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市场化绝不仅仅是产权改革这么简单的事。你必须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能确保信号有效传递，才叫真正的市场经济。
5. 结果可能出乎意料
单田芳评书里经常说某某是“看大书的人”，大概意为此人琢磨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学问，而不是女生喜爱的《琅琊榜》之类。喜欢经济学的人，就是看大书的人。大书看多了人难免会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冲动，认为有些事儿听我的早就解决了。经济学的确研究了不少经邦济世的技术，不过经济学家应该有小心谨慎的美德。
这是因为世界是个复杂系统。“复杂”对应的英文词有两个：complicated和 complex。一般英国人、美国人也说不太清楚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但从学术角度，差别可大了。Complicated是说这个东西很繁杂，难以描述清楚，乱糟糟的头绪和数量众多。Complex则是说这个东西内部各个部分之间有各种联系和反馈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简单地用各个部分加在一起来解释它的整体。所以complex是比complicated更高级的复杂。科学家说的“复杂性理论”，就是指complex，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复杂。
复杂系统的行为往往难以预料。你让蝴蝶在这里扇动一下翅膀，虽然非常不可能、但也许就可能，在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造成一场飓风。你发布一个什么政策，造成的影响可能一波推一波，最后结果也许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前面我们说过的幼儿园迟到罚款实验，结果跟一般人预期的相反，但是实验之前我们知道答案的范围就在好使与不好使之间。那么什么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呢？我知道一个很好的例子。
经济学家很想知道如果政府给低收入人群直接发钱会是一种什么结果。本来低收入者已经享受食品券之类的各种福利，现在我们能不能像对高收入者收所得税一样，给低收入和无收入者发一种“负的所得税”？不管你年龄够不够老，有没有病残，有没有孩子，只要你收入低就给钱。这似乎是一个亲民政府应该做的事，但人们担心，这么做有没有可能养懒汉，让穷人丧失找工作的积极性呢？
光分析没用，最好的办法是做实验。1966年，美国一个叫Heather Ross的经济学研究生获得了做这种公共政策实验的机会。他的实验经费高达500万美元！他的做法是在某地随机选取一些贫困家庭，以政府的名义给这些家庭按月发钱。等过了若干个月之后，比较这些享受到这项福利的幸运家庭跟那些条件相似，但是没有被选中接受福利的家庭。
实验结果是，直接给钱并没有对穷人的就业率造成什么大的影响——至少在实验期间是如此——但是那些拿了这笔福利的穷人家庭的离婚率大增！这就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没有人事先想到拿福利跟离婚率有什么关系。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而美国穷人有钱了反而离婚了？我觉得这个结果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婴儿出生率越来越低，但是没有听说更进一步的研究。
事实上，类似这种政府出手，采取单个措施的社会改革实验，设计得不好的就容易出意外效应，设计得好的……就几乎没什么效应。社会学家Peter Rossi在考察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社会项目的效果之后，发表了一篇无比经典的综述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总结了一条铁律：
The Iron law:“The expected value of any net impact assessment of any large scale social program is zero.”（任何大型社会项目的任何效果评估的预期值等于0）
改了也没啥大用，不改有时候还好点。所以除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严肃学者对主动的社会改革都是相当悲观的，不太敢提出什么激烈的措施。
公共知识分子还只是敢想敢说，而官员敢干。作为本系列最后一个例子，请允许我再次谈谈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是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而中国足协则是市场这个手段之外，拿中国足球做各种创造性激励手段实验的大师。据总结，足协推出过以下激励手段：
● 为培养本土守门员，禁止引进外籍门将；
● 为2008年奥运会培养人才，规定联赛20岁以下球员上场人数不得少于两人；
● 为让国家队队员安心备战世界杯，禁止球员留洋；
● 联赛上座率如果不足，对俱乐部罚款；
● 为培养头球能力，头球进一个算2分……
这些手段都非常直观，你猜有几项取得了良好效果——答案是除了禁止使用外籍门将这一条仍在坚持，其他的都被实践证明错误而被废除了。而中国足协用过的最奇葩的手段，是在2001年和2004年两次取消了联赛升降级！
当时的足协负责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联赛的激烈程度能降低一点，国家队队员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家队比赛了。事实证明这个休克式疗法不仅仅是因噎废食，而且是饮鸩止渴，引发了出乎意料的惨重后果。整个是个连锁反应：没有了升降级→联赛变得不再激烈→观众减少→赞助商退出→俱乐部资金困难甚至发不出工资→球员开始打假球→观众进一步减少，整个社会厌恶中国足球→没人送孩子踢球→遗祸至今。
所以不到不得已，最好别轻易按你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什么史无前例的大招去扰动复杂系统，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会导致什么！你很可能是小孩玩火！这就叫“皇帝做不得快意事”。
这也说明阴谋论根本不靠谱，各种停留在纸面上的假想实验更不靠谱。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太过复杂的世界，没有人能控制得了这个世界。
* * *
了解了这些最简单的经济学以后，我们的思想可能产生如下一些变化：同情心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热衷慈善、福利和环境了，不怎么相信强势政府的力量了，认为最好让市场自由运行。这显然是更加保守的症状，不过严格地说这叫作“libertarianism”，我们实际上变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外的第三个派别：自由论者。
很多，也可能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持自由论者的立场。
一个智识分子也许不应该在社会科学上有什么强硬的立场，而且如果你不看具体情况一上来就直接来个市场化改革，你可能就会犯错误——但是从理论上讲，如果你认为世界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自由论者的立场很可能是对的。想要反驳这个立场，相当困难。
不过别忘了这里说的是最简单的经济学。也许更复杂的经济学会有不同的结论，能够超越这些原理？那就不是本文所应该讨论的了。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经典。
[2]
至于说发展中国家暂时保护本国落后产业是否能让本国企业慢慢做大做强，这个问题超出了“最简单经济学”的范围！
[3]
金融时报有篇文章 Bogus prophecies of doom will not fix the climate By Richard Tol, 3/31/2014，对全球变暖的最差结果有充满经济学味道的分析。
[4]
一个引用了这个数字的报道见科学网：《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花费350亿 回报可达10倍》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1/254943.shtm
[5]
此事Youtube上有段视频，请搜索“Economist Potty Training: Freakonomics Movie”。
[6]
详细情况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vidual_fishing_quota
[7]
这件事最早是Uri Gneezy等人的研究，详细见于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一书，作者Uri Gneezy和John List。Freakonomics（《魔鬼经济学》）一书也提到此事。
[8]
记得那网站叫Chinesemovie.net，我写此文的时候又找它，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9]
市场的另一个关键是去中心化的决策机制，那大概不属于“最简单”的范畴，我们将在本书第四部分的《该死就死的市场经济》一文中讨论。
[10]
有很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外援决定联赛水平，青训决定国家队水平。参见worldsoccertalk.com上Scott Alexander的文章Why Making Premier League More English Is Not England's Answer，2010年6月。
[11]
北京晚报：《中国足球再退已无后备力量 U17国少选材仅剩51人》，2013年6月18日。
[12]
21CN：《北京野模曝生存故事：过的还不如小姐！》发表日期也是2013年6月18日。
[13]
此事见Super Crunchers一书，作者Ian Ayres。
[14]
“The Iron Law Of Evaluation And Other Metallic Rules”, Rossi; Research in Social Problems and Public Policy, volume 4 (1987), pages 3-20.
[15]
来自网易图片新闻 http://sports.163.com/photoview/0B6P0005/113186.html
[16]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中国队因为两平中国香港队而几乎丧失了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的出线权。而香港队门将之所以这么拼，是因为他跟中国足协有仇——他曾经因为是“外籍门将”而被禁止转会中超。所以严格地说，中国足协所有激励手段全失败了。
[17]
关于这三个派别，本书中《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有更详细介绍。
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人们设想，选民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去投票，这必然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在钢铁工业方面，2009年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本国生产的钢铁，而2015年2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用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而这一行为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功力，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功力；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政策上，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的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作“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里，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的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九一一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九一一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中国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无法用小故事讲述。
高效能任性
如果成功者都是坏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
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真诚的疑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人会有好报，但这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不仅如此，心理学家们搞了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得了“好报”的人，大多不是“好人”。
我们有时候会在决策中面临两个方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应该怎么选呢？
高效能人士的一个习惯
我最近看网上流传一篇文章《一道思考题》，其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困境：假设你发现自己的上司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做？
作者曹莉莉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贪污这个动作，你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佯装不知，因为你就算想举报都没证据。
而如果你是秘书或者助理这种核心人员，首先你千万别跟着一起贪，否则将来东窗事发你就是第一个背黑锅的人；其次你也别立即举报，否则别的领导就不敢再用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私下劝阻领导，让他悬崖勒马。如果他一意孤行，再辞职。”
这个答案既对得起自己的工作本分，又保全了自己的道德，非常完美。
可是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曹莉莉说的是如果你想继续当个普通人，你应该这么办。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当个普通人，想要当领导呢？
我们看看现在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贪污腐败的上司。第一，他们既然能混到高位，就不可能永远接触不到核心证据。第二，他们当初的上司不可能愚蠢到本来想贪污听他们劝几句就悬崖勒马的程度。第三，他们既然今天还在干，显然当初就没有辞职！
所以最合理的推断是，这些人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选择明明手里有证据也不举报，甚至可能跟着一起贪。
同流合污当然有风险，但有风险才有机会。置身事外当然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别人不带你玩。我们不得不在各种风险和利益计算中患得患失，一点都不潇洒。有多少正义之士一看社会是这么个局面，索性懒得再算，退出江湖不玩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租古龙小说看。有一次在一本《圆月弯刀》中看到一句话，不知激起了哪位少年心中的热血，被重重地画了下划线：“他一定要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正途中出人头地呢？
像这样的问题读古龙没用……得读一本更畅销的书——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柯维说你得有一种使命感，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愿景和方向。这种愿景不是什么成功了之后去找个岛退休之类，而是个人的最终期许和价值观这种比较高级的东西，比如改变世界——或者说，将来盖棺论定时你希望获得什么评价。你应该根据这个使命感给自己设定一套宪法般的原则，时刻谨记在心，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这个愿景。
以金钱为重心、以享乐为重心、以名利为重心，或者以工作为重心、以家庭为重心，这些都不如以“原则”为重心。
柯维举了个例子。比如你跟老婆约好了晚上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或者说义务——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他也许可以这么决定：如果这次加班对公司的确非常重要，我就回去加班；如果这次加班其实对公司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就好好陪老婆。
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遇到上司贪污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我们之前那些算计完全不同：他也许会为公司甚至为国家着想，而不会纯粹研究怎么办才对自己有利。
如此说来，高效能人士做事跟一般蝇营狗苟的小人物完全不同，光明磊落，充满道德责任感，真是令人仰慕。
唯一的问题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1989年出版的书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缺少学术研究的支持。今天的人写任何一本类似的书如果不带点科研证据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说按照高效能人士的这个习惯，从正途去做事，就能出人头地呢？
没有。
谁更自私？
“儒商”冯仑曾经去香港跟李嘉诚吃了一顿饭，被对方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倾倒，回来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冯仑说李嘉诚居然在电梯口等着迎接众人，吃饭、照相都用抽签排序，这样“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连中间演讲的题目都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充分体现了他“钱以外的软实力”。
这个故事并不令人震惊。人们普遍相信真正的精英都是这样和蔼可亲甚至仙风道骨，他们的成功根本不是靠投机钻营，而是靠正大光明的软实力。人们甚至认为精英的思维方式都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诸如“穷人宽容自己，富人宽容别人”这样的正能量故事。
可是光听故事不行，还得看研究。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心理学家 Paul K. Piff 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在头两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旧金山湾区的一条马路的人行道边上和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过往的数百辆车。在这两个没有红绿灯只有交通标志的地方，加州法律规定车必须让行人，十字路口上后到的车必须让先到的车。那么哪些车会老老实实停下来礼让，哪些车会能抢就抢呢？研究者把车按豪华程度分为五等，结果是最低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遵守规则的，而最高等的车在两项研究中都是最不守规则的。排除驾车者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结论仍然非常明显：开好车的人表现得更差。
第三项研究招募了一百多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做受试者，先调查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给他们讲述了八种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表现，然后问他们，你有没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这八件事并非专门针对富人设计，在我看来普通人更容易遇到：比如在餐馆打工偷吃东西、把学校的打印纸拿回家、买咖啡被多找了钱不还，等等。结果，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做这些不道德的事。
剩下的几项研究发现，越是“上层社会”的受试者，越认为贪婪和自私是好的，认为在工作面试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真的在实验中为了赢得奖品而作弊。不但如此，哪怕仅仅被研究者进行心理影响而“觉得自己属于上层社会”，受试者都变得更容易偷东西。
怎么理解这些研究？一个解读是富人之所以道德水准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普通人资源有限，必须彼此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形象，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而富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保持独立性，他们不需要别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比如有研究发现在与陌生人的交往实验中，越是富人，表现出的对对方的关注和互动就越少。
这等于说，富有会导致不道德。2015年的一项最新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实验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群如果作弊，主要是为了自己，而普通人如果作弊，很多是为了别人。更进一步，仅仅在实验中赋予受试者某种权力，他们也会立即变成自私的人，开始为自己而作弊。
另一个可能性则是正因为他们不道德，他们才成为了富人。前面说过Piff等人的研究发现富人对贪婪的态度跟普通人有本质区别。普通人认为贪婪是个很不好的情感，而富人认为贪婪是成功的动力，他们做事更多地以自利为驱动。一个贪婪的人也许就比一个不贪婪的人更能赚钱。Piff在论文中甚至认为这种越不道德的人越容易获得更多财富的机制是自我延续的，并且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
不管怎么解读，研究者们公认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比普通人更自私。
潘石屹给哈佛捐款，张磊给耶鲁捐款，在国人中都引起过激烈批评。你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捐给希望工程？
因为只有普通人才会捐款给希望工程。《大西洋月刊》报道，2011年美国收入最低的这20%的人群总共捐出了自己财产的3.2%；而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则只捐了1.3%。在2012年前50笔最大的捐款中，没有一项是为了用于社会服务或解决贫困问题的。富人的捐款都去哪了？最大的赢家是精英大学和博物馆。
富人更自私。往更深一层解读，那就是普通人捐款是因为他们产生了同情心，而富人捐款则有很强的自利目的。普通人更容易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角度出发采取行动，而上层社会则更习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
公平世界假设
我看遍这些研究，没有找到一篇论文说执行了“以原则为重心”这种高效能习惯对人们升职、加薪或者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好处。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研究能证明“做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这些成功有好处。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这非常违反常识。难道说好人没好报吗？我赞成做好人，但是好人需要正确的世界观。
作为好人，就算不信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我们也通常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事有很大可能性会得到回报，别人做了坏事也有很大可能性会受到惩罚——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 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和电影给我们的幻觉，那些剧情的结局公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公平结局。
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 Jeffrey Pfeffer 的 Power: Why Some People Have It—and Others Don't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 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有人靠不择手段成功了，你很不喜欢，所以你就不愿意跟他学，你就学不到更多经验。其实这个人值不值得学习，跟你喜不喜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你会发现你想做成一点事非常难，感觉别人整天跟你作对。
3. 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人们错误地看成功者身上什么都是优点，看失败者身上什么都是缺点。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成功？Pfeffer 这本书可不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feffer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业绩好坏，对CEO、公共事务领导人、学校校长、政府官员等能不能保住职位影响非常小，对普通员工能不能升职影响非常小。
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想搞好跟上级的关系，Pfeffer讲了三招：在上级面前吹嘘自己，充分领会上级意图，以及对上级阿谀奉承。
而且他说的是在美国做的研究，根本没提中国，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人民都是如此。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那么好人当何以自处呢？如果我非得做个好人，难道我就应该被世界淘汰？
那不至于！因为也没有证据表明做好人有什么坏处。
康德式任性
现在，在有了正确世界观的情况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做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好处。
以原则为重心是柯维说的第二个习惯，而高效能人士的第一个习惯，叫作“积极主动”。这个习惯，其实是道德的关键。
如果因为领导宣布“谁今晚加班就给谁发奖金”，你为了拿这个奖金而选择加班，你就不是积极主动，而是消极被动——外界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动，显得没有自由意志，跟奴隶或者细菌没区别。
如果你做得更高级一点，在根本没有奖金政策的情况下“主动”加班，以期获得老板的好感，你是不是就算积极主动了呢？也不算。因为你加班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你仍然是在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
真正的积极主动，是你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不被外界刺激所左右。你的自由意志独立于外界限制，在刺激和回应之间，你有选择和回应的自由和能力。
柯维没有明说，但他说的这一套积极主动，其实就是康德哲学的道德观。
康德说如果因为什么利益上的好处，或者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而去做一件事，这都不是真正的道德，你都不是真正自由的。只有当你纯粹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你才是真正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康德哲学博大精深，我们很难完全领会，但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服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了。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调研了很多研究，而没有发现任何论文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对取得世俗成功有好处。事实上我看到不止一篇文章直接说道德对世俗成功没啥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