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旦存在这种成就什么、达成什么的动机，我们就开始欺骗自己。这是头脑很难摆脱的一个东西。那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有没有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做个无名之辈？只有那时才能免于一切欺骗，因为只有那时头脑才没有在寻求一个结果，没有在寻求一个令人满足的答案，没有在寻求任何形式的正当理由，没有在任何关系中寻求任何形式的安全。只有当头脑认识到欺骗的种种可能和微妙之处，因而带着那份了解摒弃一切理由，摒弃对安全的渴望，那才有可能——那时，头脑就能死心塌地安于无名了。做得到吗？
只要存在任何形式的自欺，我们就不可能有爱。只要头脑善于制造并强加幻觉，显然它就不会致力于共同理解。那就是我们的困难之一，我们不知道怎样合作。我们就知道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一起努力达成它。只有当你我没有一个思想制造的共同目标时，才可能有合作。重要的是认识到只有当你我不想达成任何目标时，合作才有可能。当你我想要达成什么，那么信仰之类的东西就变得必要了，自我投射的乌托邦就不可或缺了。但如果你我不求闻达地创造，没有任何自欺，没有任何信仰和知识的障碍，没有任何对安全的渴望，那时就会有真正的合作。
我们能够合作吗？我们能够没有目的地齐心协力吗？你我可以一起工作却不求结果吗？显然那才是真正的合作，不是吗？如果你我想出、筹划出、设计出一个目标，齐心协力朝着目标努力，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当然是一致的；但在情感上，整个存在也许在抗拒它，这就造成了欺骗，造成了你我之间的冲突。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你我在理智上同意实行某项工作，但在无意识深处，你和我却互相敌对。虽说我和你共事，但我想要一个令我满意的结果；我想要支配，我想要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前面。所以，我们两个虽是那个计划的发起者，表面上我们都同意那个计划，但实际上却彼此对立。
弄清楚你我是否能合作、沟通，弄清楚微不足道的你我是否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能真正切实地合作，不是表面上的合作，而是在根本上同心同德，这不是很重要吗？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我认同某个东西，你也认同那个东西；我们两个都对它感兴趣，我们两个都想要实现它。显然这个思想的过程非常肤浅，因为认同导致了我们的分化——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你是印度教徒，我是天主教徒；我俩都鼓吹仁爱，却又势不两立。为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之一，不是吗？在我们的无意识深处，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通过谈论仁爱，我们并没有解决信仰的整个问题。我们只是在理论上、理智上有共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其实彼此对立。
那些障碍带给我们某种活力，但它们就是一种自欺，在消除这些障碍之前，你我之间不可能有合作。通过认同一个团体，认同某种观念，认同某个国家，我们永远无法实现合作。
信仰没有实现合作；相反，它导致了分裂。我们看到一个政党如何反对另一个，每一个政党都相信某种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所以他们都在斗来斗去。他们并没有打算要解决问题，比如饥饿问题。他们关心理论，关心那个将会解决问题的理论。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那个问题本身，他们关心的是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两方就必定会争论，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观念而非问题。同样的，宗教人士也互相反对，虽然口头上他们说他们拥有同一种生活、同一个上帝。你们知道那些论调的。在内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经验正在破坏他们、分化他们。
经验已成为人类关系中的分裂因素，经验就是一种欺骗方式。如果我经验到什么，我就紧抓不放，我不去探究整个经验的过程；因为经验到了，那就够了，我就紧抓不放；因而通过那个经验，我强行自欺。
困难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过于认同某种信仰，某种实现幸福、实现经济调整的方式方法。我们的头脑被那个东西所占据，无法再深入探究问题。因此，我们都想冷漠地待在各自特定的方式、信仰和经验中。除非通过了解从而解除这些问题——不是表面上解除，而是在深层上根本地解除——在这之前，世界不会有和平。对那些真正认真的人来说，了解这整个问题——成为、达成、获取的欲望——不是泛泛地了解，而是深刻地了解问题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原因所在。否则，世界不会有和平。
真理不可求取。对那些企图抓紧爱，想要认同爱的人，爱无法降临。显然，当头脑不再寻觅，当头脑完全安静，不再制造念头和信仰时，当它不再依赖信仰，不再从中汲取力量，即不再自欺时，那样的东西才会降临。只有当头脑了解了欲望的整个过程，它才能静止下来。只有那时，头脑才能跳出念头的起起落落；只有那时，才可能有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任何欺骗。
自我中心
“我”的自我中心的行为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我认为，大多数人已发现，提供给我们的每种信仰、每种激励都是为了抵制自我中心。宗教又是许诺，又是吓唬，又是各种谴责，想尽办法劝人不要总是自我中心。因为这些不管用，政治组织就接手过来。还是信仰，还是终极的乌托邦希望。每一种法规，从最局限的到最极端的，包括集中营，都被用来镇压各种抵抗。然而我们继续自我中心，仿佛那是我们唯一知道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有所反思，就会调整自己；如果有所觉察，就想做些改变。但在根本上，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如故，并未彻底停止那类行为。那些深思的人已有所觉察；他们也觉察到，只有源自那个中心的行为停止，才有幸福的可能。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我中心是自然的，随之而来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调整、改造和控制。那些认真一点儿、热切一点儿的人，不是诚心——因为诚心是一种自欺——必须弄清楚，了解到自我中心的整个过程后，我们是否能够超越它。
要了解这种自我中心是怎么回事，显然，我们必须查看它、观察它、认识它的整个过程。如果我们能认识它，就有了消除它的可能；但要认识它，需要某种领悟、某种如实面对事物的意愿，而不是去解读它、调整它、谴责它。我们必须觉察我们在做什么、觉察所有源于自我中心的行为，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主要的困难在于，一旦意识到那种行为，我们就想改造它、控制它，或者谴责它、调整它，所以我们很少能直接地观察它。我们很少有人知道怎样做才正确。
我们认识到，自我中心是有害的，是具有破坏性的；我们也认识到每一种认同——比如认同国家，认同某个团体，认同某种欲望，寻求一个此生或来世的目标，颂扬某个观念，追求某个模范、某种美德等——本质上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部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观念的关系——都是那种行为的结果。明白了这一切，我们要怎么办？所有这类行为必须自行终止，而不是靠自我强加、受他人影响或引导。
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样的自我中心造成了灾难和混乱，但我们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觉察。我们要么只在别人身上观察它，对自己的行为却无知无觉；要么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发现了自身的自我中心，却想改变它、替代它、超越它。在能够处理它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不是吗？要了解什么，就必须能观察它；而要观察它，就必须知道它在不同层面上的各种行为，包括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意识层面的指令以及无意识驱动下的自我中心的活动。
只有在反对什么的时候，意识受到挫败的时候，“我”渴望达成目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这种行为，不是吗？或者，当快乐结束却想要更多快乐时，我就意识到了那个中心；然后就会产生抗拒，就会有目的地改造头脑，那会让我高兴、满意。刻意追求美德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我自己以及我的行为。显然，一个刻意追求美德的人并没有美德。谦卑无法被追求，那正是谦卑美之所在。
这种自我中心的过程是时间的结果，不是吗？只要在任何向度上存在这个活动中心，有意无意地，就会有时间的活动，我就会意识到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我”的自我中心的行为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正是记忆延续了那个中心的活动，那个中心即是“我”。观察你自己，觉察这个活动中心，你就会看到它只是个时间的过程、记忆的过程，它根据记忆在经历和解读每一个经验。你还会看到那种自我活动就是认知，那也是一个头脑的过程。
我们能摆脱这一切吗？也许偶尔可以，大多数人都做过一些无意识、无意图、无目的的事情。但有可能永远彻底地从自我中心的行为中解脱出来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好好问问自己，因为只是提出问题，你就会找到答案。如果你觉察到这种自我中心的行为的全部过程，在你意识的不同层面上充分认识它的行为，那么你当然就会问自己，那种行为是否可能终止。你的思考可能不落于时间的范畴吗？可以不思考我应该怎样、我曾经怎样、我现在怎样吗？因为以这种思考为起点，整个自我中心的活动过程就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决心成为什么，决心选择什么、逃避什么的行为，那一切都是涉及时间的过程。我们在那个过程中看到了无尽的苦难、不幸、混乱、扭曲和堕落。
显然，时间的过程不具有革命性。在时间的过程中，没有改变，只是不断地延续；除了认知，别无他物。只有当你彻底结束时间的过程、结束自我的行为，才会有革命，才会有改变，才会有新东西出现。
觉察到“我”的整个活动过程，头脑要怎么办？只有更新，只有革命——不是走一条进化的路，不是走一条“我”成为什么的路，而是彻底终结“我”——才会有新东西出现。时间的过程无法带来新东西，时间不是创造之道。
不知你们当中谁享受过创造的时刻。我不是指把某个想法付诸实践的创造，我所说的创造的时刻是指不在认知的时刻。那一刻，有一种非凡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中“我”消失了，也就是认知的行为停止了。如果我们有所觉察，就会看到在那个状态中，不存在一个在记忆、翻译、识别、认同的经验者；不存在思想的过程，即与时间有关的过程。在那种创造的状态中，在那种创造新事物的状态中，在那无始无终之中，“我”停止了所有的活动。
我们的问题显然就是：头脑是否能处于那个状态，不是有时，不是偶尔，而是——我不会用“永恒”或“永远”之类的词，因为那就关系到时间了——而是抛开时间处于那种状态中。显然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重大的发现，因为那就是爱的大门；所有其他的门都是自我的行为，哪里有自我的行为，哪里就没有爱。爱无关时间。你无法练习爱。如果你练习爱，那它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的行为，它希望通过爱来达到目的。
爱与时间无关。你无法通过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通过任何训练、任何认同来邂逅爱，那些过程都涉及时间。头脑，只熟悉涉及时间的过程，它无法认出爱。爱是唯一恒久常新的东西。由于大多数人在培育头脑，那个结果涉及时间，所以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爱。我们谈论爱；我们说我们爱他人，爱我们的孩子、妻子、邻人，还说我们爱自然；然而一旦意识到我们在爱，自我的活动就出现了，因此就不再是爱了。
只有通过关系才能了解头脑的整个过程——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身投射的关系，与周围万事万物的关系。生活就是关系。即使我们也许想从关系中抽身而出，但我们永远生活在关系之中。虽然关系令人痛苦，但我们不能逃避，不能孤立自己，不能去做个隐士之类。所有这些方法都是自我在活动。看到这整个图景，意识到时间呈现为意识的整个过程，如果没有任何选择，没有任何明确坚定的意图，没有对结果的欲望，你就会看到这个时间的过程自动停止了——那并不是引导的结果、欲望的结果。只有那个过程停止的时候，爱才会出现，它是恒久常新的。
我们不必去追寻真相。真相并非远在天边。那就是关于头脑的真相，关于一刻接一刻的头脑活动的真相。如果我们觉察到这种一刻接一刻的真相，觉察到时间的整个过程，那份觉察就会释放意识或能量，也就是释放智慧与爱。只要头脑把意识当作自我的活动，时间就会出现，它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冲突、所有的不幸、所有有目的的欺骗就会出现。只有了解了这整个过程，头脑停工，爱才能降临。
时间与转变
我们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要转变，时间是必要的：我是这样的，要把我实际的样子变成应该的样子需要时间。
我想稍微谈一谈什么是时间。我认为，只有了解时间的整个过程，才能经验到那无始无终的真实之物的美、丰盈与意义。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追寻一种幸福和丰盈的感觉。显然，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有着真切的幸福与丰盈的生活，是无关时间的。那样的生活，正如爱，是无始无终的。要了解无始无终之物，绝不能指望时间，但我们要了解时间。我们绝不能利用时间来获得、认识和理解那无始无终之物。我们大半辈子一直在做的事就是：花时间努力理解那无始无终之物。所以，要了解我们所指的时间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因为我认为从时间中解脱是可能的。把时间看作一个整体而非局部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奔走在从此时间到彼时间的征程上，认识到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不是指顺时流逝的时间，不是指分钟、小时、日和年的那个时间，而是指与心理记忆有关的时间。我们依赖时间而活，我们是时间的结果。我们的头脑是许许多多个昨日的产物，而现在只是过去通向未来的渠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存在，就建立在时间之上。没有时间，我们无法思考，因为思想就是时间的结果，思想就是许许多多个昨日的产物，而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思想。记忆即时间；因为存在着两种时间，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存在着由钟表来呈现的昨日和由记忆来承载的昨日。你不能拒绝物理时间，那就不可理喻了——你会错过你的火车。但物理时间之外还存在着任何时间吗？显然，存在着昨日这样的时间，但存在着头脑所惦念的时间吗？离开头脑还存在时间吗？显然，心理时间就是头脑的产物。没有思想这个基础，就没有时间——这时间不过是昨日的记忆，它跟今日有关，并影响明日。也就是说，关于昨日的经验的记忆，对现在作出反应，从而创造了未来——这依然是个思想的过程，是头脑的方式。思想过程导致了时间中的心理过程，但那是真实的吗？像物理时间那样真实吗？那个时间跟头脑有关，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了解永恒，了解无始无终之物吗？我说过，幸福与昨日无关，幸福不是时间的产物，幸福总是当下的，是一种无始无终的状态。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心醉神迷之时，当你处于一种创造性的喜悦中，当你看到一片明亮的云团被乌云所包围，在那一刻，时间并不存在：只有即刻的当下。头脑在这当下的经验之后就介入进来，记下它并希望延续它；头脑自身积累得越来越多，因而制造了时间。所以，时间是被“更多”制造出来的；时间是获取，时间也是分离，但仍然是头脑的一种获取。因此，只是在时间中训练头脑，只是在时间的框架中制约思想，也就是制约记忆，显然是无法披露那无始无终之物的。
转变是个时间问题吗？我们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要转变，时间是必要的：我是这样的，要把我实际的样子变成应该的样子需要时间。我贪婪，有着贪婪引起的困惑、敌意、冲突和痛苦；要实现转变，即变得不贪婪，我们认为必需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时间被认为是改进事物、达成事情的途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暴力、贪婪、嫉妒、愤怒、邪恶或暴躁。要改变实情，时间是必要的吗？首先，为什么我们想要改变实情，想要带来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令人失望：它制造冲突、干扰；由于不喜欢那种状态，我们就想要更好、更高贵、更理想的状态。因此我们渴望转变，因为现状痛苦、不快、充满冲突。时间能克服冲突吗？如果你说它会被时间克服，那你就仍然活在冲突中。你也许说需要二十天或二十年来摆脱冲突，来改变你现在的状态，但在那段时间里你仍然身陷冲突，因此时间无法带来转变。如果利用时间来取得一种品质、一种美德或者一种生存状态，那我们就只是在拖延或逃避真实的状况。我认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在我们与他人息息相关的世界里，即在社会中，贪婪或暴力引起痛苦和干扰；意识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这种我们称之为贪婪或暴力的状态，我们对自己说：“假以时日，我会摆脱的。我会实践非暴力，我会实践不嫉妒，我会实践和平。”那么，你想要实践非暴力是因为暴力是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一种冲突的状态，你认为假以时日你会达到非暴力，克服冲突。实际上怎样呢？你身陷冲突却指望达到没有冲突的状态。那么，那种没有冲突的状态是假以时日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因为，在你达到非暴力状态的过程中，你仍然处于暴力的状态，因而仍然处于冲突之中。
我们的问题就是，冲突、干扰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被克服吗？不管是几天、几年还是几辈子？如果你说“我会在一段时间后实践非暴力”，那会怎样？实践本身就表示你处于冲突之中，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在抗拒冲突，就不会去实践；你说为了克服冲突，抗拒冲突是必要的，而要抗拒，你就必须有时间。但对冲突的抗拒本身就是一种冲突。你耗费能量抗拒冲突，抗拒你称之为贪婪、嫉妒或暴力的那些冲突，但你的心仍然处于冲突之中，因此依赖时间来克服暴力的过程是错误的，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要摆脱那个过程。然后你就能真实地存在——你有着心理上的障碍，你就是暴力本身。
要了解任何事情、任何人或任何科学问题，什么是关键，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安静的头脑，不是吗？一个专心了解的头脑。那并不是一种排外的状态，并不是努力专注的状态——那还是在努力抗拒。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什么，头脑立即就会安静下来。当你想要听音乐或看一张你喜爱的、很有感觉的图片时，你的头脑是怎样的状态？立即就安静了，不是吗？当你听音乐时，你的头脑不会神游四方，你就是在听。同样的，当你想要了解冲突，你完全不再依赖时间；你只是简单地面对实情，也就是冲突。然后很快头脑就安静了，停下来了。如果你不再依赖时间来转变实情，只因你看到了那个过程的谬误，那你就会直面实情；由于你有了解的兴趣，头脑自然而然就会安静。在那种警觉却被动的头脑状态中，就存在着了解。只要头脑还处在冲突、责怪、抗拒、谴责中，就不可能有了解。如果我想了解你，就绝不能谴责你，显然如此。正是那个安静的头脑、寂然不动的头脑带来了改变。当头脑不再抗拒，不再逃避，不再摒弃或批判实情，而是简单被动地觉察，在那种被动中，如果你真的在探究问题，你就会发现——转变产生了。
革命只能发生在现在，而不在未来；新生就在今天，而不在明天。如果尝试一下我刚才所讲的，你会发现立即就有新生，一种崭新、鲜活的品质；因为当头脑有兴趣时，当它有了解的欲望或意图时，它总是静止不动的。大多数人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了解的意图，因为我们心有所惧，我们害怕如果有所领悟，也许会掀起一场生活革命，我们可不要这样。如果我们利用时间或某个理想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那是防御机制在作怪。
因此，新生只能发生在当下，而不在未来，不在明天。一个人，如果依赖时间来获得幸福、认识真理或上帝，那他只是在欺骗自己；他活在无知之中，因而也就活在冲突之中。一个人，如果看到时间不是摆脱困境的方法，并因而从这个错误中摆脱，这样的人自然就有了解的意愿；因此他的头脑会自动安静下来，无需强迫，无需练习。当头脑寂然不动，没有在寻求答案或解决方法，当它既不抗拒也不逃避——只有那时才会有新生，因为那时头脑就能了解什么是真实。带给你自由的是真相，而不是你想要自由的努力。
力量与领悟
只有当头脑彻底摆脱了分析者、经验者及被经验之物，才可能有真相。
我们看到，社会、人心、各种私人关系和团体关系都需要彻底的改变，怎样实现这个改变？如果我们遵循头脑投射的某个模式，遵循精心制订的某个合理计划来达成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就仍然在头脑的领域，因此不管头脑计划了什么，都会变成目标和愿景，我们会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来实现它。如果你怀着这样的主张，那么人类就不过是头脑制造的产品，头脑意味着遵循、强迫、残酷、独裁和集中营——所有这一类事情。如果我们崇拜头脑，就会发生那一切，不是吗？如果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我看到了规范、控制的徒然，如果我看到形形色色的压抑只是强化了“我”和“我的”，我该怎么办？
要全面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什么是意识。不知你们自己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还是只是引用权威们对意识的看法？不知你是怎样从自己的经验、从自己对自我的探究中了解意识的含义的——不仅包括日常活动的意识，也包括内心深处隐秘的、更为丰富、更难以了解的那部分。如果我们要讨论内心的根本变化，进而是世界的根本变化，讨论在这种变化中唤起一种洞察力，一种热情、热诚、信念、希望和笃定，那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必要动力——如果要了解那一切，不是有必要探究这个意识的问题吗？
我们明白头脑表层的意识是什么意思。显然，那是一个思考过程，也就是思想。思想是记忆的结果，是语言表述的产物；它是为了交流而对某些经验进行命名、记录和储存。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各种压抑、控制、惩罚和纪律。这一切我们都相当熟悉。如果再深入下去，还有整个种族的积累、隐秘的动机、集体和个人的野心、偏见，那些都是感觉、交流和欲望的结果。这整个意识，隐秘的部分以及公开的部分，都集中在那个“我”、那个自我的观念上。
我们讨论怎样实现改变的时候，通常指的是意识表层的改变，不是吗？通过决定、结论、信仰、控制、抑制，我们挣扎着达到想要的、渴望的表层目标，我们希望借助头脑深层的无意识达到那个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披露我们的深层是有必要的。但在表层和所谓的深层之间有着无尽的冲突——所有的心理学家，所有追求自我认识的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种内在的冲突会带来改变吗？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不就是：怎样实现我们内心彻底的改变？只是表层的改头换面有用吗？了解意识即“我”的不同层面，披露过去，披露从孩提时代到现在为止的各种私人经验，查看审视内心来自父亲、母亲、祖先、种族的集体经验以及我所处的特定社群的制约——分析那一切会带来改变吗？那种并非只是调整的改变。
我感觉到，显然你也一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根本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一种反应，不是环境所需迫不得已的产物。要怎样实现这样的改变？我的意识就是人类经验的总和以及我与当下的交汇接触，那会产生改变吗？研究我自己的意识，研究我的行为，觉察我的思想和感受，平心静气地观察而不谴责，那样的过程会带来改变吗？通过信仰，通过认同，以一个投射的意象为目标，美其名曰“理想”，那样会有改变吗？那一切不都意味着真实的我和应该的我之间的某种冲突吗？冲突会带来根本的改变吗？我始终挣扎在自我和社会之间，不是吗？在我真实的样子和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之间存在着无尽的冲突。这样的冲突、这样的挣扎会带来改变吗？我看到改变是必要的；查看意识的整个过程，挣扎，训练，实践各种压抑的方法，我会有改变吗？我感觉到，这样的过程是无法带来根本的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完全确定无疑。如果那个过程无法实现根本的转变，无法实现内心深处的革命，那要怎么做才可以？
要怎样实现真正的革命？实现那种革命的力量或创造性能量是什么？它要怎样释放出来？你试过了持戒自律，你试过了追求理想和各种思辨理论；那些理论认为你就是上帝，认为如果你能领悟到神性或经验到宇宙的大我，经验到最高的存在之类的，那么那份领悟本身就会带来根本的变化。会吗？你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真相，你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围绕着那个假定建立起各种理论、推测、信仰、教义、假说，你根据那些东西生活；你按照那个模式思考、行动，你希望那种方式能带给你根本的变化。可行吗？
假设你认为，就像大多数所谓的宗教人士认为的那样，在你的内心深处，从根本上讲，蕴藏着真相的本质；如果你培养美德，进行各种训练、控制、压抑、否定、牺牲，就能接触到那个真相，然后所需的改变就会产生。这种假设不仍然是思想的一部分吗？它不是一个受局限的头脑的产物吗？这个头脑从小就养成了按照某种方式、某个模式思考的习惯。你制造了意象、观念、理念、信仰、希望，然后指望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带来彻底的变化。
我们必须首先看到“我”、看到头脑极其细微的活动，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中的观念、信仰、思考并把那一切放到一边，因为它们都是骗人的，不是吗？别人也许经验到了真相；但如果你没有经验到，去思索或想象你自己本质上是某种真实、永恒、神圣的东西，又有什么好处？那仍然是在思想的范畴里打转，任何源自思想的东西都是有局限的，都是涉及时间和记忆的东西，因此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是推理，不是想象也不是犯傻，而是真正看到其中的真相，即头脑的任何活动，推理性的探求、哲学式的求索、任何假设、任何想象或希望都不过是自我欺骗——那么，能带来根本改变的创造性的能量、力量到底是什么？
也许，来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启用了意识头脑；我们跟随着论据，或反对或接受，或看得清楚或还模模糊糊。要进一步探讨，要有更深入的体验，就需要一个安静而警觉的头脑来弄清楚问题，不是吗？这不再是在追求观念，因为，如果追求观念，那就是一个思考者在追随别人说过的话，所以立即就制造了二元对立。如果想要深入探究这个根本变化的问题，不是有必要让活跃的头脑安静下来吗？显然只有当头脑安静下来，关于思考者和思想、经验者和被经验之物，观察者和被观察之物分化为二的问题，其中的艰深和复杂含义才能被了解。只有当思考者和思想合二为一，只有当思考者控制思想这样的二元对立不存在时，这种创造性的心理革命，也就是没有“我”的状态才会产生。我认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释放创造性的能量，并反过来实现根本性的革命，破除心理上的“我”。
我们知道权力的方式——通过支配获得权力，通过规范获得权力，通过强迫获得权力。我们希望通过政治权力推行彻底的变革，但那样的权力只会滋生更多的黑暗，暗藏解体的罪恶并导致“我”的强化。我们熟悉个人或团体以各种方式各取所需，但我们从未尝试爱之道，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要存在思考者，存在“我”那个中心，爱就没有可能。认识到这一切，我们要怎么办？
显然，唯一能实现根本性变化，带来创造性心理释放的，就是每日的警觉，就是一刻接一刻地觉察我们的动机，觉察意识和无意识。当我们认识到规范、信仰、理想只是强化了“我”，因此毫无用处——如果我们一天天地认识这一点，看到其中的真相，当思考者一直把自己与他的思想、他的观察、他的经验分开，不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只要思考者脱离他的思想而存在，即试图支配它的思想，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只要“我”是那个观察者，那个聚集经验、借助经验强化自身的人，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变化和创造性的释放。只有当思考者与思想融为一体，创造性的释放才会产生——但不能动用任何努力来弥平思考者和思想之间的隔阂。当头脑认识到任何的思考、任何的语言表达、任何形式的思想都只是强化了“我”，当它看到只要思考者抽离于思想而存在，就必定有局限，必定有二元对立的冲突——当头脑认识到那一点，它就会警觉，就会不断地觉察到它是怎样把自己从经验中分化出来，维护自身并寻求权力的。在那样的觉察中，如果头脑追踪得更加深入、更加广阔，却并没有寻求一个结果和目标，那种思考者与思想合一的状态就会出现。在那种状态中，没有努力，没有要成为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欲望；在那种状态中，“我”并不存在，因为一种无关头脑的改变已经产生了。
只有当头脑一片空静，才有创造的可能，我可不是在说大多数人会有的那种肤浅的空静。大多数人有一种肤浅的空静，这表现在我们总是渴望找点乐子。我们想要娱乐，所以就去看书，听广播，听讲座，找专家；头脑在一刻不停地填充自己。我也不是在谈无思无虑的那种空静。相反，我在谈的那种空静需要经历一番深思熟虑，它是头脑看到自身制造幻觉的能力并从中超越的结果。
只要存在一个思考者，只要它抱着积累经验、强化自身的目的在等待、关注和观察，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空静状态。头脑能清空所有的符号、语言及其感觉吗？那样一来，就不存在一个一直在积累的经验者了。头脑能彻底抛开所有的推理、经验、负担和权威而进入空静的状态吗？当然，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你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从未试过。然而，可以的话请容我提议，听一听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让它播下一颗种子。如果你真心倾听它，如果你不抗拒它，它就会开花结果。
只有新东西才能带来改变，而不是旧东西。如果你追求旧的模式，任何的变化就都只是旧东西的改头换面；其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只有头脑本身焕然一新，创造才能产生；只有当它能够看到自身的所有活动，不只是表层活动，还有深层的活动，它才能更新自己。当头脑看到自身的活动，觉察到自身的欲望、需求、冲动、追求，觉察到它在制造自己的权威和恐惧，看到自身中由于规范、控制而造成的抗拒，以及投射为信仰和理想的希望——当头脑看透这整个过程，它就能抛开一切，焕然一新地进入创造性的空静状态吗？如果你能毫无成见地试验一下，如果你没有抱着要经验到那个创造性状态的企图，就会搞清楚它能还是不能。如果你想经验到那种状态，你会如愿；但你所经验到的并非创造性的空静，那不过是欲望的投射。如果你渴望经验到新东西，你就只是沉溺于幻觉；但如果你开始观察，开始时时刻刻地觉察你自身的活动，开始像照镜子一样关注你自身的全部过程，那么，随着你探究得越来越深，就会来到这个空静的终极问题，只有在空静中，才能有新东西。
真理、上帝什么的，是不可经验的，因为经验者是时间的结果，是记忆和过去的产物，只要存在经验者，就不可能有真相。只有当头脑彻底摆脱了分析者、经验者及被经验之物，才可能有真相。然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你会看到改变不请自来，看到那种创造性的空静状态是不可培养的——它就在那里，它悄然而至，无须邀约。只有在那种状态中，才有重生、更新和变革的可能。
第二部分 已知与未知
论当前的危机[1]
人并不重要——系统、观念变得重要了。
提问者（简称“问”，下同）：你说当前的危机史无前例。它在哪方面不同以往呢？
克里希那穆提（简称“克”，下同）：显然，当前整个世界的危机不同以往，史无前例。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危机一直在来来去去；经济衰退、萧条到来，一切不过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我们都知道那些；我们对那个过程很熟悉。显然，当前的危机是不同的，不是吗？它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涉及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具体的实物，而是观念。危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我们为观念争辩，我们把杀人合法化。世界各地都在把杀人合法化（这里指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编者注），把它当做达成正义的手段，这一点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以前，邪恶就是邪恶，杀人就是杀人，但现在，为了达到高尚的目标，你可以杀人。杀人，不管是杀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是合法的，因为杀手或者杀手代表的集团声称，杀人是为了达到一个有益人类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未来牺牲现在——采取什么手段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宣称其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所谓的有益人类的目标。因此，那意思就是说，一个错误的手段会产生一个正义的结果，而你们通过编织理论美化错误的手段。在以往发生过的各种危机中，主要都是对物的利用，对人的利用，现在却是对观念的利用，这更为有害，更为危险。因为利用观念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相当具有毁灭性的。我们已经领教了宣传的威力，那是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利用观念改造人类。这就是目前全世界的现状。人并不重要——系统、观念变得重要了。人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我们可以毁灭千百万人，只要我们打造一个目标，一个被观念美化的目标。我们有一个宏伟的思想结构，我们用它来美化邪恶，显然这是史无前例的。邪恶就是邪恶，它无法带来美好。战争不是获取和平的途径。战争也许能带来一些次要的好处，比如效能更好的飞机，但它不会为人类带来和平。理智上，战争被说成是获取和平的途径，当理智在人类生活中占了上风，它就会造成空前的危机。
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表明这是一个空前的危机。其一，人类极度重视感官价值、财产、名誉、阶级和国家，极其重视特定的某个标签。你要么是印度教徒，要么是基督徒。名誉和财产、阶级和国家，变得头等重要，这意味着人类困在了感官价值中，困在了物品的价值中，不管是头脑还是手工打造的物品。手工或头脑打造的物品变得凌驾一切，我们为了它们屠杀、毁灭、清算彼此。我们已濒临悬崖的边缘；每一个行为都在把我们带向那里，每一个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带向悬崖，拖入混乱无序的深渊。因此危机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前所未有的行动来解除它。要走出那个危机，需要采取不依赖于时间的行动，它不是建立在观念、体系之上的行动，因为任何基于体系和观念的行动，必然导致挫折。这样的行动只会换另一条路把我们带向深渊。因为危机前所未有，必然也需要前所未有的行动来解除它，意思就是，个人的革新必须是即刻的，而不是一个依赖时间的过程。它必须现在就发生，而不是明天。因为明天是一个衰败的过程。如果我打算明天才改变自己，我就引入了混乱，我就仍然陷于败坏的境地。可不可能现在就改变？可不可能马上、立刻就改变我们自己。我认为是可能的。
关键在于，由于危机的空前性，要应对它必须有一场思维的革命。这场革命不能靠他人、靠任何书籍、任何组织来促成。它必须通过我们，通过我们每个人。只有那时候，我们才能缔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结构，远离这样的恐怖，远离这些正在累积、汇聚的极度破坏性的力量；只有当你作为个人开始在每一个思想、行动和感觉中觉察自己的时候，这样的转变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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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克氏在本篇文章中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世界危机，探讨危机产生的心理根源以及其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编者注
论民族主义
对宏大之物的认同，对国家、对观念的认同，显然是一种自我扩张的形式。
问：如果民族主义消失，会出现什么？
克：显然是智慧。但恐怕这个问题想问的并不是这个。它实际想问的是，什么可以替代民族主义？任何替代都是无法带来智慧的举动。如果我脱离一种宗教加入另一种，或者脱离一个政党随后加入另一派，这种不断的替代表明的是一种毫无智慧可言的状态。
民族主义怎样消失？只有依靠我们了解它的全部含义，查看它，觉察它外在、内在的每个行动的意义。在外部，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引起分化、战争和破坏，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在内部，在心理上，这种对宏大之物的认同，对国家、对观念的认同，显然是一种自我扩张的形式。我生活在一个小村庄或大城镇之类的地方，我默默无闻、微不足道；但如果我把自己与一个宏大之物、跟国家相认同，如果我称呼自己是印度人，这就迎合了我的虚荣，带给我满足、声望和一种幸福感。对于那些认为自我扩张是必要的人而言，那种与宏大之物的认同，是一种心理需要，它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因此，民族主义不但制造了外在的冲突，而且还造成了内在的挫折。当我们了解了民族主义，了解了民族主义的整个过程，它就消失了。要了解民族主义，需要智慧，需要仔细地观察，探究民族主义的整个过程。智慧就源自那样的查看，然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什么来替代民族主义。一旦你用宗教替代民族主义，宗教就会变成另一种自我扩张的方式，另一个心理焦虑的源头，一种通过信仰满足自己的方式。因此，任何一种替代，不管多么高尚，都是一种无知。这就像有人用嚼口香糖或槟榔之类的来戒烟，然而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了烟、习惯、感官、心理需求等的整个问题，就不会再吸烟。只有智慧在增长，在起作用时，你才能了解，但如果存在替代品，智慧就没有起作用。替代只是一种自我贿赂，引诱你不做这个却做那个。只有智慧才能消除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智慧不是仅仅通过考试、研究书本得到的。当我们在问题产生时即进行了解，智慧就产生了。当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了解问题，不但了解它的外部也了解它的内部，了解心理方面的寓意，那么，在那个过程中，智慧就形成了。所以，有智慧就不会有替代；有智慧，民族主义这样的行为，就会消失。
何须精神导师
显然，如果你很幸福，如果你没有问题，如果你对生活了然于心，就不会去找任何古鲁。
问：你说古鲁是不必要的，但没有明智的帮助和指导，我要怎样找到真理？只有古鲁才能提供那些。
克：问题在于古鲁是否必要。我们可以借助他人发现真理吗？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行。我们想要弄明白这当中的真相，而不是要得出一个我的观点来反对别人的观点。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观点。要么是，要么不是。你是否应该有一个与古鲁无关观点。事情的真相不取决于观点，不管那观点多深刻、多博大、多风行、多普遍。实际上，事情的真相需要被发掘。
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古鲁？我们说我们需要古鲁，因为我们困惑，而古鲁能提供帮助；他会指出什么是真理，他会帮我们了解，他对生活知道得比我们多，他会像父亲、像导师一样在生活中指导我们；他经验丰富，而我们所知甚少；他会用他不平凡的经验帮助我们，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去找一位导师是因为你困惑。如果你心思洞明，就不会去接近古鲁。显然，如果你很幸福，如果你没有问题，如果你对生活了然于心，就不会去找任何古鲁。希望你能看到这一点的意义。因为困惑，你就去寻找导师。你找他，希望他给你指出一条生活之道，从而厘清你自身的困惑，找到真理。你选择古鲁，是因为你困惑，你希望他会给你答案。也就是说，你会选择一个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的古鲁；你根据他是否让你满意来作出选择，你的选择取决于他是否让你满意。你不会选择一个要你“依靠你自己”的古鲁。你根据自身的偏见作出选择。所以，你并不是在寻找真理，只是在寻找脱离困惑之道，因为你是根据是否让你满意在选择古鲁。脱离困惑之道被误称为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