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讲 |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上一讲我们讲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师出名门的凯恩斯
顾名思义，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名称来自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我想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正确，而是因为他的思想、观点激发了经济学家持久而广泛的探索。不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形成了什么派别，他们都会向那位最早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致敬。
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后来到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学习，1905年取得数学学位。凯恩斯师出名门，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确定了需求曲线纵坐标是价格，横坐标是需求量；另外一位是庇古，我们在讲拥堵费时介绍过他的观点。
凯恩斯主义学派看经济周期
凯恩斯是怎么解释经济周期的呢？他说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姑且称之为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人们忽然都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以后，如果经济体是灵活的，大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负责生产的人少生产一些，这样经济危机就不会出现了。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消费忽然下降以后，经济体里的很多安排不能马上做出调整，有些甚至非常顽固地保持不变。例如，饭店来的人少了，店主本来应该降价，但是菜谱已经印好了，要换菜谱是有成本的。于是店主就忍着不降价。
此外，需求降低了，生产减少了，本来应该给员工降工资。但涨工资没问题，降工资可就不容易了，这不仅仅是合约精神的问题，还会伤感情。这是工资难以降下来的原因之一。
工资难以下调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所谓“效率工资”的概念：老板故意把工资定得比市场的平均水平高一点。工资太高，就业率就不足，工厂外求职者的队伍就排得比较长，对在岗员工形成的压力就比较大，这样就可以逼迫在岗员工格外卖力地工作，加班加点也不敢抱怨。总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要靠工资水平的上下自由波动来减少失业率是困难重重的，市场并非传说中那么灵敏和有效。
总括而言，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社会的总需求降低、总消费下降，对就业、产量和价格这三者的影响不是对等的。由于每当出现需求不足的冲击时，价格的调整总是迟钝和缓慢的，因此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就业和产量，这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凯恩斯主义学派基本主张：加大政府开支
正是由于价格反应迟缓，市场没办法自行调整，政府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代替人们形成需求，产生消费。人们不花钱政府来花钱，这样才能够渡过经济危机的难关。
因此，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该逆经济周期而行，人们都在消费时政府就少采取动作；人们都不消费时，政府就应该积极消费、积极投资、积极生产。
这里要说明的是，凯恩斯本人其实是深信市场自行调节功能的，他指出一旦社会回到正常的状态，政府就应该停止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己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者关心的是要解决短期内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短期内出现的失业问题，这时创造需求、制造就业机会就是政府的责任。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基本办法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通过发钞的办法影响人们的预期，使得就业得以增加。当然发钞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多发钞失业率就会降低，但后来发现这一招不管用了，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涨——滞胀——的情况。
货币政策失灵后，凯恩斯主义者就集中主张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那就是政府花钱办大事。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呢？不准印钱，就只能通过收税或者借债的办法。这就解释了“二战”以后绝大多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府都债台高筑的现象。
“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
在互联网上有一段虚拟剧的短视频，浏览量非常高，很能说明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在这个虚拟剧里，一个人跑到银行去借钱，银行的客户经理就跟他打听他的收入和债务状况。这个人已经欠债14万元，他每年的收入只有2万元，但开销达到了3.8万元，换句话说他在14万元的总债务之外每年还新增1.8万元的债务。
银行的客户经理听了说：“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钱借给你。”这个人说：“那不行，不借钱给我，我活不下去，我太太会跟我吵架，家里的小孩儿也没人管了。”听到这里，银行的客户经理忽然眼前一亮：“你家有小孩？”这个借钱的人也眼前一亮：“对呀，我家有小孩！”
镜头一切换，27分钟以后，这个要借钱的人抱着他的3岁小孩，这3岁小孩就在银行的借款合同上乱写乱画算是签字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今天的人债台高筑，解决办法是让将来的年轻人来还债。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视频最后镜头再一转，刚才这个借款人的欠债数额后面再加上若干个零，把万元变成兆元，就成了美国联邦政府实际的财务状况。
把今天的责任推给将来的人，这么做可行吗？这个国家长远该怎么办？凯恩斯的经典回答是：“从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他的意思是，情况很特殊，这次不一样，管不了那么远的事了。当然，人们随时都可以把“这次不一样”作为违反原则的理由。
思考题
在你看来，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困难？
第110讲 |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看经济周期
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有不同的观点，这很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摸到耳朵的学派说这是扇子，摸到大腿的学派说这是柱子，摸到尾巴的学派说这像一根绳子。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张，而我们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各个学派的学说以后，才能真正理解是什么经济周期。
前两讲我们介绍了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见解，这一讲我们将继续介绍另外两个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
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张。
凯恩斯主义认为，之所以出现经济周期是因为人们不消费了，解决的办法是政府替人们消费。但货币主义者不这么看，他们构建了一整套理论来反对凯恩斯主义者。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一：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超发
货币主义学派有几个重要的见解，第一就是坚持货币数量论。
前面我们介绍货币数量论时，讲过一个公式：MV=PY ，即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的速度，等于社会的平均物价乘以社会的生产总量。根据这个公式，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包括了货币流通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以及一段时间的生产总量。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一部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63）。他们通过研究1867年至1960年长达93年的美国货币史，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货币流通的速度这些年基本没变，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也基本没变，因此，根据上述公式，造成物价水平上升的决定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量。通货膨胀是多发钞票造成的。
弗里德曼的名言是：“通货膨胀到处以及永远都是一种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everywhere and always a monetary phenomenon.）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二：货币长期中性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二个主张是货币长期中性论。
前面我们讲过，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在短期内不是中性的，它对人的行为和决策有引导的作用，对经济结构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认为短期内货币是蜜。但货币主义学派集中关注货币增发的长期效应，他们说货币长期而言是水。
货市主义者认为，当新增的货币流动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以后，除了物价水平上涨，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长期而言，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的努力是无效的。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三：制造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失业率
货币主义学派的第三个重要见解，就是他们认为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垂直的，制造通货膨胀最终不能降低失业率，由此他们也预言了滞胀这种现象的产生，即滥发钞票不仅不能消除经济的停滞，而且还会额外地制造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学派见解之四：永久收入假说
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做的第四个重要的攻击，就是提出了所谓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忽然间不消费了。人们不消费，政府可以替他们消费。政府也可以给人们发钱，人们拿了钱就会去消费了。
但货币主义者认为，人们拿了钱也不会消费，他们说：“你一天消费多少钱不是根据你那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对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而定的。”
如果你的月薪是2000元，忽然有人给了你1万元，你会怎么花这1万元？你会用这1万元买一瓶红酒，把它喝了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买一瓶1万元的红酒，跟你平时的饮食消费习惯并不相称。
如果你真的打算把这1万元用来改善自己的饮食，你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多买一些饮料、啤酒或者二锅头，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有滋有味，这样得到的效用才会更大。
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找到了一家穷人，给这家穷人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
半年之后他们再回访这家穷人，你猜他们还住在那栋好房子里，还开那辆好车，还穿那些好衣服吗？没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这样他们的满足感就更大了。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利息理论部分所讲的——在时间维度上平衡消费，才是人们提高幸福感的办法。
人们今天消费多少不取决于今天的收入，很少人会因为今天发了工资就大手大脚地把它全部花光，而在其他不发工资的日子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而定的。所以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不会奏效。
我们在欧文·费雪的利息理论里就看到了清楚的“永久收入假说”的原型，弗里德曼把它再一次阐述出来，作为批评凯恩斯政策无效的理据。
弗里德曼的主张：将货币增长比例写入宪法
既然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怎样才能抑制政府乱发钞票的冲动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要回到金本位或者要实施自由发钞制度。而弗里德曼提出的办法是要盯死货币发行增量。哪个政府都会忍不住乱发钞票，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把货币增长比例写到宪法里去，谁也改不了。
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年的GDP增长比例是比较确定的——2%、3%。根据这个比例，货币增长量也就是2%、3%，需要把这个百分比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去。
具体写多少——是2%、3%，还是3.5%——不要紧，关键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谁都改不了，这样人们都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这是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对付经济周期的办法。
理性预期学派：政府管得越多，经济波动越大
在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还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学派——理性预期学派。
这个学派跟货币主义学派非常接近，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但他们进一步提出，人们不仅在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时是有预期的，会盯住自己的永久收入，而且在解读政府经济政策时也是有预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社会上的失业率高涨，政府就去制造通货膨胀来对付失业率，那么第一次、第二次人们会真的以为经济变好了，开始增加投资多雇人，但试过一两次以后，人们就会形成更明确的预期，知道这只不过是政府对付眼前问题的花招，他们再做投资和雇人决策时，就会格外小心。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政府的政策就会失效。
同样的道理，当政府看到社会上消费不足，发钱让人们消费时，人们就会逐渐明白，“政府发的钱不是白给的，迟早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要回去，所以哪怕是拿了政府的钱也不能乱花”。这时政府的政策又失效了。
政府的政策之所以会失效，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得不好，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会被人们的预期抵消。
政府的政策赖以形成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参数是会随着人们预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当人们一旦形成预期，那些模型就不起作用了。
而政府企图平息经济周期的措施，本身可能就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就像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政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吵”，这句话本身可能就增加了噪声的分贝。
这就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基本看法。
思考题
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每年的货币增长率当作一个常数写到宪法里面去，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好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以不变的货币增长率来适应变化的国民生产总值，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做法可行吗？为什么？
第111讲 |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我们前面几讲分别介绍了几大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关于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的经济学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奥地利学派认为，那是乱印钞票造成的；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那是人们忽然不消费、总需求不足引起的；货币主义学派除了认为通货膨胀是政府印钞过多造成的，还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行动本身可能就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这一讲我们将要介绍的另一个经济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real business cycle），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它甚至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连管都不应该去管。
冲击无处不在，经济周期是很自然的事
前面讲的几个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产生，是存在外部的冲击，或者说存在外生变量。也就是说，整个经济体运作本来是良好的，这时在它之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破坏了经济体本来应有的平衡，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
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外生变量、冲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发生意外的冲击是我们真实生活里的常态。
干旱、地震、飓风、洪水，当然是一种冲击；新的科技发明、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市场营销手段、新的支付和结算方式，也是一种冲击；新的观念、风尚、潮流，也是冲击。
冲击无所不在，而经济体当中，每一个个体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对新的冲击做出反应。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滞后、迟钝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切被前面的经济学家描绘为调节缓慢、反应不够充分、市场无效的现象，其实都是正常的。
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是合理现象
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有一个投资加速器原理，它讲的是，如果你家今晚来了几个客人，吃饭的人数增加了，理论上讲就应该多买一个电饭煲来应付新增的需求。
但电饭煲是一件耐用品，一旦投资了，你能确保家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客人来吃饭吗？很可能不会。正因为很可能不会，人们才不会一有客人来家里吃饭就买电饭煲。反应过快是错误的、是不经济的，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停一停、看一看，对时局做个判断再采取行动，才是合理的。
正因为这个道理，当市场的需求增加以后，老板并不会马上多雇员工，相反他会先看一看，让原有的员工加班，加班成为常态后才开始增加工资，再没办法了才多招人。
同样的道理，市场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房屋出现一定的空置，都是合理的现象。
有些失业现象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再举个例子。假定有几个人一起烧砖、一起砌墙，其中三个人负责烧砖，一个人负责砌墙，他们的合作本来是天衣无缝的，三个人烧好的砖刚好让那个砌墙的人满负荷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砌墙的那个人熟能生巧了，他砌墙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而烧砖的人速度并没有跟上。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砌墙的人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劳动力闲置，在外人看来那就叫失业。
闲置的这部分劳动力该用到哪里去，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既不可能跑去帮别人烧砖，也不可能找份兼职干。只有当这种情况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会逐渐地想出对策来，把那一部分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
如果在这以前，政府觉得出现了闲置的劳动力、出现了失业，应该管一管，从而刻意制造一些本来市场不需要的岗位让人们去做，让多余的劳动力去填充，这实际上是造成了浪费，妨碍了人们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机会。
错误的商业决策也是经济衰退的成因
此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认为，我们经历的很多经济衰退，其实都是由过去错误的商业决策造成的。
例如，在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之下，人们打错了算盘，做了过分长远、宏大的规划，招错了人，当政府开始悬崖勒马、抑制通货膨胀时，当然就会出现泡沫破裂、工程烂尾、人员解雇等现象。
但这些现象是由过去的错误决策造成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后来发生的工厂停工、劳动力闲置和调整策略等现象，都是回归合理经济格局的一个必然的休整过程。
一个人得了病，去住院是正常的，住院当然是劳动力的一种浪费，但产生这种浪费的根源——得病——早就已经发生了，再阻止这个人去住院是于事无补的。所以不让那些本来应该失业的人失业，那也是错的，错上加错并不能变成对。
生活中到处都是冲击，要应付这些冲击，人们的反应不是即时的，而是滞后的，不是全面的，而是渐进的。这本身就是合理的。额外的干预不会解决问题，而只会产生新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这个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2004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思考题
针对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理论，你认为面对失业，政府应不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为什么？
第112讲 | 聪明人为什么会彼此不同意
前面四讲中，不同的学派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应采取的措施，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的领军人物，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奖；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1972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81年获得诺奖；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76年、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奖；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95年、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2011年获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获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是今天宏观经济学的局面。
看完这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人们很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聪明人会彼此不同意？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四大原因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现象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数量又是有限的。
如果要研究的经济现象数量不够，而对经济现象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太多，那么人们就无法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经济现象。这就像我们解方程式，变量数比方程数多，这个方程组就解不出来。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经济学派建立了一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也有一些历史数据的支持，这种理论看上去是自圆其说的。但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把这种理论多放到几个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就会发现它好像说不通了。每个学派都截取了一段对自己的理论有利的历史，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论也就仅仅适用于这一段历史。
第二个原因，在于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里讨论的需求和供给，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产品的价格发生变化，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到了宏观经济学中，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而是考虑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些变量之间就未必有清晰的因果关系。
观念越宏大，就越不清楚，既难以被证实，又难以被证伪。这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第一个原因。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
知识和信息不仅会影响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信息本身就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它们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在这些不可预测的知识和信息的影响下，人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当然就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难度。
第四个根本原因，是人类恐怕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应付不确定性。
凯恩斯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记者、政府官员和投资家。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个学术分支。这本书到今天，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不管书店有多大，不管经济学的书架有多小，里面一定还放着凯恩斯的这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它到今天为止还是畅销书。尤其到了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人们看不懂经济的走势，感到眼前迷茫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这本书，他们就会拿起这本书，他们就会讨论这本书。
为什么在高度科学化、数学化的经济学已经占领了大学的经济系和研究所，成为行业的标准的今天，一本用日常的语言书写，带有文学的笔触，以一位记者观察生活的视角写成的经济学散文，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呢？
世界上不仅存在风险（risk），还存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谓的风险是那些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的或然性，你掷一个骰子，有多大的可能出现1，有多大的可能出现2，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不确定性，指的是那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500年前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想象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这些事情，所以根本谈不上去计算这些事情发生概率的问题。
凯恩斯的直觉非常准，他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就用他独特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现象。在他的著作里，这种难以名状、难以刻画、难以衡量的不确定性被称之为“动物精神”。他说正是由于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人们的需求忽然下降了，经济不发展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鼓励人们去消费。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当他们发现用精准的数学根本无力招架、无法应对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诉诸直觉、比喻、经验、自信以及勇气。这是宏观经济学真正深不可测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八大问题
宏观经济学家争来争去到底争什么呢？我找到了一个表格，纵向有8列，指的是宏观经济学家争论的8个大问题；横向有7行，代表的是7个经济学派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因此表中总共有56种不同的观点（见表10–2）。
这八大问题是：
第一，经济周期当中存在波动的根源是什么？
有些学派认为是消费忽然不足，有些学派认为是政府印钞过多，有些学派认为到处都是冲击——大自然给我们冲击，科技文化给我们冲击，政府政策也会给我们额外的冲击。
第二，人究竟能不能够形成预测？
有些学派认为人是聪明的，能够形成预测；有些学派认为人是短视的，不会形成对策。
第三，价格能不能够灵活地进行调整？
有些学派认为，价格调整存在着很大障碍，价格是刚性的，相对僵化，存在着所谓的菜单成本。但另外一些学派却认为，价格的调整是非常灵活的，不存在所谓的菜单成本。他们举例说超市里的商品成千上万，要调整它们的价格也就是键盘上按几个键而已。
表10-2 不同学派对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
资料来源：Brian Snowdon, et.al.，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 1994。
第四，市场结构本身能不能够做出灵活的调整？
有的学派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还有的学派认为虽然开始时难，但将来会越来越容易；也有的学派认为资本本来就是抑制性的，一旦做出了投资，资本就很难转为其他的用途。
第五，市场到底是否存在均衡？
我们打开财经新闻，听宏观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发现他们一天到晚都说这个失衡、那个失衡。这时，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天天都失衡，到处都失衡，那世界上失衡就应该是常态，不存在所谓的均衡吧？
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一个社会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能够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但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失业是一个常态，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要把真实的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六，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到底是长还是短？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周期都是短期的，政府只要稍加干预经济就能够恢复常态，这时政府就可以停手了，自由市场就可以正常运作了。但有些学派却认为，经济周期一旦发生，它要调整的时间就很长。
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长短，也就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政策的态度。
第七，到底应该采取相机的政策，还是规则化的政策来对付经济周期？
所谓相机的政策就是见机行事，有什么样的情况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而主张通过规则来处理问题的经济学家却认为，政府官员很难做到就事论事，相机对策反而会增加波动，要用一成不变的制度来应付变化。比如货币主义学派就主张，把货币增长率写到宪法里去，以不变应万变。
第八，收入政策到底有效无效？给人们发钱人们会不会把钱花出去？
凯恩斯主义学者认为会；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不会，人们只会根据永久收入预期来决定他们的消费水平。
所有这些都是聪明人彼此不同意的原因。不能怪经济学家见解太多，只能怪问题太难了。
宏观经济学家的六大共识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争论，宏观经济学家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主要靠供应方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还是要看它的生产力。
第二，短期的经济波动，往往来自需求方面。例如人在消费时表现出的非理性，货币流通量变化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引导作用，政府短期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第三，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率。
第四，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决定了通货膨胀率，滥印钞票迟早会造成通货膨胀。
第五，政府试图微调经济周期是做不到的。我们前面说过，要调节经济周期，就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时间滞后。从发现问题到提出方案，到具体实施，到这些具体措施能够奏效，存在着一连串的时间滞后，微调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家普遍接受了“人是有对策的”这一观点。这其实是物理世界的研究方法，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样大家就从过去的控制论角度（觉得这个社会是可以通过政府来控制的），转化为博弈论的角度（觉得政府只不过是众多玩家中的一个）。学者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怎么控制这个社会，而是怎么让社会达到更好的协调。
思考题
请你举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既针锋相对又言之成理的例子。
公共选择｜选举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第113讲 | 选举由中间派说了算
我们都知道选举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跟经济学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选举问题了。
这一讲我们就介绍一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选举问题的。我们先从简单的模型开始。
市场与投票在公共选择中的区别
假定有三个人，他们决定一起去吃午饭，但是他们对吃午饭的开销有不同的偏好。第一个人喜欢吃便宜的午饭，5元钱刚好，离5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喜欢。第二个人认为10元钱刚好，离1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愿意。第三个人喜欢吃贵的，最理想的是吃50元钱的午饭，离50元钱越远——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越不满意。
这样他们就构造了一个三个人的团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单峰偏好，也就是他的理想状况是一个点，公共选择的结果越是接近他心目中的这个点他就越满意，越是远离这个点他就越不满意。
在市场当中遇到这样的选择时，这三个人最终会吃多少钱的午饭呢？我们在讲科斯定律时说过，谁使用的价值最高权利就归谁。吃午饭的三个人中谁的出价最高？第三个人，他愿意出50元。
这时他可以花钱把选择吃午饭的权利买下来。假设他选择吃一顿20元钱的饭，这时第一个人只愿意出5元，这20元的饭钱，还缺的15元就由第三个人来补。第二个人只愿意出10元，第三个人也补给他10元。第三个人向第一和第二个人购买了他们手上的选票以后，还能剩一笔钱来提高他午餐的质量。
通过选票的买卖，三个人皆大欢喜，这是公共决策的问题放到市场当中产生的结果。简单地说，如果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公共选择的问题，那么公共选择就会落在大家都愿意出的那个价格的平均数上，这三个人愿意出的价格加起来是65元，三个人分摊，最后午餐的质量由平均数决定，20多元。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市场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在政治生活中、在选举中选票是不准买卖的。如果选票不能买卖，这时这三个人的午餐就要采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低端的一个人说出5元钱，高端的一个人说出50元钱，他们说了都不算，唯独中间那个人说了算，因为无论他朝低端倾斜还是向高端倾斜，他们都能够组成大多数。结果三个人共同吃的午餐价格就接近中间那个人的偏好——10元钱。
简单地说，在投票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中位数，由中位数决定；而在市场里，公共选择的结果则由平均数的位置决定。
赢得中间投票人支持，就能获得选举成功
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简单的模型开始，对政治选举进行经济分析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选举所要考虑的选择、内容以及选民意愿，要比简单的吃一顿饭花多少钱的问题复杂得多。
每一个政党都有非常复杂的政纲，这些政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人们要做的公共选择的数量哪怕不是无限的，也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来对这些选择逐一投票。所以政治的现实是，人们只能够在若干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套餐里做一个选择，而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参加政治选举的政党数目不会太多，通常是两个，三四个已经很多了。人们不可能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候选人、候选政党的全部政纲，只能妥协。
这些妥协本身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选票买卖的过程：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轻，哪件事值得坚持、哪件事可以放弃，我们在内心已经做了一番权衡。
在任何一个选举中，不管那些参选人的政治理想原来是怎样的，只要他们想获得胜利，在竞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中间选民的政纲。这是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说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参选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者的偏好。
“中位数投票人原理”的重新发现
在当代，中位数投票人原理是由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48年重新发现的。所谓重新发现就是，在16世纪时，法国数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被埋没了很多年。布莱克发现以后，1957年，另外一位经济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把它写到了对民主进行经济分析的经典著作里，这本著作的名字叫《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 1957）。
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这本书以前人们都相信政治家攀比的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哪位政治家好、哪位政治家差，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理想谁的更高远、更伟大。
但自从中位数投票人原理被清楚地提出来以后，人们对政治选举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政治家的理想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够满足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满足中位数投票人偏好的政纲，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持这种政纲的候选人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
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是为了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而参加竞选的；现在人们明白，政治家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去刻意剪裁他们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讨好中间投票人的政纲，才能在大多数人说了算的选举中获胜。
思考题
在所有的选举当中，我们要追求、要满足的都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真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意愿这回事吗？为什么？有哪些社会目标是真的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呢？请你举两个例子。
第114讲 | 阿罗不可能定律
“大多数人的意愿”，听起来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它可能根本没有确切的含义，或者说什么含义它都可能代表。
选举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年出生，2017年去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
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观点，18世纪的两位法国数学家孔多塞和波尔达就曾经提出过，但提出之后，他们的著作就被湮没了，很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到1950年，阿罗用严谨的数学方式把这个思想又阐述了一遍，后人就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
我们前面在讲选举时假定人的偏好是单峰偏好，也就是说人只有一个幸福点，离这个幸福点越近就越满足，离得越远就越不满足。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止有一个幸福点。
如果一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幸福点，那么投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一个单位里有三个人，他们要在三个地方中选一个去开公司年会，这三个地方分别是最热的夏威夷、最冷的芝加哥和气温中等的华盛顿。
这三个城市在三个人心目中的排序分别是：
第一个人觉得夏威夷比芝加哥好，芝加哥又比华盛顿好；
第二个人觉得华盛顿比夏威夷好，夏威夷比芝加哥好；
第三个人觉得芝加哥比华盛顿好，华盛顿又比夏威夷好。
如果我们组织一次选举，让这三位选民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间做出选择，第一位和第二位候选人喜欢夏威夷多于芝加哥，那么根据他们的偏好，夏威夷得两票，芝加哥得一票，夏威夷获胜。同样，如果让这三位选民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做选择，那么芝加哥会获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让这三位选民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间做选择，这时华盛顿会获胜（见表10–3）。
表10–3 阿罗不可能定律
注：
选举1：夏威夷与芝加哥2∶1
选举2：芝加哥与华盛顿2∶1
选举3：华盛顿与夏威夷2∶1
含义：
1.多峰偏好或多议题导致选举循环的产生；
2.议题设置和选票交易是两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打破这一循环；
3．“大多数人的意愿”可能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4.会议召集人和会议议程至关重要。
在这三次选举当中，夏威夷、芝加哥和华盛顿都分别获胜了。这三个不同的城市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民，在选举中也没有任何作弊的行为，每个人都如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选不出到底哪个城市才是最合适的。三个城市都有可能获胜。
到底哪个城市获胜，完全取决于这些选举是怎么组织的。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被选中的城市就是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说“选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真的举办这样的选举，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只要自己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但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
已经被暗中决定的投票结果
人们可能会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花多少钱吃饭、到哪儿开公司年会，还是确定公司未来的方针政策，我们都没遇到过这种循环不已、选来选去找不到最佳答案的情况。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图洛克写过一篇文章来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题目是《为什么这么稳定》（Why So Much Stability, 1981）。它的意思是说，阿罗不可能定律预测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果、议而不决的结果，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每一次人们投票决定一件事时都有一个会议召集人或者议程设计者。他设计了怎么问别人，设计了选举方案和选举选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选举的结果暗中定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