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
如何减少竞争的无谓损失
只要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人们就能够取得收益的最大化。那么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我们对人类未来的需求和供给的预测会不会越来越准确？新的计划经济时代会不会到来？其实，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怎么应对变化的问题。
资源配置｜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第031讲 | 经济计算问题
100年前在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它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语地区开始，30年代、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结束。这场大辩论，我们一般称为“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或“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辩论”。
人类的雄心：预测未来，推知过去
这场辩论分正方和反方。正方认为经济是可以计划的，哪怕暂时做不到，将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自从人类掌握并开始运用牛顿定律以来，就越来越相信，只要人们掌握了数据，掌握了规律，就会对自然界有更强的掌控能力。而人和自然界一样，都会产生许多数据，都依照一定的规律行事，只要人类对经济运行的规律掌握得足够充分，计算能力也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对经济做出预测，甚至控制经济。因此很多人成了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二战”之后，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
反方则认为，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人类社会是不可预测的。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有经济学家，还包括大量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其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柯兹纳（Israel Kirzner）等。他们主要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等讲德语的地区，从1920年前后开始，他们就经常聚会，互相交流，互相评论对方的著作，共同形成了一场运动。他们指出了为什么人类社会或者经济发展是不可预测的。
计划经济：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
反方之所以认为经济不可预测，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的障碍。
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根本障碍之一，是人际效用不可比较。这个问题不容易理解，好多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家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每个人对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喜欢橘子多于香蕉，你可能刚好反过来。一旦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苹果重要还是香蕉重要？需要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呢？
对同一种物品，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我们都需要木材：你需要木材，给你心爱的小狗盖个小木屋；他需要木材，给他的儿子做一套积木；我需要木材，用来取暖。我们三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但是横向做比较时，谁的需求更重要呢？我们没办法判断，也没办法权衡和协调。
有人会说，能不能排个序，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进行数学上的加总，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对不同物品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计算出每一种物品效用的绝对高低。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张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说，张三、李四家的老大，因为是老大，就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10位富人和1位穷人，我们问了10位富人，他们都说苹果比红薯好吃，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红薯重要呢？不能。因为对于那位穷人来说，红薯可能要比苹果重要得多，因为他需要用红薯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个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也就是说，人际效用不可比较。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与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个人有明确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他就会追求自己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调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努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整个社会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过去我们打仗，是单目标行为，比如要把某个山头攻下来，我们就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容易。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我们说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发展什么呢？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做大炮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社会的总目标。
数据不可得
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不可得。前面我们说过，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就能够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就复杂了。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
第二，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排序，也不一定愿意告诉别人。
第三，人们会误导，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如，我们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如果人们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如果认为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户人家分宅基地，那么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人会对预测本身做出新的反应。一个陨石飞过来，地球不会做出反应，但人会做出反应。预测什么会流行，就会倒过来影响流行。
第五，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在一起，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非常困难。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员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官员本身也有很强的惰性。
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短暂工作过，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要统计数据，事实上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
奖惩很难恰如其分
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人总是会犯错，更何况是预测未来。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人们就不能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让人认错是很难的事情。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这个问题也很棘手。
这就是计划经济面临的三个根本障碍。而这三个根本障碍，到底有没有办法克服呢？
思考题
第032讲 |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经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过一篇名叫《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的文章。
这篇文章有多重要？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庆祝创刊100周年，请了世界上顶级的经济学家，在这本发表了无数文章的期刊里挑选出最经典的20篇论文，而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重温边际平衡的概念
在这篇文章里，哈耶克首先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边际的概念，也讲过边际平衡的概念。边际就是新增带来的新增，比如多花一元钱多带来的收益。
边际平衡说的是，我们手上的钱有限，每一元钱应该花在给我们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上。钱一点点花出去，最后我们在每一种商品上得到的边际效用就是平衡的。这样，我们手上有限的钱，买到的商品、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就是边际平衡的概念。
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平衡边际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才能让我们每项活动的边际成本，跟它的边际收益相等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么个人的总收益就能够达到最大。
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但是哈耶克却力排众议，开门见山就说，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边际平衡的问题。他说边际平衡是小问题，经济体系要解决的是应付变化的问题。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自然界是循环往复的，而人类社会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冲击。哈耶克说，如果人类社会仅仅是要解决边际平衡问题的话，那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从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应该如何计划未来的生产。
如果这个世界每天都像太阳系一样周而复始，人口是不变的，需求是不变的，每年都消耗100万条蓝色的西装、100万件黑色的西装、100万条白色的裙子，那么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最佳答案。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都是无关紧要的。
哈耶克解释道：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么让边际平衡的问题，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与变化相关的知识，从来没有被集中过。每当发生变化，总是有个别的人，在某个局部感受到了变化。而这些关于变化的知识，是永远没办法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的。
每当我们说起知识，就会很自然地望文生义，认为知识当然就是课本里的科学知识。但这其实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对于经济体系而言，更多更重要的知识，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商品的局部信息。哈耶克把这些局部信息称作“知识”。由于这些知识永远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脑里，不可能集中，所以如何把这些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从而对时刻不停的变化做出反应，才是人类社会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价格能够提供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哈耶克指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价格体系。价格体系能够轻松越过计划经济所遇到的一系列障碍，能够巧妙地把分散的知识利用起来，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的判断和行动做出奖惩，从而解决人类社会的应变问题。
首先，我们上一讲所讨论的人际效用不可比较的问题，就可以通过价格解决。通过价格，人们就能够找到一把共同的尺子。因为每当出价，人们就知道这个人愿意用什么样的代价获得商品。这时候，价格就是一个可观察、可统计、可加总的数据。
其次，关于数据不可得的问题，价格也能解决。
（1）价格传递了关于稀缺的信息和数据，什么东西缺了，那件产品的价格就上升了。
（2）价格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时，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传递的。例如，很多人要在冬天为自己家的小狗买个小木屋当狗窝，这时市场反映出来的，是小木屋的价格上涨，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别人不知道我们多爱自己的小狗，我们家的小狗是公的还是母的，这些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只要价格上涨，人们就知道这个商品是稀缺的。价格传递关于稀缺信息的方式是言简意赅、非常节约的。
（3）价格所传递的关于稀缺的信息，只会传到相关的人那里。不相关的人，他不会收到这个信息。不买小木屋的人，他不知道价格上涨，只有那些使用小木屋的人，才会收到相关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4）我们前面提到收集信息困难时说，人们没兴趣告诉他人关于稀缺的信息，人们有时候会把自己掌握的信息藏着掖着，不告诉别人。但是价格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人们愿意购买某件商品，购买行为本身，就把人们的真实需求公之于众了。
再有，价格还能够指导生产，指导人们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选择适当的那一种。生产同样的东西，有好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到底应该选哪一种，价格能够告诉我们。
最后，价格体系也能妥善解决奖惩的问题。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奖励和惩罚人们对未来做出的预测呢？价格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和惩罚。任何人只要做错了决定，他不需要写检讨书，也不需要公开认错，价格已经惩罚他了；任何人只要做对了决定，我们也不用给他发奖状，不用表扬他，价格已经给他恰如其分的奖励了。
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看作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我，铅笔的故事》的学术版。这篇文章揭示了人类通过价格体系来运用分散的知识、进行大规模合作的独特机制。今天要回答“人工智能是否可以预测未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等问题，也还得重读这篇论文。
思考题
请再做一下减法，在价格的这三个作用里面，你认为哪一个作用是最重要的？
第033讲 | 如何分饼决定饼做多大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价格的三个作用：（1）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2）指导生产；（3）做出奖惩，决定商品分配。许多人都能够接受价格的前两个作用，但对第三个作用——有钱的人先得多得，没钱的人迟得少得——则有不同的看法。有钱人优先，这一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价格只能在具体的交易中形成
我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要真正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是容易的。
我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可以在一个课堂里，把同学分成两半，给其中一半同学每人一个马克杯，而另外一半同学则没有。后者需要从前者那里购买马克杯。
他们一对一对地协商交易。通过不同的配对，不同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所有的马克杯都卖出去了。每个马克杯都有一个成交价。同学们把这个成交价写到黑板上。接着，就能够算出马克杯的平均价格。而且我们能看出，每一宗具体的交易，其成交价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价上下波动的。
老师说，马克杯明明有一个平均价，如果有人——老师或者政府——提前宣布了马克杯的平均价，所有的人都根据这个平均价进行交易，不就省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避免了价格波动的困扰吗？
这位老师的观点对吗？当然不对。他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想想看，如果没有每一宗具体的交易，没有每一个马克杯的成交价，怎么可能算出平均价？平均价只是一个汇总的数字，只是一个事后总结的数字。
而现实生活中，永远是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案例发生在先。每一宗交易，都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进行，没有了它就不会有汇总的数字。价格是每一个人发自他们内心，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
这个例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价格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很容易以为价格只是个摆设，可以随意操控。他们喜欢这个价格的时候，就支持市场经济；他们不喜欢那个价格的时候，就要政府管一管。他们忘记了，价格只是一个信使，它只是在如实地反映商品稀缺的信息。枪毙信使，并不能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控制温度计，是调节不了温度的。
富人如果不能优先享受，人们就不会对价格做出反应
人们对价格的作用，往往是爱恨交织的。人们喜欢价格能够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的作用，但对于价格能够分配财富的作用则总是有所保留。
有钱人可以先打到车，有钱人可以先做心脏搭桥手术，有钱人可以优先登机，有钱人可以上好的学校，有钱人可以先买房子、买大的房子、买好地段的房子。这时候，有人会问：穷人该怎么办？
这样的质问，真是掷地有声，让人不敢回答。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想，如果有钱的人不比穷人享受更多的优先待遇，没有任何的特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成为有钱人呢？如果有钱人不能享受任何优先，那就不会有人努力成为有钱人，奋发和创新的人就会逐渐绝迹。
我们看价格的三个作用：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指导生产、指导分配。这三个作用中，第三个作用最重要。如果有钱的人不享受任何优先待遇，那么他们就不会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那整个价格机制就会失灵。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的，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40年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因此过去同样一块土地，甚至不能把人养活，更不能把人养好，但今天，不仅能把人养好，还能养得非常好，甚至还能腾出一大片的土地，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这是一个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如何分饼决定了这块地能长出多少粮食来。
还有一个无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例子，是关于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美国科技蓬勃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它的制度根源。
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高校的科研活动，政府和高校的科学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政府提供资助，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最后去申请专利，就算交差了。
交差以后，科学家又去申请下一笔政府资助，又去搞新的发明创造，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科学发明躺在专利局里，没有转化为商用和民用。
鉴于此，美国在1980年颁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过去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但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可以拥有其商业开发权，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有。
这就是一个新的分饼游戏。一旦有了这个分饼游戏，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科学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样了。《拜杜法案》带来了今天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饼”，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思考题
倒过来，你再想想，到底有什么样的商品，它确实是应该由政府进行价格指导的？
第034讲 | 换个角度看乘人之危发财的行为
这讲我们要解释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赞美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
乘人之危发财有别于拦路抢劫
先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两个例子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例子。一天我下班回家，经过一个黑暗的拐角，忽然冲出一个人，手里拿着刀问：“要钱还是要命？”我当然会说：“要命。”他说：“行啊，给我1万元！”我对他说：“1万元我身上没有，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强盗答应了。结果，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跑掉了。这时强盗追上来说：“你违约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第二个例子。我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这时有人跟我说：“我这儿有一瓶水，1万元卖给你，你要不要？”我说：“好啊！但是1万元我身上没有，等我回到家，再给你1万元吧。”那个人也答应了，我喝了这瓶水，保住了性命。结果回到家，我没有给这个人1万元钱，因为我觉得1万元一瓶水太贵了，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拒绝付款。那个人于是控告我说：“你违约了。”
如果你是法官，你该怎么判？
一个是拦路抢劫，一个是乘人之危发财，二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在第一个案子里，一个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是强盗制造出来的；而在第二个例子里，口渴的人面临的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不是提供水的人制造出来的。提供水的人，只不过给别人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
大家都批评发国难财的行为。但我们想想，国难是那个发国难财的人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借机发财的人，其实就只是给别人多提供了一个选择罢了。发国难财的人可能确实利用了别人，但是这种利用，对另一方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生活中乘人之危来利用他人的现实，其实很多。比如，医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生病吗？老师不就利用了学生无知吗？但是医生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但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阻止别人发国难财，只会让遭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
几年前，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难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规模断电。电视台播出这个消息后，有个人就想借这个机会赚点钱。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19台发电机，又租了一辆大卡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肯塔基开到了密西西比。
当时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发电机，这个人到达之后，就将发电机以双倍价格出售。但就在这时，警察出现了。警察认为，此人违反了当地所谓的反价格欺诈条例，在牟取暴利，就把他抓了起来，那19台发电机也被没收了。这人在监狱里待了4天后被放了出来，而那19台发电机，还被扣押在政府的仓库里。
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报道了这个事件。节目的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想要发国难财的人能帮助居民，还是把发电机扣押在政府仓库里的警察能帮助居民？是谁对居民造成了伤害？当他采访那些居民时，居民都说，“我们要的是发电机，我们要电，我们要食物”。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又跑到街上问大家：“发国难财对不对？”所有人都告诉他：“发国难财是不对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发国难财不对，但是如果不能发财，我们怎么能让别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那么多发电机，送到人们需要的地方呢？在风平浪静时，人们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体的事例，价格的作用就被忽视了。
紧接着，主持人又跑去采访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他们发国难财到底对不对。
这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是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第二位经济学家是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第三位经济学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不是科学知识的知识，而是关于谁在什么地方、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购买什么样商品的具体信息。如果人们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紧缺商品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以实际行动利用这些知识了。阻止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就是剥夺了遭受灾害的人的选择。
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
我们在经济学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愿望是一回事，但愿望造成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人想要买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寻找最便宜的苹果时，他的寻找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一个人想要卖最贵的苹果，但是当他进入市场，想要把自己的苹果以最高价卖出去时，他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使得苹果的价格下跌了。
那些乘人之危发财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就增加了供给，使商品的价格下降，缓解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有些朋友会说：“你怎么老是建议涨价？涨价不是治本，只是治标而已，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增加供给。”
我的回答是：供给永远是不够的，在供给不够的情况下，价格永远在起调节的作用。价格不是摆设，不是请客吃饭。
思考题
供给不自由，价格是否还有意义？
竞争的逻辑｜社会成本决定规则的优劣
第035讲 | 竞争的规则
以个人的视角看世界，扑面而来的是稀缺、选择、成本和需求这几个关键词；如果转换视角，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竞争和合作就是最好的概括了。我们先从竞争谈起，稍后再用巨大的篇幅谈合作。
暴力依然是非常重要和常见的竞争规则
人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约束就是稀缺，东西不够。那么东西不够时，人们是怎么分配的呢？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岛上有一群人，但只有一块面包。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确定这块面包归谁呢？
最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暴力，看谁能把别人打倒。最后从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人，就能得到这块面包。
一个人杀了一个人，被称为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个人，就被称为连环杀人犯。一个人杀了10万人呢？那他是个将军。暴力，只有当它失败的时候，人们才会谴责它；当它成功时，人们往往会膜拜它。暴力是古老而常见的竞争方式，在文明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然如此。
靠智力高低竞争资源
暴力之外，比较常见的办法是比拼智力。谁的智力高，谁就能得到那块面包。
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好多人争取的东西，比如房子、车子、票子，最后都要看文凭。而争夺文凭，基本靠智力。所以考试不仅是人们竞争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与暴力相比，它要文明得多。
以论资排辈界定产权
除了智力的高低，还可以用年龄的大小来排序，年纪大的多得，年纪轻的少得。论资排辈，也是一种竞争办法。
在过去的中国，辈分特别重要，因为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公认的界定产权的办法。谁的辈分高一点，谁的辈分低一点，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重申。吃饭的时候谁先夹菜，饭桌上鱼头对着谁，祭祖的时候祭品怎么分配，这些全都有讲究。这不仅仅是为了讲究，而是为了彰显和重申每一个人的产权、社会地位以及分配社会上稀缺资源的权利。
按社会身份分配财产
除了按年龄、辈分，人们还会按社会身份来分配。
在美国读大学时，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开车去，停车场非常大。因为停车场非常大，有些人就不得不把车停在离教学楼很远的地方。那么谁有资格把车停在靠近教学楼的地方呢？是校长，是教授，还是学生？按身份来界定。
当时我在乔治·梅森大学读书，经济系里有一位1986年就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詹姆斯·布坎南。他的停车位就在离教学楼最近的那个位置，而且这个停车位上还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RESERVED PARKING FOR DR. BUCHANAN ONLY. TOWING ENFORCED 24 HOURS.”（“布坎南博士专属车位。违者全天候拖车。”）我对这块牌子记忆犹新。
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有很多商品，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例如火车的卧铺，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乘坐。
按照劳动时间、随机分配与先到先得原则分配财产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按照劳动时间、随机性、等待时间来进行分配。
首先是按照劳动时间分配，谁赚的工分多，谁能分配到的资源就比较多。其次是随机分配，比如北京买车的资格，就是随机分配的，摇号决定，既不按暴力、智力，也不按年龄、身份，完全随机。还有就是先到先得的方法，谁先来谁先得到服务，谁先来谁先得到商品。这也是一种竞争办法，看上去也挺公平的。
按需分配与价高者得
除了上述竞争规则，还有一种规则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那就是按需分配，谁需要给谁。
当年我爸妈分房时，还是福利分房。那时候不是谁有钱就能买房，而是按照需求来分配，谁更需要就分配给谁。单位分房有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分数，看谁更需要：那些夫妻分居两年的，就不如那些分居10年的更需要，分居10年的就不如30年的更需要。
最后一种竞争规则，就是按照出价的高低，有钱就能买到。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竞争办法。
所有这些竞争规则都是人类社会尝试过的规则。我们选择不同的规则，就会有不同的人更容易胜出。如果用暴力做标准，那么身体强壮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用智力做标准，聪明的人就容易胜出；用身份做标准，那些出身比较好的、根正苗红的人就容易胜出；以先到先得为标准，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就比较容易胜出；以出价的高低为标准，有钱人就比较容易胜出。
所以，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机会就不一样。
思考题
在文章中列出的这些竞争规则里面，哪一个最公平？
第036讲 | 各种竞争规则孰优孰劣
我们前面介绍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竞争规则，接下来，我们将对各种规则进行比较，看看到底哪种竞争规则更好。
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
所有这些竞争规则里，哪一个更公平？答案是，公平与不公平要看说的人是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平观：身强力壮的人、喜欢练武的人，会觉得暴力是个挺好的规则；学霸会觉得考试是一个挺文明、挺公平的办法；根正苗红的人会说要按出身来排序；有北上广深户口的人会说户口其实挺好的……当然，有钱的人会说，按照出价高低更公平。
关于竞争的规则，我们需要了解，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比别的规则更公平。选择不同的规则，禀赋不同的人，胜出的机会就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要让所有人都同意某个规则是最公平的，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每种竞争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更重要的是，不论选择哪一种竞争规则，竞争都会有成本。
我们一旦把竞争规则确定下来，人们就会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去努力。这个努力的过程，就会消耗真实的资源、时间、金钱、注意力等。
如果将暴力作为竞争标准，人们就需要经常练武，练武本身就是一种成本；如果将智力、教育水平作为标准，人们就会整天学习、考试，这本身也是成本；如果根据社会职务的高低，那么就会有攀附的成本；如果将先到先得作为标准，那就会浪费许多的时间成本；如果按需分配，根据社会亏欠多少来分配，人们就要花费不少装穷的成本；如果随机摇号分配，那么参与摇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产品就会落到那些其实并不需要的人手上，资源最终就会越来越稀缺，这也是一种成本。
因此，每当人们采用一个竞争规则，这个规则本身都会带来成本。
许多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都难以得益
但是，这些竞争带来的成本，其他人是很难得益的。
如果我们练武练得很出色，最后抢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练武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但是社会上其他人，却不能从我们多出来的那些肌肉上得到好处；我们花很长时间排队，能得到自己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时间花得值得，但是社会上其他人，却不能从我们排队所浪费的时间当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样地，如果我们受过很多教育，脑袋里那些有关唐诗宋词的知识很多，别人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有些人去攀附权贵，有些人努力钻营，所有这些努力本身，对于得到资源的人来说似乎都是值得的，但是对于社会上其他人来说，这些努力都是一种无谓的损失，也就是说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
按出价高低竞争，可让社会财富高速增加
只有一种竞争方式是例外。认钱，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就不一样。如果凡事都要用出价高低来竞争，人们就会努力地去赚钱。为了赚钱，人们就得生产和提供别人需要的商品或服务，让别人自愿购买。
这种竞争方式，会指引人们去从事一些积极的、有收益的、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福利的工作。按照出价高低来竞争，一下子就跟其他方式区分开了。它带来的不是多余的肌肉、不实用的知识、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带来的是社会上其他人也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正因为这样，按照出价的高低来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是最小的，由于竞争而消耗的资源是最少的。
人们为了争取想要的东西，就必须生产一些别人也想要的东西。在竞争过程中，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会迅速丰富起来。
从公平的角度看，出价高低并不比别的分配方式更公平。但是从效率的角度，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从如何减少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的角度看，出价高低比别的竞争方式更有效率，它直接带来了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
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它是有关竞争规则改变的改革：从过去看排队的时间，看出身，看政治面貌，变成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看出价的高低。
改革开放40年带来的巨大成果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以认钱——按照出价的高低——的方式来分配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竞争规则的转变，造成了我们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变化。
认钱还是认人
诚然，除了“认钱”以外，我们有许多需要“认人”的场合，恋爱、招聘、教学就是典型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男女双方、雇佣双方、教学双方，与其说是在进行买卖，不如说是在择偶。这时，“认钱”就不是上策，因为双方寻求的都主要是非金钱的品质。也就是说，在交易的双方都需要“挑客”的情况下，“认人”的标准往往比“认钱”的标准更可取。
当然，只要有一方没有挑客的需求，那么“认钱”就往往是更可取的。例如，尽管顾客买衣服时都很挑剔，挑质地、挑颜色、挑剪裁等等，但只要商家觉得不必挑客，他就可以按“价高者得”的方式卖衣服。
我们知道，物物交换的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匹配的交易者相遇（称为双重偶然性，double–coincidence）的概率很低。而交易当中只要有一方是认钱不认人的，就能极大地增加交易的机会。这恰恰是货币的妙处所在。
思考题
既然按出价高低这么好，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商品，是不应该按出价的高低来分配的，钱不能买什么？
第037讲 | 何谓短缺和过剩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某个商品短缺了，某个商品过剩了。那么在经济学里，短缺和过剩指的是什么呢？
稀缺与短缺的关系
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都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好的东西永远不够。既然如此，那稀缺就不是新闻，也不是经济学家有能力解决的。
但是短缺却经常成为新闻。我们看报纸杂志，看电视，经常听说某个商品又成为短缺商品了。那么什么是短缺呢？
短缺是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
短缺是指因为价格受到了抑制，人们仅仅用出价的办法买不到这种商品，而只有采取其他的竞争方式才能得到这种商品的情形。
出租车短缺了，是指出钱打不到出租车，人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打到车，这叫短缺。春节期间买不到火车票，人们要找黄牛党才能买到，这叫短缺。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有钱买不到吃的，买不到穿的，买不到用的，需要用粮票、布票、电灯泡票，才能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叫短缺。
短缺不是供应的减少，而是指在商品的价格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通过出价的方式去竞争，还需要依靠其他非价格的方式去竞争的一种特殊现象。
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词叫“短缺经济”，是指在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所谓什么东西都不够，实际上指的是人们必须采用价格以外的方式竞争。比如在苏联，人们非常习惯排队。每个人上街口袋里都放一个网兜，一看到有人排队，就先加入他们的队伍，至于排什么队不管，只要排上队最后得到了就是好的。时间不值钱，那些通过排队买到的商品才值钱。
那些根据排队来分配产品的国家，为什么往往都很贫穷？原因就在于，人们每天为了争取到一点物资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而这些被花费掉的时间和精力，对社会其他人没有用处。
几年前在北京，人们普遍打不到出租车。有人说是车不够，实际上北京的出租车有6万辆。打不到车，不是车不够，而是出租车的价格不到位，结果导致乘客必须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才能打到车。
与此相对，北京有多少间总统套房？我想不会超过60间，但是我们从未听人抱怨过北京的总统套房短缺。人们都知道总统套房好，也都想住总统套房，但为什么它没出现过短缺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总统套房的标价足够高。所以只要根据价格进行分配，就不会出现短缺。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听说奔驰汽车短缺过。它只是稀缺，但不会短缺，它永远在商店里等着我们。哪怕是暂时缺货，也不会成为一个新闻，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蒂芙尼的钻石也一样，它永远待在商店里等待着顾客。人们只要把钱放下，就可以带它回家。我们从未看哪个媒体说，蒂芙尼的钻石短缺了。
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同样，过剩不是供给过多，而是商品的价格被人为地抬高，以至卖家必须搭配其他的竞争手段或服务，才能把商品卖出去的现象。过剩是价格被人为拔高的结果。
我们知道美国的农产品就经常出现过剩。很多人说农产品是一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需要扶持，因此政府要把农产品的价格拔高一些，而这恰恰是很多国家农产品过剩的原因。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市价，农民多生产就多赚，他们当然会拼命地生产。但价格过高，产品就不能顺利卖出去。这时农民要想真的在农产品上获得收益，就必须得到政府的扶持。而政府用来扶持农产品的资金是有限的，于是农民和农民之间会展开竞争，看谁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每当农民不能顺利地把他们的产品卖出去，而必须加上他们对政府扶持的竞争的时候，我们就称这种现象为“农产品过剩”。要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政府要么减少补贴，要么限制农民的产量，要么引导农民自行处理掉那些超出市场需求的产品。
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资本主义很腐朽，牛奶都要倒掉，土豆都烂在地里。当时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没有计划性。今天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过剩。在美国还发生过一种非常可笑的现象，那就是政府为了鼓励农民不要过多地生产而直接补贴农民，花钱请他们不要种地。这就是所谓的过剩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