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
为何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好多人，甚至那些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也只记得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而没有掌握经济学的精髓。就像一个人背诵了好多乐谱，却从没听过音乐一样。
而我的目的，是让那些不管是学过经济学，还是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能听到经济学的音乐。
因此我这里首先讲的，不是术语、图表、概念，而是故事，是真实的例子，它们会告诉你经济学基本的方法论。
真实世界｜经济学的视角
第001讲 | 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观点：虽然经济学分析非常有道理，逻辑自洽，但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现象，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行。
每当听到有人这样说，我都想给他推荐一篇文章——《战俘营里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 P. O. W. Camp,1945）。这篇文章的作者雷德福（R. A. Radford）是一位经济学者。“二战”时，他被当作战俘投进德国战俘营。“二战”结束后，他根据自己在战俘营里的细致观察，写了这篇文章。
战俘营里的经济活动肯定不是市场经济，但里面人们的行为、发生的事情，就不遵循经济规律了吗？雷德福在这篇文章里详细描述了战俘营里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组织和有趣的事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
战俘营里面的市场行为，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被关到战俘营里的人，开始时互相关爱，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仅靠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起市场交易才能够互相帮助，也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够公平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雷德福说：“事实上，一个战俘物质享受水平的显著提高，不是依靠自身攫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而是通过商品和服务交换得以实现的。”
比如在战俘营里，就流传着这么一个励志故事。有一位随军牧师，他手里拿着一罐奶酪和五根香烟，在战俘营里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他手里就凭空多了一袋食物，而他原来手里拿的那一罐奶酪和五根香烟，却一点儿都没少。这位牧师可不是什么骗子，而是一位增加福利、创造幸福的商人。
雷德福要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哪怕物质的总量不发生变化，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够进行交易，幸福就能够无中生有。而这个牧师手里拿着的那一袋食物，就是他创造幸福的证明。
战俘营里的交易，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在中转营里，关押的都是临时送来的战俘，他们一般只待3~5天就会被转到别的地方去。由于战俘们彼此陌生，也没来得及安顿，中转营里不仅交易量稀少，成交价的差距也很大，同时同物，在战俘营一边的价格和另外一边的就不可同日而语。
相反，固定营里的战俘，则不仅交易频繁，还发展起了交易平台。他们习惯在固定的地方交易，还会把成交价格写在公告板上。这样，成交价的差距就会渐渐缩小，即使仍然存在差距，也主要是成交的时间和物品的质量造成的。
除了物品交易以外，战俘营里还出现了劳动服务市场。有人开始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洗衣服、熨衣服，甚至是画肖像，等等。
战俘营中的价格与价格波动
有交易就有价格，有价格就有价格波动。
在战俘营里，面包由红十字会提供，一个星期两次，星期一和星期四早上每人发一份面包。拿了这份面包以后，每个人都要保存好慢慢吃，下次发面包得等三四天。
这样，战俘营里的面包价格就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发面包的前夜，也就是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大多数人都把面包吃光了，面包价格会达到高峰，交易的价格比平时需要多一根香烟。如果有人坚持在星期天、星期三的晚上不吃面包，他就肯定能赚到一根香烟。当然，到了发放面包的当天，面包价格就会回落。
战俘营里的货币
有了交易就会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战俘营里没有传统的货币，而是用香烟来代替。
有了货币，就有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战俘们会用坏香烟代替好香烟进行交易。一些战俘舍不得用机器造的香烟来做交易，而是把烟拆了，重新包装，里面混上一些头发丝，卷得又比机器做的烟细一点，用劣币驱逐良币。当然，如果卷的烟太细的话，别人也会拒绝接受。
战俘营里的通胀与通缩
只要有货币，就会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现象。
每当营房周边发生空袭，炮弹在营房边上爆炸时，人们就会变得非常沮丧，觉得差一点就没命了，存那么多香烟也没什么意义，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大家就都抽起香烟来了。到第二天早上，香烟少了，通货紧缩来了，人们发现照原来的价格，东西卖不出去了。
有通货紧缩，也会有通货膨胀。有天早上，有传闻说红十字会要送一批香烟过来。这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量会增加。于是，所有物价都上涨了。一份糖浆，从来没卖过两根香烟，那天早上卖到四根香烟，其他好多商品也都涨价了。但是到了早上10点钟，消息被证实是假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开始回落了。那天以后，糖浆再也没卖过两根香烟以上。回过头来看，当时那是泡沫，后来泡沫破灭了。
除此之外，雷德福还写道，战俘营里还存在着跨境贸易、户籍制度，甚至和外部世界一样，还存在舆论压力和仇富的情绪。
雷德福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都起作用。如果经济学能够解释战俘营里的现象，它就一定可以解释战俘营外的经济现象，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现象。
思考题
这一讲的主题是经济规律在哪里都起作用，哪怕是在战俘营里面都起作用。现在倒过来，请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经济学规律是不起作用的，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第002讲 | 马粪争夺案
人们谈到公平与效率时，总会说要么是公平优先，要么是效率优先，二者此消彼长、互相对立。每当听到人们这么说时，我就会想起1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案例：马粪争夺案（Thomas Haslem v.William A. Lockwood, 1871 ）。
马粪争夺案的故事
这个案子发生在1869年4月6日。原告请了两位帮工，到马路上捡马粪。他俩从晚上6点干到8点，在马路上共堆了18堆马粪。马粪堆起来以后，因为太多拿不动，两位帮工就回去取车，准备第二天来运。但他们并没有在这18堆马粪上做任何标记。
第二天早上，案中的被告看见了这些马粪，就问附近巡逻的人：这些马粪有没有主人？有没有人要把马粪运走？巡逻的人说不知道。被告听了以后，觉得这些马粪没有标记，也没有主人，就把马粪运回自己家，撒到自己的田里了。
到了这天中午，两位帮工带着车过来，发现马粪没了，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被告拿走了。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闹到法庭上。
鼓励创造财富，还是鼓励对财富做标记
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是“溯源说”。有人主张，马粪真正的主人是马，因为马粪是马拉的；也可以进一步说，马粪属于马的主人。但问题是，马的主人把马粪丢在路上，已经放弃了对马粪的所有权。
二是“位置说”。被告主张，马粪掉到马路上，就成为马路的一部分，而马路是公家的，所以谁见了马粪都可以拿走。原告让帮工把马粪堆起来，只是改变了马粪所在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它的所有权，因而马粪不归原告所有。
三是“标记说”。法庭上也有人主张，关键看原告有没有给马粪做标记，如果没有做标记，那就不能怪别人把马粪搬走了。
四是“劳动说”。原告坚持认为，是帮工们花费了工夫，才把马粪堆积起来的，所以马粪应该归原告所有。
双方好像都有道理。但哪种观点更重要呢？如果你是法官，会把马粪判给谁？
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事实上，一点儿马粪，判给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会对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设想一下，有两个村子，发生了同样的案子，唯一不同的是，第一个村子把马粪判给了原告，也就是堆积马粪的人；第二个村子把马粪判给了被告，也就是那个看见马粪就把马粪拿走的人。这两个村子，过50年、100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可以设想，在第一个村子里，由于把马粪判给了创造财富的人，那么村民就会有这样的预期：凡是经过人类劳动的成果，都是财富；凡是财富，就都有主人；有主人的财富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要尊重别人的财富，不能见到就拿走。只要有这样的共识，这一共识又变成传统，那么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就用不着花很大的工夫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因此也会更积极地去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50年、100年后，这个村子就会走向富足。
在另一个村子里，法官把马粪判给了被告，那么村民就会形成另外一种预期：只要是没人看管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拿走。结果顺手牵羊的行为就会大增，有产者花在看管财富上的努力就会变大，大到足以抵消财富本身的价值。人们不仅会丧失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即便创造和积累了财富，其价值也会被保护财富的努力所抵消。50年、100年后，这个村子就会走向贫困。
当年马粪案的法官，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把马粪判给原告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判决意味深长。
公正背后是效率考量
尊重别人的财富，不能见猎心起，不能顺手牵羊，这是一种普世的公正观，每位负责任的家长都会向子女传授这种观念。但在这种公正观背后，却是效率的考量——保护产权的努力是会消耗资源的，这种消耗越大，资源的净值就越低；社会的道德规范，越是能够帮助降低这种消耗，社会财富的积累就越多。
在生活中，很多人讨论什么才是公正的，但背后其实很可能是在对效率做出考量。
我们不能随便把人投进监狱，除非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人力资本会受到随意的破坏，人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懒惰和无知就会成为世界的常态。
我们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除非给出合理的补偿，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就不会有人有积极性去爱护、积累自己的财富。
交通肇事者应该负责任，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交通肇事者不需要负责任的话，那么马路就会非常混乱，效率就会降低，马路的价值就会消失。
当我们讨论公正的问题时，背后的含义往往是：这是符合效率标准的。往往是那些让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去积累财富的规则，或者那些让社会能够健康发展的规则，才是公正的规则。也就是说，因为有效，所以公平。
当别人在讨论到底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的时候，学过经济学的人明白，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单个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体社会长远发展的效率的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思考题
你能不能在生活中找一个例子，看上去是个公正的规则，但它背后其实是有效率的考量的？
第003讲 |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比较和选择的学问。一个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要把比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天平两边去比对。而经济学要教给大家的是，在比较的时候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也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每次在北大教经济学入门课时，我给学生推荐阅读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00多年前写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1848）。
巴斯夏在文章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能看见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
是否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好的经济学训练的重要标志。
破窗理论的故事
巴斯夏这篇文章，首先举了破窗理论的例子。破窗理论说的是，一个顽童把窗户打破了，窗户的主人就要去买玻璃，这将刺激玻璃的生产。制造玻璃的工人完成订单以后，有了钱，就可以去买面包，面包工人又可以去买衣服。这样就推动了一连串的生产。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说，有破坏才有进步，多难兴邦，破坏本身就是好的。
这种思维在社会中非常常见。每一次社会经历灾难，每当有飓风、地震、海啸时，总会有一些经济学者站出来，说灾难虽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它又为下一轮就业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带来了机会。
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多难真的能够兴邦吗？如果多难能够兴邦，那些避免了灾难的国家岂不是吃亏了？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破窗理论常见的几个变种。
破窗理论变种之一：国家发展
破窗理论有一个变种，说的是，有些国家走了很大的弯路，做了很多错事，但回过头来看，发现幸好当时做了那些错事，这个国家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比如说，德国经历了“二战”，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所以后来才发展得很快。
一件事情发生在前，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后，我们当然不能让历史重来，试看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前面的经历，后面会怎样。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像德国、日本那样有高速的发展，它们是不是也得像德国那样，先被“二战”摧残一遍，像日本那样，先挨几颗原子弹？当然不是。这就至少说明，灾难不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不是必须先蒙受灾难，才能享受繁荣；不是要先做一阵子坏人，才能变成好人。
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遭遇那些创伤，资本的积累会更丰富，经济基础会更好。同样的道理，刚才那个破窗的故事中，如果窗户没有被打破，这户主人所拥有的资源，就可以用来从事其他生产，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这些由于创伤而消失的其他生产和财富，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
破窗理论变种之二：工人就业
破窗理论的另一个变种，是关于工作机会的。这种说法认为，老人不早点退休，不把职位让出来，年轻人就不会有工作；如果机器太好的话，机器就会替代工人，工人就没有工作可做。可见，老人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机器太先进，对社会发展都不利。
可是，让我们倒过来想想。我们的社会本来是有推土机的，现在不用推土机，改用勺子挖土，那我们的社会是会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提前20年退休，那整个社会是会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呢？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会一落千丈。
巴斯夏还曾经用反讽的方式写过一篇文章《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The Candle Maker's Petition, 1845）。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因此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禁止大家使用阳光。
确实，如果大家都尽量采用阳光，蜡烛工人的工作就会减少。但实际上，蜡烛工人不会永远失业，不会永远找不到工作，他们可以从事别的工作。问题是，别的工作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出来，这得靠想象。
马车跟汽车之间的替代也是一样。有了汽车，马车夫就要失业了。经济学家会说，我看得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我预测马车夫最后能找到工作。问题是，新的工作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只能想象。
破窗理论变种之三：节省物资
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写过一部脍灸人口的著作《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2005 ），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很多环保主义者反对用大量的塑料袋来包食物，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但这位经济学家说，塑料袋用得越多，食物保鲜的时间就越长，食物的浪费就越少。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用了多少塑料袋，还要看到，如果不用塑料袋，要扔掉多少食物。因此，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到底是该多浪费一些塑料袋，还是该多浪费一些食物？
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要靠想象力
在这些破窗理论的变种中，看得见的，是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人的衰老、工具落后等问题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花费掉的物资；而看不见的，是替代方案所导致的隐形的净损失。
如果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破坏，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机器能更先进，那些没被破坏的资源和节省下来的时间与劳动力，原本可以用在生产其他更有效的东西上；而如果多用了塑料包装，是可以节省更多食物以及准备食物的时间的。
认识破窗理论谬误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连经济学家自己往往也说不清楚，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人力和资源能用到什么新的工作和生产上，而那些多花费的物资又会带来多大的隐形利益。要理解好这个问题，得靠一点想象力。
当然，有必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而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思考题
请举出一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在我们做决策时不容忽视的。
第004讲 | 区分愿望与结果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的学问。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始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而《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776）。
问题是，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不是200多年前有了斯密才开始的。早在500年前，甚至5000年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究。那为什么以前的学问不叫经济学？经济学与过去那些研究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呢？
二者的区别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以前的很多学问研究的是“事与愿符”的规律，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事与愿违”的规律。
美好愿望不一定带来美好结果
过去人们认为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有好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好人做的；有坏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坏人做的。按照这个逻辑，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变好呢？办法自然就是让好人多做事，把坏人消灭掉。
例如，劳动人民的收入非常低，生活非常贫困。有人就会说，是因为有坏人，因为资本家发的工资太少。那么让资本家多付工资不就行了吗？
一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那一定是有人太贪得无厌了，是坏人提价、地产商提价、食品商提价造成的。那抑制住商人涨价的冲动不就行了？
房价越来越高，真正自住的人买不起房，怎么办？不让那些炒房的坏人得逞不就行了吗？
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资本家却不断地把工厂迁到海外去。那限制资本家去海外开厂不就行了吗？
……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抱有这样一种非常淳朴的想法。这是一种“事与愿符”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愿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要产生好的结果，就要怀有美好的愿望，同时让那些怀有美好愿望的人多干事。
坏人干坏事的影响其实有限
但经济学家并不这样想。经济学家会问，一个坏人到底能干多大的坏事？比如，有坏人拿着枪杀人，能杀多少人？10人？50人？100人？
他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一个人在作恶时，其他人都会警觉起来，会制止他。
哲学家康德曾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他是说，上帝要教我们怎么识别朋友当中坏的思想。那些敌人的思想，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的思想，我们能够识别，能够抵制。倒是那些用良好愿望包装起来的思想，我们比较难识别。
如果有人说，我要带大家去一个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的世界，肯定不会有人去，就算有，人数也非常有限。但如果反过来，有人说，我要带大家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去，那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人人平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愿意跟着去的人一定很多，尽管这个完美的世界并不存在。
好人好心不一定干好事
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的问题，而是研究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它要问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好心会办坏事？例如：
（1）最低工资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穷人的，但最后穷人的境遇反而更糟了；
（2）同工同酬制度，本来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最后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3）福利制度，本来是让那些没有依靠的人能够找到依靠，但最后这些人的境遇却变得更惨了；
（4）我们颁布了各种各样保护濒危动物的法律，但最后这些动物却越保护越少了；
……
这些才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政府立法不是解决问题的终点
每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不公正、不如意的现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让政府立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法律通过了，大家就会觉得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经济学家觉得法律通过了，画上的不是句号，而是冒号。人是有能动性的，在这个新的法律下，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对策。最后事态的走向，会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而正是这些出入，才是最有研究价值的。
经济学家关心的是，那些出于良好的愿望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会产生哪些有害的后果。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地方就在于，它研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关心的是事与愿违的现象，而不是事与愿符的现象。
思考题
请举一个例子，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的？
人性观｜人是理性和自私的吗
第005讲 | 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想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实际上，细心的人会反驳，人经常是不理性的。如果是这样，经济学理论岂不是有时候对，有时候错？当人是理性的时候它对，当人不理性的时候它就会出错。
这时，“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基础因时而变，就是不牢固的。当经济学的基础都不牢固时，它就会面临很大的质疑。因此，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体系，得先为经济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
两大经济学家的理性之争
关于人是不是理性的争论很早就有。曾经有两位经济学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叫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Lester），他说经过调研，发现企业家做事的方式跟经济学理论说的并不一样。
比如，当员工工资占比上升时，企业家并没有少雇工人，产品价格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企业家对成本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敏感。只有当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产品的价格才会发生较大变化。可见，企业家在决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化原则去做。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边际分析，跟现实并不相符。
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则为经济学做了辩护。他说，每个人在做决策时，虽然未必懂经济学，也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其行为已经符合了经济学的假设，符合最大化原理了。
他举例说，一个人在路上开车，有时加速，有时减速，有时换车道，有时超车，当然没有拿着计算器计算，但实际上，他已经在遵循最优化的原理了。
两位经济学家各执一词。那么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进行精确的计算，是不是符合理性人利益最优化的原则呢？
年轻教授拨开云雾见真容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年轻教授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从学生那里听说了莱斯特与马克卢普的争论，就私下跟学生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其实都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错，实际上应当是这样的……
这些学生就把阿尔钦的见解告诉了另外一位教授斯蒂芬·安克（Stephen Enke）。安克教授听了阿尔钦的观点以后，觉得很重要，劝阿尔钦写下来。但阿尔钦认为自己的观点只是谁都知道的普通想法，并不值得写。安克教授没有让步，说哪怕只是作为学生的讲义，也要写下来。阿尔钦写完之后，安克又不依不饶地要求他去投稿。
阿尔钦就把写好的稿件投给了《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过了不久，《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主编米尔顿·弗里德曼回信说，文章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发表了。
于是，阿尔钦这篇本来只是给学生准备的简单讲义——《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1950），就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给经济学整栋大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成为经济学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
那么，阿尔钦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万物存活看条件，和理性与否无关
前面两位经济学家莱斯特和马克卢普，争论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行动有没有经过精确的计算：一个说没看见人们在计算，人们做决定的时候手上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的那种供应需求表；另外一个说人们其实都计算了，是暗中计算的。
而阿尔钦则说，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既对又错，但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的意思是，人究竟是否理性，这个问题不重要。
他解释道：首先，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只要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就没办法算出所谓的最优解，顶多只有一个最优的概率区间。
例如，有两套投资方案，一套是高风险高回报，另外一套是低风险低回报，哪一个更优呢？逻辑上它们可以是等价的，我们说不出哪个是最优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最优。其实，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追求的不是最优，而是存活！
阿尔钦说，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制度，是如何存活下来的，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些跟人是不是理性的没有关系。
阿尔钦举例说，假设人们要驾车逃离芝加哥，那么不管各人如何选择自己的路线，也就只有那些选择了沿途有加油站路线的人，才能成功逃离芝加哥。其他人，不管是怎么思考和决策的，最后都离不开芝加哥。
阿尔钦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有几个人要开加油站，一个人把加油站开在自家后院，一个人开到山顶上，还有一个傻瓜，误打误撞开到了路边。显然，最后能成功的是这个傻瓜。他是否聪明，有没有计划，是不是有理想，有没有情怀，都不重要，只要他刚好把加油站开到了正确的地方，他就能够存活下来。
更进一步，阿尔钦说：一棵树，朝阳光的一面，树叶长得比较茂盛；背着阳光的一面，树叶就长得稀疏。那么，这些树叶是不是理性的呢？树叶是不是明白了最优化的道理，于是争相长在朝着阳光的一面呢？我们既不清楚，也不在乎。但不管树叶有没有理性，我们关心的只是一个规律，就是朝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茂盛，背着阳光的地方树叶长得稀疏；而哪怕在一个人人都是傻瓜的世界里，哪怕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只有树叶那么高，也仍然有人能获取利润，能存活下来，甚至还活得挺好。
这样，阿尔钦就为经济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经济学关心的是存活的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能够存活下来，而如果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存活的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游戏规则决定胜负概率
实际上，阿尔钦的理论看上去并不新奇，也就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阿尔钦也确实觉得自己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他说去看看达尔文吧，达尔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适者就能生存，适者才能生存。但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生存条件，却是阿尔钦的创造性贡献。如同阿尔钦所说，当环境改变时，分析者可以知道哪种类型的参与者将会成功。如果我们改变规则，就能知道胜负概率的不同。例如，如果篮球规则改变了，运动员必须穿高跟鞋比赛，那我们就能预测，林志玲恐怕比乔丹都要厉害。
思考题
识时务随大流和特立独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哪一种成功的机会更大？
第006讲 | 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人性自私推动社会进步
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问题是人有时并不自私，因此经济学不一定对。还有一种说法，说人不妨自私自利，但也要讲道德，特别是商人，一方面要在商场上拼搏厮杀，另一方面血液里也应流淌着道德的因子。
很多人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人是自私的。斯密有句名言：“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用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1759），这本书讲的是人应该有道德。斯密既讲人是自私的，又讲人要有道德，这样就体现了一个两难问题，那就是人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将“人是自私的”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否牢靠？
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看看，斯密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吧。
人性自私，同时具有同情心和爱心
我们要先弄清楚《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出版顺序。事实上，斯密首先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隔了17年，也就是在1776年才出版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包含了斯密的整个理论框架，而《国富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国富论》篇幅要更长，也更出名。
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会受到尊重的。
斯密紧接着说了第二个观点：人不仅仅是自私的，同时还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人们把自己认为的别人是否幸福，当作自己是否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叫“同情心”，人人都有。人有同情心，也就是有爱心。
人的爱心有限，随着距离拉远而减弱
斯密的第三个观点是：“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减弱的。”
如果我们查看自己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少则上百人，多则数千人。但里面只有很少的人，是真正爱我们，能够随时倾听我们的诉说，在我们危难时奋不顾身来帮助我们的。人们只能爱很少的几个人，爱心没办法扩展到小圈子以外的范围。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生活在伦敦的体面的绅士，听说遥远的中国发生了地震，伤亡惨重。
这位体面的绅士会怎么做呢？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看看地震会不会波及伦敦。一看很远，伦敦是安全的，就放下心来。然后他会哀悼死难的中国人，感慨人的脆弱、大自然的无常。他可能会打开微博或微信，发两个蜡烛，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接下来他就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饮食起居，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这时，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
一位体面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仅此而已，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仅靠爱心不够，陌生人互助需要市场协调
斯密非常睿智地看到：“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每个人的爱心都极为有限，而他们又时刻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依靠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斯密写下了这样一段警世恒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人际互动二分法：小圈子靠爱心，大世界靠市场
在斯密看来，人是自私的，但也有爱心；爱心只能适用于小圈子，无法延伸到更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满足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
看清了人性的两面性，并找到了对付两面性的方法，斯密就为市场经济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人们把斯密视作市场经济之父的原因。
思考题
你认为，市场经济会不会让人情变得淡薄？
第007讲 | 铅笔的故事
生活在城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大自然，经常赞叹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但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却熟视无睹，经常觉得索然无味，平淡无奇。其实人类社会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只是我们缺乏慧眼去欣赏而已。就拿最常见的铅笔来说，看似简单，只是由笔杆、笔芯、笔帽几个部件组成，但它的故事却很神奇。
市场力量造就铅笔神话
一支铅笔，将成千上万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首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了制造一支铅笔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从来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但是这支铅笔却做出来了。这是它神奇的第一个地方。
其次，每一个参与生产铅笔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导致一支铅笔的产生，每个人只是做他手头的事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铅笔，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使得铅笔能够生产出来。
再有，生产铅笔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互相不认识，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但这没关系，他们能够共同合作，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铅笔。
更神奇的是，虽然一支铅笔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积聚着一代一代人的知识，但是我们购买一支铅笔所要支付的代价却微乎其微。你只要工作十来分钟，赚到的钱就可以买不少铅笔。
这是多么奇妙的现象！再看看大自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没有。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呢？那就是市场，那个让成千上万陌生人互相协作的平台。
这个神奇的铅笔的故事，被一个叫伦纳德·里德（Leonard E.Read）的人写成了文章，名叫《我，铅笔的故事》（I, Pencil, 1958）。
正如多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铅笔的故事〉之序言》中所说的：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我，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能像这篇文章一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思考题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已经达到如此精细和复杂的程度，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穷人呢？
第008讲 |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除了市场，陌生人之间也存在通过爱心互相帮助的情况，比如说慈善。市场和慈善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又如何呢？
世界银行的失败扶贫史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16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要知道，世界银行并不是银行，而是国际扶贫机构，其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
对于这个扶贫组织的业绩，伊斯特利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 2006） [1] 。他在书里说：在非洲，如果每个儿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的话，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但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兆美元，却没做到这一点。同样，如果援助金当中有3美元能够到达妇女的手里，儿童死亡人数又可以减半；如果妇女能够拿到3美元买蚊帐，那么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这些也都没有做到。
哈利·波特的商业奇迹
然而，伊斯特利接着说，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送到了读者手里。伊斯特利问道：从来也没有什么《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马歇尔计划，只是一项娱乐活动，英美两个国家却非常有效率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的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非常低下，原因在哪儿呢？
不能说世界银行官员的爱心比较弱，把事情办砸了；更不能说英美出版商的爱心特别强，把事情办得很有效率。我们在前面讨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时就已经谈到，人的爱心其实差不太多。事实上，原因不在于爱心的强弱，而在于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