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以恩人自居或自负地把胳臂搁在她的肩上：纯粹出于窘迫。但是阿加特却神情严肃地往后一退，不理这个茬。“这话是你编造出来的？”她问。
“不，这话是一个我喜欢的人说的。”
她现出某种一个不得不受思考折磨的孩子的恼怒，把乌尔里希的答复归纳为这样一句话：“那么你是几乎不会说一个习惯诚实的人是好人的吧？但是一个第一次行窃时心几乎跳到嗓子眼的小偷你却说是个好人？！”
乌尔里希对这些有些奇特的话语感到惊讶，并因此而神情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他简短说，“我自己或许倒不很在乎什么东西被认为公正或不公正，可是我不能给你定出可以让你照章行事的规则来呀。”
阿加特把探询的目光慢慢从他那儿移开，又把遗嘱拿了起来：“我们得继续读下去，这里还有用线条标出的段落！”她提醒自己。
老先生在最终卧床之前撰写了一系列信件，并在他的遗嘱里对这些信件的理解和发送都作了说明。其中特别画线标出的部分涉及施翁教授，这位施翁教授就是那位老同事，是他在当了一辈子的朋友之后通过这场刑事责任能力降低条款之争使兄妹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愤愤不平、抑郁不振。乌尔里希一眼就认出了这场关于观念和意志、法制的尖锐和自然的模糊的熟悉而又长期的争论，父亲临终前曾再次向他扼要叙述过这场争论；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像社会学派的告密让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这样耿耿于怀的，他曾加入过这个学派，这学派是普鲁士精神的产物。他刚开始拟定一个小册子的写作计划——这小册子的名字叫《国家和法或一贯性和告密》——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日益衰弱，于是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独领风骚。用只有人在死亡临近和为神圣的名誉而战时才会说得出来的庄严话语，他要他的孩子们负责，不让他的事业衰败，尤其是要他的儿子去利用与权威人士的关系——多亏他父亲的永不疲倦的提醒他才赢得了这些关系——使施翁教授实现其图谋的希望彻底破灭。
如果人们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那么这并不排除他们在事情做完或不如说拟定之后会感到需要原谅一个从前的朋友因怀有低级的虚荣心而犯的错误。他们会倾向于原谅别人和请求别人原谅自己；可是如果身体又好起来了，那么他们又会废止这种做法，因为健康的身体天生就有某种不愿和解的特性：两种情况老先生临终前在健康状况的变迁中显然都曾体味过，他必定是觉得这两者都同样合理。但是这样一种状况对于一位有声望的法学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就凭借训练有素的逻辑想出了一个招数，这就是他这样留下自己的意愿，使得这意愿可以不受事后心情变化的影响，不折不扣地起到遗愿的作用：他写一封宽恕信，既不在这封信上署名也不标明日期，而是委托乌尔里希填写上他死亡时刻的日期并和他妹妹一道作为遗嘱执行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像在立一个口头遗嘱时濒死的人没有力气签字那样。其实他是一个安静而乖僻的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这个小老头儿，他服从了生活的等级顺序并作为它的勤奋的仆人捍卫它，但却带有种种反抗性，在那条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他无法找到表达它们的措辞。乌尔里希不由得想起他收到的那份讣告，这讣告很可能是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下安排好的，他几乎从中看到了一种与自身的相似性，但这一回不是带着怒气，而是怀着同情，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鉴于这种表达欲，他理解对儿子的这种仇恨，这儿子享有过分的自由，过着优游的生活。因为子辈们的处世方式在父辈们看来总是都是这样的；一种孝顺的情感在乌尔里希的心头泛起，他想到了郁结在自己心头的疙瘩。但是他再也找不到时间去使这件事具有一种公正的、也可以让阿加特理解的外形；他刚开始这样做，昏暗的房间里倏地闪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溜烟似的进入房间，便迈步径直走进蜡烛光里，在那里将手绕一大圈举到眼前，就离灵柩台一步远；这时，父亲的仆人才急匆匆赶来禀报。“尊敬的朋友！”来访者用庄严的声音大声说，而小老头则抿紧着嘴唇躺在他的敌人施翁的面前。
“年轻的朋友们，威严的星空在我们头顶，威严的道德法则在我们心中！”此人继续说，边说边用忧郁迷离的目光望着这位学科同行，“在这个已经冷却下来的胸膛里曾经存在过威严的道德法则！”说罢，他才转过身来，和兄妹俩握手。
但是，乌尔里希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以便完成自己的任务。“可惜枢密官先生和家父在最近一段时期里相互为敌了吧？”他小心地探询。
给人的印象是，这位白胡子不得不先思索一番，才恍然有所领悟。“意见分歧，不值一谈！”他边动情地望着死者，边宽宏大度地回答说。但是，当乌尔里希客气地坚持己见并暗示这涉及一个遗愿时，房间里的气氛倏然紧张了起来，像在一个下等酒吧间里，全酒吧的人都知道：现在有一个人已经在桌面上拔出刀来，一场厮杀眼看就要爆发。所以老头儿很是有一手，在赴黄泉的路上还要给他的同事施翁添点麻烦！这样一种旧日的敌意当然早已不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如果没有随便什么东西恰好重新煽起敌对情绪来的话，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无数过去的事件的内容总和已经积聚成一种相互轻蔑评价的形态，这种评价就像一个没有成见的真理那样不受感情波动的影响。施翁教授对这件事的感受跟他的这位现在已亡故的攻击者曾经有过的感受完全一样；他觉得原谅完全是幼稚可笑的，是多此一举，因为临终前的这种软和的内心冲动，况且还只是一种情感而不是收回自己观点的学术性表态，这对一场多年争论的经验来说自然根本没有任何证明力，并且据施翁看来只是完全无耻地充当在他品尝胜利滋味时使自己显得理亏的一种手段。施翁教授觉得应该和他这位死去的朋友告别，这自然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的上帝，我们当讲师、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嘛！你记得吗，我们怎样在城堡花园里沐浴着晚霞讨论黑格尔？从那时以后已经沉没了多少个太阳，可是我尤其记得那个太阳！你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学术争论吗，这场争论在当初几乎就已经使我们成为敌人？这多美呀！如今你死了，我却令我欣慰地尚还站立着，哪怕是站在你的棺架前！众所周知，上了年纪的人在遇到同龄人谢世时，其感情均带有这样的特性。人们一进入这个年龄，诗意就会勃发。许多人十七岁以后就一直没写过诗，七十七岁写遗嘱时，他们突然写了一首诗。像在末日审判时死人一个个被点名传唤那样——虽然他们连同他们的一个个世界像沉船里的货物安息在时间的底层——遗嘱里种种事情也是直言不讳、不加粉饰被列举出来并且重又收回它们的在使用中丢失了的品格。“铺在我工作间里的那块带雪茄窟窿的布哈拉地毯”在这样的最后的底稿里有这样的话，或者是“那把他于一八八七年五月在温特百货公司购得的犀牛角手柄雨伞”，甚至连股票也一一谈到并列举出号码。
并非偶然的是，与每一个单个的物件的这种最后的闪亮一起，一种渴望也觉醒起来，这就是渴望把一种道德、一种警告、一种祝福、一种规则与这联系在一起，让它们用一种有力的表达形式去评论这种意想不到地众多的、在衰亡的四周再次出现的东西。所以与遗嘱时期的诗意一起，一种哲学也在觉醒；可以理解的是，这往往是一种陈旧的、积满灰尘的哲学，人们在五十年前已经把这种哲学遗忘，如今又把它请了出来。乌尔里希突然明白了：这两个老人中谁也没能让步。“生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只要原则依然无可争议！”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需要，倘若人们知道，在不多几个月或几年后他的原则会在他之后仍还活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位老枢密官的内心两种原动力还一直在互相抗争着：他的摹仿浪漫主义，他的青春活力，他的诗意要求做出一个高贵、美好的姿态，说出一句高尚的话；而他的哲学却要求他通过突发情感和一时的精神衰弱——他的已故敌人就给他设置过这样的陷阱——表达理性法则的不可触动性。已经两天了，施翁一直在寻思：如今此人死了，施翁式理解降低刑事责任能力不再有拦路的障碍；于是他的情感汹涌地奔流向这位老友，像想出一个仔细推敲好的、只待信号一发便可付诸实施的战时动员计划那样，他设想了这个告别场面。可是如今这件事算是告吹了。施翁怀着激昂慷慨的心情开始行动，但是如今他的情形就像一个正在构思一首诗的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最后几行诗他再也想不起来。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一张白净的未刮胡子的脸和白胡子茬脸，两个人都强硬地紧闭着牙关。
“他会怎么办呢？”乌尔里希暗自寻思，他怀着紧张的心情静观其变。在枢密官施翁的心里，刑法第三百一十八号条款如今将按他的建议被接受的这个确凿无疑的喜讯终于压倒了心头的恼怒；由于他摆脱了邪恶的念头，所以他真想放声歌唱“从前我有一个伙伴……”以表达他那从现在起已是无比喜悦的感情。由于他不能这样做，他便对乌尔里希说：“相信我吧，我朋友的年轻儿郎，起主要作用的是道德危机；社会衰败紧随其后！”说罢，他向阿加特扭过脸去并继续说：“令尊大人随时准备促使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学基础观点取得突破，这是令尊大人的伟大之处。”说着，他抓住阿加特的一只手和乌尔里希的一只手，边摇晃这两只手边大声说：“长期共事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小的意见分歧，令尊大人并不怎么太重视这种意见分歧。我一直确信，为了使自己在敏感的法律意识问题上不遭受指责，他必须这样做。明天将会有许多教授来向他告别，但是其中将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教授！”
这一场戏就这样以和解而告结束，施翁一边告辞一边还向乌尔里希重申，说是如果他决心还要献身大学教书生涯，可以指望得到他父亲的朋友们的帮助。
阿加特睁大着眼睛在一旁倾听并观看了生命赋予人的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最终形态。“这就像一座石膏树林！”她事后对她兄长说。
乌尔里希笑道：“我像月光下的一条狗那样感到感伤！”
五 他们干不公正的事
“你记得吗，”过了一会儿，阿加特问他，“当初我年纪还很小，有一回你在和别的男孩一起玩耍时掉进齐腰深的水坑里，你想把这掩盖过去，坐着吃饭时上身是干的，但从牙齿格格地打颤上，下半身还是让人发现了？”
当少年乌尔里希从学校回家度假——比较长时间地回家度假其实就那么一次——当这具皱缩的小尸体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还是一个几乎是万能的人的时候，曾不时发生这样的事：乌尔里希不愿承认一个过失并且拒不表示悔意，虽然他不能否认。所以当初他也就发起高烧来，不得不立刻被送上床去。“只给你喝了点汤！”阿加特说。
“对！”她的兄长微笑着证实说。对他受过处罚的这种回忆，某种根本就与他不再相干的事，这时他觉得这无非就好比是他看到他儿时穿的一双小鞋摆放在地上，这双鞋也与他毫不相干了。
“你因为发烧本来也就只可以喝汤，”阿加特重复说，“尽管如此，对你做这样的安排也还是带有惩罚性的！”
“对！”乌尔里希再次确认，“不过这当然不是出于恶意而为之，而是在履行一种所谓的义务。”他不知道他妹妹说这话意欲何在。他自己还是看见了儿时的鞋。没有真的看见它们；只是仿佛他会看见它们似的那样看见了它们，同样感觉到他已经不会再受其影响的那种侮辱。他心想：“在这种‘不再相干’中不知怎么地总是表现出，人们在生命的任何时刻都不是完全很自由自在的！”
“可是你反正本来就除了喝汤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吃！”阿加特又重述了一遍并补充说，“我相信，我整个一生都曾害怕我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不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两个人的回忆，涉及他们俩都知道的一段往事，不仅能相互补充，而且也能在还没讲出来之前就融合吗？此时此刻发生了某种相似的事情。一种共同的状况像在大衣下面人们绝不会料想到的地方露出来并意外相互握住的手，使兄妹俩感到惊异，甚至迷惑。每一个人都突然对往事知道得比他曾自以为知道的还多，乌尔里希又感觉到自己发烧时的那种灯光，那灯光当初从地板顺墙向上爬行，类似在这间他们现在站着的房间里烛光的闪烁；后来父亲来了，穿过台灯的光锥，在他的床沿坐下。“既然你对行为作用的意识大大受到损害，这种作用也许就可以显示出其温和的一面，可是然后你就得先向我承认这一点！”也许这是遗嘱里的话，或者是闯入他记忆中来的那些谈到三百一十八号条款的信件里的话。他一向既不记细枝末节，也不记字句；所以这件事来得颇有些蹊跷，整段整段的句子突然在他脑际浮现，而且这和他的妹妹有联系，她站在他面前，就仿佛由于她近在身边，他内心才起了这一变化似的。“既然你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力量，不受任何强制你的必然性的影响，从你自己内心需要出发决心去做一件卑劣行径，那么你就必定也认识到，你的行为是有过失的！”他继续说并断言，“他一定也对你讲过这样的话！”
“也许不完全这样，”阿加特作出更改，“通常他都认可由我的本性所限定的申辩理由。他总是告诫我说，一种愿望是一种与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不是本能的行为。”
“这是一种意愿，”乌尔里希引证，“这种意愿必须在智力和理性进一步展开时以思考和随后采取的决定的形态使要求——说得确切些——使本能接受自身的检验！”
“这是真的吗？”他的妹妹问。
“你为什么问？”
“很可能是因为我笨。”
“你不笨！”
“我学习一直不好，从来都是似懂非懂。”
“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那很可能是我坏，因为因我不接受我所理解的东西。”
他们靠房门的门柱子——这扇门通向隔壁房间，在施翁教授离去后就一直敞开着——互相挨得很近地面对面站着；日光和烛光在他们的脸上交相辉映，他们的语声宛如轮唱圣歌般交叠融合。乌尔里希领诵祈祷文，阿加特的嘴唇从容跟诵。旧有的劝告的痛苦在于在幼年时代的脆弱、无理解力的脑子里被挤压进一种严酷的、它不熟悉的秩序，这种痛苦使他们愉快，他们在玩弄它。
突然，没有什么直接因由地，阿加特呼叫起来说：“你就设想这延伸到一切之上，那么这就是戈特利布·哈高厄尔！”她开始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模仿起她的丈夫来：“你确实不知道，Lamium ablum [2] 是白野芝麻？”“倘若我们不是让一位忠实的导游拉着手走完这段同样的、充满艰辛的归纳法路程，这段经过几千年的辛勤操劳、充满着错误、一步一步地把人类带向今天的认识水平的路程，舍此我们还将如何前进呢？！”“难道你不能认识到，亲爱的阿加特，思维也是一项道德任务？集中思想意味着不断克服自己的惰性。”“精神教育就是那样一种对精神进行的纪律教育，由于有了这样的纪律教育人类便越来越有可能在对自己的想法不断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这就是说通过无可指摘的三段论法，通过联结推理和演绎推理，通过归纳法或象征推论，去仔细研究较长的思想系列并对最终获得的判断不断进行验证，直至所有思想互相适应！”乌尔里希对他妹妹的这种记忆能力感到惊讶。能说出这些教师爷式的话，这些她天知道从哪儿，也许从一本书里学来的话，倒背如流地背诵它们，这似乎给阿加特带来极大的喜悦。她声称，哈高厄尔正是这样讲话的。
乌尔里希不相信：“你怎么可能仅仅从谈话中就记住了这样冗长、错综复杂的句子的呢？”
“它们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了嘛，”阿加特回答，“我就是这样的。”
“难道你知道，”乌尔里希诧异地问，“什么叫象征推论，或者什么叫验证？”
“毫无所知！”阿加特笑着承认，“也许这些话他也只是不知在哪儿读到过。但是他就是这样讲的。我顺着他的嘴像记一系列无意义的言语那样记住了这些话。我认为，是出于愤怒，对他这样讲话气愤不过。你跟我不一样：事情搁置在我心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置它们——这是我的记忆力好，因为我笨，所以我的记忆力就好得惊人！”她做出一副仿佛其中包含着一个她必须摆脱掉的可悲的真实的样子，随后便豪放不羁地继续说：“哈高厄尔甚至在打网球时也是这种样子：‘我学打网球时第一次故意将我的球拍摆好一定的位置，以便使球——在这之前我对球的飞行轨道一直是满意的——从现在起获得一定的方向，这时我就是在干预现象的进程：我在实验！’”
“他网球打得好吗？”
“我打他6∶0。”
他们哈哈大笑。
“你知道吗，”乌尔里希说，“就事论事地说，你所引用的哈高厄尔的那些话，他说得完全正确，就是显得滑稽可笑罢了。”
“可能是他说得对，”阿加特回答，“我就是不明白呗。可是有一回，你知道吗，他学校里的一个男孩这样逐字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
怯懦者们在他们死前屡次死去；
勇敢者们除一次外从不品味死的滋味。
所有我还曾听说过的奇迹中，
我深感奇异：人类居然担心，
会看到死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随时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降临。
“他修改这几行诗，我亲眼看见过那本练习本：
怯懦者在他死前已经死去多次！
勇敢者们只品味一次死的滋味。
我听说过的种种奇迹，
我觉得最大的奇迹……
“如此等等，完全照抄施莱格尔 [3] 的译文！
“我还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我想是品达 [4] 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话：‘自然的法则，所有凡人和不朽者的国王，主宰一切，所向披靡，用万能的手！’他对译文进行‘润笔’：主宰所有凡人和不朽者的自然法则，用万能的手横扫一切。”
“这美妙吧，”她问，“他学校里的这小男孩——他不满意这个学生——把这些话这样逐字逐句、令人战栗地翻译，就像觉得它们躺在那里如同一堆摔碎的石头？”她重说一遍，“怯懦者们在他们死前屡次死去——勇敢者们除一次外从不品味死的滋味——所有我还曾听说过的奇迹中——我深感奇异：人类居然担心——会看到死神，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随时都有可能在他们身上降临……”
她用手像围抱一棵树的树干那样围抱住门框柱子，将这些诗句按其本色狂烈而美妙地呼喊出来，全然不顾一个皱缩的不幸的人受到她那再现出青春傲气的眼睛所射出的目光的逼视。
乌尔里希皱着眉头凝视他的妹妹。“一个人不是给一首古诗润色，而是保留其风化剥蚀、半已毁坏的意义，这跟永远也不会给一座缺鼻子的古老雕像加上一个新大理石鼻子是一样的，”他想。“人们可能会说这是风格感受力，但是这不是，这也不是想象力如此活跃以致可以不受短缺的东西干扰。这还不如说是个根本不重视完整性的人，所以这个人也不要求自己的感觉‘完好无损’。她可以亲吻一个人，”他突然思路一转从中得出结论，“而不会马上整个身体都倒塌！”这时他觉得，除了这几句激昂的诗以外他不需要了解他妹妹的任何别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她从不“完全和什么事融合”，她也和他一样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不完整的人”。他甚至因此而忘记了自己另外一半渴求适度和克制的本性。现在他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告诉他妹妹，她的行为中没有哪个与她最近的环境相称，而是所有的行为都依赖一个极其可疑的最远的环境，甚至简直是依赖一个到处都没有开端、到处都没有界限的环境；第一天晚上的充满矛盾的印象本来从而也就可以得到一种有利的解释。但是，他所习惯的那种克制态度却更为强烈，他好奇地，甚至不无疑问地等待着阿加特从那棵她已经攀登上去的高枝上下来。她仍还在门框柱子旁高举着胳臂站在那儿，再多站这么一小会儿可能就会败坏这整件事情。他厌恶举止行为像是被画家或导演设计好的，或者在一阵像阿加特这样的情绪激动之后以一段富于艺术性的钢琴曲收尾的女人。“也许她会，”他考虑，“从热烈情绪的顶峰突然带着有些呆傻的、似梦游者的表情滑落下来，就像一个接受催眠术试验的对象醒过来时的面部表情；她大概没有别的办法，这也会让人感到有些难堪的！”但是阿加特似乎自己知道这种情况，抑或是从她兄长的目光中猜到了她所面临着的危险：她兴冲冲地从高处跳下来，两脚一着地便向乌尔里希吐出舌头来！
但是随后，她便神情严肃、沉默不语起来，她一句话也没说便去取勋章。就这样，兄妹俩开始采取违背他们父亲的遗愿的行动。
阿加特将这行动付诸实施。乌尔里希显得心虚胆怯，不敢去碰无可奈何躺在那儿的老人，但是阿加特有一种特性，她可以干不公正的事，却不会让人在心头生出这是不公正的想法来。她的眼神和手势像一个照料病人的妇人，有时它们也有幼畜的那种粗犷而动人的特性，那些幼畜中止嬉戏，以便查看明白主人是否在看它们。乌尔里希接过解下来的勋章并把备件递上。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心跳到嗓子眼的贼。如果说他有这样的印象，觉得这些星形勋章和十字勋章在他妹妹手上比在他手上更加熠熠生辉，甚至简直会变成魔幻物件，那么，在这间黑绿两色的、充斥着大观叶植物的众多反射光的房间里情况就可能真是这样的，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于他感觉到了妹妹的占首位的意志，这种意志朝气勃勃地侵袭着他的意志；由于看不出其中含有什么意图，所以在一种不混有任何杂质的接触的时刻便又产生一种几乎是无延伸的、因而也就是相当强烈的感觉，一种他们俩存在的感觉。
这时，阿加特停顿下来，完成了任务。只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思索片刻后她笑吟吟道：“我们要不要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一句美好的祝愿，把纸条塞进他的口袋里？”这一回乌尔里希立刻就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样的共同的回忆并不多，他回想起，她在某一个年龄段上对描写某人死去并被人忘却的忧伤的诗歌和故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导致这一效果的也许是她童年时代的孤寂，他们也常常共同臆想一则故事；但是阿加特当初就倾向于也对这样的故事详加说明，而乌尔里希则仅仅掌管更具男子汉气的、大胆和冷酷的事情。于是，在阿加特倡议下，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每人剪下一块指甲，将它埋在花园里，她还从她的一头金发上剪下一小绺和指甲放在一起。乌尔里希骄傲地宣称，一百年后也许有人会发现它们，会惊异地问，这会是谁呢；他这样做是受到流传后世这个意图的影响的，而小阿加特则主要着眼于埋藏本身，她觉得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藏起来，使其永久摆脱一个世界的监督，她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的教育方面的要求给吓住了，虽然她并不怎么看重这些要求。因为当时正好花园边上在盖仆人住的小寓所，所以他们便约定做点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他们想把绝妙的诗句写在两张纸条上并写上他们是谁，把这砌入屋子的墙内：可是当他们开始写这些应该是特别美好的诗句时，却一句也想不起来，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墙壁已经高出地槽。于是，在刻不容缓的情形下，阿加特最终写上了一句算术书上的话，乌尔里希则写上“我是——”，随后是他的名字。尽管如此，当他们悄悄向两个在那儿干活的泥瓦工走近过去时，他们还是吓得心里怦怦直跳，阿加特把她的纸条干脆往泥瓦工所在的坑里那么一扔，就连忙跑开。但是乌尔里希作为个头较大的男子自然更怕泥瓦工叫住他、问他要干什么，他紧张得既举不起胳臂也抬不动大腿，致使因自己没出什么事而变得更胆大起来的阿加特最后竟返回来，把他的纸条也拿到自己手里。现在她做出一副天真烂漫、闲庭信步的样子拿着纸条向前走去，在一排刚砌上的砖墙的最外面的一端察看一块砖，将它稍稍掀起一点，人家还没来得及把她轰走便将乌尔里希的名字塞进墙里，而乌尔里希自己则迟疑不决地跟随她，并在行动的瞬间感觉到，一种可怕地挤压他的压抑感正在变为一个尖刀车轮，一把把尖刀在他胸口转动得如此迅速，以致顷刻间尖刀变成为一个喷射的太阳，恰似人们点放烟花爆竹时那样——原来阿加特联想到这件事了，乌尔里希久久没有作答，只表示拒绝地笑了笑，因为跟死者重玩这样一种把戏，他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这时阿加特已经弯下腰，从大腿上捋下一条减轻腰带负担用的宽大长袜松紧丝带，抬起豪华棺盖，把它塞进父亲的口袋里。
乌尔里希一想到这个又浮现在眼前的印象，起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后来他几乎要跳上去，阻止这件事情；无非就是因为这是完全违背常理的。可是后来他看见妹妹的眼睛里射出一束带着清晨纯净凉爽气息的光，这种气息还没沾染白日的混浊，这使他退缩了回来。“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他说，带着淡淡的劝阻口吻。他不知道，她是不是想消除死者的敌对情绪，因为对他做了不公正的事了嘛，抑或她是不是想让他带走点什么好东西，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这么许多不公正的事：他本可以问一问的，但是让死者带走一条带着他女儿大腿上热气腾腾的长袜松紧丝带，这个残暴的想法从内部关闭上他的咽喉并在他脑海里造成种种混乱。
六 老先生终于入土
在葬礼前尚还可支配的短促时间里，有无数不寻常的琐琐碎碎的事有待处理，这段时间眨眼便就过去；在出殡前的最后半小时里，像一条黑线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宾客终于变成一个黑色的典礼。殡仪馆的人比先前敲打、扒挖得更起劲了——露出像一个外科大夫那样严肃神态，人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个外科大夫，从此以后再也不可随便说三道四——并且铺设了一条肃穆的情感小径贯穿屋宇里未被触动的充满着日常氛围的其余部分。鲜花和簇叶植物、黑色棉布和绉纱挽幛、银白色烛台和闪烁不定的小小烛焰，它们接待起宾客来，比乌尔里希和阿加特更透彻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乌尔里希和阿加特不得不代表全家向每一个来吊唁死者的人致意，倘若不是老仆人提请他们注意身份特别高贵的吊唁者，他们便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所有这些来吊唁的人轻轻向他们滑行过来，轻轻滑行开去，并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单独或三三两两地抛锚停泊，一动不动地观看着这兄妹俩。这两人的脸上现出拘谨的、严肃克制的表情，直至车马总管或尸体运送公司老板——就是拿着预先印好的表格找过乌尔里希、在这最后半小时里至少上下楼梯二十次的那个人——终于从侧面向乌尔里希飞奔过来并带着小心翼翼有意显示出来的煞有介事神态、像一个副官在阅兵时向将军报告那样告诉他，一切已准备就绪。
由于送葬行列将庄严地穿过市区，所以人们稍晚一些才上车，而乌尔里希则必须作为前导走在其他人的前面，一边是皇帝和国王的地方长官，他亲自前来为一位上院议员送葬，在乌尔里希的另一边行走着一位同样高贵的人物，上院一个三人代表团中的最年长者；之后是另外两个有身份的人，然后是大学校长和评议会成员，在这些人之后，在看不到尽头的、各式各样身份渐渐由前向后递减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礼帽洪流之前，阿加特迈步行走，四周是穿黑衣服的妇女，这表明除官方首脑人物之外，私人悼念也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因为“纯粹有同情心者”的不规则的哀悼行列在这些有官方身份的人士的后面才开始，这个哀悼行列甚至有可能只由这一对年老的仆人夫妇组成，老两口孤单地跟在这支送葬队伍的后面走去。所以，这主要是一支男人的队伍；行走在阿加特身边的不是乌尔里希，而是她的丈夫哈高厄尔教授，他的这张上唇蓄着粗硬小胡子的似红苹果般的脸这时在她看来显得颇为陌生，隔着这块使她可以偷偷窥视他的又厚又黑的面纱带着深蓝色。在这之前的许多个时辰里一直和他妹妹待在一起的乌尔里希本人，一下子不由得感到，还是源出于大学建校时代的古老殡葬制度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了，他惦记着她，可是哪怕只是回头向她看一眼也不可以；他想出一句玩笑话，他们再次见面时他要用这句玩笑话欢迎她，可是他的思绪被地方长官夺走了自由驰骋的可能性，这位地方长官沉默不语、似君主般迈步行走在他身边，但却时不时轻声对他说上一句话，他必须接住这句话，他受到所有这些达官贵人直至校长和系主任们的另眼相看，因为他被认为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影子，而人们渐渐到处对这位伯爵的爱国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则使他声誉鹊起。
此外，路边和窗户后面已经聚集起看热闹的人，虽然他知道，一小时以后，简直就像一场演出那样，一切就将结束，可是在这一天他却还是特别生动地体味到了这一个个事件；对他的命运的这种普遍关注像一件厚毛皮镶边的大衣压在他的肩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传统习俗的笔挺的姿势。像一个浪潮那样作为这个行列前导的路边群众——他们闲谈、缄默不语并且又舒一口气——的激动情绪，教士的吸引力，人们料想得到的行将来临的土块落在棺木上发出的砰砰声，送葬行列郁积着的沉默，这一切像扣动一件古老的乐器那样扣动着身体上的脊椎骨；乌尔里希不胜惊讶地在自己内心感到一阵难以描绘的回响，他的身体在这响声的摇荡中挺直起来，仿佛这身体被这庄严的响声确确实实地支撑起来似的。就在这一天他与别人更亲近了的时候，他马上就想象，如果此刻他按糊里糊涂被当代承拉过来的奢华的原义真的以一股强大势力的继承人的身份昂首阔步，那么情况还会有多么的不一样。一想到这些，悲伤之情顿然消失，死亡便从一个可怕的私人事件变为一种在公开庆贺中发生的转化；那个受到可怕凝视的窟窿，人们习惯其存在的每一个人在他消失后的头几天里都会留下的那个窟窿不再裂开，继承者已经迈步行进入死者的位置，公众向他流露出这种气息，万灵节对于那个接过剑第一次在没有前列者的情况下独自向着他自己的终点迈步走去的人来说，同时也是一种庆贺成年的庆典。“我本来是应该，”乌尔里希不由自主地想，“合上我父亲的眼睛的！不是为了他或为了我的缘故，而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想法想到底；但是他不喜欢父亲，父亲也不喜欢他，鉴于这一秩序他便觉得这是对个人重要性的一种浅薄的过高估计，死亡之前个人的思维本就有股淡而无味、无足轻重的味道，而一切瞬间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则似乎都出自这个巨大身体，这个由徐徐穿过人群的送葬行列构成的巨大身体，尽管这个行列里混杂着闲暇、好奇和随大流的人。
然而，乐曲在继续演奏，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乌尔里希的情感摇来晃去，像在一个宗教仪式行列里撑在圣体上空的华盖。乌尔里希偶或照一下在他前面行驶着的灵车上的镜子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戴帽子的脑袋和肩膀，时不时地他在饰有家族纹章的棺木旁边那辆车的底部一再发现前几次葬礼残留下的旧的鳞状小蜡片，人们没有认真把它们擦掉；于是他就直截了当、不假思索地同情起他的父亲来，宛如同情一条在街上被车压了的狗。于是，他的目光潮湿了，当他越过这众多的黑色向路边的观众们望去时，观众们看上去就像沾湿了的五光十色的花；现在看到这一切的是他，是乌尔里希，不是曾天天生活在这里、况且对这种隆重的场面比他喜爱多得多的那个人，这种想法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他竟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当他离开一个他在一般情况下曾认为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会不在场。这动人心弦，可是乌尔里希并不曾因此而忽略到，这位把这天主教行列带到墓地并保持其整齐队形的殡仪馆经纪人或老板是一个三十岁开外、身量高大、体魄强健的犹太人：他蓄着一部长长的金黄色小胡子，像一个旅伴那样，口袋里装着证件，奔前跑后，不是在这儿用手指摆弄好一匹马的皮条上的什么东西，便是在那儿对乐师们低声耳语些什么。这又使乌尔里希想起，他父亲的尸体最后一天没放在屋里，是安葬前不久才又送回屋里来的，按照一条基于学术研究自由思想立下的将他供学术支配的遗嘱；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在这次尸体解剖手术之后人们将这位老先生只是凑合着重新缝上；如此说来，在反映出乌尔里希的图像的镜片的后面，这时正一起滚动着一件杂乱缝合的东西，它是伟大、美好、庄严的想象的中心。“佩戴着还是没佩戴着他的勋章呢？”乌尔里希愕然地心里暗想；他一直没想到过这件事，如今不知道人们在解剖后是否又给他父亲穿好了衣服，然后才将他入棺送回家里来。阿加特的吊袜松紧丝带命运如何，这也让人感到心里不踏实；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它，会以为这是大学生们开的玩笑。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十分为难，所以在他的感觉一刹那间几乎圆满地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梦的光滑外壳之后，当前的种种异议又将他的感觉化解为许多细节。他只还感觉到人类秩序以及他自身的荒谬、纷乱的摇晃。“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完全孤零零的了——”他想，“一根锚索已经撕裂——我在上升！”就在他在人墙之间继续迈步行走之际，对他在获悉他父亲的噩耗时所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的回忆现在又披上了他的情感的外衣。
七 收到克拉丽瑟一封来信
乌尔里希没有给他的熟人留下地址，但是克拉丽瑟从瓦尔特那儿得知地址，瓦尔特像熟悉自己的童年那样熟悉这个地址。
她写道：
“我亲爱的人儿——我怯懦的人儿——我的人儿！”
你知道吗，人儿是什么？我搞不清楚。瓦尔特也许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儿。（“人儿”两字下面都画上了粗线。）
你以为我是喝醉了酒去找你的吗？！我不会喝醉酒的！（男人会喝醉我不会。一件怪事。）
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你讲了些什么话；我想不起来了。我怕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我讲了我没有讲过的话。我没有讲过那些话。
但是应该写一封信说明情况——立刻就写！以前：你知道，梦怎样张开。你做梦时，你有时就知道：你曾经去过那儿，你已经和人谈过一次话或者——这情形，就仿佛你重新找到了你的记忆。
我清醒地知道，我曾经清醒过 ！
（我有同室过夜的人 。）
你根本不知道吗，谁是莫斯布鲁格尔？有些事我得给你讲讲：
突然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
这三个音调铿锵的音节。
但是音乐是欺诈。我是说，如果光是音乐的话。孤零零的音乐是唯美主义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生命的弱点。但是如果音乐与视觉相结合，那么围墙就会摇摆，坟墓里就会现出未来者们的生命。我不仅听见了这三个有音乐性的音节，我也看见它们了。它们在记忆中出现 。你突然知道：那儿，在它们出现的地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我给你的伯爵写过一封谈莫斯布鲁格尔的信：这样的事情人们怎么会忘记呢！我既听见又看见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站着、人在行走，正如你一直了解的那样，但是既有响声又可以看得见 。这种情况我描绘不清楚，因为才出现了三个音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谈论这件事，现在也许还为时尚早。
我对瓦尔特说：“我想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瓦尔特问：“谁是莫斯布鲁格尔？”
我回答：“乌洛的朋友，杀人犯。”
我们读了报纸；是在早晨，瓦尔特就要去上班。你记得吗，有一回我们仨都读报？（你记忆力弱 ，你不会记得的！）我展开了瓦尔特给我的那张报纸——左边一条胳臂，右边一条胳臂：突然我感觉到硬木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问瓦尔特：“不是昨天报上才登过布德维斯附近发生火车事故的事吗？”
“是的，”他回答，“你干吗问这个？一件小事故，死一两个人。”
过一会儿我说：“因为美国也发生了一起车祸。宾夕法尼亚在那儿？”
他不知道。“在美国。”他说。
我说：“司机们永远不会故意让他们的火车头相撞的！”
他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当然不会。”他说。
我问，西格蒙德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他不太清楚。
现在你看：火车司机们当然不会出于恶意让他们的列车相撞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呢 ？我告诉你吧：在这张巨大的罩住地球的铁轨、道岔和信号网里，我们大家都正在失去良心的力量。因为倘若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再次检验我们自己并且再次重视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总是作出必要的努力，防止出车祸。车祸是我们在迈倒数第二步时站住不动 ！
人们当然不可以指望瓦尔特会马上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我能获得这巨大的良心的力量，我曾不得不闭上了眼睛，免得瓦尔特察觉其中的闪光。
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以为我有义务结识莫斯布鲁格尔。
你知道，我的兄长西格蒙德是医生。他将会帮助我。
我曾等候他。
星期日他到我们这儿来了。
每逢把他介绍给什么人时，他就说：“可是我既不是——也不是有音乐才能。”这就是他的幽默。正因为他叫西格蒙德，所以他就既不愿意被人认为是犹太人也不愿意被人认为有音乐才能 [5] 。他是在瓦格纳热中出生的 。不可能让他作出一个理智的回答。我极力规劝他时，他总是只嘟嘟囔囔说胡话。他扔石头打鸟，用棍棒戳雪。他也想铲出一条路来；他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干他的事，据他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他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真奇怪，你竟从未遇见过他。“你们有一座很不错的菜园子！”他说。我揪他的耳朵，捅了他一下，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然后我们进屋走到瓦尔特身边，他当然坐在钢琴前，西格蒙德把上衣夹在腋下，把脏污的双手向高处举起来。
“西格蒙德，”我当着瓦尔特的面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支乐曲？！”
他咧嘴一笑，回答说：“永远不会理解。”
“如果你自己在内心做 这件事，”我说。“你什么时候会理解一个人？你必须一起做他。”一起——做 ！这是一个大秘密，乌尔里希！你得像他那样：但是不是你朝着他进去 ，而是他朝着你出去 ！我们拯救出去：这就是强烈的形态！我们参与人类的各种行为，可是我占满它们并超出它们。
对不起，我写这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列车相撞，是因为良心不迈出最后一步。社会各领域不会出现，如果人们不拉它们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有才智的人有义务进攻 ！他有这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但是西格蒙德，这个胆小鬼，他看了看表，说是该吃晚饭了，因为他必须回家。你知道吗，西格蒙德总是保持一种中间状态，他既有一个不认为自己业务能力很强的有经验医生的那种自命不凡，又有超然于精神传统已经又恢复了朴素和园艺劳动卫生术的合乎时代精神的人的那种自命不凡。但是瓦尔特却大声嚷嚷：“天哪，你们干吗谈论这样的事情？！你们究竟要对莫斯布鲁格尔怎么样！”这一招奏效了。
因为这时西格蒙德就说：“要么他有精神病，要么他就是一个罪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克拉丽瑟自以为能够改造他呢？我是医生，我总得也允许医院牧师自以为能做到这一点吧！她说‘拯救’？！唔，为什么她不应该至少见见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