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魔鬼尼采的办法。
六四
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坚持人类的良知。
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
六五
对于心灵来说，有两个居住的地方，在人间的王国（世俗生活）和精神
帝国（真理、艺术）。
六六
利用，如果拒绝了人道的考虑，那就是一种最可怕的思想。
六七
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理智和感情永远是矛盾的，而意志在谁战胜谁的
斗争中起着决定的作用。（理智和感情完全一致，乃人格理想。）
六八
真正的人的意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不仅能够获得生存，并且有机会
锻炼自己的心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不陷于心灵空虚和精神窒息。最伟大的
工作是人们作为人，作为精神实体完成的人。
六九
如果精神力量献给了腐朽的思想，就会成为杀人的力量。正如人类智力
如果不和人道主义结合而和歼灭人的思想结合，只能增加人类的残酷。
七十
物质的障碍是容易消除的，但是心灵的感情的障碍却是不容易消除的。
如果物质的接近伴随着精神的恐惧和忧虑，那么就会加重心理的障碍。
七一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战争、哀悼、愚
蠢和憎恨等种种不幸。
七二
没有正义的憎恶，人道主义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会变成善男信女式的
忏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毋抗恶”。
七三
人类自觉（自由）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外在控制下得到解放，一个
就是从内在束缚中得到解放。
七四
人生要求应不是吃、穿等自然需要，而是更高的精神需要，即从知识、
意志、学问和不朽中去找寻一种满足。
七五
道家的精神——灵魂应当飞扬并且和它的无穷境界融合起来。
佛的精神——对于普通人民的无限的同情。
宗教——可以是蒙昧主义的迷信，也可以是对于生活最高目的的合理的
和合乎伦理的解释。
七六
在文章中不能开中药铺，但在自己心中却不能不开个中药铺。盖心中有
种种药方，方可适应种种处方也。
七七
一切生命都是一种转化，是使旧的东西适应新的挑战。
七八
李商隐：“心有灵犀一点通。”白居易：“惟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
不能料。”心之可知性之二律背反。
七九
易是抽象符号和表象构成，这些表象对于事物的比喻，是漫无边际的。
它本身是有着对立的观念，如光明的表象与黑暗的表象。这些表象对生活产
生类比、猜测、解释等等的作用。所谓范围天地与曲成万物，从符号（无）
到具体表象的过渡，其中心环节是作易者（文王）的主观性，即他以具体表
象对符号的牵强附会。
八十
六十四卦，类似阿里斯多德所谓经验入手，将精神与自然的个别方面的
现象，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即概念形式加以把握，从各个方面把握现象，考虑
宇宙的一切方面。考虑某一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所谓知时识势，学易
之大方。
八一
无决不能生有，有决不能成无。此二命题在古人常联结不分，如用于物
自身，依存于最高存在（无），则将彼分离而认为错误矣。即：在知性观之，
用于经验，二者常联结而正确。在理性观之，二者则为错误，盖无（理想性）
可生有（现实性），而有（存在性）可转化为无（非存在的）也。
有过渡到无，无过渡到有——变易的原则。
无不能生有，有不能生无——物质永恒的原则（泛神论）。
八二
反对独断论而不反对独断的方法（逻辑）；反对怀疑论而不反对怀疑的
态度，反对唯物主义而不反对现实（经验的质料、感觉）对认识的作用；反
对唯心主义而不反对心灵的活动力量等等。
八三
应付危机，宜光明正大。或追求真理，独行其愿；或中不自乱，幽人贞
吉；如刚而无能，而自以为能者，不量自力，亡欲有为，一味刚愎，肆恶于
众，敛怨于己，可以履人也不可以履于人也。
然处危知惧，亦终免干危，刚君之前，烂不得才，使不得气。如应付危
机，以刚决为能，亦属冒险，盖夫才常伤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忽也。自任刚
明，决行不顾，能无路跤乎？危道贞厉，顺境尤不可不戒惧也。
至于考察危机，则当着眼结果，以无亏欠无谦疚为吉也。
八四
是非之标准（判断）在人心乎？在事物乎？
如是非之标准在物，则从皆可见而明之，不致淆乱了。
正因为是非在人心，所以有淆乱，有纷争，有不知是非，有是非颠倒，
有是非难明，有诛心之论，有衷情不察，有假公济私，有非中之是与是中之
非，有似是而非。等等。
八五
明者，明乎其所当明也；
刻者，明乎其所不当明也。是以刻似明而非明也。
八六
性者——理性也，普通之人性也，仁也义也，体也，抽象也，共相也；
当喜当怒，性相近也。
情者——喜怒哀乐爱恶欲也，血肉感情也，用也，具体也，特殊行为之
感情也。喜怒失当，习相远也。
性不可见，于情见之。见孺子入井恻隐然，此情也；于心见性之“仁”。
即情以见性，无情则性也亦无矣。喜怒失当，性沉没于情而不见矣；当
喜当怒，性乃从情而见；无喜无怒，则坚忍虚寂隔于释矣。性情之在人为一，
在人之概念则为二（构成人之抽象方面与具体方面、天理方面与人欲方面）。
八七
思危者以宠利为忧，患失者以宠利为乐。所存大不同也，所感也大不同
也。
八八
功荣既达，患于难恃；宠利未忘，必有交轧。是以患难可处，安乐难共，
群雄共事，必相残杀。
八九
自己的研究所得，藏之名山，“鸳鸯绣出君自看，不把金针度于人”，
固然不好，但逢人便说，廉价拍卖，却也不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旧约?箴言》）
九十
除了物质给予，还须加上或伴有精神的给予。
除了物质的所有，还有精神的所有。
九十一
处事贵已心自由，能超越事上，而不为事所限制，能宰事击不为事扎实
宰。于是能从容，能主动，能无私，能达权（将事能弥，遇事能救，既事能
挽）；能长虑（未事知来，始事知终，定事知变），能提得起，放得下，算
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抛得开；能耐烦，能镇定。己心清醒警惕，能应变。
九二
处人贵不损害人的感情，以善意待人，以诚意待人，师其长，而谅其所
短。以宽容，以放眼，以信用，以同情，以互利。人己之间，必须保持应有
的距离。不轻信，不苟合，不循私，不受人惠。
九三
良知存在于每人心中，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因为有良知。
良知流贯于人的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良知，这是每人自己的道德需要，是生活的理由。
每个人的良知，只有他自己体会得到。
每个人的良知，随着他的修养深入而进步。
人可以良知混然而活着，但有修养的生活的人却必须有良知。
九四
特权者所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
特权与谎言是一对玩弄的伙伴。
为了自己的特权，当然斥责别人对人类权利的要求。或把个人特权称为
人类权利，把人类理性变成个人欲望。把权利变成了特权，或以特权形式存
在的权利。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虐待别人，而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九五
自我矛盾，言与行违，两重人格（一切二元论）实质上是应变复杂事件
与事变的唯一的、合理的精神的态度。只有笼统、简单、幼稚的头脑会表示
异议，而清醒头脑的现实感和明智应当在其中看出人类的智慧和应变能力。
九六
“思想能创造生活”——理想和现实作用。
九七
唯理论者（中世纪的）为了反对邪欲而完全否定了情意本身。实际上，
人类情感要素，对于思想系统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关系。情意要求产生思想
（是思想的开始）。
九八
生活的要求是（人的）思想的开始，行为是思想的结束。但是，思想很
难在行为中实现。人的行为是盲目的，有力的，它往往不顾甚至反对思想，
这就是实践的逻辑（现实的逻辑与生活发展的逻辑）。事实总是走向人们希
望的反面。
九九
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很难保持远大的眼光、全面地了解和冷静的头脑，
不可能明智豁达，双方都抱着在旁观者看来极为短视、可悲的手段来对付对
方。
一○○
青年时代的印象是强烈的，年轻人把首先使他们的感情、想象和智慧震
惊的东西当作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因之，要俘虏青年人的灵魂，仅能使他们
震惊就行了。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成见，一直到老很不容易改变，因之，要使
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开花结果，生存发展，须得埋在青年人的心灵中。庶可毫
无抵抗地滋长，而存有偏见之老年人，像化石和沙漠那样不宜水草，他的陈
旧而坚固的偏见足以抵抗一个陌生的动荡的意见。
青春祭——记张中晓与胡风
梅志
《我与胡风》①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
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
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重
演！
但是，自一九五五年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起至一九八○年平反时，已
有好几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们已不能亲自叙述他们的冤情和不幸，将真相
告诉人们了。只得由他们的亲人来追叙往事，寄托哀思。但是张中晓，这位
被捕时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但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著。至
于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
发的材料中，却给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诬陷和莫须有的罪名，至今仍
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这就使我们这些幸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觉得有责任将
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写出来，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记得朋友中最早和张中晓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时，梅林在编上海
《文汇报》和《文学界》，中晓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赏识他，向我介绍说
他对胡风很钦佩，谈到一些问题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后，知道他是
绍兴人，年纪很轻，由于严重的肺病已卧床数年。他对胡风的理论尤其是对
鲁迅先生的著作都有着很独特的见解。于是，我就让他直接和胡风通信了。
这一切，开始得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捕两三个月后，一切他们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认是如实地交代了，但
每次都还严厉地训斥我，总认为我还有“大西瓜”没有交出来。因此，我失
眠了，几乎整夜不能合眼，思前想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反革命的“大西瓜”
来。这样的情形，继续了好久。
一天，审讯员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张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
令上床睡觉了，这时又被叫了起来押往大厅。审讯员鼓着眼睛盯了我一会，
我知道这是心理战术，但我心里没鬼，所以这盯视是无效的。
最后他问：“你说过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问你，中央公布要交信后，
你们烧了哪些信？”
我说：“没有呀！我们只将信整理了一下，准备交出。”
“嘿！你还替胡风隐瞒！他都交代了。”
我无言对答，只好沉默。
“你记不起来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啰。你们烧了
张中晓的信，对吧？你当然知道，我们早说过烧信是不行的，要以毁灭罪证
论处。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将那信的内容交代出来，你们就可以从轻
发落。”
我记起来了，胡风在整理信时，取出了张中晓在好久前给胡风看的一封
信。那是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汇报下面的一些情况并向党中央提意见的
（意思是响应胡风）。但胡风看后觉得没这个必要，同时，一些问题也无法
说清，就将信搁下了，只去信劝他不必写这种信。这时，胡风将信重新翻了
①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六人回忆》一书，约六十万字，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来，又看了一遍，觉得如果交出去对张中晓显然会很不利。我也感到，张
中晓身体这么坏，只有半边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击的。就这样，胡风
把这封信烧掉了。现在要我交代它的内容，我实在记不起来，就当作一封一
般的应酬信来复述它的内容。当然，还得承认烧信是有罪的。这自然是过不
了关的。最后，我只好将当时的情况，胡风和我所想到的对张中晓可能产生
很不利的顾虑，如实说了。审问拖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回屋已快天亮了。
这次审问使我的心情更坏了。心想，如果这样一个个问题问下来，我怎
么办？我怎么交代得出“反革命”？这是不能编造的。我们没有“反革命”，
没有“大西瓜”? .。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延安来人说到过的“抢救”运
动、整风运动的情况。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这些
后，曾几次走向床前的一张硬木大条桌边，想一头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
如果对准太阳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终下不了这决心的，是因为想到
我那时只八岁的小儿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迈八十的老母亲，我不能使他们
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赶紧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诱惑我的桌子
角。但我实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已开始逼供了”几个字。
很快，这纸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发现，并抄走了。
几天以后，我又被提审，针对这句话严厉地责问我。我毫不犹豫地将自
己的心情说了（当然没有提到自杀的念头），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最后，
我一再申明，如果这样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随你们判我
罪吧。
看来，审讯员也冷静下来了，并且还表示出很诚恳的态度说：“我们并
没有强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来！”
我就将张中晓信件的事提了出来。我说，“要我完全背出这封信来是不
可能的，可你就认为我是有意隐瞒，包庇胡风和张中晓。”说到这里，我又
哭了：“张中晓是一个病人，我不能乱说害他，他身体受不了的。你们说我
包庇，我承担就是了。”
这时，他却说：“我们不要你乱说，乱说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实地说你
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确切，很多问题，我
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这类字眼来答复，由你
们再根据具体材料去核实。我只能这样交代，我还要申明我们实在没有什么
反革命罪行。
我想，这话大概又要使他大发雷霆了。还好，他只是对我进行了一番开
导。
他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吧？”
我说：“那是的。”
“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
“知道。”
“那么，你们反周扬不就是反党吗？”
我不敢吱声了。
“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
原来如此！经他的推理法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反革命只是
对某位党内领导人的反对，并不是专指“叛徒”、“国特”而言！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过去了。我和胡风在狱中有时想起一
些友人，怀念他们，猜测他们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叹息外，别无他法。对
张中晓，胡风总是说到他的性格倔强，怕经受不住打击。
一九七九年胡风恢复自由，一九八○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到处打听张
中晓的情况，只知道他与我们同时被捕，“文革”时被迫害死去，详情则谁
也说不清，真令我们痛心和遗憾！
前面已说过，是梅林介绍我和他开始通信的。那大约是在一九五○年批
判《武训传》之前。后来才知道，他对《文艺报》对胡风《安魂曲》的批评
有不同看法，还写了信去责问《文艺报》。关于他的身世，他曾在给胡风的
信中详细地介绍过，这可算是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于一九三○年，出身是“读书人”家庭，家里有二十来亩田，一所在乡下的
房子，这在绍兴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亲是邮局里的职员，是一个非常之诚实、忠厚
的人，他靠旧社会给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邮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
八年了。抗战的几年，我家里变得很穷，父亲没有本领赚“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
斗米，连自己也不能维持，我家就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时有五个弟弟、两
个妹妹、一个母亲、一个老祖母、一个没有了儿女的残废的姑婆）。我在十四岁的一年
读过一年初中，以后，失学了。为了生活，我曾做过一些小生意，摆过香烟摊、糖摊、
杂粮摊等等。挨过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这里在沦陷时，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挨过
打的），还被“梅机关”②和伪军捉去过一次，随军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师），他藏有许多书，现在能
记忆的是：鲁迅先生的书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译文》，里面的插画使我惊奇，还有几
本《七月》和几本“剪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点空，
我总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里看到的，只有一本，仿佛是第二期，书面是
没有了，很破碎。
那时，我当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觉得这些是与我的生活有着关联的，这里面，
这个先生对于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这些书里的意义鼓励我，向我启发。话是极
平常的，但我那时感觉到他的话有着与平常不同的见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学英文
（一律都没有报酬）。总之，这个先生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除了学问之外，他的诚实、
但白、单纯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怜得很，这个先生在抗战胜利前
五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宪兵队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产党。后来，
又在他那儿搜出了犯“禁”的书。
抗战胜利后，我的叔父回家了，□□□□□□国民党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由
于他的帮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进了相辉学院（西迁时复旦
旧址），那时，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读《莎氏乐府本事》，我想读外文系，我的
叔父要我读农艺系，于是我进了农艺系，第二年转入重大。
这二年，我除了“正经功课”之外，读了一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读了几部西
洋名著。重庆和北碚对我帮助很大的。重庆的“旧书摊”、北磅的图书馆，我从那里读
了不少的书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丛》（你的《死
人复活的时候》）、《人与文学》也是那时买的。还有你的论文集《看云人手记》（《密
云期风习小纪》）、《在混乱里面》等等。我对你们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所理解的
人生，是使我感诚和亲切，和我息息相关。
可惜，这些书我回家时都抛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肺结核）很厉害，
① 指汪伪的和平军。
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的困苦和两年来的“用功”。于是，回家。现在，
又两年了。
现在，身体已可动动。两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你的《论现
实主义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读的。此外，我还读些《蚂蚁》、
《荒鸡》，《鲁迅全集》读了十多卷，还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精神的搏斗
记录，有助于我战胜肺结核的进攻。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
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两年来，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
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两年来，我所
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 .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对甜味渴望得越厉害，而且，会诚实地接受“糖衣毒药包”的。去
年，我被政治上的彩云震昏了！就学习文艺方面来说，我从生活费里省下几块钱来订了
半年《文艺报》（第一卷），我想，这里面该集合全国文艺的精华吧！但，谁知上了当：
越看越讨厌。起初，总以为我还没有被“改造”，感情合不来的缘故（这是照现在的说
法）。后来，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鸥的压轴戏，我就从讨厌变成憎恶了。
我从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张中晓给胡风的信中原封不动地抄录
下了近两干字（由于原信破损，有两处无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应
该说明的是，这封信长达四五千字，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仅仅
只摘引了“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较再好一点，我准备再
写。两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 .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这几句列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录。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后一封，
向善良的人们揭出这位“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从这封介绍自己的信中，胡风理解了他的心情。并且，从他另外的信（原
信已找不着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卖，各房为了争夺财产
暴露出的尔虞我诈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说出“封建势力正在杀人”这
类活。至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云云，很明显是一个卧病在床的病
人变态了的悲观世界观的反映，他病态的所感所见的周围的小社会。但因为
他还只是一个小青年，就有着这样阴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风就写信去劝
慰他开导他。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当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约请，
经社长同意，来到刚成立不久的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这时，我才第一次见
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罗洛陪同来的。他高高的个儿，面目很清秀，但看
得出他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是由于肋骨被折断五根将半个肺部都压缩了
的结果。就座后，他显得很腼腆，说话很少。而罗洛也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
文静青年。这可使我这位主人很不安，冷场总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儿子进
来了，他“罗叔叔”“张叔叔”地叫着，问这问那，才使得气氛热闹了起来。
这之后，到星期天有时间他们就会来坐坐。那时，胡风基本上是住在北
京，听取对他的批评。所以，他们来时我就告诉他们一些胡风在京的情况。
这时我才发现张中晓很容易激动，常说出一些很尖锐的话，一反平常的温和
和沉默。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对文艺思想文艺作品的评论，很使我
佩服。而且，我从梅林那里得知他的编辑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对稿件提出的
意见常得到同事们的赏识。《铁道游击队》的原稿就是经他看过并提出修改
意见的。这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工资不算低，身体健康多了。我
曾很关心地向他提过，应该给家里寄点钱。他说，家里已好过多了，弟妹们
都长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两个小弟弟在家读书，他有时寄点
钱或衣物给家里。
他来我家的谈话，有时我写信告诉胡风，胡风也经常和他通信。可能是
肺病患者的特点吧，他在谈问题时常显出过敏的偏激，用词有时也过分夸张，
例如关于《讲话》的一些不敬的评语。这本来是私人通信。一个人世不深的
青年人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给胡风的信上用了“图腾”
和“屠杀生灵”这类过于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们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后，
这些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加上了怒气冲天的编者按，就成了胡风和他罪大恶
极的罪状之一。我们敬爱的领袖对这个张中晓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
封建帝王，而是宽宏大量的领袖，知道人头不是韭菜，砍掉是长不出来的，
张中晓和我们这些人才没有身首异处！
一九五三年，我们举家离开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晓很关心胡风和路翎等
朋友的情况，常来信谈论他们的作品和文艺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
趁回家探亲的时间，到北京来看我们，想同胡风面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
期间，他和胡风、芦甸、路翎谈过几次话，并且看了“三十万言”的初稿。
他很同情胡风和路翎等友人的处境，回去后才想到用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
信，为他们抱不平。这就是公安机关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来历。
一九七九年，胡风知道他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难过，曾想在了解详细
情况后写篇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但后来，胡风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我就再
也不敢同他提起张中晓这个名字了。我想方设法探询中晓那些年的情况，后
来同他的父亲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穷困，就请王元化同志（一直很爱护他的
新文艺出版社时的上级）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抚恤金。我们只能
为老人家尽这一点点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风在上海就医时，中晓的一位弟弟到旅馆来看我。他
是一九五七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由于在向党提意见的座谈会上表示了对
“胡风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中晓鸣不平”。毕业后，充军发配到新疆去服劳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
十岁才作为一名教师走上了讲台。这次他趁回家探亲之便找到母校党委，要
求为他落实政策“割尾巴”。总算给他重新写了“改正结论”。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况。他大哥大约是一九五×年（？）
由公安机关批准回家养病。生活很是困苦，但还是想方设法找书看，翻出了
一些古旧书籍，还作了不少的笔记杂感。说到这里，他从绿帆布包里取出一
沓乱纸交给我。
那是一些旧帐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小
字，很难看清。可见当时中晓是穷到连笔记本都买不起，为了省纸费了多大
劲来写！他弟弟还说，他曾将上半截已穿成满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较完整的下
半截来改成一条短裤，就这样地度过一个夏天。那时，母亲到在江西当干部
的二弟那里去了，家里只靠老父的一点退休金要养活两个小弟弟，困难是相
当大的。
他弟弟告诉我，“哥哥对我的学习还是挺关心的，常问问我的功课。尤
其是对小弟，他喜欢画画，哥哥就常鼓励他，并给他一些批评指导。”
中晓给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进步的，且勤奋
好学。一九五0 年刚满二十岁就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长篇文章。
他与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后才开始的。一九五五年报载三批材料，说他
们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乡带罪
养病时我曾私下里问过他，他自己讲，‘我写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
所有的落后习性；写憎恨这个社会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残余）。
我想给他（指胡先生）写信可以写得尖刻坦率些，怎么会料到这些信后来都
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并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但我觉得毛主席
的文艺观点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谁知这些看法被截头去尾加上按语，都成了
反革命的罪行！’”
这是事隔若干年后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这些话难道触犯了刑律吗？结果却连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军新疆二十余年的
无妄之灾，这谁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华书店的库房里劳
动。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使得他肺病复发，又得不到任何治疗，终于
吐血不止，送进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谁也无法调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说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
但这一点已无法办到了。他死时，大约还不到四十岁。
张中晓信上的一些话是否是反动言论，可惜他早死了，无法来解释或申
辩，只有待历史重新评说。他连后人都没有，也没有留下遗物或遗著。我手
头有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到北京后芦甸请他游北海公园时，和我小儿子
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幸存的只有当时仅八岁的小孩了。那一沓笔记，本
来我们请何满子同志给他整理，看能否辑成文章和过去的文章合编出来，以
留个纪念。满子兄很热心地答应了。但后来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请别人整理，
因此直拖到现在也还没能整理出来，真令人感到遗憾。
他和胡风二人之间的通信，至今我们只找到几封他写给胡风的信，而胡
风写给他的信（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据公安部门说，应该是发
还给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发还给谁了呢？不得而知。
我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能够证实胡风和张中晓的“反革命”
言论的实质。
今天，由我来为这位年轻的“同案犯”写这招魂式的追忆，心情实在是
很伤痛的，惟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无梦楼随笔》的诞生
何满子
《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的遗笔，我不说遗著而说遗笔，是因为它的原
生态只是几册零星的、散乱的札记，东一点西一点，任何人拿到手里，面对
着这些疏疏密密、毫无系统、不成章节的涂抹，绝不会产生这是一部著作的
印象。诚然，倘若有心人认真地反复地翻读这些零乱的笔札，会从这里那里
发现许多闪光的思想，一些有如掩覆在草莽和枝叶间的璀璨的小花朵，然而
如果没有路莘披沙淘金，将它们采集、爬梳、排比、络结起来，人们是看不
到这样一册令人刮目的闪烁着智慧的书的。
张中晓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五十年代他曾“臭名”远扬。在《关于胡风
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曾有两条权威的按语给他以沉重的诛伐，一
条在人民出版社单行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12 页上，说“张中
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 .”如何如何；另一条在该书的
125 页上，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
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
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云云。
我很领会而且悦服事情应该向前看，不要老向后看的宗旨，中国古话里
也有“既往不咎”的明训，再提这些往事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而且还是乏味的。
但是张中晓却从此从人生中沉没，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他已于六七十年
代之交困阣饥馁疾累以死了。具体的死期谁也闹不清。上引按语作者的目光
是锐敏的，现在胡风案已获昭雪，“反革命”的头衔不再存在，于是人们惊
讶地发现，按语所评定的“敏感”、“感觉是很灵的”确实下得很正确、精
当，人们能从这本《无梦楼随笔》中得到会心的印证。
我和张中晓相交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他在今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身的新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常在耿庸家里见面；只记得五五年春节在我家
里吃过一顿饭，胡风案发前约一周曾和耿庸一道在广西路一家川菜馆的楼上
餐叙，这便是最后的一面。我对他实在知之甚少，如果没有以后的共同命运，
这样的一点交往恐怕早就淡忘了。
大约是八一年底或八二年初，梅志大姐给我寄来一包用练习簿和记账本
装订成册的东西，附信说这些是张中晓家人交给她的一些他的笔记，因为翻
了一下里面札录有很多古籍上的文句，认为由我给整理成书是合适的。我略
加检阅，眉头就蹙紧了。这是一些不成行不成款，密密麻麻地用毛笔写下的
文字，引录着经书、子书、外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文句；引文下常有些自己
的评语和感想，同意或驳斥着引文，也有触类生发宣述自己的见解的段落，
往往互无联系，一段完整的话分隔着几页乃至几十页又才出现，有些页面上
的文字要仔细研究才能察觉它们和别的页面上的某段话之间的联系。总之，
把人的脑子都要搞昏。看来，中晓写下这些东西是为了未来写某本内容浩瀚
的大书作准备的。还是一些零星材料而尚未有次序地将它们统属归类，作为
创作准备也属于最初阶段。
我们常常记得鲁迅说过的拿着亡友的遗稿就像手里拿着火一样那段动人
的话，但张中晓的这团火可不是稍稍费点气力就可以出手的。我决定将这些
札记的有用的段落一条一条抄录下来，作归类整理，然后理清头绪，再作编
纂成书的考虑。这工作不是一月两月甚至一年两年所能完成，而我又相当忙，
只能夜间腾出一两个钟头来抄录，还动员我的大女儿列丽帮忙，按我指定的
抄下来。我想咬一咬牙，两年里办完这件事。
可是大约半年以后，梅志大姐来信，说中晓在新疆的一位弟弟，因为不
放心这件事，已经委托了一个适当的整理者，要我把原件按地址寄去。实在
说，不能为亡友办成这件事，我深感遗憾；也对中晓家属对我的不信任有某
种隐约的温恼；但想到有适当的人来整理，解脱掉我这一颇为艰难的任务，
不免有轻松感。于是将原件寄去了。
又可是，大约两年之后，梅志大姐又将原件重新寄来了，说是那边的人
不知怎么来做这件事，还是要我来做。从实招来，第二次接到手，心情已不
像第一次那样急迫。当时我正带着一个研究生，我想请他帮我做点先行工作，
这位研究生接了去看了两个星期，直白地回答我：“没有这本事。”我正和
耿庸谈这件事，为之而发愁的时候，我们的热心朋友柯文辉自告奋勇，愿意
承担，于是原件转到了他手里。
老柯也是忙人，做这件事是不仅需要学养和才识，而且更需要时间和耐
心才行的。过了一两年，终于又将原件交了回来。几次转折，时间已经拖拖
拉拉进入了九十年代，终于由路莘发大愿力，以她对一个未曾见过面的间接
的朋友的责任感，以她对一个早夭的天才的哀矜和对他的遗札的喜欢，以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