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个老千。”我说。
“这是一门艺术。”
“榨取别人的钱？”
他斜眼瞪我。“没有人白白给我东西。我是个生意人。”
“你卖些什么？”
“每一个在地铁里打开钱包的人，当他们看到缺了腿的荣民，他们感到羞愧，说不定有点怜悯。但当他们看到我爬过车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抗争、绝不乞讨的斗士，不禁感到骄傲。他们应该感到耻辱，心中却兴起一股自豪，他们付钱给我，因为我让他们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爸穿着睡裤，手脚大张，坐在长沙发上。他直接拿起鱼罐头，边吃边让小猫舔干他手指上的油渍。
“过来。”他下令，就着电视的灯光检查我的瞳孔。猫咪的尾巴缠绕我爸的胳臂，愉快地呜呜叫。那只猫咪简直是披了毛皮的恶魔。
“跟我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爸问。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长达一百三十七米。”
“还有呢？”
“我晓得基里尔比你赚得多。”
“他让你留下多少？”
“一毛都没有。”我坦承。“但他请我吃了一个沙威玛三明治。”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比你赚得多。”我无话可说，他看起来得意扬扬，转头继续看电视。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配音，连那个丰满的蛇蝎美女都粗声粗气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是个愚笨鲁钝、烟不离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一个下颚方正的男演员爬进冰箱，躲过了炸弹攻击。我希望这种科技已经传到车臣。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
“我还没被抓去关之前，他们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希望那里是间旅馆。但当然不是。”
我转头，但没办法躲避他——墙上挂了五十张我爸的照片，照片加上黑色的细框，从客厅的墙上延伸过来。从五岁到六十九岁，除了他坐牢的几年之外，他每一年都拍一张照片留念。他妈妈以前每年都带他到照相馆拍照，以防警察把她抓走、他被送到国营的孤儿院。他爸爸是人民的公敌，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做出预防措施。直至今日，每年生日时，他依然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把新拍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老实说，这种行径有点疯狂。即使世间某处有个女孩愿意跟我回家，我也不会把她带到这里。
我走过客厅，瞪着我爸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这张照片跟其他每一张都一样，看起来像是放大的护照相片。一九八三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看来相当阴沉。
“你知道的，我始终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爸主动开口。“那年我五十岁，我以为我赢定了，再也不必担心。然后我碰到你妈妈，然后她怀了身孕，这下我不能抛下她了，对不对？”
“爸，有些事情最好当作是无头公案。”
“胡说。你若不晓得你打哪里来，你就不晓得你会在哪里说拜拜。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起头。”
我闭上眼睛，尽其所能迎合他。“好，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你啊，我的宝贝儿子，因为保险套破了，所以才有你。”
弒父真的不应该受到惩处。我朝着走廊转身，忽然注意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方新挂上一张照片。“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我问。
“几个星期之前。”他说。“别摆出那种表情。这些照片啊，每一张都是为了你拍的。”
“你晓得这话听起来多疯狂，对不对？墙上挂了五十几张你自己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或是妈妈，全都只是你自己。”
他搔搔猫咪耳朵之间的隆起之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亿次。
“我爸爸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本来有几张，但我妈妈不得不销毁。我小时候，她经常把照片拿给我看，但现在照片没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我不晓得他是谁，塞尔盖，我不知道我的起头。”他从猫咪身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看照片，然后看看我。“这些都是为你拍的，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起头、你不会忘了我是谁。”
* *
癌症夺走她的性命之前，我妈在一家小商店当收银员，店里橱架上货品贫乏，零零星星，你看了说不定会以为这里贩卖橱架，而不是一家超商。她出门十五分钟之后，我爸开始干活。他有一支跟皮靴一样大的移动电话，他好像战壕里的士兵似的接听电话，口操行话，清晰明快地处理订单，接着戴上橡皮手套和手术口罩，把厨房桌上的白粉装进小袋里。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个医生。
“这东西对你非常不好。”放学之后、我获准看着他工作时，他跟我说。他用我妈的量勺均分白粉，放进对折的小纸袋。“你绝对不可以食用。”
“你在制作什么？”
“我在挣钱。”他回答。
夏季之时，他白天经常派我出去送货。倒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只是把几个信封送交到大学生和应召女郎的手中，分量极为轻微，只有严格解释才算犯法。我出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连串注意事项。
“你必须先点钱，然后才把货品交给他们。”
“你绝对不可以直视警察的双眼。”
“你必须遵守每一条法律，除了你违反的那一条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停下来跟任何人说话。”
“你必须假装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你就果真是个男子汉。”
我买了地铁车票，而不是跳过入口。我在每个十字路口静候变换灯号。我的身高不及门上的猫眼，不得不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应门。应召女郎有时请我进去喝杯茶，吃条巧克力棒。过了几年，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进入圣彼得堡几位最美艳、最淫荡的女人的香窝、结果却只受到甜食的诱惑，我不禁觉得自己是个沙皇级的无能蠢蛋。现在我只觉得她们好可怜，必须借用毒品才有办法承受发生在那些公寓里的一切。
桌上的海洛因，窗沿的白雪；一头孤狼的刺青延伸到他的前臂；手术口罩盖住他的半张脸；戴了手套的双手娴熟地执行任务：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老爸。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因应新苏联而生的男人，他是个我以为我会永远崇拜的爸爸。
我妈当然知道，但假装不知情。当她发现我帮我爸跑腿，这事才画下句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八月的一个下午，我慢慢晃进家门，手指沾了融化的冰淇淋，依然黏答答，她那天正好早点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就被她逮到。
“送货挣钱。”我骄傲地说。她伸出右手打了我一巴掌，伸出左手搂住我。
“到处都有人犯法。”她说。“电视里，大街上，克里姆林宫，现在轮到我家里。我才不愿意跟两个歹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打电话报警。那天下午，我爸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外面被捕。
* *
既然推着基里尔四处走动，我就不得不躲着朋友们。我没有回他们的电话，而且避开公园、学校操场、我们经常躲在里头昏睡的大楼地下室。我们只碰过一次面，那时是六月底，我跟基里尔在Gostiny Dvor地铁站的月台上，基里尔唠唠叨叨讲述铁路枕木的历史，说了又说，讲个不停。沃拉里呆滞的目光忽然停驻在我身上。他搔搔胯下。他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经迁居到鼠蹊间的密林。
“图派克，你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伊凡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号、塞得进一个四口之家的运动衫站在他后面。
我朝着基里尔点点头。“哪里都没去，只是工作。”
沃拉里不怀好意地笑笑。“新朋友？”
“我爸逼的。”我试图把音量降低到基里尔听不到。
“你听说托尼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上星期抢了一家电脑专卖店。”伊凡说。“他把他的境内护照留在柜台上，但是依然没办法让自己被抓起来。他得走进警察局，坚称自己犯了罪。真的很丢人。”
“他进了克列斯提监狱？”
沃拉里点点头。“最起码关到开庭。听起来还不错。不会缺水，免费供电，我敢打赌他正在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周末就加入他。”
“你们打算以什么罪名入狱？”
“我们打算偷一部警车。”伊凡抓着牛仔裤说，他的裤子正朝着膝盖下滑。基里尔把头转开，假装没有听我们讲话。“你要掺一脚吗？”
“我答应我爸这个周末帮他搬一些家具。”我说。“但我会跟你们在那里碰面。”
“你保证？”伊凡问。
“没错，绝对保证。”
“这事攸关你的小命。”沃拉里走开之前说。“你被关进牢里，说不定就可以保住脖子上这颗头颅。”
基里尔保持沉默，直到沃拉里和伊凡消失在铺了白色瓷砖、通往Nevsky Prospekt地铁站的行人地下道。一个吉卜赛小贩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我们身边，盘上摆着一件件通常成包贩售的物品，比方说可抛式刮胡刀、保险套、巧克力棒。
“你会跟他们去偷警车？”基里尔问，语气之中没有轻蔑之意，听起来甚至不像是反对。
“我不知道。”我坦承。
“在我那个年代，若是想要逃避兵役，最普遍的方式是上大学，其次是宣称心理有问题，借此延缓入伍。你必须贿赂一个精神科医生，请他说你是个有凭有据的疯子。问题是缓征令都被谎称心理有毛病的新富阶级拿光了，真正的精神病患反而不得不当兵。我们的连队有两个人精神分裂、几个人情绪躁郁，还有一个家伙说天使经常来找他。战争真是荒诞，不是吗？”
“一张缓征令多少钱？”
“你绝对付不起。”他说。列车驶近，随之扬起的微风急急扫过我的头发，但基里尔被植物起酥油抹得银闪闪的头发，却是纹丝不动。
* *
一星期一星期接踵而逝。自从那天晚上我爸在五百卢布的收据里找到剩余的毒品之后，我就没有再碰海洛因。我一直等着出现戒断的症状——如果我在铺了软垫的病房里乱跑乱跳，他们就不能把我送往车臣——但我猜你如果五个月之内只吸了四次毒，你不会出现戒断的症状。每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帮基里尔穿衣。我们抽支Java Gold当作早餐，坐上列车激励民众，一直工作到中午。有天我们跟一个乔治亚人买午餐，这个老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好像身子里有个黑洞，整个人慢慢朝着腹部缩进去。基里尔又开始不停讲述地铁系统。
“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铁之中，我们的地铁系统排名第十三。”他边吃香肠边说。那天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纪念日，市区各处热气腾腾，好像毛孔之中冒出闷热的湿气。“但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之中，圣彼得堡仅仅排名第四十五。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我们穷得买不起汽车？”
“你白痴喔。这表示我们的地铁系统令人自豪。纽约、伦敦，你认为他们的地铁站有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黄铜雕像吗？”
“当然有。”
“没有。”他坚称。“他们的地铁站都是涂鸦、摇摇欲坠的墙壁、把乘客推向铁轨的无赖。他们没有美丽的物品。”
“那是个电视节目，对不对？”我说，我们终于有个共同嗜好。
“我说的不是电视节目！我说的是地铁。一座不是为了沙皇或是王子兴建，而是属于你我的殿堂。”
“好吧，同志，我们这就朝着你的殿堂前进。”我建议，推着他走向Pushkinskaya地铁站的入口。
“你不该在四月二十日工作。”我把他抬过地铁入口时、他对我说。“那些理个平头的小混混在希特勒的诞辰最嚣张。”
那时还是夏天。我不知道他干吗跟我提出这番劝告。
“如果你……”我们走到月台时、我朝着他的残肢点点头说，“你有什么计划？”
“你是说如果我双脚健全？”
“没错。”
“我打算开公司，提供窒息式性爱的服务。”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说什么？”
“窒息式性爱。难不成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吗？”
他下巴大张，一脸不可置信。“那是一种嗜好。你应该试试。非常有趣。”
“那是什么？”
“那是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干得爽歪歪。”
“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说。“其实似乎蛮可怕的。”
“不但是处男，还是道貌岸然的清教徒。你长大以后会变成一个修女。”
他断了腿的缺憾，全被他的伶牙俐齿补了回来。“那么你要提供什么服务？”我问。“这听起来像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让自己几乎窒息，当然会有风险。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你的一生，也可能让你断送性命。犹如高空跳伞。我的公司将提供类似降落伞的服务。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下窒息式性爱，你事先打电话给我，我手边已经有一副你家的备用钥匙，如果你某个时间之内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备，就说一个钟头吧，我会过去查看一下状况。到了那时，你说不定已经一命呜呼，若是如此，我会赶快帮你拉上长裤，好让你的亲友们以为你死于一般的自杀，说不定心里比较好过。”
“如果他们没死、而你有他们家的钥匙，你就可以把他们洗劫一空。”
“你这个没经验的小毛头还有点希望。”
我们在月台边缘等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口，但我就是说了。我问基里尔为什么从来不提他怎么失去双腿、他乞讨之时为什么沉默不语、面带挑衅。
他皱起眉头，我们的对话骤然转向，变得如此严肃，让他不太高兴。列车从对面的铁轨进站，几乎飕飕带走他的话语。“你可以靠着别人的罪恶感过活。”他说。“但是你若想要一栋乡间别墅，你也必须让他们感到自豪。”
疾风涌入隧道，夹带着列车尖锐的刹车声。“但你怎么失去你的双腿？”我高声发问，听出自己声音中的恐惧，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怀疑的事实：我果然是个胆小鬼。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摇摇头，对着自己笑笑。疾风散去，环绕着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纯粹是因为你即将南下，进入战区。我的残废跟地雷无关。几年前一个晚上，我喝得烂醉，昏死在圣彼得堡的地铁轨道上。”
那天傍晚，一套破烂的军服平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宛如一片蓝灰的雨云。我摊开长裤，举到腰间比一比，裤脚垂过我的脚踝，噗噗啪啪打上地面。
“你爷爷身材高大。”我爸站在门口说。那只恶魔般的猫咪在他双脚之间窥视。“把裤管截短，你看起来就像个大人。”
听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好难过。
“我不想去。”我告诉猫咪。小恶魔的头一歪，尾巴一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我爸伸出一只手指头勾住我的下巴，抬高我的脸，让我看着他。“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套上军服。”他那支抽了一半的香烟熏得我泪汪汪。他把剩下的半截香烟丢进茶杯里，用大拇指抹去我脸颊的泪水。
“喔，塞尔盖，有时我但愿你看得到我眼中的你。”他的脸有如炽热的大太阳。我不得不移开视线。我试着把目光停驻在一个不会激发情感之处，但是满墙都是他加了框的照片。我躲不开他。他无所不在，看顾着我。
“你看到什么？”两年以来，我头一次声音哽咽。我情愿用我的余生交换一件隐形斗篷，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幻影移形，出现在任何一个我爸视线所不及之处。
“我看到一个脑筋很好、说不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年轻人。我看到一个心地善良、个性纯真的年轻人，但他的世界却容不下、也不赞许这样的好人。我看到一个我希望他在哪些方面不像我、他就真的跟我不一样的儿子。”
“我不信。”
“你会活得快快乐乐。你会的。”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衷心希望我能够相信我爸。
“瞧瞧你。”他说，身子往前一倾，在我的额头印上一吻。“我的塞尔盖，我的小笨瓜。过去这几年，你花了多少精神想要变成一个混蛋。即使尽了全力，你反而成了一个男子汉。我知道你想要变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混蛋，今后数百年，人们一说到‘混蛋’就会想起你。但你不是一个混蛋。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啰，当你想要自取其辱，请你记住，我的宝贝儿子，你是你爸爸全心的骄傲。”
* *
隔天早上，我的脑袋和天空皆是一片昏沉。我推着基里尔走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浑然不顾他讲古。再过四天，我就必须报到。
连着好几个钟头，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大摇大摆地越过车厢，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卢布纷纷落入柳条篮，他每一站都讨得到钱。
“我们休息一下。”快到Ploshchad lenin地铁站之时，我跟他说。
“现在才十一点。”
“我想透透气。”
基里尔叹口气，但是应允。他在电扶梯上算一算早上讨了多少钱，成果令他满意。“你最好把钱收在胸前的口袋里。”他说。“小偷对于残障者颇有戒心，绝对不会接近你的残肢。”
“你一直说‘你’。”我轻声说。我悄悄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跟你说话，若不说‘你’，不然我还要说谁？”
“你一直对我下达指令，好像在训练我。‘你得这么做、你得那么做，才有办法成功行乞。’”
“我只是笼统说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他开口，但我已经不再聆听。整个夏天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基里尔的助理，而是他的学徒。
我手一松，任凭收叠起来的轮椅噼噼啪啪滚下电扶梯，我不记得路人们的脸孔，或是他们跟我大吼什么，也不记得基里尔说了什么，或是究竟有没有开口。我记得我抓住基里尔熨烫笔挺的蓝色衣领，把他推向缓缓下滑的电扶梯侧板。若是愿意，他大可制住我。他那双手臂每天支撑他越过三千米长的车厢，晚上还有足够的精力举重。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搏斗，我还没挥出第一拳，他就已经投降。当我勒住他的脖子、他的帽子掉到地上、电扶梯的侧板把他一丝不苟的头发压得乱七八糟，我发誓他嘴角一撇、微微一笑，那张眉毛纠结的脸庞毫无惧意。他睁大死鱼般的双眼，似乎打赌我胆怯到甚至做不出这种懦夫的行径。但我痛揍他一拳，表示我做得出来，然后我不停揍他，因为我怕得不敢住手。等到我揪住他油腻的头发、按着他的脸猛撞电扶梯的踏阶，我的指关节已经像是迸裂的莓果。基里尔终于瘫倒在地。我把手伸进他胸前的口袋，抓住纸钞和零散的铜板，转头往上跑，冲过其余的踏阶。隔着半条街，我看到电扶梯将基里尔送在街面，他软趴趴地躺卧，电扶梯的踏阶噗噗啪啪扫过他的残肢。通勤的路人们踏过他匆忙前进。
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肝胆似乎被大炮轰了一个大洞。我杀了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残废的战争英雄。这下我永远不必前往车臣，因为我将在牢里度过余生。当我双膝跪地、高声干号，我听到他大喊大叫。
他依然斜斜躺在电扶梯出口，鼻孔朝天，脸上沾满鲜血。下行的踏阶不停消失在他的身侧，他手臂大张，紧握双拳。“我还活着！”他尖叫。“我还活着！我不想死！”
我躲到偏远郊区的毒品注射场所，花了两卢布租了一个针头，肆意狂欢。即使嗑药嗑得恍恍惚惚，我依然摆脱不了高声呼喊自己还活着的基里尔。
* *
克列斯提监狱原本是王室储酒的库房，库藏的烈酒足使皇亲贵族和朝臣们沉醉酒乡之中，度过漫长的寒冬。农奴获得解放之后，政府承接地主们昔日的权责，把初尝自由滋味的人民打进大牢，克列斯提因而成了一座监狱。一世纪以来，苏联秘密警察在此痛殴叛国歹徒，迫使他们招供。苏联瓦解之后，烟毒犯在此等候审判。依据原本的设计，克列斯提监狱只能容纳一千名左右的囚犯，但当我爸从komsomol街的铁门走入狱中，囚犯的人数已经破万。
我只探过一次监。我从我妈那里偷了几百元卢布，贿赂一位狱警。日后当我跟朋友们讲述此事，我把整个经过描述得像是电影“教父”的场景，我爸好像是监狱的大头目，除了如何烹调番茄酱之外，什么都不必担心。但飘散在走道的大蒜味全都来自那位狱警。我跟随狱警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穿过长长的回廊，走进牢房区。手臂有如树枝般干瘦、双眼如洞穴般凹陷的男人们倚着铁栏杆，我爸跟其他十九个囚犯共享的牢房原本是一间单独禁闭室。那天稍早下过雨。
我爸周遭飘散着汗水、阿摩尼亚、漂白水的气味。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在一个没有蔬果、没有日照的星球。“你有烟吗？”他问我。我当时九岁。
他四年之后出狱。我妈在他第一次假释听证会之前过世，国营的孤儿院比克列斯提监狱更人满为患，但是听证会的法官出奇地守法，而且仁慈得令人讶异，整个司法部里，说不定只有他的心尚未挨了一刀、被换成一块漆黑的木炭。我爸只服了三分之一的刑期，但法官准予我爸出狱。出狱之后，我爸奉公守法。他开无照出租车，碰到每一个黄灯都停车。我真的想要相信他看在我的分上，决定诚实过日子，但他纯粹是为了他自己。他非常惧怕克列斯提监狱，甚至甘愿承受生活的乏味与挫折。
他出狱几个月之后，我被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痛揍一顿。我带着黑眼圈回家，额头也多了一道深长的伤口。我爸仔细打量我。
“谁对你做出这种事？”他问。
“他们是──”我开口，但我还没说完，他已经大手一挥，指头用力掐入我额头的伤口。
“我的儿子是个报马仔？”他问。
我张嘴尖叫，但他的手掌紧紧蒙住我的嘴，他那双空洞、受到辜负的眼睛盯着我。
“我在墙上挂了一张张我自己的照片，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某种自恋狂。”他说。我已经往后一倒，靠着餐桌。我额头的伤口并不深，但他的指头重重按压，似乎钉住我的头盖骨。
“我不记得我爸爸的长相，因为我伯伯逼我妈妈拿着铜板把他从照片里刮掉。”
我双腿胡乱踢打，双手拍过桌面，想要拿把小刀捅他一刀，或是抓把叉子刺他一下。他紧紧按住我的嘴，一只指头依然掐入我皮开肉绽的伤口。
“过了几年，我问我妈妈我爸爸出了什么事，她说那个到我们家的男人脱不了关系。我记得那个男人，他是我伯伯，他还跟我说了一个沙皇和宫廷画家的故事。说不定他告发我爸爸，我妈妈不太确定，但她知道若非心怀罪恶感，否则他不会上门警告我们。隔天在学校里，我跑去找我的老师，跟他告发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我说我伯伯搞破坏、我看到他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想要报复。某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我不认识那个被我告发的男人。我只碰过他一次面，在一个大清早跟他说了几分钟的话。”
他的神情变得柔和，近似哀伤。
“只要你不会变得跟我一样，我不在乎你恨我。你了解吗？”
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想要教你做一个比我正直的人。”
他放开我，用他的衬衫衣袖拭去我脸上的血迹。他没有擦拭他的脸颊。他打开窗户，挑了三根冰柱，用菜刀砍下来，悄悄塞进一个塑胶购物袋里，贴在我的脸上。当他清洗我伤口，我不禁哆嗦。“勇敢一点。”他捧着我鼻青脸肿的脸庞、厉声命令。他递给我一个高酒杯的伏特加，然后继续用毛巾清洗伤口。“一个心存畏惧的男人只会沦落到在地上爬。他活该承受世间所有痛苦。”
“我不会。”我保证。即使我满脸鼻涕和泪水，我爸依然神情大喜，带着骄傲的眼光看着我。
* *
我失去了两个夜晚、我的童贞、基里尔的每一分钱。我的脑袋隆隆作响，好像有个勤奋的铁匠在里面不停敲打。我的肚子滚滚翻腾，好像有个龙卷风在里面肆虐。某处有个小妞引吭高歌。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她高亢的颤音、还是我血管嗡嗡作响。角落有个没有灯罩的台灯，台灯接上一条延长线，插在对面一栋楼房的插座里，远远望去，延长线好像一条洗衣绳，摇摇晃晃地横越在半空中。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不晓得从哪里冒了出来，两只脚的形状与颜色都像是一条黑面包，普通人穿的鞋子绝对容纳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粉，撒在烘焙纸上，用刀片加上另一种白粉。角落有个男孩在墙上画了一个个巨乳。男人跟他要了一支麦克笔，在我的臂膀上涂鸦。他一直跟我说一条条动脉与静脉的拉丁学名，就一个吸毒自毁的男人而言，他这种治学态度倒是匪夷所思。隔天早上，我在一个女人身边醒来，她一头有如蛛网的灰发，褐色的双眼凹陷深邃，几乎无神。“你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头一个早上。”她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三百卢布。”她说。这下我了解了。“你需要牙刷吗？”她问。我跟她说我不需要，她说：“小伙子，但你需要。你得保持牙齿清洁。你若有口好牙，前途就不可限量。”我买下那把牙刷，又打了一剂海洛因，刺穿某人先前在我青蓝血管间画上的小红船。我搞不清自己有几根指头。哪个神经病的神明会放心将这么多根指头交付给我？斑驳的白漆从天花板上掉落。我等着整片天花板塌下来。几乎杀了基里尔会让我吃几年牢饭？吃牢饭会比去服役更糟吗？
回到家中之时，我以为我会看到警车，但除了往常那部铁锈斑斑、零件被拆得精光、锁在街灯上的自行车车筐，没有其他东西等着我。楼梯犹如往常布满灰尘，我爬上顶楼，倒不是想要道歉，我只是不知道还有何处可去。我无法面对我爸。
基里尔的门没锁。他坐在轮椅上，冰敷他的脸颊，手枪搁在他旁边的桌上。他的脸比他的双腿看起来更残缺。他没有抓起电话，或是大声呼救，他只是伸手拿枪，搁在裹着胶带的大腿之间。
他带着我专为他那种人保留的神情看着我。
“你得下楼。”他沉着地说。
“我会去坐牢吗？你告诉警察了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他，他只是简单回了一句：“我曾是个上士。”
他轻轻摇头，下颚在阴影之中忽隐忽现。他嘴里没被打断的牙齿，看起来好像保龄球道残余的球瓶。他根本不怕我。我因而憎恨他。
“下楼吧，塞尔盖，你不会去坐牢。”
但我往前一步，举起我的双手，一步变成两步，两步变成三步。咔嚓一声，松开保险杆，再咔嚓一声，扳上击锤。他把手枪握在残肢之间。当他意识到我要求他做什么，我的膝盖距离枪身仅仅两米。他神情了然，面带哀伤，慢慢点头，我只能制止自己不要因为松了一口气而啜泣。我想要说声谢谢，但是枪声掩没我感激的话语。我双脚一软。子弹飕飕穿过我的膝盖。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才爬向他，他把我抬到他的怀里，轻声说道：“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特展
圣彼得堡，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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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
“您好，请问您是俄亥俄州克拉弗特路一八八九号的琼安娜·麦克格林契太太吗？好的，请问您的生日是不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我是国税局的约翰·史密斯。嗯，麦克格林契太太，很抱歉必须通知您，除非您提供一些资料，否则我们将查核您的税单。首先，您必须跟我说您的社安卡卡号和银行账号。还有您娘家的姓氏。没错，这是为了核对您的身份。我们国税局非常重视身份窃盗的问题。”
你瞧瞧！这个小家伙真是成材。他坐在网吧幽暗的一角，观看他的孩子工作。好个奇才啊，弗拉基米尔的孩儿！在先天与后天的角力中，弗拉基米尔绝对支持前者。优生学家梦想的种种素质流窜于塞尔盖的血液之中。
弗拉基米尔，别太自大。花时间陪小孩，并不表示你善尽为父之责。你应该到图书馆查阅一下其他神童的父亲大人，比方说莫扎特、普希金等，他们的父亲在他们的个性养成期不也是缺席吗？父亲的缺席岂不是迫使小孩快快长大、加速他们在感情与原创力的进展、让他们早日成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家？
“哇！您真聪明。”塞尔盖继续说，他坐在隔着两张椅子之处，对着一副破烂的头戴式耳机说话，网吧的噪音被隔绝在外。“我跟您担保，苏俄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税局之间没有交换计划。”
他的声调太生动，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吃公家饭的官僚。他付出太多心思，只有那种个性像是出勤卡一样单薄空白的公务员才值得信赖。但是弗拉基米尔哪有资格质疑这位技艺娴熟的高手？
“慢慢来，麦克格林契太太。”塞尔盖说。“皮夹可能非常难找。”
由于身陷囹圄，弗拉基米尔错过了毕业典礼和棋艺竞赛。他从来没见过他的儿子为他表现。但这股自豪是否始终蕴藏他的心中、好像毒性强烈的水银似的凝聚在他的体内？
日后塞尔盖若是成了巨富，绝对不可以让他忘记最近这几年，非得让他记住他出院的头一天。他的腿上了石膏，裹上绷带，这个可怜的孩子啊，他看着高度及膝的浴缸，好像那是圣母峰。“我不想洗澡。我不脏。”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弗拉基米尔说，但怎么可能没关系？事情才严重呢。他从来没有帮儿子洗过澡。从何开始呢？帮塞尔盖脱下袜子？衬衫？先在浴缸里放一些水？他是不是跟着塞尔盖一起踏进澡缸？他该不该移开视线？
“我不想洗澡。我不脏。”
凑过去稍微一闻，连陷入昏迷的病人都会被熏醒。
弗拉基米尔用塑料袋和橡皮筋包住那只裹了绷带的腿，搬张凳子摆在澡缸里，换上泳衣，把儿子抬进澡缸，扶着儿子坐上凳子。他试试水龙头流出的水温，啐的一声吐出带着铁锈味的自来水，嗯，水太烫。他在儿子的头发和肩膀抹上肥皂，嗯，水太冷。腋窝，臀骨，肚脐眼，儿子身躯的各个部位看来陌生，他上次看到这些部位赤裸裸地暴露在衣物之外，儿子的年纪小到写不出自己的姓名。这会儿儿子长大了，身躯却依然躺得进他这个做爸爸的臂弯，而且刚刚好。
“你还好吗？”弗拉基米尔问。
塞尔盖咕噜咕噜地低声啜泣，以示答复，凝重的鼻息好像烘手机的热风吹拂着弗拉基米尔的肌肤。要是你可以跟他对换位置，但你做不到。要是你想得出法子减轻他的痛苦，但你束手无策。要是你办得到，但你办不到。为什么在父母们的眼中，孩子们注定永远娇俏俊美，即使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却已如此丑陋？
“这不公平。”他儿子说。
“的确不公平。”弗拉基米尔应和。
他动手在塞尔盖的指头和腋下抹上肥皂。除了你的胸膛，你的孩儿还能朝着什么嘶吼？除了你的肩膀，你的孩儿还能借着什么支撑？除了你的双手，你的孩儿还能拿着什么清洗？莲蓬头喷溅出一道道热腾腾、灰蒙蒙的水花。一条毛巾垂挂在关着的浴室门上。弗拉基米尔想要弥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六个月之后，他帮塞尔盖报名语言班，授课的老师是个一口坏牙的澳大利亚人。阿尔·帕西诺的电影佳句和饶舌歌手图派克的嘻哈歌词竟是不错的英文教材，塞尔盖跳过了初级班，两年之内，他的英文会话已经好到可以选修商用英语一和商用英语二，而这两门课都用唐纳·特朗普的自传作为教材。在如此肥沃的土壤中，一颗种子几乎不需要阳光也可以萌芽生长。
“太好了，麦克格林契太太，最后四码是不是九九一一？我会在系统里做个更正，这样就可以避免受到查税。没错，我确实来自俄国，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州，大多时间坐在海滩上享用橘子汁。”
全世界最会胡扯的大骗子，仅凭一条电话线就可以无止无尽地招摇撞骗，而且成果丰硕。
塞尔盖祝福麦克格林契太太有个美好的一天，挂掉电话。“嗯，你觉得如何？”
弗拉基米尔觉得如何？他儿子是个砍杀巨人的英雄，没错，他就是这么想。“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些什么，但你的语气好棒。”
塞尔盖不好意思地笑笑。
弗拉基米尔真想把他儿子拥入怀中，大声说道：你看吧？我以前跟你说你会过得快快乐乐，这会儿你知道了吧？
但他反而问道：“那些愚蠢的美国人为什么相信你？”
“我刚入行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我。”塞尔盖坦承。“我在网络电话簿随便找个名字打电话，我跟他们说：‘您好，恭喜您独得大奖，请把您的银行账号我。’”
“没有人相信你？”
塞尔盖摇摇头。“我花了好久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打心眼里畏惧他们那个冷酷、善变的政府。他们不太相信他们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宁愿相信他们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
“因此，我判定我与其告知他们独得大奖，还不如佯装国税局官员。”塞尔盖继续说。“但这样还不够，依然疑点重重。然后我想到你以前跟我说过的一段话。”
弗拉基米尔往前一倾。
“你跟我说你和奶奶曾被列入某份名单，因为爷爷是人民的公敌。我想网络某处肯定也有一份名单，不管多么不可置信，或是有辱他们的智商，他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深信不疑。”
“真有这份名单？”
塞尔盖对着眼镜镜片吹了一口白雾。“汤姆·汉克斯的脸书粉丝专页。”
弗拉基米尔根本不晓得他儿子在说些什么。
“你记不记得妈妈有个绣花枕头？她生气的时候就拿起枕头蒙住脸，朝着枕头大喊，这样一来，大家就听不到她的怒吼。脸书具有同样功能。还有《阿甘正传》，你一定看过《阿甘正传》。”
“那是一部传记片？”
“不、不，那是一部经典名片。根据这部电影，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大小成就，其实只是一个智障男子误打误撞的结果。”
“那是一部苏俄的宣传片？”
“不、不，那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美国人在小孩的历史课堂播放这部电影。”塞尔盖喝干那瓶满是泡沫的波罗的海七号啤酒。“所以我从汤姆·汉克斯的粉丝专页抄下脸友们姓名和生日，对照登载个人信息的白页电话簿。你说不定觉得奇怪，明知生日是窃取身份所需的三项信息之一，大家为什么主动把生日公布在网络上？我跟你说啊，因为这样一来，陌生人就可以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难以置信，是吧？当我打电话给麦克格林契太太，我手边已经有了她的姓名、地址和生日，我跟她说我是国税局人员，请她提供必要的信息证实她的身份。你得让美国人觉得他必须说服你相信他是谁，而不是由你说服他相信你是谁，这就是诀窍所在。相较于一般美国人，你说不定只花十分之一的功夫就可以让汤姆·汉克斯的粉丝们上当。”
“因为他们有问题？”
“我可不会说得那么严重。”塞尔盖告诫。“我只会说欣赏他演技的人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
这岂不是每个为人父母的企盼？赋予你的孩儿足够的信心与鼓励，让他得以把握良机、达成你力有未逮的心愿？他的孩儿，好一个创业家。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陌生的爱国情操，由衷感念领导阶级的愿景。在新俄罗斯，你不会受限于过去。人民公敌的孙儿、罪犯的孩儿、他的孩儿，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
塞尔盖解释，即使他拿到麦克格林契太太的银行账号，他一毛钱都不碰。他当然不会。弗拉基米尔的儿子忠厚老实，顾及别人的感受，他的小学老师始终这么说。塞尔盖反而会帮她申请几十张信用卡，把信用卡连上虚设的PayPal账户，将数千元美金转入他在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户头。
“即使她的信用评级不佳，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拿到三、四千美金。我们可没有从麦克格林契太太手中拿走一毛钱，那是信用卡公司的钱。”
我们，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顺耳。你被纳入另一个人的私人范畴，不单是我，而是我们。继续进行吧，我的孩儿，但请你带着我同行。
“我甚至不认为我犯法。非法吸金和其他种种庞氏骗局？那些人都没有坐牢。西方那些拖垮全球经济的银行家？他们也没有入狱。这都只是自由经济的运作。”
“只有恐怖分子会因为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而入狱。”弗拉基米尔说。多多关爱、多多鼓励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吧。“别为了你的成功道歉。外行人不可能了解繁复的财务。”
“我想要有所表现。”
“塞尔盖啊，我的小财阀，你表现得非常好。”
塞尔盖一跛一跛走向洗手间，他心情好到挺胸而行，几乎看不出他是个瘸子。
弗拉基米尔移到塞尔盖的座位，计算机直直盯着他，令他紧张。对他来说，计算机不过是一部附有打字键盘的电视机，中间连着一条摇摇晃晃的电话线。他试试头戴式耳机。没有声响。
一个形似半颗鸡蛋的塑胶圆球端立在一个正方形的蓝色软垫上。听筒吗？他把它凑到耳边。“谷戈，你在那里吗？我想找人。”
荧幕毫无动静。“哈啰？果戈理？”
女服务生轻轻拍一下他的肩膀。她咧嘴一笑，笑得合不拢嘴，眼睫毛比钢笔书写的线条还要浓黑。“那是鼠标，可不是让你朝着用它说话。”
他打量那个形似塑胶鸡蛋的东西。“我知道什么是老鼠。”他说。“这东西可不是老鼠。”
“它叫作鼠标。”她解释。“你可以把它放在鼠标垫上移来移去。”
一个小小的白色箭头滑过有如蓝天的荧幕。
“你看到了吗？”他大声嚷嚷，手心拍打桌面。“这部机器毫无抗拒就投降。它说不定击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但它知道最好不要招惹我。”
女服务生大笑，纤纤玉手轻拍他的肩膀，啊，今天真是美好。她帮他开启IE浏览器，然后走回收银台。“谷歌，不是果戈理。你输入你想要搜寻什么，按下Enter键。”
他研究一下键盘。他搞不懂键盘的配置。连字母都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人人非得具有个人风格，人人以为自己是一片片独一无二的小雪花，其实他们只是一滴滴毫不足奇的小水珠。
最好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让这个叫作谷歌的家伙暖暖身。
地球是圆的吗？他按键输入。
荧幕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充满地球的影像、哥伦布的生平、圆周、曲率，令人目眩。弗拉基米尔原本以为谷歌只会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但是，哇，这真是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