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十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2.3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500万儿童免于夭折，未能给贫穷家庭3美元以购买蚊帐……然而，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能设法把900万册《哈利·波特》送到读者手里，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而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也并没有什么关于《哈利·波特》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国际社会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统，来为富人们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却无法给濒临死亡的儿童12美分，这种对比令人痛心。
为什么？浅白的答案是，欧美有高效的物流系统。深一层，是因为欧美搞市场经济，是逐利和竞争，逐步促成了高效的物流系统。再深一层，是非洲尚未具备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说到底，是非洲多国的历史传承、政府政策、公民意识、社会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歧见，深刻的妨碍了他们建立市场经济。令人唏嘘的是，总是有些人群，像受到了诅咒，无法摆脱苦难的生活。
读者朋友会问：为什么非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可？难道救济不是一种帮助？难道救济也要讲求经济效率？既然讲求经济效率，那还算什么救济？让我逐层解释。
首先，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亚当·斯密写过两部名著，一是1761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二十15年后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许多人以为，斯密有两套相互对立的主张，即他既主张搞市场经济，又主张商人讲道德。说这些话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斯密在说什么。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不是道德教条，而是斯密对人情冷暖的深入观察。
斯密认为，人虽然自私，但都具有同情心。然而，斯密也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变化的——离自己越远的人，能唤起同情心也越弱。斯密说，要是一名英国绅士，听说远在中国的某地发生了一场地震，上百万人伤亡，那这位绅士也只会感慨一下世事的变化无常、生命的脆弱无助，接着就会继续忙自己眼下的事情了。就如今天的网友，转发两条带“关注”字眼的微博，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一样。
问题是，人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哪怕是我们手头的一支铅笔，也是经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没有他们，我们穷毕生的努力，也不可能造出一支铅笔来。既然人们需要相互依赖，但每个人的爱心又只能波及极其有限的范围，那么就只能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抵消仁慈和爱心的脆弱和偏颇，才能使那些不被注意的、不受欢迎的、未被热爱的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那些在贫困中生活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我们自己极其有限的爱心能帮助他们多少，而是他们是靠什么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基本上还是靠市场，即那些为了牟利而向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和企业；而他们即使接受了我们短暂而有限的捐助，他们也得继续依靠市场活下去。
当然，这并非要完全排斥慈善。正如斯密所说，人皆有同情心，而行善能满足同情心。尽管力量有限，但世上总有人行善。问题是，行善要不要讲效率？而如果要讲效率的话，为什么行善的效率往往不如商业？
行善当然要讲效果。以有限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最大程度地满足行善者的同情心，就是效率的标准。漫无目的地派钱，是疯子所为；行善的人，往往是有的放矢地捐助、一丝不苟地策划、客观审慎地评估的。为了满足同情心，就需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指标，例如将多少药物交到多少病人手里，帮助多少穷人脱贫致富，帮助多少失血儿童重返校园等等，而这些就是行善的效率指标。
既然如此，为什么行善的效率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如伊斯特利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触目惊心？我认为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行善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商业世界里，做对了的决策，就得到奖励；做错了的决策，就自然引来惩罚。这种负反馈机制非常灵敏，以致人们会迅速地往符合目标和减少浪费的方向靠拢，结果就是效率的提高。行善者往往只注重付出，不仅不在乎反应，而且往往没办法得到反应——接受捐助的人只能报以赞许，而不能以钞票准确地为行善人所作所为作评估。在这种很弱、乃至缺失的反馈机制下，行善往往达不到行善者期望的目标。
其二，行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未必是行善者，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依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这是捐资者亲自“花自己的钱替别人做事”，与代理人“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之间的效率区别了。依斯特利教授曾经服务过16年的世界银行，就属于后者这种代理人。据依斯特利教授介绍，世界银行里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迫切地要把资金和资源用掉，以便保证该部门次年的预算得到保证，他们因此很少真正关注资金和资源带来的真实效率。
其三，当地政府的管治。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并非缺乏启动资金来摆脱“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而是其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把国际救援送到这些本身就是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政府手里，那就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不解决政府的治理结构，而是向其注资，那么在浪费巨额捐助的同时，也丧失了挽救生命和减少痛苦的机会，那就无异于谋财害命。
其四，永久的和官办的慈善体系会自动地制造贫困。人是会对政府和制度做其适应的。只要慈善体系对穷人给予无条件的捐助，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变成接受捐助的穷人。对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cille ）曾在其1835年出版的《济贫报告》（ Memoir on Pauperism ）中睿智地写道：
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行政体系，都会滋长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缓解的不幸，诱导它本要帮助和安抚的人们变得堕落，而随着时间的推延，最终将富人沦为穷人的佃农……现代文明的进步运动将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慈善而生存。
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2003年12月5日
昨天拜读张军教授文章《企业家为什么挣钱》。观点有趣，但我不同意。联想到国内最近兴起什么“仇富心态”，觉得问题重要，值得商榷一下。
首先，张教授根据“对近代西方经济史的观察”，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即“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不是因为追求金钱而创办自己的企业的。几乎没有因为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而能成功地做大做强自己企业的例子。”
我认为，企业家究竟是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而创办企业，外人是永远无法“观察”的。别人的动机，天晓得！经济学者能观察到的，永远是且只有两点：一，企业家必须造福他人，造福他人才能挣钱；二，企业家必须挣钱，挣钱才能生存。
斯密的名句：“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又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就说我吧。我是为了钱，才在这里写专栏的。不是说没钱就不写，而是说没钱就通常不写。但我从来没有跑到主编那里，诉说我是多么需要钱。现在凌晨三点，窗外漫天大雪，我字斟句酌，孤灯夜战，可不是要用文字打动主编的善心，而是要用文字满足读者的需要。
与张教授的第一点差别，是我不以为“有人可以想赚钱就赚钱”。别人的钱不容易赚，别人不是傻瓜。微软为什么赚那么多钱？有人答“垄断企业很贪婪”；怎么让穷人改善生活？有人答“可以实施工资最低法”；火车票为什么那么贵？有人答“因为有黄牛党”……而我认为，这些假设用户、雇主、乘客是傻瓜的说法，称不上是经济分析。
与张军教授的第二点差别，是我认为不想赚钱的企业是活不长的。有些机构叫做“非盈利机构”，但那只是一种机构注册形式而已，并不是说它们不需要钱。不论哪种非盈利机构，学校、医院、社团，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为实现理想去办企业，很常见；但这个企业能生存下来，就不是因为有理想，而是因为有钱赚了。
张军教授批评国内有许多企业“不通过发明或者创新活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反，他们更热衷于……投机取巧。”而我认为，商业投机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比发明创造低。事实上，要是没有商业投机活动，就不可能有价格信息和生产动机，那么就算制造铅笔的技术全部为人掌握，也不可能生产出半支铅笔。
更何况，在一个连学者教授都成群结队、抛头露面支持盗版的社会，凭什么去责备国内的商人不从事发明创造呢？可知道，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包含成千上万项的专利保护；一个程序员的年薪，是数以十万美元计；在欧美打一场知识产权的官司，动辄开销百万美元。
张教授说成功企业往往拥有许多发明创造，这是事实；但他说企业家搞发明创造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老外的发明创造，究竟是用多重的金子堆成的，究竟是靠多厚的法典保护的，倒是出过国门的人应该努力传播的真相。
据张军教授在文章中介绍：“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是商业（企业）伦理学。这里的教授们要讲述历史的故事，告诉这些‘富有’的学生，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企业家如何出色地服务和回报社会与社区。”
看来，商学院的训练与经济学院的训练，是有很大差别的。学经济的朋友，往往会读弗里德曼的《企业的社会道德》。弗里德曼说，企业家是股东的代理人，所以必须尽忠职守，不负委托，通过提供产业和服务，尽量为股东赚钱。企业家无权拿股东的钱去回报社会，否则就是盗窃。
而我老师威廉斯更指出：成功人士可以不再回报社会。成功人士开工厂，办商店，雇工人，搞发明，投机套利，承担风险，传递信息……他们并没有亏欠社会；相反，他们已经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商学院的同学不妨依然打着“回报社会”的旗号去做生意。经济学只是说，当你向别人宣传时，自己别当真。
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实干家
2015年4月18日
若以保存大自然的原貌为至上，那人类甚至就不该繁衍。人口从3万年前的300万增长到今天70亿，寿命从1800年的人均不足40岁到今天达到人均80岁，怎么说人类都是太不环保了。然而，若以人为本，从延长人类生命和丰富人生体验的标准来考量，那么人类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就是最环保的。
要明白这个道理，须从成本的概念谈起。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Cost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egone ）。作一个选择所带来的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所有选项中最佳的那个。我在长安街黄金地段有个祖传的铺位，是属于我的，根本不用交租金，用来卖茶叶蛋，这个铺位有没有成本？照样有成本。成本就是把这个铺位转作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我的生命也是属于我的，但使用起来照样有成本，用来专研经济学，就放弃了专研法律、专研文学或下海经商的收益。
只要存在选择，就存在成本。我们无法摆脱成本，而只能努力让收益大于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浪费”、“滥用”、“糟蹋”和“污染”，都有独特的含义，它们指的是收益小于成本的那些选择。与此相对，只要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不论使用哪种资源，都不是浪费、滥用、糟蹋或污染。
喝水不是“浪费”水，因为健康更重要；穿皮鞋不算“糟蹋”牛皮，因为双脚舒适更有价值；乘飞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也可能不算“滥用”石油，因为维系某些友情比保存原油更有意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节制用水、爱护动物或弃用石油，那才叫得不偿失，那才是对健康、舒适和友谊的浪费、滥用、糟蹋或污染。
读者或许会惊呼：“难道你认为值得就真的值得？水、动物和石油都是不可再造的自然资源啊！”我的回答是：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者；如果非要置自然资源于人的价值之上，那人只能主动退出世界了；而如果以人为本，那就应该认识到人的生命也是不可再造的，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使用自然资源，就是在浪费生命；至于何为使用，何为浪费，人说了算。
高级餐厅里用布餐巾，普通餐厅里用纸餐巾，哪种餐巾更环保？备选答案大致有四种：（1）纸巾肯定更浪费，因为布巾可以重用；（2）要计算才知道，因为布巾需要增加浆洗等工序，这些工序也会增加资源消耗；（3）布巾很可能更浪费，因为布巾价格更高；（4）布巾也不浪费，因为“求舒适”、“摆阔气”和“扮环保”也是一种物有所值的精神享受。
认为节约用纸就是环保或“循环再用”就是环保的想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少用纸就得多做布，多用布就意味着多用水、电和洗洁剂。同理，星巴克如果不用长流水来清洗调制奶制品的器皿，那就得多用电、木材或塑料。如果非要保护濒临灭绝的鱼群，就得叫停水电站，就得烧掉更多的煤，于是制造更浓的雾霾。保护了水资源，就会伤害树资源；保护了树资源，就会伤害煤资源；什么资源都一概保护，那就伤害人资源。
如何取得平衡？依靠产权和市场。越是缺乏产权保护，资源就越是容易遭到滥用（不计成本的使用）。没有主人的鱼塘，鱼会变得越来越小；没有人管理的森林，会被砍伐得无法再生；而一旦引入产权，也就引入了保护和增加自然资源的积极性。鱼塘的主人不会捕抓小鱼，森林的主人不会砍倒最后一颗树木，而能卖钱的牛群和羊群，无论人怎么吃，都不至于濒临灭绝。
与此同时，价格是环保的优良指标。除价格管制造成的误导外，价格已经反映了综合能耗。市场已经天天在促进环保，寻求生命和资源的有效搭配。木杆铅笔22分钱一支，用废旧报纸做的环保铅笔35分钱一支，那就说明木杆铅笔比环保铅笔更加环保。循环再造的玻璃瓶比普通玻璃瓶更贵，是因为循环再造必须增加清洗、收集、分类、压碎和再造的费用，而普通玻璃瓶则是直截了当地用沙子来做，究竟那个更环保？越贵的东西，通常就越不环保。
这里必须补充的是，价格管制会扭曲价格本来具有的指导功能。以星巴克用常流水来清洗器皿为例。如果政府把水看作是“民生刚需品”而把水的价格压得过低，或者对城市用水提供补贴的话，那么水价就会产生误导作用，水就会被浪费。现实中，大量的浪费，恰恰是政府的价格管制造成的。
性价比更低、能耗更大的产品、市场上不流行的产品和方案，为什么还会受到某些企业、机构和个人的力推？一是无知，二是私利。环保明星戈尔（Al Gore ），本人没少坐飞机，没少用电器，他那有20个房间的豪宅一年电费达3万美元，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0倍，他怎么还力推环保？因为环保是他的业务。
网络上流行一段由Steve Cutts 制作的视频，名字叫“人（Man ）”，今天已经被观看一千多万次，讲的是人类从50万年前来到地球，开始捕杀动物，催养家禽，修路架桥，发明创造，结果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由冰箱、电视和汽车砌成的垃圾堆上，最后激怒了星外来客并被压成垃圾的过程。
问题是，若人类不这么做，后果将是怎样？禁止捕杀动物，人类很快就会饿死或冻死；如果禁止科学培育粮食和家禽，全球人口至少减半；没有冰箱，就只能用食盐来储存食物；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人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商品、医疗、教育和文化服务，都会荡然无存。试问应该让谁来负责过昔日落后的生活？
资深图书管理员Otto Bettmann 根据文字和图片资料，编了本叫《昔日美好的时光——它们恐怖极了！》（ The Good Old Day: They Were Terrible! ）的好书，介绍一百多年前的空气、交通、饮食、医疗、居住等方面让现代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细节，以敲醒那些总是以为今不如昔的人的愚梦。
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有一张1900年纽约大街的照片，街上铺满了马车留下的马粪，还有旁边的一幅漫画，画了个带着巨大防尘面罩的市民。马粪晒干后变成马粪干，遭车轮碾压后变成马粪粉，马粪粉再随风飘扬弥漫空中。当年的空气污染比今天的严重，哪怕马粪是有机的。
事实上，汽车的发明一扫过去马粪冲天的旧貌。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空气。今天人们对空气质量的不满。乃至对食物安全和商品品质的挑剔，其实都是生活标准日益提高造成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极大地改善了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而不是相反。
读者或许又会惊呼：“人类如此需索无度，必然会耗尽自然资源。走向灭亡！”我的回答是：人类可能会灭亡，但肯定不是因为用尽了自然资源。人类今天可以取用的自然资源，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人饿死的机会，是越来越低了，而不是越来越高了；人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大了，而不是越来越小了。仰望星空吧，要耗尽自然资源，人类何德何能？
经济分析是中性的，他只把有待权衡的选项清楚地展示出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如果偏向自然，那就得绝对的减少人口数量、简化人的活动，以及缩短人的生命；如果偏向人类，那我们就集中考虑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尽可能地采用产权和市场机制，来确保各种资源——而非某种特殊资源——的利用达到动态平衡。有趣的是，大部分人都在思想和言论上偏向自然，而在行动和选择上偏向人类，所以都是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实干家。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2001年12月12日
在中国经济学界，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的不乏其人。他们不仅下笔为文，印成铅字一篇篇发表，有些还顺便批评反对者“学风不正”和“理论基础不过硬”。他们的名字不提吧。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原理，竟然害得那么多老中青经济学人犯错！
事情是这样的。整座经济学大厦中，最重要的基石是“需求第一定律”。它是说：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或者说，代价越小，需求量越大。这个定律可以用图形来表示。习惯上，用横坐标表示需求量，纵坐标表示价格，那么需求定律就可以描绘成一条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向右下倾斜”。
反对“需求曲线必然向下”的人，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他们的理由通常是这样的：经济社会存在“越贵越买”的现象。例如股票。价格低的股票是垃圾，不受人青睐；但当股票暴涨时，大家就会看好，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推翻了“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定律，换言之，推翻了“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的规律。
“有时向上学派”进一步论证道：社会上存在着像珠宝和钻石那样的“炫耀品”，它们也会产生“越贵越买”的现象。既然是炫耀品，就一定要贵，顾客才愿意买；若炫耀品跌价，买的人就会少。所以，炫耀品的存在，也推翻了“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定律，云云。
这些论证似是而非。照他们的理解，何止股票和珠宝，世界上任何商品，都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不是吗？臭蛋、旧汽车、洗衣板、黑白电视，都比较便宜，但人们要得少；相比之下，鲜蛋、新轿车、洗衣机、大彩电，虽然都比较贵，但人们还是要得多。
如此类推，台灯、奶糖、空调、甚至马桶，都应该属于可以推翻“需求第一定律”的“炫耀品”了，因为相对蜡烛、糖精、风扇和粪坑而言，人们都是“越贵越买”的。既然任何物品都能找到较劣质的替代品，那么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视作“炫耀品”；既然越是优质物品（价格越高），人们就要得越多（需求量越大），那么这些物品的需求曲线就不是“有时”向上，而是“永远”向上了。
不是这样的。“有时向上学派”忘记了最基本的前提：一条需求曲线，只能代表唯一一种固定不变的物品，而不能有时代表一种物品，有时又代表另一种。我们不能画一条向上的曲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臭蛋”，后半段表示“鲜蛋”，然后断言“鸡蛋”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我们也不能画一条波浪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小学文凭”，中间段表示“中学文凭”，后半段表示“大学文凭”，然后断言“文凭”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向下、再向上波动的。
对股票来说，道理也一样。在信息不全面的世界里，人们经常把商品的价格视作质量指标。与其说人们要买“贵”的股票，不如说他们要买“好”的股票。当股票的价格上升时，股票的品质和盈利能力便在股民心目中发生了改变，变成另外一只有所不同的股票了。在图形中，这应该表示为“另一条”位置更高、但仍然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不是一条掉头向上的需求曲线。
股民追买“较贵”的股票，是因为他们以为“较贵”就是“较好”，而他们本来就打算购买“较好”的股票。这跟我们要买“较贵”的轿车，不买“较便宜”的自行车一样。轿车的确比自行车贵，但我们之所以买轿车而不买自行车，是因为因为我们本来就打算买“较好”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为了“越贵越买”才买轿车。
你或许不想要“品质较次”的股票或宝石（它们表示为位置较低的需求曲线），而想要“品质较优”的股票或宝石（它们表示为位置较高的需求曲线）。不过，只要有人要免费送费送你（代价较低），你就想得到更多（需求量较大）。换言之，即使对于昂贵的、高级的或“预期回报高”的商品，只要你付出的代价越低，你对它的需求量也是越大，这表示为那条位置较高的需求曲线依然向下倾斜。
一条固定的需求曲线，表示当“其他任何条件”都不变时，某物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的反比关系。所谓“其他任何条件”，包括物品的品质、顾客对它的喜爱程度，顾客个人的健康、年龄、性别、家庭规模等等。千万不要忘记，只要这些因素中任何一项发生变化，原来的需求曲线就要上下移动，从而变成“另外”一条需求曲线，而不是“同一条”掉头向上的曲线。两种情况：（1）沿着同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滑动，（2）平移整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始终正确区分这两点，是掌握需求曲线应用的核心。
经济学家阿尔钦曾经写道：
需求曲线可以有多种形状和斜率，但绝对没有任何一段是向上倾斜（斜率为正）的。在较高的代价上，绝对不会有较大的需求量。在某段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可以垂直，那表示在这段价格范围内，需求量没有变化。但只要价格升的足够高，需求量就会下降。在整个可能的价格范围内，需求曲线则绝对不是垂直的。需求定律是一个非常肯定的陈述，它恐怕是最有力、最可靠、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了。
后记一 ：本文发表后，我收到一位大学生的电子邮件，里面写道：“这学期我们开了西方经济学的课。老师是完全照着书讲，书上怎么写她就怎么念。刚学了需求曲线这节。她讲的还是需求曲线可以不是永远向下的。我把你那篇《需求曲线必定向下》打印了带去和她讨论。她坚持书上的观点，还叫我以书为主，不要东看西看，反正考试只考书上的。”
我回信说：我跟张五常教授聊天时谈到了你的信，他让我转告你：“你的老师说得对，考试是考书上的，不要东看西看。但平时思想的时候，就要东看西看、东想西想才行。”
后记二 ：David R. Henderson 在 The Fortun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中的“需求”（Demand ）条目节选：
How do we know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in which the amount demanded rises and the price rises? A few instances have been cited, but they almost always have an explana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something other than price. Nobel Laureate George Stigler responle years ago that if any economist found a true counterexample, he would be "assured of immortality, professionally speaking, and rapid promotion." And because, wrote Stigler, most econoists would like either reward, the fact that no one has come up whit an exception to the law of demand shows how rare the exceptions must be.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is that if an economist reported an instance in which consumption of a good rose as its price rose, other economists would assume that some factor other than price caused the increase in demand.
我们怎么能知道不存在“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的例子呢？的确有过一些记载，但它们几乎全都可以理解为价格以外的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诺贝尔奖得奖人George Stigler 以前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要是哪位经济学家真的发现了反例，那么他“以行内的标准来看必定能名垂青史并且平步青云的。”Stigler 继续写道：“既然这两大甜头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他们谁也找不到这样的需求定律的反例，那么可见这样的反例是多么稀有。”而实际上，只要有经济学家报告说找到了这样的例子，说价格上升时消费也增加了，那么别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想，那是价格以外的什么因素导致了需求的增加。
“价值”观的谬误
2001年12月24日
中国至少有三代人，都是在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下成长的。这些人对于“如何衡量价值”，有如出一辙的观念，即认为“价值”不仅是商品内在的本质属性，凝聚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还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换句话说，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它不应该背离价值。
要指出，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不符合科学规范，也缺乏对现象的解释力，甚至还衍生了很多更为严重的谬误。
“价值”不科学
首先，“价值”概念不符合科学规范。它的问题在于，“任何物品都有其内在价值”的说法，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推翻。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错误——错的厉害，却难以看出。实际上，这类错误早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有了，但要到本世纪初科学哲学兴起后，人们才逐步看清其真面目。
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有其内在“本质”，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本质的“表象”，而不是“本质”本身。例如，国家有“国家的本质”，美有“美得本质”，善有“善的本质”，而政府机关、美丽的鲜花和助人为乐的行为，都是这些“本质”的某种“表象”而已。
表面看来，柏拉图这种思想洞幽烛微、高深莫测。但说穿了，他只不过是在发明新标签，并把标签贴到各种现象上罢了。谁都可以照样画葫芦。只要发明一套标签，就自创了一套学问。其实，在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来，一种理论若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就不是优点，而是致命缺陷。
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应该围绕“价值”波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因为，到底“价格”什么时候算作与其价值“相符”，什么时候算作“波动”，什么时候又算作“背离”，是完全没有标准的。“价值”这个概念的缺陷，就在于它是个空中楼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有趣的是，每当遇到什么商品太贵时，受过“政治经济学”训练的人就会说：“这么高的定价，背离了商品应有的价值。”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可观察的成交价外，我们凭什么说商品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到底是我们的经济理论要向现实靠拢，还是现实要向我们的经济理论靠拢？
“价值”无解释力
价值概念对现象的解释也是乏力的。经济社会中，有很多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都是“价值”概念难以解释的。百年邮票为什么那么贵？明星喝一口汽水的广告费为什么那么高？计算机的功能越来越强，但价格为什么越来越便宜？
这些现象，本来只要使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如果非要用“价值”理论来解释，就不得不加上很多牵强的附加条件，才能自圆其说。
应该说，作为一种理论，“价值”概念也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然而，凡是“价值”概念可以解释的，仅用“供求关系”就足已解释了；而许多“价值”概念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供求关系”也可以轻松解释。所以，从解释功能来看，“价值”概念是多余的。
对照“个人估值”
相比之下，经济学并不谈“价值”，它倒是强调了“个人估值”（personal worth ）的概念。经济学指出：一个人对某件物品的“个人估值”，就是这个人为了换取或保有这件物品所愿意付出的其他物品。
这个定义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不存在什么内在的、本质的、客观的价值。任何“个人估值”都是与某个“个人”息息相关的，没有了个人的评估，就没有物品的“个人估值”。第二，“个人估值”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光说你“觉得”一副对联很有价值，那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才能作数。只有可观察的交易行为，才能反映“对联”和“银两”在你内心的轻重。
“价值”引起严重误解
使用“价值”的概念，还会引致更加严重的谬误。相信“劳动力价值论”的人以为，商品凝聚的人类劳动越多，商品的价值就越大。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在生产中投入多少资金和劳动，产品就具有多少价值，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有多少增长。
例如，一条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补，补了又挖。在计算GDP 的时候，人们会误把所有挖挖补补的成本，都算作它的“价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钱似的。但实际上，无论怎样计算GDP ，路也还是这么一条路。人们对这条路的“个人估值”，是不会因为铺路时浪费了巨额投资而有丝毫增加的。
同样，某些沙漠开发工程，要投资数以亿计的资金，铺设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干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里种几棵菜。那几棵菜固然凝聚了千万资金，它的“价值”或许有几千万，但它的“个人估值” ，却只是顾客愿意支付的那几块钱！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二是经济学中的“个人估值”。确切区分这两个概念，大家就不会再受到什么GDP 数据的迷惑，以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扩大内需”和“拉动产值”了。任何违反市场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资，都不应算作对总“个人估值”的贡献。
知数据不知情况
2003年4月15日
常洗手的人很干净吗？未必。假如他终日跟脏物打交道，即使常洗手也是脏。常洗手的人很肮脏吗？当然不是。假如他洗手是洁癖驱使，那么他的手比一般人干净。
死亡率高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吗？未必。加州死亡率居全美之冠，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最适合养老。死亡率高的地方就适合居住吗？当然不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矿区，死亡率很高，以今天的标准看，那不是人住的地方。
不花钱看病的人身体健康吗？未必。很多穷乡僻壤，几乎没有医生和药物，即使眼睛瞎了，牙齿蛀了，骨头折了，也得不到医治。花钱看病的人就体质孱弱吗？未必，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那里的人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
洗手的频率是数据，死亡率高低是数据，医疗费多少是数据，但知道这些数据，并不是表示知道这些数据背后的情况。同一个数据，既可表明一种情况，也可表明与之相反的情况。如果只知数据，不去了解情况，就会得出荒谬的臆测。
最近，某经济学教授发表文章，讨论“社会进步”与“交易费用”的关系。这位教授说，“减低交易费用会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观点错了，因为美国过去有一百年的经济史统计表明，交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所以社会进步总是伴随着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不是“坏东西”，而是交易的“促进力量”。
按这位教授的逻辑，既然电话费、交通费、上网费占日常开支的比例，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大的，那就表明，信息交流的障碍、运输和迁徙的困难，都不是“坏东西”，而是交易的“促进力量”了。言下之意是，若缺少了这些障碍和困难，即所谓的“润滑剂”和“棘轮机制”，社会都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进步了。
如此怪诞的结论，是“只看数据，不看情况”造成的。须知道，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发明了电话，通信的费用是从无穷大急跌下来，而不是从零暴涨上去。
信息交流的障碍，运输迁徙的困难，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人顶好生来就是顺风耳，顶好生来就是千里眼。那样，电话费永远是零，交通费永远是零。皆大欢喜，没有谁会感到社会减少了什么“润滑剂”或“棘轮机制”。
美国的经济史统计，其实不难理解。从数据上看，交易费用（包括部分通信费用，部分交通费用，和所有用于警察、律师、经纪、银行家、文员、经理等职业的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了。但这只是数据，数据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至少同时支持两种对立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从而纳入了国民收入的统计范围——这种情况是好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另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效率下降了，人们得花更多的钱来办同样的事，从而使交易费用的统计数值上升了——这种情况是坏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会使经济倒退。
到底哪一种情况占上风呢？要谦虚地承认，我们得首先确认“美国那一百年的经济是进步的”，然后才能据此推断是第一种情况占了上风，即“交易费用比重上升”主要是由前一种情况造成的。我们只有先了解情况，才能据此理解数据的含义；反过来，我们则没有本事单纯从数据出发，去推知真实世界的情况。
想增强类似的推理能力，大家不妨找美国“教育考试机构”（ETS ）设计的GRE 或GMAT 作文题来练练手。在美国，不管你想读哪一科的研究生，从数理化到文史哲，从工商管理到宗教神学，都得考个GRE 或GMAT 成绩。做那些题目不算掉架子。练过的朋友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单纯从“破案数字上升”来推断“治安情况好转”或“治安情况恶化”都是武断的。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2011年3月21日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 , 1801-1850）在1850年发表的名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分十二小节，译成中文三万五千字，在网上容易找到，是我连教四次“法律经济学”课程，次次都指定为第一篇必读的文章。它是经济学思维区别于其他思维的根基。
巴斯夏写道：“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能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全篇文章的主旨，是说任何选择必有“成本”，即“放弃了的最有价值的机会”；我们不能只看到容易看到的“得”，还必须尽力去看到不容易看到、甚至无法看到的“失”。
作者详细讨论了多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包括主张政府刺激经济、扶持文艺、扩张公共工程的观点，为防止失业而抵制机器和反对军人退伍的主张，认为中间商剥削了消费者的仇商情绪等。遗憾的是，巴斯夏讨论的每一种谬见，都仍大行其道。我想，这是大部分人从未接触过经济学，而即使学过的也都远远没有把基础概念嚼碎、消化、吸收的缘故。
据报道，日本发生地震后，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尽管货架上的日用品日渐匮乏，门外轮候的人龙也越来越长，但超市依然没有提价。许多人于是觉得经济学规律错了。他们说，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不仅应该鼓励“不提价”，而且应该谴责甚至动用法律来禁止“提价”，因为提价就是趁火打劫和发国难财。这些观点，恰恰是巴斯夏指的，只看到了“看得见的”，而没有看到“看不见的”的表现。
人们一眼就能看得见的，是灾民在队伍中保持秩序，是没有改变的价格牌，是灾民并未因为突发灾难而增加货币负担，是超市并未通过提价来增加收入；可是，不容易看到的，甚至是永远看不到的，是空空货架所预示的极度飙升的真实价格，是灾民暴露在受到核污染的风尘中的时间增加了，是灾民本来可以用来做其他更急迫的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是商人在灾区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增加了，而最为人所忽视的，是供应减少了！
在危机发生时，人们为了防备不测，对物资的需求增加；同时，由于交通受阻，销售成本也增加了，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在同一个方向上推动了物价，那就是上升！这一上升，是已然的，是不以任何人的善意和行为为转移的。这时候，超市可以选择维持货品的名义价格，但那只是给灾区的顾客送礼，并可能增加顾客排队轮候的成本，而非改变货品的实际价格。
送礼值得钦佩。事实上，整个国家机器和相关的慈善团体，都迅速运转起来，尽力给灾民提供物资。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应该没人反对，这是政府和慈善团体在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但是，值得讨论的是，是否应该谴责甚至禁止其他道德没那么高尚的人，为了打平自己的成本，甚至为了牟利而向灾民提供物资？
经济学人应该看清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一面，那就是，如果谴责或禁止提价，那么为了打平成本或牟利的供应行为就会减少甚至绝迹。那些坚持不提价的超市，可能因为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减少进货；而其他本来会出现的商人，则永远留在了围观的人群里，不会站出来有所作为。那么，灾民连多花点钱来换取救命的物资的机会都没有了，这“看不见的”损失，谁来负责？是那些坐在书斋里，自己不去行善，却要求别人只能行善而不准牟利的“道德家”。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既不反对政府救灾，也不反对私人行善，但反对“禁止提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