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那份挂历才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上面来，这一天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在阿加特的记忆中表现为可怕的生命象征；它挂在餐室里成为一个不该附着到墙上去的斑点——自从哈高厄尔将它从学校拿到家里以来，它便作为一家文具纸张商店的新年礼品而黏着不动了；尽管它索然无味，阿加特却不但容忍而且甚至还照管它。假如哈高厄尔在他妻子启程后自己接管了从这本挂历上撕下日历纸的工作，这倒本来是完全符合他的本性的，因为让这部分墙壁简直是变得十分荒芜，这违背他的习惯。可是，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随时都知道在无穷尽的时间海洋里自己处在哪个星期和月份等级上的人；另外，他反正在学校办公室里有一本日历，于是他终于恰恰在自己尽管如此还是想举起手来整理好自己家里的计时系统的时候微笑着在心头泛起一种特殊的想突然中止的感觉，这是一种冲动，一如后来情况表明的那样，是那种可以预示命运的冲动，但是他起先却认为这种冲动只是一种细腻的、骑士般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感到吃惊并自动使他感到满意：他决定在她回来之前不去触动这一页表明阿加特离家日期的日历纸，以示尊敬和纪念。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挂历渐渐变为一个化脓的伤口，哈高厄尔一看见它便想起，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多久。节省情感、勤俭持家的他给她写明信片，向阿加特报告有关自己的消息，并渐渐越来越迫切地向她询问她的归期。他没有收到回音。此后不久，当熟人们遗憾地问他是否他的夫人还将长期服丧不归，他也就不再喜气洋洋的了；但是令他感到幸运的是，他总有许多事情要干，因为除了学校日常工作和他所属各协会的任务以外，他每天也还经邮局收到大量邮寄来的邀请、询问、声援、抨击、校样、杂志和重要图书：哈高厄尔其人虽然生活在外省，作为他有能力给一个陌生的过路旅客留下的不美好印象的一个部分，但是他的精神是定居在欧洲的；这在长时间内妨碍他领悟阿加特离家出走的全部含义。然而，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乌尔里希寄来的信，乌尔里希在信里干巴巴地通知他必须通知他的情况：阿加特不想再回到他身边并请求他同意离婚。这封信尽管在形式上礼貌周到，但却撰写得如此无情和简短，以致哈高厄尔愤怒断定，乌尔里希在写这封信时恰恰只照顾到这么一丁点儿他这个收信人的情感：就好像想去掉一片树叶上的一条小虫。他的第一个内心抗拒动作就是：不认真看待，耍脾气！这条消息像一个愚弄人的幽灵躺卧在一大堆像白昼一样明亮的刻不容缓的工作和光荣涌流而来的表彰中。晚上，哈高厄尔又看到他那空落落的寓所，他这才坐到写字台前，言简意赅地告知乌尔里希：最好还是就当他没作过这样的通知。但是不久乌尔里希又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拒绝这种观点，在阿加特不知情的情况下重申了阿加特的要求，仅仅是作了较为礼貌和详尽的说明，要求哈高厄尔在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方面尽可能给予方便，说是一个有他这样道德水准的人理当如此行事，而且这样做之所以可取也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避免一场公开争论的恶劣伴随现象。哈高厄尔这才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并拿出三天的时间，写好了一封回信，一封事后既挑不出任何毛病也没任何令人惋惜之处的回信。
在这三天中的两天里他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有人朝他心口上捅了一下。“一场噩梦！”他多次感伤地自言自语；每逢他不是很凝神留意时，他便不正视这个现实要求。在这些日子里他心头笼罩着一种酷似失恋的极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还加上一种类属不明的嫉妒，这种嫉妒分明不是针对那个情人的——他猜想这是阿加特的态度的因由——而是针对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受到它的歧视了。这是一种羞臊，就像羞臊一个非常正派的人，这个人打碎或忘记了什么东西：某种东西——它很久很久以来就在头脑中有其牢固的位置，这个位置人们不再觉察，但许多事物依赖于这个位置——它一下子破碎了。脸色苍白、精神恍惚，怀着真正的痛苦——绝不可以因为这种痛苦缺乏美感就低估了它——哈高厄尔到处游逛，避开熟人，畏畏缩缩，怕作不得不作的解释、怕忍受不得不忍受的羞辱。在第三天上他才终于坚定了态度：哈高厄尔对乌尔里希有一种大的、自然的厌恶感，完全就跟乌尔里希对他有这样的厌恶感一样；虽然这种情况还从未怎么明显表现出来，但是现在却昭然若揭了，因为他预感不祥地把阿加特的态度统统归罪于他的这位内兄，阿加特显然是让她这位吉卜赛人般生性好动的兄长搞得神魂颠倒了；他在写字台前坐下，用寥寥数语要求他妻子立刻返回，斩钉截铁地表示，一切其余的事宜他作为她的丈夫将只跟她本人讨论。
乌尔里希来信表示拒绝，措辞同样简短而斩钉截铁。
于是哈高厄尔便决定对阿加特本人施加影响；他制作与乌尔里希信件往来的副本，并附上一封字斟句酌的长信，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是阿加特打开这只用正式火漆印封好的大信封时所看到的。
哈高厄尔本人的心情，就仿佛眼看就要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办完公务下班回家后，晚上他坐在这“荒凉的寓所”里，面前摆着一张信纸，一如当时乌尔里希面前摆着另一张信纸那样，他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但是在哈高厄尔的一生中这众所周知的“纽扣方法”已经反复获得过成功，这一回他也用上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要领就是：人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己的思想施加影响，而且也在面对令人激动的任务的时候，就像一个人让人在他的衣服上缝上纽扣，因为假如他误以为没有这些纽扣可以更快地把这些衣服从身上脱下来，他也只会对损失时间感到惋惜。譬如英国作家索维——哈高厄尔把此人论述这一方法的文章拿过来，因为即便在忧伤中他依然觉得把它跟他自己的观点进行比较是件重要的事情——这位英国作家指出在成功的思维的过程中有五个这样的纽扣：一、对一个事件的观察，这些观察直接让人感觉到解释这一事件的一种困难；二、这些困难的进一步界定和确定；三、推测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四、理智地展开这一推测的结果；五、为了接受或拒绝这一推测而作进一步观察并从而获得思维的成功。哈高厄尔曾成功地把一种类似的方法应用到像草地网球这样一项文雅的活动上，当时他在国家文职人员俱乐部里学会打草地网球，感到这项运动有一种显著的精神方面的魅力，但是在纯粹涉及感情的事情上他还从未使用过这种方法；因为他日常的内心经历绝大部分由业务关系组成，在较有个人色彩事件上则由那种“正当的感情”组成，这种感情是一种所有白种人身上在适当情况下可能会有的以及正在流行的感情的混合物，适当增加上某些与地方、职业或身份相当的近在眼前的感情。所以这些纽扣是可以在缺乏练习的情况下应用到他夫人要和他离婚的这种不寻常的要求上的，这种“正当的感情”在遇到使一个人感到悲伤的困难时甚至显示出容易分裂的特性：一方面，它告诉哈高厄尔，说是一个像他这样合乎时代精神的人受到许多方面的约束，有义务不给取消一种信任关系的要求设置任何障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愿意，它也会说许多可以使人摆脱这种义务的话，因为今天已经蔓延开来的在这种事情上的放荡轻浮行为是绝不应该加以纵容的。哈高厄尔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新派的人必须“松弛精神”，就是说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采取一种放松的身体姿势并仔细倾听从内心深处传来的声音。他小心翼翼止住自己的思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孤苦伶仃的挂历并倾听着自己的心声；过一会儿也确实有一个声音在回答他，这声音来自内心一个位于有意识思维之下的深处，回答他的，恰恰正是他心里已经想过的：这声音在说，说到底像阿加特这样的无理要求他没有必要加以容忍！
但是这样一来哈高厄尔教授的精神也就已经猝然被置于索维的纽扣一至纽扣五或一排等值纽扣的前面并清醒而活跃地感受到在解释这个有待他去观察的事件时的种种困难。“难道我，戈特利布·哈高厄尔，”哈高厄尔问自己，“对这起令人难堪的变故负有责任吗？”他审察自己，没发现自己的行为上有任何瑕疵。“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是这个因由吗？”他继续就一个可能的答案作种种猜测。但是他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如果他迫使自己客观地想一想，那么他实在看不太出来，另一个男人会比他向阿加特提供什么更好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问题跟任何别的问题不一样，它很容易让个人虚荣心给搞模糊，所以他极端精细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时，他还从未想到过的前景展现在他眼前，而哈高厄尔则突然感到自己按索维的第三点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的痕迹，它越过四和五继续伸展：自他结婚以来，一系列现象第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据他所知只听说女人有这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对异性爱完完全全不是什么深切或感情强烈的爱。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在自己的记忆中找不到那种充分敞开、耽于梦想的倾心相爱的唯一表示，而从前在单身汉时代他却曾在那些生活作风无可非议的女人身上体验过这种倾心相爱，但是这却也让他占了这个便宜：如今他抱着有充分科学依据的镇静态度把第三者插足破坏他的美满婚姻排除在外。阿加特的态度由此而自动降低到反对这种幸福的一种纯个人行为上；而尤其是因为她是在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先兆的情况下动身离去的，在此后的这么短促的时间内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有根据的意识的改变，所以哈高厄尔便产生这样一个他不再离弃的信念：阿加特的不可思议的态度只能被解释为那些渐渐积聚起来的厌世诱惑中的一种，听说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会有这种厌世情绪。
可是阿加特真的是一个有这种秉性的人吗？这还有待考察，哈高厄尔若有所思地用钢笔杆轻轻地搔自己的胡子。她通常给人以一个如他所称谓的“容易相处的同伴”的印象，然而却甚至在这些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不说是懒散也应该说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其实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是它与他、与其他人、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称；它也不抗争；她一起笑或者该严肃时便神情严肃，但是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在所有这些年里她总是给人以一种有些精神涣散的印象。她似乎倾听别人告诉她的话或向她作的解释，但却似乎从不相信。仔细一考察这种情况，他便觉得她简直是病态冷漠。有时人们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根本就不理解她周围的人……突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笔便刚劲有力地在纸上急速舞动起来。“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这样写道，“你想得太美了，你竟不愿意热爱这种生活，这是我有能力提供给你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简朴，但却是一种纯正、圆满的生活：你似乎总是用火钳去夹它，如同我现在感觉到的那样。你拒不接受一种简朴生活也能提供的丰富的人性和道德，而即使我不得不假定你可能会有某种理由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你仍还是让人感到缺乏合乎道德的改善意愿，反倒选择了不自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
他又考虑了一下。他仔细筛选他亲手教育过的学生，想从中找出一个可以给他启示的实例来；但他刚要着手这样做，他便自动想起了他迄今一直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快惦记着的那一份短缺的思考。此时此刻，阿加特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事件；因为如果他考虑到，她并没有让一种激情迷惑了自己的心智，却有决心放弃多少东西，那么，令他高兴的是，他鬼使神差般地作出了这一基本的、为现代教育学所熟悉的假定：她缺乏超主观思考的能力和与周围世界的可靠的精神上的联系！他迅速写上：“很可能你即使在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什么事；但是我警告你，趁你还没作出永久性的决定！你也许是与我自己所描述的那种面向生活、熟悉生活的完全相反的那种人，但是恰恰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轻率地放弃我给你的支持！”本来哈高厄尔想写点别的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才智并非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与外界没有关系的能力，才智方面的缺陷引起道德方面的缺陷，因为人们是在说道德上的愚笨嘛，就如同道德的缺陷——这一点当然很少受重视——能够任意转移理解力的方向或迷惑它！哈高厄尔看到在自己的有才智的眼睛前面浮现起一种自成一体的类型的人，依据已有的规章他最容易把这一类型人说成是一种“从整体来看有足够才智的道德愚笨的特殊类型人，而这种道德愚笨则随后只是表现在某些机能缺失现象中”。他只不过就是没有勇气使用这个富于启发的词语罢了，部分是因为他想避免进一步激怒已逃走的夫人，部分也是因为一个门外汉通常会误解这样的术语，如果它们被应用到他的身上的话。但是实事求是地来说依然得坚持这样的看法：这些遭谴责的现象都应该归入不富有充分含义这个大的类别。最后，哈高厄尔终于想到了一个摆脱道德心和骑士精神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办法，因为他妻子身上的那种值得重视的机能缺失现象按照一种广泛流行的女性能力较差的理论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低能！他抱着这样的观点用激烈的言语结束他的信。怀着遭鄙弃的情人和教育家的预见的愤怒他把阿加特天生就有的那种与社会敌对的、缺乏团结友爱精神的以及受到败坏的资质描绘成一种“负变体”，它绝不是以有力和创新的姿态去对待生活中的问题，一如“今天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所要求的那样，而是“被一块薄玻璃跟现实分隔开”，陷于高雅的自我孤独之中，经常处于病理学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你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你完全可以加以抵制的，”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是，你的情感对付不了当代的活力并在躲避它的要求！我曾警告你提防你的性格，”他最后写道，“现在我重申：你比别人更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支柱。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要求你立刻回来，我声明，我作为你的丈夫所承担的责任禁止我对你的愿望让步。”
哈高厄尔在署名前把这封信又通读了一遍，觉得它在把握这种有问题类型人方面很不充分，但不再作任何改动，他只是最后——从小胡子里有力地呼出一口气，表明为对他的妻子进行思考作出了不寻常的、骄人的努力，一边还在考虑，究竟对“新时代”这个问题还得再说些什么——在写着“责任”这个词儿的地方再补上一句有骑士风度的短语点了一下尊敬的已故父亲的尊贵遗嘱。
当阿加特读罢这一切时，奇异的事发生了：这些论述的内容对她并非没有留下印象。她没顾得上坐下，站着逐字逐句又通读了一遍，然后她便慢慢放下这封信，将它递给乌尔里希，后者已经惊诧地看出他妹妹心情很激动。
三〇 乌尔里希和阿加特事后寻找一个理由
在乌尔里希读信的时候，阿加特胆怯地观察着他的脸部表情。他低下头读信，脸部的表情似乎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决断，是该讥讽、严肃、忧愁呢，还是该蔑视。这时，一个沉甸甸的分量向下压在她身上；它从四面八方挤涌过来，仿佛在先前存在过一种不自然地使人感到轻快的无忧无虑情绪之后，空气正在凝缩而变得极其沉闷：阿加特在她父亲的遗嘱上所做的手脚第一次让她良心感到不安。但是如果说，她一下子估计出，她实际上犯下了什么过错，这恐怕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她在与一切事物的关系中都感受到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估价，也在对她兄长的关系中，她感觉到一种难以描绘的清醒。她所做过一切事她都觉得不可理解。她曾经说过杀死她丈夫这样的话，她伪造了一份遗嘱，她跟她的兄长搭伴儿过日子，却没问一问这样做是否扰乱他的生活：在一种充满幻想的如痴如醉的状态中她做了这些事。这时尤其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这样做时完全缺乏最亲近、最自然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别的女人，在甩掉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时，都会要么寻找一个更好的男人，要么通过别样的、但同样十分自然的行动使自己得到补偿。乌尔里希甚至曾相当频繁地亲自指出这一点，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如今她站在这儿，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很像一个对自己的行动确实并不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态度，所以她认为哈高厄尔以他自己的方式指责她的所作所为指责得对；而他的这封在乌尔里希手里的信则使她感到震惊，这就犹如一个人，他本来就已经受到控告，如今还收到他从前的老师的一封信，这位老师在信里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的鄙视。她当然从来也不曾承认哈高厄尔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力；尽管如此，这作用却是这样的，就仿佛他可能会对她说：“我把你看错了！”或者：“可惜我从未把你看错并且总是有这样的感觉：你将不会有好下场！”怀着摆脱掉这个可笑和可悲印象的愿望，她提前打断还一直在专心致志读信并且看样子怎么也读不完的乌尔里希，她不耐烦地说：“其实他描写我描写得完全正确。”她假装满不在乎地说，但却带着一种明显挑逗的口吻，它清楚地泄露出想听到与此相反的话的愿望，“即使这话他没说，也依然是符合事实的：要么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嫁给他时，我一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要么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离开他同样没有什么理由。”
这时乌尔里希正在第三次通读信中无意间使他的想象能力成为与哈高厄尔的紧密关系见证人的那些段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了几句令人不解的话。
“可是你得留点神！”阿加特请求他，“我是合乎时代精神的、经济上或精神上有某种活动能力的女人吗？不。我是热恋中的女人吗？也不是。我是善良的、补偿性的、简化性的伴侣和母亲吗？更不是。我还能是什么呢？我干吗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参加的这种社交聚会，这一点我必须马上就告诉你，从根本上来说这社交聚会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我几乎相信，使有教养的人入迷的音乐、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也完全可以不要。譬如哈高厄尔就不然，光为了引经据典他就需要它们。他至少具有一个陈列馆的令人愉悦、整齐规则的特性：他说得不对吗，他指责我，说我无所事事，说我拒绝‘大量美的和有道德的东西’，说我充其量还能在哈高厄尔教授那儿找到理解和宽容？！”
乌尔里希把信还给她并心平气和地回答：“让我们正视这件事情：一句话，你确实在社会问题上是低能儿！”他微微一笑，但是在他的声调中却可以感觉得到对这封机密信件的感悟在他心头留下的那种恼怒。
但是她的兄长这样回答却让阿加特心里感到不悦。这加深了她的忧伤。她用腼腆中带着嘲笑的口吻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没对我说什么就坚持要我离婚、让我失去我唯一的保护人呢？”
“啊，也许之所以这样做，”乌尔里希闪烁其词说，“是因为用一种坚定的男人方式你来我往，这是一种简单而又绝妙的做法。我用拳头敲了桌子，他用拳头敲了桌子；当然随后我就不得不加倍使劲敲桌子，我以为。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阿加特一直——虽然她情绪恶劣自己不能察觉这一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是感到不可抑止的高兴：她的兄长私下里做了与他在戏谑调笑做兄妹游戏时期公开表现出的姿态相反的事；因为他伤害哈高厄尔的感情这件事似乎只能有这样的目的：在她身后设置一个障碍，从而排除了任何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但是现在，连这种隐蔽的欢乐也荡然消失，剩下的只有空泛的失落感，于是阿加特沉默不语。
“我们绝不可以忽略了，”乌尔里希继续说，“哈高厄尔多么成功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贴切地误解了你。当心点，他会用自己的办法，不用求助侦探事务所，他只需开始考虑你在人际关系中的弱点，便会发现，你对父亲的遗嘱做了什么手脚。我们怎么来给你辩护呀？”
自从他们再次相聚以来，兄妹之间第一次谈起阿加特对哈高厄尔搞的这一场既不幸又幸运的恶作剧。她猛烈地一耸肩膀，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抗拒动作。
“哈高厄尔当然是对的。”乌尔里希用温存、有力的口吻请她考虑。
“他不对！”她情绪激动地回答。
“他部分是对的，”乌尔里希调和说，“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就必须充分而明确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把我们俩都投进监狱的。”
阿加特惊恐地睁大着眼睛望着他。这个她其实是知道的，但是这还从来没有这样无可置疑地说出来过。
乌尔里希回答时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继续说，“可是我们如何让你做的这种事以及你这种行事方式不受指责，以免——”他寻找一个能满足他要求的措辞，却没找到，“唉，我们姑且就说，以免出现有点儿像哈高厄尔所说的那种情况；以免出现向阴暗面，向机能缺失现象方面，向从某种丢失的东西中产生的错误方面倾斜的情况？哈高厄尔代表世人的意见，尽管这意见从他的嘴里说出听起来滑稽可笑。”
“现在用得着烟盒了，”阿加特小声说。
“是呀，现在该用它了，”乌尔里希坚定地说，“我得给你说说早就憋在我心里的话。”
阿加特不愿意让他说话。“我们挽回此事，这岂不更好？！”她问，“也许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向他随便怎么道一个歉？”
“现在为时已晚。现在他会把这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迫使你回到他身边去。”乌尔里希说。
阿加特沉默不语。
乌尔里希开始讲述烟盒的故事，一个富有的人在饭店里偷了一只烟盒。他发明了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三个原因会使人做出这样一种侵犯产权的行为来：贫困、职业，或者，如果两者都不是的话，那就是一种受损坏的精神素质。“有一次我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你曾向我表示异议，说是人们也可能会出于信念而这样做。”他补充说。
“我说过，人们会简简单单就这么做的！”阿加特插话。
“是呀，根据原则。”
“不，不根据原则！”
“对呀，事情就是这样！”乌尔里希说，“人们做出这种事情来，至少得有一种信念嘛！我实在不明白！没有任何事情人们是‘简简单单’做的；做什么事不是有其外部的就是有其内部的根据。这恐怕是不容易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对此进行哲学探讨；我只是说：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是对的或者如果一个决定简直好像是从虚无缥缈中产生出来，那么，人们便是怀疑自己有一种病态的或者有缺陷的素质。”
不过这一席话却是说过了头，其糟糕程度远远超出乌尔里希的愿望；这只是在方向上与他的顾虑相一致。
“就这个问题你要告诉我的话，就这些了吗？”阿加特平静地问。
“不，还不止这些，”乌尔里希愤慨地回答，“如果没有原因，那就得找一个！”
两个人当中谁也不怀疑，他们得在哪儿寻找这个原因。但是乌尔里希有别的招儿，过了一小会儿他打破沉默若有所思地说：“就在你走出与别人一致这种境况的这个瞬间，你就永远也不会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想行善，那你就得相信世界是善的。我们俩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不是在瓦解便是在痉挛的时代。但是，为了一个可能就要来临的世界的缘故，人们应该洁身自好！”
“难道你认为，这对这个世界会不会来临有什么影响吗？”阿加特表示异议。
“不，可惜我不这样认为。充其量我这样认为：如果连看到这一点的那些人也不正确行动，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不会来临，衰落就不可阻挡！”
“五百年后世界变样还是不变样，你从中会得到什么呀？！”
乌尔里希迟疑不决：“我尽我的义务，你懂吗？也许像一个士兵。”
很可能这是由于阿加特在这个倒霉的早晨需要得到一种不同于乌尔里希给予的更温柔的安慰吧：她回答说：“说到底只像你的将军？！”
乌尔里希沉默不语。
阿加特不愿就此罢休。“可是你对这是不是你的义务没有把握，”她继续说，“你这样做，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因为这让你感到愉快。别的什么事我也没做过嘛！”
她突然失去自制。不知道什么事情很令人伤心。她一下子噙着眼泪，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为了将这掩饰住并不使其暴露在她兄长的眼前，她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并将自己的脸藏在他的肩头。乌尔里希感觉到，她在哭、她的背在颤抖。一种令人难堪的困窘向他心头袭来：他感到自己毛骨悚然。不管他自以为对他妹妹怀有多少温柔和美好的情感，在这个势必会让他怦然心动的时刻这种情感却没有出现；他的感觉受到扰乱，运作不起来了。他抚摸阿加特，悄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是他很不愿意这样做。由于短缺了精神上的共同激动，他便觉得这两个身体的接触就像两个稻草扎的草帚挨在一起。他把阿加特带到一把椅子跟前，自己则在离她几步远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从而结束了这个尴尬局面。他刚落下座，便对她所表示的异议作出回答，他说：“遗嘱这件事根本不会让你感到高兴的！而且也永远不会让你感到高兴，因为它是某种无秩序的东西！”
“秩序？！”阿加特含着眼泪嚷嚷，“是义务了！”
其实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因为乌尔里希表现得如此冷淡。可是她已经又在微笑。她领悟到，她必须独自料理好自己的事。她感觉到，她脸上绽出的这笑容在她那冷冰冰的嘴唇前面很远处飘浮着。而乌尔里希则相反，现在他摆脱了困窘，他甚至觉得在自己身上没出现通常的身体上的激动，这实在是件好事；他感悟到，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状态也得变变样子。可是他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阿加特神情十分颓丧，所以他开始说话。“你不要为我用了这样的词儿伤心嘛，”他请求，“别因这些词儿生我的气！我选择了秩序和义务这样的词儿，这很可能是我的不对；这也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布道。但是为什么，”他立刻又话锋一转，“见鬼，为什么布道是可鄙视的呀？它们应该是最可让我们感到高兴的事呀？！”
阿加特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作出回答。
乌尔里希放弃他的这个问题。
“你别以为我想在你面前硬充公正的法官！”他请求，“我并不曾想说我没做过任何坏事。只是不得不偷偷地干，这个我不喜欢。我喜欢道德强盗，不喜欢窃贼。我想把你造就成为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强盗，”他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因性格上的弱点而犯错误！”
“在这方面我不要什么脸面！”他的妹妹藏在离她很远的微笑后面说。
“有意思极了，居然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时代，所有的年轻人居然会都对坏事有好感！”他笑着插嘴说，想把谈话从个人问题上引开，“今天的这种对道德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的偏爱当然是一种弱点。很可能是市民对善厌倦了，是他们走上了邪道。我自己原本也曾以为，人们对一切都得说不；所有今天在二十五岁和四十五岁之间的人都曾这样以为；可是这当然只是一种时尚：我想象得出来，现在风向马上就会起变化，随后就会出现一代青年人，这一代青年人将不是把不道德而是把道德又插在纽扣的扣眼里。最年老的蠢人们一辈子从未感受过道德的令人激动的力量，有机会时只是发表一些道德方面的陈词滥调，他们随后将突然成为一种新的性格的前辈和先驱者！”
乌尔里希站起来，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他建议，“按其本性而言，善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恶却依然是批判！不道德的东西作为一种道德的严厉批判正在获得其极大的权利！它向我们表明，生活也正在以别的方式进行。它在戳穿谎言。为此我们用某种宽容报答它。存在着无可非议地讨人喜欢的遗嘱伪造者的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财产的牢不可破性有点儿不对头。也许这不需要什么证明；但是这一下任务也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必须设想开脱了罪责的罪犯有可能犯每一种罪行，甚至也可能犯杀婴罪或者别的什么令人憎恶的罪行——”
他用提及遗嘱来打趣他妹妹，试图捕捉住她的一束目光，但他白费了力气。现在她做了一个不由自主的抗拒动作。她不是理论家，她只能觉得她自己的罪行得到开脱，她其实是因他的比喻重新受到了伤害。
乌尔里希笑了。“我们能够这样玩弄概念，”他说，“这看上去像是闹着玩儿，但却有着重要意义。这证明，在对我们的行为的评价上有些不对头。这也不是真的：仿佛在一群遗嘱伪造者中间你就会毫不含糊地维护法律规定的不可侵犯性，只是在一群公正的人的中间这才会变模糊、才会颠倒。是呀，倘若哈高厄尔是个流氓，你甚至会非常公正；他行为正派，这简直是一种不幸！人们就这样被推过来撞过去！”
他等待着一个回答，可是这回答没出现；于是他就耸耸肩膀并重复说：“我们给你寻找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注意到：正派的人太喜欢——尽管自然只是在幻想中——参与犯罪了。我们可以添上一句：而罪犯们，如果人们听他们自己陈述，几乎无例外地都想被认为是正派的人。所以人们简直可以下定义：罪行就是一切别人任其在小不端行为中流去的东西在罪人先生们内心的联合，这就是说在幻想中以及在成百上千个日常的思想品质上的无耻行径和恶意行为中。人们不妨说：罪行正在酝酿中，只是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反抗最小的路，这条路将把它们引到某些人的身边。人们甚至可以说，它们虽然也是没有能力进行道德教训的个人行为，但是本质上它们却是在区分善与恶方面某种一般的通情达理的不和谐态度的集中表现。就是这种东西，是它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将批判精神充满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同时代人没有超越过它！”
“可是什么是善和恶呢？”阿加特脱口而出，乌尔里希没有觉察，他正在用他那落落大方的态度折磨着她。
“呦，这我可不知道！”他笑着回答，“我刚刚才说明，并且是第一次说明，我憎恶恶。我对它的了解迄今确实没达到这样的程度。啊，阿加特，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若有所思地抱怨，“譬如拿科学来说吧！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减五不比加五坏。一个研究人员不可以厌恶任何事物，面对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癌症病人时其欢乐而激动的心情可能不亚于看到一位美丽的妇女。一个有知识的人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只有在世界的末日才有完整的真实。科学是非道德的。这种整体的、美妙的对陌生事物的深入探究使我们戒绝对我们的道德心的个人研究，甚至它连可以完全严肃地对待科学的这种满足感也不给予我们。那么艺术呢？它难道不是永远意味着一种与生活图像不一致的图像的塑造吗？我并不是在谈论虚伪的理想主义或者是说在人们身穿严实得连鼻尖都裹住的服装的时候大画特画裸体像，”他又开玩笑说，“但是你不妨想一想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你从来也没有这种感觉吗，好像这件艺术品上的某种东西令人想起你在一块磨刀石上磨一把刀的时候刀上冒起来的那股烧焦的气味？这是一股怪里怪气的、气象的、有雷雨似的气味，无比美妙而阴森可怕！？”
这里是唯一的一段话，阿加特这时主动打断他。“你不是从前自己就曾写过诗吗？”她问他。
“你还知道这个？我什么时候向你承认的？”乌尔里希问，“是呀，不过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个时候做诗的。我甚至还在当数学家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诗了，”他承认，“但是我年纪越大，那些诗也就变得越坏；我认为，并非由于没有才能以及由于对这种情感偏离的杂乱和吉卜赛人式的浪漫气质的日益增长的厌恶——”
他的妹妹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是这让乌尔里希觉察到了。“然而，”他毅然地说，“一首诗却应该完全和一桩善举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问的话，振奋的瞬间在下一个瞬间到哪儿去了呢？你喜欢诗，这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人们不只是可以在鼻子里有火的气味，直至它渐渐挥发。这种不完善的态度完全就是与不停地作未作完的批判的道德态度相配对的一种态度。”突然回到主要的事情上，他回答他的妹妹说：“倘若我在这个哈高厄尔事件上采取如你今天所期盼于我的那种态度，那么我就得持怀疑、懒散和讽刺态度。你或我也许还可能会有的一定很有道德的孩子们就真的会说我们理应生活在一个对于市民来说很安全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忧虑或者充其量只有多余的忧虑。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信念上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乌尔里希很可能还想说许多话；他其实只是犹豫着没说出他为他妹妹准备好的话来，他若是向她泄露了这个秘密，那恐怕倒就好了。因为她突然站起来，匆匆找了个借口准备外出。“还是这句话：我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她勉强试图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你对此所说这一切，我再跟不上趟了！”
“我们俩在道德问题上是低能儿！”乌尔里希客气地声言。“我们俩！”他的妹妹匆匆离他而去，没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对此他颇感不悦。
三一 阿加特想自杀并结识了一个男人
其实她急忙离去，是因为她不愿意再次让她兄长看到她的眼里噙满眼泪，她几乎抑制不住这眼泪。她伤心已极，就像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为什么，这她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在乌尔里希讲话的时候发生的。为什么，这她也不知道。他本不该说话，本该做点别的什么。做什么，这她不知道。他做得对，他没认真看待她的激动与这封信的这种“愚蠢巧合”，他一如既往地继续这样讲话。但是，阿加特不得不逃跑。
起先她只是觉得需要走一走。她离开寓所径直向前走去。每逢她受到街道和房屋的阻挡而不得不转弯时，她便总是保持原来的方向。她逃跑；那样子，完全就像人和动物逃脱一个不幸。为什么，这个她不考虑。当她疲倦了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有什么打算：不再回去！
她想一直走到天黑。一步一步越走离家越远。她假定，天黑下来她停住的时候，她的决心也就下定了。这是自杀的决心。这其实不是自杀的决心，而是对决心将会在晚上下定的期盼。在这个期盼的后面是她脑海里的一阵绝望的翻腾。她身上连可以用来自杀的物件都没带着。她那只小小毒药盒不知道是在哪个抽屉里还是在哪只箱子里。她的死只是满足了可以不必回去的渴望。她想从生命里走出去。行走的目的就在于此。她行走，一步一步，似乎已经在脱离生命。
她累了，这时她渴望草地和森林，渴望独自在郊外行走。但是到那儿去就得坐车。她上了一辆电车。她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知道应该在陌生人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人们从她打票和问询的语声上听不出什么激动情绪来。她挺直身子、安安静静地坐着，她的手指头没有一个在颤动。就在她这样坐着的时候，她浮想联翩。倘若她可以喧闹，也许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捆住了手脚，这些思想仍然像一个个大包，她徒劳地尽力从一个洞口把它们挤进去。她因他说过的话而对他生气。她本不愿意因此而生他的气。她不承认自己有这个权利。他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了？！她占用了他的时间，却没给他任何回报；她妨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想到他的生活习惯她便感到痛心。只要她在寓所里，显然就没有别的女人到这寓所里来过。阿加特深信，她的兄长得永远占有着一个女人。他为了她的缘故而约束了自己的行动。由于她不能给予他任何补偿，她就自私和冒坏水。此时此刻，她真巴不得能折回并亲亲热热地请求他原谅。但是她转念又想起，他方才态度多么冷淡。显然他后悔把她接来了。在他还没有烦腻她之前，他一切设想得多好，他什么话没说呀。如今他再也不谈这些事了。伴随这封信而来的那种头脑的极度清醒又在啃噬着阿加特的心。她嫉妒，失去理智地、极端地嫉妒。她原本可以迫使她的兄长接受自己的，如今却感觉到了一个抗拒自己遭拒斥的人的那种既感情强烈又软弱无能的友情。“我可以为他去行窃或者当野鸡！”她心中暗想并认识到这简直可笑，但却没有别的办法。乌尔里希的谈话连同其中的那些玩笑话以及那种看似公正的优越感对此起着犹如一种讥诮的作用。她钦佩这种优越感和所有这些精神上的需要，这些需要超出了她的需要的范围。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思想总是要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她感到有失脸面，便要求得到个人的安慰，不要求泛泛的说教！她不想做个勇敢的人！过了一会儿，她责备自己竟是这样的人，她幻想自己不配有更好的下场，就只配受到乌尔里希的冷落，从而加深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这种自我贬低——乌尔里希的态度也好，哈高厄尔的令人难堪的来信也罢，都不曾为此提供足够的因由——是一种突然爆发的感情冲动。阿加特迄今在自她不再是孩子以来的不很久的时间内，作为她在集体生活要求面前的失灵所感受到的一切，都由此而引起：她怀着没有或者甚至违背她的最真诚的爱好生活着的这种感觉度过了这段时间。这是献身和信任的爱好，因为她从未像她兄长那样如此熟悉孤独；但是如果说她迄今一直不可能委身于一个人或专心致志地从事一件事，那么，这仍然还是因为，她自身具有一种更大的献身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如今将胳臂伸向世界或伸向上帝！人们与自己周围的人不相投，这是一条知名的献身于全人类的路；而一个孤僻的人具有一种热烈的爱，从中同样可能生出一种隐蔽的、真挚的渴求神明：在这个意义上的宗教罪犯，其荒谬程度并不甚于找不到男人的笃信宗教的老太太；而阿加特的对待哈高厄尔的态度则具有完全无意义的一种自私行动的形态，同样也是一种焦灼意志的爆发，犹如那激烈的言行——她用这样的言行谴责自己让兄长唤起了生的希望、却因性格软弱而不得不又失去它。
她没有在缓慢行驶的电车里待多久；当路边的房屋开始变得较低矮和带乡村风味时，她便离开车厢，步行行走余下的路程。庭院敞开着，通过门廊、从低矮的篱笆上，人们可以看到手艺人、牲畜和玩耍的儿童。空气中充满着一种宁静，在这一片宁静中有讲话的语声和器具的敲击声；这些声音伴随着一只蝴蝶的不规则的和轻柔的飘动在清澈的空气中回荡，而阿加特则觉得自己像一个阴影那样乘着这些声音的翅膀向着那渐渐向上伸展的一排葡萄园和森林行走。但是有一回她站住，站在一个有箍桶匠和用 头敲击箍桶木的悦耳声音的庭院前面。她生平喜欢观看这样一种美好的工作，感到从事这种朴素而有意义的、优越的手工劳作是一种乐趣。这一回，她听有节奏的敲击声、看男人们在四周行走的动作也没有个够。它让她在瞬间忘记了自己的忧愁并使她陷入一种愉悦和漫不经心的与周围世界紧密相联的状态。她对能够做这样一种多种多样地、自然地来自于一种普遍受赞许的需要的事情的人总是感到钦佩。她只是自己不想有所作为，虽然她具有一些才智上的和有用的灵巧。生活没有她也是完善的。突然，她还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便听见钟声响起，费好大劲才没有又哭起来。郊区的这座小教堂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敲响它的两座钟，但是阿加特现在才注意到；而与此同时她简直直接被吸引住了：这些无益的声响，这些游离于良好、热情的尘世之外的、在空中热情飘荡的声响，它们与她自己的生活何等相近。
她急匆匆又走起自己的路来；在这不再从她耳中消失的钟声的陪伴下，她迅速从最后几幢房屋之间向外面的那座山丘走去。这座山丘的山坡，下端为葡萄蔓和零星的小径边上的灌木丛所覆盖，而上端则是葱茏的林木。如今她也知道自己想上哪儿去；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她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大自然之中。她的心喜悦和惊吓得怦怦直跳，有时她停下并证实，钟声还一直在陪伴着她，虽然隐蔽在高空，几乎听不见了。她觉得好像还从未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听见钟声响起，简直是没有特殊的、喜庆的因由就民主地参与这自然和自信的事务中了。但是这座千百种声音的城市的所有声音中，如今这个声音在最后对她讲话，其中有某种东西，它将她攫住，仿佛它想把她扶起，把她扶上山去；但是随后它却每次又放开她并渐渐变为一个微弱的铿锵作声的响声，这个响声比唧唧叫的、哞哞叫的或者当地的呼呼作响的其他响声没有任何优异之处。就这样，阿加特可能还向山上漫游了一个小时。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前面，这正是她记忆中的那片灌木丛。它将林边一座荒废的坟茔围住，几乎是在一百年前一位诗人曾在这里自杀并按其遗愿被安葬在这里。乌尔里希曾说，这位诗人虽然受赞扬，但却不是一个好诗人，而表现为渴望埋葬在一个眺望处 的这种不管怎么说总有些短视的诗歌则曾受到他尖锐的评判。但是，自从他们在一次散步途中共同辨读出墓碑上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漂亮的毕德迈耶尔风格的字迹以来，阿加特就一直喜欢大墓碑上的铭文；她向那黑黢黢的、由大块的有棱角的环节组成的链条俯下身去——正是这些链条划定了这个死亡四角形对生命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