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处事正确，就会促进增长。如果它们做得太少或太多，或处事错误，就会妨碍增长。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研究为什么会妨碍增长，最后问一下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好政府。
（一） 通往停滞之路
我们认为在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下降，这就是：维持不了秩序，对公民进行掠夺，鼓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对每一点都可以说几句话。
软弱的政府在国内维持不了秩序。抢劫和纵火使财产难以保持安全。土匪、劫匪和拦路强盗抢劫旅客，使国内的商业减少。地方首领叛乱，使贸易受损失，把国家投入内战之中。每当统治者去世，必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世界的大部分历史都可以这样写，只是有时候出现了某个强大的帝国，维护了广大地区的和平。这基本上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有效的法庭和一个忠诚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普遍知道这样做的奥秘。政府靠服从来统治，一旦服从的意志崩溃，要维持秩序就极为困难，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正确的机构，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人民认识到服从是一种权利并甘愿服从。经济发展可能会使服从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并以新的武器——报纸及电台——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如此，１９００年的世界秩序没有１９５４年那么混乱。
不腐败的政府极少，而腐败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在大多数国家内，文官或政治家，或两者认为自己有权靠贪污、盗用公款、裙带风或使自己得到有利的合同来发财。
实际上，１９世纪是怎样制止这种行为的，使人感到有点迷惑不解。在１８００年，英国的官场生活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官场生活一样腐败，但是到１９００年，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腐败风气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内，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金太低；如果公务人员的薪金相当优厚，而不比同行业的同行低得多，那么消除腐败风气就会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有害影响可能被大大夸大了。从商人的观点来看，贪污只是对服务的一种支付形式。如果所需贿赂数量不大，同与他们有关的交易的利润有关，如果这种贿赂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像其他成本一样，它们也只是一种成本，在价格中转嫁给消费者。对生意起妨碍作用的是官员们出人意料的行为；不知道谁会突然蹦出来要钱，不知道用多少钱才能收买他。在资本主义前的社会里，商人阶级通常受贵族及王子们的摆布，他们要求提供贷款而无意偿还，他们随心所欲地征税，迫使资本家以易于隐藏和易于转移的方式保存财富。结果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中资本主义部分发展得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章第二节（二）。
第三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这样理解历史，才能懂得历史。剥削有许多种形式。最普通的形式是地主剥削农民，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地主可能拿走农民的一半产品。在历史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很普遍。这种划分可能完全以少数人拥有财产为基础。另外，还有旨在维护某个种族、宗教或文化集团的特权的其他障碍——比如工业国家里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可能是少数人维护这种障碍，但多数人对少数人保持这种障碍也是同样可能的。当然，还有“阶级战争”，现在预计雇主和雇员将彼此进行这种战争。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促进某种分化，因为政府通常都从某一个集团得到支持。有反对地主和城市的农民政府；反对农民和工业家的地主政府；白人至上的政府、反白人政府、奴隶主政府、天主教政府、新教政府、资本家政府、劳工政府等，事实上，所有政府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之间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分化的基础之上的。“中立”政府从未存在过。某些最好的极权主义政权试图在各阶级之间保持公允的面貌，但是，即使保持公允也不过支持现状而已。民主政府要装得公允没有极权主义政府那么容易，因为大多数的选票总是倒向那些能够鼓动起最大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有一种容忍和理智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阶级剥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的几点是其对社会流动性及对积极性的影响。奴隶制、农奴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以等级、出生、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的一切划分都减少了纵向流动性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无法利用一些优先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迫使它依靠一些庸才来担任本来可以由优秀人才来担任的职位（第三章第三节（二））。这一点的重要性如何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大小及其气量如何。如果它的人数很多，它可以为所有高级职位提供所需人才。如果它气量大，它会破例起用被排斥在外的阶级的最优秀人才，甚至可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破例利用聪明的奴隶、犹太人或其他下层人民的才华，同时把其余人牢牢置于俯首听命的地位。为了繁荣，只需要有少量的纵向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利用这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攻击对资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理由是这样做使工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经费。从理论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问题只是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有：对公元前２５００—２０００年期间埃及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３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马帝国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而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税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新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禁地阻碍同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同样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任由外国金融家摆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处在对１９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急于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是后来才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企业家那里接管过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管是否需要由政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展足够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１９世纪末期的经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剥削都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等级制度。和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了，公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比利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由于高度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俄国的计划方式，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样的钱得到的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宜对这个问题扯得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乎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平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得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一点还不能绝对肯定，因为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即为了达到想往的生活水平，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反作用。如果人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按产出比例征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会妨碍积极性，如果这些税收比方说高于三分之一，情况也许会更譬如此。但是，如果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种影响基本上可以避免。纳税者通常不知道他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中含有多少税收，所以只要税收的消极影响是心理上的，采用间接税而不用直接税的办法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间接税可以同直接税一样进步。）此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为重要。人们讨厌增加税收，对任何增税可能都是反对的，直至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消失为止。如果增加的是间接税，效果则可能是使人们增加努力，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随着人们作出努力的报酬的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用不断增加的收入买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提高税率的效果必然是增加努力，如果所征的税是间接税的话。人们还特别讨厌税务机关可以随意变化的反复无常的税收。如果不是根据收入而是根据商品征收的税收稳定，人们就会使自己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使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有简单的限度，比如２５％或５０％。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３９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气质可能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２５００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君主制时期或独裁时期——并说意大利在这种体制下始终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得好，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长的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好政府需要把统治者的智慧和被统治者的拥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君主、民主派或独裁者所垄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制度的牵制作用或体制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对执政者的权力予以充分的限制，就能消除统治过严的弊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都包括充分的限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无法保证选出一个好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２０世纪的制度理论有时候提出自治的要求，以此与帝国主义相对立。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不能说，国家实现自治时就一定比被别国统治时治理得好。正相反，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些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广泛的地区内实现和平，提供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时期。２０世纪诞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具有某些优点。它们不那么倾向于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是不合适的。它们比较关心农民的福利，更加迫切地想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府反对种族歧视和妨碍本地人进取心的其他限制。它们有时候能够在强调自尊的基础上唤起参与发展的热情，而在它们以前的帝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很大的缺点。它的稳定程度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不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有个别例外）比它们的前任腐败。它们往往同城市利益过多地牵连在一起，非常愿意以向农民征税为代价来增进城市的利益。它们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它们所取代的帝国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崇高的中立，它们却往往放弃这种中立，而进行自相残杀的斗争，等等。在支持自治的人中间，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人支持自治的根据是，“自治比善于治理好”。当然，不能根据下面这一点来支持自治，即自治始终会带来比别的办法更好的治理。
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１０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４０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３０％下降到３％；死亡率从４％下降到１％。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食，需要有６０％或７０％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有１２—１５％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们作品的人多得多了，看伦勃朗和埃尔格雷科的作品的人也多得多了。
从这些变化中，妇女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人还多。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是苦役，在家里做那些在比较先进国家中已由机器做的事情——连续几小时碾磨谷物，走好几里路去提水，等等。经济增长把这些任务及其他许多任务——纺织、教育孩子、照顾病人——交给外单位去做了，那些单位专业化程度高，资本雄厚，具有大生产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沉重的劳动，不再关在家庭的圈子里，终于得到了成为完全的人的机会，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思考和发挥才能。男人可以辩论经济进展对他们是否有好处，但如果由妇女来辩论经济增长是否可取，这无异于辩论妇女是否应该有机会不再当牛马和加入人类的行列。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道主义。例如，在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时，那些自身难保的人哪有能力顾及旁人，最弱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残废者、盲人及其他不幸者。关心病人、无能者、不幸者、寡妇和孤儿的愿望在文明社会里不一定比在原始社会里强烈。
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可用于这一目的手段比在原始社会里多，因此，事实上，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多。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保护那些在竞争性的斗争中不能自立的人是违背社会的优生利益的，他们认为，除非使这种人失去生育能力，否则长期的后果将有伤生物元气。但是，这种人目前仍占少数。
在那些目前的政治欲望超过资源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可能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增长可能会防止否则可能会出现的难以容忍的社会紧张局面。例如，在英国等某些国家内，工人阶级或他们的发言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不断要求增加住房、教育、卫生和其他设施的开支。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均收入保持稳定，一个集团的欲望只能靠牺牲其它集团的利益来满足，这必然会导致内乱。在当今的民主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处在这样的阶段：除非迅速增加人均产量以使资源更接近于欲望，否则严重内乱不可避免。经济增长的这一方面给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难怪各地的民主政治家都深信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迫切性。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增长并不是总能减少斗争。相反，经济增长可能会打乱比较平稳的社会关系，引起嫉妒和欲望，引起阶级、种族或宗教冲突。这同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增加幸福的看法有关。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能增加政治自由。它增加独裁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控制人的思想和通过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来控制人身自由的机会。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
欲望和力量不相称的另一个方面在国际地位低的国家的政治态度中可以看到。现在处于殖民地地位的人民渴望独立。
人口众多但收入低微的独立国家渴望在国际会议上获得较高的地位。不管是对是错，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如果他们更富一些，尤其是如果他们富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就会增加，他们的国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受到比较多的人的尊重。有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的反应是敬而远之，要求他们的人民恢复旧的生活方式。但是，已经掌权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认为，需要使经济迅速增长。许多人认为，各国在财富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引起战争的根源，如果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世界就会更加接近和平。这种看法非常可疑，因为经济迅速增长的社会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进攻邻居。无论如何，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同经济考虑间接有关的，所以从对和平或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增长的理由是没有助益的。
有时候人们说，期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必然是幻想，因为其后果只会使世界累积起来的矿物和燃料库存迅速枯竭。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两个假设都难以肯定。
第一个假设是，人的才智到适当时候就会枯竭，无法找到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用光的东西，由于我们懂得了原子的性质以及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转变，这种假设越来越可疑了。第二个假设是，子孙后代会对世界的资源有同样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为了使今后几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世纪左右而应该保持贫穷？难道没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目前几代人充分利用他们发现的资源而让不知多少世纪以后的人去自己照管自己？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还有另一点理由，即把矿物和燃料迅速用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而是最富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言之有理，可将其视为对欧洲和北美的劝告，叫它们不要再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用以劝告亚洲人和非洲人继续保持目前的贫困，那其说服力就差远了，因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目前对累积的资源储藏量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
（二）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上述好处，几乎人人都会赞成。但是许多人认为，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和制度本身是不可取的；他们喜欢属于稳定的社会的那种态度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节约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增长最快的社会就是人们用心通过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来捕捉经济增长机会的社会。看来，这种节约的倾向，除非同或者为了财富本身或者为了财富带来的社会威望或对别人的权力而取得财富的愿望联系起来，否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仅仅为了减少艰苦劳动和增加空闲时间来享乐或从事精神活动的愿望，也很有可能产生这种倾向。可以说，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憎恶浪费和最充分地利用资源就像憎恶谋杀和照顾寡妇和孤儿一样，都同样是人类的神圣职责——事实上，关于才能的寓言就是这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关心和爱护资源或关心和爱护消逝的时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些人会说，节约使人在精力和幸福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它不是美德，而是邪恶。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履行节约或进行足够的劳动，以便达到某种为健康和舒服（一个含糊的概念）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会说，超过这个程度的努力节约是不值得的。此外，即使那些承认节约是美德的人也可能同样对下面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感到遗憾，即只有在与物质主义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联在一起时，才能发现这种美德。希望教孩子们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得到的资源和机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避免贪婪的邪恶）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了，如果教育是卓有成效的，那么经济仍然会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表现在越来越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上，而表现在在物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上；如果也不让这种空闲时间造成越来越大的无所事事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还必须教孩子们在利用空闲时间时既不要无所事事，又不要生产商品和劳务。实际上，这样探讨问题是不可能取得很大结果的，因为这是以假设人性与目前的人性不同为基础的。人都希望增加财富，希望节约和无所事事。所有这些欲望从本质上说似乎都称不上美德或邪恶，但是如果不顾别的责任、义务或权利极端地追求某种欲望，其结果就会造成个性的不平衡，也会损害他人。对一个社会来说，“过于注重物质”和“注重物质不够”同样是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可取的，但是肯定不能增长得太多（超过了对精神或社会健康有益的程度），正如不能增长得太少一样。
关于个人主义，完全可以说同样的话，这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原因。看来，如果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及他们较近的亲属的利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而如果他们与广泛得多的社会义务网联系在一起，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这就是经济增长无论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后果都与下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道理：大家庭和联合家族制度的消失，以地位（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制、年龄、家庭、种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逐步消亡并为以契约和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制度所取代；社会高度的纵向流动性；部落联系减少及对社会集团的要求的承认普遍减少。这是又一个不能用把一种说法的一面看作是美德而把它的另一方面看作是邪恶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有个人都应有某些权利，应当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一切社会要求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集团或一系列集团，集团的存在是为个人的社会健康所必要的，而集团的继续存在则取决于个人承认集团的要求并忠实地接受它的权威。在过去的５００年中，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其不好的一面，但是也产生了可贵的起解放作用的影响。因此，不能攻击经济增长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好像人类关系中的唯一的好东西就是部落主义、社会地位、大家庭关系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对经济增长的第三种攻击是由于它与依靠理性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依靠改进技术，而当人们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均采取理性的态度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改进技术。现在理性的头脑是可疑的，要么因为它被认为会导致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要么也因为它被认为与接受权威是不相容的。至于宗教信仰，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是由于对上帝或各种神仙的信仰的衰落造成的，或者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比以前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时期的弊病还大，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无论如何，说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相信上帝是矛盾的，那是不对的。不能以理性的手段来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最有理性的人也不应相信上帝的存在。理性并不损害宗教，而是损害权威，只有当宗教是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的头脑才对宗教是敌视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头脑对科学同对宗教一样敌视；因为它敌视任何这样的企图，即说什么目前的理论是不能从下而上重新进行检查的，或者只有首创者才有权利怀疑它的可靠性。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也应当同对待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只把一个方面看作是美德是找不到真理的。因为正如物质主义和精神力量都是可取的，社会同样需要理性和权威。美好生活的基础应是把对立的原则编织在一起，而不是拒绝某些原则，只利用另一些原则。
第四种攻击是那些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规模增长的人发动的。首先，规模经济表现在分工和使用机器上。
有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喜欢熟练手工艺人制造的产品。经济增长破坏了旧的手艺。虽然它创造了更多的新工艺、机器工艺和其他工艺（因为专业化大大增加了工艺的范围），但是许多人仍对旧工艺及旧的手工产品的消失感到遗憾，对新工艺的发展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丰富而便宜的产品并不感到高兴。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攻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来复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是往螺栓上拧螺帽、巧克力装箱、在大学里反来复去讲同样的课、练习音阶或是去掉附录，这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至人们非常习惯于自己的职业，以致不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应付自如。
规模经济还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管理单位的规模的扩大上。因此，商业部门、管理单位及其他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拥有工具，变成了无产者。大规模的组织也带来了特殊的社会紧张；这种组织必须按等级管理，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发号施令，多数人俯首听命，不管你花多大力气去使这一进程民主化也没有用。这样的组织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分配工作和报酬，这既要行之有效，还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而又不引起动乱，因此，许多人认为，没有这种组织反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