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刑的男人轻声细气、带点无奈地解释如何帮枪支上膛。“好，你把枪转过来，这样一来，枪口才不会指向你的脸。”他指示年纪较轻的小伙子。“你得看看枪管里有没有东西堵住，然后扣几下扳机，确定枪膛没有卡住。”
年纪较轻的男人把枪口朝向自己，窥视枪管内部，长长的枪管好像一具仅有一端装了镜片的望远镜，但他还来不及扣扳机，年纪较长的男人就抓住他的手臂。
“等等，等等，等等。”年纪较长的男人说，“他想让你开枪打死自己。”
年纪较轻的男人深觉受到背叛，肩膀一沉。“是吗？”
临刑的男人微微一笑，闭上眼睛。枪管沉沉地回瞪，眨都不眨。
咔、咔、咔、咔。“他妈的，这个鬼东西还是──”
我缩进科里亚的臂弯。枪声轰然一响，传遍林中，随后一片沉寂。你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思一个人，方式千千万万，比世间的人口更加繁多。不管科里亚后来做出什么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那只搭在我颈背上的手、那个让我倚着脸颊的肩膀、那个在我耳边保证平安无事的声音。
两位行刑者转身，踏过外套的衣袖。地上那颗头颅望似一盅涓涓渗漏的罗宋汤。血水飞溅到年轻小伙子的天蓝运动裤。年纪较长的男人鼓励地拍拍他的后进门生。他的颈项像是鸡脖子一样软趴趴，嘴角下垂，眼下一道半月形的黑影，整张脸似乎微微下垂，好像头盖骨松弛无力，几乎撑不起他那张脸。
当科里亚意识到那两个男人快要走过我们身边，他马上松开手臂，把我推出他的怀里。“装死。”他轻声说。泥土的寒气渗入我的骨髓。我们瘫倒在地，手指死命地抓住杂草，身子紧紧贴在地上，直到脚步声渐渐消逝。年纪较长的男人叫作帕维尔，日后将成为基洛夫格勒黑帮的要角。八年之后，我哥哥将在他手下任职。
科里亚扶我站起来。“你走错方向了。”当他重重踏步走向尸体、我大声说。
男人一命呜呼之时张开双腿，两只裤管松垮，手腕捆绑在身后，躯体扭转歪斜，结果左肩嵌入冰雪之中，右肩往上突起。
“你在做什么？”
“我只是等到他们走开。”科里亚朝着远离尸体的椭圆形脚印点点头。他单膝跪下，翻动尸体，让尸体看起来自在一点。科里亚拉直死者的双腿，解开他的手腕，让他的手臂终于重回外套衣袖之中。就一个头颅被无能枪手轰得开花的人而言，他看起来倒是出奇地安详。
空地另一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一对颜色有如雨刷清洁液的眼睛，迎上我的目光。
“科里亚。”我大喊。他已经找到一条肮脏的床单，这会儿正动手覆盖尸体。“科里亚。”我再叫一声。
他转身，野狼也在此时跑进空地。它双耳竖起，一道疤痕划过耳间凹下之处，白毛沿着鼻口由淡转浓，愈来愈灰黑，一路延伸到鼻尖，化为一个黑色的小圆点。
“保持冷静。”科里亚从尸体旁边走开。“别跑。”
“你一直跟我这么说。”我厉声说道。“你一直叫我保持冷静，而我们一直在刀口边缘。”
或许因为枪响，或许因为鲜血的气味，野狼受到吸引，直冲尸体。它咧开大嘴，发黄的门牙深深陷入死者的颈项，把科里亚先前的整治搞得一塌糊涂。我们站在几米之外，吓得动弹不得。野狼一口咬住外套，头猛然一转，撕裂外套的毛料。就野狼而言，它的个头不算大，比较像是一只披上狼皮的拉布拉多犬。
当我们试探性地退后几步，野狼突然头一甩，转向我们，形若软体动物的鼻子规律地喷气。我伸出一只手以示安抚，就像招呼一只小狗。它张开血盆大口，猩红的獠牙在阳光下闪烁，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把自己当作餐点献给野狼！它咧开强韧的双唇，伸出沾了鲜血的舌头，舔拭我的手指。我怕得不敢把手伸回来。一时之间，我们站在原地，野狼在我手上的每一寸抹上一层死者的尸肉。舔舐之后，它抬起后腿，噼里啪啦在我的鞋子上撒一泡尿，黄色的尿液渗入我的鞋袜。然后摇摇尾巴，高声吠叫。
科里亚握起拳头，塞进嘴里，遏止笑声，然后抓住我的肩膀，带着我走回家。
* *
我们坐在我们床铺中间的椅子上，椅子缺了椅脚，架在装书的纸箱上（我们的爸爸拆卸固定椅脚的螺丝，用来钉挂一个时钟）。毡毯垂挂而下，遮盖铺了壁纸的墙壁。有时毡毯半夜从铁钉上滑落，好像另一张硬邦邦的毯子似的盖住沉睡中的我们。一张化学元素表挂在两张床铺中间的墙上。我已经脱下袜子，也已洗了脚。我感觉五脏六腑全都搅成一团。
科里亚手肘顶着膝盖，身子往前一倾，抿紧嘴巴，一副深思的模样。每次他专心思考，看起来就好像便秘。
“其他人都活着，只有你死了，不晓得是什么感觉？”我问。
“感觉就像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你还活着。”科里亚回答。他的脊背一僵，猛然站起。“没错，就这么办！我们可以用世界上最后一个活口为主题，策划一个展览。你晓得爸爸跟我们说过他如何阻挠美国对基洛夫格勒发动核武攻击吧？”
他在我身边单膝跪下。
“不晓得。拜托你跟我说。”我求他。
科里亚往后一靠，肩膀陷入蓬松的床垫。“爸爸没有跟你说过他万不得已的备用方案？如果世界今天即将毁灭，那该怎么办？他没有告诉你答案？”
“他告诉你了？”
“他当然告诉我了。他最疼我。你听好，美国人攻占月球之后，赫鲁晓夫过来找爸爸，他说：‘老兄，我们完蛋了，美国佬在月球上打棒球、兴建购物中心。我们怎么办？’爸爸跟赫鲁晓夫说了他的计划。”
“告诉我吧。”我求他。
“爸爸计划兴建一个能够让一个俄国人在里面生活二十年的太空舱。如果大兴核战，地球上每一个生灵都被扼杀，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将是俄国公民。他将高高在上，翱翔于外太空。赫鲁晓夫的心胸跟俄国小说家所描绘的一样豁达，他非常喜欢这个点子，但是他还来不及授权爸爸建造太空舱，新任领导人就开始执政了，所以非得由我们建造不可。”
我们冲到售票处告诉爸爸。
“你们兄弟得到我的真传。”他说，“天生是个科学家，将来大有作为。”
那个星期天、当博物馆闭馆清扫，爸爸把一个生锈的大货车车头空壳拖到仓库中央。“太空舱！”他大声宣布。我从各种角度检视，那玩意看来不像货车车头，更别提太空舱，反倒像是一个被斩下的鲸鱼头，庞大的鱼头在海底搁置了数年，先是鳗鱼的食粮，后来成了鳗鱼家族的住处。“需要花点工夫修理。”爸爸坦承，但他的脸颊依然因为兴奋和皮疹而红通通。
我们用锡箔纸把车头变成太空舱。科里亚把锡箔纸的一端贴在车顶，把整卷锡箔纸套在扫帚上，绕着车头行走，银白的卷轴在他身后开展，他绕着车头走了几百圈，用了十六卷锡箔纸，最后货车车头终于变成一个满是标语的太空舱。我们拿着黑鞋油，小心翼翼在座舱前方写上USSR，一把酒红色的牙医椅变成驾驶座，我们以一个鱼缸充当舱窗、一张生锈的桌型电扇充当空气过滤器、一部坏掉的收音机充当通信设备、一个盒式磁带录音座播放最后信息。
夏天太阳不下山，二十四小时皆似午后。接连三个月，河流解融到足使船只通行，储物柜再度装满一罐罐最近腌制的食品和一团团类似糕饼的甜食。天气温暖到穿戴一件厚外套、一条围巾、一副连指手套和一顶毛帽就可以走到户外，司机们甚至只需把浸满焦油的火炬搁在车底下两分钟，泥泞的油箱就会解冻。啊，美好的夏日！
当博物馆无人参访，我们在馆里玩耍，而馆里也始终空空荡荡。阳光透过沾满煤灰、沿着二楼布设的窗户流泻而下。
“航天员科里亚。”我压低嗓门，喃喃说道。“我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临。里根在美国电视上宣布，与其投降，他将摧毁整个地球。但他搞不清楚，朝着另一部摄影机发言。我们质疑他心智是否健全。”
科里亚立刻全神贯注，一边咂咂舌头，一边踢踏胶鞋。“艾列克赛同志，我已准备迈入浩大的太空，将列宁的睿智传达给每一个外星人。”他抬头挺胸，迈向太空舱，一脸严肃地朝着一副隐形的国旗敬礼，然后弯着身子进入舱内。我用几条从背包上剪下的肩带将他缚牢在牙医椅上，帮他戴上一顶摩托车安全帽。
“航天员同志，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边说、边扳起安全帽的护镜。我通常递给他一卷卡带、一本笔记簿，或是一份档案，其中详载如何深入外太空、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冒险。“只有碰到紧急状况才可以打开。”
我从十开始倒数，科里亚轻轻哼唱国歌，有时他抓住我的手贴在他的胸前，他的心脏在我的手掌下扑通扑通地跳动，让我感觉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练最后的告别。
“人类最后一个念头由你来想。”我轻声说。
“我想的会是你。”他说。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
当倒数骤降到零，火箭发射器噗噗启动。炽热的蓝光吸尽空中的氧气，火海骤现，吞噬了方圆两平方千米的土地，停机坪塌陷，中央冒出一个有如火山的深坑。烈焰把我的神经烧成灰烬，我甚至来不及感觉到痛苦。不到千分之一秒，我已变成袅袅的回声，随着尖叫声缓缓飘过烟雾。环顾四周，美军的弹头从细长的弹道落下，天空一片火海，没错，世界末日已至。推进器启动，推着太空舱穿过愈来愈壮观的蕈状云。科里亚随着洪水般的白光远离世间，透过舱窗，看着饱受摧残的地平线化为地球、化为虚无。
3.
回圣彼得堡的夜车上，我跟一对父女共享一个包厢，爸爸带女儿前往圣彼得堡矫正牙齿。
“她难倒莫斯科一半的牙医。”那位爸爸解释，言词之中难掩喜悦。为人父母的自豪散发出有如聚光灯的光芒，光芒虽然闪烁不定、微弱不清，但当灯光鼓足瓦数打在你的身上，却像是近距的太阳一样温暖。“我的小天才喔。”
一根根树干掠过车厢车窗。我多么希望有人像他溺宠他女儿那口坏牙一样疼爱我。
“来，秀给他看看。”他敦促。
她打了一个大呵欠，张得大大的嘴巴好像一个白云石的巨穴，只有老天爷出手相助，或是跟撒旦打个交道，她才有办法得救。“只有一点不齐。”我说，然后也咿咿呀呀张开嘴巴。“我的牙齿也有点不齐。”
“我的牙齿列入牙医教科书。”她宣称。
这下我可哑口无言。她顶多十二岁，成就却已远胜于我。这个汲汲追求高标的小混蛋。我从口袋里掏出葛莉娜给我的拍立得照片。
照片多年之前就已失去光泽，表面一条条折叠的白线，但照片上正是我们两兄弟：科里亚和我身穿豹纹的比基尼泳裤，站在我们妈妈的两侧。我们全都没有穿过泳装。背景之中，“十二使徒”喷出白沫般的烟云，湖水轻拍我们的脚趾，银白的水花飞溅到我们的小腿上，激起灼灼的光点。我把照片拿给女孩和她爸爸瞧一瞧。
“我哥哥和我妈妈。还有我，我那时跟你现在一样大。”我说。我觉得我非得跟他们分享照片，我觉得我非得让他们知道，虽然我的牙齿没有那么难看，但我依然够格被他们视为一家人。女孩浅浅一笑，嘴角甚至没有上扬。然后她爸爸叫她上床休息。我小心翼翼地折起照片，收进皮夹里。
到了早上，我们会一起下车，他们会非常喜欢跟我闲聊，甚至邀我跟他们一起前往牙科诊所。他们会从我的牙齿开始，疗愈我所有的创伤。女孩会把我当成一个大她好多岁的大哥哥。她爸爸会把我当成一个小他好多岁的小老弟。他们会邀我住进他们在莫斯科占地宽阔的豪宅。我会考虑一下。他们的邀约对我无拘无束、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会形成束缚，但他们会苦苦哀求，而且提议给我一大笔钱。我会婉谢金钱。我可不会被收买。但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分子，这当然是为了他们好。我做人向来厚道。我会教导女孩每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我会教导她爸爸如何忘掉前一段婚姻、觅得第二春。我只会待几个月，因为我不愿被绑住。其后多年，他们会以虔敬的语气谈起我。
隔天早上，火车服务生猛拉我的耳朵，把我从慵懒的梦境中吵醒。这倒不意外，因为若想任职铁路局，你只需具备容易动怒的病史。那对父女早已下车，八成忘了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没关系，他们说不定会终生抱憾。
4.
一九九〇年七月，当苏联政权刚好在这个基洛夫格勒五十三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瓦解，老先生老太太们前往水银湖游泳。晨间时分，他们群聚在铺了碎石的湖岸，一头灰发绑束在皮帽之下，脱得只剩下内衣裤。一抬起手臂，他们的松垮的三头肌就从瘦巴巴的手臂垂下，颤颤晃动。一个老先生一边盯着湖水，一边轻拍他的鲔鱼肚。说不定过去五十年来，他始终猜想能否把鲔鱼肚当作救生圈，这会儿终将得到答案。二十四位八十岁的耆老们半裸着身子，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我们像个洋娃娃一样来到人间，离开之时，人人却像个石像鬼。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游泳？”我问其中一个老太太。她站在一个铁锈斑斑、警告大家不要下水游泳的牌子旁，她跟我差不多高——这并不表示我长得矮，但就二足动物的标准而言，我实在不算高。她深褐的双眼紧盯着我模糊的倒影。她那个时代的人历经地狱般的苦难，好让我们这一辈在介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长大。
她瞄了一眼生锈的牌子。牌子上一个头颅有如葡萄柚的男人，呈四十五度角，落入一只鲨鱼的血盆大口之中。说不定遭到逮捕、下放到基洛夫格勒之前，她在湖边长大，她爸爸曾在湖中教她游泳，他一只手撑住她微微拱起的脊背，让她知道她不会沉下去、他始终扶持着她，直到有一天，她仰躺在平静的湖面，脊背有如抛物线般拱起，手臂好像被钉上十字似的浮在水面，水草漂浮在她的褐发之间，她飞快地瞥了她爸爸一眼，他高举双手，好像她的目光是把上了膛的枪，在那短短的一秒钟，她在水中挣扎，她好怕少了他的扶持、她说不定会沉到湖底，但她稳住手臂，大口吸气，她在游泳，她全靠自己，她浮游在湖中。说不定她想告诉我，她已经活到这个岁数，比柏林围墙还长寿，一点脏水哪会害死她。但她反而目光灼灼地瞪着牌子。“我用一点点奶油煎过更吓人的鱼。”
她加入其他祖母级的老太太们。大伙只穿着褪色的内衣裤，一跛一跛地走向碎石湖岸。放眼望去，一座座冶炼厂的烟囱绵绵不绝地喷出浓烟。一个老太太手执木头拐杖，直接下水，她的脖子上一道深长的伤疤，有如套索。其他人有样学样，大伙全都涉水入湖。她们承受了半世纪的干旱，这会儿忽然记得怎么游泳。
一对夫妻档仰泳越过湖面，两人双腿打水，动作一致，一朵朵银闪闪水花朝着他们的肩头飞溅。一条绳索系在两人腰间，把两人绑在一起，以防其中一人溺水。
一个缺了一只腿的男人用力挥动手臂，慢慢地划水前进。健全的大腿与幻肢都轻飘飘地浮游在湖水之下。
一个留了八字胡的男人首度下水，试探性地划了几下，冰凉的湖水涌过他的身子，这个大家称为“海象”、八字胡跟腰围一样宽的男人大感震慑，不禁当场低声啜泣，他想到自己多次放弃希望，屡屡祈求老天爷让他死在矿坑和劳改营中，这会儿他满怀感恩，敞开心门，含着泪水谢谢老天爷忽视他的祈求，让他活得够久，有机会学会游泳。
先前跟我讲话的那位老太太闭上双眼，仰浮于湖中央，好像过去这些年始终诸事顺遂。
* *
八月更加炎热。中央规划的气候形态公开抗命。老太太泳客们的皮肤没有变得铁青，也没有长出第三只耳朵，众人莫不啧啧称奇；若是非得说些什么，混杂了各种化学废料的湖水，反而让她们重拾消散已久的活力。六十出头的银发族老太太们很快就加入耆老泳客们的行列，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四十出头的壮年人也陆续加入，年龄层不断下降，最后连小爸爸小妈妈们的小宝宝也把虾仁般的脚趾探入水中。没有人相信官方赞助的文宣：湖中的化学污染物致癌。我们星期天到湖里游个泳，以示公然抗命。
诚如我先前所言，我妈妈生平别无所愿，只求在黑海渡过一个下午。那年八月，我爸爸带着几件豹纹泳装回到家中。
“我们怎么用得上这东西？”科里亚看着两件式泳装问道。
“这是泳装。你猜猜我们可以怎么用。”
“那是比基尼泳装。”
我爸爸从科里亚手里抓过泳装的上半截，丢进垃圾桶里。“这下成了泳裤。”
我爸爸许下承诺，今年夏天先去水银湖，明年夏天前往黑海。但是事与愿违，还不到隔年夏天，我妈妈胸部的疼痛已经逼得她前往诊所，然后是医院、火葬场，最后是家中的客厅。她的骨灰至今依然安置在客厅的书架上，尽管我爸爸答应有朝一日把骨灰撒在索契的海水中，但那个小罐子可能永远搁放在一个装了纽扣的铁罐和两本电话簿之间。
但是先不说这些。那年八月，我们全家去了水银湖，我妈妈穿上她的豹纹比基尼泳装，我哥哥和我穿上我们的豹纹比基尼泳裤，我们在湖里打水，吞下一口口带着铜臭味的湖水，我看着泳客们埋首水中用力划水，微睁的双眼不禁感到灼热。一天已接近尾声，人人被太阳晒得陶陶然，喝酒喝得陶陶然，或者只是陶陶然，夏天总有一些时刻，人人甩开束缚，尽情欢乐，分不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爸爸追着我妈妈跑过碎石湖岸，他身手矫健，一跃而起，伸手抓住身穿豹纹比基尼的她，他大声宣称自己是个鳞翅目昆虫专家、打算把她当作标本钉挂在墙上，我哥哥和我追着他们跑，好像两只保护母豹的小豹子。我们张牙咧嘴，高声咆哮；我们张牙舞爪，愤然吠叫；我们是两只野性的小兽，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爸爸一直追着跑，我妈妈一直忙着逃，笑声回荡在“十二使徒”喷出的烟云之中，我从没看过她那么高兴、那么受宠、那么无忧无虑，我也从未想过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一个令人渴求的猎物，在我的眼中，她始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地站在厨房水槽边，偶尔拿起汤瓢在我的头上敲一记。即使我爸爸不懂得比喻或是花豹生态，也不在乎一个个被他跨过、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泳客，即使他是我爸爸、她是我妈妈、我们全都快要大难临头，但一想到那个时刻、那个下午，我的心中充满思慕，不禁暗想：我们竟然如此幸运，得以在一生之中挣得一个晴朗的夏日，潜游于化学污染的废水湖中。
同一天下午，我爸爸借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叫我们在水银湖畔一字站开。我从没看过比泽尼特E系列更先进的相机，更别提拍立得。在带着硫黄味的灯光中，科里亚的胸膛跟青蛙蛋一样苍白。我们站在我妈妈的两侧，挤眉弄眼地微笑，等着我爸爸调整拍摄的角度。她光裸的大腿上冒出一颗颗有如细针的鸡皮疙瘩；她的大腿从来没有做过日光浴。我们早已越过平日熟悉的范畴。
相机咔嚓一声，那一刻瞬间消失在镁光灯中。多年以来，我把照片留在身旁。科里亚上战场时，我把照片送给他。
就在那一天，我妈妈咳出鲜血。在十二座烟囱的环伺下，我爸爸抓住我妈妈，把她按在泥泞的地上，在她的唇上印上甜腻的一吻，转眼之间，我妈妈轻轻一咳，一片鲜红的黏痰在碎石地上散开。她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因为自己打断了神奇而不真实的一刻感到羞愧。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们假装没什么大不了。我妈妈坚持她只是夏天感冒，我们相信她，或说假装相信她，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开腔手术是保留给特权人士的奢侈品，我们只供得起给她一瓶味道有如漂白水的咳嗽糖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白昼愈来愈短暂。到了冬天，当她整个人缩小到平常的三分之二，现实有如一支攻城的撞槌，击破了我爸爸的心防。医生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在基洛夫格勒，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肺癌。”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我妈妈依然坚持清洗碗盘。“当然不行，别胡闹了。”我爸爸抗议。但她依然坚持，她细弱的话语飘过空中，悄然落下，好像一个碰了就破、我们争相接住的东西。热水时有时无，肥皂是一团触感烧灼的化学药剂；洗碗比大多家务事更令人沮丧。但不管是否出于自虐，对我妈妈而言，站在水槽旁、盯着眼前的黑海明信片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而她不愿任凭疾病夺走那一刻。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爸爸、我哥哥和我共享一个盘子、一个玻璃杯、一支刀子、一把叉子和一个餐碗。我们轮流进餐，每个人独自坐在厨房餐桌旁，使用同一组餐具吃饭。
那年冬天，在为时十五分钟的天光中，科里亚和我爬到仓库屋顶上，俯冲跳入雪中。随风飘散的雪花覆满堆博物馆外的街道，积雪达五米。从五楼的屋顶上望去，积雪有如结了冰的浪涛。我从来不曾俯冲跳入雪中，我好怕我会直穿积雪，一头撞上柏油路，血肉横飞，结果隔年春天，人们还得拿着锅铲，从地上刮去我跟薄饼一样扁平的遗骸。
“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
科里亚的脸孔模模糊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在一阵阵爆笑声中，我听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有车子吗？”他从屋顶上大喊。
“你自己下来看！”
他屈膝，纵身跃向空中，他的双腿笔直，手臂大张，有如屈体跳水似的向前拱腰，然后刻意地、慢慢地做个后空翻，落入雪堆中。我想起科里亚坐在太空舱里，挣脱强大的地心引力，愈飞愈高，永不停歇，我想起他弓身、跳下、带着一身飞沫般的雪花走回来。他爬出雪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们拔腿冲回屋顶。
我们在博物馆上方的小公寓跟隔壁的炼镍场共享通风设备，家里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臭味，连鲔鱼罐头也不例外。我爸爸最怕过堂风，即便如此，他依然顶开三层防护玻璃的窗户，让北极夜的寒风呼呼吹进家中。“让屋里透透气。”他不断重复，以示辩护、训诫、抗议。我们成天披着厚大衣，围着长围巾，戴着罩住耳朵的皮帽，在此同时，我妈妈躺在十二条毛毯下，被压得难以动弹。有一天，我走进家中，看到我爸爸跟她一起躺在床上。他抱住她，她的头懒懒地靠在他肩上，他搂着她前后摇晃，轻拍她的背，帮她打个嗝，我在旁观看，不禁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嬉闹、如此贪欲、如此毫无忌惮地紧贴着彼此的身躯。寒风横扫屋内，他让她靠着一个个堆栈成金字塔的枕头休息。厨房地板蒙上一厘米厚的白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中一个枕头掉下来，滑过她的脸，她从昏睡中惊醒。
“外头什么都没有。”他试图安抚她。
“我知道外头什么都没有。”她回了一句，好像这话安抚不了她，反而让她不高兴。他继续在她耳边说悄悄话，音量低得我听不见，她已病入膏肓，谁知道她了解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之中哪个人了解？她一下子跟我们同在，一下子远离我们而去，默默地加入那个阴沉漆黑、我们有朝一日都将成为一员的队伍，但我爸爸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跟她说悄悄话，不停亲吻她的肌肤，好像这样就可以召唤癌症、把它像是毒蛇一样逗引出来，因为如果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癌症，他希望死的是他。
葬礼在一个星期二举行。葬礼结束之后，邻居亲友们带着一盘盘、一锅锅、一碟碟食物过来。我妈妈生前非常害怕被活埋，她不喜欢墓园、地窖、地下室，因此，她的遗体在基洛夫格勒新建的火葬场焚化之后，装了骨灰的酸黄瓜罐就安放在书架上。我们把她那张黑海明信片贴在书架后方，从今之后，她可以永享黑海的美景。一个醉醺醺的远房表亲误把一餐碗的干燥花当作马铃薯片，他大嚼薰衣草碎片，直到碗底出现他自己模糊的倒影。失业的冶炼厂技工们从堆满鲑鱼三明治、熏鱼、甜菜、马铃薯色拉的桌边闲晃过来致哀，他们的语调谨慎，我的哀伤显然令他们不自在，他们匆匆表达悼念，然后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尽了义务之后，他们走回餐点旁，日后若是想起，他们说不定会觉得除了那个尴尬的一刻之外，葬礼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派对。跟他们握手就像抓住蠕动的鲱鱼，虽然我已忘了那天大部分的光景，但我始终忘不了他们如同八爪鱼般的手指，手指沾了香煎的腊肠而油腻腻，就像他们曾经操作的机械一样滑溜溜。
隔天早上，我爸爸站在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盘前。自从我妈妈坚持洗碗之后，我们家水槽里的碗盘从来没有超过一件。这会儿各式餐盘漫过水槽，沿着流理台延伸，有如窄高的小山在火炉上升起，顺着一个个打开的抽屉向下蔓延到堆满餐碗、餐盘和玻璃杯的厨房地板。我们家里长出一个陶瓷器皿的肿瘤。我爸爸伸手拿起一个白色的陶瓷餐盘，好奇地检视。橘黄的油脂从盘侧滴下。他试图把盘子塞到水龙头下，但是水槽实在太满。他敷衍地用海绵擦一擦，颓然垂下手臂，低头看看水槽，爆出一声短促、激昂的嘶喊。他向来如此沉静、如此从容。我不知道他居然怀藏着如此激烈高昂的音量。科里亚从卧房冲出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的爸爸转身。我们穿着睡衣站在原地。他把盘子举高。油脂有如变形虫般滴到地上。“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父子三人各站一处，架构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我们大可就此打住，让心中的无助、挫败与悲伤在我们之间的三角地带持续增长。但是科里亚从我爸爸手中拿下盘子，打开厨房的窗户。“让屋里透透气。”他说，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盘子扔到窗外。我爸爸转头看看科里亚，好像打算出手打他，但当盘子在外面的巷子里摔成碎片，他整张脸顿时放松。“你知道吗？我想那个盘子是波里斯太太的。”他想了一会说。“你妈妈始终讨厌她。”
“这也是她的。”科里亚边说、边把一个大餐盘抛出窗外。
“还有这个。”我叽叽喳喳地加入，把一个玻璃杯丢到外面。
“这个呢？”科里亚说，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把一个汤锅往外丢。一个装满餐具的玻璃壶轰然破裂，刀叉汤匙有如榴弹般四散纷飞。我爸爸举起十二个相叠的餐盘，镇定地从窗沿推下去。我们抛掷糖罐、盐罐、咖啡碟、茶杯、大餐盘、小餐盘、汤碗、粥碗。我们把邻居、朋友、致哀者带过来的每一个盘子全都丢到窗外，然后我们洗劫橱柜，扔掉煎锅、刀组、切面包的木板、烹调用的托盘。我们像是驱魔。我们丢光厨房所有盘子、餐具、马克杯，直到没有留下任何一样需要清洗的东西。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我们父子三人站在厨房里，笑得停不下来。我们继续丢掷，直到厨房里一干二净，只剩下每人一个盘子。当最后一个多余的餐盘在外面的巷子里摔得粉碎，我爸爸终于关上窗户。
5.
接连几星期，我始终把油画紧紧包在泡泡棉里，塞在我的长沙发椅下。嗯，所谓的长沙发椅，其实只是一大块椅垫非常单薄的铝板，目的在于持久耐用，而不是让你坐得舒舒服服，就像你在难民营找到的物品。我翘辫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闭上眼睛睡觉，我跟我朋友雅科夫说。说真的，我别无选择。有时我在椅垫之间发现保险套的包装纸。这些全都是我的。我不骗你。公寓的屋主是个寡妇，平日吹牛行骗，我若是睡得着，她说不定会趁着我睡大觉的时候把我当作奴隶卖掉。她两个成年的儿子也住在这里。这两个家伙因为坐过牢、参加过帮派、被刺了几刀也没死，所以自认是硬汉子。但我可以指点他们一、两招。举例而言，相较于批评别人的决定，坚守你自己的决定更需要勇气。这个建议不错吧。这话出自匈奴王阿提利，而他洗劫了半个欧洲！无知如同一副眼罩，蒙蔽了你的视线，但是某些人却把无知误认为一副矫正镜片，以为它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若是毕生饱受温情的滋润，我说不定承受得了他干涩沉闷的目光，也不至于畏缩退却。我还来不及讲出一番更具说服力的道理，一个一脸严峻、有如半兽人的警卫已经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两人的细胞肯定像是同极相斥的磁铁，因为他朝着我前进一步，我就不自主地朝着门口退后一步。那个画廊简直像是监狱的健身房，哪是什么高雅文化。
大门猛然在我身后关上。你若遭到拒绝，即使是自找的，感觉依然像是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断然回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跟雅科夫如是说。他原本高踞在一辆黄色的雪铁龙汽车车顶，这会儿一跃而下，蹦蹦跳跳跑向我，砂纸般的小鼻子在我鞋子上蹭来蹭去。穷光蛋只能借由生活中的小确幸抚慰心灵。雅科夫的鼻子在我鞋上磨蹭，心满意足地呜呜叫，暖烘烘的鼻息飘过我的裤管，这些算是小确幸吗？你也只能尽量争取生活中的欢愉。
我应该去上课，但我这学期还没上过一堂课，可不想让教授因为我的出席而感到困惑。如果我把设法延毕的精力用来读书，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拿了诺贝尔奖。我已经变成那种你在书上读过的囚犯，囚犯被关了好久，一有机会获释，甚至试着再闯入。神智清楚的人哪会想要毕业？
雅科夫跟着我过马路，走过八条街，时值正午，所经之处静悄悄，无聊极了。
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仔细研究塑胶玻璃框里电车时刻表，但是他想去的地方，显然没有地图指引得了。
很久不曾露出笑脸的老太太们排队站在邮局门外，好像一个个书记大臣。她们盛夏之时也一身厚重的大衣，绝不轻信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甚至连日历也不例外。
正前方有个跟尖头高跟鞋一样纤瘦的超级名模紧盯着我，她说不定伙同其他衣着时髦的老千行骗，就像电影《瞒天过海》那群潇洒的骗徒。她会上下打量我，看出我正扮演乔治·库隆尼的角色，当乔治·库隆尼忙着公益活动而分神，全体人员都会为我这个矮脚的替补角色打气。我们会把一个迪拜的酋长大公洗劫一空。我会把我那一份捐给饥饿的孤儿，因为我行窃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她会甩掉乔治·库隆尼，我们会从此快快乐乐地住在一个荒凉美丽的马来西亚海滩上，每天啜饮迈泰鸡尾酒当作早餐，永远也不厌倦。电影结束，播放片尾字幕。
“你的拉链没拉。”她边说边走过我身边。
耐性——我提醒自己——乃为维系生命的确切之策。
回家之后，我从泡泡棉里挖出那幅油画。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头一次拆封。画布本身跟一张笔记纸差不多大。这就是科里亚丧生之处。我几个礼拜前就已知晓，但是亲眼一看，我依然打个冷颤。我把油画搁在架上两个酸黄瓜罐之间，罐里藏放着我爸妈的骨灰。相当阴郁，是吗？但是家庭团聚通常就是如此。我二十八岁，当个孤儿嫌太老，但是当个卡卢金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又嫌太小。老天爷啊，大家说不定期望我传宗接代。这么多人对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做出这么多要求，简直是前所未闻。
我妈妈的骨灰罐后面挂着那张黑海明信片。多年以来，我始终跟她说我会把她的骨灰撒在黑海。
这个局面令我抓狂，我决定打电话给葛莉娜。
“哪一位？”她说。
“艾列克赛。”
“谁？”
“艾列克赛·卡卢金。科里亚的弟弟。”
“谁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你自己给我的。”
她颓然叹气。“我真是跟自己过不去。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工作，我不想枯等，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想要。“我只想谈一谈。”我说。“我正看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我已经把它架高，搁在我爸妈的骨灰罐之间。”
“你应该跟我先生谈谈。嗯，这会儿我应该说‘前夫’。他始终指望再聘一个心理变态的神经病为他效命。”
“离婚办好了？”
“没错。”
“真令人遗憾。”
“喔，那只是法律程序。在我们心中，我们多年之前就已住在不同时区。我打算搬回基洛夫格勒。”
“你是说在你心中？”
“不，你这个白痴。我是说坐飞机搬回去。”
“为什么？”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她的声音中泄漏出一丝无奈。“让我们扯白了说，这些年来，已经没有人认真考虑请我拍电影，现在我又失去大众的宠爱，如果《瞒天大谎》还有人盗拷，就算我运气好。更何况我觉得娜塔西雅最好在其他地方长大，基洛夫格勒还不坏，是吧？”
基洛夫格勒是个深受毒害、遭逢浩劫的地狱冥界。“基洛夫格勒很适合养育小孩。”
“这话当真？”
“我不会欺骗任何人”——除了眼前这位之外——“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住进我们的博物馆。自从科里亚离家之后，那里就没人住。”
她轻蔑地哼气，声音大到我怕她呛到。“你真贴心，但是，不，谢谢你。欧列格的律师们尚未剥夺我的尊严，即使我确定那是他们下一个目标。”
“我去了一趟特波洛夫画廊。”我语带试探地说。“你跟格罗兹尼的某些人买到那幅油画，是吧？我试着打听出他们的电话号码。”
“你干吗这么做？”
“我想跟他们聊一聊那个科里亚送命的地方。”
“一张照片岂不是价值千言万语？你若从多少人抢着翻拍琳赛·萝涵胯下照片来判断，一张照片的价值可能更胜千言万语。更何况，我之所以把那幅油画送给你，目的在于让你看看他在哪里……嗯，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只是……”我忽然有所顿悟，好像受到当头棒喝。“我想我说不定过去一趟。”
“别傻了。”
太迟了，她说什么都没用。
“我说不定过去一趟……”我继续说，“……看看那个科里亚过世的山坡。那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所在之处。我要去那里。我真的会动身。我要站在他最后站立的地方，我要看看他最后看到的景象。”
“你干吗这么做？”她又问了一次。
我望向两个酸黄瓜罐。我绝对不可能取回科里亚的遗体。我跟她说我要去那片他过世的牧野，在一个酸黄瓜罐里装满那里的泥土。
“好吧，说不定你应该这么做。”她说。
“真的？”我想不起我何时果真采取行动、实现我的白日梦。
“你想要什么？”
“这是哪门子问题？”
“我是说真的，艾列克赛。基洛夫格勒男性的平均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对不对？你已经浪费了其中一半。剩下的一半，你有何打算？”
“我想让大家引用我说的话。”
“什么？”
我的脸颊灼热到足可软化听筒。“我专攻语文学，但我甚至不喜欢阅读，最起码对书籍没兴趣，我的意思是，如果只用一句精辟的话语就可以概述全书重点，你何必花时间阅读整本书？我喜欢格言、幸运签饼的签语、包装成一份一份的智慧隽语。但是你必须是个名人，或是攀登圣母峰之类的高山，人们才会认真看待你，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你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隽语家？”
“嗯，没错。”
“天啊，艾列克赛，你从小就很贴心、很可爱，但你已经不是小孩。去一趟车臣吧。去某些地方走一走。找些事情做一做。”
把“我打算如何”转变为“我做了什么”，乃是成长的准则。
6.
科里亚晃进学校体育馆、参加新生训练的那一天，他和葛莉娜的人生就起了交集。新生训练由圆圆胖胖、颈项媲美海狮脖子的校长亲自主持，体育馆亦是学校的锅炉房，生铁水管好像迷宫似的架设在运动护垫的上方，校方善加利用，以垂直的单杠和不怎么平衡的平衡杆训练选手，创造出一套前卫风格的体操课程。学校的男女体操队之所以从来没有获选参加奥林匹克锦标赛，倒不是因为选手们缺乏天赋，而是因为他们的表演方式有如随心所欲的爵士乐手，但裁判们却是谨遵技法的古典乐家。校长喜欢训话，而且每讲几句就伸出食指重重一敲。如果人们依其性情获派职位，他肯定会被派去执掌一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火山孤岛。十四岁的少男少女们坐在曾经排放在劳改营福利社的硬板凳上，时而往前靠，时而往后仰，百般无聊地消磨时间，到后来大伙貌似他们被这些硬板凳害得脊背瘀青的爷爷奶奶，最起码姿势看起来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