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七 莱恩斯多夫伯爵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成就
每逢伯爵阁下谈到一个将兴高采烈聚集在这位高龄皇帝族长周围的欧洲国家大家庭，他便总是默默地把普鲁士排除在外。也许现在他这样做时甚至比以前更情真意切，因为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自己受到保尔·阿恩海姆博士给人留下的印象的明显干扰：只要他到他的女友狄奥蒂玛这儿来，便总是要么遇见这个男人要么看到此人的痕迹，并且还和图齐司长一样，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现在，每当狄奥蒂玛深情地望着伯爵阁下，她便总是看到——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手上和脖子上鼓胀起来的青筋以及那浅褐色的、透着正在衰老的男人气息的皮肤，而尽管她对这位大人物表现出相当的敬重，她的宠爱的光芒中却有某种犹如夏日太阳变成冬天太阳的变化。莱恩斯多夫伯爵既不爱幻想也不好音乐，但是自从他不得不忍受阿恩海姆博士以来，他便莫名其妙地经常在耳中感觉到一种轻微的像一首奥地利军队进行曲的鼓和钹那样的响声，或者是，每逢他闭上眼睛，他便不安地感觉到在黑暗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它来自黑黄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那儿成堆地转动。图齐家的其他朋友们似乎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幻象的侵袭。至少是，不管他往哪儿听，人们虽然都怀着莫大的敬意谈论德国，但是只要他一暗示这场伟大的爱国行动也许会在事态发展过程中稍稍刺伤一下这个兄弟王国，这种敬意便会受到一丝亲切笑意的美化。
这时，伯爵阁下在自己的领域里碰上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有某些重家庭的情感，它们特别强烈，而战前在欧洲国家大家庭内曾普遍蔓延开来的对德国的反感便属于此种情感之列。也许德国是精神上最缺少统一性的国家，人们都能在那儿为自己的反感找到什么因由。那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古老文化最早给碾在新时代的车轮下并被割断成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漂亮话语；此外，这个国家像任何一个情绪激动的广大群体那样好争辩、贪得无厌、好夸口、既有危害又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但是这一切毕竟都是欧洲式的，欧洲人至多可能会觉得这个国家有点儿欧洲味儿太浓。事情似乎很简单：必定有这样的性质，有这样的非理想——它们在那儿堆聚起反感、争执，仿佛就是生活今天的一次燃烧的残留物。可能性令所有参与者莫名惊讶地突然变成现实，而在这个极其杂乱的过程中被取消的、不对头的、过剩的以及不满足精神的东西，似乎构成那种分布在大气中的、在所有生物之间回荡的仇恨，这种仇恨表明现代文明的特征并用对别人行动的那种可以轻易获得的不满足去取代对自己行动的失落的满足。总结这种有特殊性质的反感的尝试，仅仅是某种属于最古老的应用心理学的生命占有状态的东西。魔术师就是这样从病人的体内掏出那精心准备好的崇拜物的，善良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把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善良的犹太人身上并声称，他是受了犹太人的引诱才去做广告、放贷款、办报纸，做出诸如此类的事情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把责任推在雷声、女巫、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将军的身上，而在战前的最后时期里，由于完全不显眼的特殊原因，普鲁士-德国也曾是这个奇特事件中最卓越、最受欢迎的手段之一。世人不仅丢失了上帝，而且也丢失了魔鬼。正像世人将恶搬移进非理想的情景一样，世人将善搬移进理想的情景，这些理想情景受到世人敬爱，因为世人做着人们自己认为不相宜的事。人们让别人使劲，而自己却在一旁坐着观看，这就是体育；人们让人讲极片面的过甚其词的话，这就是理想主义；人们抖落恶而那些身上被溅泼到这恶水的人，这就是非理想情景。这样，一切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秩序；但是这种尊敬圣徒和用放弃喂肥替罪羊的技术并不是没有危险性，因为它用种种未果的内心斗争的紧张心情充满世界。人们不是自相残杀便是互相结为亲密朋友并且不太清楚，人们是否是怀着极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做的，因为人们的一部分自身在自身之外，而所有事件似乎几乎是在现实的前面或后面作为一种仇恨和爱慕的欺骗伎俩发生的。古老的鬼神迷信把一切人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善和恶归咎于上天的和地狱的鬼神，它工作得好得多，精确得多，干净得多；人们只能希望，我们带着不断发展着的应用心理学回归鬼神迷信。
卡卡尼尤其是一个与理性情景和非理想情景打交道的无比适宜的国家；那儿的生活反正带有某种不现实的特性，而恰恰是那些精神最高雅的卡卡尼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著名的、从贝多芬延伸至轻歌剧的卡卡尼文化的继承人和代表人士，恰恰是他们觉得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人们与帝国德意志人结盟、结义，却极不喜欢他们；人们喜欢对他们指指戳戳，一想到他们的成就便总是对自己家乡的状况有点儿担忧。但是家乡的状况却主要是：卡卡尼，一个本来曾经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如今已经有点儿失去了对自身的兴趣。在平行行动过程中已经有几次可以看出，和别的历史一样，世界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这就是说，作家们很少想起什么新东西来，在涉及到各种纠葛和思想时，他们喜欢互相抄袭。但属于此列的，还有某种迄今未曾被提及的东西，而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历史的喜爱；另外还有那个作家们十分熟悉的信念：人们正在创造一段好历史；还有作者的激情，这激情使作者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并干脆融化掉任何批评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有这种信念和激情，而且也还可以在他的友谊中找到它们，但是在辽阔的卡卡尼，它们却已经消失，人们早已寻觅过一件代替物。在那儿，人们正在撰写的民族史已经取代了卡卡尼史，而且人们完全用那种赏识历史小说和古装戏剧的欧洲审美情趣来修订这部历史。这样，就发生了这种奇怪的和也许还没得到正确评价的事：有些人应该协同办理一件极寻常的事，譬如建一所学校或安排一个人当火车站站长，这些人谈到了一六〇〇年或公元四百年，他们争论，如果人们考虑到民族大迁移 [53] 中的向阿尔卑斯山前部山地的移民以及反宗教改革会战 [54] ，应该优待哪个申请者；还有就是，他们给这些争论提供那些有关高尚和卑鄙、祖国、忠诚和男人力量的观念，这些观念大致符合那处处风靡的博学的特性。并不看重文学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对此不胜惊讶，这尤其是因为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来说所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他在自己居住着德国和捷克移民的波希米亚领地上旅行时曾见过这些人——的境况多么美好。所以他把下述情况归因于一种特别的病毒，归因于可恶的煽动：有时他们互相反目成仇，对政府的明智政策极端不满，这尤其显得不可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情感爆发的大间歇期以及在他们不忆及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他们跟每一个人都和睦相处。
但是国家对此所采取的政策，就是那著名的卡卡尼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却是：大约每半年更迭一次，政府时而对某个不顺从的民族采取惩罚行动，时而又明智地对它退让，而正像在一只大脚玻璃杯里另一半下沉时这一半便上升一样，对德意志“民族”所采取的态度也符合这种情况。这个德意志“民族”在卡卡尼担负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它总体上其实始终只有这一个期盼——国家强盛。它曾最长久地坚持这个信念：卡卡尼的历史必须具有某种意义。渐渐地，当它领悟到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民族。也许不仅仅是卡卡尼有类似的情况，但这个国家所特有的情况却是，那儿不需要任何革命和变革，因为一切渐渐地开始取一种自然的、平和地来回摆动的发展态势，简直就是依据着概念的不稳定，而最后在卡卡尼就还只有各受压迫的民族和一批最上层圈子里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压迫者并觉得自己受到被压迫者们极大地愚弄和折磨。在这个圈子里人们对无所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缺乏历史深感忧虑，并且坚信，最终是必定会有所作为的。而如果这一切又针对德国，一如平行行动似乎想引起的那样，那么，人们压根儿就不会为这件事不受欢迎，因为首先，人们总是因帝国里的兄弟而感到有些羞愧，其次，在政府主管部门人们却觉得自己是德国式的，除了以这样无私的方式以外人们根本就不能以更好的方式来炫示卡卡尼的超党派任务。
所以伯爵阁下在这种情况下丝毫也没有想到要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泛日耳曼主义的，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但是这个行为被认为具有这样的特性，这却是由于，在有职有权的国民部分中间——他们的愿望将会得到平行行动各委员会的理解——斯拉夫支族渐渐开始短缺，而外国大使们则渐渐听到有关阿恩海姆、图齐司长和一桩德国人反全体斯拉夫人的阴谋活动的如此可怕的消息，以至于其中某些消息以流言蜚语的形式也传到伯爵阁下的耳中，而这则证实了他的担心：即便是在没发生什么特殊事件的日子，由于许多事人们均不可以做，人们也处于从事艰难活动的状态。但是由于他是个现实政治家，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对策，可惜这时他作了一个如此宽宏大量的估计，以致这个估计开始时竟具有一个政治权术上的错误的假象。宣传委员会首脑——这就是那个以使平行行动群众化为己任的委员会——一职当时尚还空缺，莱恩斯多夫伯爵决定让维斯尼茨基男爵担任此职，他这样做仅仅基于这样的考虑：维斯尼茨基若干年前曾当过部长，他当时是一个被各德意志党派推翻并被认为是推行了一项阴险的反德政策的内阁的成员。因为伯爵阁下有他自己的计划。这在平行行动开始时就已经是他的想法之一：恰恰要争取德族卡卡尼人中的觉得自己不喜欢祖国更喜欢德意志民族的那部分人支持平行行动。尽管卡卡尼的其他“民族”把它说成监狱并且还公开表达他们对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爱慕，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可以把这与某些德国人对德意志帝国的热忱同等看待——这个德意志帝国地理上紧紧围住卡卡尼并且直至三十多年前一直和它有着亲密的关系。他的著名格言“他们会自动来的”是针对这些德国背叛者们的，他们的活动在莱恩斯多夫伯爵心中激起所有情感中最痛苦的情感，因为他自己是个德国人。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们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不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所以通向德国人的路首先是反对德国人的并导致偏爱别的民族；这一点莱恩斯多夫伯爵早就已经认识到，当行动的时刻来到时，他也就将其付诸实施，而恰恰就是这个让他把维斯尼茨基阁下推到宣传委员会的首脑位置上，按莱恩斯多夫的判断这个维斯尼茨基出生在波兰，但具有卡卡尼人的观点。
伯爵阁下是否意识到，这一选择，正如人们事后指责他的那样，是指向德意志观念的，这就难以判断了；至少，很可能他曾以为这一选择是为真正德意志观念效劳的。然而结果却是，眼下在德国人圈里也出现了一阵繁忙的反平行行动的活动，致使这一选择竟然一方面被视为敌视德意志的阴谋并受到公开反对，而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种泛日耳曼主义的阴谋并在小心谨慎的借口下一开始便遭到禁忌。这样意想不到的成就也没有逃过伯爵阁下的眼睛并激起深切的忧虑。然而，莱恩斯多夫伯爵也异乎寻常地受到这样的祸患的侵袭。在狄奥蒂玛和其他领导人一再忧心忡忡的询问下，他向这些畏畏缩缩的人露出一副讳莫如深但却忠于职守的面孔，并向他们作出如下的回答：“我们这个尝试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谁想做大事，就不可以只图一时的成就。无论如何，人们对平行行动的兴趣增长了，而只要持之以恒，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一〇八 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和施图姆将军对“拯救”一词的思考
不管在一座大城市里每一刻正在讲多少话用以表达其居民的个人愿望，有一个词儿是永远不会在其中的：拯救。不妨假设，所有别的、最富有激情的话语，以及表示最错综复杂的，甚至显然被看作例外的关系的词语都在翻来覆去地同时被大声叫嚷和低声耳语，譬如“您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大的骗子”或者“像您这样楚楚动人的女人举世无双”，致使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经历简直可以用一条美丽的全市用量分配统计曲线来表现。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会对另一个人说“你能够拯救我”或“救救我吧”。人们可以把他绑在一棵树上并让他挨饿；人们可以在他数月之久的徒然追求之后把他和他的情人一道弃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上；人们可以让他伪造汇票并找到一个救星：世界上所有的话语连珠炮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但是，只要他内心确实不平静，他就绝不会说拯救、拯救者或得到拯救，虽然从语言角度来说也许没有任何反对这样做的理由。
尽管如此，联合在卡卡尼王冠下的各族人民却称自己是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在考虑。由于他在国防部里所担任的职务，他对卡卡尼遭遇的民族困境有足够的了解，因为军队在预算案审理过程中最早感受到随之而来的摇摆不定和顾忌重重的政策，而才在不久前，部长才不得不万分恼怒地撤回了一个紧急军事提案，因为一个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曾为批准所需资金要求民族意识上的让步，但政府则不可能给予这种让步而不过度刺激别的民族的拯救需要。就这样，卡卡尼对外部敌人依然没有设置防护，因为成问题的是一个重要的炮兵提案，这个提案提出要用在射程上较之别国的大炮犹如长矛对小刀的新大炮去替换在射程上较之别国的大炮犹如小刀对长矛的完全过时了的陆军大炮，而这却又一次受阻而变得遥远无期了。没准儿施图姆将军因此而产生过想自杀的情绪，也难说，但是极度恶劣的情绪起先也可能会在许多看似分散的琐屑小事上表现出来，而施图姆考虑没有得到拯救和拯救，这毫无疑问与卡卡尼因自己那叫人受不了的内部争吵而注定遭到的没有武装和没有抵抗力的状态有关，这尤其是因为自一些时候以来，在狄奥蒂玛那儿进行他那半民事活动时，他也频频听到“拯救”这个词儿，听得耳朵都生出茧子了。
他的第一个观点是，它根本就属于语言学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肿瘤词”。这是他天然的士兵意识告诉他的；但是且不说这种士兵意识已经让狄奥蒂玛给搞糊涂了——因为施图姆是从她的嘴里第一次听到“拯救”这个词儿并感到无比兴奋的，而尽管有着炮兵提案的烦恼，这个词儿今天还从这个方向送来一股迷人的魔力，致使将军的第一个观点其实已经是他生平的第二个观点了——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关于这词的肿瘤理论也似乎不对头：人们只需要给“拯救”这个词组的各个体配备上小小的、亲切可爱的“缺乏严肃”的成分，那么它们即刻就会被毫不费劲地说出口来，“你确实拯救了我”，如此等等。一个人只要在这之前已经焦急地等候了十分钟或者遭遇到了另一桩同样不足挂齿的不愉快事件，谁会没说过这样的话呢？所以将军明白了，原来让健康的理智感到反感的，根本就不见得就是言语，而是由这些言语得到了不可信的保证的严肃状态。的确，如果施图姆问自己，除了在狄奥蒂玛那儿和在政界，他曾在哪儿听人谈论过“拯救”，那么，就是在教堂里和咖啡馆里，在艺术杂志上和他赞赏地读过的阿恩海姆的书里。就这样，他清楚地认识到，用这样的话所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自然的、朴素的和合人情的事件，而是某种抽象的和一般的错综复杂事态；拯救和渴望得到拯救按任何方式来说显然都是某种只能由一种精神给另一种精神带来的东西。
将军点点头，这桩公务导致他获得的这些引人入胜的认识颇感惊诧。他将他的办公室房门上方的电动磨圆玻璃板调到红色，表示他有重要会议，而就在他的军官们拿着公文包在门口叹着气向后转的当儿，他却在继续思考。现在，他在各条道路上所遇到的有才智的人都不满足。他们对什么事都指指戳戳，他们到处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事物永远都不对头。他们简直使他反感。他们就像那些不幸的敏感的人，这些人总是坐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他们咒骂不科学和无知，咒骂野蛮行为和过分挑剔，咒骂好争论和漫不经心：他们的目光所投向之处，到处都敞开着一条裂缝！他们的思绪永不停歇并察觉到一切事物的永远流浪的残余，它到处都不顺当。所以他们终于确信，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注定了要精神贫瘠并且只有通过一个特殊的事件或者一个完全特殊的人物才能摆脱贫瘠、得到拯救。就这样，当时在所谓有知识的人士中间产生了对“拯救”这个词的偏爱。人们确信，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马上出现一个弥赛亚。这看情况可以是一个医学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将拯救医学，使其摆脱玄奥的研究——在进行这些研究的期间，无助的人类将罹病而死亡；也可以是一个文学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将有能力写出一个可以将成百万人拉进剧院并具有最无先决条件的高贵精神的剧本。除了认为其实每一个单一人类的活动只有通过一个特殊的弥赛亚才能重新归还给自身的这个信念之外，自然也还有对有着强劲的手控制全局的弥赛亚的纯朴而毫不含糊的渴望。所以当初那场大战前的时代，是一个相当具有弥赛亚精神的时代，而即便各民族都想得到拯救，实际上这也没有任何特殊和不寻常之处。
将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话和所有其他讲出来的话一样不能按字面去理解。“倘若救世主今天返回，”他心中暗想，“那么，他们也会像推翻任何一个别的政府那样推翻他的政府的！”他按自己的经验猜想，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写太多的书籍和报刊文章造成的。“军事规章多聪明，”他想，“它禁止军官在没有获得有关当局的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写书。”想到这里，他感到有些吃惊，一阵如此强烈的忠诚情感袭上心头，这种情形他已经很久没经历过。毫无疑问，他自己想得太多！这是接触平民精神使然；平民精神显然已经失去了拥有坚定的世界观的优越性。这一点将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现在他也还看到了整个这套关于“拯救”的说词的另一面。施图姆将军的思绪游移回溯到对上过的基督教《圣经》课和历史课的回忆上，以便阐明这种新的联系；很难说他这时想了些什么，但是如果人们将他的想法列举出来并对其进行一番加工润色，那么它大致是这样的：先开始简要谈谈教会部分，只要人们相信宗教，就能够把一个好基督徒或虔诚的犹太人推下去，不管是从希望或安康大厦的哪一层，几乎可以说他总是落在他的心灵的脚上。这是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把诠释生命——它们送给人类的生命——看作是一个非理性的、无法估量的残余部分，这个残余部分被它们称作上帝的无法探明究竟的特性；凡人的打算若是实现不了，那么，他只需要回想起这个残余部分，他的灵魂就能够满意地搓手。这种落在脚上和搓手被人们称为世界观，而同时代人则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要么他不得不完全放弃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思考，这是许多人都乐意做的，要么他陷入那种奇特的内心冲突：他必须思考，可是看上去却似乎永远也不能好好地获得满意的结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心冲突往往既具有彻底无信仰的形态，也具有重新彻底屈从信仰的形态，而它今天最常见的形态则是这样的，即人们确信，没有精神就没有合理的合人情的生活，但精神太多，这种生活也不会有。我们的文化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它严密注意，为教育和科研机构提供资金，但并非太多的资金，这资金与它为娱乐、汽车和武器所花费的金额成适度的微小比例。它通过各种途径为能人开辟自由发展的道路，但想方设法使他也长于经商。它在抵抗一阵之后承认每一种思想，但这随后便自动地也于这个思想的反思想有好处。这看上去就像一种巨大的弱点和疏忽；但是这大概也是一种完全有意识的努力，要让精神知道，精神不是一切，因为哪怕仅仅是唯一一次把推动我们生活的各种思想中的一个完全地由反思想不留任何残余地付诸实践，那么，我们的文化也就不再是我们的文化！
将军有一个厚墩墩的孩童小拳头，他捏紧拳头并像用一只加衬里的手套那样一拍写字台的台面，这时他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拳头。作为军官，他有世界观！其中的非理性残余部分就是荣誉、服从、最高统帅、勤务条例第三部分，而归结起来说，它就是这信念：战争无非就是和平用更强有力手段的继续，一种充满力量的秩序，没有这秩序世界就不再能够存在。将军拍桌子时的神态本来是会显得有点儿可笑的，倘若一个拳头仅仅意味着某种竞技运动性质的东西，不也意味着某种精神的东西，对精神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对平民精神已经有些厌倦。他有过这样的体会：只有图书馆勤杂工才是对平民精神有深切的全面了解的人。他曾发现过过量秩序的佯谬，即它的完全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无所事事。他心头有某种滑稽可笑的感觉，觉得这像一种解释，说明为什么最大的秩序和献身精神都同时可以在军队中找到。他已经弄清楚，原来通过某种说不出的关系，秩序可以导致一种杀人的需要。他忧心忡忡地思虑，他不可以用这样的速度继续工作下去！“究竟精神是什么呀？”将军带着反叛情绪问自己。“它总不会在半夜穿一件白衬衫游荡，这和整理好我们的印象和经历的秩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可是，”他断然得出结论，想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主意，“既然精神无非就是有秩序的经历，那么人们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上就根本不需要它！”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舒了口气，把会议信号调到“通行”，走到镜子前，理平自己的头发，以便在他的下属进来前消除一切内心激动的痕迹。
一〇九 博娜黛婀，卡卡尼；幸福和平衡的体系
如果说在卡卡尼有谁对政治既一窍不通也不想知道什么，那么博娜黛婀便是这样的人；然而，她和没有得到拯救的民族之间却有一层关系：博娜黛婀（不要与狄奥蒂玛混淆，博娜黛婀，这位善良的女神，贞操女神，她的庙宇由于命运的相互作用而变为荒淫无度的场所，一个地方法院院长之类的夫人和一个既和她不相称也不充分需要她的男人的不幸的情妇）拥有一个体系，而卡卡尼的政治却没有。
博娜黛婀的体系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双重生活。她在一个堪称高雅的家庭圈子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且也在自己的社交生活中感受到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高贵女士的满足；但是她屈从于她的精神所遭受到的某些诱惑，她借口自己是一种受过度刺激的体质的牺牲品，或者也借口自己有一颗诱使自己干蠢事的心，因为心灵的蠢事具有与既浪漫又带政治色彩的罪行相似的光彩，即便它们的伴随现象将并不完全无可指摘。在这方面，心灵与将军生活中的荣誉、服从和勤务条例第三部分或与任何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态度中的非理性残余部分——这个残余部分最后把理智没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全都整理好——起着同样的作用。
但是，这个体系运作起来有一个毛病：它把博娜黛婀的生活分成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实现起来不无重大损失。因为即使心灵在失足前可能很善辩，然而事后它也胆怯，而它的女主人则不断地在躁狂得发嘶嘶声的和如墨水般黑乎乎流出来的精神状态之间被推来移去，它们难得得到平衡。但这总算是一个体系；这就是说，这不是放任自流的情欲宣泄——就仿佛，从前人们曾经想把生活理解为乐趣和无乐趣的一种自动总结，带着某种乐趣的最后差额——而是这体系含有大量的精神预防措施，以便伪造这个总结。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如此这般的方法，可以对自己印象的总结作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解释，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从中产生出在寻常时期足以令人满意的每日乐趣的最低限度量。他的人生乐趣也可能由无乐趣组成，这样的有形差别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众所周知，正像有悠然回荡得丝毫也不比一首舞曲更悲哀的哀乐一样，同样也有快活的忧郁者。大概甚至也可以反过来，许多兴高采烈的人并不比悲伤的人快活一丝一毫，因为幸福和不幸福一样费力；这大致就像按照比空气更轻或更重的原则飞行。但人们很容易产生另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一个穷人有必要妒忌富人，因为以为富人的钱会使他们幸福，这只是一种错觉，富人的这句古老的名言岂不就是对的了吗？富人的钱只会使穷人面临这样的任务：不展示自己的生活体系，而是展示另一个生活体系，这个生活体系的乐趣预算充其量也只能生出穷人反正就有的少量幸福过剩。从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露宿街头的一家人如果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没有冻僵，那么在晨曦中是和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的富人一样幸福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其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像一头驴那样驯服地驮运着让他承担的东西，因为一头比其负荷稍微重一些的驴是幸福的。确实是这样，这是关于个人幸福的最可靠的定义，人们只要独自观察一头驴，就能得到这样的认识。但是事实上个人幸福（或内心平静，知足或人们惯常称之为人的自动的最内心的目标的东西）只要是独立的，那么它就像一道墙里的一块砖或一条河里的一滴水，它贯穿着整体的力量和急切心情。一个人自己所做的和所感受到的，与一切他必须假设别人以井然有序的方式为他所做和所感受的情况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没有哪个人只沉浸在他自己的平衡之中，每一个人都依靠周围各阶层的平衡；就这样，投入到这家个人小乐趣工厂的是一笔极其错综复杂的道义上的贷款，关于这笔贷款以后还会讲到，因为它不仅属于总体的，而且也属于个人的精神总结。
自从博娜黛婀重新博得她情人欢心的努力没获得成功并且相信是狄奥蒂玛的才智和精力夺走了乌尔里希，她便对这个女人满怀醋意，但却一如在懦弱的人身上很容易就会发生的那样，在对她的欣赏中找到某种解释和补偿，部分抵消了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如今她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并设法时不时借口给平行行动提供微薄捐款而受到狄奥蒂玛的接见，然而，她却没有因此而被吸收进入这个家庭的社交圈，于是她便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狄奥蒂玛和乌尔里希之间一定有某种默契。所以她深受这两个人的残忍之苦，而由于她也爱他们，所以她心中便产生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纯洁和无私的错觉。早晨，她丈夫在她的焦急期盼下离开寓所之后，她便常常像一只抖落好自己的羽毛的鸟儿那样坐到镜子前。随后她就扎结、火烫和盘绕自己的头发，直到她的发型与狄奥蒂玛的希腊发髻看上去不无相似之处时为止。她抚摸并梳理出小发鬈，尽管这种做法显得有点儿可笑，可是她却觉察不出来，因为从镜子里向她微笑的是一张一般造型中隐约透着神性的面庞。于是，一个受到她赞叹的人的自信和美貌以及这个人的幸运便在她心头升腾，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突显出一种神秘的、但还没深刻完成的结合，如同人们坐在大海边上并把双脚伸进水里。这种类似虔诚崇敬的态度——因为从人类在原始状态连同自己的整个身体爬入其中的神祇面具，到各文明仪式，这种攫住肉体的虔诚模仿的幸福从未完全失去其意义——还由于她对服饰和外表的喜爱而能够将博娜黛婀控制住。每逢博娜黛婀穿上一件新衣服照镜子，她从来都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蓄鬈曲的额头小鬈发，不穿长长的钟形小裙，人们竟会穿没膝小裙、蓄一头男孩发。她本来也不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的脑子恐怕简直就没有接受这样的想象的能力。她曾一直这样穿戴，一如人们作为贵妇必须具有的那样的外貌，每隔半年她便对新时装式样感受到一次像是对永恒的敬畏。倘若人们迫使她的思考能力承认非永恒性，那么这也丝毫不会减少她的敬畏的。她纯粹地接受世人的强制，而人们折弯名片的一个角或给他的朋友们把新年祝愿送进饭店或在舞会上脱去手套的时代则存在于人们不这样做的时代之中，远远落在她的后面，犹如对于每一个其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一百年前的时代，即完全存在于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和陈旧的事物之中。所以看到不穿衣服的博娜黛婀，这也同样是引人发笑的；于是她也就完全失去了任何精神上的保护，成为一种无情的强制的赤裸的猎获品，这种强制像地震那样残忍地袭击她。
但是，她的文化向一个沉闷的物质世界的间歇性的过渡现在已经消失，而自从博娜黛婀如此深奥莫测地精心呵护自己的外貌以来，她便一直过着那个非法部分的寡妇生活。人们不妨承认这是一条普遍经验：过分精细呵护自己容貌的女人比较有道德，因为手段就会排除目的，完全就像大体育明星往往是坏情人、样子太凶狠的军官是坏士兵，以及特别有思想的人有时甚至是笨蛋；但是就博娜黛婀而言，这不仅涉及到精力分配问题，而是她已经以满腔热忱地转向自己的新生活。她带着画家的喜爱之情描自己的眉毛，在额头和面颊上略微涂一点珐琅质，致使额头和眉毛摆脱自然主义达到宗教风格特有的那种对现实的轻微提高和背离，身体在柔软的胸衣内摇动好，而对两个大乳房——平时它们总让她感到有点不方便和羞愧，因为她觉得它们太女性了——她则顿时感到一种姐妹般的爱。她的丈夫不胜惊讶，每逢他用手指头搔她的脖子便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别弄坏了我的发型！”或者每逢他问：“你不愿意把手伸给我吗？”她便总是回答：“不行，我穿着我的新衣服呢！”但是罪孽的力量仿佛已经从身体将其拘禁于其中的铰链中挣脱出来，并像一颗青春焕发的星辰那样遨游于博娜黛婀容光焕发的新世界，这个博娜黛婀在这种不寻常的、和煦的光芒照耀下觉得自己已经摆脱它的“过度刺激”，好似一块痂已经从身上脱落似的。自他们结婚以来破题儿头一遭，她的丈夫满腹狐疑地思忖，会不会有第三者插足，扰乱他的家庭的平和。
但因此而发生的事，却无非就是生命体系范畴内的一种现象而已。突出了其当代的影响并且从在一个作为自在形式的人的形态上的巨大存在这个角度来看，衣服是奇特的管形物和赘生物，与鼻孔穿箭、唇上挂环的社会相称；但是如果人们看到衣服连同它们赋予其拥有者的那些特性，它们就会变得多么有魅力！这不啻是一张纸上的一组紊乱的线条里注入了一个伟大字眼的意义。人们不妨设想，一个人在林荫道上散步或者边喝着茶边往盘子里放上三明治的时候，他的看不见的善良和出类拔萃便会突然作为一个蛋黄中带金色的、满月般大小飘悬着的光环在他的蓬乱头发后面出现，一如在信神的、古老的图画上可以看到的那样：这无疑就会是一个最非同寻常、最惊心动魄的经历，使看不见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显现出来，这样的力量一件制作精美的衣服天天都在证明着！
这样的物件就像用惊人的利息偿还我们借给他们的财物的债务人，而实际上除了债务人事务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因为那种衣服特性，信念、偏见、理论、希望、对什么的信仰、思想也有，甚至连漫不经心也有那种特性，假如它只凭借自己便深信自己的正确。这些物件给予我们以我们借给它们的那种信任，它们全都服务于用我们发出的光显示世界这个目的，而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这才是任务，促使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特殊体系的任务。我们用伟大的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制造假象，在这种假象的帮助下我们就能够与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共处并与此同时完全保持镇静，因为我们把这些冻僵了的，宇宙怪相看作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一声呼喊或一条伸出的胳臂，一种速度或一只烤鸡。我们有能力，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个敞开的天空深谷和脚下的一个略微遮盖住的天空深谷之间，觉得自己在地球上就像在一个关闭的房间里那样不受干扰。我们知道，生命消失在不通人情的广袤宇宙之中，它同样也消失在不通人情的狭窄原子世界里，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把一个地层的形成物当作世态万象看待，而丝毫也不介意这仅仅意味着对我们在某个中等距离内获得的印象的偏爱。一种这样的态度显著地位于我们的理智顶峰之下，但正是这一点却证明了我们的感情强烈参与其中了。确实是这样，人类最重要的精神预防措施有助于保持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而比起人类为保持其文雅的宁静心境而作出的巨大的、但却完全无意识的努力来，世上的全部感情、全部激情都微不足道！这看上去几乎不值一谈，因为它显得无怨无悔。但是如果人们仔细一看，这却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意识状态，它使人类在旋转的星辰之间采取直立行走的姿态，并允许人类在这几乎是无限陌生的世界上威严地把手插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上衣纽扣之间。而为了办成这件事，不仅每一个人——无论是白痴还是智者——都使出自己的诀窍，而且这些个人的诀窍体系也还十分巧妙地纳入社会和总体的道德和智能平衡预防措施之中，它们总的说来是服务于同样的目标的。这种互相接合与大自然中的互相接合相似，所有的宇宙力场在那里作用于地球的力场，而人们却觉察不到，因为尘世上的事件就是这个结果；而由此而引起的精神松弛是如此之大，以致最贤明的人完全和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样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觉得自己很聪明很善良。
但是有时候，在这样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感觉和希望的强制状态的满足状态之后，我们似乎会突然遭遇到相反的情形，抑或用疯人院里的话来说，随后地球上突然开始一场观念大逃亡，在这场大逃亡结束之后，整个人类生活便有了新的中心和轴心。所有大革命的比诱因更深层的原因不是不健康因素的日益积聚，而是曾支撑过心灵的虚假满足的凝聚力不断磨损。一位著名早期经院哲学家的一句名言 [55] 恐怕最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句格言拉丁语叫作“credo，ut intelligam”，翻译成现代德语大致就是：主啊，我的上帝，给我的精神一笔生产贷款吧！因为大概每一条合乎人情的信条压根儿就只是一笔特别贷款。不管是在情场还是在商场，不管是搞学问还是跳远，人们都必须有信仰，然后人们才能赢得胜利、达到目的，而这又怎么会不适用于整体上的生活呢？！不管他的秩序多么有根有据，其中总是有一片对这种秩序的自愿信仰，它像描述一种植物那样指明已经长出嫩枝的地方，而如果这个信仰已经不中用，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保证，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时代和王国就会倒坍，这跟企业因失去贷款而破产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下，对精神平衡这一原则性思考似乎已经从博娜黛婀的美好实例进行到悲哀的卡卡尼了。因为卡卡尼是当代发展阶段上的第一个国家，它被上帝抽走贷款、生活乐趣、对自己的信仰和所有文化国家的能力——传播自己有一项任务这一有益幻想的能力。这是一个聪明的国家，它供给有教养的人住宿；和地球上各处所有有教养的人一样，这些人也在声响、速度、更新、争执的纷扰与一切一向还属于我们生活中视觉—听觉风光之列的东西之间，怀着一种狐疑不决的心情四处奔走；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天天读、听几十条让他们毛发直竖的新闻，并准备对此感到激动，甚至要进行干预，可是事态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片刻过后这种刺激就已经让更新的刺激排挤出意识之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觉得自己为谋杀、杀人、激情、牺牲精神、高尚情操所包围，它们用某种方式在他们周围混乱的一团中发生着，但是他们无法去亲身经历这些惊险活动，因为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或一所职业学校里不得脱身，而每逢傍晚时分得了闲暇，那种紧张心情便化作并不给他们带来欢娱的娱乐活动。恰恰是涉及到有教养的人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像博娜黛婀那样完全沉溺于爱情之中，那么就还得添上一条：他们不再有获得信贷的才能，也不再有进行欺骗的才能；他们不再知道，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叹息、他们的思考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为何微笑和思考？他们的见解是偶然所得，他们的爱好早已存在，不知怎么地一切都作为模式悬在空中，人们走进这个模式，而他们则不能全身心地去做或放弃任何事情，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律。按照这样的方式，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感觉到某种债务在不断增长，他将永远不再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他是这样的人，这个人看到破产不可避免并且要么控告他注定得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虽然他完全和随便哪个人一样很乐意生活于这个时代，要么怀着一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的那种勇气扑向每一个允诺他改变状况的观念。
诚然，全世界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当上帝不再给卡卡尼提供信贷时，他做了这件特殊的事：他让各民族明白文化的种种困难。他们像细菌那样栖息在自己的土壤里，并不为天空整齐的弧形或诸如此类的事感到担忧，但是他们突然感到心里憋闷。人一般不知道，为了能够展示自己的实际才能，他就必须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才能；但是他却必须用某种方式去感受自身周围的这种情况，有时他也可能会突然不需要它。于是，他就感到缺乏某种想象中的东西。在卡卡尼根本没发生什么事，要是在从前人们就可能以为，这正是古老的、不引人注目的卡卡尼文化，但是这种“没发生什么事”现在却像“不能睡觉”或“不能明白”一样令人不安。知识分子们自以为这种情况在一种民族文化中将会有所不同，所以他使卡卡尼各族人民对此深信不疑，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种宗教代用品或对维也纳的好皇帝的一种顶替或干脆对一个礼拜有七天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的一种解释。因为有许多不可解释的事物，但是如果人们唱自己的国歌，便感觉不到它。当然这可能会是这样的时刻，一个好卡卡尼人在这样的时刻对他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也会热情地回答说：“什么人也不是！”因为这意味着某种东西可以自己作主，把卡卡尼建成一个面目崭新的卡卡尼！但是卡卡尼人并不是多么执拗的人，他们满足于一半，而每一个民族则仅仅努力用另一半去做它看好的事。这时，人们自然难以形象地想象人们自己没有的痛苦。人们通过两千年舍己为人的教育已经变得如此无私，以至于即使我或你境况颇坏，人们也总是为别人。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可以把著名的卡卡尼民族主义想象成为某种特别狂野的东西。它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不如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儿的人互相颇有好感，他们虽然互相打破脑袋并互相吐唾沫，但是他们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更崇高的文化才这样做，正如平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私下里不会伤害一只苍蝇，却会在法庭里的耶稣受难像下判处一个人死刑。人们也许可以说：每一回，只要卡卡尼人的更崇高的自我停顿一下，卡卡尼人便舒一口气并觉得自己是正直的膳食工具——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适合于当这样的工具——并对自己作为历史工具的经验感到十分惊讶。
一一〇 莫斯布鲁格尔的解析和保存
莫斯布鲁格尔还一直在坐牢并等待着由精神科医生对他重新进行检查。这一等就接连等了好多天。个人既然已经存在，他就会显现出来，但傍晚时分他就又陷于人群之中。莫斯布鲁格尔接触到囚犯、看守、过道、庭院，接触到一小块蓝天，接触到横过这块蓝天的几朵云彩，接触到食物、水，有时还接触到一位来照看他的上司，但是这些印象太淡薄，不能经久维持。他既没有钟表也没有太阳，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时间。他总是觉得饿。他总是疲倦，在他那六平方米上四处乱走，这比奔走几英里路还累人。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感到厌倦，仿佛他得不用厚纸板搅动便盆似的。但是如果他寻思整个儿这件事，那么他便觉得，白天和黑夜、一次次吃饭、查看和监督仿佛在不停地、迅速而连续地发出嗡嗡声，而他则觉得这挺好玩。他的生活时钟全乱了套；人们能够向前和向后转动它。他喜欢这个，这合他的心意。遥远的往事和新近的事再也不人为地被区分开来，如果这是同样的事，那么，被人们称之为“在不同的时候”的那种东西便不再像一条红线附着在上面——人们出于无奈不得不把这根红线系在一个孪生儿的脖子上。非本质的东西从他的生活中消失。每逢他考虑这种生活，便总是在内心与自己谈话，在谈话时对主要音节和次要音节都一样重视；这是一首生命之歌，它完全不同于人们天天听到的生命赞歌。他常常久久地停驻在一句话上，而每逢他最终不知怎么地离开这句话时，过一些时候这句话便会突然在别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开怀大笑，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了。找到一个词语来表达他在某些时刻里获得的这种性格统一，这是一件难事。人们很容易便能想象，一个人的生命像一条小溪潺潺流淌；但是莫斯布鲁格尔在自己的生命中所感受到的运动却像一条小溪流淌过一大片死水。这运动一边向前漂浮，一边也向后互相紧密交织，而生命的真正进程几乎消失于其中。他自己有一回曾半睡半醒地做了一个梦，觉得自己像穿一件蹩脚上衣那样把活生生的莫斯布鲁格尔穿在身上，现在他稍稍一打开这件上衣，最最神奇的丝绸衬里波涛汹涌般从里面涌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