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四个人一起向电车站走去时——迈因加斯特分手前就不见了——乌尔里希和西格蒙德稍落在后面一些，乌尔里希问他，近来他妹妹的情况让不让他感到担心。西格蒙德的闪烁着微光的烟头在黑暗中划出一个向上升起的平拱。“毫无疑问，她不正常，”他回答，“但是迈因加斯特正常吗？或者甚至瓦尔特？弹钢琴正常吗？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激动状态，带有一种手、脚关节震颤。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没有任何正常的东西。但是如果您严肃认真地问我：我的妹妹有些过度兴奋，我想，这位大师一离去，情况就会好转的。您觉得他怎么样？”他带着一种轻微的恶意特别重读“一离去”和“就会”。
“一个饶舌者！”乌尔里希说。
“是吗？！”西格蒙德高兴地喊出声来，“令人讨厌，令人讨厌！”
“但是作为思想家是有趣的，这一点我不想完全否认！”片刻过后他又追加上一句。
二〇 莱恩斯多夫伯爵怀疑产业和教育
于是，乌尔里希又出现在莱恩斯多夫伯爵身边。
他看到伯爵阁下在写字台前沉浸在寂静、虔诚、庄严和美的气氛之中，看到他在一大摞案卷上摆放着报纸，他正在读这张报纸。这位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再次向乌尔里希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然后他便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令尊是产业和教育的最后的真正代表之一，”他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他一起坐在波希米亚州议会里时的情景：他没有辜负我们一直给予他的信任！”
出于礼貌，乌尔里希询问，他不在这的这段时间里平行行动取得了哪些进展。
“由于我府邸前大街上那场大吵大闹，这是您还经历了的嘛，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场‘调查以确定参与各界民众对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愿望’，”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总理本人希望我们暂时替他做这项工作，因为我们正在从事一项爱国行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人们普遍的信赖。”
乌尔里希神情严肃地担保说，无论如何这名称是选得成功的，它定会带来某种成效。
“是呀，措辞得当很重要，”伯爵阁下若有所思地说并突然发问，“您对特里斯脱政区行政官员事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现在是政府毅然采取坚定态度的时候了！”他打算把他在乌尔里希走进来时已折叠好的报纸向乌尔里希递过去，却在最后一刻决定自己再次打开它，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向来访者朗读其中一个冗长的段落。“您认为，世界上有第二个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吗？！”他读完后问。“多年来奥地利城市特里斯脱就一直这样做的，它只雇用意大利人当行政官员，为了以此着重表明，它觉得自己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意大利。有一次皇帝生日我去过那儿：我在全特里斯脱，除了在总督府、税务局、监狱和几座兵营屋顶上之外，没有看见一面旗帜。可是如果您在意大利国王生日这一天到特里斯脱的一所机构去办理什么事情，您就看不到哪个官员不在纽扣的扣眼里插上一朵花的！”
“可是为什么人们直至现在一直都容忍这种状况呢？”乌尔里希问。
“为什么不应该容忍呢？！”莱恩斯多夫伯爵不高兴地回答，“如果政府强迫市政当局解雇其外籍行政官员，那么这马上就意味着，我们搞日耳曼化。这种指责哪一届政府都害怕。皇帝陛下也不喜欢听。我们不是普鲁士人！”
乌尔里希以为记得，海岸和港口城市特里斯脱是由幅员辽阔的威尼西亚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建立的，今天包含一大部分斯洛文尼亚居民；即使人们可能只把它——虽然它此外还是整个君主国东方贸易的门户，其繁荣发展全仰仗于这个君主国——看作其居民的一桩私人事务，人们也不回避这个事实：它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小资产阶级竭力否认特别受到优待的讲意大利语的大资产阶级有权把这城市视为自己的财产。乌尔里希说了这些想法。
“这是对的，”莱恩斯多夫伯爵教导他，“但是一旦说是我们在搞日耳曼化，斯洛文尼亚人立刻就和意大利人结盟，尽管他们平时争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人也得到所有其他各民族的支持。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如果从现实政治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就必须把德国人看作威胁我们的和睦的危险！”莱恩斯多夫伯爵现出很是若有所思的神态最后说，并且还保持住了一会儿这样的神态，因为他已经触及这个伟大的政治草案，它让他感到心情沉重，他始终没把它弄清楚。但是他突然又活跃起来并松下口气来继续说：“但是对于其他这些人来说，这一回这些话至少是说得很好的！”他用一个因焦灼而不稳的动作再次把他的夹鼻眼镜夹在鼻子上，津津有味、一字一顿地再次把刊登在报纸上的特里斯脱皇帝及国王陛下的总督府公告的所有他特别喜欢的段落读给乌尔里希听：“‘国家监督机构一再发出的警告均未奏效……本国臣民受损……鉴于这种对官方的规章顽固保持着的态度，如今特里斯脱总督不得不通过从他那方面进行干预的办法使现有的法律条款发挥效力……’您不觉得，这是一种威严的语言吗？”他顿住。他抬起头，但立刻又低下头，因为他的要求已经对准了最后一个段落，如今他的语声以审美的满足着重指这段话的温文尔雅的官方身份：“此外，总督府随时可以，”他朗读，“对个别这类公务员，只要他们因其特别长久的地方服务时间且行为无可指摘而值得受到特殊照顾，对他们的加入国籍申请作个别的善意处置，而皇帝及国王陛下的总督府现在则倾向于，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可能的干预措施在充分维护其立场的条件下暂不立刻实施这一规定。政府总是应该这样讲话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嚷嚷。
“伯爵阁下不认为，根据最后这段话……到头来一切又维持原样吗？！”稍过一会儿，等这段官样文字余音完全在他的耳朵里消失之后，乌尔里希问。
“是呀，说的就是嘛！”伯爵阁下回答，把一只手的拇指绕着另一只手的拇指转了一分钟之久，一如心中忧闷沉思时他惯常所做的那样。但是随后他便用审视的目光望着乌尔里希，向他坦诚直言。“您记得吗，我们参加警察展览开幕式时，内政部长曾许诺过一种‘乐于助人和纪律严明’精神？好了，我不要求把在我家门口大吵大嚷的那些挑起仇恨的分子立刻统统抓起来，但是部长应该为此在议会上找到相称的反击言词的嘛！”他气愤地说。
“我想，这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乌尔里希假装惊讶地问，因为他发现，一种真正的疼痛正在他这位亲善的朋友内心搅动。
“什么事也没发生！”伯爵阁下说。他再次鼓起充满忧虑的眼睛审视着乌尔里希的脸，继续说：“但是会发生点什么事的！”他挺直身子，一声不吭地向后靠在他的椅子里。
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当他又睁开眼睛时，他用平静的语气开始作解释：“您看，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八六一年宪法已经无可争议地给予德意志民族并经它又给产业和教育以试行的国家生活中的领先地位。这是皇帝陛下豁达大度的一件大的、充满信任的并且也许甚至不完全合乎时宜的礼物；因为从那时以来产业和教育有什么结果了？！”莱恩斯多夫伯爵举起一只手并让它顺从地落在另一只手上。“陛下一八四八年登基，在奥尔米茨，犹如在流放中——”他慢慢地继续说，但突然变得不耐烦或没把握，用颤抖的手指头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讲稿来，激动不安地竭力扶正鼻梁上夹鼻眼镜的位置，朗读下面的文句，读到有些句子时声音激动得颤抖起来并且始终努力辨认着他的讲稿：“当时他四周响彻着一片各民族渴望独立的狂野呼啸声。他成功地遏止了这股狂潮。尽管对各民族的意愿作了一些让步，但是最后他还是作为胜利者伫立在那儿，况且还是作为仁慈、宽宏的胜利者，宽恕他的臣民们的过失并向他们伸出一种对他们来说也是光荣的和平之手。宪法和其他各种自由虽然是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被他授予的，但是它们毕竟是陛下的自由意志行动，是他的智慧和他的怜悯心以及对各民族进步文化的希望结出的果实。但是皇帝和百姓之间的这种美好关系在最近几年被煽动和蛊惑民心的分子们搞坏了——”莱恩斯多夫伯爵停止朗读他这篇阐述政治历史的稿子，这是一篇每一句话都经过仔细推敲的讲话稿；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挂在他面前墙上的他的先祖玛丽娅·特蕾莎——骑士和元帅的画像。当乌尔里希的期待着下文的目光把他的目光从这幅画像上移开时，他说：“下面的话还没写好。”
“但是您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曾深入考虑过这些情况，”他解释说，“我读给您听的，这是在针对我的示威游行这件事情上部长若正确履行其职责就理应向议会作出的答复的开头部分！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这渐渐构思出来，而且我可以向您透露，一旦我拟好这篇稿子，我也就将会有机会把它呈递给陛下。因为，您看，六一年宪法并非不是有意地把领导权交托给了产业和教育；其中应该含有一种保证作用：可是今天产业和教育在哪儿呀？！”
他似乎对内务部长很生气；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乌尔里希正直无伪地说，谈到产业时人们至少可以说，今天它除了掌握在银行手中以外也还掌握在封建贵族的久经考验的手中。
“我对犹太人根本没什么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自动地担保说，仿佛乌尔里希说了什么话，他有必要这样纠正似的，“他们有才智、勤奋而且意志坚定。但是人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人们给他们起了不合适的名字。譬如罗森贝格和罗森塔尔就是贵族名字；勒夫 [19] 、贝尔 [20] 以及诸如此类的畜生原来就是绘制在纹章上的动物；迈埃尔 [21] 来自地产；盖尔普 [22] 、布劳 [23] 、罗特 [24] 、戈尔特 [25] 是盾形徽章的颜色：所有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伯爵阁下口出惊人之语，“无非就是我们的官僚机构对贵族的一种狂妄无礼行为罢了。要伤害的是贵族，不是犹太人，所以除了这些名字以外人们还给犹太人起了诸如阿贝莱斯、于德尔或特勒普弗马赫这样的名字。假如您仔细观察，我们的官僚机构对老贵族的这种忌妒您今天也还可以不时看到，”他忧郁而执拗地预言，就仿佛中央行政机构和封建主义的这场斗争不是早已就是历史陈迹并且已经完全从活着的人们的眼前消失了似的。伯爵阁下确实对什么也不会像对这些高级官员凭其职位所享受的社会特权如此心地高尚纯洁地感到恼火，不管他们叫富克森鲍尔还是叫施洛塞尔。莱恩斯多夫伯爵并不是顽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他希望自己的情感合乎时代精神；一位议员也好——哪怕他自己是部长——一个不担任公职的人也罢，他们取这样的名字他心里并不感到有什么不痛快的，他也从不对平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说三道四，但是恰恰是具有平民姓氏的高级行政官员以一种堪称是可尊敬的传统的最后残余的精神力量刺激着他的神经。乌尔里希暗自思忖，莱恩斯多夫的这种看法会不会是由他表妹的丈夫引起的；这也并非不可能嘛，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继续讲话并且一如既往的那样，很快沉浸在一个他显然已经在脑海转悠了很久的想法之中，超脱了一切个人色彩。“假如犹太人愿意下定决心讲希伯来语，重新接受他们原来的名字并穿东方服装，那么，这整个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也就消除掉了，”他说，“我承认，一个刚刚才在我们这儿富起来的加利西亚人，身穿施蒂利亚人衣服，头戴羚羊毛帽饰，在巴特伊舍尔广场上，这模样好看不了。但是您让他穿上一件向下飘垂的长袍，这长袍可昂贵了并且盖住大腿，那么，您将会看到，他的脸和他的高贵而生动的举止跟这件衣服多么相称相合呀！人们肆意讥笑的一切也就恰如其分了，甚至包括他们喜欢戴的昂贵的戒指。我反对英国贵族搞的那种民族同化；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没有把握的过程：但是您让犹太人恢复自己真正的本性，那么您就会看到，这些人将如何成为一颗宝石，甚至简直是平民百姓中间一种特殊贵族，而这些平民百姓则满怀感激地聚集在陛下宝座的四周，或者，如果您愿意用一颗平常心并且完全清晰地想象这件事，他们在我们的环行路上散步，这条环行路在世界上非常有特色，因为在这条路上，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最优美的西欧风格中间也看到一个戴小红便帽的伊斯兰教徒，一个穿羊皮袄的斯洛伐克人或者一个光着大腿的蒂罗尔人！”
这时，乌尔里希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伯爵阁下的敏锐目光表示钦佩，说是也只有伯爵阁下才有这种眼光，去发现那“真正的犹太人”。
“噢，您知道，正宗的天主教信仰教育人们按事物的实际情形去看待事物，”伯爵谦和地解释，“可是您恐怕猜不着，我是怎样被引导到这上面来的。不是被阿恩海姆，我现在不谈普鲁士人。但是我有一个银行家，当然信犹太教，很久以来我就不得不和此人一道定期参加会议，开始时他讲话的声调总让我感到有点别扭，所以我就不怎么能够注意他所谈的事情。他讲起话来完全就好像是他想说服我：他是我的伯伯；我是说，这样讲话，就好像他刚从马背上下来或者从大公鸡那儿回来；我是想说，这样讲话，就像我们自己的人说话那样：换句话说，有时候，一激动起来，他就不行了，然后，简短说吧，他就搀杂着依地语说话。这让我感到非常别扭，这话我想我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因为这种情况总是恰恰在谈重要事务的时刻发生，致使我不由自主地就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而也就根本不能再注意别的事或者干脆听什么都觉得重要。但是后来我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每一回他一开始讲话，我干脆就想象，他讲希伯来语，这下您听听吧，这声音听起来多么悦耳动听！简直令人着迷；这是一种教会语言；这样一种旋律优美的歌唱——我是很爱好音乐的，我得补上这一句：一句话，从此他就如弹钢琴般地把最难的复利或贴现率计算法灌输给了我。”说罢，莱恩斯多夫伯爵出于某种原因神色忧郁地笑了笑。
乌尔里希冒昧地插话，说是受到伯爵阁下好心赞许的人恐怕将会拒绝他的建议。
“他们当然会不愿意的！”伯爵说，“但是人们那就得为他们好而强迫他们就范嘛！君主国简直是要完成一项世界使命，关键不在于别人首先愿意还是不愿意！您知道吗，对有些人还就是得先实行强制。但是您也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今后与一个知恩图报的犹太国家，不与德国境内的德国人和普鲁士人结盟！我们的特里斯脱几乎可以说就是地中海沿岸的汉堡，且不说，如果除了教皇的，也还有犹太人的支持，我们在外交上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顿住后他又添上一句：“因为您必须想到，我现在也在研究货币问题。”说罢，他又露出奇特的忧郁和精神涣散的神态笑了笑。
真奇怪，伯爵阁下一再恳切地要求乌尔里希来访，如今他终于来了，可他却不谈具体问题，而是向他大肆散布自己的观念。但是很可能是在他这位听众不在的期间他脑海里产生了许多想法，它们似乎与蜜蜂的骚动相似，那些蜜蜂成群飞出去很远，但一定会及时带着它们的蜂蜜聚集在一起的。
“您也许会对我提出反对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重新开了腔，虽然乌尔里希沉默不语，“说我从前在有些场合曾一再对金融发表过相当贬损的言论。这一点我根本不想否认：因为太多了，自然就让人受不了，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金融；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它。您看：教育没有跟产业保持平衡，这就是自一八六一年以来社会发展的全部秘密！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产业。”伯爵阁下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停了一下，停歇的时间将将够向听者宣布，现在要谈产业的秘密了，但是随后却用阴郁而亲密的口吻继续说，“您看，说到一种教育，最重要的事就是它禁止人干的事：这事不属于教育，这事就这样了结了。譬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绝不会用刀子吃调味汁；天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人们无法在学校里加以证明。这就是所谓的举止得体，这需要有一个受优先照顾的阶层，一个教育向之仰望的阶层，一个教育的榜样，简言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个贵族阶级。我承认，我们的贵族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一八六一年宪法的近乎革命的尝试，其意义恰恰就在于此嘛：产业和教育本应该取代它的。它们办成这件事了吗？它们有能力去充分利用当时陛下开恩给予它们的这个光明前景了吗？！我相信，您也绝不会断言，说什么我们每一个星期从您表妹夫人的伟大实验中所获得的经验符合这样的希望！”他的语声又活跃起来，他大声说：“您知道吗，这真是有意思得很，今天什么都自称精神！最近在米尔茨施泰格打猎时我曾给红衣主教大人讲过这件事——不，是在米尔茨布鲁克，在小霍斯特尼茨的婚礼上！——他一拍手，笑道：‘年年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多么容易满足：几乎自二千年以来我们就一直不给人讲任何新东西！’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信仰主要就在于，人们总是相信那同样的东西，我是想说，即使这是一种异端邪说。‘你看’，他说，‘我总是在打猎，因为在莱奥波德·封·巴本贝格在位时期我的前任也打猎。但是我不杀死动物，’——他以打猎不放一枪著称——‘因为一种内心的厌恶情绪告诉我，这跟我这件衣裳不相称。我可以对你谈论这件事，因为我们儿时就已经在一起学跳舞。但是我绝不会公开站出来说：你在打猎时不应该开枪！我的上帝，谁知道这是否是真的，反正这不是教会的教义。但是你的女友身边的那些人却提出这种东西，他们完全是心血来潮！这一回你有了人们今天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啦！’他真会说风凉话，”这时，莱恩斯多夫伯爵又以自己的名义继续说，“因为他的职责是坚定的。我们这些普通教徒却有着艰难的职责，也要在这不坚定的更替中发现好的东西。这话我也对他说了。我曾问他：‘上帝究竟为什么允许有文学、绘画等等，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让我们感到十分枯燥无味？’他给我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你听说过精神分析了吗？’他问我。我不太清楚我该回答什么。‘那么好吧，’他说，‘你也许会回答说，那是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对此我们不想争论，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尽管如此，他们却找这些时髦的医生比到我们的天主教忏悔室来跑得还勤快。我告诉你吧，他们成批成群地去，因为肉体是脆弱的！他们让人评论他们的隐秘的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赏心乐事；如果他们咒骂，那么我告诉你，人们骂什么，人们就购买什么。但是我也可以向你证明，他们的无信仰的医生所想象出来的，以为是他们所发明的那种东西，无非就是教会在其创始时期就已经做过了的事：祛除魔鬼、治愈着了魔的人。这跟祛邪术宗教仪式在具体细节上都是一致的，譬如说吧，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方法促使着了魔的人开始讲述潜藏在他心里的话；按照教会教义这也正是魔鬼第一次打算逃逸出来的那个转折点！我们仅仅是坐失了良机，没有及时使之适应改变了的需要，不谈污秽卑俗和魔鬼而谈精神变态、下意识以及诸如此类今天的这套时髦话。’您不觉得这很有趣吗？”莱恩斯多夫伯爵问，“可是也许还有更有趣的呢，因为他说：‘然而，我们不想说肉体是脆弱的，我们要说精神也是脆弱的！在这方面教会是聪明的，没让自己出什么事！因为人害怕会进入其肉体的魔鬼早就不像害怕来自其精神的顿然醒悟那样强烈，虽然他装作好像他在同魔鬼作斗争的样子。你没有研究过神学，但是你至少敬重它吧，这就比一个懵懵懂懂的世俗哲学家还更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神学是如此艰难，以致一个人全力以赴研究了它十五年，也仅仅知道，神学里没有哪句话他真正弄懂了！当然，倘若他知道，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多么艰难，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就全都只会咒骂我们！他们就会正是这样地咒骂——你现在明白了吗？’他狡黠地说——就像他们现在咒骂别人，咒骂那些写书、画画和提出各种看法的人那样。我们今天怀着愉快的心情满足他们的非分要求，因为你可以相信我：他们之中的人越是当真这么想，便越是不单单操心生计和自己的收入，他越是以其错误的方式为上帝服务，人们便越觉得他乏味，所以他们就越起劲地咒骂他。‘这不是生活！’他们说。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我们也会让他们看到它的；由于我们也能等待，所以你也许自己还会亲眼见到他们怀着对徒劳无益的聪颖的满腔怒火跑回到我们身边来。从我们自己的家庭上你今天已经能够看到这一现象：在我们的父辈那个时代，天知道，他们曾以为，他们将把天空变为一所大学！”
“我不想断言，”莱恩斯多夫伯爵结束这部分情况通报并开始通报新情况，“他一字不差全都是这样说的。米尔茨布鲁克的霍斯特尼茨有一瓶著名的葡萄酒，一八〇五年马尔蒙特将军把它留在那儿并把它给忘了，因为他得迅速向维也纳进军；在婚礼上他们就斟这瓶酒。但是在大多数人当中，红衣主教已经毫无疑问地说对了。如果我问我自己，我该怎样理解这一席话，那么我只能说：话肯定是对的，但恐怕有些不对头。这就是说，对这不可能有什么怀疑：因为人们告诉我们，说是这些人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邀请了他们，而这些人却与现实生活丝毫没有关系，而且教会也能心平气和地耐心等待；但是我们平民政治家却不能等待，我们必须从现实存在的生活中压榨出好的东西来。人不单靠面包生活，而是也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多亏有了精神，人才能好好消化面包；所以人们必须——”莱恩斯多夫伯爵认为，精神必须驱动政治。“这就是说，必须采取行动，”他说，“我们的时代要求这样做。这种感觉今天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有，不仅搞政治的人有。时代有着这样临时性的东西，这是谁都不会长期忍受得了的。”他已经拿定主意：人们必须给颤抖的观念的平衡——同样颤抖的欧洲各大国的平衡便建立这种平衡的基础上——一种推动。“什么样的推动，这几乎是次要的事情！”他振振有词地对乌尔里希说，乌尔里希则故作惊恐地说，伯爵阁下在他们分离的这段时间里几乎已经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为什么不呀！”莱恩斯多夫伯爵洋洋得意地回答，“红衣主教大人自然也认为，如果人们能促使陛下改组内务部，这至少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样的小改革不起什么作用，即使它们还是十分必要的。您知道吗，现在我考虑问题时有时简直想到了社会主义者们？！”他给自己对面的人留下时间，让对方从他假定必然会有的惊奇中缓过神来，随后便毅然地继续说，“您可以相信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可怕得不得了的东西。您也许会提出异议，说社会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当然，人们可以不听他们演讲，但是如果人们站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看待他们，那么人们就几乎可以确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作首脑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国体嘛。我个人相信，只要稍许迁就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愿意放弃使用暴力并且对他们那些该受谴责的原则感到惊恐；他们反正已经倾向于采取一种缓和阶级斗争和敌视财产的态度。他们当中确实有人还是把国家置于党派之前，而平民们自最近几次选举以来则已经完全在其民族对立方面走向极端。而皇帝，”他机密地压低嗓音继续说，“我刚才已经向您暗示，我们必须学会用国民经济的观点进行思考；片面的民族政策已经把国家引进荒漠：如今皇帝对整个儿这套捷克—波兰—德意志—意大利的高喊自由的因袭老调——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对您说，我们不妨就说：从内心深处感到毫不在乎吧。皇帝陛下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仅仅是这样的愿望：兵役草案不折不扣地获得批准，使国家强大，然后还有对市民观念世界的一种厌恶，很可能从四八年起他就一直保持着的那种厌恶情绪。但是怀有着这两种情感，陛下就不是别的什么人，而几乎可以说就是国内头号社会主义者啦：我想，您现在认识到我正在谈论的伟大前景了吧！只剩下信仰宗教的热忱，其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可弥合的对立，这件事我还得和主教大人再谈谈。”
伯爵阁下默默沉入这样的信念之中：历史，但尤其是他的祖国的历史，因自己曾顽固地坚持的无结果的民族主义而感到有责任向未来迈出一步，这时他在这一点上想象历史的本质是双腿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把它想象为一种哲学的必然性。所以，他突然并且带着受刺激的眼睛，像一个潜得太深的潜水员那样又浮出水面，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去尽我们的责任！”他说。
“可是现在伯爵阁下以为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乌尔里希问。
“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呗！这是人们永远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可是，还是谈点别的事吧。”莱恩斯多夫伯爵似乎这才又想起那一摞报纸和案卷来，他的拳头一直搁在那上面，“您看，民众今天要求一只坚强的手；但是一只坚强的手需要漂亮话，否则它就不会讨得今日民众的喜欢。而您，正是您，我认为，正是您有这方面的某种杰出才能。譬如最近那次，我们大家在您动身之前在您表妹那儿聚会，您就说过，我们其实——如果您记得的话——现在就应该建立一个永恒幸福总委员会，以便使它跟我们的世俗的谨慎周到的思维协调一致：虽然这件事不是这么轻易就能办成的，但是主教大人听罢我给他讲的这件事，便不禁开怀地笑了起来；因为我把这件事给他，如人们惯常所说的那样，稍许点了那么一点，虽然他总是对什么都取笑一番，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是恶意讥刺还是善意嘲讽。我们根本就是不能没有您呀，我亲爱的博士——”今天，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所有别的言论都曾带有艰难的梦幻的性质，而唯独现在表述出来的这个愿望——请乌尔里希“至少暂时明确地放弃”辞去平行行动秘书这一荣誉职位的打算——却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如此突然袭击般地把手搁在乌尔里希的胳臂上，以至于乌尔里希几乎获得这个并非完全令人满意的印象：先前的这一套长篇大论，巧妙而惑人已极，他根本无法预料，它们只是为麻痹他的警惕性才讲的。此时此刻，他对克拉丽瑟感到相当恼火，是她让他陷于这样的境地；但是由于他在谈话中的一个空隙一提供这样的机会时便立刻利用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这番好意，并且立刻由这位友好的显贵以最亲切的态度提供了信息，所以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勉强轧平对方账。
“图齐也已经告诉过我，”莱恩斯多夫伯爵欣喜地回答，“说是您也许要用他办公室的一个人，来替您干那些棘手的工作。‘好啊，’我回答说，‘只要他干得了就可以嘛！’人们要给您的这个人，这毕竟是一个举行过就职宣誓的人，而我的秘书，我也乐意提供给您使用的这位秘书，可惜却只是一个呆子。只是机要事务您恐怕还是别让他参与的好，因为这个人恰恰由图齐推荐而来，这毕竟不是一件完全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除此之外您今后完全可以放手去干，您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干！”伯爵阁下谦和地结束这一成功的交谈。
二一 把你拥有的一切破烂扔进火里
在这段时间里以及从她单独留下的那一刻起，阿加特生活在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一切关系和抑郁意识朦胧的一种放松状态；一种状态，像一座高峰，只看得见辽阔的蓝天。她天天到城里走一走散散心；待在家里，她就读书；她致力于自己的事务：她怀着感激和满意感受着这种温柔的、无关重要的生命活动。没有任何事困扰她的状态，没有对往事的留恋，没有对未来的追求；如果她的目光落在周围的一件事物上，那么这就是，仿佛一只羊羔吸引了她：要么它轻轻走近过来，向她接近，要么它并不理会她——但是她从不有意地、带着内心参与的那种激动去理解它——这种激动给种种清醒的认识注入某种残暴但却徒劳无益的成分，因为它驱散各事物内部的那种幸运。就这样，阿加特似乎觉得她周围的一切事物比平时明白易懂得多了，但是主要萦回在她脑际的还一直是与她兄长的谈话。一如与她那不寻常的忠实的记忆力——它没有任何意图和偏见，所以也就不会歪曲材料——的特性相称的那样，她脑际如今又浮现出这些谈话的活生生的话语，颇有些让人感到惊奇的语调和神情；它们没有许多内在联系，它们还是老样子，阿加特还没怎么理解和明白它们怎么了，它们就出现了。尽管如此，一切还是极其有意义的；她的记忆曾经常为懊悔所主宰，这一回却充满平静的依恋，而过去的时光则以一种讨人喜欢的方式久久地紧紧依偎在暖烘烘的身体上，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渐渐化为严寒和黑暗，去感受那虚度的年华。
就这样，在一种看不见的光芒的笼罩下，阿加特也和她找到的律师、公证人和生意人谈话。她哪儿也没遭拒绝；人们满足这位因父亲的名字而备受欢迎的风姿绰约的少妇的一切愿望。从根本上来说，她自己办起事情来既很有自信又心意涣散：她已经决定的事，就不变了，但似乎在她自身以外，而她的在生活中获得的体验——同样是某种跟个人特性有区别的东西——则像一个精明世故的、沉着利用得到的一切好处的雇工那样继续加工这个决定；她做着这一切事，是在为一桩欺骗行为作准备，她的行动的这个意义，强劲闯入这个未参与者的脑海的这个意义，就她自己的理解而言，在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获得承认。她的良知的统一性使这成为不可能。她的良知的光辉照亮着这个黑点，可这个黑点却仍然在其中心存在着，一如一盏灯的灯心那样。阿加特自己并不知道，她该怎样来表述这种状况：她因自己的决心而处于一种与这个丑陋的决心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状态之中。
就在她兄长动身以后的那个早晨，阿加特就在镜子里仔细照看自己：这纯属偶然地是从脸部开始的，因为她的目光就落在脸上并且不再从镜子里返回。她就这样被抓住了，就像人们有时根本不想走，但却总是又继续走了一百步走到最后才显现出来的事物的跟前，然后人们终于打算从那儿返回，却又没这样做。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没有虚荣心地被她的“自我”的景色抓住了，这景色就在她眼前一层薄薄的玻璃后面。她看头发，这头发还一直像光亮的天鹅绒；她给自己的镜像解开衣领并从它的肩头脱下衣服；最后她完全脱光它的衣服并浑身上下打量，直至它玫瑰色的指甲盖，身体在手和脚的这个部位终止并且几乎不属于自身所有。一切还像东升的旭日，正在渐渐接近中天：上升着、纯洁、精确并且沉浸在那种发展过程中，那是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它在一个人或一头幼小动物身上跟在一个球上——这个球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最高点，但只在那下面一点点——以同样的难以描绘的方式表现出来。“也许它恰好在这时刻越过最高点。”阿加特心中暗想。一想到这，她吓了一跳。不过，这总算也还会延续一些时光：她才二十七岁。她的身体既没受体育老师和按摩师，也没受生儿育女的影响，这个身体除了其自身的发育生长外没有让任何别的东西塑造过。倘若人们可以把这个身体赤裸裸地置入那种壮丽、孤寂的景色之中——它们构成高峻群山向着天空的那一面——那么它就会像一个异教女神那样耸立在寥廓、荒凉的群山之巅。有着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这个如日中天的身体并不往下倾注成团的光和热，它似乎只还升越过自己的高峰片刻并渐渐不为人注意地演变为下午的下沉而飘浮的美。这个不能确定的时刻的那种有些阴森森的感觉从镜子里返回出来。
这时阿加特想到，乌尔里希也蹉跎岁月，仿佛自己的生命会永恒延续下去似的。“也许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没有到了老态龙钟时才互相认识，”她对自己说，这时在她抑郁的心头出现两团雾霭，它们在晚上降落地面。“它们不像明媚的中午这么美，”她想，“但是人们对这两个无定形的灰色雾团有什么感觉，这与它们有什么关系呀！它们的时刻已到，而且跟最热烈的时刻一样重感情！”她几乎已经背对着镜子，但猝然感到受到一种蕴含在她情绪中的好夸张倾向的挑战，很想又转过身去；这时，她不由得对还记得两个胖马林巴德疗养客笑了起来，若干年前她看见这两个胖疗养客在一张绿色长椅上，他们含情脉脉、体贴入微地互相爱抚。“他们的心也纤柔地跳动在一身胖肉之中；一经沉浸于内心世界，他们便对外表呈献出的滑稽景象毫无所知，”阿加特一边试着把自己的身体墩胖并将其压出胖褶痕来，一边这样自责说，并现出一副欣喜的神态。当这阵恶作剧发作完毕时，那情形看上去完全就像几小滴愤怒的眼泪涌进了她的眼眶；她敛一敛神，她又仔细观看自己的形象。虽然她被认为是身材苗条的，却冷不丁发现自己的肢体有肥胖起来的可能。也许胸部也太宽。十分白润的皮肤上——它在脸上因像白天燃着的烛光那样的金黄色头发而显得暗淡——鼻子隆起得有些太高，它的几乎古典的线条在一面的尖头上凹下。在激昂热烈的基本形态中压根儿就可能到处潜伏着一个第二形态，它更宽大更抑郁，宛如一片菩提树叶，不期而至地落进月桂树枝中了。阿加特对自己感到好奇起来，仿佛她第一次真正打量自己似地。她交往过的那些男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看她的，而她自己则对此懵然不知。这种感觉颇有点使人心神不宁。但是她还没来得及仔细审察自己的回忆，便恍惚间仿佛在她经历过的一切事物的后面听见了那声驴发情的拖长的叫喊声，这叫声一直使她特别激动：它听起来极其愚笨和丑陋，但是正因为如此也许就没有第二种爱情的英雄气概像它这样在索然无味中透着甜蜜。她对她的现实生活一耸肩膀，又掉过头去看她的映像，执意要在其中找到一个显出年龄不饶人的部位。这儿是眼角和耳鬓，这些小小的部位会首先起变化，一开始看上去就仿佛曾有什么东西在它们上面睡过似的；还有两个乳房内边下面的圆圈，它很容易失去其清澈和明净：此刻若在这上面发现一种变化，这本来是会使她感到满足、让她得到内心的平和的，可是哪儿还没显现出这样一种变化，美丽的身体几乎阴森森地飘浮在镜子的深处。
这时，阿加特确实觉得很离奇，她居然是哈高厄尔夫人，而且因此而存在的清楚、紧密的关系与由此朝里向她伸展过去的不明确性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自己似乎没有身体站在这儿，她的身体似乎是镜子里的哈高厄尔夫人的，这哈高厄尔夫人如今想看一看，她将怎样对付这身体，因为这身体已经受到有损其尊严的情况的约束。其中也包含着悬而未决的、有时像一个怪影的生活享受中的某种东西；阿加特草草重新穿上衣服后下定决心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自己的卧室去找一只小盒，它一定在她的行李包里。这只小盒，她几乎自与哈高厄尔结婚以来便一直拥有并且从不离身的这只小盒含有一小撮颜色难看的物质，人们曾告诉她，说这是一种剧毒物质。阿加特回想起，她曾为获得这一违禁物质作出某些牺牲，她对这种物质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人们对她所说的这种效果，以及一个听起来像咒语的化学名字，那是一个外行可以不懂但却必须记住的咒语。但是，显然一切像拥有毒药和武器或寻找可战胜的危险那样使死亡临近的手段都具有人生乐趣的浪漫色彩；也许吧，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如此使人感到压抑，如此动荡不定，在明亮中带有如此之多的黑暗以及从总体来看如此颠倒，以至于只有通过一种结束这种生活的微弱可能性，蕴含在这种生活中的欢乐才会被释放出来。阿加特感到欣慰了，她的眼睛盯住那只小金属盒，在她面对着的这一片捉摸不定氛围中她觉得这只小金属盒是一样吉祥物、一件护身符。
这并不意味着阿加特在这段时间里就已经有了自杀的意图。相反，她之害怕死亡，恰似每一个年轻人之害怕死亡，譬如这个年轻人在精神饱满地度过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入睡前想起：有朝一日，在一个和今天一样美好的日子，我将会死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人们不得不在死去时眼睁睁看着另外一个人，这样的死法绝不是什么好受的事；她父亲的逝世曾用某些印象折磨过她，自从兄长离去、她独自留在屋里以来，那些令人恐惧的印象便重新出现。但是，“我有一点儿死了”这种感觉阿加特经常有，恰好是在她刚刚才意识到她的年轻胴体的匀称和健康的时刻，在她刚刚才意识到这种紧张的美——它那神秘的内聚力跟各要素在死亡中的崩溃同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样的时刻，她很容易从她那快乐而有自信心的状态陷入一种恐惧、惊讶和沉默的状态，一如人们从一间沸沸扬扬的房间里出来突然走到闪烁的星空下面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状态。尽管这些决心在她心中泛起，虽然她得以挽救自己使自己不致虚度一生，但是现在她还是感到有点儿神思恍惚，感到只是在模糊不清的限度内与自我有着联系。她沉着冷静地想到死亡是一种使人消除一切辛劳和幻想的状态，并把它想象成为一种深切的被催眠入睡状态：人们躺卧在上帝的手中，而这只手则像一个摇篮或者像一张系在两棵大树上、迎风微微晃动的吊床。她把死亡想象成为一种莫大的安慰和疲倦，摆脱了种种企求和劳顿，摆脱了一切殷勤和思索，像那种令人愉快的虚弱无力，这是睡眠把手指头还握住的某样世上最后事物小心翼翼从其手上掰开时人们在手指头上感觉到的那种虚弱无力。但是毫无疑问，她从而也就对死亡有了一种相当悠闲和马虎的想象，恰似死亡之刚好只符合某个对生活的劳累并不怀有好意的人的需要；末了，她自己兴趣盎然地发现，这多么像那张无靠背矮沙发，她把它放在古板的父亲的客厅里，以便自己可以躺在它上面读书，这张矮沙发是被她用自己的力量在屋里引发的唯一的变化。
尽管如此，轻生的念头对于阿加特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桩游戏。一种如此令人失望的激动情绪之后必然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它那使人十分愉快的平静在她的想象中不由自主地具有一种身体的内涵——她觉得这是极其可信的。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她不感到需要这种引人入胜的幻想：世界是可以改造好的。她感到自己随时都准备完全放弃自己的那一份幻想，只要这件事可以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她反正也还在那场她在孩童和少女时代之交时所罹患的不寻常的疫病中与死神打过一次特殊的照面。当初，她的身体的一些部分——在一种几乎无法监察的、似乎插入每一个最短促的时期而在总体上却不可阻挡而迅速的体力减弱过程中——一天一天越来越脱离她并且被毁灭；但是在这种衰败和背弃生命的同时，一种难忘的新的“奔向一个目的地”也在她心中被唤醒，它从疾病中驱除出一切焦虑和恐惧，它是一种思想内容特别丰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她甚至能够对她周围的越来越缺乏自信的成年人起某种控制作用。这样的事并非不可能发生：她在给人如此深刻印象的情况下体验到的这种优越性，构成她精神上的决心的核心，这是一种决意以相似的方式逃避生活的决心，这种生活的激动情绪出于某种原因不符合她的期望；但是很可能情况恰恰相反，很可能使她得以摆脱学校和父宅的要求的那场病曾是她的透明的、可渗透她陌生的一束感情之光的与世人关系的最初表现。因为阿加特按照一种简单、纯朴的品性感到温暖、热烈，甚至生性愉快、容易知足，一如她也曾平和地顺应过最不同的各种生活状况那样；她心中也从未发生过再也不能承受其失望情绪的女人所遭遇到的那种冷漠的倾塌：但是在笑声或因此而继续进行下去的一种感官上的冒险奇遇的骚乱中，却都存在着贬值，它使她身体的每根纤维疲倦并渴求某种别的最可以被称作虚无的东西。
这种虚无有一种一定的、哪怕是无法确定的内容。长时期内，她曾在许多场合念诵过诺瓦利斯的这句话：“我能为我心中的那个像一个不解之谜那样的灵魂做些什么呢？它对看得见的人听之任之，因为它无法控制住他？”但是这句话的闪耀的光芒每次在闪电般迅速照亮她之后便又在黑暗中熄灭，因为她不相信一个灵魂，因为她觉得这骄傲自大并且对她个人来说也太断然了。她只是同样也不能相信世俗的事物。如果人们想正确理解这种情况，那么只需设想，这种在不相信世俗秩序的情况下的背弃世俗秩序是某种内心深处的朴实自然的东西，因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除了带有它那严格而简单的、是外在关系影像的秩序观念的逻辑思维以外，还有一种感情上的思维在起作用，这种思维的逻辑，倘使人们压根儿可以谈论这样一种逻辑的话，它符合情感、激情和情绪的特性，致使这两种思维法则的相互关系大致就如同一个大木块被砍成长方形并堆存好作好发送准备的木料场的法则与林涛声声的森林那隐约缠绕在一起的法则的关系。由于我们的思维的对象并不完全依赖于我们的思维的状况。这两种思维方式就不仅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混合在一起，而且它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两个世界摆在他对面，至少是直接在那个“第一个神秘和难以描绘的时刻”之前和之后，一位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在谈及这个时刻时曾断言说，在情感和观念互相分离并占有位置——人们习惯在这些位置上找到它们——之前，在每一种感官的感觉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作为空间的一个事物和一种观察者内心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