它从内心深处产生，静悄悄、日复一日，像天体乐声。于是，狄奥蒂玛便在这个独特的时刻这样清醒地躺着，但充满信任。这些思想，这些有着眼睛看不到的结局的思想，它们有甚至在最难以入睡的夜晚也可以在短时间之后使她入睡的好处。她觉得她的爱情像一个丝绒般柔软细腻的幻象，渐渐隐没在这一片无尽的黑暗中，这一片黑暗从星星的上方伸展出去，与她不可分离，与保尔·阿恩海姆不可分离，任何计划和意图都触碰不到。她好不容易才找到时间，伸手去拿那杯糖水，她是为了治她的失眠症才把这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的，但总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才用它，因为她在情绪激动的时刻里把它给忘了。在她什么也没听见的酣睡的丈夫的身旁，这轻轻的饮水声就像恋人在一堵墙壁后面的窃窃私语那般清脆悦耳；然后，狄奥蒂玛便肃穆地向后靠在枕头上，陷入这存在的沉默之中。
九五 大作家，后视图
这几乎尽人皆知，用不着讲的了：自从她的著名的客人们已经确信这个严肃的行动并不要求他们付出辛勤的努力，他们便做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而看到自己的家宅充满着嘈杂和各式“主义”的狄奥蒂玛则感到失望了。她作为一个心地高尚的人不了解谨慎的准则——按照这个准则，人们作为不担任公职的人采取与从事自己的职业时截然相反的态度。她不知道，政治家们在会议厅里互称无赖和骗子之后便会在餐饮室里友好地并排坐在一起共进早餐。作为法学家判了一个不幸者重罚的法官们，在审判结束后以普通人的身份关切地和他握手，这个她知道，但是她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女舞蹈家们除了她们那不正经的职业活动之外常常过着一种家庭主妇的无可非议的生活，这个她有时听人讲过，甚至觉得这颇感动人。王侯们有时脱下王冠，为了当个纯粹的普通人，她觉得这也是美好的象征。但是当她觉察到，精神界的王侯们也一味地隐姓匿名，她便觉得这种双重态度很有些古怪。这是什么癖好，哪个法则是这种普遍爱好的基础并导致在职业以外的男人使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职业以内的男人身份一无所知？下班后，他们焕然一新，这时他们看上去就恰似一间清扫过的办公室，写字用具收藏在抽屉里，椅子摆放在桌子上。他们由两个男人组成，人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晚上还是在早晨回归自我？
不管她的心灵恋人称所有聚集在她周围的人的心意并尤其与年纪较轻的人热心交往让她感到脸上多么有光，有时看到他纠缠于这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这仍然不免让她感到气馁。她觉得，一位精神王侯既不可以为与普通精神贵族交往如此操心，也不应该欣然接受活动的思想市场的影响。
原因就在于阿恩海姆不是精神王侯，而是一位大作家。
大作家是精神王侯的继任者，在精神世界相当于已经在政治世界发生了的富人对王侯们的取代。如同精神王侯属于王侯时代，大作家属于大型战斗节日和大型百货公司的时代。他是精神和伟大事物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人们对一位大作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他拥有一辆汽车。他必须经常旅行，受部长们接见，作报告；让公众舆论的首脑们觉得他是一种不可低估的道义上的力量；需要在外国证明人性时，他便是国家精神的代表；他在家里，则接待显要宾客并且在百忙之中还得想着自己的买卖，他必须以不可以让人看出紧张的杂技演员的那种灵活机智去做这买卖。因为大作家并不简单等同于一个挣钱多的作家。年度或月份的“最畅销书”他永远不必自己去写，他对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就足够了。因为他是所有的评奖委员会的成员，签署所有的号召，撰写所有的前言，作所有的生日讲话，对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发表意见并且在必须显示人们有多大成就的地方到处受到召唤。因为大作家在从事自己的全部活动的时候从不代表全民族，而是恰恰只代表其先进的部分，代表几乎已占多数的出类拔萃人物，这使他心头笼罩着一种持久的精神紧张。当然是他今天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导致精神的大工业，正如它反过来又逼迫工业向精神、向政治、向控制公众良知发展；两种现象在中间相切。所以大作家的角色也并非是指某一个人，而是社会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带有一种时代培养出来的比赛规则和职责。这个时代的崇尚善行的人的观点是，如果随便哪个人有思想，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已经有这么多现存的思想，多点少点无所谓，反正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思想），而是人们必须同野蛮思想作斗争，这就有必要让思想被显示、被人看到、产生效果，而由于一位大作家比一位甚至更大的作家，一位也许不再为这么多的人所理解的更大的作家更适宜担当此任，人们便竭尽全力为使大人物伟大起来而作出贡献。
如果人们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阿恩海姆便意味着这些关系的最初的、试验性的、即使已经很完美无缺的体现之一，对于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可严加指责的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还是需要具有某种天赋的。因为大多数作家只要有这种可能，就都愿意当大作家，但这就像大山的情形：在格拉茨和圣帕尔滕之间有许多山，它们本来都能够具有蒙退鲁莎山那样的风姿，只是它们太低矮了。所以，成为一位大作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依然是，撰写适宜于每一个人的书或剧本。人们必须先起作用，然后才能起好作用；这个原则是每一个大作家生存的土壤。这是一个奇特的、对准着孤独的诱惑的原则，简直是歌德的作用原则：人们只需在友好的世界里活动，一切别的东西便会自动到来。因为一旦一位作家开始起作用，那么他的生活便会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他的出版商不再注意到，一个将成为出版商的商人像一个悲惨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用布或未腐烂的纸挣钱。批评界发现他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可敬对象，因为批评家往往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从前的抒情诗人，他们由于生不逢时必须将心放在什么事情上，以便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按照他们必须有利地获得的内心收益，他们分别是战争或爱情抒情诗人，而为此他们宁可选择一位大作家的书也不肯选择一位普通作家的书，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每一个人只有一种有限的工作能力，其最好的成果轻易地分布在出自大作家笔端的年度新出版物上。就这样，这些出版物便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储蓄银行，它们当中的每一样出版物都引起评述，这些评述并非只是解释，它们简直就是附件，而留给其余一切的则就相当的少了。但是，这通过在一个大人物身上解大小便的随笔作者们、传记作家们和速记历史学家们才达到最伟大的程度。说得不好听些，狗类宁可到一个热闹的街口也不愿到一块偏僻的岩石干这不光彩的勾当；有着想留名于后世的强烈欲望的人类怎么就不会选择一块显然偏僻的岩石呢？！转眼之间，大作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种共生现象，是最委婉意义上的国家研究小组的成果，并亲耳听到生存所能作出的这个最美好的保证：他的成长和无数其他人的成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大概这就是人们常常也把一种良好行为情感看作大作家的一个普遍性格特征的原因了吧。只有在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危害的时候，他们才使用写作这富有战斗精神的手段；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他们行为的特色是稳健和亲善。对为称赞他们而说的微不足道的话他们的态度极其宽容。他们轻易不肯屈尊评论别的作者；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也很少奉承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而是宁可鼓励那种不纠缠不休的有才干的人，这些人由百分之四十九的天赋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庸才组成，并且，鉴于这种混合成分，在人们需要人力而一个强壮的人可能会造成损害的时候，他们却能如此巧妙地对待一切事物，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迟早会在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此说来，这一描述岂不已经超出了只有大作家才有的特性了吗？俗话说，有鸽之处群鸽皆飞往 [42] ，而人们难以想象，如今一个普通作家在当大作家之前很久，当他还是书评家、副刊编辑、广播评论员、电影混合录制人员或一份文学小报的出版者时，他的生活就已经何等的动荡不安；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像那些橡皮小驴和小猪，后背上有一个窟窿眼，人们可以往里吹气。如果人们看到大作家们仔细斟酌这样的情况，看到他们竭力塑造一个能干的民族尊重的自己的大人物的形象，难道不需要为此而感谢他们吗？他们通过自己的参与使现有的生活变得高贵。人们试图设想与这相反的情形，设想一个正在写作的人，所有这些事这个人都不做。他必定会拒绝热情的邀请，使人产生反感，不像一个受表扬者，而像一个法官那样评价表扬，撕碎自然存在的事实，仅仅因为大的作用途径大就把它们当作可疑途径看待，他拿不出任何回礼，只能提供他头脑里难以表达和评价的事情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个作家的成就，一个已经拥有大作家的时代确实不需要很重视的成就！一个这样的人会不站在团体的外面并带着这造成的一切后果避开现实吗？！——无论如何，这是阿恩海姆的意见。
九六 大作家，前视图
只有当人们在精神生活中虽然以商人姿态行动，但却用旧传统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讲话时，一位大作家一生中真正的困难才会产生，而且也正是这种商业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在阿恩海姆毕生的努力中占有一个决定性的位置。
今天，人们到处都看得见这样不合时宜的结合。譬如就在死者已经在被一辆汽油运输车运往公墓的同时，人们却并不放弃在车顶盖上安上一顶头盔和两把交叉的骑士剑，在各个领域里情况都是这样；人类的发展是一列拉开得很长的火车，而一如人们大约在两个世代以前还用华丽辞藻装饰自己的商业公函，今天人们可能已经在用供给与需求、抵押与贴现的语言来表达从爱情直至纯粹逻辑的各种关系，无论如何能够跟人们从心理学或宗教角度表达得一样的好，但是人们却不这样做。原因就在于，这门新的语言还太不可靠。今天，这位虚荣心重的富翁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之中。如果他想与存在的较古老的力量匹敌，那么，他就必须使自己的活动与伟大的思想紧密相连；但是，会无异议地被人相信的伟大的思想今天已不再存在，因为这个抱怀疑态度的当代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人性，既不相信王冠也不相信德行——抑或这一切它全都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与前者是一样的。所以像不愿意缺少一只罗盘那样不愿意缺少重要事物的商人必须使用民主的诀窍，用作用的可测量的重要意义来取代重要意义的不可测量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重要的就是重要的；可是这就意味着，到头来连大做广告、大肆叫卖的东西也是重要的了，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不无艰辛地吞咽这个时代的内核，而阿恩海姆则曾做过许多试验，研究这件事该如何做才好。
譬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想到中世纪研究和教会的关系。当时哲学家必须与教会协调一致，如果他想获得成功并影响他的同时代人的思维的话，而陈腐的持有自由思想的人则因此也就可能会认为这些桎梏妨碍他晋升为名人；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根据行家们的意见，从中只产生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哥特式的思维美，而既然人们能够在不损害精神的情况下如此顾及到教会，那么为什么如今人们不可以也顾及广告呢？谁愿意起作用，谁不是也能在这个条件下起作用吗？阿恩海姆确信，对自己的时代不作太多的批评，这是一种大人物的标志！一个骑骏马的骑手，如果他与他的坐骑争吵不休，那么他自然比一个与驽马的动作配合默契的骑手更难越过一个障碍。
另外一个例子：歌德！——他是一个天才，人世间轻易长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天才来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德国商人家庭的被授予贵族称号的儿子，并且，在阿恩海姆看来，是这个民族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大作家。阿恩海姆在许多方面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但是他最喜欢的故事却是那则著名的不愉快的事件，即歌德怎样虽然私下里同情可怜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但却当此人在耶拿作为哲学教授受到惩处时将他弃置不顾，因为据这位练达老成的诗人和大师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所记述的，他对神和神圣的事物发表了“崇敬的、但却也许并不完全恰当的”看法并且不是“以最婉转的方式”使自己摆脱出来，而是在自己的辩护词中“激昂慷慨、振振有词”。如今阿恩海姆不仅会完全采取如歌德那样的态度，甚至还会试图援引他的话，使世人深信这是唯一歌德式的和意义重大的做法。他不大会满足于这个事实：奇怪的是，人们确实更同情一个伟大的人物做什么坏事，而不怎么同情一个不怎么伟大的人物行为正当。他倒是会逐渐认识到，这场争取自己的信念的无条件的斗争既徒劳无益，又是一种没有深度和历史的讽刺的态度，而至于说到后者，那么他同样也会将这称为歌德式的，这就是认真迁就环境的讽刺，带有行动的幽默，时间的距离将承认这种幽默是正确的。倘若人们考虑到，今天，在将近两代人之后，这位诚实、正直和有些说得过分的费希特所遭到的冤屈早已已经成为一桩私事，那么，人们就必须承认，时间的智慧确实与阿恩海姆的智慧相吻合。
第三个例子，这个例子同时——阿恩海姆总是为好的例子所围绕——启迪着头两个例子的深刻意义：拿破仑。海涅在游记里以一种与阿恩海姆的观念高度一致的方式描写他，最好用海涅自己的话来将它复述出来，这些话阿恩海姆是非常熟悉的。“康德在说，”海涅说，他谈的是拿破仑，但他同样也可以把这用在歌德身上，他始终以知道自己暗地里并不同意自己所欣赏的对象的爱好者的那种机敏捍卫着歌德的老练圆滑的本性，“康德在说我们能够想象出一种理智，这种理智不像我们的理智，而是直觉的，康德在这样说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我们通过缓慢的分析、考虑和长期的推论所认识到的，那个有特殊才能的人在同一个瞬间就已经看到并深刻领悟到了。所以他才有这种天赋，才会理解时代，理解当代，奉承它们的精神，永不伤害它并总是利用它——但由于时代的这个有特殊才能的人不仅是革命的，而且受到了两种观点，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观点的汇流的教育，所以拿破仑从不采取完全革命性的行动，也从不采取完全反革命性的行动，而是始终本着在他身上统一起来了的两种观点、两种原则、两种努力的精神行事，所以他的行动经常合乎自然规律，简单，伟大，从不粗暴生硬，总是平静温和。所以他从不在零星小事上搞阴谋诡计，他的打击总是通过理解并驾驭群众的艺术来进行——好搞错综的、缓慢的阴谋的是平凡的、分析型的人，而综合的、有直观能力的人则以奇特而天才的方式善于这样去联结当代提供给他们的手段，致使他们能够很快利用它们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海涅的看法也许跟他的钦佩者阿恩海姆所理解的略有出入，但是此人觉得他的话筒直也是给自己画了像。
九七 克拉丽瑟的深奥莫测的力量和任务
克拉丽瑟在房间里；她的瓦尔特不在了，她有一个苹果，穿一件睡衣。苹果和睡衣，这是两个泉源，一束未被注意的、稀疏的现实之光从这两个泉源流进她的意识之中。她为什么觉得莫斯布鲁格尔有音乐才能呢？她不知道。也许所有的杀人犯都有音乐才能。她知道，她给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写过一封信，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的缘故；她也大致记得信的内容，可是她却对此感到不能理解。
没有个性的人就没有音乐才能吗？
由于她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答复来，她便把这个思想搁置起来并继续思索。
过了一会儿，她还是想起来了：乌尔里希是没有个性的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当然也可能没有音乐才能。但是他也可能会有音乐才能的吧？
她继续思索。
他曾经说她：你有似少女似英雄般的气质。
她重说：“似少女似英雄般的气质！”她感到面颊热烘烘的。从中产生出一种义务，她不清楚这是什么义务。
她的思绪向着两个方向推挤，犹如在进行一场格斗。她感到自己既被吸引又被推开，却不知道，被吸引到何方、被什么推开；最后，一种她不知道是怎样从其中残留下来的轻微的柔情吸引她去寻找瓦尔特。她站起来，把苹果放在一旁。
她为自己总是折磨瓦尔特感到难过。当初她才十五岁，她便已经觉察到，她能够折磨他。她只需一声断喝，说什么事其实并不像他所断言的那样，他便会吓一跳，尽管他所说的话实际上完全正确！她知道他怕她。他怕她会精神错乱。有一回他脱口说出来了这句话，随后很快又为此而道了歉；可是她却从此便知道，他有这样的想法。她觉得这很好。尼采说：“有一种权力的悲观主义吗？一种对冷酷、可怕、凶恶的有理智的偏爱？对可怕的事物犹如对可敬的敌人般的渴望？”每逢她想起这样的话，它们便总是使她在嘴里产生一种感官上的激动，像乳液那样温和、浓烈，让她几乎不能吞咽。
她想到孩子，瓦尔特要她生个孩子。这也是一件让他感到担心的事。可以理解，因为他认为，她有朝一日会神经错乱的嘛。这使她对他产生温情，尽管她强烈拒绝。但是她忘记了她想寻找瓦尔特。现在她的体内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两个乳房鼓满起来，一股浓稠的血流贯胳臂和大腿的血管，她感觉到膀胱和肠受到一阵不明确的挤迫。她的细长的身体依次变得向里深陷、敏感、活跃、陌生；一个孩子灿然炫目、面带微笑躺在她的臂弯里；圣母的金衣裳闪闪发光从她的肩头下垂到地上，全体教徒在歌唱。这是在她的体外，主为世人出生了！
但是这事刚刚发生，她的身体便又在这幅裂开的图画的上方突然蹿起，像木块将一个楔子从自身抛出来那样；她身材苗条，清醒、厌恶，感到一阵残酷无情的喜悦。她不想让瓦尔特就这样一蹴而就。“我希望，你的胜利和你的自由渴念一个孩子！”她自言自语。“你应该在你自己的头顶上建立活生生的纪念碑。但是你首先得给我把身体和心灵都给长好了！”克拉丽瑟微微一笑；这是她特有的那种笑，它微微一闪动，就像被一块大石头盖住的火苗。
后来她想起来，她的父亲害怕瓦尔特。她返回到若干年前。她习惯这样；瓦尔特和她喜欢互相询问：“你记得吗？”随后逝去的光便魔术般地从远方流回到现代。这是美妙的时刻，他们喜欢这样的时刻。这也许就如同人们百无聊赖地行走了几小时后折回，而已行走过的空荡荡的整个地段则蓦然间变为远景，作为美好的满足摆放在那儿；但是他们从不这样理解它，而是极为看重回忆。所以她也觉得这令人兴奋且错综复杂：她的父亲，这位上年纪的画家，当初她心目中残酷无情的人，居然怕瓦尔特，怕把新时代带进他家里来的瓦尔特，而瓦尔特却怕她。这就好比她用胳臂搂住她的女友露茜·帕黑霍芬，在不得不说“爸爸”的时候心里明白爸爸是露茜的情人，因为这事发生在相同的时候。
这时，克拉丽瑟的脸上又热烘烘起来。她无比清楚地回忆起这独特的哀乞，这种异样的哀乞，她曾给她的男友讲述过的这种哀乞。她拿起一面镜子并试图重新找到那张恐惧地抿紧着双唇的脸，这是她父亲在那个夜晚到她床前来时她必定曾显现出来的那张脸。她发不出那个声音来，当初在诱惑下她胸中曾迸发出那个声音。她心中暗想：今天这个声音必定还和当初一样在自己的胸膛里。这是一个没有怜惜和体谅的声音；但是它从未再浮现出来过。她撂下镜子，小心翼翼地往四下里张望，用探寻的眼光加强着这样的意识：她现在是独自一人。然后，她用指尖透过衣裳摸索着寻找那个有着特殊记忆的黑丝绒般的胎痣。在鼠蹊部，半暗藏在大腿根部和有些蓬乱的阴毛边上；她把手放在那上面，摒弃一切杂念，窥伺着就要出现的变化。她立刻感觉到了这一变化。这不是淫欲的柔滑涌流，而是她的胳臂变得挺直，变得像男人的胳臂那样僵硬起来。她觉得，只要好好举起这条胳臂，她是可以用它把一切砸碎的！她称她身体上的这个部位为魔鬼之眼。她的父亲一摸到这个部位便折回去了。魔鬼之眼投出一束可以穿透衣服的目光；这束目光“盯住”这些男人，把他们吸引住，但是只要克拉丽瑟愿意便不让他们动弹。克拉丽瑟想到了某些加引号的话，被突出出来，就像她在写信时用粗线条画在某些话的下面那样；然后，这样加重语气的话便有了一种张紧的意义，张紧得像她的胳臂那样；谁可曾想到过人们用眼睛确实可以盯住什么东西？但是她是手中像握着一块可以让人抛向一个目标的石头那样握着这句话的第一个人。这是她的胳臂的挥击力的一部分。一想这些事，她便把原想认真考虑的那哀乞给忘了，却想起她的妹妹玛丽昂来了。四岁的时候，人们便不得不在夜晚拴住玛丽昂的双手，因为否则那双手便会出于对愉快适意的事的纯粹喜爱而懵然无知地伸进被窝里去，就像两头熊崽一头扎进蜂蜜树里那样。后来，有一回，她，克拉丽瑟，曾不得不将瓦尔特从玛丽昂身边拽走。肉欲在她的家庭里游荡，一如葡萄酒味在种植葡萄的农民中间弥散。这是一种命运。她担负着沉重的负荷。但是，尽管如此，她的思绪如今却在往事中漫游，胳臂里的紧张溶化为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她的手则依然被遗忘地搁在胸前。当时她还用“您”称呼瓦尔特。其实她应感谢他的地方很多。他带来这样的信息：有一些新人，他们只用凉爽、清澈的家具，并把描绘真实的图画挂到他们的房间里。他读给她听：彼得·艾腾贝格 [43] 描写小女孩的短篇故事，她们在郁金香花坛间抛木环并拥有明亮甜蜜、天真无邪得像玛丽昂的格拉茜丝绸的眼睛；从此刻起克拉丽瑟便知道，她的在她看来还带着稚气的大腿和一首《我不知道我属于谁》的谐谑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恰好是他们大家都住在一所夏日度假屋里，一大群人，好几家相互相识的人租了湖畔边的几处寓所，全部卧室加倍住上了邀请来的男女朋友们。克拉丽瑟和玛丽昂同睡一室，十一点，迈因加斯特博士有时趁着月色悄悄溜进她们的房间里来闲谈，此人如今在瑞士是一位著名人物，而当初则充当游乐大师和所有母亲的宠儿。当初她几岁？十四岁或十五岁或在十四岁和十五岁之间。那时他的学生格奥尔格·格勒施尔也来了，此人的年纪只比玛丽昂和克拉丽瑟稍大一点点吧？迈因加斯特博士那天晚上心不在焉，只简短地谈了谈月光、麻木地酣睡的父母和新人，便突然离去；似乎只是为了让他的崇拜者、这位矮小结实的格奥尔格留在女孩子们的身边才来的。格奥尔格一声不吭，大概感到害怕了吧，而在这之前一直和迈因加斯特答话的两个女孩子这时也沉默不语。但是随后，格奥尔格大概就在黑暗中一咬牙，走到玛丽昂的床前。房间里稍许有一点从外面透进来的亮光，但是在放床的角落里却是一团漆黑，克拉丽瑟看不清出了什么事；她只觉察到，格奥尔格似乎挺直身子站在床前并俯视着玛丽昂，然而他背对着克拉丽瑟，玛丽昂不出一声，好像不在房间里似的。这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就在玛丽昂和先前一样一动也不动的当儿，格奥尔格像一个杀人犯那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在月光照亮的房间中央显现出苍白的肩头和侧身，来到又迅速躺下并将被子拉到下颌的克拉丽瑟的身边。她知道，发生在玛丽昂身上的那件秘事如今就要重现，她目瞪口呆地期盼着，这时，格奥尔格默默站在她的床前，她觉得，他正阴森森地抿紧着嘴唇。终于，他的手来了，像一条蛇，在克拉丽瑟身上摸索起来。他此外还干了些什么，她一直不清楚；她对此没有什么概念，无法将尽管激动但还是从他的动作中感受到的那少量的东西领悟透彻。这时她自己根本没感到什么快感，这种快感后来才出现，眼下只存在着一种强烈、无可名状、忧闷不安的纷扰；她像一座桥中的一块颤抖的石头那样保持着寂静——一辆沉甸甸的大车无止境地缓缓驶过这座桥，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人摆布。格奥尔格在放开她之后便不辞而别，走了，两姐妹中谁也不确切地知道是否另一个遭遇到了和自己同样的事；她们既没有相互求助也没有相互邀约，过了若干年以后，她们才初次就这件事进行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