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边微笑边进行的思维活动，而乌尔里希方才在想：“我就待在命运把我送去的地方吧。”不幸的是，这种紧张关系让一个障碍给打破了。
现在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乌尔里希方才还像经历自己身体的一个敏感的延续部分那样经历了树和石头的那个世界。
因为一份工人报刊——莱恩斯多夫伯爵大概会这样说的——对这个伟大思想倾注了一大堆破坏性的唾沫，这份报刊声称，这个思想仅仅是紧接着最近的强奸谋杀案之后统治者们制造的一个新的头号新闻，一个正直的工人喝多了点，觉得怒火从心头升起。他走近两个公民的身旁，这两个人对当天所做的事颇感到满意，因意识到好的观念随时都会显现而相当大声地交换着同意这个爱国行动的看法，他们在报刊上读到了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双方产生了口角，一个警察就在附近，这使两个有友好情意的人受到鼓舞，却也惹怒了那位进攻者，于是这场争吵便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形态。警察先从后面，继而从前面，最后就在近旁看这场纷争；他在一旁观战，宛如国家这座铁起重器的，这座终端是电钮和别的金属部件的铁起重器的一个凸出的杠杆。如今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生活中的经常性居住地点却完全有着某种鬼气森然的东西；人们不论到街上去，还是喝一杯水或登上电车，都会碰到一个巨大的法律和关系机构的那些调和杠杆，将它们开动起来或由它们来维持自己那宁静的生活；人们了解其中的占少数者，它们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而在另一方面它们都沉入一个网络之中，这网络的全部成分压根儿还没有哪个人弄清楚过；所以人们否认它们，一如国家公民之否认空气并声称空气是一片空虚，但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恰恰表明，一切被否认的，一切像水、空气、空间、金钱和时间的消逝那样无色、无气味、无滋味、无重量和无道德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某种似鬼魂般的东西。有时人会像在没有自己意愿的梦中那样被一种惊慌情绪攫住，像一头陷进一张网的不可理解的机械装置的动物那样被一种狂乱出击的运动风暴攫住。警察的纽扣对那位工人施加着这样一种影响，而此刻那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机构便着手进行逮捕。
逮捕过程不无反抗和煽动性观点的反复显示。这引起来的轰动迎合了醉汉的虚荣心，一种直到那时为止一直秘而不宣的对同类的满腔厌恶发泄了出来。一场激烈的以求获得价值实现的斗争开始了。一种对他的自我的更崇高的情感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激烈争辩，仿佛他身体不健壮似的。世界也不健壮；它是一丝不稳定的气息，它不断地扭曲、变换形态。房屋歪斜着从空间冒出来；其间那可笑的、密集的、但却亲如手足的糊涂虫便是人类。我有责任为他们建立秩序，这位不寻常的醉汉这样觉得。整个现场充满着某种闪闪烁烁的东西，事件的某一段道路清晰地向他移过来，但随后墙壁又旋转起来。眼轴就像从头上伸出来的叶柄，而脚掌则紧紧抓住地面。一种奇异的从嘴里向外的涌流已经开始；言语从内心深处泛上来，对于这些言语简直不可思议的是，先前它们是怎样进入那里面去的，它们可能都是些骂人的话。这无法加以严格分辨。外部和内部相互交融。愤怒不是内心的愤怒，而仅仅是激动得狂叫的愤怒的身体外壳。一个警察的脸极慢地趋近一只捏紧的拳头，直至终于流起血来。
但是在这期间警察的人数也翻了三番；人群和急忙奔跑过来的保安人员一道聚拢过来，醉汉已经扑倒在地，拒不接受拘捕。这时，乌尔里希做了一件欠考虑的事。他听见人群里有人说了“亵渎君王”这句话，如今却发现，这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犯什么亵渎的罪行的，人们应该让他去睡觉才是。他没有多作考虑，但是他向不公正的人们走去。这时那个人大声叫嚷，说是他才不把乌尔里希和国王……——一个警察显然把这一反复的过错归因于乌尔里希多管闲事，便厉声呵斥乌尔里希，要他滚开。可是此君不习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国家，只会把国家看作一家理应给人们提供礼貌服务的饭店，他竟不许人家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讲话，这出乎意料地使警察们认识到，一个醉汉不够三个警察侍候，所以他们顺势就把乌尔里希也带走了。
一个穿制服的人的手抓住他的胳臂。他的胳臂比这侮辱人的扭抓强有力得多，但是如果他愿意和武装国家权力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拳击比赛的话，大就可以挣脱这只手，所以他终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客客气气地请求人家让他自己跟他们一起走。拘留所设在警察局大楼里，乌尔里希走进拘留所，他一看见地板和墙壁顿时便想到了兵营；不断被带进去的污秽和粗劣的洗涤剂之间的那种同样的阴沉沉的斗争充斥着这间拘留所。接着，他看到了其中还配有文官统治的象征，两张带一个小柱栏杆的写字台，栏杆上缺了几根小柱，其实是作写字台用的木箱，箱面上铺着撕破、烧焦的布，安放在极低矮的球状底座上并且在费迪南德时代漆过黄褐色油漆，如今油漆剥落，木头雕花上只剩最后几片树叶了。随后，房间里充满着这种浓重的感觉：人们在这里不可以发问，只有等待的分儿。他那位警察在报告了拘捕的原因之后便像一根柱子那样站立在乌尔里希身旁，乌尔里希试图立刻说明情况，这个要塞的警官和司令在护送人员走进来时从他已经写过字的案卷上抬起一只眼来，打量了打量乌尔里希，随后那只眼睛又垂下，这位官员一声不吭地继续在案卷上写着。乌尔里希觉得等候了无穷尽的时间。然后，警官把案卷推到一边，从壁架上拿起一本册子，登记上什么，撒上点沙子，把册子放回，拿来另一本，登记，撒沙子，从一摞相似的案卷里拿出一扎来，然后如法炮制地干了起来。乌尔里希觉得第二个无穷尽正在展开，这期间星辰正常旋转，而他则仿佛不在这世上似的。
从这间公事房经过一扇开着的门便可进入一条通道，禁闭室就在这条通道边上。人们立刻就把乌尔里希的被保护人带到那儿去了，而由于再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动静，所以他大概是飘飘然进入睡乡了吧；但是可以感觉到正阴森森地发生着别的事件。禁闭室所在的那个过道必定还另有一个入口；乌尔里希一再听到人来人往的沉重脚步声、甩门声、压低的语声，蓦地，当又一个人被押解进来时，响起了这样一个声音，乌尔里希听见这个声音苦苦哀求：“求您发发慈悲吧，您别拘捕我啦！”这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刺耳，而这一声向工作人员发出的、要他发慈悲的呼喊，听起来出奇地不合时宜，几乎令人发笑，因为职能是要实事求是地行使的嘛。警官抬一抬头，眼睛没有完全离开案卷。乌尔里希听见许多只脚猛烈擦地的声音，显然是一些人在用身体推搡一个抗拒着的身体。接着便只听见像是在被人一推后两只脚踉跄行走的响声。随后便是一扇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插销咔嚓一响，这时写字台后面那个穿制服的人已经又低垂下脑袋，空气中笼罩着一片沉默，仿佛已经在一句话后面正确的位置上画上了一个句号似的。
乌尔里希猜测他自己还没为警察的宇宙造就出来，但他似乎猜测错了，因为警官随即又一抬头凝视着他，最后写得的几行字仍还湿乎乎地闪亮着，它们没被吸干，而乌尔里希案件则一下子便显得自一些时候以来就已经归入警署受理的案件之列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乌尔里希受到盘问。
他认为，在还没有哪怕只是谈一谈他有罪还是无罪之前，自己便已陷进一台机器之中，这台机器将他剖析为无个人特色的、一般性的成分。他的姓名，语言中最缺乏想象力、但却最富有情感的词，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的论文在一向被认为是响当当的学术界曾给他带来过荣誉，它们在这里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人家一次也没向他问及它们。他的脸只被看作相貌特征的简要描述；他觉得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眼睛是灰色的，现有的四种官方许可的眼睛之一，这样颜色的眼睛有几百万双；他的头发金黄色，他的身材高大，他的脸椭圆形，特别的特征他没有，虽然他本人对此另有看法。按他的感觉，他个头高大、肩膀宽阔、胸部像桅杆上一张鼓起的帆，一旦他生气、争吵或博娜黛婀偎着他，他身上的各关节便像狭窄的钢肢节那样把浑身的肌肉锁起来；但是一旦他读一本扣动他心弦的书或心头掠过一丝于这世上闻所未闻的无国籍的炽热爱情气息，他便瘦削、温柔、模糊，像一块在水里飘浮的水母那样柔软。所以即便在此刻，他也尚还懂得这些统计资料使个人失去了魅力，而警察机构对他使用的量度和描述方法则像一首撒旦编造的爱情诗那样陪伴着他。其中最神奇的是，警察不仅能够剖析一个人，剖析得他什么也不剩下，而且也会把这些微乎其微的构件又不出差错地装配成他并由此认出他来。要作出这一成绩，只需附加上某种不可衡量的东西，某种警察称之为嫌疑的东西。
乌尔里希突然领悟，他只能凭借清醒的理解才能摆脱自己因愚蠢而陷入的困境。人们继续询问他。他设想，如果在被问到住所时把一个陌生人的住所说成是自己的住所，或者对他为什么做了自己所做的事这个问题回答说，他总是做某种不同于他确实认为重要的事，这将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做出规矩本分的样子，说出了街道和房屋门牌号并试图编造一种替自己的态度辩解的托词。这时，才智的内在权威以一种极其令人难堪的方式对警官的外在权威表现出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窥见一个转机。当被问及职业，他在回答“私人”的当儿——私人学者他没说得出口——便已经感觉到一束目光盯住了自己，这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仿佛他说了“无家可归”似的；但是当他在个人履历里提到父亲并且情况表明，他父亲是上院的议员——这时，这目光顿时便变了样。它还始终带着狐疑，但不知什么东西立刻给乌尔里希一种宛如一个在大海的波涛里来回翻滚的人用大足趾触到了陆地的感觉。他精神为之一振，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当即减弱已供认的一切，向这位已处于值勤宣誓状态的权威警官提出要接受警察局长亲自审问的强烈要求，而当这只引起对方微微一笑时，他撒谎——成功地装出自然的神态，很随便地并准备立刻再否认这个断言，倘若人们用这来设置圈套想从他嘴里套问出详细情况的话——自称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朋友和人们大概已在报刊上读到过的那个伟大爱国行动的秘书。他顿时便发现，这句话使对方开始进行那种他迄今一直未曾得到过的较为严肃认真的思考，于是便紧紧抓住这个优势。结果就是，这位警官恼怒地打量他，因为既不想承担过分长久扣留这个捕获物的责任，也不想放走他；而由于这时没有更高一级的官员在场，他便想到一个招儿，这一招儿给这位普通的警官开出一份绝妙的证明，证明他从上司处理棘手案卷的样式上已经学了一手。他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并神色凛然地表示猜测说，乌尔里希不仅犯有侮辱值勤人员和妨碍执行公务罪，而且如果考虑到他声称自己所居的地位的话，也有从事情况不明的、也许是政治方面的勾当的嫌疑，所以他得让自己了解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以便把这件事交警察总局政治司去处理。
所以，不多几分钟以后，乌尔里希便乘坐一辆警察局提供的车辆向夜色中驶去，身边坐着一位不苟言笑的穿便服的警察。当他们驶近警察总局时，被拘捕的人看见二楼的窗户灯火辉煌，因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最高首脑还在主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所房屋不是昏暗的厩房，而像一个部，他已经呼吸到一股更亲切的气息。他也很快便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位值夜班的官员面前，这位官员马上便察觉出，这家被激怒了的市郊机构告发此人实在是瞎折腾；然而，他却觉得从正义的魔掌中释放一个满不在乎自己闯进去的人，这很不合适。于是总局的官员也摆出一副铁机器的神态，向被拘捕者明确声言，说是他欠考虑的行为让人觉得很难对释放负责。被拘捕的人已经把情况陈述了两遍，这一切曾对分局的警官产生过很有利的影响，但是对这位地位更高的官员这就不管事了，可是正当乌尔里希对自己的事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他的这位法官的脸部表情倏地现出一种奇异的、近乎感到高兴的变化。他把告发材料又仔细看了一遍，让乌尔里希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问清楚了他的住址，彬彬有礼地请求他稍等片刻，就离开了这间房间。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这时的他就像一个想起了什么很开心的事的人，竟出奇地礼貌地邀请被拘留的人跟他走。在楼上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门口他没说什么别的话，只说了句“警察局长先生想亲自和您谈谈”，于是乌尔里希当即便站在了一位从邻近的会议厅里走出来的蓄着分开的络腮胡子的男子面前，这种络腮胡子他曾经见过。他决心用温和的指责把自己的到场解释成为警察分局的一个失误，但局长抢先一步向他表示欢迎说：“误会了，亲爱的博士，警长先生全对我讲过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让您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因为——”说到这里他调皮地（倘使对一位官衔最高的警察官员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盯着他，仿佛要让他自己猜这个谜似的。
乌尔里希却根本猜不出来。
“伯爵阁下！”局长帮腔。
“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他补充说，“不多几个小时之前还火急火燎地向我打听过您呢。”
乌尔里希这才明白了一半。“您不在姓名地址录上，博士先生！”局长用开玩笑的责备口吻解说道，仿佛只有这才是乌尔里希的罪行似的。
乌尔里希一欠身，仪态大方地微微一笑。
“我估计，为了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情您明天必须去拜会伯爵阁下，所以我不忍心用监禁来妨碍您。”铁机器的主人这样结束他小小的玩笑。
人们可以认为，在任何一种别的情况下局长也会觉得逮捕是没有道理的，而警长则是偶然记起乌尔里希的名字不多几小时以前第一次在这所房屋里出现的前后经过，他完全照实向局长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所以谁也不曾任意干预过事态的进程。况且伯爵阁下从来就不知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乌尔里希觉得自己应该在发生这起亵渎君王事件之夜的次日去参谒他，并因此而当即成为伟大爱国行动的名誉秘书。莱恩斯多夫若知道这件事的始末根由，恐怕也不会说什么别的话的，而只会说这是由一个奇迹促成的。
四一 拉喜儿和狄奥蒂玛
此后不久，在狄奥蒂玛府上举行了爱国行动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客厅旁边的餐室变成了一间会议室。餐桌被拆开并铺上绿色桌布，摆放在房间中央。象牙白色的部级用纸和各种硬度的铅笔摆在每一个座位的前面。餐具柜已撤走。房间的四角空荡而严峻。四壁光秃得令人敬畏，只有一幅国王陛下的画像，是狄奥蒂玛挂上去的，还有那幅穿紧身胸衣的女人像，这是图齐先生当领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家里来的，虽然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女祖先的画像。狄奥蒂玛本来还很想在桌子的一端摆上一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但是图齐司长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在这一天离开家之前曾嘲笑过她。
因为这平行行动一开始应完全以私人面目出现。没有部长或政府要员出席；也没有一位政治家到场；这是有意安排的；一开始在小圈子里只召集了这个思想的无私的仆人们。国家银行总裁，封·霍尔茨科普夫先生和维斯尼茨基男爵先生，上层贵族的几位贵妇，市民福利事业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忠实于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产业和教育”原则的各高等学校、各艺术协会、工业界、本地房地产业和教会的代表将参加这次会议。各政府机关委派不起眼的年轻官员作全权代表，他们在社交方面适合这个圈里的人并且得到自己的首长的信任。这种组成成分符合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愿望，他想到了一种无拘无束从民众内部流露出来的意愿，但在有了处置种种问题的经历之后便觉得知道人们得与谁打交道，这也是一种很令人欣慰的事。
小侍女拉喜儿自早晨六点起便忙碌开了。她架好了大餐桌，搭接上了两张纸牌桌，铺上了绿色桌布，如今正特别认真地拂拭灰尘并以极大的热情做着每一种繁重的工作。前一天晚上，狄奥蒂玛对她说：“明天我们这里也许将创造世界历史！”拉喜儿高兴得浑身火辣辣的，急切盼望着和女主人一道经历这样一个事件，这对这个事件很有利，因为拉喜儿的黑色小连衣裙下面的身体像迈森瓷器那样惹人喜欢。
拉喜儿十九岁，相信奇迹。她出生在加利钦地区的一所破旧茅草屋里，草屋的房门柱上挂着犹太教经文纸条，地板开着裂口，泥土从裂口冒上来。她受到诅咒，被赶出门外。母亲现出一脸无奈的神色，兄弟姊妹们神色惊恐地冷笑。她双膝跪地苦苦哀求，羞耻感使她的心缩紧了，但谁也帮不了她的忙。一个没良心的小伙子诱奸了她；她不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不得不在陌生人家里分娩，然后便离开了那个地区。拉喜儿踏上了旅途；绝望随着她乘坐的破旧木板车的轮子一起滚动；哭干了眼泪，她看到她受某种本能的驱使向之逃奔而去的首都像一道大火墙出现在自己面前，她想冲进这道火墙，以求一死。但是，啊，真正的奇迹啊，这道墙分开并接纳了她；从此以后拉喜儿就不曾有过什么别的心绪，她只觉得仿佛生活在金色火焰的内部似的。偶然事件把她引到狄奥蒂玛的府邸，而这位主妇则觉得，既然她逃离了加利钦父母的家，那么因此而来到自己这儿，这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在她们彼此熟悉了之后，她有时便给小姑娘讲经常到府上来做客的那些显要人物的情况，拉喜儿能为他们效劳，这是莫大的荣幸；连有关平行行动的情况她也已经向她透露过一些，因为能欣赏拉喜儿的那双眼睛是一大赏心乐事，每听到一些情况那双眼睛便闪闪发光并像金色的镜子那样反射出女主人那容光焕发的形象。
因为小拉喜儿虽然因一个没良心的小伙子而受到父亲的诅咒，但是，尽管如此，她却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姑娘，简直喜爱狄奥蒂玛身上的一切：她可以早晚梳理的那一头柔软的乌发，她帮她穿上身的那些衣服，中国漆器和印度小雕花桌，四处摆放着的、她一个字也读不懂的外语书籍。她也喜爱图齐先生，最近也喜爱上了那位大富豪，他在到本地后的第二天就拜访了她仁慈的女主人；拉喜儿在前室里满怀热情地像凝视从自己的金柜里爬出来的基督徒救世主那样凝视着他，唯一让她感到沮丧的是，他来拜访她的女主人时没把他的索利曼带来。
但是今天，在一个这样的世界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她确信一定也会发生什么与她有关的事，她估计这一回索利曼大概会陪同他主人一起来，这是因为这件事场面隆重需要这样做。然而，这一期待却并不是主要的事，而仅仅是恰如其分的纠葛、冲突或阴谋而已，这些东西哪一本拉喜儿为修身养性而读的小说里都不短缺。因为拉喜儿可以读狄奥蒂玛放在一旁的小说，就如同她也可以改裁狄奥蒂玛不穿了的衣服供自己使用。拉喜儿熟练地缝制和阅读，这是她的犹太人遗传特征，但是如果她手里捧着一部被狄奥蒂玛说成是伟大艺术品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她最喜欢读——那么，她就当然只如同人们从远距离或在异国他乡观看一个生动的事件那样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她为她不理解的内心激动驱动、攫住，而自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很喜欢这样。如果人们派遣她上街或有贵宾来访，她便以同样的方式品味一座皇城的热烈和激动人心的姿态和多得异乎寻常的闪光的单个事件——她直截了当地通过置身于某个受偏爱的位置参与那些事件。她根本不想更好地理解这件事；她早期所接受的犹太教的基本教育、她父母家的那些聪明的格言，她因愤怒而全忘却了并且如今也不需要它们，犹如一朵鲜花不需要用羹匙和叉子去吮吸土地和空气的液汁。
现在她把全部铅笔再次集中在一起，把熠熠发光的铅笔尖端插进桌子边角上的一台小机器里，一摇曲柄，那机器便把铅笔头削得光滑锃亮，即便再削一遍也不会掉下一根细丝来；然后她又把铅笔放回到丝绒般柔软的纸张那儿，每一张纸旁边放三枝式样各异的铅笔，她想到，这台允许她操作的完美的机器来自外交部和皇室，是一个仆人昨天晚上从那儿拿来的，铅笔和纸也是如此。这时已经是七点了；拉喜儿迅速扫视四周，全面检查了一下各个细小环节，便急忙离开房间，去叫醒狄奥蒂玛，因为十点一刻会议就要开始，狄奥蒂玛在男主人离去后还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这几个和狄奥蒂玛一道度过的早晨让拉喜儿感到特别高兴。爱情这个词儿解释不了这个；倒不如用尊敬这个词儿，倘若人们忆及这个词的全部意义的话，转义的敬意如此充盈一个人的心胸，使他直至内心深处都为它所充满并且简直被它在自己心中的特殊位置排挤掉。拉喜儿自从自己那桩在家乡的风流韵事以来便有了一个小女孩，这孩子现在已一岁半，她准时在每月月初的那个星期日把工资的一大部分付给一个养母，她也在这时见上女儿一面；虽然她不疏忽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但是却只把这看作一种偿还旧债，她的情感则还如贞洁的身体没有被爱情开启过的姑娘一般。她走到狄奥蒂玛的床前，目光像一个登山者在晨光熹微中看到微微闪着蓝光的雪峰那样敬慕地掠过狄奥蒂玛的肩头，接着她才用手指触摸那真珠母般细嫩的温暖皮肤。随后她品味手上微妙而错综的气味，这手迷迷糊糊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让她亲吻，还带着前一天的香水味道，也带有睡眠的污浊空气味；她把早晨穿的拖鞋向着寻找着的光脚递过去并感觉到了那正在醒来的目光。但是对这个极美丽的女人身体的感官接触对她来说本来本不会如此美妙的，倘若她不是被狄奥蒂玛的道德上的意义完全浸透了的话。
“你给伯爵阁下放上那把带扶手的椅子了吗？在我的座位旁边摆上那只小银铃了？在记录员的位置上放上十二张纸了？还有六支铅笔，拉喜儿，六支，不单单是三支，在记录员的位置上？”狄奥蒂玛这一回说。每听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拉喜儿便在心中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又屈指数上一遍，因虚荣心作怪而大吃一惊，仿佛一个生命遭到了危险似的。她的女主人已经披上了一件晨服并走进会议室。她教育拉喜儿的方式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或是放弃什么事，狄奥蒂玛都提醒她注意，人们永远也不可以把这只看作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而是必须想到普遍的意义。拉喜儿打碎一只玻璃杯，那么她便会得知，这损失本身完全微不足道，但是这透明的玻璃杯却是日常细小责任的一种象征，这些细小责任几乎不为眼睛所觉察，因为眼睛喜欢盯住更崇高的东西，而正因为如此人们恰恰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责任——每逢听到这种部长般的彬彬有礼的教诲，拉喜儿便一边收拾碎片，一边禁不住热泪盈眶，感到悔意和幸福。狄奥蒂玛要求女厨具体思考并认识已犯的错误，自拉喜儿受雇以来，女厨已经更换多次，但拉喜儿却真心诚意地爱听这些绝妙的说辞，就像她爱看皇帝，爱看天主教的葬礼和黑暗中那放光的蜡烛。为了摆脱困境，她有时会撒谎，但事后便觉得很后悔；她也许甚至爱说些小小的谎言，这时，与狄奥蒂玛相比她会感到自己的全部卑劣，但通常只有在她希望有能力私下里迅速把某种虚假变为真实的时候，才允许自己说这样的谎言。
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如此景仰另一个人，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身体脱离自身并像一块小陨石那样坠落进另一个身体的太阳之中。狄奥蒂玛没有挑出什么毛病，亲切地拍了拍小侍女的肩膀；然后，她们便走进浴室，开始为这盛大的节日梳妆打扮起来。如果说拉喜儿搀和温水、让肥皂起泡沫或用浴巾像擦自己的身体那样大胆地擦狄奥蒂玛的身体，那么，这给她带来的快乐却远比打理自己的身体时多得多。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微不足道且不值得信任，她一点也没有哪怕只是以比较的方式去想到自己的身体的意思，当她触摸着狄奥蒂玛那塑像般的丰满躯体时，她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一个农家小伙子当上了一个辉煌而美好的团队的新兵。
狄奥蒂玛就这样为迎接这一盛大的节日作好了准备。
四二 重要会议
规定时刻的最后一分钟刚一摆动过去，莱恩斯多夫伯爵便在乌尔里希陪同下来到。拉喜儿已是满脸绯红，因为到那时为止不断有客人前来，她必须给客人们开门帮他们宽衣，她立刻又认出乌尔里希并满意地注意到，他也不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是一个把意味深长的关系带进女主人的府第的人，这一点现在正在显示出来，因为他陪伴着伯爵阁下又来了。她步履轻快地走到房门口，庄重地打开房门，此后便在钥匙孔前蹲下，想看一看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宽大的钥匙孔，她看见了银行总裁刮掉胡子的下巴、高级教士尼多曼斯基的紫色领带以及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的佩剑缨子——他受国防部派遣而来，虽然国防部其实并未受到邀请；尽管如此，它却致函莱恩斯多夫伯爵，声言在一桩如此“高度爱国主义的事务中”，不想置身事外，即便它与这桩事务的起源及其期待中的进程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狄奥蒂玛却忘记把这一层关系告诉拉喜儿了，所以看到有一位军官出席会议拉喜儿心情非常激动，但暂时却一点也弄不清楚会议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期间，狄奥蒂玛已经会见了伯爵阁下，对乌尔里希没显示出多大的注意，因为她正介绍在场的人并且首先把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引荐给伯爵阁下，她解释说，一件幸运的偶然事件把这位著名的朋友引到这儿来了，即使他作为外国人不需要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她还是要请求让他当她的私人顾问；因为——说到这里她立刻添上一句温和而带威胁性的话——他在国际文化领域里以及在这些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种种联系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关系对她来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支柱，说是迄今为止她一直不得不独自一人报导这方面的情况，将来大概也不会很快有人能取代她，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自己受到突然袭击，自他们的关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这位平民女友的不策略感到惊讶。阿恩海姆也觉得愕然，像一个入场仪式没让人给安排妥当的君主，因为他曾坚信莱恩斯多夫伯爵知道自己受邀并对此是同意了的。但是狄奥蒂玛此刻满脸绯红并现出一副执拗的样子，她不松口，一如所有在婚姻道德问题上极其问心无愧的女人，在涉及一件合乎道德准则的事情时，她能够施展出女人软磨硬泡的功夫来。
她早就已经爱上了在这期间已拜会过她几次的阿恩海姆，但由于没有经验，她对自己感情的性质懵然无知。他们谈论感动心灵的东西，这心灵使脚掌和头发根之间的肉身显得高贵，并使杂乱的文明印象变成和谐的精神振荡。但是这也已经不简单了，而由于狄奥蒂玛惯于谨慎从事，一辈子都小心翼翼，绝不让自己出乖露丑，所以她觉得这份亲密来得太突然，于是不得不调动起十分高贵的感情来，简直可以说是绝对高贵的感情，那么人们最容易在哪儿找到这种感情呢？在世人将它们安排进去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事件里。对于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来说，平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那日益增长的心灵交往中的安全岛；他们把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时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的那种东西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命运，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丝毫意见分歧，一致认为这项伟大的爱国行动对于有才智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机会和责任。阿恩海姆也说这话，虽然他从不忘记补充一句，说是这件事首先取决于强有力的、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思想领域有经验的人，其次才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就这样，在狄奥蒂玛的心目中，平行行动已经密不可分地和阿恩海姆联结在一起了，起先与这个行动联结在一起的思想空虚已经为一种丰富的想象所取代。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蕴含在奥地利精神中的感情宝藏可以通过普鲁士的思想培育而得到增强，这种期望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位无可指摘的女人在邀请阿恩海姆参加成立大会时并不觉得是在搞突然袭击。现在改变主意为时已晚；但是阿恩海姆约莫了解到这层关系，觉得其中有着某种本质上是和解的东西，尽管陷入这种境地使他感到恼火，然而伯爵阁下从根本上来说对他的女友太过友善，除了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惊讶之情，是不会有什么更严厉的表示的；他听了狄奥蒂玛的解释沉默不语，在尴尬的小小间歇之后，他亲切地向阿恩海姆伸出手，以自己惯有的那种极彬彬有礼和讨人喜欢的方式向他表示欢迎。其他在场的人多数大概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凡是知道他身份的人也都惊奇阿恩海姆的在场，但是在有良好教养的圈子当中，人们以一切都有其可靠的理由为先决条件，而好奇地探听根由则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其间，狄奥蒂玛已恢复了她那如画般的安详举止，稍过片刻便宣布会议开始并请求伯爵阁下为她的府邸增光，担任会议主席。
伯爵阁下讲话。这篇讲话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他的思维有着太过于坚定的性格，所以未能在最后一刻对讲话内容作什么改动，只来得及把对普鲁士针击着火系统（它在一八六六年比奥地利的前膛炮阴险地抢先了一步）最不加掩饰的影射缓和了一下。“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是这种一致的看法，我们都认为，一种强有力的、来自人民中间的意愿不可以听任其自然发展，而是需要对之施加一种具有广泛远见性的影响，并且是由一个能纵观全局的部门，即由上面来施加这种影响。陛下，我们亲爱的皇帝和主子，将在一九一八年举行造福社会登基七十周年世所罕见的庆祝活动；所以多亏上帝保佑，我们习惯于惊叹他的充沛精力和蓬勃朝气。我们确信奥地利各界感恩图报的民众将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举行这个庆祝典礼，这种方式将不仅向世人显示我们的衷心爱戴，而且也要显示出奥匈帝国坚如磐石般屹立在它的君主周围。”讲到这里，莱恩斯多夫伯爵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提及种种分裂现象，即便在举行皇帝和国王的共同庆祝活动时这块磐石也遭受到分裂了；因为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匈牙利的反抗，匈牙利只承认一个国王。所以伯爵阁下本来想说两块磐石，它们岿然屹立；但是即便这种说法也还是没正确表达出他的奥匈国家情感。
这种奥匈的国家情感是一种具有如此特殊性质的东西，以致给一个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人去解释它是什么必定会显得近乎徒劳。它并非由一个奥地利的和一个匈牙利的部分组成，像人们随后就以为的那样相得益彰，而是由一个整体和一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由一个匈牙利的和一个奥匈的国家情感组成，而这第二种国家情感则在奥地利流行，这就使得奥地利的国家情感实际上成了无祖国的了。奥地利人只存在在匈牙利，而且在那里是受人嫌恶的；在家里他自称是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奥匈君主国各王国和各州的国民。他并不是带着什么热忱做这件事，而是为了一个他所讨厌的观念，因为他不喜欢匈牙利人，匈牙利人也不喜欢他，这就使事情变得更错综复杂了。所以许多人干脆就称自己是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或德国人，因此便开始了进一步的塌落和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所说“对内政策性质的令人不快的现象”，按他的观点它们是“不负责任、不成熟、渴望耸人听闻消息分子的作品”，这些人没有遭到政治上太缺乏锻炼的广大居民的应有的拒绝。听过这番提示之后——关于它们所提及的内容迄今许多知识丰富和聪明的书籍都曾写到过——人们将乐意接受这样的保证：这时候不会，将来也不会去作这可信的尝试，去画一幅历史画并和现实进行竞赛。如果人们发现，二元性（这是专业术语）的种种秘密至少像三位一体的秘密一样难以被人领会，这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历史的进程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像一个有成百个附带条款、附属物、调解和抗辩的法律进程，注意力只应该被引到这上面去。平常人懵然无知地在此间生死，但完全只为了自身的康宁，因为如果他想弄清楚自己被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与哪些律师、附加费用和动机有关联，大概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让被追踪的妄想攫住。对现实的理解仅仅是一件历史—政治性思想家的事情。对于这位思想家来说，莫哈奇战役或吕岑战役之后是当代，就如同喝完汤吃烤肉，他熟悉全部记录，每一刻都觉得这是一种有法律根据的必然；如果他竟然像莱恩斯多夫伯爵那样是一位在政治-历史方面训练有素的贵族思想家，而且他的祖父辈、同宗族的人都亲自参与过先期的协商，那么对他来说这结果便像一条上升的线条那样一目了然。
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在会议之前便暗自思忖过：“陛下决心给人民以某种共同决定权去处置自己的事情，这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嘛，本来到处都会出现那种政治上的成熟了，这种成熟是配得上最高当局慷慨给予的信任的。由此可见，人们将不必像猜忌的外国那样，把这种本身该受诅咒的、可惜我们正在经受着的现象看作一种老态龙钟、寿终正寝的征兆，而是不妨把它看作奥地利人民尚不成熟的、因此就是不气馁的青春力量的一种象征！”他本来也想在会议上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的，但是由于有阿恩海姆在场，他没有把自己考虑过的全部想法都说出来，而是仅限于就外国不了解奥地利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某些令人不快的现象的过高估计作了一番暗示。“因为，”伯爵阁下最后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力量和团结作出一种不容忽视的陈述的话，那么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国际的利益的，因为在欧洲各国大家庭内部的一种成功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敬和尊重别人权力的基础上的。”随后他只是又重述了一遍，说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有效功率确实必然来自人民之中，因此必须受到上面的引导，而召开这次会议正是为了找到这方面的途径。如果人们想到，不久前莱恩斯多夫伯爵还只是想到了几个人的名字，仅仅是从外部接受了一个奥地利年的思想，那么现在则可以断言事情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伯爵阁下远没有把他所想到的全部讲出来。
在这篇演说之后，狄奥蒂玛讲话，阐述主席的意图。她说，伟大的爱国行动必须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正如伯爵阁下所说的，产生自人民之中。“我们今天第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就要定下这个目标，而是先聚一聚，建立一个组织，着手收集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建议。”说罢，她宣布讨论开始。
起先，大家都沉默不语。你若将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的不同种和不同语言的鸟儿关进一只共同的笼子里，那么，它们最初也就是这样沉默不语。
终于有一位教授请求发言；乌尔里希不认识他，伯爵阁下大概是在最后一刻让自己的私人秘书邀请这位先生的。他谈历史途径。我们朝前看——他说道—— 一道不透明的墙！我们向左看和向右看：过多的重大事件，没有可辨识的方向！他说是只列举几件事：当前和门第内哥罗的冲突、西班牙人需在摩洛哥经受的艰难斗争、奥地利帝国参议会里乌克兰人的梗阻。但是如果人们向后看，那么像是有命运神奇安排似的一切都有秩序有目标……所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一种神奇指引的秘密。他赞成让一个国家的人民睁开眼睛，让人民自觉地看到天命，办法就是可以要求人民在某种特别庄严的场合……他就只想说这些。这就好比是人们根据同时代人的教育学让学生和教师一道学习，而不是把现成的答案摆在学生的面前。
与会者表情呆滞，却神态亲切地望着那块绿色桌布出神；连代表大主教的高级教士在参加这桩俗务时也像政府高级官员们那样只保持着同样的礼貌等待的态度，没有让自己的脸上流露出丝毫衷心赞同的神态。人们似乎有一种仿佛有人在大街上出乎意料地、大声地并对所有的人讲起话来的感觉；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方才根本什么事也没想的人，随后便都突然觉得：他们正在为实现严肃的、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努力或者正在滥用街道。教授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力图克制拘束，他讲起话来磕磕绊绊、断断续续，仿佛让风呛得透不过气来似的；但现在他等待着，不知自己的讲话会不会引起反响，并不无威严地又在脸上摆出等待的姿态。
在这起意外事件之后，皇室民事办公厅代表迅速要求发言并向与会者介绍在周年纪念年可望从最高当局内库中获得的捐赠和题词的大致情况，这时大家都有一种像是得救了的感觉。先是谈到资助建造一座朝圣教堂和提供一笔捐款支持贫穷的天主教副神甫，随后便是大公爵卡尔和拉德茨基老兵协会，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八年战役中的军人、寡妇和孤儿，接着是一个支持退役下级军官的基金会和科学院，如此等等；这份名单本身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每逢遇到公开显示至高无上者的好意时它总有某个固定的过程和惯常的位置。当这份名单读完时，一位名叫韦格胡伯的女工厂主立刻站了起来，这是一位对慈善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女士，她完全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事比她心里牵挂着的更重要，她向与会者建议搞一个“大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施汤所”，与会者们面带赞同之情倾听着。只有文教部的代表说，他们部里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有些相似的倡议，这就是出版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和他的时代》。但是在开了这么一个好头之后会场上又出现了沉默，大多数在场的人都觉得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在来开会的时候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历史性的、重大的或诸如此类的事件，他们一定会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面对着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事件，面对着这个急切的要求，他们渐渐地泄了气，他们受一种很自然的本性驱使，在心里小声抱怨了起来。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已经准备好冷饮点心的狄奥蒂玛毅然中止了会议的进行。
四三 乌尔里希与这位要人首次会晤；在世界历史上没发生任何不理智的事，但狄奥蒂玛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真正的奥地利是整个世界
在休息的时候阿恩海姆发表意见说：组织越广泛，大家提的建议便越分散。这是只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当代发展趋势的一个标志。但是全体人民意识到意志、灵感和比理智更深邃的本质，恰恰因此就意味着一种要强制全体人民的巨大决心。
乌尔里希以提问作出反应，问他是否认为这个行动会有什么结果。
“毫无疑问，”阿恩海姆回答，“重大事件永远是一般形势的标志！”今天就出现了这种形势；在某个地方有可能举行一个像今天这样的聚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次聚会有其深刻的必要性。
乌尔里希说，但是在这方面却有着某种难以区分的东西。譬如说吧，假定最近一出世界著名轻歌剧的作曲家是个阴谋家并且以世界著名的总统自居，凭他深受大家的爱戴这确是可能范畴内的事：那么这是历史的一次跳跃，抑或是精神状况的一种标志呢？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阿恩海姆博士神色凛然地说，“一个这样的作曲家既不可能是个阴谋家也不可能是个政治家；否则，他的音乐奇才便没法理解，而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会发生任何不理智的事的。”
“可是在世界上却有这么多不理智的事？”
“在世界历史上绝不会有！”
阿恩海姆显然心烦了。在近旁，狄奥蒂玛和莱恩斯多夫伯爵站着进行小声而热烈的交谈。伯爵阁下向女友表示了自己的惊讶之意，居然会在这个具有浓厚奥地利特色的聚会上遇见一个普鲁士人。由于策略上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异国人在平行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虽然狄奥蒂玛指出这种不讲政治私利的做法必定会对外国产生有利和安定人心的影响。但是这时她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并出其不意地扩大自己的计划。她谈到女人的策略，说这策略是一种对感情的自信并且不把社会的偏见放在心上。说是伯爵阁下应该听一听这种呼声。阿恩海姆是个欧洲人，一个在全欧洲知名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不是奥地利人，所以由于他的参与便可证明这样的人物在奥地利倍感亲切，说着她突然提出真正的奥地利是整个世界这个看法。她解释说，只要各国人民在世界上不像奥地利各民族在自己的祖国这样生活在高度的和谐统一之中，世界便不会得到安宁。一个大奥地利，一个世界强国奥地利，在这幸运的时刻她让伯爵阁下想到了这个，这就是平行行动迄今所缺乏的顶峰思想——美丽的狄奥蒂玛楚楚动人、一脸平和地站在她显赫的朋友面前。莱恩斯多夫伯爵还不能下定决心放弃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又一次赞叹这火辣辣的理想主义和这个女人的远大目光并在考虑，与阿恩海姆攀谈会不会比对如此重要的提议立刻作出答复更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