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牛与小麦
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如果牛冲过栅栏，跑到麦地里吃小麦，那是否应该阻止这头牛呢？
案例2：泳池阳光与酒店副楼（FontaineBleau Hotel v. Forty–Five Twenty–Five , 1959）
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酒店，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右边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高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就会挡住游泳池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游客可能减少，酒店的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左边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颁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盖副楼。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案例3：烟囱与邻居（Bryant v. Lefever , 1878—1879）
有两户人家相邻，相安无事好多年。左边人家有一个烟囱，烟囱出口就是右边人家的房顶，由于烟囱高过对方的房顶，烟囱冒出来的烟，对右边人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后来右边的人家把房子盖高了，于是把左边人家的烟囱给挡住了。这样，左边人家在生火时产生的烟，就会回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左边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边那家人。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案例4：火车与亚麻（LeRoy Fibre Co. v. Chicago, Milwaukee and St. Paul Ry. , 1914）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辆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也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
案例5：糖果商与医生（Sturge v. Bridgman , 1879）
一条街上有两户人家，一户是糖果商，一户是医生。糖果商有一个做糖果的作坊，噪音很大，由于两户人家中间隔着一堵墙，还隔着一个花园，他们相安无事住了很多年。
但有一年，医生在自己的院子里新修了一个诊所，这个诊所靠近糖果商的作坊，它们共用一堵墙。修好诊所以后，医生发现糖果商作坊发出的噪音使得他根本没办法给病人看病，因为听诊器听不清楚。于是医生就到法院告这个糖果商，说他造成了声音污染，要他停工。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案例6：养鸡场与新居民（Spur Industries Inc. v. Del E. Webb Development Co. , 1972）
有一家养鸡场，因为知道养鸡会发出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了偏远的郊区。这家养鸡场在郊区经营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有开发商就在这家养鸡场旁修了居民区。居民住进来以后才发现养鸡场会发出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说养鸡场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案例7：水泥厂与老居民（Boomer v. Atlantic Cement Company, 1970）
一家水泥厂长年排放各种灰尘，散发出臭味，有时甚至还会发出震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厂，要求赔偿。居民的控诉，并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厂，并不时拿点补贴。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之所以讲这么多例子，是因为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对于大众而言，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者当然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还要限制伤害者对周边居民、周边环境继续造成伤害。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
科斯的非凡见解
科斯为了说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对，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好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科斯错了，但他们都挺喜欢科斯的，就决定刊登他这篇“错误”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们想把科斯请来，好好教育他一下。
于是在著名的《法律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主编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家里举办了一场晚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大经济学家悉数到场。晚宴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伤害别人的人要不要赔偿。
开始时，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伤害者应该做出赔偿，但是辩论进行到一半，峰回路转。聪明的弗里德曼开始批评在座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批评科斯。一个晚上下来，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个人都惊讶地感到，他们目睹了经济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他们都被科斯说服了。
那么科斯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
人们常常把“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金科玉律。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纠纷双方都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辩护。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边酒店说，你可以修副楼，但是别修那么高，别把我的阳光挡住；右边酒店说，你可以在泳池边享受阳光，但别妨碍我修副楼。水泥厂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这句格言来替自己的健康权做辩护，水泥厂也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产权做辩护，水泥厂的背后毕竟还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在支撑。
科斯的看法则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外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同样的道理，两家酒店争的是享受阳光的权利，医生和糖果商争夺的是安静的权利，养鸡场和附近居民争夺的是新鲜空气……这些纠纷都是由于争用未界定产权的资源而产生的，双方的地位本来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为，那这一方就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好多人都感觉科斯的想法有些强词夺理，因而在亚伦·戴雷科特家那场著名的晚宴辩论之后，科斯就被邀请再写一篇文章，好好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于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是有很多人批评他。有趣的是，要批评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后面的30年里，《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之一。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问，游泳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大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大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也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样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说：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出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铁路边上10米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
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便宜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意思是说，火星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挪开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男尊女卑风俗的由来和改变
有人会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流氓欺负妇女，难道也能说伤害是相互的吗？难道也能说是谁避免意外的成本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吗？
正是如此。男尊女卑的风俗，其实跟火星烧着亚麻的故事有相似之处。火星碰着亚麻是危险的，男人碰上女人也容易出意外。避免意外的责任，由成本较低的一方承担。在古代漫长的时间里，避孕技术十分落后，而约束男人比约束女人要困难得多，结果枷锁基本上都加到了女性身上。只有到了当代，避孕技术变得简单可靠，女性在现代职场中的价值也不断突显，女性一向受到的不公平的行为约束才被逐渐松开，并有部分转向了男性。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的洞见。科斯在1991年拿到诺贝尔奖，我觉得未必是因为科斯特别聪明，而很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都犯了糊涂。因为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里，大家都不自觉地掺入了个人的情感，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只有科斯看到了纠纷背后与资源争用相关的、中性的经济本质。
思考题
有一句希腊文格言很有名：“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你听过吗？听起来挺深刻的。请问，这句格言能不能用来指导我们，判断文章例子里面的是和非？
第021讲 | 谁用得好就归谁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是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同样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钻石归矿工还是白富美
我自己经常琢磨这样一个问题，钻石最早是归谁的。人们可能会认为钻石最早是归矿工的，因为是矿工把钻石挖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有看见矿工脖子上挂满了钻石项链，却发现钻石不远万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们的手指上。这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的典型例子。
女朋友与科斯定律
好多年前，我跟一位经济学家来往非常密切，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认识一位女孩子，非常优秀，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的这位经济学家朋友不用半秒钟就评论道：哦，原来你是不相信科斯定律的。
大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吗？他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科斯定律，就会知道，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那么不管这个女孩现在跟谁谈朋友，最后她都会跟最适合她的人在一起。
Kindle阅读器中的数据产权
我们常用的手持阅读器Kindle，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在上面加着重线做笔记。这些笔记位置的数据信息归谁所有呢？
我们可能会说Kindle是我自己的，书是我花钱买的，下划线也是我亲手做的，数据应该归我；我们也可能会想，这可是在书上做的笔记，数据应该归作者或者出版社；当然亚马逊也会说，数据产生在它的平台上，存储在它的平台上，所以应该归它所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实际上数据归谁呢？答案是归亚马逊。
在我们买Kindle、第一次开机使用时，它会问我们同不同意使用合约，我们选择同意时，就已经把这项权利给了亚马逊。那个合约我们看了吗？当然没看。那个合约很长，有好几十页。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亚马逊真不地道，偷偷地就把这么重要的隐私权给拿走了。
但是在我看来，亚马逊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原因还是科斯定律：谁用得好就应该归谁。我们做的这个笔记，对我们来说是隐私，把它保存起来，对自己来说有那么一丁点儿价值。但如果亚马逊平台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进行统计，然后再发还给每一位买书的读者，就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读者购买一本书，只要5分钟就能把它上面最多人标注的重点读完。这时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就远远高于一本崭新的、没有任何标记的书了。
亚马逊能把这个数据用得更好，因而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着重标记的所有权默认给亚马逊比较好？其实，哪怕亚马逊一开始没有定这个合约，它也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向读者重新把这个权利买回来。只是那样做的话，交易费用就高了。与其那么做，还不如在使用合约里藏一句话来得便宜。
隐私权与公共安全的权衡
大数据的使用，经常引发隐私权应该归谁的问题。好多人对隐私权非常敏感，觉得隐私权一点都不能出让。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感受。我们今天晚上跟谁在一起，跟谁吃烛光晚餐，跟谁坐飞机出去旅游，这些数据对别人来说可有可无，但对我们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保护隐私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明白，有些数据对大众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些犯罪分子的数据，公安机关拿到后，就能产生极大的效用，避免很大的损失。这时公安机关应不应该有一点权力，征用个人的隐私权？我觉得应该有。
根据科斯定律的洞见，关于隐私权的争论，最后解决的方案不会一边倒：既不会允许政府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隐私权，也不可能让个人绝对地保有所有的隐私权，最后一定会在这两者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其指导原则还是科斯定律：谁用得好就归谁。
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思考题
你能不能举一个身边的例子，给那些不知道科斯定律是什么意思的人解释什么是科斯定律？
第022讲 | 是否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环境
我们继续讨论科斯定律的应用。现在大家都对环保问题非常重视，都很支持环保，甚至不少人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环境。环保问题究竟该如何处理，我们看一下科斯定律的回答。
汽车与马车谁更环保
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经常被雾霾困扰，而雾霾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汽车尾气。很多人会认为，以前没有汽车，大城市的空气应当非常清新。
确实，以前是没有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在20世纪初，仅纽约就有一二十万匹马，每匹马每天拉出几十磅的马粪。这些马粪堆在马路上，太阳一晒，就变成马粪干，车轱辘碾过，马粪干就变成马粪末，风一吹马粪末就弥漫在空中，腐蚀着人们的眼睛、皮肤和衣服。
用马来拉车还有其他污染，例如马的铁蹄跟马路的石头碰撞，会发出巨大的噪声；马还会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
其实当汽车被发明出来时，很多人都在欢呼，终于可以摆脱马粪的污染了，终于可以在没有马粪的空气中自由呼吸了。
可见，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是在不断改善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有一本书叫《昔日美好的时光，它们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They Were Terrible , 1974），就讲人类的生活在20世纪初是多么的糟糕。
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小时候早餐吃的油条是用报纸来包的。报纸上有油墨，油墨里面有铅，铅对身体是极其有害的。但那时人们没有这样的观念，能够吃上油条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今天的现代化带来的才是更绿色、更环保和更健康的生活。
这就是科斯定律的基本含义：我们必须用持平的眼光看待污染问题。因为这不是一方污染另外一方的问题，而是双方或者多方争用稀缺资源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代化生活和环境污染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科斯对价”化解狼群之争
几年前生态学家发现，美国黄石公园整个生态链里缺了重要的一环——狼，因而需要给黄石公园引入狼群。问题在于引入多少狼才合适。
在黄石公园里，不同的人对于狼群数目应当是多少有不同的答案：黄石公园里负责饲养牲口的人认为，最佳数目是零，一只狼都不要才是最好的；黄石公园的管理员认为，引入的狼越多越好，因为狼越多他们得到的经费就会越多；而如果问环保人士，他们也会认为狼越多越好，因为狼越多，整个环境就越原始。喜欢在黄石公园里打猎的人，如果他打的是狼，他当然认为狼越多越好；而如果他打的是其他动物，例如兔子或者鹿，那么他会认为狼的数目最好是零。
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狼的争论。最后人们从科斯定律的角度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养牲口的人，如果能证明自己的牲口被狼咬死了，那么养狼的人就需要向他提供一定数目的赔偿。从此，养狼的人就知道养狼是有代价的，他们必须把狼群的数目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们通常把这个价叫作“科斯对价”（Coasian payment）。就这样，一个是否应该养狼的问题，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就转变为应该养多少狼、谁来监控、谁来负责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分配和使用资源的问题。
这也是多方在争用稀缺的资源，人们要做的也是在其中寻求平衡。
布餐巾和纸餐巾：哪个更环保
讲到不同用途的平衡使用，我还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高级餐厅的布餐巾。用布做的餐巾更环保，还是用纸做的餐巾更环保？常见的回答有四种。
考虑最不周全的回答是：当然用布更环保，因为布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回答没错，布是可以重复使用，但问题是，布做的餐巾需要清洗，需要使用很多清洁剂，还要烘干、浆洗，餐巾稍微旧一点就要扔掉。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环境的负担。
第二个稍好一点的回答是：需要考虑、权衡。
第三个回答更好：肯定是用布对环境的破坏更大，因为用布做的餐巾更贵。更贵就意味着它消耗的资源——所有资源加起来——更多。用纸更便宜，也意味着纸对环境的破坏更少。
我认为还有一个回答，就是用哪种原料做的餐巾，要看场合，看值不值得。高级餐厅通常用布餐巾招待客人，其实是有原因的。比如一个朋友20多年没见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到高级餐厅吃烛光晚餐，留个纪念。
这时根据科斯定律，我们就能明白：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如果我们今天晚上不吃这顿烛光晚餐，不用布来做餐巾，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友情。环境的破坏不可逆，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关键还是平衡，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
思考题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很多公共场合都能见到垃圾分类箱，每当我们扔垃圾的时候，要把垃圾先做个分类，不同的类别扔进不同的箱子里。请问，你觉得这种垃圾分类的做法有助于保护环境吗？
交易费用｜平衡的艺术
第023讲丨有人群就有交易费用
科斯定律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我们讲科斯定律，讲的就是交易费用，但前面我们几乎没碰过这个概念。
交易费用的定义
科学的思维，有时候需要这样，先把问题推到极致，看一下理想状况是怎样的——这时我们能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把握——然后再把真实的条件一点点加上去。
在前面几讲中，科斯告诉我们，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都是对资源的争夺。谁能够把资源用好，资源最后很可能就会落到谁的手上。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况。在介绍这些内容时，我们有一个假设，即所有的资源都同属一人。我们假设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游泳池和修副楼的酒店同属一人，麦田和吃小麦的牛同属一人。这些资源同属一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人在计算衡量时，几乎不需要成本，只需要自己说服自己就可以。但现实生活中，问题从来都没这么简单。哪怕资源同属一人，这个人晚上想好的事情，睡一觉起来也许就会变卦。
而即便在只有一个人的社会里——只存在于想象和小说中，例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就生活在一个人的社会里——也有成本。比如，他今天要打鱼，就不能打猎；今天要修房子，就不能挖井。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个人的社会也有成本。
但是有一些成本是一个人的社会里不存在的，例如他不需要给自己的财产做公证，不需要跟别人打官司，不需要有人来给他记工分，等等。
而我们的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更多的时候是要在两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之间达成资源争用的协议，这样麻烦就多得多。例如，人们之间会互相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讨价还价时虚张声势，互不信任；有时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即便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语言不通，距离很远，要见个面也很困难；还有互相敲竹杠的行为，等等。所有这些成本，我们称之为交易费用。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给交易费用下过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凡是在一个人的社会里不存在，而在多个人的社会里存在的成本，就叫交易费用。例如我们前面讲的，给人记工分、做公证、打官司，在一个人以上的社会都会存在。所有这些活动产生的费用，我们称之为交易费用。
科斯的忠告
我们说科斯定律最流行的一个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产权归谁，资源都会落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
这个流行版本，很容易令人产生一个误解，以为科斯说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就是零或足够低。其实科斯没这个意思。相反，他恰恰是要提醒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不仅不为零，而且常常是非常高的，要达到他所推测的那个结果，当中的障碍很多。
误解科斯的人太多了，以至在那篇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30年后，科斯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的笔记》（Notes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90）。在这篇文章里他斩钉截铁地指出：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现实生活中的交易费用是零，相反，现实生活中的交易费用是很高的。这恰恰是我想劝我的经济学同行们要放弃、要离开的那个世界，不要活在那个以为交易费用是零，以为只要有一个政策，人们就能够执行的社会里。你永远要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种种障碍。我们得考虑、关心、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黑板上的问题。
这是科斯给我们的忠告。
现实中交易费用可能高不可攀
关于现实生活中哪些是交易费用，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工厂喷出黑烟，危害了周围居民的健康。我们先假定周围有5户居民，每户居民遭受的损失是100元，总计500元。
只要在工厂里安装一个过滤器，居民的健康就有了保障，而这个过滤器的价格只有50元。这时根据科斯定律，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无论法官是否把污染权判给工厂，过滤器都会被装上，资源会得到最佳的使用：如果法官说工厂不准随便污染，工厂就会自己掏50元把过滤器装上；反过来，如果法官把污染权判给工厂，居民就会凑钱，5户居民每户拿出10元凑成50元，帮工厂装一个过滤器。
这是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科斯定律的含义——不论是工厂还是居民拥有污染的决定权，工厂都会装上过滤器，因为这个解决方案最有效率。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办事，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我们要看到，居民一起凑够50元钱，再跑到工厂里说服工厂老板，把过滤器装上，其中就有一系列的麻烦。
单单是凑足50元，就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这5户居民有些家庭人口多一点，有些少一点；有些家庭离工厂近一点，有些离远一点；有的处在上风口，有的在下风口，他们会不会都同意平均出10元钱？
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交易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有可能高到令整个交易没办法完成的地步。
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为何重要
如果交易费用太高，导致交易没法完成，那我们该怎么办？
比如，有一些老居民楼，当初没有装电梯，现在住在里面的人年纪大了，需要装一个电梯。于是这幢楼里的居民就装不装电梯、怎么装电梯的问题展开了协商。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但由于互相之间不信任，互相扯皮，互相抬杠，最后协议没有达成。
如果这时有第三方——例如政府——看到了资源应该分配的方向，它们是否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对资源进行重新调配？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时要鼓励第三方，在知道资源怎样使用更好、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使用手中的权力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这就是所有的制度、风俗、习惯，以至政府、法院存在的根本理由——对资源、责任、权利进行初始的界定。
原因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我们的资源、权利、责任怎么分配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可以重新达成协议，资源可以重新调拨，重新落到使用价值更高的人手上。
但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很高，很多资源是没有办法落到使用价值更高的人手里的。因此，初始的产权分配、制度法规、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规范，就都变得很重要了。我们可以把社会上通行的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都看成为了减少重复商议的成本而逐渐固定下来的解决纠纷的办法。
思考题
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你认为它是合理的社会习俗，因为它能够把资源界定给合适的人使用，或者把责任界定给比较容易避免意外的人来承担的？
第024讲 | 征地的权衡
我们在前面讲过，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永远不是零，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社会，就存在着大量的交易费用。因为有大量的交易费用，资源的初始界定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资源没在用途更好的人手里，而第三方——例如政府、法院——能够确认这些资源用到哪里价值更高，那么政府、法院动用手中的权力重新分配资源，是否有效呢？例如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将私人的土地征作公用？
政府有没有征地权
有很多人，非常重视土地的私有产权，认为土地产权保护应该做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步。只要土地是私人的，那么私人就拥有绝对的产权，政府和其他人一点儿都不能侵犯。这种保护私有产权的决心，确实令人钦佩。
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例如，有人到美国去买土地，买下宽度一寸的贯穿美国最北到最南的土地，这样他就能把美国一分为二了。如果我们奉行刚才说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原则，他就能把美国东西两侧所有的交通给阻断。那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动用手上的征地权，我认为就是合理的。
事实上，政府征地在美国由来已久，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假如没有公正的补偿，那么私人财产不得被征用于公共用途。”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征用私人土地，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被征用的土地必须用于公共用途，二是征用时政府必须给予公正的补偿。
所谓公正的补偿，比较容易确定。有些州就规定，政府征地时，周边地产的收购价格需要向被征地者公开，供其参考。
更大的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公共用途？如果说用这块地来建一个警察局是公共用途，那么用它来盖一个私人保安公司，算不算公共用途？如果用这块地来建一所学校是公共用途，那么用它来办一所MBA商学院算不算公共用途？如果拿这块地来修座医院算是公共用途，那么一家私人制药公司用这块地来盖研发中心，算不算是公共用途？
所谓的公共用途，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界定。
征地权的界限有待摸索
2005年，美国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案子，叫“基洛诉新伦敦市政府案”（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2005 ）。这个案件里，有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辉瑞公司，想要征一块地来修建研发中心。它说建完这个研发中心以后，能雇用很多的人，帮助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同时，也会向政府多纳税，多做贡献。
在这块地上有一户人家，户主叫基洛，她非常喜欢自己的房子，不愿意卖给辉瑞公司，结果她就把帮辉瑞征地的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个案子后来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一家私人公司雇几个人、交一点税，就算是公共用途的话，那么哪家私人公司都有权力去随便征用别人的土地了，法官一定会站在基洛这边。但是这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比例确认基洛败诉，而她的房子最后被夷为平地。
在这个案子里，联邦最高法院代表大多数法官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法官判决说：“基洛想要法院提供一个明确的边界，清楚地解释什么叫作公共用途。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有时征用私人土地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决定，故意不给出公共用途的明确定义，让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以便政府有足够的灵活度，来决定哪些做法对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更有好处。”
他继续说：“政府不能随便把私人的资产拿给另外一个私人。哪怕补偿足够多，也不能这么做。但是，只要是为了公共用途，政府就可以把私人的资产拿给另外一个私人，只要它给出公正的补偿就可以了。”
他这句话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只要政府说这是公共用途，这是公正的补偿，它就可以随便地把一个私人的资产交给另外一个私人。
美国实施的是判例法，判例法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不同意多数派法官判决的少数派法官，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后人参考。当然，这样的少数派的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这个案子里，少数派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写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反对意见。奧康纳说，这个案子这么判以后，政府就可以随意地把一个私人的财产交给另外一个私人了。一旦有了这个先例，将来的结果可不是随机的，肯定是那些更有权势的人或机构——例如大公司、大的地产开发商——更有可能抢到别人的土地，而美国最早的立国者，是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在征地问题上，两边倒都不对，需要在中间取一个平衡。但问题是中间的平衡怎么取得，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还有待摸索，包括美国也是如此。
征地权与法律演变
在征地问题上，美国近年还有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10年关于芝加哥机场扩建征地的案例。当时我刚好住在芝加哥，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要扩建跑道，必须拆迁机场旁边一个古老的墓地。这个墓地是1849年建的，而奥黑尔机场是1942年才开始建的。也就是说，在机场开始建的很多年前，人家的墓地就已经在那儿了。
当2001年市长宣布要拆迁这个墓地时，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神父说你们应该尊重安葬在这里的死者，他们被安葬的时候，是确信自己会永远安息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复活的那一天。
他们说什么也不妥协，说什么也不让政府拆迁这块墓地。但是市长有市长的办法，芝加哥原来有很多法律是保证墓地不被政府征用的，但是到了2003年，芝加哥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政府有权征用任何土地，包括私人的墓地。有了这项法律以后，教会要保住他们的墓地就难了。
最后，到2010年，法庭判决政府有权征用这块土地，安葬在墓地的死者的家属，总共获得了130多万美元的赔偿。
这赔偿不多吧？确实不多。但是为了张罗这件事，为了请律师，为了请家谱专家把那些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死者亲属找出来——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属是葬在那个墓地的，是人家找到他，他才知道的——所有这些张罗的费用，总共花了1700多万美元。
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奥黑尔机场的扩建工程总额是150亿美元。你看，直接的赔偿只是130多万美元，但整个张罗墓地拆迁的费用是1700多万，而这也只不过是整个机场扩建工程费用的一个零头。
一头是一块160年的墓地，另一头是一个150亿美元的在建工程，哪个重哪个轻？科斯定律起不起作用呢？
其实在美国，不同的州保护墓地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据我所知，得克萨斯州的保护是相当强的，它的法律明文规定政府不能征用墓地。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它最后还是扛不住了，到1993年的时候颁布了新的规定。
新的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老的墓地，哪怕是在城市中间，政府也不能动；但是1993年以后，墓地本身就不能修在城市当中，必须修在城市以外。
可见法律不是死的，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私人的意愿，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在英美的习惯法里，有一条原则叫“反对永久原则”——The rule against dead hand或者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它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在遗嘱里有一些嘱托，这些嘱托在他们死去以后当然是有效的，但是不可能永久有效。
当这些人的嘱托所涉及的所有人，都已经死去21年后，他的嘱托就失效了。例如，有人在遗嘱里说，他的这块地给后代继承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上面不准盖工厂。这样的嘱托就不可能永远地执行下去。到了一定时间，事过境迁，规则就允许发生改变。如果不这样规定，过去的视角迟早会禁锢未来的发展。
香港特区的征地制度
香港也是对私有产权保护非常有力的地区，但特区政府同样有征地的权力，并制定了《强制销售条例》。这份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开发商解决无法联络所有者以及不合作的所有者的问题。无法联络，就是土地的主人不知道去哪了。比如有人生前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子女，去世后，就没办法联络所有者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合作的所有者，也就是所谓的“钉子户”。根据《强制销售条例》，只要不可分割的物业的90%以上的所有者同意出售，那么剩下的10%的业主，就必须出售他的土地和相应的物业。2010年，这个条例又做了修改，比例从90%下降到80%。当然，里面还加了一条，要进行这种征地，必须经过特区行政长官的批准。
到底是90%合理还是80%更合理呢？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科学的界定。但这里的要点是，我们必须在私有产权和政府的征地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
因此，科斯定律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应用，就是对征地问题要有一个持平的看法。对土地产权的保护，做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步，不一定是最合理的。
思考题
我们有时候在国外旅游，看到有些城市非常好的地段里还保留着一些私人的墓地。你认为是应该尊重墓地的私人产权，保持原貌，还是让政府行使征地权，把地价这么高的土地征过来使用，推动商业发展？哪一种做法更合理呢？
第025讲 | 寻求合作解
根据科斯定律，我们可以很好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资源冲突的问题。
周其仁老师喜欢说：很多问题，不要讲理，要讲数。讲理谁都有道理，讲不清楚，要找合作解，就要讲数。找一个平衡点，这是科斯定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
大学宿舍该归谁用
大学宿舍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几个人住一个宿舍，其中有两个同学马上要考试，需要安静复习，而另外几个同学想办一个派对。那么宿舍的使用权是留给复习功课的同学，还是留给办派对的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