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５％到储蓄１２％的转变。何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１７８０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１３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４０％左右的国民收入被１０％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５０年到７０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３５％左右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７％。其中大约２—３％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４—５％用于公用事业，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平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７％（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２％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的份额可能只有５％；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际资金的１０％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外，将２—７％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１０％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付息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率超过平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价格迅速上涨的一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的房子里，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此对利润征税妨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的公民私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如公民们使用的方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一样；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于宣布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是符合平均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主要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些部门还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国借款人、农业、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Ｃ．Ｔ．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工商业组织、农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１９５２年在英国只占个人收入的１．８％，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２％。即使这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的储蓄的增长抵销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资金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太大，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资本。实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的资金，农业一向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虽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于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最小的。不时还有某些资本向外英镑区外流的现象，各中央银行将启用作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对外投资是借钱给政府或公用事业（如今大部分公用事业属于政府所有），由于缺乏可支配的储蓄，这种借款受到不利影响。正如我们在后面有一节中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对外投资现在依赖政府间转拨的程度要大得多，依赖私人贷款的程度小得多的一个原因。至于国内的公用事业，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其价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因此它们一直无法储备很多资金，不得不用新贷款来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种新情况下，它们要末像制造业所做的那样提高价格，获得大笔未分配利润，要末更多地依靠政府拨款。对于这两种办法中的第一种办法，政治气氛似乎是不利的。
由于政府征收的利润税日益加重，因而使私人储蓄额减少，所以如果要使储蓄总额不下降，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必须储蓄更多的钱，并设立机构，向迄今一直依靠可支配的私人储蓄的某些借款人阶级提供储蓄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中央政府与战前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用税收来为自己的整个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而且用税收支付地方当局的全部借款。后来它停止了这种做法；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利润税来刺激私人储蓄，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或效果是为了刺激消费，那么它这样做是不对的，除非现在为了提高个人消费率而降低资本形成速度是适宜的。如果利润税仍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就很难看出英国政府如何能逃避它不仅用税收为中央和地方一切资本支出提供资金，而且成为新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和公用事业的储蓄金来源的义务。
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一的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朝这个方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深信，已经达到并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高水平，要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利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而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少依靠他们供养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一般说来，要征得数目可观的税收，就必须在收入表上把征税范围扩大一些。获得所需数目的最省事的办法也许是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征税，但是这种办法只有在人均收入实际上在增加的社会里才是可行的。缅甸和加纳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很大一部分贸易盈余储存起来。日本在１９１４年以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旨在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是与同样严格的征税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征税，增加的产量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国库了。
任何国家如果想把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对的。只有在利润已成为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国家才能自愿地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似乎也是对的。如果它不希望它的发展依赖于私人的利润，或者如果它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增加到那个水平，那么它可以迫使自己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通过征税进行储蓄。只是近来，我们才逐渐把政府视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储蓄来源。在２０世纪，它看来很可能逐渐变得比任何其它来源都更重要，即使在经济多半由私人企业掌握的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一）和第七章第二节（二）中再讨论。
（三） 外来资金
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各初期阶段，都有外国资金的援助来补充自己数量有限的储蓄金。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英国从荷兰借款，到１９和２０世纪，又把钱借给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其它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１９世纪，它大量借外债，到２０世纪，又应请求成为主要债权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愿意，也会发现难以完全用国内储蓄来支持它的资本计划，因为发展计划通常涉及从国外进口一些资本货物。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计划花ｘ镑进口资本货物，ｙ镑支付工资和薪金，为此，它征税ｘ十ｙ镑。
在表面上，这个行动似乎既不会引起通货紧缩，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支出与税收正好相抵，但是实际上，它会引起通货紧缩，使国际收支吃紧。就其对当地的购买力和国际收支的影响来说，当地支出的ｙ镑多多少少被征收的ｙ镑税收抵销了。但是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不能靠从当地的购买力中征税ｘ镑来筹措，当地的购买力动用的外汇只有ｍｘ镑，其中ｍ是边际进口倾向。此外，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也从国内流通中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而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它，这样通货就紧缩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出口和国内消费互相代替的话，这样，当国内消费量下降时，就自动出口较多的货物，因为这既提供外汇，又维持国内收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不完全是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国内通货紧缩使得进口萎缩，价格下跌使得出口扩大。一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个国家就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形成。但是加快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几乎肯定会造成外汇短缺，外汇短缺的情况必须用三种办法来弥补，那就是，如果有国外资产，就动用国外资产；控制外汇；或者利用外国援助。
如果一项靠征税或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的计划对国际收支造成压力，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一项使失业者创造资本，并将新的货币用于这一目的的计划，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使这样一项计划不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几乎整个计划的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一部分支付为此项计划进口资本货物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支付进口消费品的费用，以抵销当地支付的货币。如果进口货与本地商品不能完全互相代替的话，那么当地仍然会发生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这将有利于吸收进口货。实际上，并不是当地的全部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因为在当地花掉的一部分钱将贮存起来，不必投入相应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一个投资行动通常会引起别的投资行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储蓄的任何外汇都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光。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未来的借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因为该银行在成立时把它的权限解释为它应当只出借为发展项目从国外进口资本货物所需的外汇，而不应当出借供当地支付工资或薪金的钱。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当地的工资和薪金用税收支付，或者用一种相应地减少其它国内支出的借款支付，那么该银行将提供所需的一切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货物而又不减少其它国内开支，那么这是不够的。鉴于欠发达国家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在不征税或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加快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那么它们就需要几乎相当于新增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追加外汇。
鉴于国内储蓄的水平，可通过动用现有的贮藏或以贷款、赠款的形式获得外援来筹措追加的外汇。
私人拥有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各国，人们习惯于贮藏黄金和珠宝；在其它国家，现有的贮藏则比较少。现在究竟贮藏着多少黄金和珠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接近实际的猜测数是不超过国民收入的２０％，虽然所涉及的数额的绝对值看来可能是很大的。获得这些贮藏的任何简单办法也是不存在的。有几个国家（例如英国）规定，拥有黄金或外汇而不向财政部申报是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的效力有一部分取决于人民守法的程度，一部分取决于这些法律实施的严厉程度如何。通货膨胀促使人们去贮藏黄金，所以使人们自愿把贮藏的黄金拿出来的一个条件也许就是建立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可以暂时实行有吸引力的价格政策使人们把一部分贮藏的黄金拿出来。冷酷无情的政府几乎一执政就能使私人将他们所贮藏的黄金拿出来，但是在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国家里，把贮藏拿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对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是很小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大量贮藏，因为它们仍然完全用外汇来支持本国货币。例如英国殖民地的所有政府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货币都百分之百地用英镑作为支柱。用外汇支持一种货币达到这种程度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能想象会出现全部本国货币从国内流通中消失的情况。人们有时会说，就英国殖民地而言，采取这种做法关系不大。支援剩余货币用于购买金边证券，这种证券产生长期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利率难以与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数额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出现外汇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增加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是很难的；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们就将花更多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这可能使出口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了，那么额外的国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４９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６８１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往往使利润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１０％下降到１８世纪中叶的３％——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制止了。如果这就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资本收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大减少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接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的那个领域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工厂搬到新的国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外国创办和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往有助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厂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