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
投钞票可对偏好轻重做出排序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要逃避阿罗不可能定律所预言的这种循环，除了确定一位会议召集人，确定一个固定的会议程序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让人们投选票，而是投钞票。
我们让选择芝加哥、夏威夷和华盛顿的三位投票人，分别为这三个城市标上价，说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去这个地方开会，愿意出多少钱去那个地方开会。只要把这个价格明确地标出来，一汇总，最受欢迎的城市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选择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不会出现循环。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用选票投票和用钞票投票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钞票来投票不仅能反映出选民对不同选项之间的排列顺序，还能反映出他们对不同选项偏好的轻和重，因为不同的价格能够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们对不同选项之间偏好的顺序，却没办法反映出他们偏好之间的轻重。
思考题
在你所在的机构，会议召集人是怎么确定的？他们对会议讨论的结果有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
第115讲 | 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
本书批评过许多公共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最低工资制、同工同酬法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读者不禁会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既然那么多的经济政策都是低效或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为什么这些经济政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采纳、被执行呢？而且执行和采纳这些政策的往往还是那些民主国家呢？
传统公共选择学派的理由
对于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传统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选民是无知的；第二个理由，选举的机制有问题。
理由之一：选民是无知的
很多人都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在民主制下大家可以公开地讨论，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人们迟早会认识到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人们对民主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为了让大众尽快地接近真理，那些掌握了更多信息、更多社会运行规律的人应该尽量地给普罗大众普及教育。人民被教育好了，民主也就健全了。
按照这个逻辑，在民主制下要产生好的经济政策，关键是要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
第一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萨缪尔森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学的教育。
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弗里德曼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2006年去世，整整30年，利用公众媒体做节目、写专栏，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例子向大众传播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但结果怎么样呢？到晚年弗里德曼自己反思，他说拿今天跟30年前比，人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更接受市场了，嘴上说得好听，但在实际政策上却没有多少改进。
事实上，对人民进行经济学的教育，改善人们经济知识的普遍匮乏，从而改变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往往只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已。
当然，除了经济知识的匮乏，选民的政治知识也是相当贫乏的。在美国有持续的跟踪研究，比如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在一帮政治家当中认出谁是副总统，不到1/3的人知道国务卿是谁，也有不到1/3的人知道自己家乡的参议员是谁。
总之，选民无知导致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是一种解释。
理由之二：选举机制天然容易被利益团体操纵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选举机制天然地对利益团体有利。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这时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一分钱要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这么做。
而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
全体人民的特点正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控选举结果的理论。
唐纳德·威特曼的反驳
有一位叫唐纳德·威特曼（Donald Wittman）的经济学家，针对上述“选民无知”和“利益团体操纵选举结果”导致了民主制度下屡屡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理论，提出了严重质疑。威特曼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秉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善于把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市场机制能帮助人们做出明智选择
威特曼说：没错，在政治问题上选民是无知的，他们往往搞不清政治家谁是谁，搞不清楚政治立场是这个还是那个，搞不清楚那些跟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具体在地球的哪个位置，但是这些无知都不妨碍选民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
抛开政治，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人们对技术往往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买到一管好的牙膏、一台好的相机、一辆好的汽车，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帮助，让人们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市场当中，帮助我们做决策的，是厂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认证，是履行各种合约的制度安排。而威特曼说：所有这一切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
政党就好像一家公司，政党的名声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声誉，它是通过多年努力而积累成的。党内对各位党员有纪律约束，这好比公司内部的品质管控程序。党外有好多新闻媒体、政治分析员、非营利组织、智库，都对政党的行为、政治家的一举一动进行着密切的监督。他们的行为稍有差池，就会被曝光，就会被放大。这跟市场体制里的消费者委员会、违约惩罚、侵权赔偿是一样的道理。
政治竞赛至少和市场竞争一样有力
对于很多人说利益团体是少数人赚了钱，大多数人付出代价，威特曼反驳说：
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既然有人能够通过占每一位选民的一点点便宜，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形成利益团体，那为什么就没有另外一些人，同样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形成另外一个利益团体，跟那些现有的利益团体做抗争呢？
众多利益团体互相争夺、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这跟在市场里商人们进行广告战、价格战、营销策略战一样，都是正常的情况。
在政治领域，选民不需要再了解政治哲学，不需要再了解军事战略，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经济学原理，他只要看看候选人的眼神、说话的态度，有没有温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做决定了，而这跟在市场领域，消费者不需要懂得多少科学技术原理，只要看看品牌和包装，看看那些美轮美奂的电视广告，就基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样。
民主制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选民要的
于是，威特曼得出了一个传统公共选择学派学者都不喜欢的结论，那就是：选民的无知不是问题，而民主决策机制也没问题。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市场和政治两个不同的场景里，人们都通过本质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有用信息比较少的情况下，做出了有效的选择。
威特曼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因为它恰恰反映了聪明的、有理智的选民所需要的经济政策。这样，人们对经典的公共选择问题——民主为什么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民主制度没毛病，选民要什么政策，就得到什么政策，批评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可以休矣。
布赖恩·卡普兰的“理性胡闹”理论
这时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了他的解释，这就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唐纳德·威特曼提出的观点——政治的决策机制本身跟市场的决策机制一样都是有效的——他说问题就出在一个细节上。
卡普兰的论证推理过程分以下几个部分。
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有系统性偏差
卡普兰通过研究指出，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是有系统性偏差的。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有1500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回答了30多个常见的经济问题。
这1500人具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阶层、不同的党派等等，而这1500人当中，有250位是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
卡普兰发现，这250位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对这30多个问题的回答跟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差别。经济学家是一群看问题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可替代，原因就在于他们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而其他人对一系列常见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偏见。
这些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排外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些外人要么是一个城市里的外来人口，要么是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人。他们跟经济学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对本地人、本国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见，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第二，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觉得工作岗位像桌子、椅子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会流失到海外被外国人占有。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普遍欢迎那些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第三，反市场偏见。人们对供求的关系、对价格的作用，往往理解得不够深。这造成了很多人虽然口头上说赞成用价格进行调整，但每次遇到具体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反其道而行，欢迎那些价格管制的政策。
第四，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记得失业的感受或者非常担心失业，他们对现状往往不满，对未来往往担忧，而对过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记忆。结果是总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总的结论是人们对经济问题普遍抱有偏见。
任何个人的选票都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
我们前面说过，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非中间选民所投的票，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成为中间选民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参选人赢得大选的概率。参选人之间赢得大选的概率越接近，成为中间选民的机会就更大；而基本上已经是一面倒的选举，谁都不太可能通过自己的一票力挽狂澜。
第二个因素是选民的人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对一个案子做出判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一个国家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选民，要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
在现实的民主选举中，任何一个人去投票而刚好成为中间投票人，从而扭转选举结果的概率，任何一台计算器显示的结果都会是零。
图洛克教授就曾经说过：“安东尼·唐斯早就把我说服了，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遇到车祸一命呜呼的概率，比我的选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概率要大得多。那我为什么还要折腾去投票呢？”
没有人可以通过参加投票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市场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每当我们面临公共决策，比如“这个国家每年需要制造多少件蓝色西服”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决策程序，一种是市场决策，一种是民主决策。市场决策就是需求者用钞票来投票，需求者投多少钞票，生产者就生产多少蓝色西服。而民主决策就是选民用选票来投票，得票最多的生产方案，决定了应生产多少蓝色西服。
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种公共决策机制，一种是数钞票，认钱多少，另一种是数选票，认人多寡，这两种机制有区别吗？它们产生的选择结果，是会趋同呢，还是会分离呢？
对此，卡普兰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们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要同时考虑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功能上的好处，以及面子上的好处。
例如，在市场当中，我要买一辆车。到底是买一辆便宜的10万元的车，还是买一辆豪华的500万元的车呢？当然我知道，如果买一辆500万元的名贵跑车我会很有面子，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考虑实际的功能、实际的效用和我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我肯定得实际一点，说面子上的好处我就放弃了，买一辆10万元的车吧。这是由于在市场当中做决策时，自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
问题的关键点来了——在人们做政治选择时，也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如果有人提议，让每一位国民都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你是否同意这个建议？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同意了说明我们有教养、有爱心、有责任感，但实际后果是，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免费医疗，那钱从哪来儿？
如果每位选民都得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财务责任——选赞成的就付费、选反对的就不用付费，那恐怕很多人都会选择反对。问题是，我们刚分析过，任何一位选民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都是零，所以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场里那样，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财务责任。结果是，在政治选举中，人们会不惜代价地纵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在市场里，如果我们要买名贵的跑车，就要单独为此买单。在政治领域，我们不会因为支持人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就会单独让我们付费，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因此，在讨论民主投票制度的优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经济学的这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
思考题
我们经常见到很多人，在处理私人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自私、喜欢斤斤计较的，但是一旦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慷慨、非常大方，你能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吗？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116讲 | 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谈到众人互相影响的内在规律，就必须提到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n’s Law）。亚伦·戴雷科特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早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很多洞见，推动了法律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兴起。
戴雷科特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写文章，只爱说话，只爱参加各种讨论会，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很早就提出了戴雷科特定律，但他总是不愿意写出来。直到1970年，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实在忍不住了，就把戴雷科特的观点写成了一篇论文，让它流传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1970）。
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传统批评
过去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政府承担着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把社会中有钱人的收入征收一部分，给社会中最穷的人使用。直到今天，每当人们讨论收入政策时，大家仍然会说：有钱的人不在乎多赚那么一点钱，但穷人有这一点收入就会很高兴，幸福感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财富再分配能够使得社会总幸福得到提高。
真是这样吗？我们在前面讲价格所提供的独特作用时就讲过，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和加总。张三家的老大、李四家的老大，不一定比王五家的老二年纪大，好多穷人的效用之和不能简单地与一个富人的效用做比较。通过计算社会总效用的办法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都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这是传统的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批评。
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
但戴雷科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
他说事实上，政府在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也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钱从最有钱的人口袋里到了最穷的人口袋里。相反，每当人们通过选举、通过政府的行为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最穷的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中间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的知识、时间、精力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不屑于过多替自己说话，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一点税收。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选举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办事。结果是社会上最富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关于戴雷科特定律的常见案例
公共教育
怎么理解戴雷科特定律呢？我们先举个例子。好的大学，拿到大笔的政府资助后，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甚至免费教育，这时候，谁能得益？是那些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么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
而那些极其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的选择很广泛，不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争夺公共教育资源。结果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往往帮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赤贫家庭的孩子。
公共医疗服务
公共医疗服务也是如此。政府对那些好医院进行资助，谁能够享受这些医院的服务？是那些住在大城市、离这些好医院很近的人。而离好医院近的地段，房价本身就已经比较高了。因此医疗服务享受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交税的比例比较低，但又住得离医院近的中等收入阶层。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
社会保险与养老金也一样。表面上看，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在退休后都能够拿养老金了，这是公平的。
但实际上穷人早早出来工作了，他们早早就向国家交纳社会保险金了。等到领养老金的时候，富人活得比他们更长。
最后的结果是财富从穷人那里转移到比他们更富裕的阶层那里。
免费高速公路
政府资助建设免费的高速公路，所有的人都出钱。每一位劳动力不仅要支付收入所得税，也要支付他所在公司的公司税。真正的税负是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
而高速公路免费，最后得益的是有私家车的人，经常开车去上班、出去旅行的人，财富又一次从大众的手中转移到中等收入阶层了。
廉租房与廉价房
廉租房、廉价房也是一样的道理。政府占用土地修建一些所谓的廉租房，出售一些所谓的廉价房，但这些房子并不是最穷的人能够租得起、买得起，或者有资格获得分配的。
符合买房、租房和分房条件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相对而言，他们是社会当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最穷的人、赤贫的人往往只能望洋兴叹了。
思考题
在所有关于帮助社会里面最穷的人的那些政策建议当中，你认为哪些政策是最有效、最能帮助最穷的人脱贫的？为什么？
第117讲 | 脱贫致富之路知易行难
我们虽然知道一些国家贫穷、一些国家富裕，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另外一些国家为什么富裕，当中的原因，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到现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让穷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有时给出的答案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前面在讲慈善为什么会失效时，介绍过威廉·伊斯特利的一本书——《白人的负担》，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威权政治》（The Tyranny of Experts , 2014）。
在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政治家、慈善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成功过。有的学者和慈善家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穷人缺乏一些脱贫致富必需的技术和设施，只要有了这些技术和设施，他们就能够改善生活，告别贫困。
在《威权政治》这本书里，威廉·伊斯特利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他提醒我们，专家们可能忘记了，在给予技术支持、设备支持、资金支持时，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那些穷人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这应该是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一课。
制度设计上的一点差别，就能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
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就建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速公路网络。为什么中国能够迎头赶上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融资方式和美国的不一样。在制度上少许的区别，就会使结果产生重大的不同。
美国修筑高速公路的资金，是通过征收汽油税得到的，政府把收上来的资金再分配给不同的地区，修建当地的公路。而中国的许多高速公路是当地政府和当地的企业修建的，它们把路修好了以后，通过收路费的方式把成本收回来。
美国采用的是相对大锅饭的方式，而中国采用的是更接近于用者自付的方式。越是用者自付，用者就会越小心，到底该不该走这一段高速公路，司机心里就会反复盘算。而修路的人也会格外小心，对于公路如何建造会进行精准的计算。就这么一点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就能够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
问题是，局部的规律性，我们能够通过一次一次的实验来验证，但要对更宏观的现象——比如一些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成功，有些国家会失败
前几年有本书非常受欢迎，这本书是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所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这两位学者分析了大量的实例，总结出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国家采取了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y），有些国家采取了汲取性的政策（extractive policy）。
所谓包容性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够惠及所有的人，在社会中保持公正、公平，使得发展能够持续，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发展自我的政策；而所谓汲取性的政策，就是那些通过垄断、专卖、市场控制等方法，把社会上的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经济政策。
两位作者洋洋洒洒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没有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看上去非常强大，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但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任何一种含义我们都能够找到反例。
例如，在很多实施民主的国家，人民依然是非常贫困的。在印度，有一些议员为了当选，甚至呼吁那些债务人不还钱。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政策，这种政策主张到底属于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
而美国的许多垄断者，比如说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他们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洛克菲勒让每一位美国人，哪怕是穷人都用上了煤油灯，让他们入夜之后的生活成为可能；比尔·盖茨则让个人电脑进入了每一个家庭。当然这些垄断者本身也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这到底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呢？答案是不知道，因为这两个概念太空洞了。
枪炮、细菌和钢铁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裕，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众多原因当中的一项，此外还有地理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人群基因的因素、自然条件的因素等等。
每当我思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为什么是贫困的，应该如何致富，又找不到答案时，我就会想起一部名著，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 1997）。
这本书分析了欧亚和北非的文明不仅能够存活下来，还侵略了别的地方的原因。
作者认为这些文明之所以可以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道德，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更高贵，而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生存，通过一系列的作用和反作用，他们的实力就超过了他们的对手。
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固有难题，就是分辨诸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以为是起因的现象，有可能是结果；我们以为是结果的现象，有可能是起因。上述这些对各种脱贫致富方法的研究，与其说告诉了大家答案，不如说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还没有答案。之所以还没有答案，或许是由于经济学家还不够努力，抑或是由于答案根本就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
思考题
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更大程度是靠人们的理性思考，还是靠人们的运气？为什么？
第118讲 | 中国做对了什么
许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脱贫致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释的。
所谓奇迹，指的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一个泱泱大国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后，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着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对什么，就特别有意义。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问题的国家也一起脱贫致富，共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让我分别解释一下这四个关键的举措。
界定产权：以土地与人力资本为例
第一，确权。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民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讲过。价格有三个作用：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第二是指导生产；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时候，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积极性、很难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余的产出。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充分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引入市场竞争：从认人的制度改为认钱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认人还是认钱”的问题。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要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出胜负，选出赢家和输家，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就有不同的赢家、不同的输家，谁赢谁输甚至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要论公平，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论资排辈、先到先得，按文凭高低来决定、按年龄大小来决定、按出身来决定、按职位高低来决定、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按出价的高低来做决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认其他的，认男女、认出身、认官职、认智力、认体力，所以比较之下，认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用大白话说，是从认人的社会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生产潜能。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充分利用企业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作主，让他们去冒险、让他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只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让他们明白“只有打开了门国家才可能强大，只有丢了成本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较低的工作”的道理实在太难了。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是先实践后解释。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后面让事实来解释，很多当时的问题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发表过一篇叫作《愈让步，愈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强大，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思考题
请你也谈一谈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你认为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
后记 何为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经济学是个庞然大物，即使是专业的学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以有限的篇幅，和读者分享经济学的精彩之处，我认为“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一个恰当的切入口。
问题是，什么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
物理学研究无人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有人的世界。两门学科都是做人的必修课，但平添了一个灵活多变的变量，经济学就比物理学难得多，因为经济学要加入对人和事的考量。
原则总是容易明白但不容易践行的。在此总结八点地道的经济学思维的学习心得，作为本书的后记，供读者参考，希望能收融会贯通和升华理解之效。
可证伪的才是地道的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这对启发人们在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之间画一条界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波普尔之前，人们认为，只要是对现象做仔细的观察、记录、总结、梳理、概括，由此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就叫科学理论。牛顿力学是一种科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种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是一种科学理论。
但波普尔开创性地指出，有可能错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这些理论，陈述的内容越丰富、越准确，它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它被证伪的可能性也越大。
不可能错的理论，则不是科学理论。这并不是说只有科学才是有价值的，非科学就没有价值，而是说在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我们应该分辨它到底算不算科学，是否要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学。
在现实生活当中，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经济学都是科学，而文学、艺术还有逻辑和数学都是非科学，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非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慰、思想的启发，带来推理的工具。非科学表达的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愿望、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没有对错之分；或者是一个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符号体系。它们是永真的。
在整个经济学的大厦里，大部分的内容都属于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是可错的、可验证的。例如，实施价格管制就会出现短缺的现象；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失业率就会上升；兵荒马乱的年代，真实利率会上升；缺乏产权的保护、对行为的后果不用负责的话，人们就会粗心大意、掉以轻心、浪费资源。这些都是从经济学理论里推演出来的可验证的假说，所以，我们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
当然，经济学里也有一些属于非科学问题的讨论——比如一个美好的事件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样才叫公平公正，什么样才是高效率的，什么样才是低效率的——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的个人偏好。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不是纯净的，我们也不强求它是纯净的。但波普尔的分类方法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在讨论当中，自己正在讨论的到底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还是非科学的范畴，他让我们不至于在激烈的、冗长的讨论当中迷失方向。
与生活相关的才是地道的
现代经济学离不开数学的帮助，数学在经济学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以日常语言来表述的，经济学论文的正文都是日常语言，数学、模型、方程式一般都放在脚注或者附录里。而今天的经济学论文刚好反过来，在正文里有大量的数字、模型、方程式，而解释性的内容则往往放到了脚注甚至是附录里。
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结果，是它的内容、研究跟真实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了。针对经济学当中过分应用数学的倾向，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批评。
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y）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经济学家的邪恶和资本家的美德》（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 , 1997）。在这本小书里，麦克洛斯基通过批评第1位、第2位以及第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方法论，解释了经济学里不恰当的数学应用。
她批评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创立了社会改造工程学。她说这门学问把人类社会等同于物理世界，以为改造人类社会跟改造物理世界一样容易。
她批评了萨缪尔森的黑板经济学，说他的经济学远离真实世界。萨缪尔森虽然从来没有访问过苏联，但多年来通过数学分析得出推论，即苏联经济很快将追上美国，直到真相大白之日才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