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丽瑟又找到了她的苹果，啃它并嚼成小块。格奥尔格从未暴露过自己，也从未承认自己干过这种事，也许他只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时表情冷漠地露出意味深长的目光；今天他是一位前程远大、优雅时髦的政府法学家，玛丽昂则已经结婚。但是迈因加斯特博士的变化就更大了；当他到国外去时，他已经摘下了犬儒主义者的面具，成为人们在大学以外称为一位著名哲学家的人，经常把一群男女弟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并且在不久前给瓦尔特和克拉丽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预告，他不久将访问家乡，以便可以不受他的追随者们的干扰在家乡从事一段时间的写作；他也询问了他们是否能够安排他住在他们家里，因为他听说他们住在“大自然和大城市的边界线上”。也许这压根儿就是这一天克拉丽瑟的思绪所经历的全部历程的由来。“噢，上帝，那个时代真是奇特！”她想。现在她也知道这个：跟露茜在一起的那个夏天的前一个夏天，当时迈因加斯特愿意什么时候吻她就什么时候吻她。“对不起，我现在吻您啦！”他在这样做之前先彬彬有礼地说，他也吻所有她的女友，克拉丽瑟甚至了解一位女友的情况，打那以后她每逢看到这位女友的裙子，便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到假惺惺垂下的目光。迈因加斯特自己给她讲述过这件事，而每逢他向她报告他和她的女友们的艳遇，克拉丽瑟——当时她才十五岁——便总是对这位已经完全是成年人的迈因加斯特博士说：“您这猪猡！”用卑劣的话骂他，这让她感到惬意已极，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害怕自己到头来会顶不住，而每逢他要求亲吻时，她总是不敢违抗，因为她怕自己显出傻样。
可是当瓦尔特第一次吻她时，她却正色道：“我已经答应妈妈永远不干这样的事。”这正是区别之所在；瓦尔特讲起话来像福音书般动听，他讲得很多，艺术和哲学包围着他，一如层层云团包围月亮。他给她朗读。但是基本上他只是打量她，在她的所有女友们中间打量她，开始时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这就好比是月亮在往这边看，人们互握着手。他们的关系后来确实也经过握手而继续向前发展；静静的握手，现在没有话语，在握手中蕴含着一股有特殊约束力的力量。克拉丽瑟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被他的手清洗干净了；一旦他心不在焉、神情冷漠地把这只手伸给她，她就感到不幸。“你不知道，我对这抱什么希望！”她请求他。当初，他们已经悄悄地互相称“你”。他在她心里培育起对大山和甲虫的理解，而迄今为止她看到的自然界只是爸爸或他的一个同行绘画和出售的风光。她对家庭的批判意识蓦地觉醒了；她感到新鲜和异样。这时，克拉丽瑟也清晰地回想起，谐谑曲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您的大腿，克拉丽瑟小姐，”瓦尔特说，“比您的爸爸画的全部图画更富有真正的艺术气息！”在避暑度假住地有一架钢琴，他们四手联弹。克拉丽瑟向他学习；她想超越她的女友们和她的家庭；谁都不理解，在美好的夏日里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去划船或游泳而是弹钢琴，可是她却把希望寄托在瓦尔特身上，她当初立刻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当“他的妻子”，要嫁给他，而每逢他因她弹错而呵斥她时，她便总是怒气冲冲，不过乐趣还是占上风。瓦尔特有时确实呵斥她，因为精神不留情面；但只在弹钢琴的时候。在音乐以外，还有她被迈因加斯特亲吻这样的事，有一次划船赏月，瓦尔特划桨，她完全自愿地把自己的脑袋靠在她身旁坐在舵手位置上的迈因加斯特的胸脯上。迈因加斯特做起这种事情来十分在行，她不知道，这将会有什么结果。与此相反，当瓦尔特在钢琴课结束之后，在最后的时刻，就在他们已经站在门口的当儿，从后面抓住她、尽情吻她的时候，她却只有那种极不舒服的憋气的感觉，便拼命挣脱他；尽管如此，她主意已定，不管另一个人还会怎么样，这个人她绝不可以放走！
这种事情就是奇怪；迈因加斯特的气息里有某种让人浑身酥麻的东西，某种像纯洁、轻柔的空气的东西，它让人感到快活，虽然人们没觉察到它的存在，而瓦尔特则一如克拉丽瑟早已知道的那样患消化迟滞症，这恰似他的决断迟疑，而且他的气息中也有某种被凝结的东西，这种气息有时太热，有时有焦糊味并麻痹人。这种肉体上、精神上的东西一开始就曾起过作用，克拉丽瑟对此也毫不感到惊奇，因为在她看来最自然的莫过于尼采说的这句话了：“一个人的肉体就是他的灵魂。”她的大腿不比她的脑袋有更多的天赋，它们无可置疑地有着同样的天赋；她的手，在瓦尔特的触摸下，即刻便推动起一股决心和保证的涌流，它从头顶流到脚底，但并不携带言语；而她的青春一旦被引向自信，便干脆用一个硬邦邦身体的朝气起来反对她父母的种种信念和其他蠢事，这个身体蔑视一切隐约让人想到奢华双人床和土耳其豪华地毯的情感，这些东西深受恪守道德准则的前辈的喜爱。所以身体继续起着一种作用，她对这种作用有着不同于别人的评价。但是这时，克拉丽瑟遏制住自己的回忆；抑或其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情况反倒是她的回忆蓦然之间，在完全没有着陆撞击的情况下，又把她放回到当下。因为这一切以及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她都曾想告知她的那位没有个性的朋友。也许迈因加斯特在其中占据着一个太大的空间，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夏季之后，他不久便远走高飞，逃到异国他乡，那种巨大的转变已经开始在他心中产生，轻浮的花花公子变成一个著名的思想家，而克拉丽瑟则自那以后只和他匆匆打过几个照面儿，见面时她也没想起什么往事来。但是她暗自思量这件事，她对他的转变所起的那份作用她是明白的。在他离去前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和他之间还曾发生过许多事情；没有瓦尔特，在瓦尔特的嫉妒的参与下，排挤着瓦尔特，鼓舞、激励着瓦尔特，精神雷雨，更癫狂的时刻，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使男人和女人丧失理智的那种时刻，以及风暴已经停息下来的时刻，它们剔出全部激情，并像雨后绿茵那样沐浴着友谊的纯净空气。克拉丽瑟想必曾经容忍过某些事，并且并非不情愿容忍，但是好奇的孩子按自己的方式在事后自卫，她向那位放荡的男友说出自己的看法，而由于迈因加斯特在离去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已经变得友好而更严肃，在与瓦尔特的竞赛中变得几乎高尚和忧郁起来，所以，今天她坚信，是她在他去瑞士之前招致了这一切，使他的情绪变得低落并由此而使他有可能如此出乎意料地发生了转变。随后在她和瓦尔特之间所发生的事使她坚定了这个观点；克拉丽瑟再也不能将这些久已消逝的年月精确地区分开来，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一件事或另一件事，这毕竟都是一样的，总的说来，在极勉强地接近了瓦尔特之后便开始了一个伴随着散步、坦白和精神占有的耽于梦想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为那些数不清的小小的、带来无限痛苦和欢乐的放荡行为所充满，它们吸引住两个恋人，这两个恋人虽然丢失了贞洁，却也缺乏完全坚定的勇气。这无非就是，好似迈因加斯特把自己的罪孽留给了他们，好让它们在更崇高的意义上再次被经历并渐渐化解，直至达到最崇高的意义，他们俩当时就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而今天，克拉丽瑟根本不把瓦尔特的爱情放在心上，甚至常常对它感到厌恶，所以她分外清楚地看到，使她变得如此狂乱的渴望爱情的飘飘然的感觉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只能是一种化身，某种非肉欲的东西，一种观念、一项任务、一种命运的化身，这是为根据星象被选中的人准备的——据她所知，这就叫化作肉身。
每逢比较当初和现在，她不感到羞愧，倒是想哭；可是克拉丽瑟也是永远欲哭无泪，她只是抿紧双唇，那样子看上去与她的微笑颇为相似。她的胳臂，一直被吻到胳肢窝，她的大腿，受到魔鬼之眼的看守，她的柔韧的肉体，让饥渴的情人百般旋转并像一根绳子那样倒转，它们都保持这种奇异的爱情的伴随情感：人们所作的所有姿态都具有神秘的重要意义。克拉丽瑟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像一个幕间休息时的女演员。诚然，她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她确信，所有恋人的无穷尽的任务就是保持人们在最崇高的时刻里彼此相亲相爱的那种状态。而她的胳臂在这儿，她的大腿在这儿，她的脑袋在躯体上，阴森森地准备着第一个去感知那必然会出现的信号。克拉丽瑟是什么意思，这也许难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让她费什么气力。她给莱恩斯多夫伯爵写了一封信，要求举办一个尼采年，同时还要求释放那个杀害妇女的人，也许还要求将他向公众展示，纪念那些必须集所有人的分得很散的罪孽于自己一身的人的苦难历程；现在她也知道，她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必须有人讲第一句话。也许她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好，不过这没关系；主要的是，有人开始行动，不再忍耐和听任自便。历史已经证明，世界有时候——后面响起“永世复永世”这个词儿，像两只钟，人们没看见它们，虽然它们就在近处——需要这样的人，这些人不能一同做事，却能一同撒谎并由此而引起令人不快的轰动。总的看来，事情是清楚的。
引起令人不快的轰动的人会感觉到世人的压力，这也是清楚的。克拉丽瑟知道，来自于人类的伟大天才们几乎总是要受苦受难，而她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她一生中的某些日子和某些星期总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就好似一块沉重的石板从上面移过；但是这压力每次都会消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教会甚至足智多谋地采用治丧期，以便集结哀思并阻止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淹没在胆怯和冷酷之中，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更难以论述的是克拉丽瑟一生中的某些另外的时刻，过分解放的、没有抵抗力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有时一句话便足以使她越出轨道；于是她便失去常态，她不能说出自己身处何地；但她并不是心不在焉，相反，倒不如说她是身心俱在的，在一个更深邃的空间，以一种寻常观念不可理解的方式处在她的身体在世界上所占据的那个空间里；但是干吗去为某种不在言语轨迹的东西寻找言语呢，反正她过一会儿又会找到别的言语，只还觉得脑袋里有点儿发亮发痒，就像流鼻血之后那样。克拉丽瑟明白，她有时经历的是危险的时刻。那显然是准备和试验。反正她有同时思考好几件事情的习惯，就像一把扇子的拉开和合拢，一把半位于另一把旁边、半位于另一把下面，而如果情况变得太杂乱无章，那么这种需要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人们想猛一用劲儿溜出去；这种需要也许许多人都有，只是他们表述得不确切罢了。
克拉丽瑟就这样经历着各种准备和先兆，一如别人对自己的记忆力或铁一般的消化力颇感得意；他们会吃玻璃碴儿，他们说。可是克拉丽瑟却已经证明，她确实能有所作为；她的力量已经在她父亲的身上，在迈因加斯特的身上，在格奥尔格·格勒施尔的身上显示了出来，跟瓦尔特还需费点劲儿，事情尽管断断续续，但仍还在进行之中；但是自一些时候以来，克拉丽瑟便打算在没有个性的人的身上证明一下自己的力量。她恐怕无法精确地说出自何时起；这与这个由瓦尔特制造出来并得到乌尔里希首肯的名字有关联；先前，这一点她必须要说，在从前，她从来也没有怎么重视他，虽然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想到没有个性的人，这譬如使她想起弹钢琴，想起所有那些忧伤、欢跃、发怒的情绪，人们急速通过这些情绪，虽然它们不是完全实际存在的激情。她觉得自己与此有亲缘关系。由此人们完全不绕弯子地这样断言：必须拒绝做一切不是投入全部身心的事，而她就此也就是处在了自己婚姻的纷乱而深刻的现实之中。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对生活说不，他还不说！他积蓄力量；这个她已经用整个身体理解了。也许这就是所有那些她神思恍惚的瞬间的意义吧：她应该成为圣母。她回忆起那张面孔，那还是不到一刻钟以前的事，她受到这张面孔的侵袭。“也许每一个母亲都可以成为圣母，”她想，“如果她不放任自流，既不撒谎也不活动，而是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当作孩子送出自身以外去！前提是，她不谋取任何一己的私利！”她伤心地添上一句。因为这个想法并不使她产生纯粹的舒适感，而是使她内心充满在痛苦和欢乐之间分裂开来的为某事而牺牲的感觉。然而，如果说从前她的幻觉曾经是这样的，就好似一棵树的树枝上，在蓦然间如烛光般闪烁的树叶之间，一个形象显现出来，而随后这棵树立刻又倾倒了，那么现在她的情绪则持续不断地保持着有变化的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获得了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发现：母亲这个词儿包含在胎记这个词儿之中 [44] ；对她来说这一总意义重大，就像她的命运突然已经注定了似的。女人必须既以母亲也以情人的身份接受男人，这个绝妙的想法使她变得心情温和、感情激动。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但它消释她的反抗情绪并给她力量。
但是，她还不信任没有个性的人。他说许多话时心口不一致。如果他声称，人们阐述不了他的思想，或者他对任何事都不完全认真对待，那么，这只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一点她很清楚；他们曾互相窥探过，如今可从手势暗号上相互了解，而瓦尔特却认为克拉丽瑟有时精神错乱！不过，乌尔里希身上确实有某种愤懑之情，某种恶鬼似地追随世人逍遥闲游的情态。必须解开这个谜。她必须把他请来。
她曾对瓦尔特说：杀死他。这并不具有很多的含义，她不怎么清楚自己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但这似乎意味着，必须有所行动，以便把他从自己心中拉扯出来。对什么事都不可以望而却步。
她必须跟他搏斗。
她笑了，她擦了擦鼻子。她在黑暗中来回踱步。得为平行行动做点什么事。什么事，她不知道。
九八 毁于一个语言错误的国家
时代的列车是一列使轨道向着自身这边滚动的火车。时代的河流是一条挟持其两岸的河流。被激流带走的人在坚固的土地上坚固的墙壁之间运动；但是土地和墙壁却不为人注意地随着旅行者们的移动一同移动着。这是一件不可估量的幸事，可以使克拉丽瑟心神安定：在她的思想中这个思想还没出现过。
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也不受它的侵犯。他不受其侵犯是由于受到这个信念的保护：他在搞现实政治。
日子摇荡并构成星期。星期没有滞留，而是呈现出多彩姿态。不停地发生着什么事。而如果不停地发生着什么事，那么人们便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在促成什么现实的东西。就这样，莱恩斯多夫宫殿的各豪华厅室将在一个盛大节日期间为患肺病的孩子们开放；事前，伯爵阁下和他的大管家进行深入交谈，商定了具体日期，确定了要取得的具体成果。与此同时，警察局举办一个周年纪念展览会，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展览会的开幕式，而警察局长则拜访了伯爵阁下，亲自向他递送请柬；当伯爵抵达并受到接待时，警察局长当即便认识到自己身边的这位是“志愿帮助者和名誉秘书”，他不必要地被再次介绍给警察局长，此举给局长提供了机会，以显示其有对人的惊人记忆力，因为人家说十个公民中就有一个他认识或至少了解其情况。狄奥蒂玛也在其丈夫陪同下到来，所有出席开幕式的人都在等待一位皇室成员，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将被介绍给这位皇室成员，人们众口一词，说展览会办得很成功、很有吸引力。展览会由挂在墙上的互相融和渗入的图画以及放置在玻璃柜、桌里的重大罪行纪念物品所组成。其中有溜门撬锁的工具，伪造证件的用具，作为线索的丢失的纽扣，以及知名杀人犯们的杀人凶器连同与此相关的种种传奇故事，而墙上的图画则与这座恐怖的武库相反，它们描绘了警察生活中有训诫意义的题材。画面上可以看到搀扶老妪横过街道的正直的警官，在被河水冲到岸上的尸体前的神情严肃的警官，奋勇勒住惊马缰绳的勇敢的警官，一种“把安全当局比作城市守护者的譬喻”，警卫室里受到警察们慈母般照料的迷路的孩子，抱着一个女孩子逃出熊熊烈火的身上着了火的警官，另外还有许多幅如《急救》、《寂寞的哨位》这样的画，连同上溯至一八六九年的勇猛的警察们的照片、履历和装在镜框里的歌颂警察或个别警官业绩的诗一起挂在墙上。他们的最高上司，那个在卡卡尼拥有“内部事务总管”称号的部级首脑，在开幕词中指出这些展品显示出警察的精神具有某种真正大众化的风味，并称对这种乐于助人、严于律己的精神的钦佩为一座道德的长生不老泉，尤其在这个艺术和生活迷恋于怯懦地狂热崇拜无忧无虑的感官享受的时代。狄奥蒂玛站在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身边，为自己促进现代艺术的志向感到不安，昂起头小心谨慎地露出一副温和但不妥协的神态，以便让人感觉到这种约束力：在卡卡尼，除了这位部长的意志外还有别人的意志呢。而她的表兄则在讲话期间怀着作为平行行动的荣誉秘书的可尊敬的想法在不远处观察她，他突然觉得在拥挤的人群中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搁在了他的胳臂上并惊诧地认出了自己身边的博娜黛婀，她和她的丈夫——一位高级法官——一道来参加开幕式并利用所有脖子都转向部长和站在部长前面的大公爵的这个时刻，趋近她的负心的情人。这一大胆的进攻是事先经过长时间策划的；她因为情人的移情别恋深感不幸，在忧郁的需求将她攫住的瞬间，她感到必须拴住自己变化无常的情欲之旗，形象地讲，也就是在放荡不羁的末端将其拴住。由于这样的瞬间，最近几个星期里她一心一意只想着要重新得到他。他躲开她，而强制的谈话只会使她对宁肯一人独处的他处于热切渴求的不利处境；所以她决心迫使自己进入情人天天出入于其间的社交界，而保存在这个意图里的则是第二个意图，即将她丈夫跟可憎的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有的业务上的联系以及她的情人想以某种方式减轻这个杀人犯的刑罚的意图，为自己所用，向两方面建立内在联系。所以最后她便老是缠着她的丈夫，要他像有影响的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去关心犯刑事罪的精神病人，当举办警事展览以及隆重揭幕的消息传播开来时，博娜黛婀便说动他带自己去出席开幕式，因为她的本能告诉她，这正是她寻觅已久的可以使她结识狄奥蒂玛的慈善活动。当部长结束讲话，大家开始参观展览，她没有离开惊慌失措的情人，反而开始在他的陪同下参观那些可怕的血迹斑斑的工具，尽管她对它们怀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厌恶。“你曾说过，只要人们愿意，这一切都能加以阻止。”她嗫嚅道，像一个想表示自己全神贯注的好孩子那样提醒他自己记得他们最近那次关于这个话题的详尽谈话。稍过片刻，她微微一笑，在拥挤的人群中踮着脚向他紧紧靠过去，并利用这个时刻向他耳语：“有一回你曾说过，每一个人在恰当的情况下都是什么毛病都有可能犯的！”乌尔里希觉得博娜黛婀在他身边行走的这种断然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极大的窘境，而他的情妇不顾他处心积虑作出的种种转移其注意力的尝试竟向狄奥蒂玛身边走去，况且他也不便在众目睽睽下对她正颜厉色作什么责备，所以他知道，这一天自己没什么别的办法，只好促成这两个女人相识，而这正是迄今为止他一直反对的。他们已经紧挨着一群以狄奥蒂玛和伯爵阁下为中心的人站着，这时博娜黛婀在一只陈列柜前极其大声地呼叫起来说：“您看呀，这儿摆着莫斯布鲁格尔的短刀！”果不其然，它就摆在这儿，博娜黛婀心情激动地望着它，好似在抽屉里发现了老祖母的第一枚高替洋舞 [45] 勋章；于是，她的情人便匆忙作出决定，找了一个相宜的托辞请求他的表妹允许自己把她介绍给一位女士，说是这位女士希望认识她，据他所知这位女士是一位所有善良、真实、美好愿望的热烈崇拜者。
人们恐怕不能说沧海桑田，岁月流逝，世界上没发生什么事；警务展览，连同一切与此相关的事，其实还不过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事。譬如在英国，人们就有着某种了不起得多的经历，在这儿的社交场合对此议论纷纷；一幢玩具小屋被赠送给了女王，由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建造，有一个一米长的餐厅，其中挂着著名现代画家的微缩肖像，有一间间小房间，从其中的龙头里流出热水和冷水，还有一个图书馆，一本纯金的小书，女王把王室成员的相片贴在这本书里，一本微缩印行的火车和轮船运营时刻表以及近二百本微型小册子，其中有著名作家们亲笔为女王书写的诗歌和故事。狄奥蒂玛拥有两册介绍这幢玩具小屋的刚出版的英语精装本，这两册书用精美的插图再现出其中所有值得一看的东西。多亏了上流社会人士频频参加她的沙龙聚会，她才得到了这部书。但是除此以外，也不停地在发生着种种事件，人们无法很快便找到言语来说明它们，于是这就像心中的一阵疾擂鼓，作为某种在角落后面尚还看不见的东西的先导。那儿，皇帝和国王的电报局职员第一次罢工，并且是以一种极其令人不安的方式，这种方式获得“消极抵抗”的名称并且没有任何别的组成成分，无非就是大家都用最一丝不苟的良知观察官方的规章；情况表明，严格遵守法律能够比放荡不羁的无政府状态更迅速地使所有工作停顿下来。与普鲁士的科本尼克上尉一道——人们今天还记忆犹新，知道这位上尉着一身从小贩那儿买来的制服摇身一变成了军官，在街上截住了一支巡逻队并凭借着这支巡逻队的和王家普鲁士式的服从把一家市立储蓄所抢劫一空——这“消极抵抗”便是某种逗得嘴巴发痒、但同时以地下的方式使各种观念发生动摇的东西；而人们想表达的反对意见所依靠的正是这些观念。在读各种新闻的同时，人们还读到，国王陛下的政府和另一个国王陛下的政府签订一个条约，内容有保障和平、发展经济、密切合作和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但也有在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或可能会受到威胁时应采取的措施。图齐司长的上级部长在这之后不多几天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论证了三个大陆君主国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说是这三个君主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绝不可以视而不见，而是必须本着各王国的共同利益团结一致、反对社会的新生物；意大利陷入一场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德国和英国有一个巴格达问题；卡卡尼在南方进行备战活动，以向世人表明，它不允许塞尔维亚向海边扩展，而是只允许建立铁路联系；与所有这样性质的事件具有同等地位的，则是世界著名的瑞典女演员福格尔桑小姐承认，她还从来没有像抵达卡卡尼后的头一个夜晚睡得这样好过，并且对那位警察感到满意，该警察保护她使她免受激动的群众的纠缠，随后便请求允许他满怀感激地用双手握住自己的手。就这样，思绪又回到警事展览上来了。正在发生许多事，而且人们也觉察到了。如果事情是人们自己做的，人们便觉得事情做得好，但是如果事情是别人做的，那么人们便有所顾虑。在个别问题上，每一个学生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整体上，谁也不太清楚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只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可他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究竟知不知道这件事。一些时候以后，也许一切也就会按已改变了的或者颠倒了的次序出现，而人们也就找不出什么区别来，除了某些变化以外，这些变化长久而令人费解地遗留给时代并形成历史蜗牛的黏液痕迹。
这是可以理解的：外国大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任务，如果它想弄清楚现在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外交代表们倒是很想从莱恩斯多夫伯爵身上汲取智慧，但是伯爵阁下给他们制造困难。他天天重新在自己的活动中得到那种给他以坚实可靠特性的满足，他的脸向外国观察家们显示出进展中的事件的光辉宁静和井然有序。一号部门函告，二号部门回函；如果二号部门已经回函，人们就必须就此向一号部门发出通告，而最好是，人们进行口头交谈；如果一号和二号部门达成一致，那么便可确定，人们将不策动任何事情；这样，就不停地有什么事要做。此外，还须注意多得不计其数的小顾忌。人们和所有各个不同的部密切合作；人们不想得罪教会；人们必须考虑到某些个人和某些社会关系；一句话，即使在不做什么特别事情的日子里，也有这么多的事须得顾忌，于是人们就总给人以有要事要做的印象。伯爵阁下善于正确估量这一点。“命运给一个人安排的位置越高，”他惯常说，“他便越清楚地认识到，事情只取决于不多的几个简单的原则，但关键却是意志坚定和行动有计划。”有一回，他也对他的“年轻朋友”详细叙述了这一经验。他联系到德国人谋求统一的努力，承认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六六年之间，一大批最聪明的人就干预过政治；“但是后来，”他继续说，“来了这个俾斯麦，他无论如何是做了一件好事的，这就是他指出人们必须怎样搞政治：不是靠演讲和聪颖！尽管他有种种弱点，却使得自他的时代以来，在德语区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靠小聪明和演讲是搞不了政治的，搞政治只能凭借默默不语的思考和行动！”莱恩斯多夫伯爵也在群英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而有时派自己的观察员列席会议的外事部门的代表们则觉得难以确切地了解他的意图。人们既看重阿恩海姆的与会，也看重图齐司长的地位，并且一般性地从中推断出，在这两个人和莱恩斯多夫伯爵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协议，其政治目标则暂时被隐藏在明显由图齐司长夫人以泛文化的努力所提供的注意力偏差的后面。倘若人们考虑到这一点——由于这个成就，莱恩斯多夫伯爵丝毫没费什么劲就躲过了甚至是精明的观察家们的好奇心——那么，不可否认他确实具有那种他自以为具有的现实政治的才干。
但是，连在节庆场合穿带卷叶形绣金花饰和类似的田园花饰的燕尾服的男士们也坚持他们自己的现实政治偏见，但由于这些人在平行行动的背景里寻觅却没发现什么明显的迹象，不久他们便把注意力放在作为卡卡尼大多数未澄清的现象的原因、被称作“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的东西上。人们今天装作好像民族主义仅仅是军队供应商们的一种捏造似的，但是不妨试试看是否可以发表一项扩展的声明，而卡卡尼是会对这样一项声明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个皇帝陛下的以及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双料君主国的居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项艰难的任务；他们既要自认为是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奥地利—匈牙利爱国者，但同时也要自认为是国王陛下的匈牙利的或者皇帝及国王陛下的奥地利的爱国者。鉴于这样的困难，他们可以理解的口号便是viribus unitis [46] 。但是奥地利人却为此需要比匈牙利人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匈牙利人最初和最后都是匈牙利人，仅仅是稍带着被其他不懂他们语言的人认为也是奥地利—匈牙利人；与此相反，奥地利人最初和原本什么都不是，按他们的上面的人 [47] 的观点应该觉得自己是奥地利—匈牙利国人或奥地利—匈牙利人——连一个正确定位的词儿都没有。甚至奥地利这个词儿也没有。匈牙利和奥地利这两个部分就像一件红白绿色夹克衫和一条黑黄色裤子那样互相般配；夹克衫是一件自成一体的衣服，但裤子却是一套不再存在的黑黄色西服的残余部分，这套西服在一八六七年被拆开了。裤子奥地利从此在官方语言中就叫作“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这当然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因为连这些王国，譬如完全莎士比亚式的洛多梅里亚王国和伊利里亚王国也早就没有了，而且早在还存在着一整套黑黄色西服的当初就已经没有了。人们因此而去问一个奥地利人，他是什么人，那么，他当然不能回答说：我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各王国和各邦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他就宁愿说：我是波兰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夫利乌利人、拉迪纳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鲁泰讷人或瓦拉赫人，而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不妨想象一只小松鼠，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松鼠——一种对自己毫不了解的生物，那么人们便可以理解，它在某些情况下，一看见自己的尾巴可能会吓得灵魂出窍；卡卡尼人就处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之中并吓得丧魂落魄地彼此审视着，他们的四肢以团结的力量互相妨碍，都成不了什么名堂。自地球存在以来，还没有哪个生物是死于一个发音缺陷的，但是人们必须补充说明，奥地利的和匈牙利的奥匈双料君主国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事：它毁于自己的名字难以发音上了。
了解一个像莱恩斯多夫伯爵这样精明练达、身居要职的卡卡尼人是如何顺应这些困难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没有价值。首先，他怀着一颗警觉的心小心翼翼地分隔开匈牙利，作为明智的外交家他从不谈论匈牙利，一如人们从不谈论一个违背父母的意愿离家出走的儿子，即使人们希望他的境况会更不好；同时他称这剩余下来的卡卡尼为少数民族或者也称之为奥地利各部族。这是一种极其体察入微的发明创造。伯爵阁下学过国家法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在整个世界上相当流行的定义：一个民族只有在当它拥有自己的国体时才有权要求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由此他得出结论：卡卡尼的各民族至多是少数民族而已。另一方面，莱恩斯多夫伯爵知道，人只有在高于他的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完整和真正的使命，而由于不愿意向任何人隐瞒这种情况，他便从中推断出将一个国家置于各少数民族和各部族之上的必要性。此外，他相信神的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人的眼睛所看见，而在他有时具有的那些革命性且与时俱进的时刻里他甚至能产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在近代备受强调的国家观念也许无非就是由上帝确定的帝王的观念，具有一种刚刚开始的年轻化的表现形式。不管怎么说——作为现实政治家，他拒绝过火的思维并且大概也会勉强接受狄奥蒂玛的观点：卡卡尼国的观念同世界和平的观念如出一辙——主要的事情是，现在有了一个卡卡尼国，即使没有正确的名字也罢，所以必须相应地虚构出一个卡卡尼国家民族来。他惯于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没有哪个学生不到学校里去念书，于是学校依然是一所学校，即使它空空荡荡。各部族越使劲反对要使它们变成一个民族的卡卡尼学校，他便越觉得这学校大概必不可少。各部族的人们强调指出，他们是民族，要求收回失去的历史权利，与边境那边的族系弟兄和亲属们眉来眼去并完全公开地称这帝国为一座监狱，他们希望能逃脱这座监狱。莱恩斯多夫伯爵则愈加用抚慰的口吻称他们为部族；他和他们自己一样，十分强调他们状况的不成熟性，他从部族中制造出奥地利国家民族来，他只想由此而充实这种状况，而凡是与他的计划不相称或者甚至太受煽动的东西，他都以那种在他身上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方式将其说成是尚还没有克服的不成熟状态的后果，并认为对付这类事物最好是运用一种明智的、由聪明的谦让和温和的惩罚搀和在一起的混合物。
当莱恩斯多夫伯爵创建平行行动时，这一行动因此立刻就被各民族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泛日耳曼主义的阴谋，而伯爵阁下对警事展览所表现出来的关怀被和政治警察联系在一起并被解释为增强感觉相似性。所有这一切陌生的观察家们都知道，他们如愿听到过许多有关平行行动的骇人的事情。他们想着这些事情，而人们却向他们讲述接待女演员福格尔桑、女王的玩具小屋和罢工公务员，或者向他们询问他们对最近公布的国家条约的意见；虽然如果愿意，人们就可以把部长在讲话中使用的“严厉精神”这个词儿理解为一种预告，但他们还是觉得应该作一番没有成见的审查。从众说纷纭的警事展览开幕式上丝毫觉察不出也许原本可以有所觉察的痕迹，但是他们像所有其他人那样也觉得，正在发生某种一般性的、捉摸不定的事，目前它还没有受到审查。
九九 关于半聪明和它那富有成果的另一半；关于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关于雅妮姨的可爱性格以及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胡作非为
然而，对群英会各次会议的过程获得有序的见解，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一般来说，当初在先进人物当中，人们是赞成主动精神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劳心者有义务夺取对劳力者的领导权。此外，存在着某种人们称之为表现主义的东西；人们无法精确地说出这是什么，但是，按字面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向外挤压、也许具有建设性的幻象；然而，与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相比，这些幻象也是破坏性的，所以人们也可以简单地称它们为结构性的，它不负有任何义务，而一种结构性的世界观，这听起来相当可敬。然而，这并非就是全部内容。人们当初从里向外地，但也已经从外向里地面对着时代和世界；智能和个人主义已经被认为是已过时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情又一次不得人心，人们正准备重新发现拙劣文艺作品中健康的群众性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突然撞击经过纯化的、行动迅速果断的人的心灵的话。看样子，“人们是”更迭得像“人们怀有”那样快，并且和它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没有哪个人知道这个“人们”的真正的秘密，大概连参与时尚的生意人也不知道。谁反对这样做，谁就必然会给人以这样一种有些可笑的印象——这个人陷入感应电机的电极之间并强烈震颤和颠簸。但人们却觉察不到自己的对手是谁，因为这个对手并非通过以敏捷的才智利用现有的营业情况的人而存在，构成这个对手的是一般状况的液状—空气状的非固体状态本身、它来自无数地区的合流、它无限的结合和变化能力——为此，在接收者方面还会从现行的、经久的和有秩序的原则中产生缺陷或失误。
想在各现象的这种更迭中找到支撑，这犹如把一颗钉子敲进温泉的水柱中一样艰难；然而，其中仍还有某种似乎照旧不变的东西。因为譬如，如果头脑灵活的一类人称一个网球运动员有天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是在发泄一些感情。如果他们称一匹赛马有天才呢？他们是在发泄稍多一些感情。不管他们称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科学头脑，还是谈论一个拳击运动员的悲惨失败，他们都是在发泄什么感情；他们压根儿就总是在发泄某种感情。他们过甚其词；但是引起过甚其词的是不精确性，就如同在一座小城市里观念的不精确是因为人们以为百货公司老板的儿子就是社交界名人。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怎见得一个冠军的惊人成绩不会也让人想起一个天才的惊人成绩，他的思考不会也让人想起一位有经验的研究人员的思考呢？自然总有点什么事而且还有多得多的事不对头；但是这个残余部分在使用过程中不是根本没有，便是只是不情愿地被感受到。它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它被忽略、被删去，而这恐怕与其说是这个时代在称一匹赛马或一个网球运动员有天才时所具有的对天才的概念，还不如说是这个时代对上层领域的不信任。
现在不妨在此谈谈雅妮姨，乌尔里希之所以会想起她来，是因为他在翻阅狄奥蒂玛借给他的旧家庭照相簿，并且将照相簿里的人的面孔和他在她家里看到的人的面孔加以比较。因为在孩提时代，乌尔里希常常在一位姨婆家度过很长的时光，而雅妮姨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便成了那位姨婆的女友。她本来也不是姨；她是以孩子们的钢琴教师的身份到家里来的，在家里她倒是没受到多少敬意，但却获得了许多爱意，因为她的原则是，如果不是天生有音乐才干，那么如她所说，练习弹钢琴就没什么意义。看到孩子们爬树，她更高兴，而就这样，她既成为两辈人的姨，又由于年岁的反作用力也成为她的失望的女雇主的忘年交。
“呦，这个小穆克！”譬如雅妮姨就会这样说，她满怀着一种令人难忘的情感，带着一种对当时已经四十岁的小舅舅内波穆克如此宽容和赞赏的口吻，致使只要听过她讲话声的人如今还都会记得住她的声音。雅妮姨的这种声音就好似被撒上了面粉似的，简直就像人们将光赤的胳臂插进极精细的面粉里。一种沙哑的、轻柔温和的声音；这是因为，她喝很多不加牛奶的咖啡并且边喝咖啡边抽细长而沉甸甸的弗吉尼亚雪茄，它们和增长的岁月加在一起使她的牙齿变得既黑又小。人们若盯着她的脸，那么简直也会以为，她的语声必定与那些像布满一幅蚀刻画那样布满她皮肤的无数细小线条有关联。她的脸长而温顺，她的容貌在以后几辈人看来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雅妮姨身上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别的什么变化。她一辈子只穿唯一的一款衣服，尽管看样子总算还看得出似乎有多件这种同一式样的衣服；那是一件黑丝绸条纹紧身罩裙，它一直拖到地上，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像一个神甫的长袍那样用许多小黑纽扣扣紧。上面将将露出一个矮而硬的立领，带有折倒的尖角，每抽一口雪茄，皱巴巴的脖子上的咽喉便在那些尖角之间使劲一抽动；窄小的袖管用浆硬的白色袖管套住，而脑壳则由一个浅红带金黄色、有点儿卷曲、在中间分开的男人假发套组成。随着岁月的推移，在头顶上渐渐可以看到一点儿亚麻布，但更令人动容的还是那两处能在带色的头发旁边看到苍白鬓发的地方，这是唯一的标志，表明雅妮一辈子并非总是保持着同样的年龄。
人们也许会以为，她超前好几十年就有了后来才时兴起来的这种带男性的女人相；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她的男性化的胸膛里安详地跳动着一颗非常女性的心。人们也可能会以为，她曾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女钢琴家，后来失去了与时代的联系，因为她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她从来也没有超越过钢琴教师一步，而男人脑袋和教士长袍则仅仅是由于雅妮姨少女时代曾仰慕过弗兰茨·李斯特，她曾在短时期内数次在社交场合遇到过李斯特，后来她的名字便以不知哪种方式具有了他名字的英文形式。因为她对这种相遇保持忠诚，就像一位痴心的骑士直到老年一直都穿与他意中人颜色相同的衣裳，没有比这更多的渴求；而雅妮姨这样做，比在退休后继续穿自己在光荣日子里的制服更令人感动。她生活中的秘密也具有某种这样的特性，在家里，人们只在认真劝诫提醒之后才好似在成年仪式上那样向已长大成人的人转达这个秘密。当时雅妮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姑娘（因为苛求的女孩子挑肥拣瘦），她找到了她心爱的男人并违背家里人的意愿嫁给了他。这个男人当然是个艺术家，虽然命途多舛、身陷偏僻小城、还只是个摄影师。婚后不久，他便像一个天才那样债台高筑并酗酒。雅妮姨为他省吃俭用，她把他从酒店里接回到众神身边，她暗暗哭泣，也在他面前哭泣，跪倒在他跟前。他看上去像一个天才，长着宽阔的嘴和浓密的头发，而假如雅妮姨有能力把她的热情和绝望传导给他的话，那么他带着他的恶习所带来的不幸也许就会像拜伦勋爵那样伟大了。但是这位摄影师给情感传导制造困难，一年后他带着她的乡下女仆离开了雅妮，他使这个女仆怀了孕了；不久，他便相当穷困潦倒地死去。雅妮从他的大脑袋上铰下一个发卷并将它保存好；她收养他留下的私生子并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抚养大；她很少谈论这些过去的往事，因为既然是剧烈动荡的生活，那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好日子了。
在雅妮姨的生活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带浪漫色彩的违反自然的行为。但是后来，当有其自身世俗不完美性的摄影师早已不再对她产生什么魔力时，她对他的爱情的不完美的内核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腐败了，而爱情和热情的永恒形式则剩余下来；这个经历在遥远的远方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不会不同于一个真正巨大的经历所产生的影响。但雅妮姨压根儿就是这样。她的思想内容也许不大，但它的精神上的形式却是如此美好。她的行为是英勇的，而只要这样的行为具有虚假的内容，它们便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但如果它们完全空洞无物，又像火焰的闪动和信仰。雅妮每天只靠茶、不加奶的咖啡和两杯肉汤生活，但是当她身穿那件黑长袍从一旁走过，这座小城街道上的人们并不驻足望她的背影，因为人们知道，她是个规矩的本分人；甚至不止于此，人们对她有某种敬畏感，因为她是一个规矩的本分人，而同时却保持着那种自己心情怎样便怎样显示出来的能力，虽然人们丝毫不知道这方面的详情。
这大体就是早已在高龄故世的雅妮姨的故事，姨婆死了，内波穆克舅舅死了，他们干吗活着？乌尔里希暗自思忖。但是此时此刻他大概会因此而给予什么的，如果他可以再次与雅妮姨谈话的话。他翻阅厚厚的旧照相簿里不知怎么落到狄奥蒂玛手中的他家人的相片，而他越是向着这门新的艺术起始阶段时的相片翻阅过去，便发觉人们越是骄傲地摆出照相的姿势。他看到，他们把脚搁在纸常春藤缠绕的硬纸板做的大石块上；如果是军官，他们便叉开双腿并把军刀搁在两腿之间；如果是女孩子，她们便把双手搁在膝间并睁大着一双眼睛；如果是自由的人，他们的裤子便怀着勇敢的浪漫精神，没有熨成的褶痕像袅袅的烟雾从地上缭绕上升，而他们的上衣则有着富有活力的圆形下摆，某种激烈动荡的东西压倒了市民男式小礼服的呆板和威严。这大概是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间的事，在这个方法的开初时期过去之后。四十年代革命的动荡早已成为过去，生活有了新的内容，今天人们还不大清楚有哪些；眼泪、拥抱和表白——新兴资产阶级在属于他们的时代之初曾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灵魂——不再存在；但是正如一个波浪的终总是沙滩，这种高洁的品性如今落到衣服和某种私人的勃勃生气上了，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词可以刻画这种情况，但是暂时只有这些相片记录下了这一情况。这是摄影师穿天鹅绒短外套蓄翘胡须并且看上去像画家的时代，而画家则勾画纸板画稿，他们在这些画稿上以中队形式与重要人物一道操练；不担任公职的人则觉得这恰好正是也为他们创造一种不朽方法的时代。只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另一个时代的人从来没有像这个时代的人般如此轻易便觉得自己有才智和了不起，而且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一般，不同寻常的人如此之少——或者他们很少能在别人之间发迹升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