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刷了刷自己的裤子，摆出一副平静的姿态，洗了洗手；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全谈妥了。
我们也已经找过弗里腾塔尔博士；这是个助理医生，他认识这个人。西格蒙德曾直截了当地说，他负责引见我，让我随便顶一个假的称号，说我是女作家，想见这个人。
可是这是个错误，因为这样直言不讳，对方只能说不。“假如您是塞尔玛·拉格洛夫 [6] ，我就会对您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我现在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这里可惜只承认学术上的兴趣！”
被认为是一位女作家，这真是妙极了。我盯住他的脸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比拉格洛夫还强，因为我不想为研究目的做这件事！”
他看了我一眼，随后就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您带着一封您的公使馆的介绍信来找医院院长。”他把我当作外国女作家，没明白我是西格蒙德的妹妹。
我们最后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我将不去见罹病的而是去见被拘禁的莫斯布鲁格尔。西格蒙德给我搞来一家慈善协会的介绍信和地方法院的批准书。后来西格蒙德告诉我，弗里腾塔尔大夫认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半艺术性的科学，西格蒙德称他为恶魔马戏团团长。可是这会中我的意的。
最美的就是，医院被安置在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我们不得不在过道的一端等候，讲堂在一座小礼拜堂里。它有大的教堂窗户，我可以从庭院往里看。病人们都身穿白衣，坐着听教授讲课。教授极其亲切地向他们俯下身去。我暗自寻思：现在人们也许会把莫斯布鲁格尔带来。我感到，我想从高大的窗户飞到讲堂里去。你一定会说，我不会飞：那么就从窗户跳进去？可是跳我是肯定不会跳的，因为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希望，你不久会回来。这些事情人们永远表达不出来。在信里尤其说不清楚。
下面是画有粗线条的署名：“克拉丽瑟。”
八 两个人的家庭
乌尔里希说：“如果两个男人或女人不得不在较长时间内合住一个房间——在旅途中，在卧车里或者在客满的旅店里——那么，他们往往会奇特地成为朋友。每一个人上床睡觉时都有不同的漱口或弯腰脱鞋或弯曲大腿的方式。内衣和服装大致相同，细看起来却有无数细微的不同之处，它们一一呈现在眼前。开始时——很可能通过今日生活方式的过度紧张的个人主义——有一种阻力，它像一丝轻微的厌恶，它阻挡彼此过分亲近，阻挡伤害自己的个性，一天没被克服，它就存在一天；后来便产生出一种亲密关系，它像一个疤痕那样显示出一个不平常的起源。许多人在经历了这一转变之后表现出比平时更高兴的样子；大多数人更和善了；许多人更健谈了；几乎所有的人更和蔼可亲了。性格变了，人们几乎可以说完全变成一种不那么古怪的性格了：明显被认为不舒适和是一种降低的、但却是不可抗拒的第一个‘我们’征兆取代了‘自我’的位置。”
阿加特回答：“在女人之间尤其存在着这亲近相聚时的嫌恶情绪。我始终未能习惯于与女人相处。”
“这种情况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乌尔里希说，“它在那儿只是被爱情交易的义务遮盖住了而已，这些义务立刻占去了注意力。但是这些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人往往突然从这种爱情交易中醒来，随后便看到——按他们的特性分别怀着惊奇、讥刺或渴望逃避的心情——一种完全陌生的本性在他们身边蔓延；有些人甚至在许多年以后还是这样的情形。后来他们说不出什么更自然：是他们与别人的结合呢，还是他们的‘自我’从这种结合向着它的独一无二性的错觉作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反弹——因为两者都符合我们的天性；两者在家庭概念里都给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不是完整的生活；年轻人在家庭圈子里就会觉得自己受到掠夺，影响减弱，头脑不清醒。你看一看未出嫁的老闺女：她们受到家庭榨取、被家庭吸尽膏血；她们已经成为‘我’和‘我们’之间的极其奇特的两性人。”
乌尔里希感到克拉丽瑟的信是一种干扰。信中那跳跃式的情感爆发远不如她在内心深处为一个显然疯狂的计划所做的那种平静的、几乎看似理智的工作让他内心感到不安。他在心中暗想，他回去后一定得跟瓦尔特谈谈这件事；打这以后他便故意谈论别的事情。
阿加特伸直身子躺在沙发榻上，她抬起一个膝盖，热烈地接过他的话茬儿：“你自己用你所说的话说明了，我为什么必须再次结婚！”她说。
“然而在这所谓的‘神圣家庭情感’上，在这种互相溶化上，在这种互相服务、在封闭的圈子里的无私运动上，却也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乌尔里希没有任何顾忌地继续说；阿加特感到惊讶，每逢他的话已经近在咫尺的时候，他的这些话便总是又离她而去。“这个集体的‘我’通常只是一个集体利己主义者，于是强烈的家庭意识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不堪忍受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把这种无条件互相替代、这种共同战斗和承担创伤想象为一种令人不快的、深深植根在人类的时代之中的，甚至已经在牲畜群里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情感。”她听见他这样讲；她无法在听他讲话时多加思索。在听到以下这句话时她也不能多加考虑：“一如根源已消失的所有旧有的状态那样，这种状态同样也很容易蜕化变质。”他最后说出这样的话：“人们很可能必须要求个人就具有某种特别井然有序的特性，如果个人所构成的整体不该成为一幅毫无意义的讽刺画的话！”这时，她才觉得自己又在他身旁受到很好的照料，并且想在望着他的时候不让眼睛闭上，使他不致在这时候消失，因为这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他坐在这里，讲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高处消失，一下子又像一个给树枝绊住的橡皮球那样坠落下来。
兄妹俩于傍晚时分在接待室里相遇，人们自葬礼以来已写了几天的论文。
这间长形客厅不仅在风格上按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的艺术风格布置，而且其摆设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品；窗户之间悬挂着镶平滑金框的高大长方形镜子，略显呆板的椅子靠墙摆放着，致使空荡的地板似乎用其暗下来的光亮充斥了这间房间并且正在填满一个人们犹豫不定地把脚伸进去的浅浅的盆地。在这个雅致而不宜居住的客厅的边上——因为书房腾给乌尔里希了，他第一天早晨就已经在书房里住下——大致就是在有一个挖出来的边角壁龛的那个地方，壁龛里是炉子，它像一根式样简朴的柱子，顶端托着一个花瓶（正好在它正面中线一个在齐腰深处绕炉子一圈的壁架上有一个单独的烛台），阿加特在那儿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极富个人特色的半岛。她让人搬去一张无靠背矮沙发，在地上铺上一块地毯，这地毯的古旧的红、蓝双色和无目的无穷尽重复出现的床铺上的土耳其图案一道构成对柔和的灰色和合理且飘浮的线条轮廓的一种严重挑战，而根据祖先的意志这种灰色和线条轮廓则是这个房间的主要色调。此外，她还用一棵绿色、大叶的一人高的植物冒犯了这个自由放荡和高尚显贵的意志。这棵植物是她从丧礼装饰物中截留下来的，她将它连同那只提桶一道放在头部那一边当作“森林”——若摆到另一边就当作又大又亮的落地灯，它可以方便她躺着阅读书报，并且在这间房间的古典主义氛围中看上去就像一盏探照灯或一根天线杆。这座客厅连同它那分格天花板、壁柱和柱式小柜几百年里很少有什么变化，因为它很少被使用并且从未被真正纳入其后来的拥有者的生活轨迹之中；也许在老祖宗那个时代墙壁还蒙着细软的织物，它们没有现在使用的这种浅色油漆涂料，而且椅子套的样子可能跟现在的也不一样，但是，如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客厅，阿加特却是自童年时代起便知晓的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她的曾祖父母，抑或是陌生人，把住所装修成这样，因为她从小在这所房屋里长大，而她所知道的、留在她记忆中的唯一的一件奇特的事，就是她总是怀着一种惊怯的心理走进这间屋子，这是人们要孩子们当心某种容易被他们毁坏或弄脏的东西而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惊怯。可是如今她已经脱下过去岁月的最后象征，脱下这身丧服，又穿上了她那身睡衣裤，躺在这张渗透着叛逆精神的沙发榻上，从清晨起就一直在读着她搜罗来的好书和坏书，她时不时中止阅读，吃点东西或小睡一会儿；当这样度过的一天时近黄昏的时候，透过渐渐暗下来的房间向已经完全沉浸在昏暗光线中、像船帆那样在窗前鼓胀起来的窗帘望去，看着看着便觉得，仿佛她正紧挨着的光环遨游于这个既僵硬又柔和的房间里，她刚刚才停下来。她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她兄长发现的，他一眼便看到她这块被灯光照亮的小天地；因为他也熟悉这间客厅，甚至可以给她讲述：这幢房屋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后来他大概家道中落，他们的当皇家公证人的曾祖父看到有利可图，便趁机买下了这所漂亮的府邸。此外，乌尔里希也了解有关这间客厅的其他种种情况，他曾仔细看过这间客厅；给他妹妹留下特殊印象的，是这样的说明：在他们曾祖父那个时代，人们觉得这样一种呆板的摆设简直特别自然；要她明白这个道理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她觉得这就像听一堂抽象难懂的几何课；过了好一会儿工夫，她才渐渐领悟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这个时代如此充斥着巴罗克式的鲜艳夺目的形态，致使她自己的对称的、有些呆板的举止被这个脆弱的，自以为是在按照一个纯粹的、不矫饰的和被认为是理智的人的意愿行事的错觉掩盖住了。但是，当她终于形象地想象这种观念的转变及其种种由乌尔里希添加上的有关细节时，她觉得，去了解许多迄今作为她的生活的总体经验一直为她所蔑视的情况，这是一桩赏心乐事；当她的兄长想知道她在读什么，她便迅速用身体压住她的所有的书，虽然她勇敢地声称，好书坏书她都喜欢读。
乌尔里希上午工作，随后便离开了家宅。他希望能静下心来，直至今天他这个希望还没实现；原本指望惯常的生活的中止会带来的那种促进作用被新情况造成的种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给抵消掉了。葬礼之后，当开始时显得十分活跃的与外界的种种关系突然中断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变化。兄妹俩——他们只是以一种他们父亲的代表的身份在几天里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并感觉到了与他们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在这个城市里除了瓦尔特的老父以外不认识任何他们想拜访的人，考虑到正在服丧期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邀请，只有施翁教授不仅出席了葬礼，而且也还在第二天前来询问，他的已故亡友是否有一份论述降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遗稿，说是人们期盼着这份遗稿会在亡友死后发表。从一种不停地引人注目的动荡不安向着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宁静的这种突然过渡如今产生出一种简直是身体上的撞击。更何况，他们还总是睡在他们的从前的儿童寝室里，因为这宅子里没有客房，他们睡在阁楼上临时搭起的床铺上，四周摆放着儿时用过的物件，这具有一间躁狂症者囚室的某种设备简陋的特性，它带着桌子上或地毡膜上油布的光泽——这幢石块建筑物曾将其建筑式样的固执念头融入这荒凉的光泽中——一直挤向梦幻的边缘。这些回忆，像它们让人对之作好了思想准备生活那样无意义和无穷尽，它们让兄妹俩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的卧室，只隔着一间存放衣服和家用什物的小房间，至少相互毗邻；由于洗澡间在下一层，所以他们早晨醒来后也相互依赖，从早晨起便相遇在空荡荡的楼梯上和屋子里，不得不互相照应着，得共同回答一下子突然交托给他们了的这一套陌生家底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然也感受到了那种尴尬，这种既十分亲密又是未料到的联合不会没有的那种尴尬：它像船只失事使他们漂流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孤岛上的这种奇异的尴尬。两者都导致他们在头几天——这几天的过程他们影响不了——之后立刻便谋求独立，但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其说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顾及对方才这样做。
所以，就在阿加特在客厅里营造自己的半岛之前，乌尔里希已经起床，他悄悄走进书房，搞起他那中断了的数学研究来，不过与其说是想搞出成果还不如说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可是令他吃惊不小的是，他居然随即在一个上午的不多几个小时里做完了一切除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之外的、搁置了几个月的事。协助他意外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那些打破常规的想法之中的一个；至于说到那些想法，那么不但可以说当人们不再期盼它们时，它们才会出现，而且甚至也可以说它们的出乎意外的闪现令人想起一位情人突然露出喜悦的神情，惊愕的求婚者早就认识这位情人，用不着拿别人去和她进行比较。促使产生这样的想法的，不仅有理智，而且一直也有某一个激情的条件；乌尔里希的心情就仿佛此刻他必定会变得成熟完善、放荡不羁起来似的，甚至，由于既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也看不出有什么目的，他简直觉得自己已经提前变得成熟完善了，而这就把剩余下来的能量推进外面的梦幻之中。他看见了人们可以将这个已经解决了它的任务的思想也应用到重大得多的问题上的可能性，玩耍似的勾画一门这样的系统学的初步幻象，并且觉得自己在这些幸福松弛的时刻里甚至受到施翁教授暗中授意的诱惑，还想试一试重操旧业，寻找发挥作用、产生效果的途径。但是，当他在不多几分钟的这种有理智的适意之后冷静地考虑，倘若他受自己的虚荣心驱使，现在还作为迟到者选择在大学从教这条路，这将会带来哪些后果，他竟破天荒第一次感到自己年龄太大不宜从事一项事业，而且自从少年时代以来他就始终不曾把这个半无个性的年龄观念看作是某种有独立内涵的东西，并且迄今为止也同样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些事你再也没有能力去做了！
当乌尔里希事后于傍晚把这种感受讲给他妹妹听时，他不经意地使用了“命运”这个词儿，这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想知道，“命运”是什么。
“‘我的牙痛’和‘李尔王的女儿’之间的一种中间物！”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是爱用这个词儿的那种人。”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生命的礼赞；他们想获得一种命运，却不知道，命运是什么。
乌尔里希回答她：“在以后的、信息更发达的时代里，‘命运’这个词儿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统计学的内容。”
阿加特二十七岁。相当年轻，足以还保存几个人们先培养的那种感觉形式；相当年长，足以隐约感到这为现实所填满的另一种内容。她回答：“衰老本身大概就已经是一种命运。”话音刚落，她便对这个答复感到很不满意，这个答复以一种她觉得是不知所云的方式显示出她那种年轻人的伤感。
但是她的兄长没在意，他举例说：“当我成为数学家的时候，我想在学术上获得成功，便全力以赴去争取，尽管我只把这看作是获取别的什么的预备阶段。我的头几篇论文也确实曾——当然不完善，开头总是这样的嘛——包含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当初是新的，它们不是一直没受注意便是甚至遭到反对，虽然我在其他各方面都受到友善对待。如今人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之为命运：不久我便失去耐心，不想继续用我的全部力量去锤打这个楔子。”
“楔子？”阿加特打断他的话，仿佛这个既带男性又带劳动者色彩的词儿的发音绝对给她添了烦恼了似的，“你为什么称这是楔子？”
“因为这只是我首先想做的事：我想像推进一个楔子那样把这向前推进，可后来就失去了耐心。今天，我也许就要完成我的最后这篇还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论文，我认识到，假如我当初运气稍好些或表现出更强的毅力，那么我如今很可能就可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地把我自己看作一场运动的领袖。”
“你还可以把这追补回来的嘛！”阿加特这时又说，“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轻易就变得老朽不中用的。”
“不，”乌尔里希回答，“我不愿意追补！因为这虽然令人惊异，但却是真的：这样做客观上——对事物的进程，对学术本身的发展——丝毫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可能超前于我的时代十年；但是，别人没有我稍慢一点，从别的途径也走到了那儿，我至多也就是可以稍许快一点把他们引到那儿而已，而我生活中的这样一种变化是否就足以使我自己带着新的领先距离超越出这个目标，这就很成问题了。于是你就有了人们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但是这导致某种极其没有个性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他继续说，“我年纪越大，便越频繁地觉得，我曾憎恨过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却绕着道儿与我自己的道路按同样的方向走向，致使我再也不能贸然剥夺它的生存权利；或者就是，我曾为之激动过的思想和事件受到损害。人们是否激动以及人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投入自己的激动情绪，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似乎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一切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一切都为一种讳莫如深和不容争议的发展服务。”
“从前人们把这归因于上帝的旨意。”阿加特皱着眉头回答，带有讲述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而且颇有些不敬的味道。
乌尔里希回想起，她是在一家修道院里长大的。她穿着下面系紧的长裤躺在沙发榻上，他坐在沙发榻的脚端，落地灯把他们共同照耀，致使他们所在的黑乎乎的地板上出现一大片光亮。“今天命运反倒给人以一个总体的高一级运动的印象，”他说，“人们处在这个运动之中并受其推动。”他记得有一回自己曾想到过这样的念头：今天每一个真理都分裂成为残缺不全的东西来到世上，可是，尽管如此，一种更大的总体成果可能就会以这种轻浮而灵活的方式生成，仿佛每一个人都在严肃而孤单地追求整体义务似的。有一回他曾陈述过这个像钩子那样扎在他的自尊心上的、却还不无伟大可能性的思想，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他并不认真看待的结论：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再没有什么像这个结论这样离他如此遥远的了；恰好现在，就在他的命运似乎已经让他下车并且没留给他任何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对他的虚荣心来说是危险的时刻，在这个他受到特殊的推动也还完成了把他和他的较旧的时代结合起来的最近这件事，完成了这项迟到者的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说恰好在他本人完全是一张白纸的这个时刻，他感觉到的不是一种对自己的放弃，而是新的紧张，这是自他启程以来所产生的新的紧张情绪。它没有名字；人们不妨说，一个年轻的、与他有血亲关系的人向他讨教，人们同样也可以说点别的：但是他极其敏锐地看见了房间墨绿底色上那闪亮的淡金黄色苇席，苇席上是阿加特的丑角服的细小方块，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这轮廓清晰、形态模糊的他们的偶然相聚。
“刚才这话你是怎么说的？”阿加特问。
“人们今天还称之为个人命运的东西，正在受到集体的和最终可以用统计方法把握住的事件的取代。”乌尔里希重说一遍。
阿加特想了想，随后她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人们被统计学溶解，这难道不是一桩神奇的事吗；爱情早已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她说。
这诱使乌尔里希突然给他妹妹讲述他写完论文后离开这屋子走进市中心打算去排解排解残留下来的游移心态时所遇到的情况。他本不愿意谈这件事，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件太带有个人色彩的事。每一次，只要他的旅行把他带进城市，而他在这些城市里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便总是很喜欢这种由此而生成的特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少有这一次这么强烈的。他看到了电车、汽车、橱窗、大门的颜色，教堂尖塔的形状，人的面孔和房屋的正面；不管它们是否也显示出一般的欧洲的相似性，这目光都从它们上面掠过，像一只在一片带陌生诱惑的田野上迷了路、虽想安顿却又不能安顿下来的昆虫。这种漫无目的的行走和一个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城市里的清楚的定规，这种增强了的紧张经历和增强了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还因这样的信念而有所加强：重要的不是某个人，而只是这些面孔的总和，这些被身体卷起来的，彼此合并为胳臂、大腿和牙齿大军的运动，这些拥有未来的运动，这种情况能够唤醒这样的情感：人们觉得自己作为还在全身心地独自行走的人已经简直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近乎犯罪的了；但是如果人们随后还继续顺从这种情况，那么从中也可能会突然产生出一种如此愚蠢的、肉体上的舒适感和无责任心，仿佛身体不再属于一个感性的“我”被锁在小的神经末梢和神经纤维里的世界，而是属于一个充满着不清醒的甜蜜舒适感的世界。乌尔里希就是用这样的话向他的妹妹描述，什么也许是一种没有目标和虚荣心的状况的后果，或者是受贬低了的性格幻觉的后果，但是也许也无非就是“众神的原始神话”，那种“自然的双重面孔”，那种“给予的”和“索取的”看见，他简直像一个猎人那样藏在那后面。他急切地想知道，阿加特会不会表示或显现出一种认可的征兆，表示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当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时，他便再次解释说：“这就像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人们感到受到拥抱，被搂抱并且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无意志而舒适的依赖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依然头脑清醒并且有能力作审美批评，甚至准备跟这些充满未曾显现的非分要求的事物和人展开争执。这就是，仿佛在我们内心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层面，它们在平时深深保持着平衡。既然我们谈到了命运，这也就是，仿佛人们有两个命运：一个活跃而不重要的、正在发生着的命运，还有一个静止而重要的、人们永远不会获悉的命运。”
这时，长时间一动不动倾听着的阿加特突然说道：“这就好像人们在亲吻哈高厄尔！”
她双肘支撑着，笑了起来；大腿还一直伸直着搁在她的床铺上。她添上一句：“当然，像你描述的那么美好，这可是没有的事！”乌尔里希也笑了起来。他们为什么笑，这不太清楚。这一阵笑不知怎么地是从空气中或者从屋子里向两个人袭来的，或者是从最近几天隆重的、无益地触及来世的事件留在他们心头的遗迹中，或者是从他们在谈起话来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寻常的喜悦中；因为每一种受到高度培养的人类的风俗在自身中就已经孕育着更迭的萌芽，而每一次越出常轨的激动很快就蒙上一层淡淡的悲伤、荒谬和厌倦。
以这样的方式、绕着这样的弯子，他们随后便终于并且似乎为了休养生息对无关痛痒地闲谈起“我”、“我们”和“家庭”来，并作出了这个在嘲笑和惊愕之间摇摆不定的发现：他们俩组成一个家庭。就在乌尔里希谈论对团体的渴望的时候——又是怀着一个使自己遭受针对自己本性的痛苦的男人的那种热情；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痛苦是针对他的真实本性还是针对他的假定本性——阿加特倾听着，他的话怎样向她趋近、后来又怎样离去，而他则发现，他长时间地在她的形象中——这个形象在明亮灯光下穿着她那身乖张的衣服在他面前显得未受保护——搜寻着某种会使他感到厌恶的东西，这是他的习惯使然，但却什么也没发现；他怀着一种以往从未感受到的好感对此表示感谢。他对这次谈话感到心醉神迷。但是当谈话结束时，阿加特无拘束地问：“那么你究竟是赞成你称之为家庭的东西呢，还是你对此持反对态度呢？”
乌尔里希回答说，问题根本就不在这儿，因为他其实是谈到了一种世人的游移不定，不是他个人的优柔寡断。
阿加特沉吟片刻。
可是最后她突然说：“这个我可是无法加以判断！但是我想有朝一日一心一意也……就是嘛，不管用什么方式也这样生活！你不想也试一试吗？”
九 阿加特，当她不能和乌尔里希谈话时
在阿加特登上火车、开始作一次出乎意料的旅行去见她父亲的时刻，发生了某种跟突然断裂有惊人相似之处的事情；启程的瞬间所爆裂成的这两个部分互相蹦离得如此之远，仿佛它们从来就不是属于同一个整体似的。她的丈夫把她送到车站，在她驶离的时候，他像在告别时理应的那样脱下了帽子，把它，把那顶硬挺、圆形、黑色、显著变小的帽子斜着向前伸向空中，这使阿加特觉得，仿佛火车迅速向前行驶，站台以同样快的速度在向后倒退似的。虽然她刚才还认为她不会出门太久，丧事一办完就立刻返回，但是此时此刻，她打定主意不再返回，而这时她的意识则变得焦灼不安起来，就像一颗心，这颗心一下子看到自己逃脱了一个它懵然无知的危险。
阿加特事后想起这件事来，对此并不完全感到满意。她不赞成自己的这种态度，这种状况使她想起了她在童年时代，就在刚开始上学后不久得的一场怪病。当初她发了一年多的低烧，热度既不升高，也不减退，她瘦成皮包骨，这让医生们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找不到病因。这场病后来也从未弄清楚过。眼看着大学里的著名医生们神情威严、满怀智慧地第一次走进房间，一星期一星期地逐渐失去一些他们的自信，阿加特心里颇为得意；虽然她顺从地服用开给她的每一剂药，而且确实很想康复，因为人们要求她康复嘛，可是她却为医生们的处方无济于事感到高兴；在她的形容越来越显得消瘦的同时，她却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尘世的或者至少是异乎寻常的状态之中。她为只要她有病大人们便对她没有控制力感到自豪，她不知道自己的小小躯体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到头来这个身体自愿康复了，而且是以一种显然同样不平常的方式。
后来，仆人们对她讲起这件事，她对此几乎已经懵然不知。仆人们声称，她让一个经常到屋里来、但有一回被粗暴地轰出门去的女乞丐用魔法给迷住了；阿加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这种说法上有多少真实成分，因为管家夫妇虽然喜欢煞有介事地作些暗示，但却从不作任何说明并且对据说是阿加特的父亲颁布的一项严格的禁令表现出恐惧的心理。她自己只记住了这个时期里的一个唯一但却生动的景象：她看见她的父亲在眼前浮现，看到他怎样怒火中烧痛地打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并多次张开手掴耳光；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看到这个个头矮小、平时一向极其正直理智的人完全变了样子、丧失了理智；但是她却记得，这事不是在她患病之前，而是在她患病期间发生的，因为她分明知道，她当时躺在床上，而这张床不是摆在她那间儿童寝室里，而是摆在下一层楼的“成年人身边”，摆在一间住房里，仆役们是不会让那个女乞丐进入这间住房的，即使她在厨房、洗衣间和楼梯间里并不是陌生人。是的，阿加特觉得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她患病的末期，她觉得这件事发生后不几天她便突然康复，便怀着那种奇怪的焦急心情从床上一跃而起，这场病就和它开始时一样意想不到地以这种焦急心情结束。
然而，对于所有这些记忆中的事，她都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抑或是烧热发作时的一种臆想。“很可能这件事只是来得有点蹊跷，”她气恼地想，“这些印象居然能这样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而我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出租车在石子路面铺得低劣的胡同里颠来簸去，妨碍正常谈话。乌尔里希曾建议利用冬季天气干燥作一次郊游，而且也选中了一个目的地，这其实不是什么游览地，但却是向半记忆中的自然景色的一次挺进。现在他们待在一辆汽车里，这辆汽车将把他们送到城市边缘。“这件事一定来得有点蹊跷！”阿加特暗自重复她方才想过的这句话。她在学校里学习也有类似的特点，她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愚笨还是聪明，心甘情愿还是勉勉强强：人们要求她作出的回答毫不费劲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可是她却始终不开窍，不明白这样学习的目的何在，她觉得自己受到内心深处的一种漠不关心态度的保护，是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损害的。得了那场病之后，她跟从前一样高高兴兴地又去上学了；由于一个医生想到了一个主意，觉得消除她在父亲家宅的寂寞、让她和同龄人生活在一起，这也许有好处，人们便把她送进一所教会学校去学习：在那里她也被视为性情开朗、易受管教，后来她就上了九年制高级中学。每逢人们告诉她什么事情是必要的或者真的，她便总是以此为准并乐意接受一切人们要求于她的，因为她觉得这样最不费劲；对与她没有关联并且显然属于一个按父亲们和教师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世界的固定规章制度做出什么反对的行为来，她觉得这是荒唐可笑的。可是她对她所学的东西一个字也不信，而由于她尽管有着她那看似顺从听话的举止，却并不是模范学生并且在愿望与信念发生抵触时总是从从容容地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受到同学们的尊敬，甚至钦佩和喜爱，这是善于举止潇洒就可以在学校里获得的那种好感。甚至，可能是她自己安排好了这场奇特的儿科疾病，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此外她一直是身体健康、从不精神紧张的。“简直就是个懒懒散散、毫无价值的人！”她无把握地断定。她记得，她的女友们常常比她自己更强烈地对呆板的寄宿学校校纪表示不满，她们何等义愤填膺地对这秩序进行了攻击；然而，她经观察发现，原来恰恰是那些对个别部分反抗最烈的人，后来对整个生活都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这些女孩子后来都成为家境优裕的妇人，她们教育她们的孩子时所使用的方式，跟她们自己所遭遇到的没有许多不同之处。所以，她尽管对自己不满也并不确信，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会更好一些。
阿加特憎恶女性解放，简直就跟她藐视让男人为自己筑窝的女性孵化需要一样。她乐意回忆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胸脯绷紧衣服并且带着炽热的嘴唇行走在空气清凉的街道上的那个时代。但是，像一个圆溜溜的膝头从粉红色丝网眼纱里露出来那样，女人的发达的性爱活动从遮蔽住的少女时代显现出来，这在她的一生中都曾在她心头激起过鄙视。每逢她问自己，她究竟有什么信念，便总有一个感觉回答她，说是她是被选定要去经历某种异乎寻常、另一种性质的事情；当初她对人情世故还几乎懵然无知并且对人们教给她的微不足道的知识不相信的时候，她就已经有这种感觉。她始终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与这种感觉相适应的积极性：万不得已时，就一切顺其自然，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阿加特斜睨了乌尔里希两眼，他神情严肃、挺直身子在车里摇晃；她回想起，她虽然不喜欢她的丈夫但却没在新婚之夜就从他那儿逃去，对此他在第一天晚上表现出了多么大的不理解。在她等待他到来之际，她曾对她这位兄长怀有极大的敬意，可是现在她微微一笑并悄悄回忆起最初几个月里哈高厄尔的厚嘴唇在又短又硬的胡子里爱恋地撮成圆形时给自己留下的那个印象：整个脸随后便团成厚皮皱纹向嘴角延伸开去，她一见顿时便有一种厌腻的感觉：噢，这个人多丑！他那种轻微的教师虚荣心和宽容，她也是像忍受一种单纯身体上的厌恶——说这种厌恶在内部，倒不如说是在外面——那样忍受住了。在最初的惊异过去之后，她有时曾移情别人欺骗过他。“不妨这么说，”她心中暗想，“在最初的时刻，一个没有经验、知觉沉寂的人觉得对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的渴求就像霹雳砸在房门上！”因为她证明自己缺乏不忠实的才干：她一结识情人，马上就觉得他们不比丈夫更有魅力，她很快便以为，一个黑人部族的舞会假面具和欧洲男人戴的爱情假面具，她都可以同样认真地加以对待。倒并不是说她从来也没有丧失过理智，但是在进行最初几次重复尝试时热情就已经消失！经阐明了的想象世界和爱情的装腔作势并不让她陶醉。这些主要由男人加以充实的、其全部要旨就是“据说艰难生活有时也有一个软弱时刻”的心灵导演规章——连同某一个变软弱的亚种：这种沉没、这种止息、这种被接受、这种献身、这种屈服、这种发疯等等——她觉得这都是过甚其词，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软弱，在一个由男人的实力建造起来的世界上。
直截了当地说，阿加特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哲学是女人的哲学，这个女人做什么事都不甘示弱并且不由自主地在观察男人企图在什么方面压倒她。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被倔强地掩饰住的沮丧；一直还搀杂着想促成一种陌生解体的受遏制的意愿，这种意愿也许甚至会随着表面反抗的减弱而增长。由于阿加特书读得很多，但天生不喜欢搞理论，所以她在将自己的经历和书本上和剧院里的理想加以比较时便往往有机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惊奇：既不是她的引诱者们像陷阱迷惑一只野兽那样吸引住她——果真是那样的话倒也就符合唐璜式的自画像了，当初一个男人寻花问柳时惯常持这样一种态度——也不是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的共同生活按斯特林堡 [7] 的方式演变成为一场两性间的斗争，被俘获的女人——这是次要时尚——使出各种手段将她们的既专横又笨拙的主宰折磨致死。她与哈高厄尔的关系反倒跟她对他怀有的更深层的情感相反，一直是相当良好的。乌尔里希在第一天晚上为此使用了诸如惊恐、震惊和强奸这样的大字眼，它们完全是不恰当的。就在回想这件事时阿加特还在倔强地想，她为未能好好侍奉人而感到惋惜，在这门婚姻中一切反倒是进行得很自然的。她的父亲提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支持这个男子的求婚，她自己曾决定重新结婚：好吧，那就结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这既不是特别美好，也不过分令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现在她还感到抱歉，她总是有意伤害哈高厄尔，只要她想这么干！她不曾希望得到爱情；她曾以为，不管怎么总会行的，他是个好人嘛。
毫无疑问，他是那些总是带着善意行动的人中的一个，但他们自己身上没有善意。看来，一旦善意变为善良的意愿或行动，它同时也就会从人的身上消失！乌尔里希是怎么说的？一条推动工厂运转的小河失去了自己的落差。这话，这话他也说了，但是这不是她所寻找的话。现在她找到的：“看来，其实只有不做许多好事的人才有能力保持其全部善意！”但是这时，就在她想起这句话来的时刻，显而易见，想必当初乌尔里希就是这么讲的，她却觉得这句话荒唐透顶。人们不能断章取义单单摘出谈话中这一句来嘛。她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这些话，用它们换成相似的话；但是这时便显示出第一句话是正确的话，因为别的话都是白费唇舌，它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话乌尔里希是这么说了的，但是：“人们怎么能把行为坏的人称为好人呢？”她这样想。“这确实是一派胡言！”在他讲出这些话来的时候，这个论断尽管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但却是神奇的！“神奇”不是表达这个意思的恰当字眼：当她听到这句话时，她几乎高兴得恶心！这样的话语说明了她的全部生活。譬如这句话吧，就是在他们最近作长谈时讲的，在葬礼之后，在哈高厄尔教授已经又动身离去了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了，她的行为一直是多么漫不经心，当初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她简单地以为“总可以以某种方式”和哈高厄尔一起过下去的，因为他是个“好人”嘛！这样的意见乌尔里希经常发表，它们在某些个瞬间使她的内心完全充满幸福或不幸，虽然人们不能“保存”这些个瞬间。譬如什么时候，阿加特暗自思忖，他曾说过，他或许会爱一个小偷，但是爱一个按照习惯诚实的人，他才不呢？她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可是最妙不可言的是，她很快便觉察到，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她自己这样断言过。他所说的话当中的许多话她自己就已经考虑过，只是没有说出口来而已。因为这样明确的论断，像从前那样单凭她独自一人，是永远也提不出来的！阿加特，在行驶在市郊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并把这两个无力说话的人用一张机械震动的网裹住的汽车的来回跳跃颠簸中，迄今一直感到很舒适，她在自己的思潮起伏中使用她丈夫的名字时并不怀有什么别的情感，她仅仅是把这视为这些思绪的时间和内容限定；但是这时不知怎么地有一种无尽的惊恐渐渐袭上她的心头：哈高厄尔曾实实在在地到她这儿来过！迄今她想到他时的那种公正态度顿时一扫而光，她的咽喉痛苦地抽紧。
他是葬礼那天早晨到的，尽管姗姗来迟却深情而急切地希望还能见上岳父一面，他去了解剖室，延误了盖棺的时间，以一种得体的、诚实的、紧凑的方式显得心情十分激动。葬礼后阿加特推说极度疲劳，于是乌尔里希就不得不和他的妹夫一道到外面去用餐。据他后来讲，哈高厄尔的絮絮不休惹得他直冒火，就像一个太紧的衣领，所以他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走。哈高厄尔打算到首都去参加一个教育日活动，然后再在那里用一天时间到部里去办事和进行参观，他曾打算在这之前拿出两天的时间，作为殷勤周到的丈夫在他妻子身边度过并过问一下她的遗产继承事宜；但是按照事先和他妹妹商量好的，乌尔里希编造了一则故事，让在住所接纳哈高厄尔显得是桩不可能做到的事，并通知他说，已经在市里的头等饭店里为他订好了一个房间。哈高厄尔像预料的那样迟疑不决：住饭店不方便、昂贵、由于礼节的关系房费得由他自己支付；另一方面，也许也可以用两天工夫在首都办事和参观，如果在晚上动身，还可以节省一夜的宿费呢。于是，哈高厄尔假惺惺地故作姿态，说是让乌尔里希为他操心，他心里很过意不去。最后，他坦白说出了自己的几乎不能更改的决定：他当天晚上就走。这样，就还只剩下继承问题有待处理了，想到这里阿加特又微微一笑，因为遵照她的愿望乌尔里希告诉她的丈夫，说是遗嘱几天以后才可以开启。说是有阿加特在这儿呢，她完全可以维护他的权益，他也将会收到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此外凡是涉及到家具、纪念品等等物件，乌尔里希作为单身汉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完全可以满足他妹妹的愿望。末了他还问哈高厄尔是否同意，倘若他们打算卖掉这幢无人居住的房子的话，这个表态当然没有约束力，因为他们之中还没有哪个看见过遗嘱；哈高厄尔表示，这当然没有约束力：他暂时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必须保留在确实付诸实施时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这一切都是阿加特向她的兄长建议的，他鹦鹉学舌般说了这些话，因为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一心只想摆脱哈高厄尔。可是阿加特突然重新感到恶心，因为在她这样成功地安排了这件事之后，她的丈夫在她兄长的陪同下还到她这儿来向她辞行。阿加特采取尽可能不友好的态度并声言，她说不好什么时候回去。她了解他的为人，所以马上便察觉到，他对此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并且对他如今因决定立即动身离去而显得自己冷酷无情感到很生气；他还事后突然对要他住旅馆的这个无理要求，对他受到的冷遇感到恼火，但是由于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所以他没吭一声，决定以后再跟他妻子去算这笔账，在拿起帽子之后便按惯例吻了她的嘴唇。这个吻，这个让乌尔里希在一旁看见了的吻，它似乎让阿加特无地自容。“这怎么可能呢，”她惊愕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在这个人身边忍辱含垢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难道我不是已经不加反抗地忍受了我的全部生活了吗？！”她强烈责备自己：“哪怕我有一点点骨气，就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阿加特把脸从她迄今一直在打量着的乌尔里希身上扭开，向窗外望去。低矮的市郊房屋、结冰的道路、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这便是一个恶劣、荒凉的地区的印象，它们从一旁缓缓行驶而过；它们在指责她的生活是一片荒芜，她感到自己稀里糊涂地已经陷入这一片荒芜之中。现在她不再挺直身子坐着，而是让自己的身子略微下滑，靠在出租马车发出已老化气味的垫枕上，以便可以较舒适地从窗户向外张望，并且不再改变这个不美的坐姿，随着马车的一颠一簸她的肚子狠命地一摇一晃。就在这个身体像一块破布那样被抖动的时候，她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身体是她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有时候，她作为寄宿学校的女学生清晨在朦胧天色中醒来，她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仿佛她乘着自己的身体，像在一条小船的船舱板之间那样，向着未来漂流而去。现在她比当初大约年长了一倍。马车车厢里的光线跟当初一样半明半暗。但是她还一直不能想象自己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对前途也感到渺茫。男人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种补充和充实，但不是精神的内涵；人们对待他们，就跟他们对待别人一样。她的身体告诉她，不多几年以后它就会开始丧失自己的美：而这种丧失的感觉，这种直接来自身体自身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言语和思想来表达。到那时候就一切悔之晚矣。她想起来，乌尔里希曾以相似的方式谈到过他的体育运动的徒劳无用；就在她强迫自己扭开脸待在窗口的当儿，她打定主意要好好问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