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课铃。
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强调把事做“对”。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以学习材料为核心，要求学生必须理解这些材料——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解题，只要你能得到正确答案。
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材料。
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
这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中。那是一所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云集了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好的老师和学生。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的教学的确是非常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讲讲笑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有时间可以搞点个人针对性训练。我们非常明白来这里上学的目的：如果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上大学。
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
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会拖堂。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
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
这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而这些四、五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
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
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跟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
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主管精英阶层的学校强调智识。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他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产品。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
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你回答：“我先找……第一个部分商？”
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如何。
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同学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
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去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
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
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
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有时候甚至抱怨学生自治的能力还不够。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
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
如果在美国生错了阶层，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
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
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个人都可以不必如此！
用美国这套标准对照，我的小学的确是在工人阶层。就连在教学楼里从哪边走、上课怎么举手学校都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根本不在乎这些规定，经常跟学校对着干，老师“夸”我们有“造反精神”——我们这帮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带有统治阶级的风格。
话说回来，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毕竟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
因为大家都在一般中产及以下。
3. 中国各阶层的三种教育目标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流水线教育的默认生产目标，并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打磨和挑选“器具”。
下等的器具，是某种实用工具，对应一般家长要求孩子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学历和技能。其实如果仅仅是学成卖艺，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搞金融工作的人并不比一个从蓝翔技校毕业开挖掘机的人更值得尊敬。
而上等器具，则是工艺品。工艺品未必能用来做什么，但是具有收藏和升值的作用。工艺品的价值可以用一系列指标衡量，如材质是不是黄金的、镶有多少克拉的钻石等。工艺品对应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各种“素质教育”：会弹钢琴等才艺、学习成绩好、会英语、身体棒、长相漂亮，等等。你拥有的素质越多，别人就越觉得你好，值得拥有。
为什么说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因为艺术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标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品追求独一无二，跟任何已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标准。而不管是实用工具还是工艺品，都以“符合××标准”“跟××一样”为追求。
这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即便会弹琴，也只不过能把曲子弹“对”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弹“好”。
大多数家长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特性，只求符合各种工艺指标。当他们说“素质教育”的时候，无非是把追求从下等工具提升到了上等工艺品。
人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内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西”，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这个叙事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试制度有关，对早熟的中国人来说则与科举制度有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所以要做个好的器具，而不是做个好“人”。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上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让别人来适应我。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进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岗位。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光环的“加持”。
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业，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攀比，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打工。
换句话说，现代的流水线教育其实是奴隶教育，而古代的贵族教育则是主人教育。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是主动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你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发挥自己、支配别人，还是为了适应世界、打扮自己、吸引别人来支配你？
主人学习审美，关心怎么评价别人；奴隶学习比美，关心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主人学习明辨是非，奴隶学习迎合别人的是非观；主人学习怎么找到和使用工具，奴隶学习怎么把自己变成工具；主人学习合理调动资源，奴隶学习把自己变成别人的资源；主人学习“我想要什么”，奴隶学习“我要变成什么”。
能从作为一个主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有“主人翁”精神，你才不是一个器具。
日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怎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主人翁”精神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比如买个房子，本来房子是自己的，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
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过去这几十年的主流文化都是贫民文化，人们对“怎么适应别人”研究的很多，对“怎么自己做主”研究的很少。我们看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职场经验”，对工作、对上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翼翼的算计，动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真是非常可怜。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随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遍像小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物实在太少。
在美国硅谷，尽管来自中国和印度工程师的总人数势均力敌，但是二者地位其实有一定差别。无论是进入各公司管理层的人数，还是创业的人数，中国人都显著不如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很多，海外印度人却能领先海外中国人很多，难道仅仅是因为英语好？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人比较有主人翁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很有主权意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的主人翁意识落后印度很多，这可能因为印度有一个主流上层社会，而中国没有。
出身于上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使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耶鲁大学为了让学生体验这种心态，学会富有地生活，可以出钱让学生到中国做访问学生，可以出钱让学生去纽约看百老汇演出。人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选择的能力。
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
1. 贫民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
2. 中产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
3. 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
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然后你还得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如此说来，家庭出身实在太重要了。大数据可能搞不清到底是人选择了教育还是教育决定了人，但是对这个格局看得一清二楚。我多次看到有人统计，说中产家长每天跟孩子说多少个单词，贫民家长每天跟孩子说多少个单词，因为单词数听得不够，所以贫民家庭孩子智力发育不如中产家庭——再有多少这种研究，也无非是从各个方面验证一句话：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直接决定孩子能达到什么层次。
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4. 英雄的套路
人们一般的印象，都是认为亚洲人的自控能力比较强，凡事能推迟享乐，为了明天幸福宁可今天苦点、累点把钱攒起来；而非洲人则自控能力比较差，工作一天挣的钱马上就买杯啤酒喝了。这个差异是怎么来的呢？我曾听说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实验调查的不是成人，而是孩子。实验者请一些来自印度和非洲的孩子吃巧克力，他给孩子们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现在就把这块巧克力吃了，也可以选择等一个星期之后，得到一个价格比这个贵10倍的巧克力。结果很明显，大多数印度小孩选择等更好的，而大多数非洲小孩选择直接吃这个。从这个结果来看，孩子们选择的哪里是巧克力，简直就是自己的命运。
但这个实验的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单亲家庭。要知道，印度家庭通常很稳定，而非洲有很多由母亲独自抚养孩子，甚至是抚养几个孩子的单亲家庭，常常是孩子还没出生父亲已经“走人”了。研究者发现，如果你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非洲孩子跟印度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印度单亲家庭的孩子大都也选择“今朝有糖今朝吃”，非洲有双亲的孩子大都也选择等一周拿更好的。之所以从整体上看印度人更能忍耐，只不过是因为印度的单亲家庭比非洲少。
所以，如果你要预测一个孩子能不能推迟享乐，单亲绝对是比种族更可靠的变量。
为什么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控能力更差？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因是个重要原因。正因为他的父亲不负责任，他才会沦为单亲儿童；与此同时他又继承了父亲不负责任的基因，所以他“天生”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是环境也很重要：两个人看孩子总比一个人看有效。如果一个单身妈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你可以预计这个小孩是非常缺乏监管的。事实上，研究者统计那些不是因为父亲不负责任离开了，而是其他原因——父亲突然死了——而变成单亲的家庭，发现其孩子的自控能力正好在双亲家庭和父亲不负责任离开的单亲家庭之间。
所以，父母双全的人是幸运的。美国的穷人孩子有超过2/3生活在单亲家庭！我看到一个研究说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染色体的端粒比“正常人”短——“与家庭结构更稳定的孩子相比，那些家庭结构动荡（如家长有多个伴侣）的孩子端粒短了40%”——这意味着他们的寿命也会更短。
这就是科学结论。这就是大数据。这就是大势所趋。如果你不幸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这个世界对你没有太多期待。如果你今天得到一块巧克力，大数据判断你会把它立即吃掉；如果你今天买彩票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大数据判断你会把钱立即花光；如果你今天跟某个女孩发生一夜情还让她怀孕了，大数据判断你将会一走了之。如果将来有人用一个机器人代替你存在，这个机器人的程序就是这么写的。你的性格和命运都已注定……
……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
但是无论生在哪个家庭，都有一种人，他们拒绝按照这个剧本走。他们选择另一个剧本。有人调查了各路成功人士——不是一般做小生意发财的那种成功人士，而是特别厉害乃至青史留名的人物，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出自单亲家庭：
● 在入选百科全书名人录，而且又能找到家庭背景的573人中，有25%的人在10岁前失去一位家长；有34.5%的人在15岁之前失去一位家长；有45%的人在20岁之前失去一位家长。
● 67%的英国首相在16岁以前变成单亲，这个比例是同时期英国上层阶级的两倍。
● 44位美国总统中，有12位——包括华盛顿和奥巴马——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
单亲是个巨大的困难，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单亲反而是格拉德威尔说的“可取的困难（desirable difficulty）”——如果你打败我，我就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打败我，我反而能因此比一般人更强大。
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
所谓英雄，就是超越了阶层出身、超越了周围环境、超越了性格局限，拒绝按照任何设定好的程序行事，不能被大数据预测，能给世界带来惊喜，最不像机器人的人。
什么人都值得问问出处，唯有英雄不问出处。
David Brooks《通往品格之路》这本书里考察的英雄人物，各个都是如此。
民权运动领袖伦道夫出身于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可他居然接受的是贵族式的教育——从小家里虽然穷，但是收拾得一尘不染；父母要求他说话时必须把每一个音节都说清楚；他在学校跟着白人老师学习拉丁文和莎士比亚戏剧；父亲还经常领着他参加黑人政治集会。他的家人、老师和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超越了出身的环境。所谓“出淤泥而不染”，也不过如此吧？
而笔名为乔治·艾略特的女作家Mary Anne就没这么幸运。她出生在一个缺少关爱，而且还狂信宗教的家庭。这个家庭给Anne在心理和精神上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她从小就到处找爱，很容易爱上一个男人，而且还常常是已婚男人，结果自己长得又不好看，经常被无视。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性格有明显缺陷的浅薄女孩。可是Anne非常爱读书！高水平的阅读首先把她从宗教里解放出来，因为信仰的原因跟家庭对抗，又因为精神上的交流最终找到了真爱，而且成就了伟大的写作事业。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历史上的“圣贤”，一方面他们做事的确不同寻常，一看就知道是个圣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是普通人，有很多缺点，小时候可能没人认为他们将来能有这样的成就。家庭出身对这些人来说并不重要，什么家庭的都有。他们的了不起之处，在于能够战胜自己的局限。其实有的英雄——比如民权运动的一个幕后组织者Bayard Rustin，终其一生都是个同性恋滥交者——并没有真正“消灭”自己的弱点，但是他们能在关键时刻战胜弱点。
是这些英雄，而不是那些能被大数据预测的俗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思。
好莱坞早就发现了英雄的价值。绝大多数好莱坞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英雄。各种超级英雄电影不论，表现“小人物”的电影也是关于英雄的——他可以是一个小镇上勇斗歹徒的警察，可以是率领普通中学的校队夺取冠军的教练，可以是一个跟各种疾病做斗争的医生，也可以是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决不妥协，最后重新赢回幸福的家庭主妇。
好莱坞甚至发现了英雄成长的套路，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电影剧本配方”。这个配方的大致结构是这样的：
1. 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最初，太平无事。
2. 突然发生一个变故、一个危机、一个问题。英雄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3. 英雄想了一个计划。执行计划过程中发生巨变，局面比他想象的更坏，剧情大转折。
4. 英雄尝试新办法，并且再次失败。剧情进入深度冲突之中。
5. 英雄又一次失败。这时候他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然后用全新的方式面对。
6. 但是这时候局面越来越差，英雄情绪低落，连观众都快绝望了。
7. 英雄获得家人、导师或者女朋友的精神支持，炼就超凡品格。
8. 剧情再次反转，这一次英雄毕全功于一役，一旦失败就什么都没有了。
9. 高潮和结局。
中国电影几乎很少使用这个套路，这不是因为中国导演能创新，而只能说明中国电影还远远不够成熟。我认为这是一个来源于生活的套路，不仅观众爱看，人们还在自己的生活中默默地实践这个套路。真正英雄人物的成长路线可能复杂多变，但是其中精髓与这个套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成为英雄之路。
为什么这个套路就不可被大数据预测？因为它充满风险。电影表现的和被人记住的都是成功了的英雄，而大部分英雄主义的尝试可能都是失败的。
大多数人会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放弃、认命，然后跟周围其他人一样过大数据预测好的生活。但是有的人却能一直坚持下来，非得从设定好的剧本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不可。为什么这些人能做到？
他们有一种不同的动力。
5. 使命的召唤
英雄跟俗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俗人想要适应世界，英雄想要改变世界。
以人们爱说的“成功”而论，我们大概可以把成功分为两类。第一类成功，是这件事有一个什么标准，然后你达到这个标准。比如考试就是如此，别人设定了考题范围，我们全部掌握了。再比如在公司里做事，老板或者客户提出一个什么要求，你把它实现。
第二类成功，则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标准，甚至根本就没有先例，你无中生有非要做这么一件事，而且还做成了。这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成功。你发明一个新产品，甚至开创一个新领域，一旦做成，你可以给后来的人制定标准。如果你取得了这第二类成功，你就可以雇用一些“第一类成功人士”，给他们提各种要求，比如你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太差，你甚至可以要求员工必须孝顺父母。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第一类成功人士。这个词的要点并不在于“利己”，而在于“精致”。精致，暗示处处精确算计、小心谨慎，不敢有任何错处。用在人身上，可以想象这人没有任何性情自由发挥，干什么事都有目的，绝不浪费时间，吃个饭、聊个天都是为了人脉之类，非常无趣。大学并没错在把人教得太精，而是错在把人教傻了。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事的动力是非常明确的，这么做能有升职、加薪等各种好处，所以我就这么做。心理学家管这个叫“外在动力（extrinsic motivation）”。而与之对应的，纯粹是出于自己想做这件事而主动做这件事，则是“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其实一般人，既不是特别纯粹的英雄，也不是特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事通常同时有这两种动力。把工作做好固然有金钱上的动力，但也的确是乐在其中，对吧？
关于这两种动力的研究非常之多，总体来说结论都是内在动力的作用比外在动力大。特别是，如果你考察短期的效果，那么外在动力可能非常有效，如用奖金刺激学生更加努力地准备好下一次期末考试；但是如果你考察长期的效果，那么内在动力才是最关键的。
最近有一项关于西点军校学生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研究者调查了超过一万名学生，一入学先问卷调查你为什么来西点军校，答案选项包括“免学费”“将来工作机会”这种外在动力和“就是想当一名军人”这种内在动力。然后把这些学生当初给的答案保存，跟踪他们十年以上，看看到底哪些学生在升值等方面进步更快。结果发现至少对军人这个职业来说，两种动力都有的人，不如那些只有内在动力的人成就高。
这个结果当然不出意料。外在动力其实就是人对各种刺激的被动反应，如果别人怎么刺激你就怎么反应，那你就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人，与机器人无异！内在动力才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之所以这么干不是因为谁刺激我，而纯粹是因为我就想这么干。
每个人都有内在动力，但英雄有一种更高级的内在动力：使命感。
如果设想一下怎么给自己搞个人生规划，可能一般都是先想想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选择一个什么工作。可是世界这么大，谁知道自己最想干什么？很多工作你根本没见过怎么知道好不好？英雄人物，最初也是这样浑浑噩噩地混着，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
直到某一时刻，突然遇到某些事情，我们有可能会感受到使命的召唤。珀金斯本来就是个热衷公益事业的人，但她是因为目睹纽约三角地纺织厂大火，才决心把劳工权益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鲁迅本想学医，是因为在日本看到中国人太愚昧了才决定弃医从文；很多仁人志士是看到日本侵略中国才决心投笔从戎；有的数学家是听说了某个数学猜想、某个前辈的漂亮证明之后才决定自己这辈子非做数学不可。
对这些人来说，工作已经不是简单上下班的事了，而是一项事业。他们做这件事不需要外界的监督和激励，是自己要求自己非把这件事做成不可。所以真正了不起的事业应该由使命感驱动，比如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应该是为了从政而有政治观点，而应该是有了政治观点才决定从政。
可能每一行里都有有使命感的人。有人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157个动物园里的动物保育员，发现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因为保护野生动物这个使命感而从事这个职业的。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很大的意义和认同感，把工作视为道德责任，想办法让动物园达到更高水平，而且不惜为此做出牺牲。
为什么英雄是自由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了使命感，就有了最彻底的主人翁精神，你就不用管他，也管不住他了。
达·芬奇给自己提出的目标都非常高，不在乎当时的其他人能做到什么，只问我想做到什么。年轻时奉命画天使，结果他自己立下宏伟誓愿，要画到最好——达·芬奇作画本来就以真实感强著名，如他画的花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以前没有任何人画过这样的花——而要画天使的话，他专注的难点在于怎么画才能让天使的翅膀感觉最自然。他先反复画鸟的翅膀，甚至从市场买鸟回来画。最后画出来的天使翅膀就像真的长在天使身上一样，好像真的能飞。
结果达·芬奇随之产生新的想法，他又想掌握飞行的秘密！他总是从一个想法引发另一个想法，被自己的想法召唤。
像这样的英雄，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人。他们只对自己的使命负责，不受任何外力的限制。他们敢问不该问的问题，敢挑战周围人的共识，不屑于取悦任何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变成工具——其实他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时代生产分工的本质。总体来说，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像螺丝钉，越来越不自由。刘仲敬说：“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3/4的人生剧本在30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
但是作为人，我们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自由。那么现代社会中什么人最自由呢？
6. 英雄 = 创新
现在我们要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到底是谁创造的？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答案，当然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过这答案有太多阶级斗争的烙印，估计谁都不服。人民中也有英雄，达官显贵中也有俗人。
前面明确了“什么是英雄”，那么我们把问题改为：历史到底是有自由意志、能突破自身局限、由内部动力驱动的英雄创造的，还是只知道对刺激做出反应、可以被大数据预测、由外部驱动的俗人创造的？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没有俗人，英雄也玩不转，但抬这个杠没意思——平心而论，答案只能是，英雄创造历史。
也许“历史”这个词太大，有点像谈哲学，那么我们再把问题更具体化一点：经济增长是谁推动的？
这个问题现在有非常明确的答案。宏观经济学家Robert Solow，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工作，就是证明了：现代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不是由现有的资本和劳务活动的扩张带来的，而是由创新带来的。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在IT行业，几乎所有新的职位都是由刚刚成立五年之内的公司提供的。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常规，创新就是意外，创新就是你事先根本没预测到。根据我们对英雄的定义，这就是英雄做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位奇人，人称“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有人认为，他的书曾经指导过里根的经济改革，也曾经引发过互联网股票泡沫。而在2013年，他出了一本新书，Knowledge and Power: The Inform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 and How it is Revolutionizing our World（《知识和力量：关于资本主义的信息理论以及它怎么改变世界》）。
这本书的重要思想在于，资本主义的精髓并不是一个激励系统，而是一个信息系统。
通常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激励系统。哪种商品的需求大，它的价格就会高，生产者注意到这个价格信号，就会为了多赚钱而去多生产这种商品。刺激→反应，典型的俗人做法。
但是这种激励只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而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前面诺贝尔奖得主证明过，创新才能带来增长。
吉尔德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关于信息的。
什么是信息？根据克劳德·香农的信息理论，信息就是意外。你要测量一段话里有多少真正的信息，其实是看这段话给你带来多少意外。如果一切都是套话、废话，这段话就没有信息。程序员写好一段不含随机变量的程序，计算机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段程序，计算机生成什么新信息没有？没有。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的所有要求细节都已经事先计划好，你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你贡献新信息了没有？没有。
别人制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故事讲了一遍。只有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你做了一些事先没有人想到的事，又或者根据自己的想法主动改变了计划，有所创新，你的故事才值得再讲一遍，你才算贡献了新的信息。你贡献了新的信息，世界因你而不同，历史才真的进步了。你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制造的信息才会增加，整个经济的复杂度才会增加，才会有经济增长。没有规律的东西才是信息。不可预测的创新突破，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所以创新是不能命令和计划的。除了创新者的自由意志，创新只受技术进步客观规律的限制，此外不应该有别的力量左右创新。
不但政府不能要求创新，消费者也不能！有些企业家认为创新者应该紧跟市场的需求，揣摩消费者的心理，先问别人想要什么，再看看自己能给什么，产品经理应该听命于消费者，工程师应该听命于产品经理。真正的创新，恰恰相反。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有句名言：“如果我当初是通过问别人想要什么才去发明什么，他们只会告诉你他们想要跑得更快的马。”
消费者是被动的，企业家是主动的！作为“供给派经济学家”，吉尔德认为，对创新产品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需求刺激供给”，而是“供给创造新的需求”。他用一个“学习曲线”理论来说明这个过程。
1. 某公司发明一个全新的产品，如计算机芯片。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产品，等于是这个产品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用它。新产品生产麻烦，价格很贵。
2. 随着公司的生产经验增加，新产品慢慢变得便宜，市场上数量也多了起来。
3. 消费者慢慢学习怎么用这个东西，而且还搞出各种新的用法。
4. 这个产品带来一波一波新的影响，形成正反馈，往前推动别的产品进步，带动整个技术圈加速进步。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学习。生产者在学习怎么能造得更便宜，消费者在学习新用法。这个过程中双方信息的交流、新信息的产生，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不仅仅在于造出多少东西。
为什么说世界是由英雄驱动的？因为信息就是意外。这些发明新产品提出新想法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只知道一味迎合别人的人办不了大事，真正的创新者不问别人想要什么，他们告诉别人应该要什么。
众所周知乔布斯不屑于考察用户想要什么。有人问苹果设计师乔纳森·艾维，摩托罗拉一款手机允许用户随意定制外观的各方面，有几十上百个选项，每个用户都是自己的设计师，你以为如何？艾维说这是摩托罗拉设计师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苹果不是一般的公司，摩托罗拉也不是很差的公司，还有很多更差的公司只会对市场最基本的刺激做反应，谈不上真正的创新。
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企业家面对市场有三种态度，正好对应我们前面说过的三种教育境界：
1. 低水平企业家/贫民教育：用户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2. 中间水平企业家/中产教育：我做最好的自己，等着用户选我。
3. 英雄企业家/上层教育：我替用户决定。
而三个境界的风险则是从低到高。第三境界最大的可能性不是你发明一个东西马上引起跟风，而是你发明一个东西别人根本不买账。每一个成功的英雄背后都是无数的垫背。
如果你从未失败，说明你玩得不够高级。
这条路失败的风险极大，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经过权衡计算之后不会选择这条路。所以英雄这条路的确是内部而不是外部动力驱动。英雄的选择其实是康德式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什么好处，而仅仅是因为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智识分子的智慧加英雄主义的自由和勇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素质。由家庭出身决定教育水平，再由教育水平决定职位高低，只知道自己的小小领域，设定是什么性格就永远是什么性格，别人怎么安排就怎么做，不需要自由意志的职业，应该全都交给机器人。
在机器人时代，有智识、有勇气、追求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这才是人战胜机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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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部分讲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未来。我们将首先研究个人怎么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然后讨论新时代的人与人合作的组织形式，谈谈用组织的办法尽可能发挥人的优势。然而非常有可能的结局是，即便有这么多办法，最后大多数人还是会输给机器——但这也许没那么可怕，最后一篇文章就讨论这个局面：人的最重要角色将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
最终，世界面临两条路：如果人永远比机器厉害，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英雄主义和“供给派经济学”就是好使的，资本主义就可以继续存在；如果人就是不如机器，那么我们就得依赖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介绍的“需求派”经济学，这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共产主义必将实现。
那我到底支持供给派经济学还是需求派经济学？我没有派别。别忘了我可是个智识分子！
[1]
此事见于Dan Ariely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一书，中译本叫《怪诞行为学》。这本书曾经非常流行，所以我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我也不知道Ariely为什么自称是个行为经济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这明明是个心理学实验；第二，这本书中有好几个实验，后来被证明是无法重复的，这个亚裔女生实验可能也不例外……但我还是决定用一次。
[2]
也就是他的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的书名，其本意恰恰就是统计中偏离多数观测值太远的数据。中文把这个词译为“异类”，非常传神。
[3]
这个电影影响力不算大，英文片名是 Divergent，2014。
[4]
http://www.nytimes.com/2006/05/07/magazine/07wwln_freak.html
[5]
我在《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中已经仔细介绍过“刻意练习”的方法。
[6]
Jean Anyon，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最早发表于Journal of Education，1980。
[7]
此事见于Willpower: Rediscovering the Greatest Human Strength一书，作者Roy F. Baumeister and John Tierney。
[8]
果壳网，【论文故事】穷人家的孩子端粒短？作者Paradoxian。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226/
[9]
以下数据来自Malcolm Gladwell的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一书
[10]
我看到的这个配方来自这里 stewartferris.com/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Movie_formula.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