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认识到，科技进步从来都是打破垄断格局的利器。今天即使采用行政手段拖慢了民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银行内部的互联网金融也仍然会发展起来。针对这种利益重新分配的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审时度势，认清大局，恪守监管者而非从业者的定位，放手让现有大银行与民间互联网金融机构公开公平地竞争。
何为合理的监管
要合理地进行监管，既要认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也要认识其特征。传统经济的产品，往往是由特定生产者、在特定场所、组织特定生产要素、通过特定的生产流程、制造出特定的产品。面对传统经济的监管，往往只需要对生产者进行身份认证和许可，对生产场所进行规范，对产品范围进行限定，对产品质量施以考核，即可比较顺利地完成。
互联网产品则别开生面，其特点在于生产者、生产场所、生产要素、生产流程以及产品与服务，都难以在事前确定形态和边界：一个通讯软件可以演化为社交平台，进而变为多边的交易平台，再变为储蓄和投资平台；平台的顾客既是数据的使用者，也同时是数据的提供者。在互联网时代，再也不容易确知企业的经营范围在哪里、合作方包括了谁、产品的定义是什么、目标用户又是哪些人群了。
经济发展岂是任务
2001年3月19日
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发展”越快越好。一次又一次，根据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为了达到某个既定的经济指标，我们不惜代价，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发展蓝图越是壮观的年代，我们的生活越糟糕。而香港过去三十年来经济政策的至高理想，却只不过是“量入为出”而已。到底是计划不得当，还是计划本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全局计划有别于局部计划
稍有管理知识的人，尤其是理工科出身，然后再深造西方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计划的重要性。但被人忽视的是，那些知识和经验，只适用于个人或企业，更准确地说，只适用于目标简单的系统；而对于整体经济，或者说目标极其复杂的系统，全局计划是不适用的。
我计划托福一定要考650分，这是单一的目标。我必须作出牺牲，失去睡眠、娱乐、体重、金钱，用这些换取好成绩。为了实现目标，计划显然是有用的。企业也类似，每个人进入企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企业，计划也同样重要。
但是，社会有别于企业，更有别于个人。把社会比喻为个人、企业或战壕里的队伍，都是不恰当的。社会是由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组织构成的目标极其复杂的体系。有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公众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这只能放手让个人和企业自负盈亏地去冒险尝试。
经济指标的片面性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有很多，有一揽子的实物指标，如水泥有多少，钢铁有多少，大米有多少，小麦有多少等等。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和计划官员，就是以制定这些指标为职业的。另外，也有综合的指标，最典型的是“国民收入”，它指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量。
不要以为只有实物指标是片面的，而国民收入则是全面的。它们都是片面的。例如，由于国民收入是以人民币来衡量的，所以，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如闲瑕、家务劳动等，就没有统计进去。更根本的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数字，会令人们对“经济结构自然调整”和“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产生双重误解。
结构调整不是浪费
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些结构调整往往是有益的。冷战结束，美国军备开支急剧下降，大量设备和劳动力投闲置散。这种转变是有益的，因为腾出了更多的资源，以后可以投入更有价值的生产；但是，当时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本来是好事，但从“国民收入”数字看，却是坏事。
失业不是浪费。人们之所以会失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一遇到工作就做”。人们宁愿花时间寻找、评估、比较。这样做是有建设性的。失业增加，表明经济结构正在调整，那是有益的，尽管“国民收入”会减少。相反，一遇到工作就做，或者坚守市场价值过低的岗位，那才是浪费。
我们说过，造成损失的根源，是当初的预期与后来的事实不符。早知道冷战那么快结束，就用不着去盖那么耐用的军火工厂，请那么多长工了；早知道科网泡沫那么早就破灭，就用不着租那么豪华的办公楼，做那么多宣传广告了；早知道还没有到40岁国有企业就这么飘摇，当初就会为下岗未雨绸缪了。
但是，早在决策的时候，损失就已经造成了，只是现在才显露出来而已。既然不能继续冷战、不能继续讲科网故事、不能让国有企业扭亏，那么资源和人力的调整就是有益的。造成损失的是当初的决策，而不是现在的调整，现在的调整只是在为将来的收益做铺垫。记住，虽然调节是好的，但经济发展将会放缓。
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
这样，我们对待“国民收入”或其他的经济发展指标，就应该抱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出于好奇，我们不妨预测国民收入；出于善意，我们应该为国民收入增长感到高兴。但是，应该认识到，如果为了“好看”，便把经济增长指标当作任务，用行政手段去阻碍经济结构本来要发生的调整，或通过增大公共开支和举债的方式来营造国民收入的增长，那么后果是事与愿违的。
我们曾经以为钢铁产量是国力的标记，于是连家里的炒菜锅都要贡献出来，土法炼钢。结果，钢铁产量的指标达到了，但钢铁在国民生活中分配的比例却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本来该在厨房做锅的钢铁，都往小高炉里送。人们的生活水平倒退了，这是奋不顾身追求钢铁产量的代价。
经济结构总要不断调整，甚至是剧烈的调整，但那是有益的，不应阻扰——尽管国民收入数字会下降；反过来，政府挑选若干项目来催生，借此刺激经济，那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代价——尽管国民收入的数字暂时会更好看。因为追求政绩是政府的天性，所以治本之道是，把国民收入或经济增长指标，有意识地从每届政府年复一年的任务中永久剔除出去。
钞票与选票之争
1999年1月16日
李嘉诚最近挺身而出，高调批评某些怂恿别人撕毁楼宇按揭合同的政党人士，指责他们为了笼络选民，讨好供楼出现困难的业主，不惜公然挑战商业社会的合约精神。
这边是追逐钞票的商人，“在商言商”，那边是拉选票的政客，“为民请命”，有什么经济学原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孰是孰非呢？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 ）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 ）的带领下，对选票机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指出了选票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危害性。其基本结论是：选民关注的事情越广泛，或者选举进行得越频繁，那么市场和效率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
虽然公共选择理论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且早在1986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它的思想似乎远远没有被传播和接受。例证之一，就是连一向维护自由市场著称的《华尔街日报》，也多次发表了批评李嘉诚、偏帮政党的评论。很意外吗？
有人说，在市场中，并非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交易的，例如健康和选票。他们认为，人们生了病，不能把疾病卖掉；人们参加选举，不能把选票卖掉。
然而，在经济学看来，这些东西并非绝对不可交易，只不过它们的交易费用暂时比较大罢了。有钱的人，事前可以避免从事各种有害健康的工作，事后可以接受一流的医疗服务，可以接受输血甚至移植器官，谁说疾病不能卖掉呢？劳动分工的本身，就促成了对健康的交易；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则会进一步降低健康交易的费用。问题只是这类交易比较隐蔽罢了。
同样，选民总是冲着好处去投票的。谁许诺的好处大，选票就投给谁。假如权力真的不能兑换成利益，又有谁会大洒金钱去贿选呢？大摆流水宴来收买选民，当然太露骨。但只要留心观察，又哪有什么真正的含蓄？当年，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期间，特意批准了一项资助攻克乳腺癌的项目。马上有评论指出，这是为了及时讨好举棋不定的中年妇女。
市场上的钞票竞逐，我们司空见惯。钞票竞逐的结果就是价格，它既传达了资源的稀缺性，又反映了生产的代价，是调配资源和刺激生产的关键信号。相反，选票竞逐却既不能反映代价，也不能刺激生产。政客往往用小恩小惠换来选票，当选后就运用权力和政策，为特殊的团体谋利益。
事实上，隐性的选票交易，一直都在进行中，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只有正视选票交易现象，才能较为准确地评估其经济后果。在本文开头的例子中，那些政客预计，假如能够给李嘉诚带上“压榨苦业主”的帽子，丑化他，丑化商人，从而让撕毁按揭合同的行为合理化，就可以捞取一批选票。然而，届时李嘉诚损失的将是金钱，而香港损失的将是最宝贵的商业原则，那就是诚信和守约。
亚当·斯密说，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的利益就会自动得到增进。可是，布坎南告诉我们，在不恰当的选票机制下，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利益的根基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挫伤。只有严格限定选民和政客对市场的干预范围，才能防止选票政治侵犯个人产权和违反合约精神。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2002年2月4日
最近各地忙于召开“春运铁路价格听证会”，试图通过“集体议事”的民主程序，解决由供求引发的“资源争用”问题。对此，我与几位在传媒发表意见的经济学者意见大相径庭，认为现在值得讨论的问题，既不是“听证会应否重视民意”，也不是“听证会要不要请经济学家参加”，更不是“如何使听证会规化”，而是这种听证会根本就不应召开！
去年这个时候，我曾经解释，乘客在春运繁忙期间的“全部乘车成本”，是由运输服务的“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的，所以无论怎样人为干预票价，乘客要承担的“全部成本”都丝毫不会改变。
就算请一万个经济学家参加听证会，票价听任全民公决，把听证会的章程写进法律里，也无助于增加一个座位。一味压低票价，只会把车票短缺的问题引向其他方面。车票涨价不足，必会造成严重超员和其他隐患。那些反对车票涨价的人，应该为潜在的治安问题和安全事故负责。
把“价格听证会”的事情推而广之，社会上不少貌似“民主”或“为民请命”的主张，实质上是“反经济”的。这种主张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包括最低工资制度、房租上限管制、车票上限管制、外地劳工就业管制、对教师（而不是对学生）的教补贴制度、贸易壁垒等。提出这些主张的人不外乎三种：一是既得利益者，二是不懂经济学的好心人，三是懂经济学但别有用心的人。
对于社会上普遍的“资源争用”和“社会冲突”问题而言，坚定的“市场经济”拥护者有一个一般化的观点：只要通过“市场”可以解决，就没有理由转交给“民主”来解决。换句话说，只要涉及具有明确产权的交换或争用，就应该通过“投钞票”不是“投选票”来决定。
这种把“钞票”和“选票”相提并论，并把“选票”等而下之的观念，我最早是在波普尔那里看到苗头的。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里，波普尔写道：“……民主仅仅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标志是不足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来统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数人可以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缴付所有税款。）”
最初读到这个段落，我大受震动：“民主投票”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实有这种危险的漏洞！但遗憾的是，我继续读下去，直至把全书读完，甚至把波普尔大部分著作都读了一遍，也没有看到波普尔给出解决办法。
现在想来，这并不奇怪：他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民主投票的局限（部分归功于他对德国纳粹兴起的观察），但既然“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当时尚未成形和传播，他也就只能靠强调一些空泛的自由原则敷衍了事了。
今天许多人已经很明白：种种或明或暗的“投票程序”，至少有三个缺陷或难题。一是“什么人有资格参加投票”。就拿“春运价格听证会”来说，“应该”请的人很多：有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律师、教师、工人和农民，还有航空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等潜在对手。涉及利益的人多如牛毛。他们为什么有权参加？他们表决的“加权系数”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没有准则可言。
二是“投票未必能够反映民意”。投票的候选方案不可能太多，只能约略设计出几个典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 Arrow ）证明：只要巧妙地设计候选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结果。例如，铁路部门如果只提供两种方案给选民投票，一是提价100%，二是提价30%，那么第二种方案就不难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尽管它离“民意的真实分布”的差距未必不小。
三是“投票既不能反映代价，也不能刺激生产。”无论“春运价格听证会”最后谈妥的价格是多少，只要有人为或行政因素影响，价格就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需求。“市价”受到歪曲，就不能诱使人们积极提供替代服务。本来可可以通过“价格信号激发的客运能力，现在反而没有实现。
上述三点是波普尔当年未能明示的：用投票的民主方式来解决“资源争用”的冲突，结果是妨碍了产权的实施和交易，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使馅饼越做越小，最终人人都受到损害。投票越多，浪费越大，所以说它是“反经济”的。
当代最典型的对照实例，是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和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及一直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印度独立后大搞民主，经济上实行诸多管制，结果民不聊生；至于香港和新加坡，则连续6年被《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制，尽管还有诸多不足，但其经济繁荣是不用多费笔墨的。
“春运价格听证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研究范本，它提醒我们不能低估所谓“民意”的“反经济”效果。是的，知识分子普遍都对“民主”怀有崇敬之意。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而是要指出民主和市场的优劣，指出投票程序的严重局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民主违背善意。
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我就不禁想到康德的一句话：“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
2006年4月11日
一位读者来函，认为政府有能力向社会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他可能认为：政府修公路，谁都可以通行，不是很“公平”吗？政府盖图书馆，谁都可以进去借阅，不是很“公平”吗？政府建公园，谁有空就可以去休闲，不是很“公平”吗？
显然不对。我认为这位读者错得浅，但答案可以往深处去，从而联系到经济学一个新兴分支的核心内容，即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80年代经几个诺贝尔奖确认、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理论。且让我从那位读者的来函说起。
我说他错得浅，是因为只要多想五秒，就能明白免费通行的公路，对有私车的人好处大，对无私车的人好处少；公共图书馆对邻近的居民好处大，对远地的居民好处少；免费的公园对时间成本低的老人好处大，对分秒必争的上班族好处小。政府从来不会无端端推出公共服务，让某些人无端端地得益。任何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怎么提供、在哪里提供、从哪里拨款，都是精明算计和激烈争夺的结果。
好几年前，克林顿争取连任。为了讨好女性选民，他利用特权，拨款支持乳腺癌研究。朋友，听到这则新闻时，您是怎么想的？我的反应是：即使所有女性都能平均享受这笔拨款的成果，它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也还是不公平的。
没办法，既然看准了中年女性的票源，克林顿就得出这一招。当然，一部分本来犹豫不决的中年女性，就因为这一点实在，甚至只是潜在的好处，投了克林顿一票。这是礼尚往来，是“选票交易”（side payment ），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投票机制的起点。
在投票过程中出现“选票交易”，不仅正常，有时还是有益的。最近在一个讲座上，经济学家布坎南就说起一件他企图作选票交易而未遂的往事。那是多年以前，他参加一个由多学科教授参加的会议，议题是评选出优秀的科研项目，以便把一笔奖金分给提交这些项目的学生。
参加会议的，除了像布坎南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来自社会学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领域的教授。各领域的奖金份额，事前已有规定。评选的办法，就是让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教授，对那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项目投票，而各大领域的最高得票者将胜出。
布坎南对其中一份由经济系学生提出的项目特别感兴趣，便对坐在旁边的一位不知道来自什么领域的教授说：“我特别喜欢这一份，但咱们这么投票，它未必获胜。要不咱俩做个交易：你投我喜欢的这个项目一票，我也投你喜欢的项目一票，好吗？”那位教授一听，脸色大变：哪有人这么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地选票交易？他断然拒绝了布坎南的建议。
那位教授恐怕不知道，身边这位选票交易未遂的教授，不仅是对投票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创始人，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布坎南和塔洛克（G. Tullock ）在1962年合著的经典《同意的计算》（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中，就讨论了选票交易带来的好处。具体而言，若是那次评奖会议搞了选票交易，那每个学科都更能选出符合专业标准的获奖者。
不少人把政府看作处理社会问题的靠山，动不动就呼吁“政府要管一管”；也有不少人把一人一票看作直达公平的捷径，对选票交易感到不可饶恕。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的结论：政府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猫腻”，所以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理性胡闹
2007年7月14日
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Bryan Caplan ）研究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
要寻求知识是辛苦的，保持理性是吃力的，但如果得自己承受后果，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何妨放纵一把，图个爽字？
好莱坞明星不乏老左，整天呼吁公平啊、缩小贫富悬殊啊。他们都是大富翁，真的实施起来，他们可是要首当其冲缴重税的。理性吗？理性。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投票的结果的概率为零。喊一下，博取公众好感，利大于弊，于是毫无顾忌，放声大喊。是为“理性胡闹”也。
其实，我的一位老朋友20年前就告诉我：人的思想五花八门，而人的行动却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受代价，后者承受代价。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极其宝贵的两个见解之一。我也因此深信，思想界的伪劣商品，比市场上的伪劣商品多得多。
老朋友10年前写道：
我有一位颇为自私的朋友，平时总爱想方设法要别人请他吃饭。例如动不动就鼓动别人打赌，但是自己永远做裁判。甚至大家一起坐中巴，他从不付钱，次次都让别人代付，坐的士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人觉得很抠门的人，我发现他却极其爱国。在一次有关钓鱼岛的讨论中，他对我的“世纪大拍卖”极其不满，虎目圆睁。对小日本喊打喊杀比谁都凶，真正表现出一种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于是，我想到并郑重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人类的美德何其多，孝心、爱心、同情心、宽容心……无法逐一列举。仅就最应该具有的孝心来说，天底下的不孝之徒你我见得少吗？但是我确实很难找到一位不爱国的人。正如网上的一位朋友提到的“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如何如何……”
以最基本的孝心为例，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去维护。唯有我们那廉价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操，无须付出成本，只要发泄式地叫几句“中国人不想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战争”云云就足以满足我们那颇为虚伪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中日怎么打，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网虫上战场。
我们身边可以观察到大量“理性胡闹”的实例。人在美国上班，但呼吁同胞不要为世界打工，是一例；自己买大屋，却坚持预测楼价普遍大跌，是一例；用塑料瓶子砸所谓仇人，以确保对方毫发无损，又是一例。还有吗？
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
2009年12月1日
公共经济政策应该尽量听取和顺应民意，这一观念几乎为全社会一致接受，并往往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本文将解释这一观念的缺陷，解释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之间必然存在的质的差别，从而主张应该尽量把决策交给市场交易，而不是交给公共舆论来定夺。
一、理性人假定
我们知道，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在（1）“信息的不完备”和（2）“约束条件的变动”下，作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个假定雷打不动。既是说，不管在生活中观察到什么解释不通的现象，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打这个假定的主意，不是说人是蠢的才做了蠢事，而是尽量接受这个假定，并由此出发去寻找与（1）和（2）有关的原因。
确实经常有人怀疑理性人假定，但那往往是因为理解不透的缘故。比如，人们常说人会犯错误。但“理性人假定”其实从不否认这一点。相反，这个假定本身就考虑了“信息不完备”和“约束条件变化”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只要某些信息是在决策后才被披露出来的，只要约束条件在决策前后发生了变化，那么人就会犯错误。
事实上，除了“信息不完备”和“约束条件变化”外，人们还会处于不够理性的状态。这是因为，保持理性往往是件伤神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若无必要，就不操心。我们会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在不同的商店之间奔波；但银河系的历史研究是150亿年还是200亿年，则罕见有人操心。
人们总想随心所欲，但因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才不得不尽量保持理性。这正是阿尔钦（Armen Alchian ）在1950年的《莫测、进化和经济理论》一文的深刻主题：不管人的主观上是否有意识地追求最大化，客观上只有那些成功地达到了最大化的人或集体才能在竞争中存活。
然而，当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视野，从生产和销售等属于个人选择的领域，伸延到政府职能和经济政策等公共选择的领域时，理性人假定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消除这些麻烦的过程中，他们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理性人假定的内涵。
二、市场结果与民意结果的分歧
最早是斯密（Adam Smith , 《国富论》），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多年后，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 《<我，铅笔的故事>之序言》）以铅笔为例赞叹市场的美妙时，他写道：“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发号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却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哈耶克（F. A. Hayek , 《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把这一奇妙的过程，归功于价格。他解释道：价格有三个作用，一是传递信息，二是激励最有效的生产，三是分配产品。市场上每个人都根据价格所蕴含的信息，选择生产方式和调整生产节奏，并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分配产品。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时刻进行着“平衡边际”的盘算。当每个人都最大化地利用其资源时，全社会的资源也自然达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然而，反观公共领域，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准确地说，是不如经济学家之意。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际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被反复推行，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政策、惩罚性关税和紧缩配额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市场领域，个人选择的最优化，能导致总体选择的最优化；而在公共领域，政府顺应民意作出的决策，却与经济学家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结果的差异，困扰了公共经济学家半个世纪。
三、“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
前面已经解释，经济学家绝不轻易假定人是蠢的。何况，要说人们在市场领域是聪明的，到了公共领域就变笨，那似乎说不通，这样的解释丧失了逻辑上的一致性。所以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仍然坚守理性人的假设。同时，他们把目标瞄准了公共决策机制。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即早期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倾向于把症结归咎于民意的整合机制，尤其是民主选举和官员任免机制。他们指出了这个机制的诸多毛病，尤其是它歪曲民意的缺陷。这些经济学家总结说，不是人民愚蠢，而是汇总民意的机器有问题，所以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
就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例。根据经济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广大消费者受损，高效率的进出口厂商受损，以及国内低效厂商得益，而净社会效果是亏的，因为国内低效厂商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转到更有益的其他生产用途去。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是挥之不去？
早期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真正影响公共政策的，是那些能从公共政策中获取巨大好处的利益集团。由于广大消费者不仅非常分散，他们往往互不认识，而且其单独受到的损害并不够大，所以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影响经济政策。至于国外的厂商，也因为不容易联合和缺乏国内的行政资源，不容易在别国造成政策影响。相反，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得益的国内厂商，则不仅数目少，易沟通，而且获益巨大，所以有很大的积极性通过各的办法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
四、“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
然而，早期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却遭到一些些把芝加哥学派市场理论贯彻到底的经济学家的有力批评，为首的是威特曼（Donald Wittman ）教授。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的。
威特曼指出，即使民意汇总机制和官僚机制存在缺陷，选民也仍然有充分的办法纠正这一缺陷，从而保证政府机构能产生优良的经济政策。以学生考试作弊为例，我们当然无法全程监察每个学生是否作弊，必须承认这是监督机制的缺陷，但这绝不意味着监察者就因此束手无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经发现就加倍惩罚。越难发现，惩罚倍数越大。
这恰恰就是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原理。在超市，人们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可他们谁也不是化学家和牙医学家，根本就不知道药膏的确切成分和生产过程，而且都是互不认识，即使因为牙膏质量偏差，其受损也轻微的。但市场恰恰通过厂商的商誉，以及他们的商誉受损将招致的巨额损失，迫使使厂商自觉地维护了牙膏的质量。
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机制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就说明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加倍的惩罚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这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即民意是理性的，汇总民意的机制也是好的，产生的政策也是好的。
五、“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
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无法接受那些他们一直视为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把他们说成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而他们也无法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时隔不久，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决策》中，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 ）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 ）另辟蹊径，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的动机的理解。
过去，公共选择学者们把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即人们之所以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是想以自己的言论来改变公共政策，从而使自己将来得到某种好处。现在，布伦南和罗马斯基反其道而行，认为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是“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人们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以后在实物或金钱上能有多少实惠，那不在斤斤计较的范围内。
进一步，卡普兰（Bryan Caplan ）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通过实证数据证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距。无论这些人具备哪一种特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组别的贫富、性别、种族或党派，他们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思维保持显著的距离。只有教育程度的提高，能让人们的想法与经济学家的想法比较接近。但尽管如此，差别仍然是显著的。这是说，经济学家是一群独特的人，而只有接受经济学训练，才能使一个人具有经济学家的思维特点。
以此为基础，卡普兰认为大部分人对公共政策所发表的意见，是与其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也就是说，人们会说一套为了标榜，做一套为了实惠。有些人赞成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去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有些人积极的参与节水公益活动，但自己坐飞机旅行则从来没有迟疑过；有人爱跑去非洲关心那里素不相识的穷人，但跟自己的邻居甚至是配偶却相处不来。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公共选择理论家们便为其三难境地找到了出路，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什么不良公共经济政策挥之不去”的难题了。也就是说，人首先是理性的，这个经典假设不需要改动；但要补充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由于必须自己付出全部代价，也必须自己承受全部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和克制。然而，人们在公共领域作选择，则由于既不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也完全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所以会理性地把“放纵情绪和标榜自我”作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这里，“理性人假定”丝毫未改，而只是被深化了——如果无需负责，人们会理性地去随心所欲一番。人人如此，公共舆论就会偏向那些效果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为什么说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不良？因为它们带来结果，是若由市场来处理则不会出现的。这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了。
由此推断，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不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作为个人选择，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欧债危机与宪政选择
2012年2月6日
欧洲多国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令全面运行仅仅10年的欧元体系面临挑战。有朋友慨叹道：“资本主义怎么了？市场经济失灵了，经济学恐怕要改写。”我的看法正相反：经济学恰恰得到了验证，市场规律恰恰显灵了，而西方国家有不少经济政策，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据说弗里德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经济学家只有好坏之分，而没有什么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之分。那究竟怎样才是好的、怎样才是坏的呢？弗里德曼认为，不相信世界上有免费午餐的，就是好经济学者。事实上，在几何曲线和数学方程重重混战的背后，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有时也就真是简单到“相信免费午餐与否”而已。
举一个例子。“失业”本来是劳动力搜索更高价值岗位的过程，但为了暂时掩盖事实，政府往往会采用所谓“货币政策”，通过超发货币来拔高当前的就业率；另一方面，“衰退”本来可能是生产要素配置错误而导致的结果，但为了拖延纠正错误的痛苦，政府也往往会采用所谓“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本来不可能维持的生产和消费。
在西方民选社会，政客之所以热衷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以回避或拖延真正的“岗位搜索”和“资源重配”过程，根本原因是这些政策能博取选民的欢心。当每一届政客都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国家积累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就会越来越高。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有这些权宜之计，都迟早要有人来承担代价。
然而西方曾经有过大批经济学者，构建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为“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挽救衰退”等观念大声辩护。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些观念达到全盛阶段，乃至当时还产生了“国家的债务究竟是不是负担”（Is the national debt a burden? ）的争论。西方各国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与这些观念的流行是密不可分的。
索厄尔（Thomas Sowell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The only time I have left a court room with more respect for the law than I had going in was in a court in Hong Kong, when it was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 case involved a Chinese laborer accused of theft, an accusation with considerabl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behind it. This case was presided over by a crusty old British judge, of upper - class demeanor and wearing the traditional white wig. He kept both lawyers on a short leash and let the witnesses know too that he had no tolerance for nonsense.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two individuals more different in background and status than the Chinese laborer on trial and the British judge in charge of the case. Yet race and class were not destiny, despite the current dogmas of our intelligentsia. What was clear from the outset was that the judge was determined to see that this man got a fair trial——no more and no less. In the end, the laborer was acquitted. …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too often confounded. Britain itself did not have anything close to democracy until the Reform Act of 1832. But it had freedom long before that.
The fundamentals of freedom——limited government, separation of power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free speech, jury trials——existed in Britain for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the franchise was extended to most males. The whole spirit, and many of the phrase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rive from British law and government.
Just as freedom can exist without democracy, so democracy can crush freedom. …
Today, the confusion between freedom and democracy leads far too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those in high places, to seek to sprea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in complete disregard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articular countries. In some respects, we may be more dangerous to our friends than to our enemies, when we pressure them to set up at least the trappings of democrac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