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北半球的春天比以前提早一星期到来。20世纪三个最热的年份都出现在90年代。12月，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准备制定一个国际条约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控制未来天气继续变暖。
戈尔利用副总统的职位扮演了气候学家负责人的角色，试图引起公众的注意。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利用每周与克林顿总统的午餐会，把它变成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学术会议。克林顿1995年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被事实“完全说服了”。但到1997年秋，戈尔极少表现他这项神圣的工作。五年来，政府的工作实录除了口头热谈外，对全球变暖问题没有做更多的事儿。1992年，戈尔作为候选人时，就这个问题攻击过乔治·布什，说他拒绝承担美国应遵守的减少废气的指标——也就是里约热内卢蜂会上确定的到2000年时气体排放不能超过1990年的水平，坚持应实现这一目标以取代那些自愿措施(从未实现过)。但是上任之后，戈尔发现政治气候的变化比他想像得更令人烦恼，更难控制。1993年，他在国会提出有关减少徘放的措施却未获通过。1994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之后，对产生二氧化碳污染的工业，如电力设施和汽车生产，进行更多的限制就更不可能了。尽管研究表明，美国可以减少排放气体而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绝大多数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不了多少影响，但工会和大公司仍对此深怀戒心。他们说这样做会引起能源价格暴涨，失业增多，降低生产力。尽管1997年美国气体排放率开始下降，但并未达到里约热内卢会议的目标，而且超过1990年的水平约10%。
所有这些让环境保护团体大为不满，也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政绩。实际上政府已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1四5年扭转了共和党降低环保法规标准的企图；扩大了国家公园体系；在南犹他州创立了大国家遗址，保护了170英田联邦所属沙漠与红岩峡谷以免被开发；扩大了社会“知情权”条款的适用范围，要求工业部门向社会公开有关他们所用的有毒化学物质的情况。
但这正像一位重要的环保游说者所指出的那样，已做的事情是选择了一个“代价最小的机会”，避免了更大、更具政治风险的问题。1997年中，为在上百座城镇限制烟雾和煤烟以执行新的严格的大气质量标准，白宫进行了一场有争议的辩论，戈尔在这期间躲得远远的，人们对其不满达到了顶峰。环境管理协会负责人卡罗尔·布朗宁对那些企业和大城市市长普遍都不赞成的提案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姿态，而这些企业和市长们正是戈尔2000年总统竞选所要企求的。当有关“艾尔·戈尔沉默之春”的指责声越来越强烈时，以个环境与健康组织在6月末致信戈尔，要求他积极参与空气质量的辩论。戈尔回信说。公开为某一政策辩论并在总统做决定前先发制人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一位为绿色组织游说的人说；最终戈尔在幕后发挥了作用，“建设性地”支持了布朗宁，帮助克林顿通过了这项新法规。
但是戈尔做了几年的副总统后，从环境福音主义似乎变成了传统的渐进主义。他总是强有力地反对那些已从《地球的平衡》中后退了的建议，他的环境论似乎越来越退缩为孤立的知识理念，与他的政治生活分开了。在戈尔大胆与谨慎之间不断进行着的较量中，谨慎重新又起主导。类似在税收问题上因大胆而道致的失败——在那次事件中没有得到任何政治支持，没有使这项事业有所进展，戈尔相信这一点，也许确实因此受到了伤害。在环境问题上他总是退却，除非政治气候安全无碍。戈尔不停地警告和教育公众，但直到公众认识到了眼前确实存在危险，戈尔在这一问题上还是老看法。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环保领导人会议，讨论京都峰会有关问题，他说：“公众没有允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采取行动。”
环保运动者对政府参加京都会议的建议根本不满意。”克林顿的计划还不如布什1992年拒绝的那个：在2008年到2012年使排放达到1990年的水平；在这之后，根据美国的计划，运用一系列的市场机制使排放水平到2017年低于1990年的基线。这包括一个污染许可可以被买卖的国际贸易体系，鼓励公司减少排放物并向另一公司出售其权力而获利。美国坚持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控制温室效应污染的负责。
该计划甚至在审议前就遭到了广泛的抵制。欧盟号召所有工业国家到2010年把气体排放减少到比1990年低15％的水平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联盟则要求不受条约的限制，认为这样会降低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参议院本来要批准政府拟签署的条约，现在则做出了一项规定，并以95票对0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假如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工业国家相同的排放标准就不接受协议，否则这将危害美国经济。
随着12月初京都峰会的临近，戈尔在这个他首当其冲负责的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如果美国不签署条约，那条约将失去意义，国际上有关控制气候变暖的努力将毁于一旦。美国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蒂姆·沃思的辞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他在会前几个星期辞职，取而代之的是特德·特纳。
会议的第一周没有任何结果，所有人都各说各的。戈尔本打算听从助手的建议，留在国内，担心这个由他主持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万一陷入僵局，会使他显得软弱无力。但如果京都会议完蛋了，戈尔肯定那时无论他在哪里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政治上的打击。他说服了助手，于12月6日飞到了京都，24个小时的旅行他几乎没睡。他通过电话与克林顿和美国代表团新团长、商业副部长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协商，重新制定了他们的提案。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打算在谈判中带来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论是否在京都签署都决不可能在参议院通过。戈尔最希望的就是一直让这一进程进行着，直到美国舆论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
他向代表团发表了讲话，他说，真正的挑战是改变人类引起天气变化的行为。“这样做需要谦虚，因为我们危机的精神根基是骄傲、不能理解和尊重我们息息相关的地球万物，因而我们也不能相互尊重，”他说。但他也说，美国已经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倾听和学习”了。“我们理解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高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民的生活。”他说他授权美国代表团显示出“更多的谈判的灵活性”。
这个信号表明戈尔决心无论如何要做这笔买卖。他在京都只逗留了16个小时，在酒店中与利益各方进行了单个会晤。但他的这次旋风之旅确实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各方都做出了让步。美国承诺2008年到2012年减少排放量，达到比1990年低7％的水平，这个目标要求减少目前1／3的排放量，如果不这样做，到时排放量反而会增加1／3。欧洲承诺这个数字达到8％，日本达到6％。最终的协议还包括戈尔和克林顿要求的排放量贸易计划。
共和党认为这个条约不过是废纸一张，他们预测这样就会有200万人失去工作。政府中批评者认为这个协议一开始就没有前途。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我们在京都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戈尔却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第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与全球变暖作斗争的国际协议上签了字。尽管很多环保主义者对这个条约很失望，认为做得不够，另一些人承认在现有政治条件下，这是戈尔所有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格雷格·韦茨通说：“这是戈尔所做的最有勇气、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冒着个人政治风险，投身其间，最终保证了这个明智的条约的签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