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斯奎尔说，自他和戈尔一开始讨论这次演讲，戈尔就表示想谈谈他姐姐的死。虽然接近戈尔的人都知道他对姐姐的怀念，但戈尔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南希·戈尔·亨格。当在白宫讨论烟草政策时，他很少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一些助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驱动他的主要因素，更主要的是宗教感情。”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克林顿这位通晓公关艺术的大师鼓励戈尔公开谈谈自己的姐姐。这不但会以一种有力的方式提出一项重要政策问题，而且将使戈尔的公众形象更具有人情味。香烟和孩子当然将成为他芝加哥演讲的主题之一。白宫即将宣布，“食品翱药物管理局”在经过八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决定把香烟和嚼烟划入毒品携带物之列，因为尼古丁具有上瘾性。该局的计划还包括限制未成年人获取烟草制品，如年轻购烟者必须向商店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只能在酒吧等成年人活动场所设置自动售货机等。
根据斯奎尔的说法，这件事对戈尔是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情意义，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就一个明显的政治问题提醒他。戈尔在怀念作为香烟牺牲品的姐姐的同时，也将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人们可能会就他与烟草行业的关系提出疑问。南希死后有七年时间，他继续从香烟制造商那里接受政治捐款，并在家庭农场种植烟草。一位助手将他对烟草农场的担心告诉了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思和联系部主任洛兰。沃尔斯；他被告知这方面已不存在问题，因为戈尔家早些时候已不再种烟。关于政治捐款问题则未提及。
可能是由于戈尔本人还有些犹豫不决，因此也未再就此进行讨论。准备重要演说对戈尔来说往往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每个助手都受领了调查任务，黑板旁和墙角到处都是写着提纲、想法和只言片语的纸张。但是直到全国大会临近开幕南希问题也未最后确定。演讲草稿上留着一块空白，旁边注着“六分钟”的字样。
当戈尔抵达芝加哥时，这段演讲词仍未定稿。只是在他演讲的前夕，在“联合中心”看台下的排练室审订稿子时，斯奎尔才最终促使戈尔将演讲词补全。斯奎尔说当戈尔叙述故事时他哭了。后来在戈尔的旅馆套间，当弗兰克·亨格(他也将到会以表示对妻子的怀念)、汤姆·唐尼和高级助手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看着他时，戈尔对着录音机重复了一遍。撰稿人丹·平克几乎是将其逐字逐句写人演讲词。戈尔后来说，甚至那时他也不敢肯定当天晚上会用这段话。
当电视摄像机转向艾伯特和波林时，他们正坐在要人席位置上，静静地哭泣。戈尔向大厅里静悄悄的听众们讲述了自己姐姐的故事，她如何无力戒除烟瘾，她的诊断书以及她的弥留时刻。“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说，“她不能说话，但我真切地感到她想提一个问题。‘你给我带来希望了吗？’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她，带着我内心深处全部的温柔，‘我爱你’。随后，我跪在她床边并握着她的手。很快，她呼吸变得十分困难，然后她就离开了人世。明天早上，又一个13岁的孩子将开始吸烟。我也爱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将全身心地保护孩子们不受吸烟的危害。”
一些反应十分尖酸刻薄，甚至朋友们也是如此。联想起1992年戈尔对艾伯特三世所遭车祸的记述，似乎戈尔在全国大会上利用家庭痛苦在政治上谋利。在全国大会上，电视文化里流行的手法——眼泪汪汪的自白、精心编造的故事等已成为常见的陈腐俗套。戈尔一家在田纳西州和华盛顿的一位密友称：“真是令人作呕。”另一位曾与戈尔在外交事务问题上密切合作的前政府官员则说：“你不应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谈你死去的姐姐。”安德鲁·弗格森后来在《时代》杂志中写道：“这是自尼克松以来一位重要的美国政治家所发表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弗格森认为，这一演说使人们不得不对演说者的品质产生怀疑。“任何一个真正爱自己姐姐的人怎么会如此无耻地利用她的死？”他问道。
斯奎尔称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应使戈尔阵营感到意外。当第二天早上新闻评论称戈尔企图操纵听众并且十分虚伪时，包括戈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回想起来，斯奎尔承认，戈尔的顾问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并未能在演讲前提醒他。斯奎尔称他们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对戈尔来说幸运的是，由于迪克·莫里斯次日宣布辞职，新闻界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别的问题上。莫里斯在华盛顿杰斐逊饭店的性丑闻败露，并被刊登在超市小报上。在共进午餐时，记者们问戈尔，他如何将其对南希的感情与他接受烟草制造商的捐款、在农场种植烟叶以及与烟农之间的亲密关系调和起来。戈尔想到艾丽丝·米勒关于机能失衡家庭的文章，因而回答道，“感情上的麻木状态”使他在多年之后才清楚地理解此事。“吸取生活中的重大教训需要时间，”他说道。
他是否在姐姐去世七年后才能够理解此事？戈尔直到1991年才断绝与烟草业的联系，并不再在家庭农场种植烟草，也不再接受烟草商的政治捐款。在看到姐妹因得肺癌而缓慢、痛苦地死去之后，戈尔一家开始与他们长期形成且有利可图的种烟传统做斗争，但这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戈尔在其姐姐去世七年后才态度明确地提出限制烟草行业，其主要原因是疏忽和私利在起作用，而不是什么感情上的麻木妨碍了他。
芝加哥演说所遭到的批评对戈尔刺激很大。新闻界一向对他比较友好。戈尔不习惯有人对他的动机和真诚提出怀疑。虽然他在烟草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因南希去世而立刻改变，但他目前的立场早在发表演说之前许多年就已形成。1997年，戈尔在接受《纽约人报》记者乔。克莱思采访时，以十分少见的口气公开对此进行抱怨。“全是胡说八道。”当他谈到那些评论时说道，“人们不可能立刻发生改变；势必要有一个过程。但新闻界判断人的办法却很简单：如果你不是戴着白色礼帽的好人，那就是个伪君子。实际生活中人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