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军——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报复。毕竟你美军可能打完就走，游击队的人可是要跟我们长期相处。H上校的策略就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
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愿意跟美军合作了，甚至慢慢地，双方开始交谈。
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一个伊拉克人，你就是在为敌人工作。
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他说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新疆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和以色列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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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乌市暴恐案暴恐分子老家：警车不多维稳标语不少》，http://news.sina.com.cn/c/2014-05-27/084530239222.shtml
合弄制：一种新的管理方法
即使生活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不是每年都能看到一个有可能改变世界的颠覆性创新。但我最近听说了一个新的管理方法，却的确有这样的潜力。这个方法叫作“Holacracy”，这是一个2007年才被发明出来的词，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译为“合弄制”。最近一个大新闻是常有惊人之举的在线零售商Zappos决定全面改组，成为第一家实行合弄制的千人以上公司。而在此之前，时间管理系统GTD的发明人David Allen的公司和Medium.com等公司和非营利机构已经实行合弄制了。
合弄制，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不同于传统公司管理的组织结构方式。它的创始人Brian Robertson甚至不管它叫“管理”，而叫“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一般公司都有不同等级的管理层，治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权体制，上层决策下层执行。而在一个合弄制的公司中，并不存在固定的管理人员和上下级关系，而且还实行民主决策——这两句话说着简单，但是任何一个稍有管理经验的人都会立即认为这不太靠谱了。实际上，合弄制引起了很多误解，比如有一个新闻标题就是《Zappos尝试“零管理”模式：或将“炒”了全部管理层人员》。
合弄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管理任何一个组织的逻辑。
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痛恨上课点名，曾经跟一个哥们一起去找校领导提意见。我说，任何强制性的制度都不是好制度。如果这个老师课讲得好学生自然愿意去听，再者你还可以用考试成绩刺激学生上课。市场自动调节，不比行政管理强吗？
其实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早在1937年罗纳德·科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还必须要有公司？为什么不让个人自己进行价值交换，非得要有等级制、讲纪律的组织？科斯的答案是，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只要人数稍微多一点，让这些人通过讨价还价互相之间达成协议再去合作一件事情，都意味着极大的交易成本，远不如找个管理人员直接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成立组织、建立上下级关系、制定纪律，这些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可是任何组织机构一旦成立，它自身的生存就成了它的第一目的，机构会自我保护，领导会把保住权力作为首要任务。这样一来，组织越大其管理费用就越高，交易成本不成比例地增加，办公室政治和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组织变得越来越僵化。大公司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往往不如小公司，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领导者都要思考这个悖论，但是这个悖论并不是无解的。CNN最近采访Zappos CEO谢家华，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一个城市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人均创新会增加，可是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这个公司的人均创新反而会减少？
这是因为在城市里人和商业都是自发组织的，而在公司里你得听命于上级。“市长”不是城市的CEO，他并不直接或间接管理市民或任何一家公司。一个公司要卖什么产品，一个自由职业者要搞什么创作，自己就做主了，根本没有“上级领导”可供请示。像这样的自由个体越多，他们之间互相碰撞出火花的可能性就越大，创新当然越强。换句话说城市是个市场机制。
既然如此，解决大公司问题的出路就是效法城市！在公司内部实行分权，让下属部门能够自治，甚至一直分权到最基层员工。这个思想当然也不新，丰田汽车生产线和Whole Foods公司都是分权的好例子，这还不算我们中国早就有“鞍钢宪法”。互联网时代使得分权的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容易，比如几年前有本书叫Here Comes Everybody（中文版《人人时代》，又叫《未来是湿的》），就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尝试。
但是合弄制，并不是一般的分权改革，它是一种非常严格，而且相当复杂的组织管理方式。我仔细研读了holacracy.org网站，还看了一遍Brian Robertson的讲座视频，感觉任何公司实行这套系统简直就是给电脑安装一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
合弄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以工作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不管是公司还是非营利组织，合弄制首先要求你是一个“有目的的组织”（purposeful organization）。组织的目的可以是赚钱，可以是为顾客服务，也可以是改变世界。但目的跟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文化”不同——你的目的和你的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而你工作就是为了缩小这个差距以达到目的。国家可以没有目的，家庭可以没有目的，同学会可以没有目的，但是公司必须有目的。组织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了组织中的人员自己服务。合弄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要能够判断各项工作是否符合这个目的。
明确了公司的总目的，公司就可以通过管治会议（Governance Meeting）来根据这个目的把工作分块，并把它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功用。假设我们公司的目的就是通过在网上卖鞋赚钱，那么具体的功用就是采购、市场营销、客服等。这些功用与传统公司的各个部门有本质区别。首先决定应该有什么功用的过程是集体讨论决策的，不是CEO一个人说了算，其次功用可以是临时的，完成任务就撤销，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全是分配工作，而不是分配人。
管制会议定下功用之后，给每个功用成立一个“圈（Circle）”，同时决定每个圈中需要的“角色（Roles）”。圈就是角色的集合。比如客服这个圈里可能需要接电话的角色、维护网络的角色等。每个角色有自己明确的职责和权力，都写在这个角色的说明书上。
传统公司是人员组织结构固定，把工作往人身上分，而合弄制则是工作职责固定，把人往工作上分。每个圈有一个“链长（Lead Link）”，这是一个具体的人。链长对自己圈的工作没有决定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往自己圈里的角色中放人。他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邀请任何人来填充角色，并且有权在认为一个人没有做好自己角色的时候将其从角色上踢出。所有圈里的重大决策都由这个圈里所有角色参加的管治会议民主讨论决定。而在日常工作中，每个人则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你干什么。你根据自己的角色的职责和权力自己决定干什么。
每个圈的管治会议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圈中再成立“子圈”，规定每个子圈的功用和子圈中有些什么角色，并由链长指定每个子圈的链长。子圈中还可以又有子圈，如此层层嵌套，就如同人体分为器官、组织、细胞等等。每一个圈的管治会议，由直接属于这个圈的全体角色，以及这个圈直接下属每个子圈的一个代表参加。
如此看来合弄制并非是没有管理或者没有等级的体制。各层圈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一个圈之内实行民主，但上级圈直接决定子圈的目的和角色功用，而且链长有绝对的人事权。但关键在于，这些管理和等级都是针对工作，或者说是针对角色的，而不是针对人的！
合弄制的一个妙处在于每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角色！你可以是某个高层圈的链长，又同时是某几个低层圈的普通角色。个人并没有固定的职称。如此一来员工没必要畏惧任何一个链长，完全是此处不留爷还有多个留爷处的局面。也许只有在一个角色也找不到的情况下你的这份工作才面临危险。合弄制中人与人之间的确实现了理论上的平等，比如Brian Robertson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就同时有二十多个角色，他在多个链长“手下”工作。
传统公司中员工想的往往是往上爬，而公司的利益在于把事做成。在合弄制中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传感器，他随时判断公司是不是正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看人们做的事是否符合公司文化。如果发现有问题，他就可以在管制会议上提出来。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用等开会，他自己就可以行动。这种自主权和管制会议上的民主，可以大大减少办公室政治。通过这种机制，适合高层圈的领导者仍然能慢慢涌现出来，但合弄制的主题思想是让更多的人负责，是分权。
这样来说，越是大公司才越应该搞合弄制。可是越是大公司越不容易改组成合弄制，因为这套系统太过复杂，而且与传统公司管理方式区别太大。Robertson的做法是派人作为教练进入你的公司，手把手教你怎么做。一开始，教练会要求公司的CEO签署一份“合弄制宪法（Holacracy Constitution）”，同意放弃自己的大部分权力给管治会议。你将来觉得不好可以随时取消合弄制，但是只要合弄制存在一天，你就必须遵守这个宪法。
这个“宪法”的说法并不只是象征意义，因为实行合弄制就等于从专制变成法治！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自主行事，而不是按照传统的上下级关系行事，更不必效忠于任何个人。这难道不就是法治的本质吗？这不就是城市里做事的做法吗？
仔细想想，其实这个合弄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警方遇到大案往往会从各个部门，甚至本辖区以外的其他公安局，招兵买马成立专案组。医院遇到疑难杂症会邀请各路名医搞会诊。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为了一个课题好几个不同大学和研究所的人合作研究更是家常便饭。在这些临时组织中人们的工作方式就很类似于合弄制，先有工作后找人，来了互相商量着办，而且事了拂衣去、对事不对人。
Robertson本是个程序员，2001年开了家软件公司，他开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软件，而是为了实验让人与人怎么在一起工作最好。合弄制的思想起源于Arthur Koestler 1967年出的一本书，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此书影响巨大，认为自然界的东西大多是由“合弄结构（holarchy）”层层嵌套组成的，比如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等。每个合弄结构中有“合弄（holons）”，合弄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但是他们又为了所在合弄结构的功用而互相协作。Holacracy这个词就是从holarchy而来，holarchy又是Koestler造出来的。此前中文世界已经有了“合弄结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可以把Holacracy翻译成“合弄制”。Robertson正在写一本叫作Holacracy: Evolution for Organizations的书。
已经有多个国家的若干个公司开始实行合弄制。Zappos本来2009年就被亚马逊收购，但仍被允许独立运营，一向敢为天下先的谢家华得以拿自己这个大公司做一把实验。也许未来几年内合弄制就会在全世界流行并引发一场管理革命，甚至其影响力还可能超越公司，乃至于改变事业单位甚至政治组织。即便失败，合弄制也只不过是美国公司对管理创新的众多探索的一种，而现在似乎类似的探索非常流行。
在Robertson的讲座中有人问他合弄制到底有什么好处，Robertson说好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职权非常透明，公司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另一点，公司可以更加容易做出改变，能够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
不过在我看来合弄制还有一个好处。普通员工会很喜欢这种体制！谁不爱平等和民主？
[1]
http://www.chinaz.com/start/2014/0102/333779.shtml
[2]
http://www.cnn.com/2014/03/05/opinion/logan-zappos-holacracy/
[3]
http://holacracy.org/resources/video-introduction-to-holacracy
[4]
唐任仲 狄瑞坤，《合弄及其在制造领域中的应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9年3月。http://wenku.baidu.com/view/6fcaf7d5c1c708a1284a44aa.html
该死就死的市场经济
我想讲两个关于进化的故事和一个关于垄断的故事，听完你可能会发现，一般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错的。
进化生物学家John Endler拿南美洲的孔雀鱼做过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实验。他搞了十个鱼池来养这种长度只有两厘米的小鱼，每个池子底部有不同的鹅卵石或者碎石图案，并在一些池子中放入强弱不一的捕食者。结果仅仅过了十四个月各鱼池的情况就变得很不同。没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多有漂亮多彩的花纹，而那些生活在有捕食者的鱼池中的孔雀鱼都长得非常平庸，没什么色彩，身上的纹路也与池塘底部的石头相一致，就好像为了自我保护故意长成这样似的。
从外人眼光看来，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文艺青年，长有彩色花纹的雄鱼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而如果连生存都受到威胁，那还是低调点好。
除了速度特别快之外，Endler的实验与一般生物进化并无区别。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简单实验体会一下进化的智慧。
其实鱼生育的时候，并不能主动选择自己的后代长什么样，遗传变异完全是随机的。面对自然选择，鱼与鱼之间并非互相厮打着搞“竞争”，而纯粹是各自分别和环境对赌，谁赌对了谁就生存和繁衍下去。表面上看，盲目的变异和赌博似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这其实是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环境的最佳办法。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你最好还是什么样的后代都随便生一点。
关键词是“不知道”。跟一般人的直觉相反，进化其实是没有方向的，自然选择并不考虑物种的意见，物种能不能适应纯属偶然。进化看似盲目，却可能是在复杂世界中找到答案最有效率的办法。事实上，科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用模仿进化的办法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这个做法叫作“遗传算法”。
设想一个有10×10总共一百个格子的棋盘，每个格子代表一个房间，其中一半的房间被随机选中放了一个易拉罐作为垃圾。一个只能看到自己当前以及前后左右临近房间的机器人的任务是收集这些易拉罐。你能不能给机器人编制一个策略，让它根据自己看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动作，从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捡到最多的垃圾？
这是圣达菲研究所的女计算机科学家Melanie Mitchell用来研究遗传算法的一个例子。Mitchell自己先设计了一个尽可能智能的策略。这个策略也不太难，比如说，作为一个视力有限而且没有记忆力的机器人，如果你所在房间内正好有一个易拉罐，你要做的显然是把它捡起来；如果没有，你就往别处找找。在理论上的最高分是500分的情况下，这个人为设计的策略得了346分。可是Mitchell用遗传算法，让计算机模拟进化出来的一个策略，却得了483分。
遗传算法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你要把所有可能的策略都用数字编码表示。
1. 首先随机生成200个策略，当做200个生物。这些策略可能是非常愚蠢的，也许一动就撞墙，但是别管那么多，进化的要点是人完全不参与设计。
2. 计算这200个生物的适应度——也就是说，用很多个有不同垃圾布局的游戏去测试这些生物，看最后哪些生物的得分更高。
3. 把适应度高的生物选出来，让它们两两随机配对——适应度越高的生物获得的交配机会也越多——以此来生育下一代。每一个孩子，都从其父母各获得一半基因，而且别忘了变异，也就是给每个孩子随机地再改变几个基因。这样得到下一代又是200个生物。
4. 对新一代的生物重复第2步。
这样过了一千代之后，你得到了200个非常优秀的策略生物。其中最牛的策略做到了什么程度？在缺乏全局视角的情况下，它居然能让机器人自动从外围绕着圈往里走，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遍历更多的房间。
（上图是个不太好的策略，下图是个比较好的策略。图片来自Melanie Mitchell的Complexity: A Guided Tour一书。）
如果我们把面对每种具体情况采取的动作作为其所在策略的一个基因，最佳策略的最惊人之处还不在于这个策略中某个具体基因特别高明，而在于它的这些基因之间的配合。有一个基因居然会做出反直觉的事情——在自己当前房间有易拉罐的时候不捡——而这是为了配合别的基因，给未来的行动路线做一个标记！
让人设计一个基因也许容易，可是让人设计出不同的基因相互配合，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甚至很难想明白为什么这么配合对适应度有好处。遗传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实际领域。工程师经常用遗传算法进化出来一个新的设计，比如说一个有怪异形状的天线，它非常好使，可是人类工程师解释不了它为什么好使！
所以进化论者对“智能设计论”者的一个最好反击，也许就是生物世界实在太神奇，我无法相信有什么智能能把它设计出来。进化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厉害。你既不知道未来环境会怎么变化，也没有那个智能去设计，所以与其操心给什么东西指引方向，还不如坐等进化的惊喜。
如此说来，进化竟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手段。事实上，进化也许是实现大规模创新的唯一手段。想想如果采用遗传算法来促进中国在某一领域的创新，先随机生成200个小公司……是一种什么景象。
人们对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常说的是计划经济下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态度不够好，因为计划经济搞大锅饭，人们干活不为私利就没干劲。但市场经济更明显的好处其实不是商品的质量好——至今中国很多商品的质量也不太好——而是商品的种类之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各种层次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其中的原理当然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任何人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而不必向上级请示，更不必等着上级指导。
市场的关键词不是“为私利”——难道计划经济中人们就是不为私利的？市场的真正关键在于“不知道”。政府计划不行，并不是说政府不够聪明或者政府的计算机不够快，而是政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市场经济，深得生物进化之道。
第一，随机变异。任何人开公司都是冒险，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好处是你可以拿别人的钱冒险。没有人知道哪个方向肯定对，但如果所有方向上都有人尝试，最后该出来的好东西必然能出来。
第二，自由交配。双性繁殖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神来之笔，它的效率比单性繁殖高出太多了。好东西要互相结合来产生更好的东西。乔布斯说苹果的DNA就是从来不单靠技术，而是让技术跟人文艺术结合。实际上大部分所谓新发明都是把旧的想法连接起来。这里关键还在于，有些东西你单独看它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一旦与别的东西结合就不得了。
第三，无情淘汰。如果环境永远不变，我们绝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新物种；而当环境改变，我们欢呼新物种出现的时候，别忘了有无数旧的物种因为适应不了这个改变而被淘汰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烜赫一时的伟大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谈进化不谈灭绝，谈市场不谈破产的，都是文艺小清新。
所以要参与市场得有这样的精神：想生就生，该死就死。凡是能做到这个八个字的系统，不论参与者较量的是商品、体育、艺术还是学术，不管其中有没有价格信号，都能繁荣创新。如果一个系统做不到这一点，恪守传统抱残守缺，那就别想继续发展壮大。
但是且慢。我们知道中国有些政府机构似乎与自由市场和进化原则不符，但是中国经济的成绩比纯自由市场经济还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可能在于“知道”。当前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很可能恰恰是因为起点落后。如果你落后于人，最大的好处是你“知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根本不需要自己尝试，把别人已经证明好使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一帮小公司瞎搞，而是国家直接组建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你的任务仅仅是模仿和做大，创新是别人的事。
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搞点创新，甚至决心当领先者的时候，也许你还得效法进化搞自由市场。
创新，也许是坚持自由市场的唯一理由。一般人以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有竞争，其实竞争被高估了。考察历史上的著名垄断公司，我们会发现垄断其实很好。
AT&T垄断美国电话业务的时代不管对该公司还是对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段美好时光。20世纪初AT&T主席Theodore Vail非常反感无序竞争，认为公司最好垄断，而且垄断公司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他的理念是公司不应该把股东利益放第一位，而应该把（为人民）服务放第一位！
Vail治下的AT&T把电话线路铺设到了不能带来利润的边远地区，确保全国用户享受最高质量的通话，而且把电话业务的定价权直接交给了政府！即使因为垄断产生了利润，这些利润也没有直接分给资本家享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用于资助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搞基础研究！贝尔实验室给美国带来七个诺贝尔奖，其伟大成就包括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甚至还有天文学。
如果故事一直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公司做大后变成垄断公司，然后与国家合作，甚至干脆收归国有，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必然之路。这不正好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但是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贝尔实验室曾经搞出过很多足以改变电话业务的创新。可是这些创新，都被AT&T，给扼杀了。
比如录音磁带做的电话留言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可是AT&T却下令所有相关研究停止，资料封存，包括录音带技术！而这仅仅是因为公司担心人们有了电话录音会更少打电话。这显然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事实证明现在有了电话留言机人们仍在打电话。然而结果就是美国最后是从德国进口的磁带录音技术！类似的被扼杀的技术还包括DSL和免提功能等。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创新被称为“破坏性创新”：这个东西一出来就把别人的业务给破坏了。谁不希望自己干得好好的业务能够永远这么干下去？而AT&T这个例子说明，哪怕这个新东西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其实没那么大，哪怕它是自己公司发明的，也不行。所以大多数人谈创新都是叶公好龙，在局面很不错的情况下没有人真的喜欢改变。
历史证明AT&T对新技术的畏惧很有道理。有家公司搞了个可以给电话加上静音和免提功能的外设，这个设备一直被AT&T以影响通话质量甚至危害维修人员安全的理由打压。结果打了八年官司之后，法院裁定个人在家里给电话加外设是合法的。以此为开端，很多新的设备进来，电信业进入百家争鸣时代。
这是AT&T衰落的开始。
但那也是互联网兴起的开始。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为AT&T这么一个伟大的公司后来被以反垄断为名分拆而深感遗憾，可是你得把这当成是创新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白给的好东西，搞创新也是有代价的。创新的代价除了烧钱冒险，还包括让伟大的公司死亡，还包括容忍坏东西出现。
效法进化，这个智慧是随便尝试，等东西出来以后让市场选择，而不是让某个政府部门先行选择，因为也许你眼中的某个坏东西将来跟别的东西结合以后恰恰能产生特别好的东西。
在互联网界，这个智慧叫作“先发表后过滤”。你怎么可以仅仅因为自己觉得它可能会造成伤害就禁止它出现，为什么不等它已经造成了伤害再行动呢？
因为中国长期落后，有关部门很爱说一句话：我们搞对外开放是让好东西进来，对于坏东西就必须把它挡在门外。可是你凭什么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现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如果真想像领先者一样做个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再有这么一厢情愿的幼稚思维了，得想想我们愿意为创新付出多大代价。
（孔雀鱼进化故事来自Tim Harford,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一书；Melanie Mitchell 遗传算法的故事来自她的Complexity: A Guided Tour一书；AT&T的故事来自Tim Wu,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一书。）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而人类对此有点不太适应。首先身体上不适应，过去食物一直是短缺的，所以人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存储脂肪，而今天的身体仍然这么做就导致了肥胖症的增多。其次大脑也不适应，过去信息短缺，很多人保留对任何印着字的东西都感兴趣的习惯，而今天如果还这么干就根本没时间处理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再者很多人在精神上也不太适应，人们很难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悲观的预测总是很有市场，当今各国也许只有中国人对未来最乐观。
2013年一个有意思的新闻是瑞士准备搞一次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给全民发钱——每人每月2500瑞士法郎（相当于1.7万元人民币）。白给，不必工作，只要你是合法居民。提案的支持者说，“全民发工资计划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人工作，而是让人做自己更想做的工作。”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人讨论瑞士是不是出得起这笔钱，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点钱不成问题，唯一的担心是这么做会不会减少年轻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难道瑞士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吗？据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显然还没到共产主义，不过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世界已经变了。很多适合短缺时代的运行规则，并不适合这个富足时代。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更自由的经济制度而加大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却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历史上一直都是富人享受安逸，而穷人终日辛苦劳作。但是据2013年出版的Plutocrats一书（作者Chrystia Freeland，中译本《巨富》）研究总结，现在富人比穷人累得多。他们工作时间超长，压力很大而且极不稳定。有的富豪认为自己必须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才能跟上世界变化的节奏。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穷人的特权。跟上一代富豪相比，新一代富豪的钱大都是自己赚的而不是继承的，70%以上的富豪的钱都是过去十年挣来的。哪怕是处在人口前0.01%的这些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元，其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工资和商业，而不是来自纯资本投资。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穷人”——美国2013年的贫困线是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19530美元——的日子则相当不错。美国并不是一个以高福利著称的国家，但我们仍然经常能听到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对福利制度的抱怨。一个华人用自己辛苦挣的钱买了几处投资房出租。租客中有的家庭根本不工作完全靠福利生活，政府直接给交房租还发钱，拿着食品券偶尔还能吃顿龙虾。这位房东冬天去修房子发现人家的暖气温度开得比自己家都高，而且因为正在开party嫌进出麻烦连门都不关。他把这件事贴在中文论坛，所有跟帖者都表示了愤慨。这就难怪中产华人往往支持共和党，要求减税：凭什么让我们工作养你们这些不工作的？
就凭现在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事实上，把钱送给穷人消费有利于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么做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史学家James Livingston在2011年出版的 Against Thrift（《反节俭》）一书中提出，消费，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未必就不如工作。这本书总结了美国过去一百年经济增长的种种手段，非常值得当今中国借鉴。
经济学有一个“常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家运营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到手之后他并不是全都自己享受，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投资出去搞扩大再生产，比如买机器和雇佣更多的工人。这样不但资本家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多利润，还刺激了就业。利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许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个常识，但如果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辩论，这是共和党人最喜欢的经济理论。共和党候选人说，你需要对投资减税，这样资本家就会扩大投资，经济和就业就会增长，而且你反过来可以收到更多的税。也许是根据这个原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投资收入的税率低于工资之类的所得税。
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更鼓励投资，这个原理甚至与人类文明的传统美德暗合。你应该推迟享乐，不要有点钱就花了，省下来投资多好。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投资带来增长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市场是无限大的。只有每一笔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一定能卖出去，不断投资才有意义。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又没有新产品被发明出来，还投什么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投资刺激增长显然是一个简单线性理论，在非线性条件下并不成立。
Livingston认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其实是个神话。不过他不需要发明任何物理学，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的思想巨变不是谁提一个新理论就能带来的，而必须是新的事实进来，必须是基于经验的——就如同哈勃发现宇宙膨胀和伽利略发现行星运动的模式一样。他要用历史事实来震动经济学。
Livingston考察美国历史经济数据，认为投资带动增长这件事，只在1919年以前成立。1920年以后，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自动化等因素，资本投入在单位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就开始逐渐下降，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1900年几乎所有投资都来自私人公司，而到2000年投资的大头来自政府花费和个人买房，私人公司投资对经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产率在提高，产出在增加，而本钱并不需要增加，那么结果就是利润增加。这些多出来的利润去了哪里呢？其并没有被投入到生产中，而是被投到了房地产、股市和国外。
这些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的钱是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人抱怨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地把钱借给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去买房，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但华尔街什么时候不贪婪？次贷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钱如果不这么借出去，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是剩余利润实在太多了。传统上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中央银行信用紧缩，在该宽松借钱的时候没有做。而Livingston则认为其实大萧条是剩余利润过多导致的。事实上，整个20世纪30年代银行和私人投资都是紧缩的，可是为什么经济从1933年就开始恢复增长了？
这个增长，以及从此之后美国经济的所有增长，都已经不是因为私人投资所代表的“效率”，而是因为“公平”。罗斯福新政做了两件事来增加工人工资。首先，联邦政府宁可增加赤字也要办一系列的工程项目来创造就业。这种政府“投资”，并不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拉动就业为目的。其次，罗斯福允许工会成立，这使得工人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变强了。再加上医保和退休金等福利的增加，从此之后政府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给地方和联邦政府工作成了增长最快的就业渠道，到20世纪60年代，18%到20%的劳动力是政府雇佣的。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了。放慢的原因这本书没有仔细说，我看另一本书，The Future Babble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发生了石油危机。政客们开始研究新的增长办法，达成的共识是用减税的办法刺激私人投资。这就是里根搞的一套。
历史证明里根经济学是好使的。但这一次的经济增长仍然不是私人投资的功劳。如果你仔细看数据，1981年从减税政策中获得最大好处的50家公司，其后两年的投资反而减少了。换句话说，私人公司被减税之后并没有把省下来的钱投到生产中去。里根经济学真正的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让消费者有钱去买东西。
但不论如何，里根政策使得工资所占比重在减少，资方所得所占比重在增加。那么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仍然增长？这是因为有三个因素抵消了工资减少的效应：第一是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继续增加；第二是美国家庭越来越不爱存款，继续扩大消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信用卡越来越普及，借贷消费成为普遍现象。不过接下来，工资减少的这个趋势却逐渐到了必须出问题的时候，而布什的减税政策加剧了这一点，于是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这样，Livingston讲了一个美国经济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现在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但Livingston还不满足于此。他还打算整合一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学。
马克思的理论说任何商品都有两个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们进行生产和商品买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升值和存款。这个阶段被马克思称为“简单商品循环”，以C代表商品，M代表金钱，那么这个循环就是C-M-C。而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人们把交换价值，也就是获得更多金钱，当成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商品循环变成M-C-M，使用价值仅仅被当成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过去人们做事是为了消费，而现在人们做事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升值。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所有工资都花了，当月光族，他就会受到众人的鄙视；而如果这个人把钱用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花钱专门等着升值，他就会受到众人的尊敬。
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就会有一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你看这证明了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是对的吗？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把私人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次美国经济衰退的解释是产业空洞化——传统制造业在减少，资本转而投到金融上。Livingston对此不以为然：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凭什么还非得用传统制造业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而解释经济危机还得借助凯恩斯。1930年凯恩斯出版《货币论》，提出导致问题的是那些既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也没有用于给个人股东分红的剩余利润。这正是Livingston在此书中强调的关键论点。众所周知凯恩斯强调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Livingston告诉我们凯恩斯还说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有一种新的道德观。凯恩斯曾经写文章说，现在工业化和自动化使得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其实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经济问题被解决了，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消费。凯恩斯说人不应该为钱而工作。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
这样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结合起来，Livingston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提出了四个论点。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这个新道德标准值得专门说说。传统上我们认为人应该勤劳致富，富了以后把钱用于投资。存款很道德，而举债消费就不怎么道德。最起码，一个人花的钱应该都是他自己挣的。有统计表明美国一对退休夫妇平均一生之中对政府医保项目的贡献只有14万美元，而他们从这个医保中花掉的钱却高达43万美元。这道德吗？如果我们假设消费带来增长，那么举债消费和接受社会福利就都是道德的。Livingston提出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家庭债务带来的，债务降低了剩余利润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