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也不想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不知什么地方正在打仗。不知什么地方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俾路支国王现在到达，他寻思。到处士兵操练，妓女游荡，木匠站在屋架上。在斯图加特的酒店里，啤酒从跟贝尔格莱德一样的弯曲黄龙头里流出来。如果有人徒步旅行，那么到处都有警察检查他的证件，他们给他盖上一个印。到处有臭虫或没有臭虫。有活儿干或没活儿干。女人都一样。医院里的医生都一样。晚上做完活回来，只见人都在街上，无所事事。到处都永远是这同样的景象，人们都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当第一架飞机穿过蓝天飞越莫斯布鲁格尔头顶上空时，这真是美妙极了；但是后来这样的飞机一架挨一架地来，而且模样都一样。这是不同于他的老一套思想奇迹的另外一种老一套。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而他则处处受它掣肘！他摇摇头。“让这个世界，”他寻思，“见鬼去吧！”要不就让他见刽子手去好啦，他不会失去许多的……
尽管如此，他有时还是无意识地走到门口并在外面是锁的地方轻轻来回鼓捣。于是过道里就有一只眼睛从窥视孔向里张望，接着便是一个厉声呵斥他的声音。受到了这样的侮辱，莫斯布鲁格尔迅速退进囚室，随后，他觉得自己被禁锢、遭抢劫了。四堵墙壁和一扇铁门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人们走进走出的话。别人窗户前的栅栏也碍不了多少事，一张板床或一张木头桌子有其固定的位置，这没问题。但是在人们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对待它们的那个时刻，不免就产生了极其荒唐的事。这些人制造出来的家伙，人们压根儿不知道其模样的仆役们、奴隶们，它们变得狂妄无礼。它们处处掣肘。每逢莫斯布鲁格尔发现人们怎样对他发号施令，他就恨不得把他们拉开，但费尽艰辛后却不得不认识到，司法部门的这些仆役们不值得他去进行一场战斗。可是他的手抽搐得很厉害，他担心自己会得病。
人们已经选定了广阔世界的六平方米，莫斯布鲁格尔就在这上面来回踱步。再者，健康的、不被监禁的人的思维很像他的思维。虽然他们不久前还曾起劲地研究过他的案情，却很快就已经把他忘记了。就像一颗钉子被钉到墙上那样，他被人带到这块地方，一旦他待在这块地方上，便再也没有人注意他。现在轮到别的莫斯布鲁格尔们了；他们不是他，他们根本就不是同样的人，但是他们却做着同样的事。这是一桩性犯罪案，一则暧昧的故事，一起可怖的谋杀，一个疯子的行为，一个不完全行为责任人的行为，一次其实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防的相会，一次刑事警察科和司法部门令人满意的干预……这样一般性的、内容贫乏的概念和回忆意愿把这个已被吮吸一空的事件夹紧在它们那张大网的某个地方。人们忘记莫斯布鲁格尔的名字，人们忘记细节。他已经变成“一只松鼠、一只兔子或一只狐狸”，更精确的区分已失去意义；公众的意识对他没有明确的概念，而是只有互相搀和着的一般概念的黯淡而广阔的领域，它们就像一架调到太远的距离上的望远镜里的灰色光亮。这种联系的虚弱性，一种思维的残酷性——这种思维支配受他欢迎的概念，而不为给每一个决断增加困难的痛苦和生活的分量操心：大众的心灵和他的心灵有这样的共同之处；但是大凡在他的愚人头脑里是梦幻，是童话，是意识，是镜子里有缺陷的或奇特的部位，它不反射世界图像，而是让光穿过——大众的心灵一概没有，抑或充其量有时在个别人身上和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激动情绪中包含有某些这种成分。
而凡是严格涉及莫斯布鲁格尔的事情——涉及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莫斯布鲁格尔，这一个在这期间让人安置在世界上某六平方米上的莫斯布鲁格尔——对他的供养、监守、照案卷处置、继续监禁或处死，这些事情已经交托给一个比较小的群体去办，这些人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眼睛露出猜疑的目光行使着自己的职务，声音呵斥着最微小的违反规定的行为。从来没有少于两个看守进入他的囚室。他们带他走过过道时，总是给他戴上手铐。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一种害怕和谨慎心绪的影响，这种心绪紧紧跟随着这个小地方的这个莫斯布鲁格尔，但却与他所受到的一般待遇不知怎么地有着奇异的矛盾。他常常抱怨这种谨慎。但是看守、监狱长、医生、牧师，不管是谁听了他的抗议，都板着脸回答他说，对他的做法符合规定。所以，这规定就是对失去的世人关怀的补偿，而莫斯布鲁格尔则寻思：“一根长长的绳索套在你的脖子上，你看不见谁在拉它。”他简直是绕着一个角落被拴在外部世界上了。基本上根本就不惦记看他的人，甚至压根儿就对他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充其量只把他视作动物学大学教授眼里一条普通乡村街道上的一只普通母鸡的人，这些人通力合作，装备着这命运，他感觉到这命运在无形地拉扯着自己。一位办公室女职员在写一份卷宗附录。一位登记官按有高度艺术性的记忆规则处理这份附录。部里的一位处长在拟定执行判决的最新指示。几个精神病专家进行一场学术争论，探讨纯粹心理变态性疾病和某些癫痫病例以及和癫痫中混合着别的病象的病症的界限。法学家们撰写文章，论述减刑理由与缓刑理由之间的关系。一位主教表示反对道德准则的普遍放松，而一位狩猎场租赁人则向博娜黛婀的有正义感的丈夫诉说狐狸剧增，这增强了这位高级干部心中维护法律原则坚定不移的心绪。
个人的经历以一种暂时无法描写的方式由这样的非个人事件组成。而如果人们剔除莫斯布鲁格尔案件中的一切个人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成分——它们只涉及他和几个遭他杀害的人——那么，关于他的情况也就大致只剩下乌尔里希的父亲附在最近一封给他儿子的信里的引文索引中所表述的那些了。这份索引内容如下：AH.—AMP.—AAC.—AKA.—AP.—ASZ.—BKL.—BGK.—BUD.—CN.—DTJ.—DJZ.—FBg M.—WMW.—ZGS.—ZMB.—ZP.—ZSS.—Addickes a.a.O.—Aschaffen a.a.O.—Beling a.a.O.等等，等等。或者翻译成文：Annales d’s Hygi’ene Publique et de Médicine légale，hgb. v. Brouardel，Paris；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hgb. V. Ritti……等等，等等。一整页最简短的缩略语。真理不是可以塞进口袋里的水晶玻璃，而是一种无穷尽的液体——人们落进这液体中。不妨设想这些缩略语中的每一个都连着几百或几十页印刷品，每一页都连着一个写它的有十个指头的人，每一个指头连着十个弟子和十个反对者，每一个弟子和反对者连着十个指头，而每一个指头则连着一个个人思想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想，人们也就对它有一些概念了。没有它，连那著名的麻雀也不会从屋顶上掉落下来。阳光、风、食物把麻雀引到了屋顶上，疾病、饥饿、寒冷或一只猫把麻雀杀死；但是没有生物、心理、气象、物理、化学、社会等等的规律，这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而如果人们只是寻找这样的规律，不是像在道德和法学中那样自己制造这些规律，那么这倒是一桩令人欣慰的事。至于说到莫斯布鲁格尔的其他个人特性，那么，一如人们所知道的，他很尊敬人类的知识——可惜他只拥有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将永远也不会完全领悟他自己的处境，即使他对此有所认识也罢。他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种处境。他觉得自己的情况不稳定。他的强壮的身体并不完全保持关闭状态。天空有时向脑壳里窥望。一如从前在漫游途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即使现在有时简直让他感到厌恶，某种重要的高雅情绪——它通过监狱围墙从整个世界向他涌来——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这样，作为一种可怕的行为的野性的、遭禁锢的可能性，他就像一座无人居住的珊瑚岛，坐落在一个看不见地包围着他的无穷尽的论文大海之中。
一一一 对于法学家来说没有半疯的人
不管怎么说，比起罪犯迫使学者们从事的那种吃力的思维活动来比，一个罪犯往往是很轻松自如的。原告干脆利用这样的情况：从健康到疾病的过渡天生带有滑动性；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法学家却不得不断言：“涉及到自由自决或对行为犯罪性质的认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如此互相阻碍和抵消，致使按照全部思维规律竟会得出一个值得怀疑的判断。”因为法学家出于逻辑的原因牢牢记住，人们“在关系到同样的行为时绝不可以承认两种状况的混合比”，而他不容许“道德自由原则与受身体条件限制的精神状态相比融化为经验思维的朦胧不清的不明确性”。他不是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的观念，而是用思维的火焰和道德法则的剑穿透自然。这在由司法部为修订刑法法典成立的委员会里——乌尔里希的父亲属于这个委员会——激起一场争论；但是在过了若干时候以后，被几经催促，要他履行孩子的义务，乌尔里希这才仔细研读他父亲的描述和全部附件。
他的“爱你的父亲”——因为在最尖刻的信上他最后也这样署名——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和要求：一个部分罹病的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宣告无罪，即如果可以证明在此人的妄想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妄想，它们——假如它们不是妄想的话——可以为其行为辩护或消除其行为的可受惩罚性。施翁教授则相反——也许是由于他四十年来一直是这位老先生的朋友和同事吧，这最终势必要导致激烈的对抗——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和要求：一个这样的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刑事责任能力状况在这个人身上只能快速交替着相继出现，因为它们在法律上没有能力相互并存——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被宣告无罪，即如果在涉及这个个别愿望时可以证明，在产生这个愿望的时刻原告不可能控制这个愿望。这是最初的事实情况。门外汉不难认识到，不忽视行为瞬间的健康意志，不忽视也许可以说明他应受惩罚理由的观念，这对于犯人来说可能都是相当困难的；但是给思维和道德行动提供舒适的温床，这不是司法的任务！而由于两位学者同样都对法律的尊严深信不疑，而且哪个也无法使多数委员站到自己一边，他们就先指责对方有错误，继而又前后紧接着指责对方不逻辑、有意误解和缺乏观念性。他们先是在拿不定主意的委员会内部这样干，但是后来，当委员会会议开始停滞不前，不得不延期并终于长期休会时，乌尔里希的父亲写了两本小册子《刑事法典三百一十八款和真正的法律精神》和《刑事法典三百一十八款和法律发现的混浊来源》，而施翁教授则在《法学家学术世界》杂志上批评这两本小册子，这本杂志同样也在寄给乌尔里希的附件之中。
这些论战文章中出现许多“以及和或者”，因为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人们是否可以用一个“以及”联结或者必须用一个“或者”分开这两种观点。而当长时间休会后又复会时，这个委员会里已经分出一个“以及”派和一个“或者”派。但是此外也还有一派，它主张采纳一个简单的建议，即按同样比例让刑事责任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尺度上升和下降，一如精神力量——它在已有的疾病情况下将足以促成自我克制——耗费值的上升和下降。跟这一派相对立的是第四派，这一派坚持必须首先完完全全地决定，一个作案者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刑事责任能力的降低在概念上是以刑事责任能力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而如果作案者在一个部分上有刑事责任能力，那么他就必须完完全全地受到惩罚，因为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在刑法上把这部分考虑进去。一个新的派别反对这一派的观点，它虽然承认这个原则，但却强调指出大自然不遵守这个原则，说是大自然也制造半疯的人；所以人们只有采取以下的形式才能使这些人受到法律的善待，即虽然不考虑减轻罪责，但却通过减轻处罚而顾及客观情况。就这样，也还形成了一个刑事责任能力派和一个刑事责任派，而当这些派别也充分分裂了之后，那些观点——人们还没有对这些观点的应用产生过纠纷——才变得自由自在了。当然，今天没有哪个专家使自己的法律争执取决于哲学和神学的无休止的争吵，但是作为透视画法，这就是说如空间般空荡，却像空间把万物推在一起，这两个争夺最后智慧的情敌到处都插手专业光学系统。所以，人们是否可以把每个人视为道德上自由的，这个被小心绕开的问题，一句话，这个有益的、古老的意志自由问题终于在这里形成一个各种意见分歧的透视画法的中心，虽然这个问题不属讨论之列。因为如果人在道德上是自由的，那么人们就必须通过惩罚对他施加一种人们在理论上并不相信的实用的强制；可是如果人们不把他看作自由的，而是认为他是不容更改地联系起来的自然界过程汇聚点，那么，人们虽然通过惩罚能够在他心中激起一种有效的无兴趣倾向，但是却不可以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视为符合道德的。所以由于这个问题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这一派建议把作案者分成两部分：一个动物学-心理学的部分，这部分与法官无关，还有一个法律的部分，这部分虽然只是一种虚构，但在法律上却是自由的。幸好这只限于理论。
马上就公正地对待法律，这是困难的。委员会由大约二十位学者组成，他们可能会采取几千种立场，这是不难计算得出来的。有待修订的法律自一八五二年以来一直在使用，这反正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不是可以轻易用另一件事情取代得了的。静止的法律机构压根儿就跟不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风尚的全部思想跳跃——正如一位会议参加者所正确论述的。必须多么认真地进行工作，这可从下述情形中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按照统计调查，犯伤害罪的一百个人当中约七十个有把握逃脱我们的法律机构的制裁；显而易见，对于已被抓获的四分之一人们必须愈加认真地进行思考！后来这一切情况自然可能稍许有所好转。此外，把嘲笑冰花——理智在富有法律经验者的头脑里使这些冰花成为最漂亮的花，而这一点已经受到过许多记住融雪天气的人的取笑——看作这种报导的真正意图，恐怕是错误的；相反，阻碍与会学者毫无偏见地运用其智力的，是男人的严厉、高傲、道德健康、无可争议性和惰性，纯粹都是情绪特征，大部分都是，如人们所说的，我们希望永远不会失去的美德。他们按照较年老的学校教师的方式把男孩当作一个托付给他们照管的人看待，这个人只需殷勤周到、心甘情愿，便可顺利达到目的，而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恰恰正是长他们一辈的那一代人的那种三月革命前政治情绪。当然，这些法学家们的心理学知识落后了大约五十年，但是只要人们必须用邻人的工具耕作他自己的知识领域的一块田地，这种情况便容易发生，时机有利时也可以迅速得到弥补；然而，持续地落在他的时代的后面的——因为它此外还对自己的持续性颇有些自负——却是人的心，而且尤其是细致认真的人的心。理智从来也没有如此干枯、严酷和棘手，仿佛它得了从前的那种心脏轻度衰弱症！
这种心脏衰弱症最终导致一种激情爆发。当战斗已经充分削弱了所有的参与者并阻碍了工作的进展的时候，建议达成一个协议的呼声便日益增多，这个协议的措词看上去大致就像用一句漂亮话糊住一个无法终止的矛盾时所用的那种措词。存在着在那个著名定义上达成一致的倾向，按照那个定义人们把那些按其精神的和道德的特性有犯罪能力的罪犯称为有刑事责任能力；这就是说，绝不是没有这些特性，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定义，它有这样的好处：它使罪犯们花很多力气并且简直会允许他们把囚衣权和博士头衔联系在一起。但是鉴于正在临近的纪念年的宽容温和，鉴于一个像鸡蛋——他认为这鸡蛋是一个向他扔来的手榴弹——那样圆滚滚的定义，乌尔里希的父亲这时做了这件他称为“引起轰动的向社会福利学派转化”的事。有关社会福利的观点告诉我们，根本就不能从改善道德的角度，而是只能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程度去评价犯了罪的“蜕化变质者”。由此得出结论：危害程度越大，刑事责任能力也就必定越强；由此继续以令人信服的逻辑方式得出结论：看似最无辜的罪犯，即精神有病的人，由于他们的天性最难接受处罚的改正性影响，人们必须用最严厉的处罚，无论如何也要用比对健康人更严厉的处罚去威吓他们，以便产生同样大的威慑力量。人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期盼施翁同仁将提不出任何理由反对这个有关社会福利的观点。情况似乎也正是这样，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采取了一些手段，这些手段直接促成乌尔里希的父亲自己主动抛开公正的途径——它有在委员会的无休止争论中逐渐停顿下来的危险——并求助于他的儿子，以便利用他使儿子获得的与上层和最上层人士的联系，使其为这桩善事服务。因为施翁同仁已经干的事，就是他不作任何实事求是反驳的尝试，而是立刻恶毒地揪住“社会福利”这个词儿不放，在一部新发表的文章中怀疑这是“实利主义”和“普鲁士国家精神”。
“我亲爱的儿子，”乌尔里希的父亲写道，“我虽然立刻指出了社会法学派思想来源于罗马艺术时代，绝不是来源于普鲁士，但是对这种告密和诽谤可能仍将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告密和诽谤怀着极大的恶意指望得到势必会在上级机构受厌恶的印象，而这印象则太容易与实利主义和普鲁士这些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不再是人们可以自卫反击的指责，而是散布一则如此无法认定的谣言，以致上级机构将几乎不会检验和研究它便会对无辜的牺牲者像对丧尽天良的告密者那样感到恼火。在生活中一直鄙弃走后门的我，如今不得不要求你……”这封信以这样的话告结束。
一一二 阿恩海姆将他父亲萨穆埃尔置于众神之中并决定使乌尔里希就范；索利曼想进一步了解父王的情况
阿恩海姆摇铃让人寻找索利曼。很久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了，他竟会感到需要和他聊一聊，而这小淘气此刻则正不知在饭店的什么地方闲荡。
乌尔里希的桀骜不驯终于伤害了阿恩海姆。乌尔里希在和他作对，这当然从未逃脱过阿恩海姆的眼睛。乌尔里希无私地干着，他起着如同水浇在火上，盐放进糖里的作用，他力图消除阿恩海姆的影响，几乎是不由自主地。阿恩海姆确信，乌尔里希甚至在滥用狄奥蒂玛的信任，背后诋毁或挖苦自己。
他在内心里承认，这样的情况很久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了。他通常取得成功的方法不灵了。因为一个伟大和能干的人的作用就像美人的作用：它经受不住在气球上钻洞或在一座塑像的脑袋上安上一顶帽子这样的否定。一个美丽的女人若不讨人喜欢就会变成丑女人，而一个伟大的男人若不受重视也许会变得更伟大一些，但是他也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诚然，这一点阿恩海姆不是用这样的话向自己默认的，但是他想：“我不容许桀骜不驯，因为只有理智才通过桀骜不驯繁荣发展，而如果某人只有理智，我就蔑视他！”
阿恩海姆认为，想个什么法子使他的对手无法再为非作歹，这对他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他想争取、影响、教育乌尔里希并迫使他钦佩自己。为了使自己心里宽舒些，他自欺欺人地认为，他怀着一种深挚和充满矛盾的喜悦喜欢他，并且不知道他该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件事。他对乌尔里希无所惧怕、无所希冀；莱恩斯多夫伯爵和图齐司长反正成不了自己的朋友，这他知道，此外，事态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在进行。同阿恩海姆的作用相比，乌尔里希的反作用相形见绌，简直就仍然是一种非尘世的申诉；似乎它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稍许疲沓一下狄奥蒂玛的决心，从而延迟这个神奇女人的决断。阿恩海姆小心翼翼揭示出这一层意思，不由得会意地笑了。这是忧伤还是阴险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区别无足轻重，他的对手的理性批判和桀骜不驯必定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效劳，他认为这是一件公平合理的事情；这是更深湛的事情的一个胜利，是极其清晰的、正在圆满解决的生活纠葛中的一个。阿恩海姆觉得，这就是命运之绳索，是它把他同这个年纪较轻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引诱他作出那个人不理解的让步。因为乌尔里希并不乐于接受别人的追求，他像一个傻瓜那样对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利益麻木不仁，并且似乎对要求联谊的表示不是没注意到便是不屑于一顾。
有某种阿恩海姆称为“乌尔里希的诙谐”的东西。他这话部分是指一个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人没有能力去认清生活提供的利益，并使自己的精神适应可以给他以尊严和稳固地位的大人物和大机会。乌尔里希显示出可笑的、对立的观点，即生活必须适应精神。阿恩海姆眼前浮现出他的形象；和他自己一样身材高大，更年轻，没有他在自己身体上无法掩盖住的那种柔软性，脸上现出某种无条件独立的神色；他并非完全没有妒意地认为这是苦行的学者家族的出身使然，因为他就是这样设想乌尔里希的出身的。这张脸对金钱和权势的无牵挂，超出一个奋起的王朝对其后人许可的程度！但是这张脸上缺少某种东西。它缺少生活气息，生活的痕迹短缺得可怕！在阿恩海姆无比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的时刻，这就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印象，以至于他从中又看出自己对乌尔里希的全部好感。人们几乎可以预言灾祸将降临到这张脸上。他反复思考这种既嫉妒又忧虑的矛盾感情；这是一种透着悲哀的满意，用怯懦使自己得到安全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感受，而一阵嫉妒和否认的激烈冲动则突然把这个他无意识寻找和规避过的思想向上抛起。他曾想到过，乌尔里希也许是一个不仅会牺牲他的灵魂的利息，而且也会牺牲他的灵魂的全部资本的人，假如客观情况要求他这样做的话！是呀，这就是阿恩海姆令人惊讶的对“乌尔里希的诙谐”的理解。在这个他记起自己创造的词语的时刻，他完全清醒地认识到：他觉得“一个人简直可以让自己的激情把自己从适宜呼吸的空间拽出去”这种观念像一则笑话！
当索利曼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并在他的主人面前站住脚，这位主人大半已经忘记为什么叫他来，但是他感觉到从一个活生生的、忠诚的人身上散发出的这种平静。他板着脸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而那张黑脸盘则向着他转动。“你坐下，”阿恩海姆命令，用脚跟转过身来后他便在墙角站住并开腔说道，“伟大的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一个章节里怀着某种强烈的情感提出一种正当生活的规章，这规章就是：‘思考，为了行动；行动，为了思考！’这话你懂吗？不懂，这个道理你大概不会懂……”他自问自答地说，随后便又沉默不语。“这是一个良方，它包含全部生命的智慧，”他想，“而那个想和我作对的人只知道其中的一半，思考！”他想起来了，人们也还可以把这理解为“只有诙谐”。他看出了乌尔里希的弱点。诙谐来自于知道，一种语言的智慧，因为它表明这个特性的知识来源，表明它的阴森可怕的、感情贫乏的天性；诙谐的人总是好管闲事，他不顾已有的界线，而情感丰富的人则不越其雷池一步。就这样，狄奥蒂玛和灵魂资金这件事被置于一个更令人高兴的角度之下，而阿恩海姆则边作这样的思考边对索利曼说：“这是一个包含全部生命智慧的规章，为此我不让你读书，我敦促你工作！”
索利曼不吭声，露出一副极严肃表情。
“你曾经见过几次我的父亲，”阿恩海姆突然问，“你记得他吗？”
索利曼骨碌碌直转自己双眼的眼白，而阿恩海姆则若有所思地说：“你看，我父亲几乎从不读书。你认为，我父亲多大年纪？”他又不等别人答复便自己补充说：“他已经年逾七旬，只要我们的家族有什么风险，他仍然照样要过问！”说罢，阿恩海姆又默默地来回踱步。他觉得有一种不可抑制的需要，很想谈谈自己的父亲，但是他不能把自己想到的全都说出来。谁也不比他更清楚地知道，他父亲有时也做砸了生意；但是大概谁也不相信他会有这种事，因为一旦人家都说他是个拿破仑式的人物，那么即便打了败仗他也是赢家。所以对于阿恩海姆来说从来也不曾有过别的可能性可以维护自己在父亲身边的地位，而是只有他选择的这个可能性，这就是使精神、政治和社会为商业服务。小阿恩海姆见多识广、能干练达，这似乎也让老阿恩海姆感到高兴；但是如果需要就一个重要问题作出决定，如果人们已经接连几天从生产技术、财政管理上，从精神政治和经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和论证，那么，他会表示感谢，却往往下令做与人们向他建议的相反的事，而对人们向他提出的种种异议只报之以困惑而执拗的一笑。甚至经理们也常常对此直摇头，但是每一次情况迟早都表明，老头所说的多半儿没错。情况大致就是，仿佛一位年老的猎人或登山旅行向导不得不听了一次气象学者们的会议，随后却终于按自己的风湿病预卜作出决定。从根本上来说，这丝毫不奇怪，因为风湿病在某些问题上还就是比科学更可靠，而且关键也不单单在于预见是否准确，因为事态的发展总是与人们所想象的不同，主要的事情是，人们机灵和坚韧地顺应它们的不顺从。阿恩海姆本来就应该不难懂得，一个熟悉业务的老手知识渊博，能够做出理论预想不到的事来。但是，尽管如此，一个后果严重的日子还是到来了，在这一天他发现，老萨穆埃尔·阿恩海姆有直觉。
“你知道，什么是直觉吗？”阿恩海姆顺着自己的思绪问，仿佛是在摸索一个可为自己要求谈论此事开脱的理由。索利曼使劲眨巴眼睛，每逢他因忘记办一件事而受盘问，便总是这样眨巴眼睛，而阿恩海姆则再次迅速修正自己的话。“今天我心情很烦躁，”他说，“这个你当然不会知道！但是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你得留神听着：赚取金钱，如你能想象的那样，会使我们处于并非总是高雅的境地。工于计算和千方百计谋取利益，这些永恒的努力同较幸运的时代可以培养的那种伟大的生活形态有抵触。人们曾经能够使谋杀变成高尚品德勇敢，但是用计算是否能做成某种相似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其中没有真正的善意，没有尊严，没有深刻的本性，金钱使一切成为概念，它既合理又令人不愉快；我一看见金钱，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每一回都必然会想到无信仰检验着的手指头、许多喧哗和许多智力，这些观念我同样无法忍受。”他停住，又陷于孤寂之中。他回想起孩提时代他的亲戚们怎样边抚摩他的脑袋边说，他的小脑袋瓜子好使。一个工于计算的小脑袋瓜子。他憎恨这种看法！在这些光亮的金币里反映出一个已经兴旺发达起来的家族的理念！对自己的家庭感到羞愧，这种心态一定是受到他鄙视的，相反，恰恰是在最上层的圈子里他坚持自己的出身；但是他的家族的理念使他害怕，仿佛那过分热烈的讲话和变化无常的神情是一个家族弱点，这个弱点会使他在人类的顶峰上出丑。
很可能他之所以崇敬非理性原因就在于此。贵族是非理性的：这听起来几乎像是对贵族缺乏理智的一种戏谑，但是阿恩海姆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只需想一想，自己作为犹太人是怎样没当上预备役军官的；但是由于他身为阿恩海姆也不能担任军士这个低下职位，人们便干脆宣布他不合服役资格，所以他今天仍不赞成一味地把这看作缺乏明智，他并不赞赏与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守本分的品性。这一回忆促使他多讲了几句话以充实他向索利曼所作的演讲。“有可能，”他接茬继续往下讲，因为尽管他对此很反感，讲起话来还是很讲究条理，哪怕是在讲离题的话，“有可能是，甚至很有可能是，贵族并不总是恰恰就具有这种我们今天称之为高贵品质的东西。为了积聚大片田产，以便日后在那上面营造自己的高贵，与今天商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贵族并不少工于计算一些、少勤勉一些，甚至很可能是商人做起生意来还更诚实一些呢。但是在土地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你明白吗，我是说，这力量蕴藏在泥块里，在狩猎中，在战争中，在对上天的信仰中以及在乡村野趣中，一句话，在这些人的身体的活动中，这些人不大活动头脑，只活动手臂和大腿，这股力量就在大自然的近旁，它终于使这些人变得体面、显贵和脱离了种种低级趣味。”
他寻思，他是否一时心血来潮，话说得太多了。如果索利曼不明白这含义，那么这个男孩总会有能力通过主人这一席话让自己对贵族的恭敬之情降下温来。可是这时却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事。索利曼已经烦躁不安地来回挪移了一阵身子，这时他提了一个问题打断主人的话。“请问，”索利曼问，“我的父亲是国王吗？”
阿恩海姆愕然地望着他。“对此我一无所知，”他半严厉、半笑呵呵地回答。但是就在他盯住索利曼的严肃的、几乎是愤怒的脸庞的时候，某种像是受感动的情感渐渐获得了左右他的力量。他喜欢这个男孩对一切事情都很认真。“他完全没有风趣，”他想，“而且实际上充满悲剧色彩。”不知怎么地，他总觉得没有风趣跟生活的沉重和充盈是一码事。他用谆谆劝导的口吻继续回答男孩的提问说：“很少有什么迹象表明你父亲是国王，我倒是认为，他从事过某种次要的职业，因为我是在一个沿海城市的一群杂耍艺人当中找到了你的。”
“我花了您多少钱？”索利曼用疑惑的口吻问。
“啊呀，我的好朋友，这个我今天怎么还会记得！不会多的，我估计。肯定不多！可是这一切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为我们自己建立我们的王国嘛！我也许明年让你去参加一期商务培训班，在这之后你可以在我们的任意一家办公室里先当学徒干起来。你会有多大出息，这当然取决于你，但是我会关照你的。譬如你以后可以在有色人种已经有权参与决定的地方代表我们的利益；在那儿做事当然得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是个黑人，这个事实对你总还是有某些益处的嘛。也只有做起事来你才会清楚地看到，你在我的直接监护下度过的这几年时光对你多么有好处，而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你属于一个尚还拥有某些自然贵族特性的人种。在中世纪的骑士传说里，黑人国王总是扮演着一个光荣的角色。如果你呵护好你心中的这种精神高尚的东西，呵护好你的尊严、你的善心、坦率、求真的勇气以及克制今天大多数人都有的偏执、嫉妒、猜忌和尖酸刻毒的更大的勇气，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肯定也会走你的商人之路，因为不仅给世人带来商品，而且也给世人带来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由于阿恩海姆很久没有推心置腹地和索利曼谈话了，所以他觉得，这会让他在一个旁听者的面前显得滑稽可笑，但是没有旁听者在场。况且，他所说的这一席话，这仅仅是他所记住的更深层联想的表层而已。就这样，他所说的有关高尚思想和贵族成长的话当即在内心继续恰好按与他的这一席话相反的方向运动起来。于是，他的脑子里闯入了这样的想法：自古以来还从未有过什么事是单单从精神纯洁和善良思想中生成的，一切只从随着时间推移磨去棱角的卑劣行为中生成，而最后甚至连高贵和纯洁的思想也从其中生成！贵族的发展和一家垃圾清理公司发展成为涵盖全世界的康采恩一样，都并非仅仅落在这样的关系上——它们与一种提高了的人性的关联是肯定无疑的，而从这一种发展过程中生成出内涵深刻的银色文化，从另一种发展过程中则生成出阿恩海姆。生活因此而明确地向他提出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他以为可以用这个内含深刻矛盾的问题最正确地加以表述：为了创造高尚的思想，哪种程度的卑劣是必要的，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期间，在另一个层面上，他的思绪时不时地继续追踪着他对索利曼说过的有关直觉和理性主义的话。阿恩海姆突然栩栩如生地回忆起，他如何第一次向他父亲说明对方是凭直觉做生意。有直觉，当时是所有不能用理智很好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的一种时尚；它与拥有速度大致起着同样的作用。一切做错的或者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没有彻底成功的事都有了正当的理由：这是为直觉或是由于直觉而造成的。人们既利用直觉烹调也利用直觉写书。但是老阿恩海姆却对此懵然无知，他真正是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惊奇地望着他的儿子。这是对这位老人的一种高度赞颂。“赚钱，”他说，“迫使我们奉行一种并不总是高尚的思维。在这方面，我们大商人很可能是责无旁贷，理应在下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承担领导民众的责任，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精神上是否将会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给我勇气的话，那么这就是你，因为你有一种想象和意志的才能，这是在古老的伟大时代里尚还受上帝指引的国王们和预言家们曾拥有过的那种才能。你怎样抓住一桩买卖，这是一个秘密，我想说，所有计算不到的秘密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管这是勇气的、发明的秘密还是星辰的秘密！”阿恩海姆无比清晰地在眼前看到，抬起头来望着他的老阿恩海姆怎样在讲完头几句话之后又埋头读起报纸来，不管儿子如何频繁地谈论生意和直觉，他再也不会撂下报纸抬头看儿子一眼。这种父子关系一直存在着，而在一个第三思想层面上，仿佛是在这些回忆影像的银幕上，它现在也在支配着阿恩海姆。他把经常压抑他的他父亲的占压倒优势的经商才干看作某种类似原始自然力的东西，这种原始自然力对内心世界更复杂的儿子来说必定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他就是用这种原始力使这个榜样脱离徒劳努力的范畴并同时取得一份证明自己家世的叙爵文书。他这个双重诀窍相当奏效。金钱变成一种超人的、神话般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最纯朴的人才完全抵御得住，而他则将他的祖先置于众神之中，恰似古代武士们所做的那样。尽管满怀敬畏，这些武士们很可能依然觉得与自己相比他们神话式的祖先也有点儿未开化。但是在第四层面上，他对位于这第三层面上方的那种微笑便一概无知，他再次转悠着这完全同样的念头，他考虑他尚还希望要在人世间扮演的那个角色。这样的思维层次当然不能按字面去理解，仿佛它们像不同深度的土壤一层层叠在一起似的，而它们无非是一种表达可渗透的、从不同方向涌来的思维活动的方式而已，如果这种思维活动受到强烈情感对应作用的影响的话。阿恩海姆在他的一生中对诙谐和讽刺也都曾怀有过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神经过敏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可能来源于一种不那么微弱的易犯这两种毛病的遗传素质。他把它压了下去，因为它一直被他看作是不高尚和粗俗而有才智的缩影，但是恰恰是现在，就在他的情感最最高尚并且简直是对才智怀着敌意的时候，在对狄奥蒂玛的关系上显露出了它的迹象，而如果说他的感觉似乎已经踮起足尖的话，那么他就往往受到这个极大机会的诱惑：用那种言辞准确地讲述爱情，讲述他不时从下属或粗鲁人嘴里听说的爱情笑话，以便摆脱他的崇高情绪。他一边从所有这些层面中向上冒出来，一边突然惊讶地盯住索利曼的阴沉而聚精会神的脸，这张脸看上去就像一个黑色的拳击练习球，不可理解的处世之道劈里啪啦往下砸在了这个球上。“我使自己处于多么可笑的境地！”阿恩海姆心中暗想。
当索利曼的主人结束这一席一言堂式的谈话的时候，索利曼的身体似乎在椅子上睡着了，但眼睛却睁大着；眼睛转动了起来，但是身体却不肯动弹，仿佛它还在等候一句唤醒它的话似的。阿恩海姆察觉到这一点，而从这个黑人的目光里则向他流露出一种渴求，渴望了解详情，他究竟用了什么阴谋手段使王子变为仆人的。这种像是用爪子向前抓挠的目光使他当即回忆起那个偷走了他的收藏品的园圃工人，而他则感慨万端地心想，他大概永远不会有这种简单的获取利益的欲望。他突然觉得，这个突然产生的念头只用一句话竟然也标明了他同狄奥蒂玛的关系的特性。怀着忧伤的心情，他觉得在自己的生命的巅峰让一个寒冷的阴影把自己和自己所接触过的一切分开了。对于一个刚刚才讲出了“为了行动，人必须思考”这个原则并总是努力将一切伟大占为己有、使一切渺小铭记自己的意义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想法。但是，尽管有着他从不吝惜的意志力，这个阴影却已经来到他和他所要求的对象之间，而阿恩海姆则令自己感到惊异地、有把握地认识到，这个阴影和模糊遮住他的青年时代的那些冥茫敬畏有关联；恰似由于处置失当它们变成了一层薄冰。只有这层薄冰为什么一次也不在狄奥蒂玛回避世情的心灵前融化这个问题，他没法给自己回答。但是这时乌尔里希像一种只是等待着一次接触的令人不愉快的痛苦，又闯入他的脑海。阿恩海姆顿时便意识到，这个人的和他一样，他们的生活都笼罩着同样的阴影，但它在那儿有不同的效果！在人类的激情中，人们很少把一个被另一个人的性格刺激得妒意顿起的人的激情摆到正确的位置上，摆到按其强烈程度而应有的位置上，而他的对乌尔里希的无济于事的恼怒在更深的心底像互相没有认出来的两兄弟的怀有敌意的相会，他的这个发现则是一种非常强烈、同时也非常舒适的感觉。阿恩海姆好奇地这样比较着察看他们俩的性格。乌尔里希比他更缺乏谋取生活利益的粗俗获利意识，而他则没有精细的获利意识，没有获取生存的尊严和重要意义的愿望，这简直令人感到恼火。这个人对生活的重要内涵没有需求。他的讲求实用的热情——这是不可否认的——并不竭力追求对财物的占有；阿恩海姆很可能觉得自己简直要回想起自己的雇员们来了，若不是他们的无私工作态度用到乌尔里希身上本身就会带有某种极其傲慢的色彩的话。可以更确切地说，一个不愿意当占有者的着了魔的人。人们也许能想到一个自愿受穷的战士。似乎也可能是在谈论一个完全理论上的人；只是这又不对了，因为人们实际上根本就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理论上的人。这时阿恩海姆回想起，有一次自己曾明确向他声明，说是他的思维能力落后于他的实用能力。但是如果人们从实用的角度观察他，那么这个人便完全要不得。阿恩海姆就这样反复思量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尽管今天他对自己满腹狐疑，他仍然不可能在哪个个别问题上给乌尔里希以优先权。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决定性的差别很可能就在于乌尔里希缺少什么东西。然而，总的来说，这个人身上还是有某种精力充沛和放荡不羁的特性。阿恩海姆犹豫不决地承认，这简直使他想到了这个“整体的秘密”——他自己拥有这个秘密并觉得它受到这另一个人的危害。如果这只涉及衡量的理智可接受的东西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把“诙谐”这种同样的不舒适的情感运用在这样一个不现实人身上呢，阿恩海姆曾从一个如他父亲这样极其精通现实的人身上学习害怕这种情感！“所以整个看来这个人缺少什么东西！”阿恩海姆心想，但是仿佛这只是这个确信的另一面似的，他几乎在这同时完全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人有灵魂！”
这个人拥有精力充沛的灵魂：由于这是一种直觉的灵感，阿恩海姆实在无法详细说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情况就是，每一个人，据他所知，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自己的灵魂溶化在理智、道德和高贵的思想之中，这是一个不容更改的进程；在他的友敌身上这个进程没进行到底，所以还剩下某些东西，其模棱两可的魅力人们不能适当地加以描述，但却能从这一点上认识到：这种“某些东西”与不再可以被恰当地计入文化内涵的无感情范畴的因素、理性的和机械的事物建立不寻常的联系。此外，就在他考虑这一切并使自己适应他的哲学著作的表达方式的时候，阿恩海姆一刻也没有认为其中的什么东西是乌尔里希的一个功绩，哪怕这只是他唯一的功绩。因为作出了一项发现的这个印象很强烈，是他自己创立了这些观念，像在一个还没有高扬起来的声音中发现可能存在的光彩的大师。他的思绪在索利曼的脸上渐渐冷却下来，索利曼显然已经不错眼珠地盯住他看了很久，如今以为机会已到，可以继续询问了。意识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凭借这样一个平凡、沉默的半开化的人获得自己的认识，阿恩海姆顿时倍感幸运，自己居然可以成为唯一了解自己对手的秘密的人，虽然在这方面有些情况还不明朗，随着今后事态的发展才能被认清。他只感觉到一个放高利贷者为他的献祭品——他已经把资金投入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爱。也许是索利曼的这副模样，是这个使他突然在心头产生这样的决心：不惜一切价值也要把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是他自己的冒险的另一种体现——拉到自己身边，哪怕他因此而必须收他当养子也在所不惜！想到对一个还有待具体化的企图这样匆忙确认下来，他笑了，他当即打断由于悲惨的求知欲而脸孔抽搐的索利曼的话，宣布说：“现在可以结束了，你得把我订好的鲜花送到图齐夫人那儿去。如果你还有什么事要问，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