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没有。想想看，现在这样更好。就像在生命中推开了一扇门，”她抿了一小口酒，“而那只有当时机到来时才会发生。对了，有件事我已经下定决心……”
“什么事？”
“我不想再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
她说得很随意。那个侍者女孩正想给他们加酒，但酒瓶已经空了。她似乎难以置信地朝瓶颈里看了一下，然后便把它倒过来放进冰桶。
“请问你们还要酒吗？”她问。
“呃，不，谢谢。”维瑞说。
他们沉默地进餐。河流平坦而静止。
“请问你们要看看甜点吗？”女孩背诵道。
“芮德娜？”
“不。”
之后他们漫步着穿过桥，来到雪莱曾住过的小集镇。白色的余光仍然充满天空。商店都已经关了。
他们站在教堂旁。“圣詹姆斯的手，”维瑞说，“据说被供在小礼拜堂。”
“他真正的手？”
“对。遗骸。”
他还在为她的话而不安；他毫无准备。在夏日的热气下，在有着黑暗屋舍和曲折街道的寂静里，他突然害怕起来。
他已经快到那样的年纪，他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突然变得更加美丽，它开始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自己，每一个细节，屋顶和墙壁，树叶在下雨前微微的颤动。世界正在打开自己，好让我们——既然生命正在缩短——可以有一次长久、热烈的凝视，而所有曾经保留的最终都将被给予。
那一刻，当他们站在绿意盎然的教堂墓地，周围弥漫着英国人粉尘的芳香，喃喃低语的礼节，这时他看到一幅未来岁月的悲哀图像：太过熟悉的餐厅，一套小公寓，空荡荡的夜晚。这让他无法面对。“什么叫我们以前的生活？”他说。
“看这块墓碑。”芮德娜说。她正在读一块上面刻满字的、风化的薄石板。“维瑞，你知道我的意思。这是我最喜欢你的一点。你能在所有层面上理解我。”
“这次我不太肯定。”他犹豫地说。
“别想太多。”她安慰道。
“那就像被什么击中了。完全出乎意料。”
“不，不至于。”
“到底什么叫我们以前的生活，我根本无从想象。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
“你这么觉得？”
“但你知道的，芮德娜。随着时间过去，事情总会演化成让我们差不多满意的样子，知足常乐。现在跟我们当初已经不一样了。”
“是的，不一样了。”
“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她没有回答。
“芮德娜。”
她转向桥那边。“等合适的时候再谈。”她说。
他们在暮色中往回走。河流在他们下方沉睡。小船几乎都不见了。
他们住在布朗饭店，午夜终于凉爽下来，只有客机飞过的声音覆盖着城市。他们在舒适的房间里沐浴宽衣，这些房间的服务对象是这样一个种族：他们热爱打猎，无比讲究行为准则，私下谈话时简洁，公开讲话时张扬。他们并排躺在两张分开的软床上，像两个不同王国的统治者。
她给安德烈写信：我们没去海德公园散步，那是你说想在伦敦带我去做的诸多事情之一。当然，要避开它并不难，有那么多东西可看。这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你永远无法将其穷尽。
我沿着这些奇妙的街道散步，我想到你的脸，想到我有多爱你，想到你说的那些事 ——它们简直就是一切。我经常想你，至于以什么方式，我留给你去想象。出于某种原因，我感觉在这里离你很近，我并没有因为和你分开而不开心。没有任何不开心会因你而生 ——那是你放入我体内的宝贝（惟一的宝贝，我希望）。我思念你，我渴望你，我在所有地方都看见你。
我们的旅行很完美。我们谈论建筑，我们专程去看建筑，我们追踪它们。我就像个昆虫收集者的妻子。我们所在的这座神奇的小岛，森林、音乐会、餐厅 ——一切都是昆虫。但我一直相信，我知道那是对的，任何分枝都会直接将你带向主干。如果你能透彻地了解一样事物，就会触及所有事物。不过，当然，你必须真的了解。
我今天非常爱你。拥抱你，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 * *
[1] 原文为法语。
[2] Gabriele Munter（1877—1962），德国女画家。
[3] 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
[4] Rudolf Nureyev（1938—1993），著名俄裔芭蕾舞演员。
[5] Filmore East，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著名的摇滚乐俱乐部，大门、感恩至死等乐队都曾在此演出。
第四部
1
那年秋天他们离婚了。我本希望可以不必如此。他们都被秋日的清澈所打动。对于芮德娜，仿佛她的眼睛终于睁开了；她看见了一切，她全身充满了一种巨大、从容的力量。天气仍然暖和得可以坐到室外。维瑞在散步，那条老狗游荡在他身后。凋零的草，树木，那特别的光，都令他晕眩，仿佛他病了，或饿了。他闻到自己生命消逝的芬芳。整个诉讼期间，他们的生活一如往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向她宣布最终裁决的法官把她的名字念错了。他高大而消瘦，脸上的毛孔清晰可见。他读错了很多地方；没有人纠正他。
那是十一月。最后一夜，他们坐在一起听音乐——听门德尔松——就像个垂死的作曲家和他妻子。房间里一片安宁，回荡着美丽的声音。最后的木块在燃烧。
“你想喝点茴香酒吗？”她问。
“我想已经没了。”
“我们全喝完了？”
“有段时间了。”
她穿着拖鞋和褐色的丝绒长裤。她的手腕上是银和竹的手镯，头发散开着。她将离去开创一段新的生活，虽然她已经四十。她用了四十这个数，而事实上她已经四十一。她很悲惨。她很满足。她会阅读，做瑜伽，像放松一只猫那样放松自己。猴子每分钟呼心三十，三十二次，猴子能获二十年。青蛙每分钟呼心两三次，冬天钻进泥巴低下，青蛙能获两百年。
“胡说，”维瑞说道，“青蛙活不了两百年。”
“他想的是别的东西。”
“它们会长得跟人一样大。”
当然，她会遇到困难，但她不害怕。她对前方充满信心。说不定——无数的思绪和念头，转瞬即逝地涌向她——到最后，她甚至会与维瑞达成一种新的、更为坦诚的相互理解；他们的友谊最终会变得更深厚，更无拘无束。总之，这是可以想见的，正如她可以想见的许多其他事情。她将离开所有对她不再有用的东西；她将转身面对未来。
第二天她出发去了欧洲。黄昏，汽车停在房子前。从远处看那就像一次普通的出行，就像之前有过的上千次一样。
“那么，再见。”她说。
她发动引擎。她打开收音机，飞快地离去。马路空空荡荡。邻近屋舍的灯光已经亮了。在初降的昏暗中，她疾驰着经过一片田野外幽灵般的白色栅栏，莱斯莉·达兰德曾在那儿骑着她的小马。草场沉默，以一种别无仅有的方式向她道别。它庄严、黑暗，像一艘沉船的遗址。那匹小马还活着。它跛了，被养在远离房子的田野中。这时她开始哭起来，没有低头，眼泪流下脸颊——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收音机里开始播报六点钟的新闻。
维瑞留在家里。每样东西，就连那些她的东西，他从未碰过的东西，似乎也在分享他的失落。他突然被生活舍弃了。不管是不是爱，那种存在感——那种充满每个空房间，让它们温暖、明亮的存在感，已经消失了。对一个女人的依恋，那种天真的贪婪，突然使他感到绝望、不知所措。一道致命的空隙已经打开，就像在一艘班轮和码头之间，距离突然宽得跳不过去；一切都还在，还看得见，但却再也无法重获。
“也许我们该出去吃饭。”他对丹妮说。
他们几乎不说话。他们沉默地吃着，像两个游客。当他们回到家，房子矗立在那儿，明亮、空荡，像个郊外的旅馆，开放而失落。
“嗨，哈吉，”他说，“我们给你带了好吃的。可怜的老哈吉，妈妈走了。”
他把狗抱进怀里。灰色的鼻子抵在他胸口，僵硬的四肢垂下来。丹妮正在把他们带回来的牛排切成小块。
“别担心，哈吉，”维瑞说，“我们会照顾你。我们还有火。下雪我们就去河边。”
“给，爸爸。”她把盘子递给他。她在哭。
“可怜的丹妮。”
“我没事。我只是还不习惯。”
“是的，当然。”
“我上楼了。”
“我要生点火，”他说，“也许待会儿你可以下来。”
“好的，也许。”她说。她就像她母亲，随性，谨慎。她的体型比芮德娜更为饱满，嘴角带着几分严酷，双唇柔软而放任，微笑诱人、俏皮。她的脸上有种闷闷不乐的顺从，就像在学习自己看来毫无用处的科目，就像被环境所逼，被迫在星期天工作，就像落入了外国妓院。那是一张供人崇拜的脸。
2
那年冬天芮德娜在达沃斯 [1] ，她被错误地告知会在那儿发现一座有趣的小城。即使在白雪覆盖时它也令人压抑。不过，太阳倒是耀眼夺目。空气清冽如山泉，充满她的房间。
一次午餐时她被介绍给一个叫哈里·帕尔的男人。
“你住在哪儿，巴黎？”他问她。
“我还没想好。”
“你看起来很巴黎。”他说。他给自己杯里慷慨地倒酒，然后拿酒瓶朝她做了个手势。
“好的，我来点。”她说。
他一头卷发，眼睛是黯淡的蓝色。他五十岁，有副庞大的身躯，和一张被岁月摧残的、湿纸般的脸。他的活力和嗓音主宰着餐桌，然而他身上还是有某种东西立刻触动了她。他让她想起阿诺德。他像是来自同一家族的斗殴幸存者，一个会死得毫无痛苦的兄长，照样欢闹，开玩笑，给护士留一百块钱小费。他的手像熊掌。他是最后的熊类，至少看似如此。酒、故事、朋友；他在时间的激流中和衣而睡。
“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他承认。对于前妻，绝对不留。“反正，她什么都有了，除了我律师家的电话号码。”对于儿子，那就不同了。他会给儿子留些情妇，“就像大仲马那样，”他笑道，“你确定你不是来自巴黎？”
“为什么是巴黎？”
“你很高，像个迪奥模特。”
“不。”
“前迪奥模特。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一切都会变成前——前运动员，前总统，前列腺。”食物从他叉子上溅出去，又被他找到。他吃得很平稳。“你住哪儿？”
她报出旅馆名字。
“在达沃斯？”他惊呼。“可怕的小城。你知道，那里是《魔山》的原型地。你晚餐有什么计划？我要带你去切萨，那是全欧洲我最爱的地方。你知道切萨吗？我七点来接你。”
他猛然起身，毫不理会周围的朋友，在大家的叫喊声中付了账，挥挥手扬长而去。她看着他套上雪橇，费力得脸都红了。他有张非同寻常的脸，一切都写在那张脸上，纵横交错，粗糙，像张树皮。他喝过的酒杯空了，餐巾被扔到地上。她再去看时他已经消失。
她傍晚回到旅馆。没有信。一个弱小种族的人正在翻阅苏黎世和德国南部的报纸。她要了茶送到自己房间。她洗了个热水澡。在炙热的水流下，白天那恍如某种荣耀的寒意，开始离她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适感，一种肉体的愉悦。而后，正如所有深切的快意之后，她开始有点无所适从。夜幕降临。最后一丝冰冷的光也已消逝。一种模糊的迷失感向她袭来，一种不存在感。燕子在罗马污渍斑斑的屋顶上尖叫。大海撞击着阿默甘西特一片灰如石板的海滩。她被神秘之力拉向遥远的他方。她似乎无法将自己召回当下、此刻——它如风暴将至般虚空。
房间的空寂让人想到餐厅打烊后的桌子。这是一个病人的房间，地毯破旧，寒冷。在这样的房间，物品开始，孤立地，散发出一种荒谬感。一本书，一只勺子，一把牙刷，似乎都像雪中的沙发那样奇特。她已经尽力去装饰这贫瘠的空间，用她的衣服、唇膏、墨镜、腰带、滑雪缆车地图，但什么都无法减轻那种寒意。只有在清晨第一缕明净的光线中，她才感到安全，或者当外面狂风暴雨。
她对着镜子描眼线。她审视自己，慢慢地将头左右转动。她不想变老。她正在读斯塔尔夫人。当最好的日子过去时继续生活的勇气。是的，勇气，它在那儿，但想到它还是会让她感到惶惑。孤单一人的旅馆房间，沉默的电话，街上传来的声音像阵阵音乐——这些都是她断定自己不愿去忍受的东西。她的牙齿还在，她的眼睛。而酒，那是最后的武器，她想。
她退后几步。要怎样去再现那个高挑的年轻女人？她的笑声让人回头，她迷人的微笑洒入各种聚会，就像餐厅桌上的钱，乡间房屋上的雪，大海上的清晨。她拿起她的工具，眼线笔，青瓜面霜，云母色的唇膏……她终于满意了。在一定的光线下，合适的背景，合适的衣服，一件美丽的外套……对，还有微笑，那是她少女时代所惟一留下的，那是她的，永远都属于她，正如一个人永远都记得怎么游泳。
他出其不意地来到门口，带着一瓶香槟。“这酒我已经冰了好几个礼拜，”他说，“等待合适的时机。”
他打开香槟，酒液喷到他手上，变成一团长长的泡沫掉到地上。他毫不在意。他在浴室里闻闻酒杯，是干净的。
“你结婚了。”他宣称。
“没有。”
“你结过婚，”他递给她一只酒杯，“我能看出来。女人独自生活会变得干枯。我认为这无需解释。这显而易见。哪怕是不好的婚姻，也能让她们免于脱水。就像富兰克林酒里的果蝇。你知道那个故事吗？不可思议。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我是说，即使你听过，它也还是令人惊叹，它从不会让你失望，它就像个魔术。而且我相信富兰克林，他是我们最后一个伟大而诚实的人。好吧，沃尔特·惠特曼，也许。不，忘了惠特曼。”
他吞了一大口香槟。
“那就像青春，”他说，“没什么比那更甜美，虽然我几乎都已经忘了。好吧，我还记得一些。人们住的房子。拉丁课。我想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有什么拉丁课了。那简直就像被压得太久的西装，最后只剩下霉点。
“那些苍蝇——听好——那些苍蝇淹死在酒里，它们和一小点沉淀物待在瓶底，正是这些脏东西告诉你世界是真实的。那就是美国生活中缺少的东西，沉淀物。总之，富兰克林看到这些小小的淹死的苍蝇，它们是果蝇，它们总是盘旋在桃树和梨树上，于是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盘子里拿到太阳下晒干。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它们复活了。”
“怎么可能？”
“我跟你说过那不可思议。那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法国酒。酒龄至少有一年。你可以说那是法国酒的威力，但这个故事是真的。所以那就是我的计划。如果它对苍蝇有效，为什么不试试灵长类？”
“哦……”
“哦什么？”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她说。
晚餐他们桌子的位置很好，他显然是熟客，桌上有花，大大的高脚酒杯。穿着高领礼服和条纹西裤的年轻领班走过来寒暄。“您好吗，帕尔先生？”他说。
“给我们来瓶多尔。”帕尔对他说。
炉火噼啪作响。干涩的瑞士酒。它迅速消失在杯中。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他问。“你要离开达沃斯？你应该来这儿。这儿很舒服。我会跟老板说，看能不能给你搞个房间。”
“我喜欢这家餐厅。”
“包在我身上。这里才适合你。你喜欢这酒吗？”
“很爽口。”
“你没喝多少，”他说，“你的行为方式非常节制。我很敬佩。跟我说说你的生活。”
“哪一个？”
“你有很多，呃？”
“只有两个。”她说。
“你打算在这儿过冬吗？”
“不知道。要看。”
“当然。”帕尔说。他喝了口酒。他没看菜单就点好了菜。“当然。好吧，我这儿有些朋友你应该见见。我以前有很多朋友，但一离婚什么都要分，于是我妻子离开时带走了一半——其中有些最好的，真不幸。不过，他们的确是她的朋友。我一向喜欢她的朋友。那也是问题之一，”他笑道，“有一两个我喜欢得有点过头。”
他又要了瓶酒。
“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你肯定没听说过——是个叫戈登·艾迪的作家。你知道他吗？”
“不。”
“我想也是。绝妙的家伙。”
他的嘴角有口水沫。他的动作松弛，手自由挥舞。坚固，大度，实用，他整个人就是一艘大船；但没有龙骨。船舵很小，罗盘偏向。
“他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你知道，那样的朋友你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他没有钱——我说的是战后那段时期。他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会给他点钱，然后他就直接跑去赌场输个精光。他会带女孩回来，她们会待上一两天。自然，我妻子不喜欢他：想想那些女孩，而且他到处弹烟灰，下楼裤子拉链也不拉。她对法国最深的印象，她说，就是戈登开着的裤子拉链。所以最后她说不是他走就是她走。我本来该说，好，你走。但那时我什么都不懂。”
菜肴摆在巨大、温热的盘子里：切片牛排和瑞士煎土豆饼，甜点是奶油覆盆子。他正在喝光第二瓶酒。外面很冷，昏暗的小街，雪在脚下咯吱作响。他的眼神呆滞，像个被击倒的拳击手，等在他的角落。他依然可以微笑和讲话，他没有松开对生活的拥抱，但他已经被耗空。当别人不再理他，他没有反抗，也无法反抗，不过他还记得芮德娜的名字。
“让我们来杯白兰地。”他说。他唤来侍者。“人头马。扎韦 。人头马不错，”他建议芮德娜，“马爹利也不错，但我认识马爹利。我是说认识他本人。他可真有钱。”
“你好像认识很多人。你做哪一行？”
“我是业主。我过去在银行业，但现在退休了。现在我只是玩玩。我没有任何负担。任何事我都只要打个电话。我已经摆脱了所有难题。”
“比如？”
“比如一切，”他说，“我在考虑去印度。”
“我很想去印度。我跟印度人学习过。”
“我敢打赌你对它一无所知。”
“对印度？”
“你去过印度吗？”
“没有。”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他说，“你学习，但印度是学不到的。”
“也许有不止一个印度。”
“不止一个印度……不，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切萨，一个芮德娜，一个哈里·帕尔。我也希望有另外一个，有两副肝脏。”
“你去过突尼斯吗？”
“我不想跟阿拉伯人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相信我。请相信我，”他喃喃道，“你不必担心，你不那么年轻，他们甚至不在乎你有多年轻。他们不正常。”
“太穷。”
“他们并不那么穷。我才穷。瞧，不管你做什么，他们都一贯如此，他们是不会改的。你可以给他们学校、老师、书本，但你要怎么阻止他们把书页扯下来吃？”
他叫人把账单拿来，用潦草、难以辨认的字迹在上面签名。
“卡洛。”他喊道。
“您好，帕尔先生。”
“卡洛，”他站起身来，“请安排把……柏兰德夫人，”他终于想起来，“送到达沃斯。”他转向她。“我们明天务必再见，”他说，“共进午餐。目前我已经醉得无法再进一步款待你。”
他的目光落到那杯白兰地上。他像喝药那样把它一饮而尽。这似乎让他醒过来，他感到一阵突然、虚假的镇定。
“芮德娜，晚安。”他说，吐字非常清晰，他迈着一种沉稳而全神贯注的步伐走出房间，就像在彩排。他摔倒在入口的台阶上。
“要我给您叫车吗？”领班问她。
“过一会儿。”她说。
她感到自信，一种异教徒式的幸福。她又成了一个优雅的人，单身，受人爱慕。她在酒吧跟他的朋友喝了一杯。她还将遇到他更多的朋友。这是成功的开端，这是她在贝勒维那个空荡的房间所赋予她的成功，正如一间教室会赋予你动人的相遇，和爱的夜晚。
3
弗兰卡暑假在一家出版社打工。她负责接电话，“哈碧小姐的办公室。”
她也打字和传送讯息。人们来找她——包括员工，收发室的男孩，路过的年轻编辑。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出版社好像突然因她而存在。她二十岁。她有一头乌黑中分的长发，而且，正如有时你会看到的那种绝世美女，带着一种淡淡的男性气质。健步如飞，农场男孩般修长的后背，或者男孩似的手臂，有多少次，我们被这样的女孩所惊艳。就她来说，那是笔直乌黑的剑眉和像她母亲一样的手——修长，实用，苍白。她的面孔清新，几乎光芒四射。她不像别的女孩。她微笑，交朋友，到了晚上则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圣之物总遥不可及。
外面，街道在燃烧，空气重如木板。一座没有树的城市，没有绿色的喷泉，甚至从室内连河流也看不见，甚至天空。但这里令她兴奋，它的人群，它的声音，她走过时引起的频频回头。她跟来办公室的作家聊天，给他们倒茶。尼洛便是其中之一。
他穿得像个刚从监狱里释放的人——像两个人，事实上，因为完全不搭。他的衬衫来自二手店，领带松松垮垮。他的自信，开裂的嘴唇，都表明他已下定决心过穷日子。他参加任何面试都会失败。
“你怎么搞到这份工作的？”他问。他拿起一本书，翻动着书页。
“工作？啊，我只是申请了一下。”
“申请，”他说，“有意思，我申请的时候……”他的声音弱下去，“他们一般会问你很多问题。你也得那样吗？”
“没。”
“当然。”
“我肯定你能答出所有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意图。他们问你，你喜欢音乐吗？哪种音乐？好吧，我喜欢贝多芬、莫扎特。贝多芬，嗯哼。莫扎特。那么读书呢，你喜欢读书吗？你爱读什么书？莎士比亚。哈，他说，莎士比亚。于是他写下来——你看不到他写了什么，文件夹是立着的——他写的是：只喜欢死人。”他翻动书页，就像在找什么。“你听说过食人族吗？”
“没。”
“他对他母亲说：我不喜欢传教士。她说：亲爱的，那么就只吃蔬菜。”他还在翻动书页。“这是你的书吗？我是说，是你出的吗？”
她探头去看。
“这书毫无意义，”他接着说，“听着，我跟一个朋友有过这样的对话；这不是笑话。我们在谈论一对刚生了孩子的夫妇。他说：他们给它取了什么名字？我说：卡森。卡森，他说，男孩还是女孩？男孩，我说。那么，他说，这就有趣了，他们居然给孩子取名叫卡森……好了，我跟你说过这不是笑话。它只是个……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他打断自己。“我极其迫切地想跟你说话。”
他聪明而无助。《跨大西洋评论》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他是个女心理学家的儿子，她在他三岁时就离婚了。她对儿子不抱幻想：他最怕的事就是成功，但这点你要非常了解他才能明白。他给人的印象是软弱不堪，一种自发的软弱，就像得了什么怪病。但没多久那些怪病就哀号着要求合法化，并坚持要被当成一种自然状态，于是最终它们与主人融为一体。
他什么都知道；他知识渊博。他像那种通过了所有考试的傲慢学生。他的眼睛黝黑，皮肤是黑种人的那种土褐色。他的袖口很脏。他说的大部分句子都以专有名词开头。
“哥德尔在普林斯顿，”他说，“有天他走在走廊上，显然正在苦思冥想，这时一个学生经过说：‘早上好，哥德尔教授。’哥德尔猛地抬起头说：‘哥德尔！对！’”
他们第一次一起吃饭时——其间他悠闲地问这问那——他得知她家住在乡下。“哈，”他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有个那样的家。”
“为什么这么说？”
“我能看到。是栋很大的房子，对吗？在哪儿？靠近河边？”
“对。”
“靠得很近。”他猜道。
“很近。”
“事实上，是那种标准的水景豪宅式的近。”
“对，”她说，“就那么近。”
他很得意。“有很多树。”
“到处是鸟。”她说。
“毫无意义。”他大声说。
“为什么？”
“你的人生，”他说，“因为你的人生里没有痛苦。要知道，不偶尔来点悲伤，那还叫什么人生？你会带我去玩吗？”他问。“你会带我去你家吗？”
她想起那栋房子。尽管她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对它了如指掌，但突然，她很渴望回去，就像一个人渴望再次拿起某本书，虽然每一段都已了然于心，就像一个人渴望音乐或朋友。她的生活越来越充满偶然性，像海中的水藻，与各种生活擦身而过，而这座城市，这座她如今生活其中的城市，对于她过去宁静悠远的乡间岁月，曾是一颗明亮而费解的星，每天都要面对——现在，突然，经由一个陌生人之口，那曾被深爱的房子又重回她心中。它突然变得不可消除，就像位于商业中心古老的教堂墓地。
已经变了很多。她母亲走了。失去她的房子，一如失去她的那些衣服、照片、错放的戒指。它是记忆的一部分，这栋房子，它包含着它们，赋予它们呼吸。
“好，我带你去。”她说。
尼洛开车。阳光漂白了他的脸。他直视前方时她审视他的侧面。
“我们开的路对吗？”他问。
“对。”
他的皮肤苍白。蓬乱的头发末梢开叉，而且稀疏——不知怎么这让她觉得喜欢，似乎他病了，而她可以看着他恢复健康。
在离家半英里的地方，她突然震惊地看到地面被挖开了。他们正在建造公寓楼，一片巨大地基的形状已经显现，黄色的施工机械被扔在暮色中。
“哦，天哪。”她说。
“怎么了？”
“瞧他们干了什么。”
树林和几幢老房子都被清除了，只剩下光秃、损毁的地面。她差点哭了。不知为什么，只要芮德娜在，这样的事就永不会发生——不是说她会阻止它，而是她的离去，在某种意义上，敲响了丧钟。事件需要诱因，毁灭需要启动。
改变的阴影笼罩了一切。看到房子的第一眼——从路上一个她熟悉的位置——树上方的烟囱，屋顶的线条，让她感到一阵悲伤，仿佛它注定难逃厄运。它看上去空空荡荡，死气沉沉。那些在哈吉面前四下逃窜的小兔子——它们真的那样奔逃过吗，它们的转身如此神速，它们飞跃而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全都没了。
他们把车停在车道上。已经过了五点。屋里没人。尼洛站在那儿，看着房子，树，草坪。“你就在这儿长大的？”
“对。”
“难怪。”他说。
他们走向小马厩；几片稻草还散落在那儿。他们坐在砂砾地面的温室里。落日点燃了玻璃。她去拿了瓶酒。
“所有这些，你是怎么摆脱的？”他问。
“我不知道。”
“这是个谜。看看你以前的生活。太高级了。我的意思是，什么都不用说，这简直显而易见。”他真诚地说。他有点儿口臭。
“以前劳伦斯住这儿。”她说。
“劳伦斯……”
“一只兔子。”
穿过玻璃平面，夕阳如铜钹般落入。凝滞的空气中，一丝淡淡的酒香。那遥远的记忆——它那黑色的皮毛，长长的啮齿——如激流般向她涌来。
“你养过兔子吗？”她问。
“有段时间，”他说，“不过跟你不一样。我有次在一个实验室工作。那儿有只巨大的比利时野兔，它叫朱迪。它会咬人！”
“对，它们会那样。”
“我必须穿上大衣。”
“劳伦斯也经常咬人。”
“什么都咬，”他说，“劳伦斯后来怎么了？”
“死了。在冬天。好可怜。你知道动物生病时是怎样的，你那么想为它们做点什么。我们把它放进一个稻草窝，给它盖上东西，但早上起来它不见了。”
“跑了？”
“它在一个角落，几乎是趴在那儿。它的眼睛是睁的，但身体已经僵硬，就像用铁丝做的。我们把它埋在花园里。它比我们想象的大，我们只好不停地把洞挖得更大。它的绒毛还是暖的。我用光手把土撒到它身上。我哭了，我们都哭了，然后我说，哦，上帝，收下它吧，你的兔子……”
她在花园中，在寒风中哭泣。他们找到一块光滑的灰色石头，开始在上面刻字，但始终没有完成；那块石头还在，藏在杂草丛中。劳……
“你妹妹——她叫什么来着？”
“她改名了。”
“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的名字是丹妮，但她把它改成了凯伦。”
“凯伦？”
“说来话长。跟她在一起的某个人认为她应该叫那个名字。”
“明白了。”
“其实……”弗兰卡耸耸肩，“还不止这件事。这还不算什么。她还为他穿了耳孔。”
“明白了。”
“不管他说什么……”
尼洛点点头，似乎他懂了。她妹妹的举动让他愕然，对这种献祭的匆匆一瞥让他神迷。他无法想象她们的样子，他感到目眩，仿佛被光刺到。想要知道的愿望越强烈，就越难开口。他想说点什么。在他头顶上方的房间里，走廊上，窗帘边，这些女孩度过了她们的青春期。与此相关的问题将他浸透；与之相比，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明白了。”他喃喃道。
4
死苍蝇躺在阳光灿烂的窗台，小径旁杂草丛生，空荡荡的厨房。这栋房子萧瑟，凄凉，充满欺骗；就像一座大教堂，虽然宁静，却很虚假，圣徒像是蜡做的，管风琴内部破烂不堪。
维瑞没心思采取任何措施。他无奈地住在里面，一如我们老去时守着自己衰弱的身躯。阿尔玛仍然每周来三次，清洁和除尘。他每周五留给她一个里面有四十美元的信封，但很少见她。感觉就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某种无法挽回的事，眼睛瞎了，或者哪块肢体没了。再多同情也无济于事，任何消遣都不能让其消失。
有天晚上，他在剧院看易卜生的《建筑大师》。顶灯渐渐暗下来，舞台放射出魔力。就像一次控诉。突然他的人生，他那和剧中一样的建筑师人生，似乎暴露无遗。他感到羞愧，为自己的渺小、灰暗和屈服。在舞台上，当索尔尼斯第一次对他的情人和簿记员说话，当他第一次对她轻声低语，维瑞觉得自己的脸变得惨白，觉得人们都在盯着他，似乎他刚刚发出了一声不自觉的叫喊。
当索尔尼斯，在第一个场景里最终和她单独相处时，他狂热地呼唤她的名字，而她则害怕地答道，“怎么了？”他说。“过来！”于是她走过去。他说，“近点！”于是她走近，问道，“您要我做什么？”维瑞崩溃了；他的心碎了，有那么一会儿它似乎不跳了。
这时索尔尼斯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开始，没有任何机会让你做准备，也不可能做准备——“我不能没有你，你明白吗？我必须要让你每天都在我身边。”于是，颤抖着，她呻吟道，“哦，天哪！天哪！”然后她瘫倒在地，呢喃着他对她有多好，难以置信的好。她扮演的角色名字——他简直无法相信——印在他手里的节目单上：卡佳。
那只是开始。随着故事的推进，一幕又一幕，维瑞坐在那儿，慢慢地失去了抵抗力，这出戏变成了世上最危险之物：一个难忘的例证，难忘而荒谬。他被征服了，被它的力量，被那些箭一般刺穿他的句子，被这个结尾已经写好的故事，所有对话都储存在演员的脑海里，将按确定的次序出现——然而他还是不敢尝试去想象，想象那些话——他就像个孩子，像个少年，无意中在门后偷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将压迫他一生的秘密。
他去看其他人的脸，那些在他斜前方的脸，向上抬着，被台上的表演照亮。他感到如此彻底的无助、无力——无力去回答，去争辩，甚至去想象：这个世界的转动，靠的竟然不是他眼前的这股能量——以至于他似乎自由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去聆听、观察。他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超越了舞台百倍之远，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来回穿梭，他进入别人的生活，他对坐在三排外的女人想入非非。
散场后，大家纷纷离去，他站在门口，显得睿智、沉着，而别的观众迅速消失，隐入夜色。似乎真理正游走在他们之中，那些有目的地的人，那些缔结婚姻、被束缚在沉闷日常磨难中的男男女女。他一直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不肯承认；而现在他不是了。
他沿着半空荡的街道散步，被中国餐馆的霓虹灯照亮，经过一家家廉价旅馆的大门。他在想他的妻子，想着她会在哪儿。他仍然没有摆脱她，摆脱她的赞许，她的幻想。突然，在他前方二十步，他看见了他父亲。有片刻他甚至不敢相信。他们走在同一个方向。他更仔细地看：步态，头形，对，是他，毫无疑问。现实坍塌，厚板、巨大的碎片落向中心。一个散步的老人，嘴巴微张，眼神湿润而迟缓。他们正走向一个街角，维瑞将会清楚地看见他，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不想看见，他害怕。那就像要去打开一面棺材盖，会显出一个比以往更病态的男人，黑色的嘴角线条，呼吸带着浓烈的烟臭。他需要药物和关爱。他会找我要钱，维瑞绝望地想。他的脸颊会发灰，那种没刮胡子的老头所特有的悲哀。已经分离的人再度拥抱，无法承受的创痛再次反复。看在上帝分上，爸爸，他想。他的精神，因易卜生的内心呐喊而变得松散，此刻活跃而又疲软，像从壳中剥离的牡蛎。回家吧，他想，回家去死！
他盯着路灯下的一个陌生男人，一张被城市打上标记的脸，不健康，贪婪的阴沉。那一刻就像在某个火车站，站台上只有他们俩。他们冷冷地互相审视，然后各自掉过头。他在街角站住，而那个老头在继续走，并充满狐疑地朝后瞄了一眼。他看上去丝毫不像艾萨克·柏兰德。空荡的店面吞噬了他，呼啸的巴士，夜。
他回家已经很晚。哈吉在厨房里叫，它已经老得叫起来像把锯子。
房子变了，他在门口突然有这种感觉。他熟悉这栋房子，那就像有人躲进了里面，一个紧贴着墙面的入侵者——不，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当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的狗这时已失去兴趣躺倒在地，他自己则镇定，无奈，承受着危险——他渐渐意识到：房子是空的。
“芮德娜！”他开始大叫。“芮德娜！”他边跑边喊，狂暴地，仿佛有个紧急电话。“芮德娜！”
他颤抖着，不知所措。他边跑边打开灯，结果在走廊上意外碰见了睡眼惺忪的女儿，她困惑地咕哝着，“怎么了，爸爸？这是怎么了？”
“哦，天呐！”他叫道。
她在厨房里给他泡茶。她光脚穿着睡袍，她的脸仍然睡意朦胧。他感激地坐在桌边，那张脸，他注意到，有点傻，有点害羞，不如弗兰卡的好看。它更平凡，不是那么神秘；它很可能属于某个女仆或年轻护士。而没有化妆让它显得更真实，更富于启迪，如同一只手掌。他坐在厨房，女儿给他泡茶。这简单的举动——它就像爱，其中任何虚伪都无处隐藏——深深打动了他。在迷惘中，他意识到这就像避难所里的某件破家具，对别人来说可能一文不值，但在这艰难时期，它就是一切，就是他所有的全部。
她坐在他边上。从她流露着女人味的姿态，她的动作，她清澈、直接的目光，他不断地看到她母亲。
“戏好看吗？”她问。
“很厉害，显然，”他说，“差点把我变成疯子，在屋里到处跑着叫你妈妈。”
“是的，很奇怪。我醒来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也以为她肯定在家。”
他喝茶。他听见狗的老爪子在地板上的咔嗒声。哈吉坐在他脚边，抬头向上看，一如既往地嘴馋。它曾在透不过气的风雪中奔跑，四肢健壮，年轻，耳朵后仰，目光敏锐，气味纯正。一生稍纵即逝。
他看着女儿。就像输光的赌徒可以轻易想象再次拿回自己的钱，他想到那夺走自己一切的过程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值，因此他有时发现自己不愿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或者确信他的婚姻会以某种方式复活。那么多东西依然存在。
“太太好吗？”博纳尔上尉问。他在马路边四处收垃圾。有一半时间他不认得维瑞。这问题是恶毒还只是愚笨？污渍斑斑的褐色上衣，一顶绒线帽，一张潘趣 [2] 般的老脸，老黄脸，牙齿早就没了，笑起来似乎在想什么，在想吃的，还是女人？他扛着一扇门走在路边；当维瑞的车开过来，他一跃跳到车前，挥舞着手，要求搭车。
“我要去城里。”他宣称。他没法把门塞进车里。他奋力挣扎。“我把它放到车顶上，”他说，“我可以一只手扶着。”
他手上的皮肤是蓝色，薄得像纸，他干枯的面颊上有根胡子茬。他脚上穿的像是脏兮兮的拖鞋，脚趾上翘。
“好天气。”他说。一股酒味。然后，停顿片刻，那个关于芮德娜的随意询问。
“她很好，”维瑞回答说，“谢谢。”
“我觉得最近没怎么看见她。”
“她在欧洲。”
“欧洲，”老头说，“哈。好地方。”
维瑞盯着那扇门，它悬在挡风玻璃上方。“你去过吗？”他有点心烦地问。
“不，不，没去过，”博纳尔说，“我在这儿就看够了。”他停顿一下。“太多了。”他补充道。
“你指的是什么，太多了？”
博纳尔上尉点点头。他对着虚空露出茫然的微笑，对着他们面前的白色阳光。“这是个梦。”他说。
屋里仍然有她干花罐的香味，花园疏于打理。阳光落在一张桌子上，抽屉里是多年来孩子们在学校的笔记本。弗兰卡，她的笔迹是那么柔顺、整洁，拯救了每个人。
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像那个他给她们读过无数次的故事，一对穷夫妇得到三个愿望却又浪费了它们，他也想要更多。他能清晰地看到那幅场景。话音刚落，他却还想要一样东西，一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他想让她们在最幸福的家庭中长大。
5
最后的领悟：人生不会如你所愿。
他去达罗家赴宴。有些他不认识的人。“你好吗？”他们说。他们英俊，不拘小节。有个女人穿着翠绿色的及地长裙，戴着金项链和金色的网纹手镯。她叫坎迪斯。她丈夫是个艺术指导。他为电影工作；他设计书籍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