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提价不充分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黄牛党吃了谁的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需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买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查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乘客喜欢怎样竞争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康德未曾出远门
2001年3月26日
“实在需要”论
一篇“火车票价还不够高”，激起雪片般的批评，而最早一封信是我父亲写来的：
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像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所以，羊胎素的贵和火车票的贵看来就有质的不同……
后来接到的来信，大半都是这种“实在需要”论。我给父亲回信说：什么是生活必需品，那是很主观的定义。康德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他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几里地；歌德把阿尔卑斯山描绘得有如仙境，可他从未去过；硅谷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心脏，可那里因为缺乏电力要歇业；非洲无数儿童患上艾滋病绝症，但如果强迫西方的药商降价，就会打击他们继续研究的热情。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的东西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催人泪下。现实可能不受欢迎，甚至令人憎恶，但经济评论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给读者发送歪曲的信息，流于用一相情愿的愿望来博取读者的欢心。而现在的现实是：就算把票价压得再低，也不能增加哪怕一张火车票！父亲，您的好心，并未做成好事。
短缺和过剩的唯一原因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商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何止火车票，还有纯净水、住宅小区、心脏搭桥手术、上网电脑、甚至徐静蕾和崔永元，都是稀缺的。
虽然如此，但只有当商品的定价失当时，才会——而且必定会——引起危机。很多人认为“短缺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供给不足。错了！商品从来未曾充足过，而危机却并不是总在发生。只有当商品的定价过低时，才会发生“短缺危机”。价格一旦调高，“短缺危机”就马上消失。宝马轿车和帕瓦罗蒂演唱会就是这样。
同样，商品的“过剩危机”，也不是由于商品供应过多造成的。除非商品的定价过高，否则不会发生“过剩危机”，因为经济商品永远是多多益善的。只要价格适当回落，“过剩危机”就会烟消云散。例如飞机票和彩电。
只有“价高者得”促生产
另外部分来信认为，打破铁路部门的垄断，从而增加运输服务的供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观点正确，但它离题了。那是“如何增加火车票”的问题；而我们原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不管铁路是垄断经营还是开放竞争，都不得不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经济商品始终是稀缺的。
王则柯教授主张用“火车票实名制”来遏止黄牛党，那他实际上是主张严格执行“先到先得”的标准了。这个办法好，因为有时间亲自提前几天排队的人会赞成。
但别的标准，也都能找到大批拥护者，那些标准包括按年龄辈分，或按职务高低，或按离开老家的时间长短，或按文凭证书的多寡等。有闲人士喜欢排队，年纪大的喜欢算辈分，官职高的喜欢比贡献，学历高的喜欢讲尊重知识，无非是这样。争论哪一种标准更“公平”，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竞争标准一旦确定，就有某种人要胜出，某种人要落败，此事古难全。而且无论采用哪种标准，都要浪费一定的竞争成本。若要排队，则浪费了时间；若以年龄、职务、学历为标准，则不仅要浪费填写表格、弄虚作假和稽查核实的成本，还会吸引人们作无谓的努力，比如积极钻营做官，进修不必要的课程等。
在众多的竞争标准中，只有一种最有效、最不浪费，那就是“价高者得”。愿意出高价买火车票的人，他所挣得的钞票，是他在别的场合向社会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为争夺火车票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认可。与此对照，“排队”和“写证明”之类的努力，却无法使别人受益。
分配有限的商品（如火车票）时，若要论“公平”，那么有九万种竞争标准，经济学无力表态，尽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不过，他们的言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经济学；但若要论“效率”，那么经济学证明，只有“价高者得”的竞争规则，才能减少浪费和刺激生产，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2010年2月8日
多年前我就开始不断撰文解释，要治理春运综合征，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这么多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位对经济、舆论、政策等领域感兴趣的朋友深思。
价格规律
春运综合征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回家过年是商品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都是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刚性需求不成立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铁路垄断无直接关系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征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低票价造成举国浪费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也造福了其他人，也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种分配方式，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应该认识到，讨论火车票价问题并非“你比较重视效率就赞成提价，我比较重视公平就反对提价”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消除社会浪费的客观问题。
穷人对策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别人捐款，专门用于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一年一度举国排队所造成的付之东流的社会浪费。
回家过年并非最急迫的需求
话虽如此，要是真有那么一笔善款，回家过年会是首选的资助项目吗？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更迫切的需求。口说无凭只是假慈悲，看看货真价实的慈善家在干什么吧。不妨用“慈善基金会”几个字搜索一下，艾滋，乳癌，唐氏，孤寡老人，失学儿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春节返乡过年基金会”。回家过年，算老几？
提价没有伤害穷人
关心穷人的人还应该认识到，火车票提价其实并不增加穷人负担。是且只是旅客之间在春运期间的竞争，增加了穷人的负担。火车票的实际价格，已经被——而且只被——旅客之间的竞争推高了。经济学者要讨论的，只是车票的名义价格是否跟上实际价格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而已。在火车票的名义价格不跟上实际价格的情况下，穷人凭借其体力和时间参与竞争。但这并非对穷人有利，因为富人也可以出钱请体力很好的人与穷人竞争，也可以请购置了“电话追拔器”等设备的人来抢线。即便是火车票不提价，穷人也不能避免来自富人的竞争。当我们认识到穷人未必就是更强壮的人，也未必是更有手段的人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不能怪黄牛党
春运综合征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确定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要强调，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恰恰相反，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颠扑不破的生存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是乘客在春运高峰期本来就乐意支付的较高票价或排队成本，引来了乐意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只是社会误解了这些人的功能，语带讥讽地把他们叫做“黄牛党”罢了。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没有正视这个经济因果关系，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实名制无效
在诸多无效的策略中，包括了今年新出台的实名制。我们知道，实名制运用于航空，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实名制不增加运力，那么想靠它来解决买票难问题，消灭黄牛党，恢复火车站秩序，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当前试行的实名制，是允许他人代购车票的，但通过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不正是黄牛党所为吗？实名制抑制黄牛党如何可能？讽刺的是，广州铁路决定，人太多时就停止验票。那这跟设计一款天太热就停止制冷的空调有何区别？这些简单的问题，在耗资亿元的实名制措施上马以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答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答案。
公共政策缺乏问责
除了经济规律，我们还能看到，当一个市场本来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放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里，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即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想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即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即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概全的媒体，即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相反，如果铁路是民营的，那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就不会容许本来属于它的收入，因为票价过低而流入售票职员和黄牛党的腰包。如果火车站是民营的，那它就无法承担在其营业范围内旅客被挤伤、逼疯、踩死所引发的民事责任。我国对商店的低价促销活动有明确规定，目的是防范混乱和事故，遗憾的是它们似乎不适用于国营铁路的春运促销。
三条对策
最后，让我回答三个问题。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成行了，因为超过了运力的负荷，就必然会产生悲剧。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或他人捐助，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重税岂能压房价
2006年5月23日
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在5月13日一个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建议用征收增值税的方式，抑制房地产过度投资需求和房价上涨。“譬如买房者在5年之内转手的话，就要加征30%的税收。”李稻葵认为：“这种方式将最终控制房价的不断上涨。”
看了报道，我心头一沉——这是怎样一种经济学！若天底下真有这么过瘾的事情，若重税不仅能阻止地产商抢地盖楼，还能让政府增加收入，让老百姓买到廉价楼房，那何不能把重税推广到汽油上？药品上？水电上？教育上？最终到“中国与世界”的所有商品上去？
根本没那回事。古往今来，征税从不压低商品的价格。相反，征税必然引发三个事与愿违的结果：一是挫伤供应商的积极性，使本来就稀缺的商品进一步减少供应；二是商品供给减少，会使商品进一步提价，增加消费者负担；三是政府平添一个“揩油”的借口，因为不论法律如何规定，税赋实际上都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向政府支付的。
不是航天高科技，只是日常经济学。对供应者而言，商品的价格越高，其供应商品的意愿就越强。房价是因买家之争而推高的；而推高了的房价，会向卖家发出利诱信号，鼓励他们把更多资源从别的用途转到房地产上。这些资源包括土地、建材、建筑设计人才、市场营销人才和物业管理人才。
土地，本来可以建更大的公园；木材，本来可以印更多课本；钢材，本来可以造更多轮船；人才，本来可以把《红楼梦》研究得更透；但它们（他们）都因为房地产的高价走到了一起，结果只有一个：增加了房地产的供应。
然而，若政府中途杀出来，以重税的方式，拿走了上述资源所有者的殷实报酬，那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开放商会丧失进一步集资买地的热情；木材、钢材和人才会逐一回到原来没那么急需的用途上去，整个市场上可供应的房屋量会减少。
对需求者而言，商品的供应量减少，他们购房的代价就提高。要知道，政府对房地产交易征收重税，并不影响需求者的贫富排行。最富的人仍然最富，最穷的人依然最穷。政府要禁建豪宅，那富人也还是可以买下四个门对门、背靠背的普通单位打通。征收重税，结果不可能是穷人更容易购房，而只可能是所有人都得为购房支付更高的价格。
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向地产商征税，或者向购房者征税，两者有区别吗？经济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两者没有任何区别。不管政府规定税赋向哪一方征收的，都不影响买卖双方分担税负的比例。这被戏称为“法律无效定律”（the Law of the lrrelevance of Laws ），是任何接触税务问题的经济学学生必学的内容。
这即是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的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
显而易见，政府以打击房地产高价为名而抽取的税收，并非无中生有、从天而降，而是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支付的——只是较缺乏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大；较富有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小而已。
问题是，对地产商而言，地产物业可不是易腐品，他们比购房者有大得多的回旋余地。价钱不够高，可以放着不卖；要交重税，也可以放着先不卖。近期地产商囤积房屋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调控措施出台的必然结果。整个楼市热潮中，究竟是谁造成的短缺？谁造成的囤积？谁造成的价格攀升？谁向政府交纳了大部分的房产税？基础经济学告诉我们：都不是地产商。
若是我搞诗词的父亲说“政府再抽一笔，就可以压抑房价”，我会笑他根本不懂经济；若是美国议员这么说，我会说他为了博取选票而信口雌黄；若是经济学入门者这么说，我乐意把“法律无效定律”的代数式推演一遍；但若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心里传来的政策建议，我就只有掷卷兴叹了。
炒房有功
2006年5月30日
前文“重税岂能压房价”有两个要点：一，税收会打击供给，从而让商品价格上升；二，政府不论向买卖哪一方抽税，实际上都是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这是普适的原理。看来，要把这两条普适的原理运用到二手房交易上，不少朋友有困难。
好些读者认为：对二手楼房征收重税，不会影响楼房供应，只会令炒房者却步。我问：二手楼房究竟算不算整体楼房供应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的二手转让？打击二手楼房交易究竟会不会帮倒忙？
显然，二手楼房是全社会房源的重要部分。那些曾经、正在或将要入住二手房的朋友不妨设想，若二手楼房消失，人人涌入一手市场，那是什么局面？事实上，重税对调动空置房源不利。高房价引诱业主出让，而惩罚性税收则鼓励业主按兵不动。
那么，对目前尚未出售的房源，实施“五年内征收重税”的政策，有助于打压楼价吗？不少朋友认为可以。在他们看来，房地产是特殊商品，不仅可以满足自住者的“使用需求”，而且可以满足套利者的“投资需求”，所以“转手税”可以压抑“投资需求”，而让有“使用需求”的自住者得到房屋。
这可不是经济学。没有无端端的“投资需求”。商品之所以具有“投资需求”，始终是由于它可以满足“使用需求”，而不仅仅是由于它可以转手。要是没有“使用需求”的支持，光靠转手不可能赚钱；但只要存在“使用需求”，则无论怎样打击转手，也不可能缓解“使用需求”。归根结蒂，国内房子过剩了吗？实在的“使用需求”已经很低了吗？恰恰相反！既然如此，房价居高有何不妥？“投资需求”旺盛有何不妥？
为什么总有人要买二手房？因为在一手房推出时，他们还在乡下，连农民工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刚落实，收入还不稳定；因为他们还在谈恋爱，到底跟谁结婚还没数；因为他们看不准市道，不知道房地产要升还是要跌。简而言之，是“不确定性”使这些后来才现身的买主无法提前现身，而二手房的卖主则及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手房的卖主在买主还没现身以前，就与开发商达成交易，承担了资金责任，帮助开发商完成了开发周期，加速了房地产资金的运转，间接促进了房源供给。当二手房买主现身后，卖主更直接提供了房源。李稻葵教授倡议的“转手重税”，肯定打击了这个并行过程。
我是说，即使是纯粹的炒家，也对市场有双重而且正面的贡献。而实际上，“自用”和“投资”往往是互相过渡、不可分割的。在美国，不少新置业的年轻人，买了房子后自己住地下室，楼上出租，市道好时又卖出去。朋友，不要告诉我，经济学家有本事分辨这究竟是“自用”、“投资”，还是“投机”。
由于对“转手交易”的经济作用缺乏认识，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重税对二手市场的打击与对一手市场的打击是一样的。可他们不妨想想：若只要对“转手商”课以重税，就能把“转手商品”的价格降下来，那对图书零售商征税40%，就能让读者买到出厂价的图书吗？不可能。有的只是反例。
要重申，我说“重税不能压抑房价”，也说“重税可以阻吓交易”，两句并不矛盾。政府当然可以设立重税，剥夺二手楼卖主所得；或颁布法律，把二手楼卖主抓去坐牢。人们当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成功地压制他们并不理解、于是认作邪恶的商业行为。我只是指出：这样做不会缓解需求，而只会减少交易、减少供应、提高价格。
学习市场经济，关键而深湛的基础课，就是理解世上所有“转手交易”和“炒买炒卖”行为的经济效用。是的，谁都“想”当个挣钱的中间商，但“想”并不等于“能”。事实上，任何存活的中间商，都必定作出了为消费者以钞票投票所承认的、难以替代的贡献。究竟是什么贡献，你得去探究。
不学通这一课，你无法理解各国放弃计划经济后，为什么同时取消了“投机倒把罪”；你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并建立期货市场；你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建立商学院，大张旗鼓地推广“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不观察、不体会、不举一反三地思考，你眼中的市场，就处处都有邪恶，样样都是特殊商品，事事都要政府管一管。
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
2006年6月13日
有人认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让商品价格自由升跌；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政府掌管着土地批租权，存在着官商的勾结和腐败，所以政府有责任调控房价，不仅应该通过重税来打击炒卖，而且应该实施‘一票否决制’，把一个地区房价作为该地方领导任免标准来考察。”
这是一连串毫无逻辑的推理以及导致荒唐局面的建议。让我们倒过来剖析。先假定这段话前面部分正确，看它结尾的建议是否可行，即看看把房价作为官员任免的标准，实施起来会产生什么结果。
会产生荒唐的结果。真要实施“一票否决制”，那名义房价是可以压下来的，但政府能同时保证房源吗？能同时保证质量吗？能同时保证这些临时措施不违反法律吗？不能。我们都清楚，谁都只能“不惜代价”做一件事情，而不可能“不惜代价”做多件事情。这建议显然是信口开河，说着玩的。
再假设文章开头的那段话前面都正确，我们来看倒数第二个建议是否成立。也就是说，即使政府确实有责任调控房价，那采用重税是否能够达到目标？不能。政府抽到的重税，可不是向上帝抽的，而是向买房者和卖房者同时征收的。征收重税，必然导致房价上涨。
那其他调控措施有效吗？无效。楼市专家易宪容，认定楼市存在大量泡沫，于是支持政府调控楼价，并连年预言房地产大跌，可大跌了吗？国资委官员赵晓，去年夏天为政府的调控措施大声喝彩，兴高采烈地发表了“我们将见证房价的历史性下跌”，可见证了吗？
事实上，中国还很缺房子。很缺！政府不再负责分配住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交通网络极不发达，政府批租土地有限，而居民收入预期逐年增长，这些因素全部表明中国的住房需求不是泡沫，而是真实的、强劲的、递增的、不可能靠行政手段打压下去的。
有人问：既然房地产供不应求，为什么房地产的空置率较高？恰恰就因为政府的管制。学者们倡议的各种措施，包括征收重税、限制交易、减少批地、干预户型、提高首付等，都无一不在强化着同一个信号：房源在萎缩，选择在减少，价格要上涨。就冲这势头，任何一个理智的业主，都会自然而然地采取“囤积观望”的策略。
这是说，即使“政府有责任”，也并不等于“政府有能力”。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出各种管制措施，但这些管制措施既不能替代、也不能增加真实的供应。这是经济学教训的核心。未掌握经济学的人，往往异想天开，以为政府有多大责任就能有多大能力，于是赋予政府极大的责任，让它包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结果造就了上世纪“计划经济”的大悲剧。
我们再看本文开头那段话的第一个观点，即由于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所以政府有责任对市场进行调控。我反问：市场经济不成熟，不恰恰就是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吗？难道政府干预造成的烂摊子，就得由更多的政府干预才能善后？
这种思维很怪，也很普遍。难道政府垄断了铁路，低票价就不会吸引黄牛党了？难道市场经济不成熟，重税就能压低房价了？没有哪个政府是没有垄断某些资源的，没有哪个市场经济是完全成熟的，可这又如何？这就得让经济规律反过来写？
不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不管官商有没有腐败，不管政府有多大责任，不管买房者是自住还是投资，不管太阳从东边还是从西边升起，只要政府加重房地产交易税，就会导致房屋供应量减少，购买量减少，成交价上升，以及政府渔利这四个并行后果。同意的，是遵循了经济学；不同意的，是发明了经济学。
限购令混淆了房价上升的正负因素
2011年2月21日
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细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外地家庭只有在京城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达五年以上才有资格购房，而北京户籍家庭则不允许购买第三套或以上住房。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受到影响，但肯定有一部分有能力的买家因为无资格而被逐出市场。限购令混淆了北京房价上升的正负两面因素。以此调控房价，除了陡然增加巨额的交易费用外，还直接损害了有能力买房者的自由，而最终将损害北京市的价值。
我们要明白北京的房价为什么会涨。有正负两方面的原因。负面原因，就是供应跟不上，包括土地、建筑面积、空置房流转等环节上的障碍。要消除负面原因，就要增加土地供应、适当放宽容积率的限制，以及放开市场管制，让房价和租金充分反映住房的价值，从而刺激建设、转让、出租等合理重配资源的经济活动。
正面原因，是北京增值了。与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房价是果不是因，是各种经济力量博弈和互动后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北京的房价涨了，是因为这地方值钱了，是这地方生产力提高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地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只有这么看，才能理解为什么虽然房价涨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增加了，但留下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在美国的情况也一样：你若是个普通中产阶级，那么你通常会在一个小镇，有一幢房子和几辆车。你若是个亿万富翁，那么你会在纽约中心区有幢房子和几辆车。问题是，既然物质条件都一样，住小镇和住纽约，区别何在？在纽约，你有在别处找不到的工作、餐厅、剧院和博物馆，而且还能遇到大量多才多艺和经历丰富的英雄豪杰。
一些楼市专家，利用北京市民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北京房价的高低和“泡沫程度”，是误解了北京房价上涨的正面原因。与纽约、伦敦、上海和香港等国际城市一样，到北京争夺房产的人群多了一种，那就是国际买家。他们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机构。他们看中的，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商业枢纽的功能。要知道，北京的城市功能已经转变，不再是个工厂和机关的宿舍区，而是个国际大都会了。显然，国际买家的财富状况和收入水平，都不落在本地人的统计范围之内。简单从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来推测国际都会的房地产泡沫，必错无疑。
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居民其实是能够享受房价攀升带来的好处的。这些好处，首先表现为增加收入，包括受雇者的加薪和生意人的盈利；其次是物业升值。城市居民有两个途径改善生活：一是充分利用增值了的北京，包括在这里找到更好的工作、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把握更多机会、享受更周到的劳力服务和更先进的城市设施；二是转让物业，出租或出售，直接增加货币财富。
这是说，在一系列正面因素推高房价的过程中，居民虽然不得不参与更激烈的竞争，承受更高昂的生活成本，但多数人仍然是收益大于损失的。而要降低房价，就应该分清促使房价上升的正面和负面因素，从积极扩大土地供给和住房供应入手，而不是去限制那些恰恰帮助北京走向繁荣、恰恰提升了北京价值的人的权益，把他们驱逐出购房市场，甚至在边际上把他们推出这个城市。
旅游区里的一口清泉，会随着跋涉而来的游客的增多而增值。增值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负面的，即泉水不够；二是正面的，即需求增加。也有两个办法使泉水降价。一是多找泉源，增加供应。如果这么做，那么这一口清泉的价格降低了，但清泉的数目增加了，整个旅游区的价值也上升了。另一种办法，是通过限购令直接消灭需求，甚至把部分游客赶走。这的确也可以降低这一口清泉的价格，但代价是游客绝对地减少，旅游区的价值受损。说得再简单一点：如果说奔驰车因为供不应求而变贵了，必须把它的价格降下来，那么正确的办法是多造一辆，而不是把肯出钱的乘客或买家赶走，因为其效果等同于把原来那辆的车窗砸碎。
此外，限购令也平添了交易费用。甄别谁有钱买房容易，甄别谁有资格买房麻烦。单是“细则”中的“家庭”二字，就可以引发混乱。家庭可以是单人的，那么结婚是否直接导致购房指标减半？离婚则倍增？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男人，若通过反复结婚和离婚，从政府那里获取并向女方转让购房指标，政府又应该如何应对？是不是要进一步出台结婚和离婚调控细则来配合？此外，细则在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一刀切，而势必要附加诸多豁免条款，而这些豁免条款也难免成为弄权腐败的温床。
打击投资是大错
2011年3月7日
曾参加一个定期的经济学者讨论会，北京住房限购政策是议题之一。在场18人，主持人规定不能弃权，大家举手表态，结果赞成和反对限购令的各有9位。势均力敌，可见限购是个值得深究的话题。然而，没有主办当局应允，我不便透露会议的详情，但交流的观点没有版权，这里也只谈自己的看法。
我发言谈了五点。第一，以效用函数为基础，说应该对个人的财富进行反复再分配，从而达到全社会的总效用最大的观点有问题。经济学说的，只是每个人对某种享受的边际效用必然有递减的阶段。我们喝酒，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喝越过瘾，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我们施肥，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施产量越大，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
经济学不能说的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享受的效用的绝对值比较。昨晚我在网上看到视频片段，我喜欢的钢琴家Andras Schiff 上周在北京的音乐学院演出。音乐学院的学生，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音乐里，音乐的效用照说已经递减得差不多了，而我是门外汉，只在闲暇听，效用尚未递减，但经济学家能用哪条“效用函数”证明，这位钢琴家给学生的效用，是低于给我这个门外汉的？音乐学生的效用即使跌到很低，也可能比我还未跌的效用高。这是说，人与人之间对某种特定享受的效用，是不可以直接比较和相加的。
是的，人有帮助鳏寡孤独，乃至动物花草的同情心。据我所知，除了患上自闭症的人士，因为先天脑部障碍的缘故，对理解人情世故——符号背后的社会含义——有困难，所以缺乏同情心外，人们都有设身处地、替人着想的天性。这天性决定了我们会爱别人，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别人。然而，要明确的是，这种帮助是以助人者自己的效用的增加为前提的，并不是某个经济学家把千万人的效用函数加加减减的结果。
第二，即使均贫富以提高社会效用的假说成立，它也无法用来支持限购令。北京的限购政策是以户籍和驻京缴税年期为依据的。具有北京户口和在京缴税五年，横看竖看都不是穷人的标志，为什么要专门提到均贫富的好处，专门搬出效用函数，来为这个政策辩护？
这是经济学这个行业的问题。效用函数是一些抽象的玩意，学者为了讨论方便，难免会摆弄一下。后来，为了积累发表的记录，大写特写，也仍然情有可原。然而，这些函数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变量，充满了脆弱而随意的假设。假如经济学者度身定做效用函数，专门用来为特定的管制细节辩护，那就是愚弄，那就是忽悠。
在真实世界，税赋已经发挥着均贫富的功能。我赞成“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认为虽然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慈善事业属于私人会做得更好的领域，至少应该把大部分让给市场去做。但无论如何，一道道的税赋，已经把财富一次次地再分配了。如果真觉得还得再分一次，那财税的方法也仍然比管制更透明、更有效、更不偏不倚。
第三，房地产的供应很有弹性。在即使不增加一寸建筑面积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高价本身就能诱使那些本来想住更大房子的人，把自己现有的空间腾出来。也就是说，即使供给总量完全不变，价格的变动也可以使原来的需求者变成供应者，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
事实上，房源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通过改变容积率的行政限制、通过旧房拆迁新建、通过解除国营企业占地用途管制、通过新增批地，甚至通过改变建市的审批条件，都能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应。而所有这些活动，牵涉无数环节，其中许多是对价格的诱惑相当敏感的。
第四，有瓦遮头是必需品，有房可住是正常品，买房可是奢侈品。很多人说，买房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是必需品。细想可不是这样。二十年前，绝大部分人住的是公房，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说买房是传统，那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传统。
如果说买房是必需的，是刚性需求，不买房就不能结婚，那么市面上就应该能见到许多筒子楼的房产证。如果真有这样的房产证，人们真的争着买这样的房子以便能够结婚，那说明买房是刚性需求。但事实不是这样。人们希望要买的，开发商争相提供的，是面积、设计、质量、设施和地段都越来越好的房子。买下这样的房子，而不是住进这样的房子，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都不是政府有义务向社会底层人士提供的必需品。
第五，我从来不懂什么叫“投资需求”，而打击投资是大错。我只知道需求，只知道有一种需求，那就是对居住服务的需求。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投资需求作了区分，并建议政府辟出一些不好的地段，供那些只有投机需求而无居住需求的投机家们炒作。我当时写了篇“给你块烂地，你会去炒吗”作评论。
在变幻无穷的价格背后，我们永远要看到对居住服务的需求。是那个地方有价值了，人们在个地方能更有作为了，那里的地价和房价才会起来。网上曾经流传过美国底特律一些超便宜的住宅，哗然的看客不知道，那里可是个麦当劳餐厅的柜台都装防弹玻璃的地方。那样的房子您买不买？买了是投资还是投机？
投资和投机，从可观察的行为看，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所有人都坚信，这幢楼明年能卖一千万，那么这幢楼的价格就不会等到明年才涨到一千万，而是今天就涨到一千万。这样，今天花一千万买房的人，到明年就赚不到一分钱，他也就不是什么投资者或投机者了。真实的情况是，他猜今天卖八百万的房子明年能卖一千万，而市场上其他人与他看法不同！恰恰是因为看法不同，他才可能只以八百万的价格买入这幢房子。他的这一行为，进而鼓励了市场把更多资源调配过来，生产和储备更多的房子。
到明年，他的看法若是对了，即真有人愿意出一千万来购买这房子的居住服务，那么这位投资者就是凭着他的远见为他人提供了方便，他理应获得其中的差价作为报酬。如果他只偶然对了一次，经济学上就把那差价称为利润（windfall profit ）；如果他总是更正确，那差价就称为他禀赋的租（rent ）。当然，如果他的看法错了，那他就血本无归，承担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