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隶，我想做一个主人。
除了对世界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成功方式。这就是你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冒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和代价，去做一件事。你敢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精心计算过成功概率，而是出于自己所信奉的某种原则和责任感，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换句话说，你做这件事纯粹是出于任性。而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任性——也就是自由意志——而去做一件事，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所以“任性”其实是个好词。小孩的任性不是真任性，因为他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像康德和柯维说的这样高效能任性，才是真任性。
这么做没啥好处。而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为了给本文找点正能量，我们还是能发现这么做其实有一个好处：自己会感到非常骄傲。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卑躬屈膝地跟他的上级说话，你心中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你感觉你不仅比这个年轻人优越，而且比他的上级优越。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如果领导贪污腐败，你应该怎么办？现实世界中遇到类似情况只能根据具体局面的细节做出具体选择，我们无法就一个抽象问题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给一个答题的角度：奴隶还是主人。
康德是个非常死板的人，他认为不能把任何人当工具，所以不能欺骗任何人，所以他面临这样局面的话可能没有更多选择。不过我道德修养没那么高，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自己选择做奴隶，那他就只配被当作工具。所以我建议，不管你是选择做奴隶还是做主人，都可能根据情况决定暂时同流合污，或者忍不了直接反戈一击——当然遭遇的结果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但这两种角度的内心骄傲程度完全不同。
[1]
http://www.ledu365.com/a/shehui/37211.html
[2]
冯仑：李嘉诚如何请人吃饭。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140603/ 082819312234.shtml
[3]
http://www.heliangshui.com/gushi/952.html
[4]
这个研究的论文是Paul K. Piff et al.,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Mar 13; 109(11): 4086–4091. 一个报道见 http://news.sciencemag.org/2012/02/shame-rich
[5]
Rich People Just Care Less By Daniel Goleman, October 5,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0/05/rich-people-just-care-less/
[6]
报道在 http://arstechnica.com/science/2015/02/the-powerful-cheat-for-themselves-the-powerless-cheat-for-others/ 论文在 http://psycnet.apa.org/?&fa=main.doiLanding&doi=10.1037/pspi0000008
[7]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04/why-the-rich-dont-give/309254/
[8]
比如这篇经济学论文：Mark D. White, Can homo economicus follow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3 (2004) 89–106.
[9]
而在康德看来，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这种所谓的道德优越感而做事，仍然是不自由，也是不道德的。
有一种歧视叫自利
我最近在微博推荐了哈佛大学搞的一个“内隐联系测验（IAT）”，这个测验可以用非常巧妙的办法发现一个人是否有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微博评论中有多人反馈，说他们的测试结果是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比对白人更好。看来恒大外援埃尔克森说得对，中国没有种族歧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歧视。中国有地域歧视，有性别歧视，有年龄歧视，这些歧视并不比种族歧视好——而且如果你把它们想明白了，也许会发现种族歧视也没那么坏。
先别担心，本文仍将保持政治正确。我要说的是，歧视其实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思维方式，人人都用。因为这个原因，想要依靠宣传、教育去消除歧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消除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很难，但是任何个人都可以让自己不被歧视。
哈佛的测试能观测人的内心，可是研究真正重要的歧视问题得讲究一个论事不论心的原则。打开任何一个国内足球新闻的网友评论，里面最热闹的永远是山东人跟广东人对掐。这些口水没什么意义，得看人们怎么做。一个广东球迷到山东饭馆吃饭，饭馆老板会不会因为歧视他而有钱不赚？招工不用女人和老人，大学不录取农村考生，生意不跟河南人做，这样的歧视才是实质性的。
最好的办法不是做问卷调查，而是做实验。比如不久前三个美国商学院的研究者搞了个针对美国大学教授的种族歧视实验。他们从259个大学中随机选择了6500个教授，以学生的名义给这些教授发电子邮件，假装希望成为这些教授的博士生。所有电子邮件的内容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点是发信人的名字，这样教授可以根据名字猜出发信人的种族和性别。
结果这些引领自由主义风气之先、为人师表的教授们并未让研究者失望——实验表明他们的确有种族和性别歧视。在歧视最严重的商学院，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男生，你的套磁信获得回复的可能性有87%；如果你是女生，或者是黑人、西裔、印度人或者中国人，你获得回复的平均可能性只有62%。更令我气愤的是尽管一向以谦虚好学闻名，中国学生居然是以上所有人群中被教授们歧视得最厉害的。
这个研究还发现，那些本身就是少数群体的教授居然也歧视本群体的学生！女教授也歧视女学生，黑人教授也歧视黑人学生，西裔教授也歧视西裔学生……唯一的例外是华裔教授并不歧视中国学生。
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歧视”就是对某个特定人群心怀恶意，那么怎么解释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会歧视自己的种族？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是教授们之所以更偏爱白人男生，是因为白男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也许教授认为带个白男学生更有面子？也许中国学生收到的回复少是因为中国学生平时写的套磁信太多？
类似这样“用数字发现真相”的研究非常之多。风险投资者歧视女性，在同等条件下他们更乐意把钱投给男性创业者，而且长得越帅越好——相比之下，女性创业者的相貌却并不能带来加分；硅谷公司歧视老年人，以至于有秃头的年轻人为了在硅谷找到工作而去做头发移植；女科学家的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少于男科学家……
考察这些研究，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么一个感觉：也许这些所谓歧视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敌视某个群体，而仅仅是出于某种自利目的。既然在我们的印象中成功的创业者和科学家大都是男的，学东西快干活猛的工程师都是年轻人，我们最方便的办法自然就是更关注这些群体。这种心理也许是偏见，但真谈不上是什么坏心。可是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2007年格拉德威尔的Blink一书，和2008年耶鲁大学教授Ian Ayres的Super Crunchers一书，都提到了一个派学生假扮顾客去车行买车的实验。在美国买车可以跟销售讨价还价。这项1989年的实验中让六个学生，有男有女，有白人有黑人，跑遍芝加哥所有车行，结果发现销售们对黑男总是狠狠地要高价，对黑女稍好，对白女又更好点，而对白男则一上来就给一个不错的价格。后来类似的研究更发现黑人不但拿不到好价格，而且拿不到好的车贷利率，甚至连试驾的机会都比白人少。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吗？讲价的目的就是把生意做成，你给这么高的要价，不是摆明了为了歧视连生意都不做了吗？
但是别着急，关于黑人买车的研究还在继续。在2013年出版的The Why Axis一书中，两位行为经济学家Uri Gneezy和John List介绍了自己最新的买车实验。他们发现黑人的确受到价格歧视——但是你得看买什么车。如果一个黑人去车行要看五万美元的宝马，他得到的报价的确会比白人高，而且经常不给试驾。可是如果是低档次的车，那么黑人与白人得到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销售给黑人一个高报价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歧视黑人，而是因为他觉得黑人收入低反正也买不起，索性用一个高报价结束对话！
歧视有两种。一种是“敌意歧视”，损人不利己，宁可不赚你的钱也不跟你打交道，甚至还要故意黑你。另一种则是“经济歧视”，对某一人群的区别对待无关个人感情，纯粹是出于自利。
随着社会进步，敌意歧视其实正在减少，而经济歧视则在增加。
和给黑人报高价一样，很多看似是敌意歧视的现象实际上是经济歧视。黑人来了把钱包看紧点，机场安检更重视中东长相的人，加强对同性恋者的艾滋病防控，人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仇恨这些群体，而仅仅因为黑人犯罪率更高，大多数恐怖分子是中东人，以及同性恋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异性恋。
经济歧视者使用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为“统计歧视”：我们很难充分了解一个单独的人，干脆就用他所在的群体给人的一般印象来代替他。这种思维当然是一种偏见，很容易犯错，一定会有人受到冤枉。但这种思维也是有用的。最近我们一家（领着孩子）在美国过机场安检，有几次被直接领到绿色通道，不用脱鞋也不用把笔记本电脑从包里拿出来，显然工作人员感觉拖家带口的人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我有一次自己走，居然也因为人畜无害的中国人长相享受了这样的待遇。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它提高了效率。
现在我们还可以再想想种族歧视。种族歧视的起源，也许就是一种经济歧视。2013年一本进化心理学新书The Rational Animal中说，不愿意跟异族人接触其实是人的一种非常基本的自动思维。这种思维与审美无关，它来自避免疾病的本能。过去疾病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外来人往往能带来新的疾病——任何看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人都知道本地人很难对抗外来人的病菌。也许种族歧视就是这样从本能变成行为禁忌，从禁忌变成群体偏见，从偏见变成恶意。
时至今日，除了个别特别愚蠢的人拿别人的种族找自己的优越感之外，真正恶意的歧视已经不多见了。经济歧视，才最值得关注。坏消息是想要消除针对某个群体的经济歧视非常困难。好消息是对个人来说经济歧视是有解的！
The Why Axis一书中有个让黑人问路的实验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研究者找了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白人和黑人在芝加哥街头问路——他们问的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找到的地方——并统计这些人各自受到了什么级别的帮助。结果不出所料，白人女青年受到的帮助最多，黑人男青年受到的帮助最少，人们可能用一句“不知道”把他打发掉，甚至还可能随便给他指个错误的方向。不过，老年黑人和女性黑人仍然得到了足够的帮助。看来这可能是针对黑人男青年犯罪率高的一种经济歧视，不愿花时间给他指路是出于自我保护。
这个歧视怎么破？研究者让同一个黑人男青年穿上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形象再去问路，结果就获得了很好的帮助！
想要强行改变一个群体的整体形象，可以使用大规模宣传和教育的办法，比如好莱坞电影中尽量给黑人正面的形象。有研究发现，在做IAT之前先看一些关于黑人的正面新闻，尤其是当黑人运动员刚刚拿了一块奥运金牌的时候，测试出来的歧视程度就可能会被改善。但是这种宣传的作用有限，而且如果一个种族的犯罪率明明很高，你非得把他们都描写成无辜的受害者，你不是误导别人吗？
再者，宣传和教育对经济歧视的具体行动意义不大。如果一个工程系教授不愿意录取女研究生是因为他认为女生科研能力不如男生，你能用宣传教育的方法消除这个性别歧视吗？
弱者抱怨别人歧视，强人都是自己主动出击。
有传闻说John List等人做的这些行为经济学实验有可能会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既然如此我们就再说一个。残疾人经常受到歧视。List等人做实验发现，如果一个残疾人去修车铺修车，他得到的报价，比健康人修同样的车要高30%。这是修车铺故意欺负残疾人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吃定了残疾人行动不便，不愿意货比三家。
在后续的实验中研究者让这个残疾人一进修车铺先说一句话。结果这一句话就能确保他拿到跟健康人一样的价位。
这句神奇的话是，“我今天要拿三个报价。”
[1]
https://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china/
[2]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2014/gdxw_1110/511680.html
[3]
http://www.nytimes.com/2014/05/11/opinion/sunday/professors-are-prejudiced-too.html 论文在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63742
[4]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408/
[5]
http://www.solidot.org/story?sid=38854
[6]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714/
[7]
http://www.finalcall.com/artman/publish/Business_amp_Money_12/article_101211.shtml
[8]
作者Douglas T. Kenrick and Vladas Griskevicius，副书名是How Evolution Made Us Smarter Than We Think。
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是。
这两句话并非是我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耸人听闻，其实有科学依据。道德问题的正义不正义，往往比一件事具体做法的正确不正确更容易引起争论。过去的人思想大都简单，拾金不昧很道德，损人利己很不道德，只有能不能做到，没有正义不正义的争论。而今天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议题，我们上网一看，各种针锋相对的思想都出来了。有人认为爱国天经地义，有人则认为爱国其实是一种愚昧的从众心理，有多余爱心还不如去爱流浪狗。有人认为个人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有人则认为个人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有时候我看微博上各派人马的激烈争论，感觉这简直是敌我矛盾，他们就好像是彼此完全不同的几类人。
而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这本书说，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可能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人的道德思想并非是后天习得，更不是自己临时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头脑中固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最重要的是，海特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我们还原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道德根基。
在研究爱国主义之前，我们先来做三道道德测试题。请你判断以下这三件事是否不道德：
1. 有一家人养了一条狗，有一天狗出车祸被撞死了。他们家人听说狗肉很好吃，就把狗做了吃了。
2. 一个男人从超市买了只活鸡回家，跟鸡发生了性关系，然后把鸡煮了吃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人看到，没有伤害任何人。
3. 一个女人家里有个很旧的国旗，她不想要了可是也不想浪费，就把国旗撕成了条，在家里当抹布用，没有被任何人看到。
这些题目都是由海特本人创造，它们跟很多其他题目一起，被用于调查不同人群的道德观。它们没有正确答案。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些行为谈不上不道德，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这些事儿当然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尤其美国人还爱狗，可是似乎没必要上升到“不道德”这样的高度。毕竟你自己在家里干啥，别人谁也管不着。可是在印度做这个调查发现，大部分印度人认为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
美国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以确保个人自由为优先，然后才是集体。在这种社会中很多人没有那么多道德信条，只有伤害别人或者不公平才是不道德的。而印度社会则是一个家庭和集体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的群体合作关系。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非常反感失礼和不敬，那么把国旗撕了就是不道德的，吃自己家的狗违反传统习俗也不对。我们可以想见中国社会应该更接近于印度这种集体主义，但印度社会还有另外一种道德观，是现代中国所没有的，这就是“神性”。 这种道德观把事物从上到下垂直排序。认为越往上的东西越高级，越是纯净的，属于神；越往下的东西越肮脏，恶心，属于低贱者。神性道德观要求人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身体修炼，要做高尚的事，不要做低贱的事。跟鸡发生性关系虽然不伤害任何人，但是是恶心的，不符合神性，所以不道德。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认为测试题中的事儿不道德，他往往并不是从个人道德观角度去解释，而总爱找一个实用主义的理由。比如他可能会说吃狗的家庭其实伤害了他们自己，因为吃狗肉可能会让人生病！有时候理由实在难找，人们干脆就说“我知道这是错的，我只是还没想到理由。”
所以判断一件事是否道德很容易，而为自己的判断找到理由则需要思考时间。科学家相信人的道德判断是直觉式的、感性的快速判断，并非来自理性计算。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已，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书中介绍了两个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个办法是在受试者做道德判断题的时候给他增加认知负担，比如要求他同时记住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受试者是靠理性计算判断的，这个认知负担就应该减慢他的判断速度。但事实不是这样。加上认知负担，他还是能很快作出判断。
在一个更巧妙的实验中，实验人员先把受试者催眠，然后要求他每当看到某个特定的词，比如说“take”，或者“often”，就会产生恶心的感觉。我不了解这种催眠是怎么做的，总之植入效果很好，受试者醒来后的确一看到这个词就恶心，而且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恶心。现在把受试者唤醒，给他们看道德判断题。结果，果然是在题目的说明文字里加入这个特定的词的话，他就会因为产生恶心感而认定这个事是不道德的；如果没有这个词，他就可能认为这并不违反道德。最令实验者感到震惊的是受试者对下面这道题的反应：
Dan负责组织一场有学生和老师参加的讨论会。会前，他找了几个师生都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用于讨论。
这件事还能有什么不道德的？可是如果那个已经植入为恶心的关键词出现在上面这段话中，受试者就会说Dan做这件事是不道德的，他必定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道德判断的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非说一件事不道德，他一定能找到各种理由，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做这个判断的真正原因只是自己的一种微妙直觉。
那么人的直觉判断又是根据什么呢？是模式识别。我们的大脑中安装了各种模块，一旦识别到符合某个模式的东西就会立即反应。比如你正在路上走，突然有人向你跑过来，马上要撞到你了，你自然就会感到紧张。紧张感就是你对面前出现的这个情境模式的反应。类似的模块还包括害怕蛇。人脑中有这么一个针对蛇的探测器模块，一旦看到蛇或者类似于蛇的东西就会自动识别并启动害怕的感情机制。
这些模式识别能力并非是后天被人撞过或者被蛇咬过之后才习得，而是写在基因之中，一出生就会，是进化带给我们的本能。事实上，神经科学家的最新解释是我们一出生大脑就相当于是一本书，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不是空白的，都已经写了一个草稿，或者至少列了提纲。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去修改和完善这本书，但是那草稿仍然非常重要。
海特通过对大量受试者的道德测试题进行统计的办法，提出一个关于道德观的基础理论。他认为人脑中有六个最基本的道德模块，能够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进行模式识别，来自动做出道德判断。
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在我看来这简直就如同先发现了各种化学元素，再给食物分析化学成分。而且我还发现这个模块理论与中国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有不谋而合的对应关系。现在仔细想来“智”并不是一种道德，不算，而剩下的仁、义、礼、信都各自对应一个海特的道德模块。你不能不佩服孔子、孟子和董仲舒还真抓住了一些特别基本的东西，也不知道海特是否了解过中国文化。
现在我们解说一下这六个道德模块。
1. 关爱/伤害 对应中国人说的“仁”。我们看到小孩受苦就会想要帮助他，这是哺乳动物的本能。爬行动物很少有这样的感情冲动，母鳄鱼下了蛋有了小鳄鱼就基本不管了。而我们不但保护自己的孩子，还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保护其他人的孩子，还保护像小孩的动物甚至玩具。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用关爱精神去对待所有亲人乃至整个社会。
2. 公平/作弊 对应中国人说的“信”。这是与他人合作中的一种互惠机制，人们自然地认为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如果有人作弊多占，我们就会愤怒。因为关爱而产生的利他行为属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计回报，而这里出于公平合作而产生的利他行为是有回报要求的。如果一方不断付出而另一方不付出，那就是不公平。
3. 忠诚/背叛 对应中国人说的“义”，或者至少相当于江湖的“义气”。有多个实验证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群体归属意识。把一群男孩随意分成两组，每组给起个名字，最好再有个标志物。这些男孩自然而然地就对自己所在的组产生了忠诚感，同组的人都是好兄弟，联合起来对付外组的人。这可能是爱国主义的起源。忠诚感带来的凝聚力对团队竞争很有帮助，而且对外来威胁非常敏感。
4. 权威/服从 对应中国人说的“礼”。这个道德模块的表现是对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的尊敬。在一个有深厚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讲礼，并不仅仅是因为敬畏权威的地位，而更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意。
5. 圣洁/堕落 这是一个有点宗教味道的道德模块，中国传统道德对此强调不多，但我们也都有这个模块。它对应的感觉就是“恶心”，是一种厌恶不洁之物的进化本能。有个德国人招募志愿者来“被他吃”，居然真有人应征，而且他真的从中选了一个人杀死吃了。两人都是自愿，不伤害任何其他人。但我们仍然坚决反对这种行为，这就是出于恶心。
6. 自由/压迫 中国儒家对此似乎不太看中，但是道家很讲自由。不论如何，每个人都认为自由很好，压迫不好，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这六个模块。有谁会以伤害别人为乐？有谁会喜欢作弊的人？有谁会认为背叛比忠诚可爱？单说某一方面，谁都知道好坏。但是这些道德模块在每个人心中的相对分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可能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对组织忠诚和对权威的尊敬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道德。尤其是当面对同一件事，如果不同的道德模块对我们有不同的指引的时候，各人的取舍可能很不一样。有人可能因为感到同性恋很恶心而反对它，也有人可能认为自由更重要而支持它。
爱狗人士为了救狗不惜跟人作对，他们头脑中的关爱模块显然特别发达，毕竟狗像小孩一样可爱。而在一个公平模块和权威模块更强的人看来过分爱狗就是不对的：你这么对狗好，对人公平吗？狗毕竟比人低级吧？忠诚感强烈的人往往特别爱国，而对那些自由感更强的人来说，人权显然大于主权。如果每个人都仅仅听从自己心中道德模块的召唤，坚决用感性做判断完全不愿意使用理性思考，把这帮人放一起吵翻天也没用。有句俏皮话说“性别不同怎么谈恋爱”，这里我们也可以说道德模块优先级不一样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每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对应于这六个道德模块的一种组合。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海特等研究者搞了一个道德测试网站（YourMorals.org），对超过十三万人进行了道德模块测试，再把测试结果跟这些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较，就得到了每种意识形态所对应的道德模块组合。
（下面这张图来自网站测试结果的统计。图中横坐标是受试者的政治立场，从左边的非常自由到右边的非常保守；纵坐标是受试者对不同道德的认同程度，从下边的强烈反对到上边的强烈认同。这里测试的五个道德模块是关爱、公平、忠诚、权威、圣洁，“自由/压迫”模块并未出现在这个调查之中，是海特后来加入理论的。）
数据摘自YourMorals.org并作翻译
这项研究结果相当过硬，甚至得到了脑神经科学的支持。现在研究者可以在道德测试过程中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随时监测受试者的大脑。他们给受试者念一段有政治色彩的话，受试者如果对这段话说的词汇敏感，其大脑就会发生可见的反应，让研究者能看出来他是反感还是认同。把这个结果再对比受试者的政治立场，发现其听到对应相应道德模块敏感词时大脑的反应，与前面网站调查的结果非常一致。
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政治派别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可以很好地用其对应的道德模块组合来说明。
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关爱、自由和公平——其中尤其看重的是关爱——而对忠诚、服从权威和圣洁完全不在意。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个体组成的，认为社会要想好好运行，第一要关爱每一个人，不能伤害人，第二要公平。自由主义者对弱势群体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同情心，宁可牺牲一点自由和公平也要去保护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总是支持高福利和高税收。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压迫”这个道德模块的侧重点在于不要压迫别人，对公平的侧重点在于结果公平，认为最好给每个人分配同样的好处。
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模块组合
保守主义者对所有道德模块都同样重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模型是每个人一出生都不是孤立的，你已经在社会中有一个位置，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已经在那里。保守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对这个社会正常运行非常重要，人必须得尊重传统。为了维持秩序，就要尊敬权威，对组织忠诚，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的侧重点是不要压迫我，你政府不能多收我的税。对于公平，保守主义者认为好处必须按照贡献大小分配，而且为了惩罚偷懒者，宁可牺牲一点关爱。
保守主义者的道德模块组合
其实不管你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你在内心一定都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所有的英雄故事都是同一个套路：现在世界上有个威胁，我要解决这个威胁。
自由主义者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世界上存在着压迫！某个国家的政府、强人和大企业正在压迫人民，而我们作为智者就要起来引导人们去反抗。打碎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我们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这是一个英雄解放人民的故事，它的核心在于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对不平等的愤恨。
保守主义者的故事则是一个英雄出来防守的故事。人民的日子本来过得很好，突然来了一帮自由主义者，他们同情罪犯，反对我们的传统价值，败坏我们的道德理念，还把我们的东西分给说谎和不干活的人。所以我们要跟自由主义者战斗！
你说这两种理念谁对谁错呢？其实正确的办法是就事论事，对每个具体议题做具体分析。可是大多数人都是受意识形态左右的。科学家甚至已经发现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因基础！在这方面，基因对大脑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你是否对威胁特别敏感；第二，你是否喜欢追求新东西。如果你对威胁特别敏感，你就更愿意跟同胞抱成团去对付外敌——这使我想起《中国不高兴》一书所说的“外部选择压”——你就更倾向于保守主义。如果你在追求新东西和新经验中获得快乐，非常反感现有的秩序，你就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不太了解现在是否有足够证据说这两类基因决定了个人的道德模块优先级区别，但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有先天因素这一点，我曾经看到过不止一个类似的研究。
所以人一出生，大脑中在政治上的侧重点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这些特性将会指引你的人生方向，特定的基因会让你主动去寻找适合这个基因发展的环境，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天生反感老师制定的纪律，主动去亲近自由主义艺术，反感任何限制，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正在实践“英雄解放人民”的故事。一个保守主义者则会天生认同传统价值，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荣，非常爱国，听说“公知”同情罪犯鼓吹废除死刑就觉得自己有义务保卫传统道德。人生的阅历和重大变故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但先天因素绝对非常重要。
美国的两大政治派别各自能有这么多人支持，甚至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还被某些知识分子当做“普世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能言善辩，而是因为其背后有这样的道德基础。除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外，还有一类“自由论者”（libertarian），其道德模块组合是专门强调自由，捎带重视公平，而完全不在乎其他所有道德。有很多经济学家持自由论者的立场。不过，因为自由论者缺少关爱的模块，他们很难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自由论者的道德模块组合
跟绝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一样，海特原本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这个研究，在他考察过多个国家的文化以后，他慢慢发现美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其实是个特例。事实上，有人提出现代心理学其实研究的是世界上最 WEIRD（怪异）的一群人——这个词是这群人五个特点的缩写：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cy（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民主的）——像这样的人即使在西方社会中也是特殊的，他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上其他人可能格格不入。海特不到三十岁就去印度搞调查，最初无法理解印度人的神性观念和集体观念，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能理解印度人了。他慢慢从感情上接受了印度人的道德观，甚至开始使用理性帮这套道德观找理由。
像海特那样学会理解别人的道德观可不容易，各国的道德文化的确非常不同。此书中有个最简单的例子：请使用“I am ……”开头写20句话。美国人写的大多是自己心理特征：我很开心，我很外向，我爱爵士乐，等等。而东亚人则更爱写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社会关系：我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丈夫，我是富士通公司的雇员，等等。
我读此书读到这里，想到的第一句话是 I am Chinese。
[1]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原文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
[2]
此书中文版已出。
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
19世纪末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动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内，成功地把比利时从一个专制独裁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他赋予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比美国提前半个世纪立法允许工人罢工。他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领先于整个欧洲。比利时1881年就普及了基础教育，确保每个女孩都能上初中，并且在1889年通过法律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工作。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国家的经济也获得了大发展，他比罗斯福更早采取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非洲刚果这个比利时殖民地，确切地说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刚果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人权，完全是奴隶。他们在警察的强制下劳动，动辄被施以断手之类的酷刑，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利奥波德二世在橡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这样的君主国来说他们是皇室成员。
●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他们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他们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这个理论看似简单，其背后必须要有大量的数学模型、统计数据和案例支持，它们首先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然后被总结成一本学术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逻辑》），并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The Dictator's Handbook（《独裁者手册》）。
在通俗史书和影视剧中人们经常研究权术，惊异于为什么像慈禧和魏忠贤这种文化水平相当低的人能够把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难道政治斗争是一门需要特殊天赋的非常学问吗？现在Bruce Bueno de Mesquita的“三围”理论，可以说是抓住了政治的根本。
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
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实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
从这个根本出发，“三围”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对政治斗争的种种不解之处。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变法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民主党欢迎非法移民却反对给高技术移民提供特别渠道？民主的美国为什么会推翻别人的民选政府？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为什么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领导人和联盟的互动来解释。三围理论能把种种帝王之术解释得明明白白，可以说是学术版的“厚黑学”和现代版的《韩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