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很多。贪污腐化是原因之一，那是坏的。当然应该肃清贪污腐化，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它们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时比贪污腐化造成的要严重的多，而这些因素有时对社会是有利的。
就拿演员的收入差距来说。中国的李云迪，获得本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随后他就和德国DG 公司签约，最近已经开始接拍电视广告了。好几个朋友都认为，他匆忙答应做广告，未必明智。他是自己形象的垄断者，垄断者是要限制产量，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先吊起来，恐怕能卖个更好的价钱。但这是题外话，不管怎么经营，他将来的收入肯定无可限量。
问题是，李云迪的技艺未必比第二、第三名高出许多。第二天再比试一次，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通常的情况时，世界顶尖乐手和其他较次乐手的差别，往往要听很久很久，才能听出那么一点点差别。但第二、第三名的未来收入，就恐怕无法和第一名的相提并论了。
外国的情况也如是。在欧美音乐大赛得冠军的，可以出唱片、开演唱会、做大明星；拿不到头奖的，如果碰巧是中国人，恐怕还可以回国光宗耀祖一番；但如果本身就是欧美人士，因为社会对这些音乐人才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就只能去教书，或者等有钱人开私人宴会时作助兴表演，其收入远远低于头奖得主。
体育表演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世界冠军和世界季军的水平，往往只有毫厘之差，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就截然不同了。电脑软件竟然也如此。很多技术员声称，当年IBM 的OS/2 ，在技术上其实与微软的Windows 不相上下，但微软一旦赢得市场，就赢尽市场，现在OS/2 的市场份额是可以忽略不提的。
这些不同领域的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竞争者之间的水平差异很小，收入差距却非常大，赢者几乎通吃了全部收入。这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有识之士们”是不是应该起来努力缩窄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赢者通吃”现象的根源，在于竞争者们提供的服务是“共用品”。所谓“共用品”，就是可以让许多人共同享受，而不会互相排斥的“物品”（包括服务）。凡是提供“共用品”的行业，其内部的收入分配，就往往会出现严重不均。
想想二百年前的情形。那时候，每个村庄、部落或地区，恐怕都有各自的歌手、乐手、名角和运动健将。因为信息不通，他们得以“雄霸一方”。但是今天，音像技术已经完全打破了地域隔阂，人们只要花同样的价格，就能欣赏古往今来最出类拔萃的表演。不是说其他艺术家和运动员不好，但既然可以听最好的，看最好的，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呢？
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听的都是著名版本，听来听去就是那么几个。弹巴赫的是古尔德（Glenn Gould ），弹贝多芬的是萧勤（Rudolf Serkin ），弹肖邦的是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 ），拉小提琴的是海菲兹（Jascha Heifrtz ），唱男高音的是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 ），你就算不同意，一般人只会在十来个名家中选出你的至爱。
既然音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公用品”，那么“赢者通吃”现象就自然越来越严重，而这个行业内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也在所难免了，我们认识到，这种收入差距是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正是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见“收入均等”在这里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赢者通吃”的艺术市场上，如果你非要追求艺术家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某些听众或观众接受次等艺术；同样在“赢者通吃”的软件市场上，如果你非要强求软件商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部分用户使用次等的软件。热心追求“收入均等”的人本来古道热肠，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关于“平等”的争论由来已久，纠缠不清，幸好经济学贡献了把柳叶刀。
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2006年3月21日
国内有媒体要举办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讨论，我接到邀请后婉拒了。我想，这个话题容易令人激动，而我所学的，却是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什么是句空话；观点差距太大，还是选在较冷静的地盘解释较好。
英国哲学家边沁（J. Bentham , 1748-1832）认为，“幸福”（happiness ）或“功利”（utility ）是可以衡量的。他进而推断，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是谋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后，边沁的功利原则被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号，还成为老百姓默认的道德标准。
那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不妨先大胆地假定边沁是对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较，然后举几个特例来分析。
假设社会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别是｛2，3，4｝。第一种情况，假设三个人的幸福将要变成｛1，2，8｝，其中甲和乙幸福减少了，但丙的幸福却大幅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这与“独裁者掠夺天下”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人数”减少，但“幸福总量”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是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3，4｝变为｛3，4，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也下降了。这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也是不确定。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3，4｝变为｛4，6，-｝，即甲和乙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以致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但丙被赶出了社会。这与“清理三无人员”的做法类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同时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符合边沁原则吗？不确定。
有人说：你提的例子都太极端，边沁指的是从｛2，3，4｝变为｛4，6，8｝，即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才符合边沁所说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是的，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即使这样，也还会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在这种貌似皆大欢喜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却只增加了2和3。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的幸福不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换言之，即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也还是未必满足边沁原则。
更根本地，人们永远只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求一个而不是多个指标的最大化。要多、快、好、省地搞建设，这四个目标之间就必须有所取舍，而要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关，我们常常听到一种似乎睿智的说法，叫“只要机会平等，不要结局平等。”听起来不错。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结局”，什么才算“机会”？
以教育为例。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到了大学招生，若按成绩录取，就忽视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机会的不等；反过来，大学若优先贫困学生，便违背了以成绩为标准的机会平等。进一步说，若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大学文凭，那么在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又从何谈起？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哈耶克（F. A. Hayek ）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
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
2006年4月4日
上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埋下一个伏笔，我说“大胆地假设幸福是可以比较的”。这样假设，目的是要对边沁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分两刀来斩。先假设前提成立，说明其结论没有意义；然后在对付其前提，说明它也不成立。没想到读者眼明手快，来信一下子把问题点明了。就让我再由此及彼，说得更远一点吧。
幸福程度确实不能作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刚开始读经济的学生，通常得练习用图线来表达常见的经济观念，诸如“我想到海滩晒太阳，而有太阳油就更想”、“我吃龙虾还是牛扒都一样”、“我说什么也得抽根烟”等。这些练习的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约定，就是幸福程度只能从个人角度衡量，绝不作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因为那做不到。
然而，经济学把个人的“幸福程度”与其拥有的“财富量”分别对待，则是一项思维进步。用俗语来说，就是“有钱未必幸福，幸福未必有钱。”这样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解释了许多本来显得扑朔迷离的人类行为，例如“赌性”。
有些人喜欢冒险，哪怕赢的机会再弱，但只要赢一次，就能欣喜若狂，经济学家把他们称为“风险爱好者”；另一种人厌恶风险，哪怕输的机会再小，但只要输一次，就痛不欲生，他们是“风险厌恶者”；还有一种人对输赢的态度一样，只要两者机会相等，就不再计较，他们被称为“风险漠视者”。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见过一位大汉，他坐在三台老虎机中间，两手左右开攻，机械式地给三台老虎机喂代币。虽然喂进去的总比吐出来的多，但他仍然若无其事，忙个不停，十足《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卓别林。如无意外，他是典型的“风险爱好者”了——付出极高代价，以求重温赢钱的感觉，那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家熟悉巴尔扎克（H. de Balzac ）笔下的“守财奴”（见《欧也妮·葛朗台》）。那是个“风险厌恶者”了。钱少一分，就跟要他的命似的。问题是，我自己从来都能理解葛朗台，学了经济学就更理解他，丝毫没有看不起或者嘲讽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幸福所在。
大多数人，则是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游离，有时冒险，有时谨慎。更常见的是，若处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他们就更乐意冒险；到了家境殷实的程度，他们就往往变得瞻前顾后，不愿轻举妄动。这是说，即使是同一个人，究竟是“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还是“风险漠视者”，也与其所处的财富水平有关。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 ），因“公平”而盛名远播，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证明“公平”是先于一切的“公约”的。罗尔斯说，有人生于豪门，有人生于陋室，一切皆出偶然，只能听天由命；但是，在投胎之前，若人们能聚首一堂，他们会达成怎么样的协议呢？罗尔斯推断，由于每个人都对自己将来的命运懵然不知，为了规避风险，即使每个人都出于自私，他们也必定会达成一个“公平公约”，即在出生后趋向于“均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切，因为这样能使每个人的平均幸福程度达到最大。
罗尔斯这个关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的比喻远近闻名。我的质疑是：即使有过这样的聚会，会上人们真的一致赞成“公平公约”吗？答案是未必！因为只要他们当中有些是“风险喜好者”，那么后者就一定宁愿铤而走险，不会接受“结果公平”的方案。毕竟，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没见过自愿买完彩票后，又要求全部参与者平分奖金的人群。
汇率形成的机制
2005年5月8日
两个礼拜前到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拜访朋友。席间有人问：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会有汇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1 : 8.2的汇率是怎样定出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为什么会变动？两个国家之间的变动会否波及其他国家之间的汇率？
说来话长，我只顾低头吃饭。读财务的朋友回答；“汇率基本上是由所谓‘购买力平价’决定的。简单地说，一只鸡蛋的价值，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是为了保持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等而确定的。”
他补充说：“当然不仅仅是鸡蛋一种商品。国家的汇率管理部门，确定了一揽子社会最基本的商品。他们从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取样，通过汇总和计算，再根据世界各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公布的宏观数据，综合确定该国货币的汇率。”
我听了拍案而起：“错的，错的，完全错的。汇率不是这么定的。所有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科书，说的都跟你说的一样，但那些教科书都只是说说而已。我一万比一跟你赌，你找不到任何一本印刷物，上面印有你说的‘一揽子社会最基本商品清单’和加权汇总公式。到底谁在做你所说的采样工作呢？实际上有做这事儿的人吗？”
“有！当然有！我就认识一个。”朋友肯定地回答：“你别管我对不对，我们只管汇率是不是这样决定的。我们把这作为评判标准，好吧？我这就给我这熟人打电话，看他是怎么参与决定汇率的工作的，他以前就是从事这工作的，我们来问他。”
电话打通，那头的汇率专家一板一眼回答：“汇率由四个因素决定，一是购买力平价，二是各国的通货膨胀，三是国际贸易平衡，四是金融投机。每个国家的政府，还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会定期发布各种经济数据，我们是根据这些数据确定汇率。”
我回答：“我不管那些专家是如何确定汇率的，我要问的是，他们的预测对了吗？如果汇率是由一群专家根据既定的数据来源和公式确定的，那为什么不同的专家对汇率会有不同的预测，为什么还会有人在汇率市场上倾家荡产？”
我进一步解释：“气象专家可以用这样那样的历史统计数据来预测明天的天气，但他们的预测对了吗？或许对，或许错，但不管对错，都绝不能说天气是由这些气象专家决定的。一开始的问题是‘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而你谈的是‘汇率是如何预测的’，两者南辕北辙。”
两百年前，还没有中央银行，更没有什么宏观统计数据，那时候的汇率是怎么决定的？不要以为没有金融专家就没有汇率，没有中央银行就无法形成汇率机制。即便取消货币，回到物物交换的年代，部落之间也仍然存在汇率：一块羊肉兑一杆制枪就是汇率。
我的答案：汇率是由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以及乙国人民对甲国资源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一国人民对另一国资源完全没有需求，那么两国就不存在汇率；如果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甲国的货币就会相对乙国货币贬值。
正是一国对异国资源的需求，决定了汇率。这是最初始的需求，它无需涉及货币，与统计数据无关，也非金融专家所能预测。汇率只由每个国家每个消费者的每笔消费共同决定。正是每个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钞票投票，表达了他们对商品中所包含的外国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程度，从而通过这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汇率。
过去美元强，对其他货币有升值趋势，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制造”的商品需求大。今天人民币强，对美元升值，其根本原因也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制造”的商品需求增大的缘故。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制造”，是一般化概念，既包括了自然资源，也包含了人力资源，更包含了制度因素。
杜克朋友也终于分清了“预测”与“决定”的差别。我的感慨是：以为汇率是由金融机构根据经济理论、统计数据和数学公式来制定的人太多，包括许多著书立说的专家，而我只能跟其中个别人吃饭。
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2003年10月18日
我一向赞成“解除外汇流通管制”和“让汇率自由浮动”两者在中国并行。三个月前，人们在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时，我写好一篇文章，但因为好几重原因，一直没有发表。没想到三个月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在转谈通胀了。事情就是这样接踵而来。
那篇文章的大意有两点：一，因为中国是大国，是个蒸蒸日上的大经济体，不是小国如阿根廷，立陶宛，所以中国的中央银行，适宜以稳定物价为己任，而不适宜以稳定汇率为己任；二，若非要以稳定汇率为己任，那么被动地“输入”国外的通胀或通缩，就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
撇开短暂和局部的误导不说，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矮，你是不能通过修改度量衡来使他长高的；如果一个人很长寿，你是不能通过拨动时钟来缩短他的寿命的。也就是说，假如经济情况本身就在剧烈变动，那么就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济指标来反映这种变动。
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变动，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因为劳动力低廉，产品质量上升，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东西多了，同时也就提高了我们购买外国货物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把换来的美元暂时攒起来不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花。我们总要花的。永远不花，就是傻瓜。
因为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
比方说，过去要用8块人民币才能换人家1美元，现在人家很需要人民币，所以给他6块人民币，他就愿意把他那1块美元给我们了，这就是人民币升值。但我们坚持不升。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行不行，给你6块人民币不行，一定要给你8块！
当1美元只值6块人民币的时候，你非要给人家8块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价值2块的礼了；既然多买多送，那么美元就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近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这样造成的。来者不拒，结果是稳住了汇率，也引入了通胀。
要马上指出，这通胀还不是什么坏事。这种通胀不是政府连年滥发钞票造成的，而是一次性的物价调整，是“稳住汇率”的自然反映，是实施“联系汇率”的必然结果。既然中国经济相对别国经济转强了，那么这种强势不在汇率上反映出来，就得在物价上反映出来。
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有两套好方针，还有一大堆坏方针。那一大堆坏方针，其特点就是“样样兼顾”——时而要稳住汇率，又时而要稳住物价，再时而要稳住就业。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历史表明，任务越多，表现越差劲；任务越单纯，表现越出色。
两套好（也就是单纯）的方针：一是盯死外币，这外币可以是美元、欧元或不对外公布的一揽子外币。这样，人民币的货币发行量就跟外币流入量钩死了。流入外币越多，人民币发行量就越多。这是“联系汇率”的一般模式，中央银行实际上丧失了货币发行权。一些小地区小国家，把自己国家的货币钩在一些大国的货币上，好处是免除了政府滥发货币的危险。
二是盯死物价。让国内保持稳定的、接近零的通胀率，好让国内的生产和生活有一个可信赖的价值尺度。这样做的同时，也就得让外汇自由流动，让汇率自由浮动。对大国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考虑，还是政治上考虑，都似乎更合适这样做。
哪一种方案都有代价，都有得益者，都有受损者。汇率波动对做国际贸易的人不利，物价波动对靠存款过日子的人不利。但经济本身是波动的，避免不了，可选择的只是通过哪一种指标来反映这些波动而已。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基于操作便利的权衡，与什么主权啊、面子啊、阴谋论啊，都没有关系。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2009年2月18日
很多年前，我见有愤怒青年烧美元，就在网上写过一句话，几天后《南方周末》把它登出来，是劝那些青年“不要烧美元”，理由是“美元是美国的负债证明书”，烧了美元就是免除了美国的债务。我明白愤怒青年是爱国，但爱国可不应该这样爱。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9年初1450亿美元，逐月逐年稳步递增，到达2008年末的19460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说，中国十年来替外国人干了很多活，而换来的是增加了十倍的欠条。那些欠条本来还是活期的，拿出去就能当即换回服务；而拿着这些外汇再去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那就是把活期欠条再换成远期欠条了。
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欠条激增的现象：一是我们对外国人贡献大，所以换来的欠条多；二是我们对外国人的需求与索取少，所以兑出去的欠条少；三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所以持美元的人都纷纷跑来换取人民币占便宜。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外汇就涌进来了，而人民币流通量也由此激增，形成了通货膨胀。
在2005年，经济学教授塔洛克（Gordon Tullock ）在走廊拉着我问：“中国人只想收藏美钞，却向美国提供真材实料的商品，这是为什么？”我回答：“我知道中国人就是喜欢收藏美钞。”塔洛克摇头：“我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国人愚蠢。”
过了两个礼拜，我跑到塔洛克的办公室问他：“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岂不也是很蠢？”塔洛克答：“美国政府是因为一些美国公司有意见，被迫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只是说说，还没做什么；但中国是实实在在地把货物运过来，以过高的价格收藏美元，所以还是中国人蠢。”我说：“美国这么一施加压力，中国人就更不愿意升值了。”塔洛克了解中国人爱面子的脾气（他曾是驻中国的外交官），听了连连称是。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数以兆计的乱花钱大计，美金在过去多年已经、而在未来多年也很可能继续膨胀。这样中国人手上的“活期欠条”和“远期欠条”就必然贬值。本来在今天能换回一个汉堡包的钱，到明天就可能只能换回半个，这效果与“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并无差异。
中国如果不按照市场信号而是出于政策倾向过分压低人民币汇率，那么就会同时导致以下几个后果：（1）外国政府在其本国生产商的施压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2）外国广大消费者占便宜；（3）过多外币（欠条）流入中国；（4）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势头加剧；（5）如果国外——尤其是美国——由于其救市计划产生了其本国货币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国人持有的欠条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意味着中国人过去白干了；（6）中国货过分便宜，导致中国人将来还要白干。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为了（1），即不向外国政府屈服，而宁愿同时接受（2）、（3）、（4）、（5）和（6）？
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2008年1月17日
前面的几篇文章，谈论了一个关于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对中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增，于是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要么让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自由浮动，要么引入通货膨胀，两者必有其一要发生；若抑制升值并引发通胀，加息和实施形形色色的物价管制，就都无济于事。世界上可供选择的货币制度只有三种，现在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货币中性与人民币升值根源
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
撇开短暂和局部的误导不说，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矮，你是不能通过修改度量衡来使他长高的话如果一个人很长寿，你是不能拨动时钟来缩短他的寿命的。也就是说，假如经济情况本身就在剧烈变动，那么就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济指标来反映这种变动。
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变动，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因为劳动力低廉，产品质量上升，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东西多了，同时也就提高了我们购买外国货物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把换来的美元暂时攒起来不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花。我们总要花的。永远不花，就是傻瓜。
因为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只有三种货币制度
我们要明白，可供选择的外汇策略并不多，原则上只有三种，即“联系汇率”、“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此外，没有谁能发明什么新的汇率策略。如果硬要说某人发明了什么汇率策略，那也只是说他作了选择而已。
所谓“管制汇率”，就是一国通过强行控制进出口商品量和外币兑换量，把本国货币的币值，硬性维持在某个先定的价位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个方案根本不值得考虑。而“自主汇率”，就是一国货币当局只盯着本国的物价水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原则来控制货币流通量，而让本国货币与外币的兑换率自由浮动。至于“联系汇率”，则是本国货币与某国外币按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这跟许多大学食堂里的菜票发行并无二致：进来1元货币，就换出1元菜票。校外的货币若出现通货膨胀，那么校内的菜票也就出现膨胀；校外若出现通货紧缩，那么菜票发行量也相应紧缩。
人民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就是实行这种“联系汇率”。实行这种汇率策略，实际上让人民银行放弃了人民币发钞量的酌情权。美元大量注入，人民币流通量就随之上升，带来通货膨胀。国内近年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势头，尤其是各地所谓投资过热的情况，其实是这种钩紧美元的“联系汇率”造成的。
当1块美元只值6块人民币的时候，你非要给人家8块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价值2块的礼了；既然多买多送，那么美元就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近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这样造成的。来者不拒，结果是稳住了汇率，也引入了通胀。
要遏制国内的通胀势头，必须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那人民币跟什么挂钩呢？有人主张让人民币钩紧一揽子外币。可以这样做，但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必须会出现波动。这是说，既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外币挂钩，同时也反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自相矛盾的主张。
也有人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这也可以，只是技术上并不容易做到。一碗饺子就是一揽子物品，涉及面粉、青菜、畜牧和能源等原料的价格。要在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发行量，使得一碗饺子的货币成本总是保持稳定，难免有“鞭长莫及”的困难。中央银行根据消费物价指数（CPI ）来诊断通货膨胀的程度，从而控制货币流通量，就是一种国际上非常常见的以一揽子物品挂钩的发钞制度。是的，法币（fiat money ）的发行不再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并不等于它没有钩。它从来都是有钩的，而这个钩通常就是CPI 。
当然，CPI 的计算总是不可能精确地体现通胀程度。于是有人提出要简化，要以期货市场上的物品，来代替CPI 中囊括的大量商品。我见不到这种建议的好处在哪里。期货市场中的商品，总共只有几十种几大类（包括能源、谷物、肉类、金属、咖啡、棉花、糖等）。假如出现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外因冲击，这些商品很可能全部涨价。这是说，把CPI 简化成期货商品，很容易把由于外因冲击而造成的局部价格变化，误报为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造成的全局价格变化。把CPI 简化为期货商品的建议，没有说服力。
建议把CPI 简化为期货商品的人，还误解了“时滞”的概念。从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到央行得悉，是有时滞，但那根本就微不足道。央行面临的时滞难题，绝对不是那个时滞。时滞讲的是从央行采取行动，到物价发生变化的时滞。这个时滞，可能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这才是真正的时滞，是央行无法时刻精确控制货币量的困难所在。在缩短这个时滞问题上，仅看期货商品价格，并不比看CPI 强。央行要快一点知道CPI ，也并不难，也能做到。但那是零头，论天算的时滞，而不是那个论年算的时滞。
不管怎样，只要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那么不管这一揽子物品是指CPI 还是指为数甚少的几十种期货商品，那么中央银行就是实施“自主汇率”的货币制度，那么人民币兑美元就会出现汇率的波动。今天的中国，找一揽子不升值的商品还真不容易。这是说，既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同时也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是自相矛盾的主张。
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首要政策目标。这主张听起来不错，但持这个主张的人得先来澄清，所谓“币值稳定”，究竟指的是人民币的物价水平稳定，还是人民币兑美元（或其他外币）的汇率水平稳定。前者的实质是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后者的实质是实行“联系汇率”，而这两个策略并不兼容。
有一些自诩特别关心老百姓的学者，认为人民币若兑美元升值，就会削弱中国劳苦大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剥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机会。假设这些学者说得对，那我们要问。若中国货币当局硬性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那岂不更好？发财致富的窍门，不应该这么简单。
我问过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他们有时回答：“喔，不，现在的汇率刚好。”而我追问：“你凭什么知道这就是刚好的汇率？”他们答不上来。他们有时则回答：“目前的汇率未必是刚好的，但我们要遵循英谚，没毛病就不要改。”若是这样，那他们为劳苦大众请命的高调就不攻自破，而且还得接受“联系汇率”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
我要说的是，汇率策略是一个选择，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联系汇率”的好处是央行放弃发钞权，坏处是会被动引入通胀或通缩，其实质是在使用美元；“自主汇率”，即让汇率自由浮动，其好处是可以执行稳定物价政策，坏处是如果央行不能自律，就容易被政府利用造成通胀或通缩。对中国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自主汇率”比“联系汇率”更合适。但总的来说，两个都算是方案，选择一种坚持还可以。要反对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政策建议，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一会儿担心国内出现通货膨胀，一会儿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外币挂钩，一会儿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的方案。这些方案进退失据，逻辑上不可能，结果只会造成混乱。
加息和调控都不能抑制通胀
央行“宣布”加息，表明央行十分慎重的认为，通胀还会继续。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经济学者）都以为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举措。那不对。通胀必然是多印钞票和过度放贷引起的。加息只能说明通胀，但绝不能抑制通胀。要压制通胀，只有一条路，就是少印钞票和收紧银根。那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他手段无济于事。
我们要分析加息的后果，就不能把眼光盯在加息上，而要把眼光盯在央行之所以要加息的原因上。既然加息是因为通胀引起的，我们就不能只是问加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必须问通胀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单从利率看，加息会使按揭价格上涨，从而抑制房地产交易，使房地产的库存变成所谓的“泡沫”；但如果通胀真的来临，那么房地产就只会显著看涨，而不会因为毫厘的利率增长而萎缩。单从利率看，每个人的存款都有更高的利息收益；但如果通胀真的来临，那毫厘的利率就弥补不了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单从利率看，加息可以有助冷却贷款投资；但如果面临通胀，加上借款人可以凭其他行政或人际关系借款，到期还可以赖账，那么加息就控制不了所谓的“过热”。
针对楼价居高，国内学者有不少怪论，指责地产商是始作俑者，所以上海楼价要跌五成；说老百姓买不起楼，所以政府要通过利率打压楼价；说调控一国的楼价，只需要政府下个决心，设立举报高价售楼的热线电话即可。这些议论本身逻辑混乱，属胡说八道，但它们大受欢迎，反映了国内楼价攀升出乎大众预期，是国内出现通货膨胀的征兆。
古往今来，哪里出现通货膨胀，哪里就会出现对所谓“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和“暗箱操作”等行为的痛斥。之所以出现这些痛斥，是因为老百姓和半桶水的学者误解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他们的确见到了商人在抬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抬价的商人只是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他们的抬价行为，是时刻受到整张经济之网所牵制的。中国房价的节节攀升，部分是由于人民币钩紧美元造成的。
结语
认识“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是把握整个问题的关键。这个替代关系本来就不难理解，但一些经济学谬见形成了认识障碍。最大的谬见，在国际贸易上。许多人认为，出口多就是好的，为了能多出口，似乎可以不计较代价。硬是不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能促进出口，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真是这样，这个世界还有穷国吗？贬自己的货币，易如反掌，但物价飞涨，会使农民的生活大打折扣；而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换回等值的商品，更是在逼本国人替外国人做免费劳动。屏除经济学谬见，有助于我们平心静气地权衡和选择货币制度。
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2004年9月9日
望文生义，很多人以为“国有资产”就是人人有份的资产。但产权经济学并不这么看。一份资产究竟归谁所有，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规定，而必须考察其“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看这三权究竟归谁掌控。谁掌控，谁才是物主。
从文字的角度看，“国有资产”归全国人民所有，这样的产权界定白纸黑字，已经非常明晰；但从产权的角度看，这样的界定还很模糊，因为只要无法指出哪些人掌控了上述三权，就不能说产权已经明晰。要说明的是，能真正行使产权的只有活生生的个人。
当然，任何资产都总有人在掌控，国有资产也不例外。撇开名义上的规定不说，实际上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对国有资产行使着“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问题是第三权，即“转让权”，并没有得到落实。这种“三缺一”的产权结构，是全部问题的症结。
表面上，国有资产和标准的股份制公司有很多共同点，例如规模都可以很大，所有者都可以很多，日常事务都得委托经营班子来处理，等等。但国有资产和股份公司有本质区别。股份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转让权”把股票卖掉，把换得的钱看病买药、购书上学。但对国有资产来说，无论是名义上的每个国民，还是实际上掌控“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的官员，都不享有这种“转让权”。
国有资产不落实“转让权”，这要紧吗？非常要紧！因为只有享有“转让权”的物主，才会关心资源的长远价值。人们稳扎稳打地建造能住上百年的房子，或者精心栽培一棵他死后才结果的果树，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遥远的收益也体现在资产的现值中。只要物主享有“转让权”，他就可以随时把果树按现值卖掉，把遥远的收益兑换成眼前的享受。
而国有资产的“转让权”没有得到落实，被暂时掌握的仅仅是“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这样，国有资产就难免遭到“滥用”。俯拾皆是的现象，是种草代替了种树，豆腐渣工程代替了优质工程，任人唯亲代替了建章立制，铺张浪费代替了开源节流。一般地，资源不会用到带来最大长远利益的用途上，而是用到了带来最大当前利益的用途上。
这一点我们有过惨痛的历史经验。我们经历过绝大部分资产（包括人力资产）都归国有的时代。准确地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搞经济改革，就是被这段惨痛的经验逼出来的。而经济改革的本质，就是要纠正“三缺一”的产权结构，就是要落实资产的“转让权”。
这带出了下一个问题：“转让权”应该如何落实？应该落实到谁的手上？我们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带有很大争论空间的问题，而且永远不会有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争论应该适可而止，“落实”比“如何落实”重要，而最终采取的方式也只能大致合理，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皆大欢喜。
其中一个“大致合理”的原则是：谁为企业带来较大的收益，谁就应该分得较大的股权。这个原则的依据是：不管企业的“账面价值”是高是低，经营班子的管理能力很大程度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
人们批评企业家在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问题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成功管理，“盛宴”可能根本不存在，企业可能本来就是一潭死水。从这个角度看，由银行、国有管理部门和企业三方面共同操作的、以经营班子经营能力为依据的产权改革，符合了“大致合理”的标准。
在这场争论中，不少人把注意力放到了腐败现象和法规漏洞上，或者放到了当事人的动机、立场、身份、身家、甚至发言的场合上。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它们远不是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是：究竟什么叫“国有资产”？不落实“转让权”的国有资产有什么致命缺陷？为什么必须坚持经济改革？为什么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一个大致合理的改革方案？
征地还是征税
2012年7月27日
与中国许多城市一样，杭州的财政收入，显著依赖土地出让金。据《经济观察报》报道，由于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速放缓，杭州上半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减，预计无法完成财政收入的年度目标；若真如是，杭州就“可能率先成为首个无法完成年度财政预算的省会城市。”
记者说“可能率先”，用词严谨，因为可能有多个省会城市同时创此记录。当然，不能完成任务本身并不重要。年度目标是可以调的，把新目标调低，明年又可以完成任务。倒是这从来没有哪个省会城市不能完成财政收入目标的传统，令人怀疑这些市政府并非始终“实事求是”。多一些城市不能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反而让人感觉更加真实。
这则消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各级政府手头可以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越发窘困，一些基层政府已经穷到了“年终要拿一块地卖了以后才能发工资”的地步；真的无地可卖，那政府会把手伸向何处？
我们知道，普通人有四种办法增加收入：挣钱、借钱、卖家当，不然就是抢钱抢物；而政府增加收入的方式也有四种：挣钱、借钱、卖家当，不然就是征税和印钱。让我们约略分析政府的这几种生财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