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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的“调查与毁掉(search—and—destroy)”战略并没有独自将格普哈特击毁。他有自己的资金问题，并且也在遭受杜卡基斯在电视上的猛烈攻击。戈尔只是驾驭了超级星期二的胜利，那是在他们的家乡密苏里州，在称之为退却之前，他又支撑了一个月，直至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干部会议上排名第二。对戈尔来说，大范围地区初选结果不错，但毕竟不能指望“走好运”。马丁认为，戈尔着想在新南部地区宣布稳夺冠军，他至少需要再拿下8~9个州。他在南部和西部边界地区拿下了7个州(3月5日拿下了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内华达州和怀俄明州)。正如《新闻周刊》记者彼得·高曼笔下所书：超级星期二中两名南方新秀脱颖而出——戈尔与杰西·杰克逊。戈尔将黑人的投票都让给了杰克逊，但当他发现没剩下多少白人的选票时已经晚了。
杰克逊横扫联邦大陆，赢下了弗吉尼亚、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他那晚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将戈尔扎实的成绩变得忽略不见了。乔治·布什击败了鲍勃·多尔，结束了共和党的提名角逐；媒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杜卡基斯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州的胜利。可是，戈尔集团，此刻正聚集在纳什维尔的奥普里兰酒店，他们也正飘飘然，深信他们的南部战略是成功的。一旦选战向北发展，新的资金会注入，媒体也一定会把注意力转向他们。“阿里！阿里！”脸红通通的老戈尔高呼着新闻秘书阿里·斯卡尔特的名字。他们正在饭店舞厅里举行庆祝会。“小家伙快要当总统啦！”他说道。这家人直到一起上楼看“夜间专线：节目的时候才对现实有了一个概观。节目到了第25分钟，节目主持人才不经意地提到戈尔的成绩“有点让人感到惊讶”。深夜1点钟，戈尔与马丁，以及另外一些助手开会讨论对策，可是选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们把宝全押在了超级星期二上，指望能以这股潮水托起他们的船儿。可是在六个州的胜利造成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却只给候选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一种幻想中的胜利、夸大了的希望。“简直是荒谬！”看着戈尔因此而变得疲惫不堪，一位高级助手说道。
马丁认为，时间不多，为能在选战中生存下去，应该避开那些例如伊利诺斯的大州和开销太大的战场，在威斯康星或印第安纳州等小一些的州里展开竞选。待重组之后，他们就又可以在加利福尼亚与杜卡基斯面对面地再干一场。这是个同样一厢情愿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不至于让他们负债累累。马丁并与保罗·西蒙阵营达成协议，戈尔还签了字，即作为让西蒙退出在北卡罗来纳的超级星期二竞选的条件，戈尔将不会全力争夺伊利诺斯州。可由于戈尔父母的干涉和一时的固执，戈尔推翻了自己的决定。他说，重要的候选人都在伊利诺斯州开战，没有人会小心冀翼地还要避开它。这个决定背后到处是参议员先生和参议员夫人的影子。马丁的建议被否决了。
可惜，戈尔已不再是什么重要的候选人了，他在3月15日以5％的得票率消失在伊利诺斯。整个3月到4月，这场选战变成了社卡基斯阵营里的人描述的那样，成了“滚动的阿拉莫(阿拉莫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城市。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时，该城被围，守城的183人全部被进攻的墨西哥部队杀死。——译者注)”，走到哪里，输到哪里——从堪萨斯到波多黎各，到密歇根，到康涅狄格州，到威斯康星。劳而无功，一怒之下，戈尔决定于4月19日在纽约做最后一搏。
他发现自己在1988年春天处于一种生疏而迷惑的境地——一种困兽犹斗的境地。在田纳西州竞选轻易获胜后的10年，戈尔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此时已变得“血迹斑斑”，而且“窘迫不堪”。对某些政客而言——比尔·克林顿就是一例——绝境往往能激发出新的力量和更强的决心。而当戈尔撤离时却是一副鄙夷、惊惶失措的模样，他以个位数的支持率远远地落在杜卡斯基和杰克逊的后面。他为向纽约市的犹太人示好，指责杰克逊支持阿拉法特，并攻击领先的杜卡斯基“出奇地胆怯”，不敢在这个问题上与其对峙。戈尔宣称：“我明确反对(杰克逊的)认为以色列和阿解组织在道德上是平等的看法。在戈尔的政府里，没人有权怀疑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的承诺。”他还支持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拒绝当时白宫的最新建议，以土地换和平计划。这个建议是由一些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参议员提出的，其中还包括纽约参议员帕特里克·墨尼汉。经过了竞选时长期的和平共处，他个人是支持杰克逊的，在向“更好的纽约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我们不是在选一个传教士。我们是在选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布道坛可是两码事”。
初选前五天，戈尔准备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去。正在这时，他接到一个打在手机上的电话，他的整个脸上都挂满了笑容。来电话的是纽约市市长爱德·考奇。考奇是向他表达自己的支持。“爱德，太好了。那需要很大的勇气。”戈尔高兴地说道。可48小时内，戈尔就会希望考奇能够忘记自己的号码。戈尔后来颇有悔意地回忆道，除了1996年他在洛杉矶西来寺筹款会外，“考奇活动”是他事业中惟一的最费神的政治遭遇。戈尔本希望考奇的支持能给他带来亟需的纽约的支持。相反，他发现把自己与一个极端化了的角色捆在了一起。这位市长被认为是黑人的对头，而纽约又是一个分歧严重的城市：人种、犯罪、政治都交织在一起，充满爆炸性。就在四个月前，三名白人少年在哈佛海滩女王分校杀害了一名23岁的黑人，并被定罪。受害人格里弗思是在躲避这群白人团伙的攻击时被车撞死的。1987年6月，一个陪审团宣布，被指控企图杀死4名黑人青年的治安队成员高兹无罪。
尽管考奇对杰克逊进行了言辞激烈而且不太好听的攻击(杰克逊是亲巴解的，犹太人如果投票给他就是“疯了”；或是说杰克逊上台将会使这个国家“在三周内陷入崩溃”等等)，但戈尔。还是竭力迎奉他。当戈尔看到考奇的煽动言论所造成的社会反抗时，已经太晚了。考奇已经粘上了他，就像粘在鞋带上的一块口香糖。“我们甩不掉这个家伙。我们走到那儿，他都要就杰克逊发表一番宏论。”阿里·施瓦德特说，“这令我们觉得仿佛选战是针对种族主义者似的。”戈尔开始看上去不像一个总统而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杰赫洛，成天用鼻子四处搜寻，随着考奇继续攻击杰克逊。
当戈尔设法摆脱考奇几个小时之时，他又似乎被这个城市弄得不知所措。一天早晨，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地铁站，他站在电梯最顶层在上班最忙的时候与人握手，这是纽约竞选的习惯。可是先期工作太糟糕，他被安置在错误的地点，几乎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向他致意，因为那样会阻挡其他赶着上班的人。“让开！让开！”一位女性怒气冲冲地说着，“投人会再投你的票了。”
他向杜卡基斯发起了最后一轮攻击——称他在犯罪问题上犯有自由主义的软弱。戈尔指的是马萨诸塞州监狱允许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休假的计划。1987年，一位叫威利·荷尔顿的休假犯人在马里兰州捆绑并砍伤一名男子，还强奸了他的妻子。虽然后来布什在大选中曾广泛地以此攻击杜卡基斯，而且还不愿坦白承认这是戈尔的功劳，但这确实不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反对派的·“研究成果”。这件事已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马里兰州的一家报纸、《劳伦斯鹰论坛报》因系列报道这件事而获了普利策大奖。《新闻周刊》和《商业周刊》还在1988年上半年为此写了文章。杜卡基斯在波士顿的反对者还分发材料，并传到了戈尔在弗吉尼亚的总部。他的竞选副经理小马歇尔(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权律师和高法法官的儿子)研究了调查过程。那年春天，马歇尔和他的助手向负责竞选战略和准备的杰克·克温就此作了简报。据一位助手回忆说，克温非常兴奋。这件事被列入该阵营内部的“纽约事件议程”，并作为体现戈尔对中产阶级是想其所想的一种具体例证。“通过《时代》杂志批驳戈尔态度总是变来变去，我们越发肯定，你必须作出具体和连贯的行动说明让白宫回到工人家庭中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助手吉尔曼在4月4日给戈尔的信中写道，“连续短暂的战术出击对于引起关注是重要的。”在计划于4月12日举行的讨论上，他又加了一句：“你可以在毒品和犯罪问题上与杜卡基斯再次展开论战。”
戈尔很清楚，实质上，这是个造出来的问题。联邦刑事系统很少处理杀人犯，这个计划实际上开始于杜卡基斯的共和党的前任。但杜卡基斯向选民们宣称自己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而威利·荷尔领事件显然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你现在所积极倡导和维护的在马里兰州推行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因为你的反对而被立法机关取消的向已定罪的囚犯，包括犯有三级谋杀罪而被判无假释终身监禁的囚犯提供周末通行证的法案。”戈尔说道，“他们当中已有两人在休假期间又犯下了谋杀罪行。如果你当选总统，你是不是还要向联邦监狱提出类似的计划呢？”戈尔从没有提到过荷尔顿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是个黑人，但他也不必去提。在一个白人们总是害怕那些常有黑人参与的暴力案件的城市里，戈尔的问题向白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杜卡基斯不仅在对待犯罪上软弱，而且在对待那些犯罪的黑人非常软弱。但这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选民们几周前就开始不听戈尔的讲话了。在纽约，传统的想法已经变了：投票给戈尔只会使杰克逊更加强大，而伤害普遍看好的、将被提名的杜卡基斯。
初选夜里开始的数字只会使结果更正式些罢了——水晶城里的工作人员早在几天前就开始收拾行装了。戈尔以其10％的得票率正迈向“有点贫血”的第三名。戈尔向圈内几名长者先打了电话。田纳西州州长麦克沃特称，他仍为戈尔感到骄傲，但当“事实摆在眼前”时，最好先祝贺胜者，然后“去擦擦皮鞋”。午夜时分，戈尔承认自己失败，他去了杰克逊的旅馆套房为考奇的事表示歉意。然后他与工作人员举行聚会，模仿着考奇的声音嘶哑地喊着：“嗨！大家好！”正如同考奇在纽约街头为他竞选时那样。
两天后，4月21日，当他正式结束他参选时，所有戈尔阵营的人都聚到了罗素参议员办公大楼1812号。这天是他满40岁后的第三周，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中年的开始。他看了眼父亲然后开始讲话。“直到40岁，我一直干得不错。”他说着，声音依然带着在纽约初选之夜的微弱和沙哑。
那天深夜，在乔治城第50层的聚会进入尾声，1988年戈尔的总统竞选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里，在某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们正渴望地看着他们的表的时候，前候选人取下了他的领带，卷起了他的蓝色牛津衬衫，跳起了舞。后来，他在吧厅坐了下来，喝上了啤酒，蒂珀向他走来，抱住了他，将头搁在了他的肩上——关怀、疲惫、还有解脱都包含在里面了。他们静静相依几许，又回到了舞池；直到深夜1点多钟才离开。
就他在竞选战略、主题、筹款和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失误而论，他的底线也并非不切实际：7个州、400名代表、350万张选票。但戈尔更清楚，并不只是他失败了，他还使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陷入窘境。“太可怕了！”当一个田纳西的老朋友的丈夫问起这段经历时，戈尔这样形容。
但当那人又问到他是否还将再试一次，戈尔毫不犹豫地说：“哦，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