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话完毕之后，校长踢着正步离开，所谓的“掌声如雷”仅是他自己的想象。低年级的体操选手开始利用热水管练习空翻。几十个一年级的新生站起来活动筋骨，四处走动，但科里亚依然坐着。他通常不会紧张或是害臊，但他被上一所学校开除，刚进这所学校，在班上不认识任何人。时间一秒秒过去，科里亚知道他必须耍狠或是耍帅，非得做些巩固社交地位的事情不可，因为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有一群格格不入、阴阳怪气的孩子，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非自杀或是拿到大学入学许可，否则你无法脱离那个碰也碰不得的阶级。科里亚探询冷硬的内心，搜寻那股在我面前轻易流露出的勇气和领袖魅力。快要来不及了。他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笑笑闹闹地聚结成几个小团体，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利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笑话排拒外人。就在此时，他看到几张板凳之外有个身材瘦高、睫毛浓密的女孩，女孩也是一个人坐着。
他的目光沿着她的大腿往上游移。当他迎上她的目光，她已经看着他。
“我叫科里亚。”他勉强挤出这句话。
“葛莉娜。”她回答。她的嘴唇一扁，嘴角微微翘起，好像带着湿气，没有好好晾干。啊，一个微笑。他的心房由里缓缓开启。
* *
她跟科里亚并肩坐在灯光黯淡的历史教室里。我们的学校兴建于斯大林大整肃时期，原本是座监狱，日光透过历史教室的方格铁窗流泻而入，在陈旧的地板上投下斜长的光影。葛莉娜无法坐定。一朵隐形的火花在她椅子下燃烧，火苗弱得无法点燃柴火，但却强到她若保持同样坐姿、她的肌肤会被灼伤。她拿起铅笔在指间转动，但她手眼协调跟她的脚眼协调一样差劲，铅笔不可避免地滚到桌上够不到的一侧。科里亚帮她拾回铅笔。
“谢谢。”她轻声说。
“不客气。”
两人天天你丢我捡，滋生出一股奇特的亲密感。两人好像在玩游戏，铅笔从葛莉娜修长的手指腾空飞起，科里亚看在眼里，喉头不住颤动。老师站在教室前方讲述历代欧洲君王的征战，师生之间的距离如同中古世纪的战场一样遥远。科里亚摊开手掌，盖住她的指纹，不管她打算用铅笔搞出什么名堂，他愿意当她的共犯。他握着笔尖举起铅笔，她握着圆圆的橡皮擦接下铅笔，两人的指尖相隔一截黄色的笔身。随着铅笔愈削愈短，科里亚的指尖跟她的指尖也愈来愈近，直到那个美妙的一天，两人的指尖终于相碰。科里亚问葛莉娜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十一月，大风劲扬，零散的报纸被吹得黏附在弯曲的旗杆上，沙砾打上挡风板，留下点点印记，冶炼厂技工们的眼角膜也承受大风烧灼，而他们执掌的熔炉，是我们在北极圈唯一的生计。葛莉娜穿了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看起来比平常胖了两倍。他们闲晃到“十二使徒”的中央，沿着铺了碎石的湖岸散步。银闪闪的湖水轻轻拍打，天寒地冻，碎石坚硬得像是冻僵的尸体。科里亚紧盯着碎石，避免注视身旁这个年轻女孩的脸庞，她离他好近，他几乎可以感觉她在他身上留下独特的热气，有如春阳的幻影。
她跟他说她多么厌恶芭蕾舞、舞跳得多糟，科里亚拉起她戴着连指手套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他把右手搭在她纤细的背上，挤压一层层厚重的衣物，直到她朝他倒下，跌入他的怀中。他伸出手指，搭着她的腰椎，若有似无地支撑着她。
“BUM BA-DA-DA DUM BUM，DUM DUM DUM。”他好像吹喇叭似的哼唱。她花了一些时间才从他轻松愉快、不成调的哼唱中听出《胡桃夹子》的进行曲。等到她听出来，她已经不自主地轻轻摇摆，在寒冰上踏出一个个坑洞。
“你在做什么？”她问。舞蹈应当经过编排、演练、炼萃，直到一个个最细琐的不尽完美之处随着一丝丝翩然起舞的喜悦消失殆尽，呈现在一群默不作声、性喜评断的观众面前。舞蹈不该随性自发。舞蹈始终不是一件乐事。“这是进行曲。”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不可以听着进行曲跳华尔兹。”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华尔兹。”科里亚暂停清唱，一阵风似的拉着葛莉娜转圈，两人在冰上划出一个个小圆圈。他的手搭上她的腰，让她微微后仰，直到她的长发扫过湖畔的碎石。她想要啜泣，但却开怀大笑。当他再度哼唱进行曲，她也跟着哼唱。那种理所当然、彼此相属的感觉超乎言语，也超乎想象，她只觉得自己轻飘飘，全身的筋骨和血肉有如空气般轻盈，而他稳稳地握住她失重的手指，以防她飘逝远去。
“十二使徒”喷出黄澄澄、圆柱般的浓烟，漫天烟雾盖住家家户户的灯光。
科里亚展现疯疯癫癫的本性，扯着嗓门，朝着黄澄澄的烟雾、迷蒙的湖面、任何歌曲都无法从他毛细管中移除的致癌物，劲道十足地哼唱《胡桃夹子》进行曲。在这个环绕着致命冶炼厂的剧场中、在这个寒冰与钢铁的舞台上，他教这位芭蕾舞名伶的孙女怎么跳舞。
○ ○ ○
约莫同时，我也找到不同的对象，坠入了爱河。这得先从我爸爸派我们到市区另一头的仓库、帮他处理一些小事说起。没错，所谓的“小事”说不定非法，但绝对没有牵扯到黑帮。更何况在基洛夫格勒，非法勾当和商场往来的界线，有如孤儿的胳臂一样细微。
我冰冷的鼻息有如独角兽的兽角，一下子冒出长长的一道，一下子消失在风中。
我们千辛万苦，跋涉越过微亮的市区，街上的积雪堆得好高，望似一楼的楼层竟是三楼。市区这一带没有路标，也没有标示地址——科里亚宣称这是个花招，目的在于混淆进犯的洋基大军——我们走了好久，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听到音乐声：鼓声如雷，旋律缥缈，低音喇叭震天响，甚至足使停止的心脏恢复跳动。一部部BMW闲置在路边，高挑白皙的美女懒洋洋地伸长脖子，人们抽着昂贵香烟；蜥蜴皮制成的鞋子，金链子，男人衬衫上布满一方方警示灯的光影；圆圆的瞳孔，帅气十足的鼻子——刚动过隆鼻手术，但尚未因为吸食古柯造成鼻梁软骨塌陷——美少女佩戴的钻石巨大到足以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大门上方那个雅致的霓虹招牌嗡嗡作响，闪烁着四个大字：“派对舞厅”。
队伍几乎延伸到街尾，但是科里亚伸手圈住我的脖子，两人一起挤到前头。舞厅保镖有张伤疤累累的大饼脸，好像是个人人爱用的铁砧。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们沾满泥巴的鞋子，显然不怎么高兴。但是科里亚那张嘴啊，连聋子都会被他说动，不到几分钟，保镖已经护送我们走进舞厅。我怎么形容那个天堂般的景象呢？简而言之，女人。舞池里到处都是尖头高跟鞋、紧贴着小腿的皮靴、单薄得可以折放到信封里的迷你裙。假睫毛、人工美甲、硅胶胸乳，三相加乘，营造出某种荒诞的氛围，甚至连她们令人想入非非的三围，感觉都只是标准身材。厚如铜板的浓妆。频闪灯中的人影。人人跳得双眼圆凸，有如深海怪鱼。我们那位大饼脸兄弟维吉尔带着我们钻过不断涌入的人群，但我希望被人海淹没，在璀璨的音乐声中，是生是死又有什么差别。
DJ播音室后面有个阴暗的小房间，科里亚走进去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跟梯子一样瘦高，朱红色的西装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头，好像依然挂在衣架上，一头以奶油充当发雕的金发直直竖立。从他拿着香烟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晚餐途中干掉一个人、胃口依然好到叫份甜点的狠角色。
他递给我们一个褐色的公文包，挥挥手中的香烟，示意我们滚蛋。我们大摇大摆地跟着舞厅保镖走出房间。
“帮我介绍一个马子吧？”我问他。
“哪一个？”
老实说，哪一个都无所谓。那股从腰腹下方直窜心头的欲望，让我只想追求一个暖烘烘的躯体，目标倒是没有特定。不管她是谁，只要承认我的存在，她就是我一生的挚爱。当时我十二岁。
“她。”我含糊地朝着人群一指。
他笑得弯下腰，甚至不得不捉住我的肩膀，以免跌到地上。我不过是个获准入宫的农奴，偷瞄一眼冬宫的宴会厅之后，我就被推回村中，重回黑夜的怀抱。但舞厅保镖面恶心善，深具同理心。拉着我们手肘、推着我们走向出口之前，他从DJ的播音室抓了一卷自制混音带，塞进我松垮的外套口袋。
隔天早上，我在刺鼻的白醋味中醒来——我爸爸很早以前就热衷于腌黄瓜——半睡半醒之中，我不禁心想，昨天晚上是否只是一场春秋大梦。但那卷自制混音带搁在摇摇晃晃的床头小桌上，沐浴在鹅黄的天光之中。
科里亚依然呼呼大睡。我一头钻到他床底下，翻寻他那堆精心典藏的性文物：迎合各种性癖好的美少女杂志，充满性暗示的平装本小说，来路不明的色情录像带，沾了精液的废弃卫生纸，写给葛莉娜、但尚未寄出的情书，种种不堪入目的物品之上搁着一个容量仅仅一口的小酒瓶，里面装了一小撮我妈妈的骨灰，科里亚从酸黄瓜罐里偷来少许骨灰，以防妈妈的遗骸全都长眠黑海。我不断翻寻，把东西全都推到后面，最后终于找到他的卡带放音机。
他用力踢了我一下，以示惩罚我一大早吵醒他，接下来几分钟，他继续踹我，靴鞋有如雨点，直直朝着我落下。我坐在床上，拉张毛毯盖住头，面向墙壁，好像躲在帐篷下，我陶醉在录音带的乐声中，浑然不觉科里亚重重踹我的背。
其后的青涩岁月之中，“派对舞厅”和其他夜店为我营造出一个藏金库，供我储存轻率不羁的梦想。我头戴耳机，音量扭转到十，茧居于一个什么都无法穿透的小世界：科里亚的霸凌无法侵入，我爸爸日益深沉的忧郁无法侵入，甚至连我脑海中的妈妈——那些一看到肥皂泡就涌上心头、勾起一阵刺痛的回忆——也无法侵入。我好像可以暂且在乐声中死去，在短短的一首歌曲之中，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低音喇叭轰隆轰隆流窜于血管之中，缓缓陷入忘却一切的境界。
我胡乱拼凑，把两个陈旧的广口喇叭接到唱片转盘上，鼓声一响，青绿色的黏胶碎屑就被震得纷纷掉落。自制混音带和黑胶唱片如雪片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邮寄而至，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仔细研究录音带歌单，好像迷上了电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译注：Tatyana Larina，苏俄文豪普希金诗剧《尤金·奥涅金》的女主角）。我没什么社会地位，却始终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过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混进“派对舞厅”之类的夜店，我只能试试三流的迪斯科舞厅、地下轰趴、夏天的露天派对，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别人的酒气熏得头昏脑涨，你也不可能不感觉全身软趴趴，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八小时之后，你却丢了鞋带，短暂失忆，膝盖、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较像样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来透透气的跑趴小伙子讨烟抽。我只跟他们讨烟，但他们给我的却不只是香烟：多余的零钱（有时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几滴大伙快要喝干的伏特加，毒品贩子和小流氓的手机号码，几句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沾得上边的谈话。
约莫那时，我开始自己混制录音带。
7.
我跟葛莉娜说声再见，挂了电话，趁着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冲动尚未消退之前，赶紧把札哈洛夫的油画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画连同六卷自制混音带、我的随身听、盥洗用具，一起塞进帆布袋。仔细检查之后，我又塞进一双袜子、带来好运的蓝内裤和一件二手泳裤。
我口袋里的卢布连买三条巧克力棒都不够，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玄关，看看可以偷些什么东西。洗手间的门关着，里头乐声隆隆，震得铰链嘎嘎作响。锁孔里飘出一道细细的烟雾，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走过门口，朝着两兄弟的卧房前进——两兄弟要不在洗手间厮混，要不就在他们的卧房打发时间——床边小桌上有个破旧的皮夹，皮夹里的钱多到我几乎放不进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间也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负负得正，两件错事恰可相互抵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运算。
回到房间之后，我审视为数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满薄暮的日光，书桌文件横陈，道尽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几张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劲舞派对传单揉成一团，扔在墙角。整个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丧。我留下的只是一团别人必须动手清理的混乱，哪称得上功绩？你瞧瞧我，身高与拿破仑相当，却连家里的洗手间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两个酸黄瓜罐放进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搁进口袋，溜出大门。
我选择前往机场，而非火车站。火车各处停靠，太多让人回头的停驻点。我招了一部无照的私人出租车，生平头一次毫无异议地同意车资。当我走向柜台、买张前往格罗兹尼的早班机票，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常快了两倍，血液浓度仅是平常的一半。我坐在一对再也不说话的夫妻中间，在机场航厦过了一夜。
隔天早上，我在舷梯旁边等候登机，强烈的日光灯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刚捐了一公升鲜血。男士们不管地勤人员愈来愈受挫的指示，执意站在同一侧，直到所有女性坐上飞机，他们才依照年龄逐一登机。真是一群疯子。谁会想要跟一群如此坚持自主、甚至违抗机场登机程序的神经病兴战？我的座位被安排在一个小孩和一个男人之间，小孩误将我的衣袖当作手帕，男人因为我听从系上安全带的指示而指控我跟敌人一鼻孔出气。我的帆布袋稳稳地安置在头顶上方。
引擎呼噜呼噜运转，有如粗嘎的耳语。
机窗蒙上雾气，机场化为一抹灰黑。
停机坪、市区、地球，依序缓缓消失。
起飞啰。
8.
科里亚和葛莉娜利用放学后和周末约会，他们借口出外办事、社团活动、球队练习、青年团队聚会，从大家眼前消失。朋友们认为他们跟家人们关系密切，家人们认为他们跟朋友们关系密切，但是他们只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隐藏两人的爱意，好像那是一个经不起盘查的秘密，若是暴露在友人们有如紫外线的目光中，肯定烟消云散。他们溜进巷弄，躲在楼梯间偷偷亲吻，他们慢慢交往，态度既是端庄，又是谨慎，只有双排扣长大衣风行一时的年代，人们才像这样谈恋爱。每次秘密约会都是探险。相见之时，心灵的云翳移转飘动，呈现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一面。当葛莉娜发现她可以让科里亚笑得剧烈打嗝，而且只有捧着玻璃杯、慢慢喝口水才压得下来，她感觉自己坠入肉眼难以辨识、唯有两人显微镜般的心绪才察觉得出的亲密氛围。他捧着玻璃杯蹲下，她轻轻拍打他的脊背，他咕噜咕噜，好像小鸟似的喳喳叫。当他发现她准备就寝的模样好像准备上场打橄榄球——长发编成辫子，敷上花草面膜，戴上磨损累累的牙套，耳朵塞上耳塞——他毫不留情地戏弄她，她难为情地拉着被单盖住她的脸，他继续戏弄，她笑得好厉害，眼泪甚至沾湿被单，然后他又开始打嗝。
一个夏夜，当北极圈沐浴在暮光之中、四下一片迷蒙闪烁的雪白，他们请求船家搭载一程，搭上一艘即将启程的河上渡轮，朝向南方前进。“十二使徒”方圆六十千米之内是工业污染区，寸草不生，但一越过六十千米的界线，光秃秃的大地就变成一片枯黄的草原，微风吹起，干草倾向一侧，他们下船，踏上一个长长的木造船坞，木板腐蚀，留下一个个小孔，他们透过小孔窥望，看见两人的脸孔在粼粼的水波中分解、散开、聚合。他们走过河岸，爬上一个遍布灌木残枝的山丘。地平线的另一端，地势渐趋平缓，延展为一片田野，冻土冰雪消融，冒出一朵朵野花。
“我爱葛莉娜！”科里亚大喊。四下不见楼房、砖墙或是隆起的山丘，因此，他的话语回荡在田野之中，飘过盛开的蓝色花朵，消失在远远的一方。
她不经思索地回头看看，生怕有人听到科里亚的告白。任何人听到了都不行。她在一个不容许历史存在的城市里长大，在这个城市里，你守住确有其事的秘密，以免它被一笔抹杀。但是没有人站在他们后面。
中学的最后一年，葛莉娜列出一串将来可能从事的行业：学校老师、收银员、秘书。选美皇后不在此列。她可不会将“美丽”这个形容词冠到自己头上。没错，她高挑纤细，这点她愿意承认，但她有一双穿得下小丑鞋的大脚，而且眉毛又粗又斜，好像满脸失望的卡通人物。有些时日，她觉得自己的脸孔是另一个人的搞笑面貌。她跟全市唯一一家暗房的老板租了一部按小时计费的Zenit相机，用这部布满铁锈的古董相机帮自己拍照。相机的计时器给她十秒钟的时间，让她跑到房间另一侧、在长沙发上摆出悠闲的姿态。她倒不是基于虚荣心才想要摆出各种姿势，而是因为她毫不虚荣，完全不晓得自己哪个角度最漂亮。她慵懒仰躺，快门啪地一闪。她趾高气扬地站着，作势噘嘴，快门啪地一闪。她欺瞒了相机，但当她端详洗出来的照片，她却欺瞒不了自己。相片证实她已经认定的事实：她令人欣羡之处都在颈部之下、脚踝之上。
科里亚试图说服她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星期六早上，他爬上六层被煤灰玷污的楼梯，来到她的公寓。她爸爸只有这几个小时出去工作，一星期之中，他们只有这几个小时单独待在一栋有张床铺的公寓里。她没有锁上大门，方便他入内，他轻轻把门推开，客厅的书架上摆满了模型战舰，他走过织花褪色、磨得起毛的地毯，葛莉娜站在厨房水槽边，头发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发髻，手指在冷冽的空气中散发出十道热气。日光斜斜照进屋内，她沐浴在苍白的日光中，全身的肌肤犹如一张漂白的画布，稍后她将以眉笔和口红，在上面勾勒出她的容颜。他站到她身后，感觉全身随着她轻颤的声音紧缩。她整个手腕泡在肥皂泡里，他双手顺着她的臂膀往下滑，穿过闪闪发光的泡沫，在灰白的洗碗水中握住她的双手。他们轻轻摇摆，分分秒秒悄然而逝。
然后他们走进她的卧室。墙上挂着陈旧的毡毯，隔绝寒气。地板双层覆盖，一层是地毯，另一层是他们散落四处的衣物。科里亚亲吻她的宽眉、她的脖子、她鼻子的每一方寸。那些她最想忘却的部位，博得他最钦慕的目光。他们赤裸裸地躺在被单下，双手窝靠在苍白的胸腹，撷取躯体之间的暖意。他们紧贴着彼此，心中充满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求，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深入彼此的体内，我们依然无法交换最微小的粒子；因为我们或许怦然心动、心跳停了一拍，我们的形体依然不会改变；因为不管多么你侬我侬、难分难舍，我们依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非轻飘飘的气云。科里亚怎样都不满足，只有让自己消失在她的怀中才感到足够。
他们很少用保险套。当一张画了红色斜线的白色明信片寄达科里亚手中，葛莉娜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据我所知，那是科里亚生平头一次收到信。信中命令他三天之内前往新兵招募处接受体检。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成天交谈，始终不曾停歇，却也始终没有结论。他们发誓绝不出轨。他们自怨自艾。他们再三承诺为彼此付出一切，却是等于什么都无法担保。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又说，一直讲到科里亚被遣往战场的那一天。一天下午，科里亚在杂货店蔬果区的走道上跟葛莉娜求婚。他单膝跪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橡皮筋，绕在她的无名指上。她点头说好，倒不是因为她想要结婚，而是因为他跪在地上，恳求她嫁给他。
他们只需在市民登记处待上半小时，一切就可搞定。那个时候，结婚和离婚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太费劲。但是他们一直拖到最后一刻。被派到战场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他待在她的公寓。被单在他们的脚边揪成一团。他们臆想着共组家庭、共享未来等前景，其后数月中，种种臆想在科里亚的脑海中更具雏形，成了栩栩如生的现实。
“只要两年，我就回来了。”科里亚瞪着油漆斑驳的天花板说。“两年不算什么。如果你生了双胞胎，我还可自动缓役。”
“你这话好像出自一个老奶奶之口。”
“什么意思？”他翻身，拉着被单盖住他们的头，好让他们躺在半明半暗之中，两人鼻尖的雀斑几乎相碰。如果他们可以躲在粉红色的棉质被单之下、自外于世间、永远像这样躺着，那该有多好。如果他们可以按下暂停键、让自己永远茧居于这一刻，那该有多好。他们的鼻息此起彼落，随着呼吸声更形凝重。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两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你今年十八岁，两年跟永恒一样长久。如果我们结婚、生下小孩、小孩一出生马上离婚，你说不定可以获准缓役。”
“你可能怀了双胞胎，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必离婚。”
“不管怎样都会有个小孩。”
“你想说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意思，即使你没听我说话。”
“地球围着太阳绕两圈，我就回来了。”他说，声音之中带着一丝不安与柔情。“到了那时，小家伙将已一岁半。我们会自己租栋公寓，你、我、小宝宝。我会在冶炼厂找份工作，你可以教芭蕾舞。”
她的手指缠绕他的手指。明知这是春秋大梦，但他的语气是如此温柔、如此哀悯，她不得不信以为真。“当然，我们会的。”她说。
那时我依然忙着自制混音带。我最喜欢的品牌是Assofoto MK-60s，因为它们的颜色像是粉红的葡萄柚和橘黄的雪酪，非常抢眼；更何况它们让你觉得自己是“007”情报员，因为卡带的质量极差，听一次就四分五裂。让我给你一个免费的建议：当你购买磁带放送机，或是前置放大器，你会想要买个赝品，所以你可别忘了带把小刀。你必须卸下机器的背板，刮掉超导体上面的黑色油漆和蜡纸印刷的斯拉夫字母。如果你看到底下有一排类似亚洲文字的字母，你就行大运了。日本货、韩国货、中国货都不错。如果底下没有外国字母，那就表示机器果真是俄国货，如此一来，你可能还没听完美国乐团Cybotron的电音单曲Clear，心爱的家人就因电线起火而葬身火库。
但我最珍藏的宝贝是一卷Maxell XlII-S九十分钟卡带。卡带依然包在原装塑胶薄膜之中，我花了好久才存够了钱购买——最起码攒了五星期——我好像米开朗琪罗珍藏一块卡拉拉矿石似的善加保存。长久以来，我没有动用，甚至不敢开封，生怕浪费了塑胶壳里那卷潜力无穷的磁带。
一天下午，我登门造访葛莉娜。她爸爸应门，手指沾了模型战舰亮晃晃的喷漆。过了一会儿，葛莉娜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她身穿过大的毛衣，头发四处乱翘，依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名。“我想帮科里亚录制一卷卡带，让他带在身边。我需要你的协助。”我边说、边把我那卷Maxell卡带拿给她看。我们开始灌录。
科里亚离家的那天早上，我把录音带交给他。我们站在军需部对面的街上，他和葛莉娜前一个晚上已经说了再见。他双手握住录音带，读一读标签。《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我的眼中蒙上一层泪汪汪的薄雾。
“我没有卡带放音机。”他说。
“没关系。”我说。
“没关系。”他重复一次。
“你要回来喔。”我几乎说不出口。
他把我拉向他。我的手指贴在他的尾椎，拼命抱住他，他的脊骨几乎在我的手心留下烙印。
“世界快要完蛋了。”他说。
“你别死。”我说。
“帝国主义者快要投掷核弹头了。”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他拿起录音带在我额头轻敲一下。“当我的时候到了、当我置身遥远的外太空，我会放来听听。”
9.
我到了。格罗兹尼的航厦白灿灿，新得发亮。机场的礼品店卖刀。机上那些没有包住头发的女士们，这会儿戴上糖果般灿烂的丝质头巾。行李领取处是个小房间，旅客们逐一入内，门口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行李人员，我据此研判，实在不确定一进去是否出得来。外面的气温大约一千万摄氏度，我的内裤皱成汗水淋漓的丁字裤。马路正对面，正午的艳阳照过清真寺黄澄澄的圆顶。
马路沿着机场延伸，路面空荡荡。拉着行李的男士们全都戴着缀饰的圆顶帽，身上的衣服松垮垮，状似披着睡袍，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在画质不佳的录像带中扮演绑架人质的恶徒，说不定机场礼品店的刀子专门卖给初抵国境的观光客。我坐立不安，心烦气躁，直到有个瘦瘦高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推开安全门走出来，他手长脚长，身穿一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摩德风的紧身西装，这人要不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要不就是时尚的老古董。一般而言，西装革履的人比披着睡袍的人更可能占人便宜，但是我人在车臣，不得不重新衡量那些原本深信的假定。
“你要到市区？”我问。
他的头微微一斜，对我露出“你瞧瞧、这会儿是怎么回事”的表情，他的头发油亮，整个往后梳，好像一顶闪闪发光的头盔。“或许吧。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
我还不晓得自己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老兄，我只是想要搭个便车。我以为这里会有地铁，最起码可以搭巴士或是出租车。我可以跟你一起搭车吗？”
“你是联邦安全局的探员吗？”他问，然后审视我的发型，即刻得到答案。“显然不是。联邦安全局绝对不会雇用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剃在头上的人。”
“我正在留头发，长了就会盖住。好吧，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走？”
他耸耸肩，意思是不在乎。我跟着他走向他的拉达汽车。（译注：Lada，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创设于一九六六年，至今依然推出不同车种。）我上车，系上安全带。“这里是车臣。”他说，语气之中带着困惑、怜悯，说不定甚至有一丝讶异。“你不需要安全带。”
“你也从圣彼得堡来？”我问。我知道我应该不至于被绑架。但我也知道你最好跟俘获你的人建立某种融洽的关系。
“只是转机。我住在伦敦。”
“伦敦？”
“没错。我在LSE攻读硕士。”
“LSE？伦敦机场？”
他微微一笑。“伦敦政经学院。”忽然之间，我变成了大老粗，而他……嗯，他是那种我想要成为的人。
“对了，我叫艾列克赛。”
“阿金。”
“嗯，伦敦，你有没有见过女王？”我问。
“只在我皮夹里的钞票上见过。”
马路颠颠簸簸，好像铺路的工人铺了多少米就拿多少钱，而这位老兄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其他司机把车道分隔线视为用意良好、但误导民众的参考同志，二话不说就予以忽视。行车速度如此顺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有办法保住性命，因为我们几乎一路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
一个男人沿着马路行走，他闭着眼睛，鹰钩鼻朝向空中的太阳，咧嘴而笑，那口凹凹凸凸的粉红牙龈，好像他手中那片咬了一半的西瓜。车辆疾驶，冷风从车窗的裂缝涌入，吹打着我的脸颊，感觉真好。
我们开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的普京一脸严肃，旁边站着一个年纪较轻、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家伙。两人的身后是一面洋溢着爱国情操的白、蓝、红国旗。
“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我指指说。
“谁是赢家，广告广告牌就归谁。”
“看来确实是如此。我甚至看不出他们推销什么东西。钢铁般的决心吗？”
“你连出去吃个冰淇淋都会看到二十四张这种海报。”他讲话的口气好像他真的数过。“有个人在一旁冷冰冰地瞪着你，连冰淇淋吃到嘴里都是苦的。真是可笑。你可以想象你到了巴格达、居然在每一个街角都看到乔治·布什的脸孔印在马克杯上吗？”
旁边那个家伙状似来自平行宇宙的雷恩·葛斯林，非但不是个知名影星，反而好像没词早餐一样、靠他姥姥帮他打点一身行头。“他是谁？”
“我猜你大概不是记者？”他问。我看不出他是否真的想要知道。问号可以把任何一个单纯的句子变成指控。
“严格来说，我是个大学生。”
“那是车臣新总统，人气极高，上次选举，他拿到百分之一百零二的选票。”
“百分之一百零二？我的数学始终不太好。”
“这么说来，你说不定有机会当上选举督察员。”我们忽然转向，闪过一部车灯逼人、迎面而来的大卡车。“你没看过他的Instagram？”
“我就记得我看过他！他就是那个上传好多张他跟小老虎、鸭宝宝、小猫咪一起拍照的家伙！”
他双眼黄浊，眉头紧皱。我从来没看过哪个人对动物宝宝做出如此的反应。说不定拍一拍鸭宝宝是仅存的禁忌。
“你应该也不是本地人，对不对？”我问。
一部曳引车拖着一斗斗叶鞘青绿的玉米穗轴，摇摇晃晃地沿着路肩行驶。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已经放低音量，这会儿好像在电影院里讲悄悄话。“我在格罗兹尼的郊外出生。但是一九九四年、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以难民的身份被送到荷兰。那些大人物肯定喝了好多杯加了糖的茶才促成此事。我爸妈只供得起送我们其中一个出国，而我是老幺。我在荷兰住了好久，即使是现在，我的荷兰话比车臣话流利多了。”
“嗯，你毕业之后打算留在伦敦，或是回去荷兰？”
微风轻扬，吹散一朵圆滚滚的白云。
“我当然要搬回来这里。”
过了十五分钟，他朝着一片空旷的田野点点头。应该是草地的田野堆满水泥碎片。“我以前住在那里。”
“哪里？”
“问得好。”他说。
又过了几分钟，他继续说：“我只想说，别相信那些在网络上张贴照片、炫耀自己跟小狗小猫一起玩乐的家伙，他们很可能是毫无良知的变态狂。你知道谁喜欢小动物吗？”
“你要我指名道姓？”
“希特勒。”他厉声说道。“他甚至吃素。你看看他捅出多么严重的乱子。”
一座高耸的烟囱噗噗啪啪飘出橘白的烟雾。
一只黑鸟回旋飞越蔚蓝的天空。
我悄悄提醒自己，日后挑选自己脸书的大头照，可得更加小心。
* *
格罗兹尼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城市，墙壁簇新到小混混来不及喷漆涂鸦，砖块之间的水泥砂浆依然白净。街道肯定每小时清扫。步道沿着林荫大道延展，新植的幼树绿叶成荫。一家名为“黑帮”的日本寿司店推销菜色包括越南河粉、泰式咖喱和幸运签饼的商业午餐。一九九五年，科里亚头一次被派遣到车臣，二〇〇〇年，他以佣兵的身份重返此地，他一上战场，我就阅读手边每一份关于战事的报章杂志，照片中的格罗兹尼看起来像是一九四四年的德勒斯登，此时此刻，车窗外的格罗兹尼却状似迪拜。五座玻璃摩天楼群聚于市中心。
“我没想到格罗兹尼看起来这么……嗯……像个大城市。”我说。
“你以为会是怎样？”阿金问。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指指一栋方方正正、仿佛是某个政府机构的灰色楼房。“一楼是个博物馆。”他说。
先前开车进城途中，我已经跟阿金提到我哥哥和那幅油画，但稍微更动了一些细节（在我的版本中，科里亚任职于人道救援机构）。说不定这样有点冒险，但我没想这么多，而且我似乎不可能碰到一个比他更值得信任的人。他只是点点头，一脸无动于衷，神情略显呆滞，好像被逼着聆听别人不厌其烦地描述梦境。我猜我们的人生都是一场梦——对自己而言感觉逼真，对其他任何人都毫无意义。他说他会帮我，最起码直到下午四点为止。
我们把车停好，走进博物馆。馆中挂满油画，却没有半个参观者。导览员埋首于手中那支又大又重的诺基亚手机，整张脸沐浴在手机散发的亮光中。我们一走进博物馆，她细长的褐色双眼马上迎上我们的目光。我想起那些枯坐在“基洛夫格勒航天博物馆”售票柜台的午后，冬日的午后冷清而漫长，忽见有人入馆参观，可能值得大肆庆祝，也可能令人心生警戒。
“有何贵干？”她的声调稍微上扬，倾向于警戒。她顶多十八、十九岁，一条亮丽的粉红头巾遮盖她的头发，服膺律法的同时，显现出一丝叛逆。
“我要归还一样东西。”我边说、边从帆布袋里扯出油画。她重重吸口气，目光从我身上移到油画，然后再看看我，好像我和油画是两块互不相称、她不知道如何拼凑的拼图。
“你见过这幅画？”我问。
她的诺基亚手机嗡嗡作响，仿佛来自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宇宙。她点点头。
我指指画中的小屋。“你知道这块地在哪里吗？”
“这块地的地主，他现在住在那里。”
她用Yandex Maps帮阿金标注路线之时，我在博物馆绕了一圈。我发现蚀刻在解说牌上的日期最久远的也不过是二〇〇三年，大部分的人物肖像画都是总统的家人，数幅画作之中，总统先生抱着小猫。
* *
拉达汽车的后轮激起阵阵尘埃，但是车子动也不动。我查看一下手机。收讯信号为零。俄罗斯电信公司讯号不及之处，天主也爱莫能助。离格罗兹尼愈远，路况愈差，路面支离破碎，崎岖不堪，这会儿我们困在南部山区某处，所谓的“道路”其实是“快要山崩的小径”，深广辽阔的绿色河谷沿着山脊延伸而下。阿金猛踩油门，引擎呜呜隆隆，但是引擎的推力比不上地心的引力。
“我想我们到了。”阿金说。他的上唇汗珠点点，好像多了一道透明的胡须。他依然没有松开那条灰蓝色的细纹领带。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开了这么远。”我是说真的，有鉴于车子目前的状况，每次阿金猛踩油门，我都非常讶异车子没有如同麦克尔·贝的电影片尾一样轰然爆炸。（译注：Michael Bay，美国动作片大导演，代表作包括《珍珠港》《变形金刚》等，擅长拍摄爆破场面。）
“这个地方”——他瞄了一眼沿着山脊蜿蜒攀升的白色岩石——“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地图都没有标明。但我估计我们只差四五千米就到了。你现在动身，说不定几小时就走得到。”
“谢谢。”我说，“谢谢你载着我跑来跑去，尤其是你刚刚才返乡。”
“不客气。其实我也很开心。从来没有人在那个机场跟我碰面。”
“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很忙，跟家人见面叙旧等等。”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声调平缓单调。“我们先前不是开过一片我说我在那里长大的田野吗？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地方。”
他把他的雷朋太阳眼镜推上高耸的鼻梁。我应该请问他的电话号码或是电邮地址，甚至只要请问他贵姓，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脸书或是VK上搜寻他。（译注：VK，原名VKontakte，欧洲规模最庞大的社群网络，总部设于圣彼得堡，在俄语通行的国家特别受欢迎。）我应该跟他说我的家人们也已过世。但我害怕。虽然科里亚已经遭到杀害，但他不是受害者，我也称不上是个牺牲品。我们暂且沉默，在那静默的五秒钟，我感觉他盯着我，以前当我们两兄弟不想再跟对方打屁，科里亚就用同样的神情看着我。我大可描述离乡背井、居住在陌生人之间，感觉是多么寂寞。我大可给他看看装了我爸妈骨灰的罐子，他肯定了解我的感受。说不定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说不定他是那个我到车臣来相遇的人。我没有机会知道。我只是再度谢谢他，跨出车外，看着他倒车开上破碎、漫长的道路。
10.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间，头一次派驻车臣时，科里亚驻守在边境，哨站非常偏远，甚至连承平时期都没有电话和邮件通讯。科里亚从军期间，葛莉娜或是我写给他的信，没有半封寄达他的手中。他留置在基洛夫格勒的世界停滞在他的脑海中，在音信全无的情况下，他想象我们怎么过日子，虚构出生活的点滴和微小的喜悦，赋予我们一段对他而言无福消受的和睦岁月。他不可能得悉西伯利亚小姐选美竞赛，或是欧列格·沃洛诺夫，他也不可能知道她已经做出困难却明智的决定，解决了腹中的小宝宝。
作战搏斗与补给军需的空档，或是头一沾枕、还没睡着的时候，他歇口气，想象葛莉娜把一个空五斗柜改造成婴儿床。他想象怀了身孕的她想吃哪些奇怪的食物。他构思出一个平行的宇宙，其间半是回忆、半是那个他精心设想、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等着他携手打造的未来。科里亚幻想的孩儿是个男童，葛莉亚怀胎九月，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生下他，小家伙名叫阿卡迪，体重约三千两百五十克，相当健壮。他跟连队的弟兄们宣布这个好消息，即使心知肚明，但是大家依然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声恭喜。一年之后，他在一个过期的比司吉上倒插一支火柴，庆祝小家伙满周岁。
葛莉娜和我一再向新兵招募处提出书面申请，但是办事人员跟他屁股下那张铝铁板凳一样冷冰冰，二话不说就把我们的请愿书丢进字纸篓。没有人知道科里亚什么时候会回来，科里亚自己也不晓得，因此，当他终于返乡，没有人在码头等他。
正午的艳阳下，泥泞的河港没有一点阴影。被心事、思绪、行李压得沉甸甸的乘客们纷纷下船，科里亚亦是其中之一。他四下环顾，找寻一张熟悉的脸孔，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瞒天大谎》的广告牌高挂在空中，广告牌上竟是葛莉娜的脸孔。她怎么出现在广告牌上？肯定还有一个葛莉娜，而且跟他的葛莉娜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广告牌上的葛莉娜不可能是他的葛莉娜，因为他的葛莉娜跟他们的小儿子待在家中。他深信他的妻小在家里等着他，满脑子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根本容纳不下真实的状况。他把帆布袋甩到肩上，紧盯着泥渍点点的石子路，拒绝认可那张他等了两年、期待再度相见的脸孔。
但是葛莉娜无所不在。她出现在广告牌、公交车车站、八卦杂志的封面，促销面霜、矿泉水等商品。那张他在高加索高原的白云间苦苦搜寻的面孔，如今经过影像处理，出现在贩卖书报的小亭。那个贴在他自己唇上才有意义的小嘴，如今噘着嘴唇，出现在整个城市之中。不论何时何地都看到你已失去的那人，心惊的程度不下于不论何时何地都看不到她，科里亚踏着沉重脚步走过乡里，周遭感觉陌生，跟他先前驻防的那个车臣哨站一样不真实。
电影院大多已经破产，但是购买《瞒天大谎》电影票的人群排到街角。他停下来问一个男人领衔主演的女星是谁，男人穿了一件该有摺线的地方没有摺线、其他各处全都皱巴巴的长裤，眉头一皱，一脸困惑地说：“当然是葛莉娜·伊娃诺娃。”
“你知不知道她在跟谁约会？”
“欧列格·沃洛诺夫。他们订婚了。”
科里亚点点头，好像他两年之后返家、发现自己的未婚妻跟另一个男人订婚，丝毫不足为奇，况且对方不是普通人，而是俄国排名第十四位的富豪、科里亚的顶头上司，他可以选择世上任何一位女子，当然也就选了科里亚唯一的挚爱。科里亚好想融入那摊慢慢渗入他靴子的混浊污水。
“她有小孩吗？”他悄悄问道，即使到了现在，他已经知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