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们离开。莉迪亚坐到长沙发上，修长的双腿一摊，继续喝酒，过了不久，她也出门。她女儿为什么如此不快乐？莉迪亚在承平年代度过童年、蜕变为少女，她从小到大在庇佑下成长，从来没有饿过肚子。薇拉已经尽了全力，她没办法供给更多。在一个比较宽容的世界中，只要她尽了全力，应当就已足够。
莉迪亚几个钟头之后回家，她喝得大醉，甚至没办法把钥匙插进锁孔。她参加了一个她童年友伴举办的派对，当年的女孩们都已成年，也都有了自己的女儿，大家闲聊葛莉娜和寡头大亨的闲话，聊着聊着，莉迪亚说溜嘴，无意中提到葛莉娜的前男友在她家里做事。在场的五位女人安静了下来。她们轻声哄骗，发誓绝对不告诉别人。她们从来不曾如此关心莉迪亚的福祉。但是到了那时，莉迪亚已经醉得不在乎。她描述科里亚、他的同伙、她妈妈的默许。她的朋友们轻声保证绝不泄密，但这种承诺骗不了任何人。她们花了一辈子讲述葛莉娜的故事，而这桩事情为葛莉娜的初恋画下悲伤的终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么精彩的发展。
薇拉发现她站在门口，试图用大门的钥匙打开邮箱，嘴里喃喃说着乡巴佬、毒贩、钢琴调音师等。“别出声。这些事情你一件都不能提。”薇拉发出警告，但莉迪亚充耳不闻。
* *
下个礼拜，男人们没有上门。薇拉等了一小时才去找雅琳娜。下午两点，太阳却已西沉。
雅琳娜开门，点点头。她已经等着薇拉过来。厨房里煮茶的铜壶仍然温热。
薇拉弓起身子，坐在皮沙发的边缘，雅琳娜从来不会忘了夸耀皮沙发由意大利进口。她轻轻敲打大腿，一下子握拳，一下子摊开手掌，全身的精力流窜到手脚。纯银的烟灰缸旁边搁着一包已经拆封的加拿大洋烟。
“加糖吗？”雅琳娜边说、边悄悄把茶杯推到薇拉面前。
“他们今天没来。”
雅琳娜在两人的茶杯里加了三匙糖。她慢慢来。这茶很浓。她有一个任何母亲都会引以为傲的儿子。
“他们不会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薇拉问。
“你女儿。她说了。”
薇拉问也没问，径自从那包香烟里抽出一支细长的淡烟。这就是为什么狼群重返？因为她自己女儿的告发？因为她？荒谬至极，她心知肚明。但在一个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的世界，迷信是唯一可靠的支柱。她吸口烟——她已经二十三年没抽烟——按捺住喉头微微的搔痒，久久才吐烟。
“我会怎么样？”她觉得坐牢八成是最理想的下场。她预期自己的命运比坐牢凄惨多了。“我会遭到逮捕吗？”
你生错了年代，雅琳娜心想。警察跟这事毫无关联。雅琳娜看着她老朋友双手发抖，颤颤地把烟灰弹到地毯上。不，“朋友”二字不够贴切。她们对彼此的依附植根于某种比友谊更持久、更微妙的情感。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赞扬薇拉的勇气，称许她为了人民所做的牺牲；即使在大饥荒期间、雅琳娜饿得皮包骨、为两个亲兄弟送终，薇拉的食粮始终不虞匮乏。如今，雅琳娜脚上这双皮鞋，即使打了折扣，也超过薇拉的身价。这个世界到头来总是公平的。人人都得为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做出补偿。
“我会怎么样？”薇拉问。
“你？”雅琳娜摇摇头。“你绝对没事。”
* *
薇拉回到家，发现大门没锁。长沙发旁边的地上搁着一个酒瓶，瓶口开着，瓶里所剩无几。一个个脚印越过白雪皑皑的草地，从后门一直延伸到白森林。她循着足迹走向林中，走得膝盖发痛。她没有停下来数一数究竟有几个人的脚印。她认得其中最小的一个。
新月的月光消散于轻飘飘的云朵之后。雪水浸湿她靴子的衬里。她已经几十年没有跑步，但这会儿她迈开步伐奔跑，把自己的脚印混入那一排已经深入林中的足迹。黑暗之中，她已无迹可寻。她摸到饱经风吹雨打的轮胎、满地的废纸，到处都是黄色的塑胶叶片，但是没有脚印。她跑来跑去，翻寻垃圾，寻找一个迹象、一个声音、一个线索、一个答案、一个理由。她绝对不会知道五十二分钟之前、距此一百一十六米之处，她女儿也抬头望向同一片夜空。即使满心惶恐、困惑不解，白森林的树木依然让莉迪亚想起她刚刚抵达美国一星期、吉尔柏带她造访的红木森林，当时她会说的英文依然不超过十二个字、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多么幸运。
两个男人走在她前面，另外两个走在她旁边。她没穿鞋，两只脚感觉像是固定脚踝上的木砖。光裸的铜线将她的双手绑在身后，在手腕留下一圈圈痛苦的印记。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手腕，心无旁念，只想着铜线在手腕留下回圆的伤痕，她的肌肤好像是个结了冰、溜冰者轻轻滑过、刻画出八字形花样的湖泊。她旁边那个男人的皮夹克吱吱作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罐机油，泼一点在腋下，皮夹克才安静下来。前方的地面有个椭圆形的坑洞。莉迪亚全身每个粒子都窜动。她有话要说。她必须清清楚楚地说出那个坑洞多么骇人、她再怎么样都不敢进入。她只愿他们能够感觉到她的感觉，她只愿她能够照着适当的顺序说出适当的话，若是如此，他们就会理解。但当他们推着她跪下，她只发得出一声呜咽。月亮是个遥远而无动于衷的证人。无声的云朵相互碰撞。科里亚哀伤的脸孔出现在她的身旁。他不想做这种事。谁都不想做这种事。这就是她的一生。这就是她所拥有。好多事情她必须弥补。好多事情依然等着她去做。她现在还不能死，尤其是当她的生命中值得珍惜的事物竟是如此稀少。她试着跟科里亚解释，但科里亚对她皱起眉头，好像她说着他曾经随便学学、但再也不记得的语言。她讨价还价。她会离开基洛夫格勒，永远不回来，她会戒酒，她会上大学，她会找工作，她会生儿育女，她会跟他生儿育女，她会做个有用的人、快快乐乐地终老，她会全盘扭转自己的一生，只要他们让她活下来，她绝对会活得比现在更朝气蓬勃、更精明干练、更珍惜当下。科里亚把手伸到她身后，轻轻握住她的双手。“闭上你的眼睛。”他说。“当你睁开眼睛，你就回家了。”他放开她的手，但是声音依然守住她。“我在这里，哪里都不去。你快到家了。”这样也好，她告诉自己。我会因而改变。我会更加出色。我会成为那个我始终想要成为的人。一切都会不一样。这就是我始终的追寻。
刹那之间，她再也无法思考，再也无法反省，只能任由她的鼻息随着子弹飘出她的躯体。
* *
那天晚上，科里亚回到他在航天博物馆楼上的公寓，他爸爸去年过世之后，博物馆就已关闭。早上没吃完的麦片粥依然摆在桌上，他把麦片粥放到水槽里，伸手用指尖压按壁纸上的一个小方块，他妈妈的明信片曾经悬挂在此，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褪色的印子。
说他感到愧疚，等于是强迫他接受一切早已不存在的道德规章。最起码他跟自己这么说。与其活在它的阴影之下，倒不如拒绝承认客观的道德规章。你最好告诉自己，你不属于那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在卧室的镜子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十七岁之时肯定鄙夷的男人，但是十七岁的他依然自负，尚未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太多方式让他低头驯服。
他开录像机。《瞒天大谎》继续播放。葛莉娜纵身跳上她的摩托车，沿着宽广的大道急速飞驰，低头闪躲书报亭和馅饼摊，以她圆滚滚的臀部驾驭机车。她朦胧的耳语听起来像是葛莉娜所说的悄悄话，但绝对不是出自她的真心。书架上摆着那张他们一家三口身穿豹纹泳装的拍立得照片，照片上方是那卷他弟弟和葛莉娜帮他灌制的录音带。录音带里究竟收录了哪些歌曲？他忽然兴起一个念头：不管带子里收录了什么歌曲，世间种种谜团当中，只有这个问题，他有希望得到解答。他的一生已经随着他的孩儿逝去，其后的一切，皆是他与他孩儿共享的来生——那个他把一支火柴倒着插入比司吉、庆祝周岁生日的孩儿。
他把录音带连同拍立得照片塞进衬衫口袋，在电视机一闪一闪的蓝光之中彻夜未眠，直到隔天早上、军方的征兵处开始上班。
○ ○ ○
没有葬礼，没有遗体可供清洗献祭。薇拉依然上教堂。她不信主，因为没有迹象显示天主确实存在。如今也没有迹象显示莉迪亚曾在世上走一遭。薇拉站在教堂的前头，一眼望去便是圣母与圣婴的塑像。金光闪闪的圣婴无助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虽然她把他抱在胸前，她却没有看着她的孩儿，而是望向远方。
回家途中，薇拉走过一个手执笔记板的年轻女子身旁，她见过这名女子在街角晃荡、出其不意地冲到不知情的路人面前征求签名。女子依然心性单纯，甚至相信笔记板上任何一个宏大的主张。
“您愿意签名吗？”年轻女子边问、边把笔记夹塞到薇拉手中。“我们打算向市长陈情，请他把白森林划为一个自然保护区。”
薇拉不敢相信真有此事。“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你到底有没有去过白森林？”
女子的脸一红。
“树木是钢铁制造。叶片的材质是塑胶。市府四十年前设置了这座森林，目的在于让人们忘却一项事实：我们住在一个人类不该居住之处。”
年轻女子泰然自若，不为所动。“不管当初立意如何，森林里已经浮现出一个丰富而活跃的生态系统。没错，林中当然有些野生猫狗，但是也有北极野兔、狐狸，甚至狼群。这么一个林林总总的生态系统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依然应该受到国家保护。”
“保护……”薇拉慢慢重复，心中想起科里亚坐在她的厨房餐桌旁、一大块蛋糕搁在小碟子上、跟她解释他的老板为什么不怕警察。笔记夹咔嗒一声掉在人行道上。长长的人行道结了一层有如疮疤的冰霜，一路延伸到十字路口，连接另一个人行道，往前延伸，继续连接第三个、第四个人行道，划出了她生活的界线。她已经多少次沿着一条条人行道沉默地往前走？她已经多少次审查自己的思绪、判断、信念和欲望、将之寄存在她心中某一个它们无法背叛她的角落？
“保护……”她喃喃说道，音量低到年轻女子倾身聆听。她已经接受少年先锋队、共青团、铁工工会的表扬，她已被《真理报》赞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唯有在此年事已高的时刻，她才发现心中那个酝酿了整整六十三年的控诉之声。她将告发科里亚、雅琳娜、雅琳娜的儿子、那些控管基洛夫格勒手段比监狱警卫更残暴的流氓和黑帮。那个跟她握手、跟她道贺、即使几天之前才判处她妈妈死刑的政委；那个怕她怕到不敢扣她分数、即使她半张考卷留白、依然给她满分的小学老师；那个宣称帮女人口交是反革命之举、在家中始终与她保持距离、连在浴室里心脏病发作都把门关上的先生。没有一个人清白无辜，没有一个人毫无关联，大家全都是共犯。此时此刻，只要她能够拉高嗓门，她将以最强硬、最致命的形容词控诉自己这些年的沉默。但她的声音近似耳语。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保护。”她说了又说，在此同时，女孩弯下腰，捡起笔记夹。
年轻女子最近目睹她自己的外婆坠入失智的深渊，因此，薇拉的反应并不令她讶异。年轻女子的外婆诅咒云朵、工厂、一个个她已经忘了他们长相的亲人，眼前这个老太太诅咒一个自然保护区。年轻女子心想，大伙必须同情老人家、对老人家有耐心，于是她握住薇拉的手，轻声安抚。她们果真来自不同世代。“喘口气就行了。没事、没事，老奶奶，一切都没事。”
薇拉紧紧抓住她手中那双滑润的手。若非倚在年轻女子的肩头，她说不定会摔跤。直到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永远当不成外婆。
* *
一星期之后，有人敲门。薇拉走到门口。从大门的窥视孔望去，科里亚好像一尊鸟嘴石像兽。她双手托住下巴。
“我知道你在家。”他说。“我看得到你在玻璃上的影子。”
她贴着油漆斑驳的大门，希望凭借意志力让自己化为一个个原子，逐一滑穿木头，消散无踪。
“我已经以佣兵的身份重新入伍。”他说。“我将回到车臣。你不必担心再见到我。”
投邮口开启，然后啪地关上，一个牛皮纸信封随即掉落在地。薇拉的五脏六腑一阵紧缩。她知道信封里装了什么。非是不可。以前也发生过同样事情。信封里肯定是莉迪亚的遗言，没错，一定是她亲口说出、由科里亚在结了冰的树枝下为她抄录的最后几句话。她满怀企盼，一颗心噗噗狂跳。如果科里亚捎来最后的信息，她可以二话不说，马上原谅他杀害她唯一的女儿；她只愿科里亚捎来一封她可以收藏在鞋盒里的信函，让她连同她妈妈的最后一封信一起收放；她只愿莉迪亚在信里对她说：临终之时，她晓得有人爱着她，这当然是个谎言，但薇拉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让这个谎言成真。薇拉笨手笨脚地翻弄信封。它太大、太厚、太重，不可能是一封信。信封里是十叠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千元卢布纸钞：一笔赔偿金。
薇拉把门打开，打算把钞票甩到科里亚脸上，因为这一次，她的沉默将不会被金钱收买。但他已经转身走向街尾。她把信封抓得更紧，生怕失手掉到地上。冬天还有好几个月才会远去。瓦斯费即将到期。橱柜几乎空空如也。时候已晚，年事已高，她已经没有时间成为另一个人。
她走到她的卧房，从床底下拉出鞋盒。牛皮纸信封太大，装不进去，除非取出其他信件。她抽出信件和剪报，搁在床上，动手把成捆钞票叠放在鞋盒里。大功告成之时，她跪在床边，祈求天主护佑她女儿、她妈妈，最后才为自己祈福。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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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还有别的吗？”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厉声质问。他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沾了一圈芥末酱的指甲捏着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顺着墙壁颓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过墙面，斑驳的油漆回旋落下，我抬头，张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猫咪，一脸无辜地瞪视。
“还有别的吗？”
二十万支香烟和整街馅饼摊的气味隐隐萦绕在他的鼻息之间，挥之不去，有如苦苦纠缠的鬼魅。
“还有别的吗？”
他靠着门框，稳住气喘吁吁的身躯。我小时候他已经是个糟老头，现在他够格被称为老古董。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体力稍微恢复之后，我爸重重踏步，走进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埋头搜寻洗衣篮，四处乱扔CD光盘片，一脚踩扁录像带纸盒。不一会儿，床垫像个酒鬼似的斜靠在墙上，被单一件件垂挂在床柱上，他使尽全力，偌大的身躯不停撕扯、丢掷、踩踏，直到他意识到不管他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显然比藏在收据里、踩在脚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里每一件搁着、挂着、立着的东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后，他颓然坐到摇椅上，抽完最后一口我留在烟灰缸里焖烧的香烟。
“还有别的吗？”
他入狱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他教我受到拷问之时必须保持沉默。他把我妈的一个耳环故意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学，关上窗户，扭开烤箱，拿开台灯的灯罩，在厨房里拷问我。冰冷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但在厨房里，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渍渍、黄澄澄的串烧。到头来我说不定会招认自己刺杀了基洛夫某个重要人物，我张开嘴巴，正要招认所有一切，但还来不及喃喃说出半句话，我就感觉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还有别的吗？”他的声音屈服于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招认。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别的什么？”当他一问再问、声音软化到近似耳语，我终于开口。
我爸只是看着我，好像我获选加入国家撞球队、拿着他的卵葩练习冲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虫，还是个报马仔。别的这个。”他摊开纸片，摺缝之间一片雪白。
“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针把它加进你的茶里吗？”
当你再也无法辩解，你干脆耍赖。
“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他问。他的怒气已消，只剩下些许为人父的关切，听来可悲。
“当然没有。”我只跟其他三个哥儿们共享针头。
我爸站直身子，转身走到门边。“塞尔盖。”他头转也不转地说。“你必须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为止。”
“不然呢？”
“不然我会拿枪毙了你。”
“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你的假释规定。”
“我会宣称那是自我防卫。‘庭上，请听我说，我只是试图解救我的儿子，以免那个住进我儿子房间、穿起我儿子衣服的疯子毒虫出手伤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狱，或是国家法院，绝对没有一位法官会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证世界并未在一夜之间毁灭，真是令人失望。我跟着我爸走到大楼的顶楼，左边最后一栋公寓装了一扇金属门，门上有道深黑的裂缝，走廊上的灯光由此渗入。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边问、边指指那扇门，眉毛竖起，一副愤慨的模样。我爸没读什么书，但是意见非常多，借此弥补学识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熬过他那有如寒冬一样漫长的说教。“他们用回收的锡罐头造门，小偷只需开罐器就可以闯空门。狗屁倒灶，一窍不通，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开锡门。门里坐着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他将近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好像银闪闪的滚珠一样油亮，闻起来像是便宜的乌克兰烟草和烧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轮椅上，两条长长的猪皮皮革和帆布垂挂在橡胶车轮之间——他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这位是我儿子，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声说，然后指指那个缺了腿的男人。“这位是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却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视。
我爸跟基里尔在厨房说话时，我探头探脑地四处观望。我以为公寓里肯定一团混乱，毫无秩序，但客厅的地上干干净净，只有椅脚和桌脚贴着地面。一个碗碟架搁在澡缸旁边。排水口周围沾了一点当天早上吃剩的燕麦粥。一个个盛水的玻璃广口瓶沿着护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层红色的水渍。基里尔知道某些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吗？我的喉咙干涩，嘴巴带着厨余回收般的酸臭，但是从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绝对不妥。
党团认可的书册排列在架上：红军野战手册，审查核实的十九世纪小说，宣扬重工业的样板颂辞——你在冬宫宫外，或是堤岸沿岸都可以看到这种专门卖给西方人的市侩商品。我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长篇小说，书中描述一位贫苦青年如何成为革命斗士，是苏联时代一部重要的革命小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在校最后一年就必须阅读这类小说，我无须细读也会知道书里说些什么，不管联合毕业考出了哪些文学考题，我都会轻易过关。但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生，校方指定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又臭又长，好像一条不晓得通往哪里的运河，结果我考试只得了两分。没有大学要我。军队不在乎，照常征召。
一把黑色的手枪搁在咖啡桌上。我拿起来，用大拇指轻抚黑得发亮的枪身。手枪比在电影里看起来沉重。一枪在手，我觉得自己头顶拉高了几尺，胯下也增长了几寸。这里某处可有一个十八岁的伊斯兰教小伙子头一次握着手枪、同样感到无比强大？
“把枪放下。”
基里尔坐着轮椅穿过门口，我爸跟在他后面。
“你知道契诃夫怎么形容上了膛的枪吗？”我说。基里尔板着脸。说不定他的联合毕业考也不及格。我抹去枪身上的指纹——这也是小时候我爸教我的——把枪放到桌上。
“这会儿你有工作了。”我爸说。他高兴得容光焕发。
“谁雇了我？”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没错，你将为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殡仪师的衣柜更阴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说。我爸从来不开玩笑。
“你明天早上开始上班。”我爸说，神情相当自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他幸灾乐祸地笑笑，我是公鸡还是母鸡，显然不言而喻。
“塞尔盖。”我爸说。“你给我记住，我可不怕违背我假释的规定。”
○ ○ ○
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学、当上爸爸、吃上牢饭，而放眼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可能符合最后一项。监狱是我们学习技艺的场所，等于是唯一一所核准我们入学的学校，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获致拓展未来的专长。念了九年书之后，我们应当进入技术学院就读，但我们班教出一大群表现不佳的学生，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结果附近一所不怎么样的专科学校居然比剑桥大学还难进。没关系，如果你想走上犯罪这一行，没有一所学校比监狱更专业。
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未来几乎大势已定。我们逃学喝波罗的海七号啤酒，在陶立特花园朝着过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结了冰的淤泥。两个孤僻的糟老头在一张冰冷的桌边下子弹西洋棋。我们围成一个小圆圈，哆嗦地挤在一起。
“我爷爷从伏尔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们知道他返乡之后受到什么待遇吗？他们让这个爱国的老家伙一屁股坐进古拉格集中营。”沃拉里大声说。他从头皮上挑拣出几个白色的颗粒。可能是绒毛碎屑，也可能是头皮屑，谁晓得呢？“跟这种可怜虫扯上关系，真让我丢脸。”
“去年两百个新兵还没赶得上去战场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们宣称两百，真正的数字绝对跟国际电话的号码一样惊人。绝对是受到老兵折磨，这可不是开玩笑。”
“整整两年，你只能操你的军用水壶，这才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坐牢根本不算什么。”
“托尼带着啤酒上哪里去了？”我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哈尔拉莫夫、沃拉里·拉比达夫、伊凡·弗拉迪米、塞尔盖·马克林——中肯道出我们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要变成的人物，所以我们把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尼·蒙大拿（译注：Tony Montana，电影《疤面煞星》的主角，由阿尔·帕西诺主演）、乔·派西、柯里昂教父、嘻哈饶舌歌手图派克。我们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国名流。我们的爸妈听披头士学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嘻哈传奇歌手Biggie Smalls。
不同的午后，不同的公园，同样的对话。
“叛乱一终止，你马上出狱，这就是诀窍。”
“你怎样才办得到？”
“这很简单。”我吹牛。绝对不要忘记“confidence”（信心）的前三个字母是“con”（诈欺）。“你预估战争会持续多久、你必须在牢里待多久，然后找出一个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与罚。我们对历史毫无所悉——我们四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人晓得耶稣在哪年出生——但我们却甘冒鉴古知今的风险，拿自己的未来打赌。我们押注：战争会在一年、两年、五年之内结束。我们翻阅旧报纸，上网搜寻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个估算的罪行。殴打少数民族关一年。持械抢劫关两到五年。走私贩毒关五到七年。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msom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译注：Anna Andreevna Akhm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88-1966，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 *
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
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我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让她帮我‘转大人’。”基里尔继续说，“我操她的时候，他站在床边，距离倒没有近到让我觉得怪怪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他只想确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大概五秒钟就射了，他拍手叫好，我从来没让我老爸这么骄傲。
“但是你啊。”他的眼睛直直迎上我的目光。“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不屑帮一个截肢的人穿裤子，而你这个浑小子甚至还是个处男。你丢不丢脸？”
我帮他把长裤拉到他瘦巴巴的臀部，长裤截短，只及大腿中段，下摆折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件排球短裤。他指指地上一卷黏答答的胶带。“你得帮我把残肢裹起来。”
“我他妈的才不呢。”
“你得学着怎么做。”他咄咄相逼。
“你缺了脚，又不是缺了手。你自己来。”
“童子鸡，快点。”他下令。
我拿起胶带、在他的残肢上绕了几圈之后，基里尔在头发上抹上植物起酥油，用梳子梳了十几下，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把头发中分。“他们可以舀一大匙这个鬼东西放进罐子里，贴上法文标签，把价钱抬高十倍。”他解释，“但他们骗不了我。”
最后一个步骤是喷上大量古龙水，古龙水呛鼻，闻起来像是防止尸体腐化的香油。我把基里尔抬上他的轮椅，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自己下楼。”我们走到楼梯口时、他对我说。他把一块厚纸板塞到身下，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好像乘坐平底雪橇似的滑下楼梯。七层楼，没问题，他大气都不吭一声就自己下楼，但是他的长裤却像是一座只有我可以抱着他攀越的高峰。恬不知耻的混蛋。
“等等。”他说。大楼的大门铿锵关上，中古世纪的攻城器具都打不破那个鬼东西。“我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
“你坐轮椅耶。除了喘口气休息，你还能干吗？”
他摇摇头，点一支烟，跟我说话，那种表情好像我才是不讲理的一方。“你这个小鬼，干吗如此慌张？急着想要献出你的童贞？”
我有样学样，也点了一支烟。无眠的夜晚有如一个死胡同，始终通向混沌的清晨。云朵只是懒洋洋地停滞在空中，完全不顾世事。懒惰的混蛋。一座烟囱矗立在涅瓦河对岸，烟囱高耸突兀，比任何一座皇宫的圆塔都显眼。如果世世代代以其伟大的纪念碑流传后世，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念碑将是移动电话优惠方案的广告牌。马路对面，一群野狗追着一个游民跑过弃置的空地。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多达千名的农奴为了兴建圣彼得堡丧命。我们的老师认为不止于此，说不定将近十万。但为了跟你上床，他什么都肯说。带头的野狗咬了一下游民的屁股，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有如水牛般巨大的罗威纳犬冲向他的脊背，他往前冲了三步，终于跌倒在地。我不确定圣彼得堡是否连他这种人都配不上。
“我以为你打算上路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
“童子鸡，随便你怎么讲，我们姑且信之。”他回答。“一百三十七米，这表示它是全世界最深的电梯。我们附近就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搭乘电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晓得这一回事。”
“他们为什么把隧道挖得这么深？”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人丢核弹轰炸我们，隧道就可以用来当作避难所。你太年轻，不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害怕美国人会对我们投掷核子弹。”
“被核子弹炸到的人会只丢了两条腿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皱着眉头看看他的残肢。“我又没被核子弹炸过。”
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以方格排列，深浅不一，宛若棋盘。基里尔啪的一声戴上皮手套，手掌紧贴着大理石地板，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似乎把周遭视为一组组双杠。我推着空荡的轮椅跟在后头。
“我看起来怎么样？”他问。他头上戴着尖顶帽，下半身套着半截长裤，全身上下都是军服，看起来太隆重，让我很难把他当一回事。
“很矮。”我说。
列车进站，所经之处热风劲扬，飕飕涌入车站。基里尔下达指令。这套把戏了无新意。你在地铁站每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在车臣战场上受伤的跛脚荣民。他们高唱民俗歌谣，坐在木头栈板上，朗读普希金，盘起软趴趴的双脚，高举硬纸板宣扬他们的苦楚。有些荣民只是喝得醉醺醺，喃喃述说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列车车门大张，吐出一群拥挤的乘客。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好像大猩猩似的穿梭于过往行人的腿间，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年轻男子让位给女士们和老人家，表现出平日罕见的礼数。车门关上，车轮嗡嗡滑过轨道，基里尔上戏。他不唱国歌、没有从轮椅背包里掏出一个摆着廉价纪念品的托盘、没有高声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他只是紧握双拳，抬头挺胸，紧盯着每一个人，缓缓爬过退让到两侧的乘客之间。我仅仅推着轮椅跟在后面，看着卢布哗啦哗啦落入柳条篮。
“玛莎，给他几卢布。”一个瘦巴巴、皱巴巴、系着头巾的老太太悄悄跟她朋友说。“可怜一下那个苦兮兮的家伙。”
“你是个英雄。”一位戴着龟壳镜框眼镜的老先生慎重地说。“宁愿失去你的双腿，也不愿失去你的荣誉。”
列车行进之时，基里尔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开口乞讨，也没有点头道谢，晨间通勤的民众却不断从口袋和皮包里掏钱捐献。他紧握双拳，一前一后撑地，尖顶帽微微一斜，拖着残缺的大腿前进。他不是滑稽的漫画人物，不是马戏班的畸形怪胎，而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爬过一个在他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的战场。我自己都几乎打开钱包。
列车开抵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的两分半钟之内，他赚到两百四十卢布。我不敢相信篮子里放着多少铜板和皱巴巴的纸钞。我爸工作三小时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你不能让他们以为你在赚钱。”他把零钱放进口袋，悄悄跟我说。我们在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登上另一部列车。
我们搭乘这一线和另外两线地铁，直到下午两、三点。不到早上十点，已有一千两百卢布入袋。不到中午十二点，已有两千三百卢布入袋。谁晓得我的同胞们居然如此爱国、如此慷慨？午餐之时，我们从Baltiyskaya地铁站回到街上，跟一个上了年纪、头发染成紫色的小贩买了沙威玛三明治和裸麦啤酒，我看着一个个穿了迷你裙的小妞走过午后斜长的光影。“我这个助理还是处男，浑身上下不对劲，无可救药。”基里尔朝着一个小妞大喊，小妞留着黑褐的刘海，埋头阅读《哈利·波特》，长相非常甜美。“你可怜可怜他吧？”
我真想马上重重打他一拳。我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三次《哈利·波特》，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嗯，我说不定会跟她说。但她已经拿起小说，迈步离去。
“未来十年之内预计兴建四十一座新的地铁车站。”基里尔一边享用微焦的羊肉、一边大声宣布。我真希望自己刚才追过去跟那位褐发女孩攀谈，但是我若真的追上去，搞不好只会变成她口中那个“行径近似跟踪狂、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最起码目前我只是“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一个人活得有没有尊严，其实只是程度问题。
“四十一座新车站，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基里尔问。
“这表示只会盖三座车站。”
“这表示每天更多人搭地铁。乘客愈多，钱也愈多。”
“你已经赚太多钱了。讨钱的人不应该比给钱的人赚得多。”
“我跟你保证，我们比他们勤快多了。”基里尔对着一群拔腿飞奔、赶着过马路的学童微笑。你或许以为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会成天哭兮兮。但基里尔怡然自得，好像始终凝视着一片葵花田。“我正在存钱到乡下买栋房子，而且是栋无障碍空间的别墅，将来我可以在水槽边洗碗。”
我实在很难把他当一回事。只有骗子、寡头大亨、政客——通常这三者是同一个人——才买得起乡间别墅。那些人双脚健全，从来没去过车臣，下一代也绝对不会去车臣。然而，眼前这位基里尔先生居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哪些部位残缺不全，这家伙依然带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