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禁止提价”本身就会导致匮乏。中国曾经有过极左的时期，把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都列为祸国殃民的重罪。恰恰是禁止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激化了匮乏；但很多人却因果倒置，以为匮乏需要靠禁止投机倒把和长途贩运来缓解。历史经验是，那些果断解除所有物价管制的国家，如二战废墟上的联邦德国，迅速启动了供应的机器，货架很快就被填满；而长期禁止商贸和实施配给的国家，如民主德国和苏联，则每下愈况，积重难返。
有支持灾区限价的朋友说，限价可以稳定人心。这说不通。要知道，价格反映的是千千万万人在时刻调整的预期，歪曲价格只能误导和欺骗公众，并导致“需求者浪费”和“供应者囤积”的恶劣后果。要稳定人心，不能靠歪曲价格，只能靠充足供给。即使出现事后看来是不理智的哄抢，让价格浮动也还是能最有效地抑制哄抢，否则哄抢只会更加严重。政府和其他组织，大可努力增加供应，实实在在地把物资摆出来，以此来改变灾民的预期，而不是在没有做到的时候，去歪曲公众的预期，去打击别人的牟利行为和自愿交易。
另外，每次灾难降临，无论是中国洪水、美国飓风或日本地震，都免不了有人会说，大面积的财物损坏和人员伤亡，对经济建设是有利的。这种观点源远流长，是了混淆“存量”与“流量”之别的典型，是巴斯夏文章里第一节就剖析批判的“破窗理论”。
把退休老人的房子和存折烧了，的确会促使老人增加收入，因为他得去工作了。看得见的，是老人增加的收入流以及他的工作成果。但看不见的——而受过经济学基础训练的人应该看得清楚的——是老人（或说整个社会）的净损失，即老人本来可以自己享用或转让给别人的财富存量，以及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精力和由此产生的成果。一时流量有增，多年存量覆没，可不是什么好事。
巴斯夏大文发表至今161年，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经济学者，不明白灾害为什么叫做灾害，不明白什么叫“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不明白“破坏、损坏和浪费都不能增加国民财富”的道理。其实，坦然地承认洪水、飓风和地震是灾害，不仅显示了正常的思维和反应，而且也不影响关于如何救灾重建的理性讨论。
法律经济学从科斯开始
2011年1月3日
一百年前的今天，1910年12月29日，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在英国伦敦出生；今天，上百位国内外经济学家在北京聚首，通过视频向居住在美国芝加哥的科斯致贺，并用一整天的学术会议，讨论科斯对剖析经济运行机制所作的贡献。
一开始科斯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思想震荡。我当时并不理解科斯为何伟大。我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触类旁通，才越发体会到他简朴的想法所蕴含的威力的，而这个过程延续至今。事后看来，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恰恰就在这一点。
我最早知道科斯，是在我念大学本科二年级，开始读张五常的书的时候。在那些港版图书里，张五常把科斯翻译成“高斯”，让我以为他在谈论的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高斯（C. F. Gauss ）。我于是跳过了那些章节。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科斯这么一个人。
但这还是无济于事。我仍然无法理解科斯为什么伟大。从张五常的介绍看来，科斯的贡献只是在于解决“牛吃麦”的问题。哪怕这是个多么妙趣横生的问题，我当时关心的可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经济的兴旺，社会的富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代表了少部分人，谁代表了大多数人。这些怎么能跟“牛吃麦”的问题相提并论呢？这个疑团是逐渐解开的。
科斯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渊源。其一，是来自英国经济学家Philip H. Wicksteed 在1910年出版的两卷本《政治经济学常识》（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阐明的“边际均等”（marginal equalization ）的观念。其二，是美国经济学家Frank Knight 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社会成本的含义的若干谬误》（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中阐明的观点，即只要存在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 ），那么该产权所有者就可借助市场的功能，解决社会成本问题，而无需由政府来解决。
所谓“边际均等”，说来简单。一片土地，究竟多大用来养牛，多大种庄稼？答案是：把土地细分到最小单位，如果第一个单位的土地，用来养牛能带来比种庄稼更大的收入，那么这个单位的土地就用于养牛；反之则用于种庄稼。依次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单位的土地，都用到了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种麦或养牛）上，那么这块土地在这两种用途上的分配，就能带来最大的总收益。
所谓“私有化”能解决社会成本问题，就是说如果牛和麦都是有主的，而最理想的情况是当这两者的主人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主人就会通过上述“边界均等”的办法，确保土地的使用分配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而牛和麦之间的冲突，就不需要政府介入，也能得到最合理的解决。
科斯理论的这两个思想渊源，有三个重要的含义：一，在解决生产资源分配时，要紧的永远是边际的数值，而不是平均或总计的数值；二，在协调资源的争用时，要紧的是要存在私有产权；三，只要存在私有产权，产权所有者的个数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不管生产要素由多少人拥有，只要他们能保持充分的理智，他们就会达致相同的生产资源分配方案。
我花了长时间的学习和体会，才逐步理解上述三点含义。事实上，我是读了阿尔钦关于进化的文章，才了解到边际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读了张五常、阿尔钦、费雪等人的作品，才逐渐意识到私有产权的重要；读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的作品，才重新理解“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个概念的虚无。再到后来，在我开始给学生讲授“法律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才比较充分地体会到科斯所提出的视角，是如何长驱直入，看穿了财产权法、滋扰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乃至宪法的脉络的。要知道，这些部门法，在科斯思想出现前，是貌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
我常自问：假如自己是当年《法律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的编辑，面前摆着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那么我有足够的鉴赏力，认为这是惊世之作吗？不经过长期学习和思考，肯定没有。这正是科斯给我最大的影响：他让我体会到在观察世界时“掂量观点”的重要。
如何纪念科斯
2013年9月9日
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教授于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2013年9月2日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以其既扎根于真实世界，又深不可测的独特视角，通过屈指可数的几篇没有数学公式的文章，激起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超过半个世纪的争论，并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科斯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科斯的影响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他的思想不仅被经济学家，而且被法学家、改革家乃至媒体持久关注，他在两年前还接受了《财经》杂志的采访，在今年初还与王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变革中国》一书。科斯教授去世，是令人伤感的消息。
科斯出生在伦敦近郊，那里既没有电，也没有电话，既没有小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他的膝盖无力，要借助铁架支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SE ）取得商科学位，学的是统计、会计、经济和法律。在那里，他聆听过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bins ）、希克斯（John Hicks ）和哈耶克（F. A. Hayek ）的讲课，也结识了后来成为法律经济学奠基人的戴瑞德（Aaron Director ），正是后者的大力推荐，科斯终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找到了学术归宿。
读本科时，科斯获得了一份到美国游学一年的奖学金。他当时要到美国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要建立企业，而不是在市场进行交易。”年轻的科斯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工会朋友的协调下，他在美国走访了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等大企业，在与大企业的经理的访谈中，他获取了求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本科毕业后，科斯就在大学里教一些他说自己一窍不通的学科，如“银行与金融”和“公共事业经济学”等。其间，他根据在美国游学的心得，写成并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一文。
一晃19年，出于对社会主义式的英国的悲观和对美国的喜爱，科斯搬到了美国，先后在水牛城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其间发表了轰动学术界的论文《联邦通信委员会》（1959）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科斯在1964年落户芝大法学院和商学院，时年54岁。在芝大，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法律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他经常采用主动约稿的方式，促成了大量精彩论文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科斯在1981年退休，并在1991年获得诺奖。当时的法学院院长自豪地说，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他这个法学院能出诺奖得主了。
我见过科斯两次，握过手，但没有私交。第一次是2009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科斯研讨会”上。科斯坐在停在礼堂中间的轮椅上，另外三位诺奖得主——贝克尔（Cary Becker ）、诺斯（Douglass North ）和斯密斯（Vernon Smith ）——连同其他多位学者轮番上台致贺，最后众人排着长队等候与科斯合影留念，场面感人。
第二次是2010年7月的“科斯研讨会”，数十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应科斯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周，科斯到场发言。他摊开黄色的稿纸，把第一句话重复了五次：“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的发言，而是因为大家的发言。”他接着解释：“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学者的影响范围大；二是中国的经济学尚未完全定型，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可能走上更可取的道路。”我明白，科斯对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现状非常不满，认为那是“黑板经济学”，而他一直把推广“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希望寄托在中国。
今年7月，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王宁，得知科斯计划在今年10月访问中国五个礼拜。记得科斯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来得有点迟，他得奖时已经81岁，不是到处旅游的年纪，所以只能婉拒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恐怕是由于科斯太太去年逝世，让百岁高龄的科斯觉得再无牵挂，可以远渡重洋到中国好好看看了。大师未能成行，令人十分惋惜；但不管怎样，今天值得讨论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科斯。
要纪念科斯，第一就是要建立宽容的学术环境。科斯酝酿和起草“企业的性质”一文时，仅仅是个20岁出头的本科生，而当时流行的经济学问题，是“如何规划投入产出”和“如何达到充分就业”等，科斯关心的问题显得很生僻。另外，科斯没有拿过经济学博士学位，甚至不算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但他坦言这恰恰是其优势——他可以不受成见的约束，按照自以为然的方式去锁定问题、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真正的学者，从来不会为了成功而工作，而只会任凭直觉和兴趣的牵引而工作，但没有宽容的学术环境，他们就会失去许多机会。
要纪念科斯，第二就是要对真实世界保有持久的兴趣。科斯在教“公共事业经济学”时发现，经济学家对这个课题一无所知。于是，他便开始关注水电、煤气、邮政、电报以及广播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深入了解其运营和定价机制。没有这些积累，恐怕他不会提出要以拍卖的方式来分配无线电频谱的方案。在科斯看来，这个方案天经地义，但在芝大一众经济学家看来，却是大错特错。传为美谈的是，经过在戴瑞德家一个晚上的辩论，所有人都被科斯说服了。
又例如，诺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Samuelsson ）认为，公共设施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他以航海用的灯塔为例，指出多一艘船利用灯塔，并不增加灯塔的建造和维护成本；但若对过往的船只征收灯塔使用费，那就会令部分船只绕开灯塔，结果可能使船只触礁。因此，由政府来免费提供灯塔才是明智之举。然而，科斯却查证，英国在过去几百年里，灯塔都是在政府发放许可证的前提下，由私人建造、拥有、并通过附近港口来收费维护的。科斯是说，公共设施的建立和维护的工作不仅有成本，而且也可以由私人有效地承担。
再例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垄断者必然通过限制产量来谋求垄断售价，但科斯却在《耐用性与垄断》（1972）一文中反问：假如全世界的土地都掌握在一个垄断者手里，那么他会如何出售土地？假设他只出售一半的土地，并收取了高额的垄断价格，那么他是否又想把剩下的土地再卖掉一部分，以获取更多的收入？科斯逻辑井然的论证：如此递进，哪怕所有土地归一人所有，他最终也会把土地全部卖掉，而土地的价格照样会趋近于完全竞争下的价格水平。科斯的解释澄清了人们对垄断者定价能力的误会。
基于对商业世界的深入理解，科斯对反垄断法的态度是非常负面。他说过：“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他还说道：“每当经济学家看到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行为——他就在垄断上找理由。而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无知的，所以也就有着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在垄断上找理由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些告诫都是我们将来在审视反垄断案件时需要时刻谨记的。
要纪念科斯，第三是要坚持以“双向”的角度来看待污染和侵权行为。牛吃了小麦，牛的主人就应该对小麦的主人作赔偿；糖果作坊发出了噪音，糖果商就应该对隔壁的牙医作赔偿；同理，吸烟者污染了空气，所以也应该向其他人作出赔偿。这几乎就是生活常识。但科斯不以为然。他力排众议，指出如果不让牛吃小麦，那么牛就受到了损害；如果勒令糖果作坊停产，那么生产商就受到了损害；同样地，如果禁止吸烟，那么吸烟者就受到损害。科斯的洞见是：任何伤害都是双向的，禁止了甲对乙作出伤害，那么乙对甲就形成了伤害。
真理总是在被阐明后才变得昭然若揭的。根据科斯本人的观察，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已经逐渐认清了“伤害行为的双向性”，不再把污染、侵权和内幕交易等现象，简单地视作必定应该受到遏制的行为，而是把它们理解为人们对自然资源、注意力和有价信息展开争用的结果。观念的转变，导致了环境保护、责任界定和公司治理等领城的深刻的政策变化，从而减少了不容易为人所察觉的浪费，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要纪念科斯，第四是要重视交易费用的强大作用。在科斯以前，经济学家往往把机构、组织和体制，都看作是经济分析的最小单位，或只要有投入就能自动产出的黑盒，而没有深入到组织和结构层面去考察。换句话说，他们只看到了产量、需求和价格。但在科斯以后，人们看到了机构内部安排的重要性。大到国家的制度，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或者私有制，小到家庭、企业和俱乐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利界定，极大地影响着机构和体制的运行效率。
社会上对科斯定律的常见理解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或是足够低，那么不管一份资源的所有权归谁所有，这份资源都会被推向实用价值最高的用途上。这个观点，对刚刚从计划经济的泥潭中抽身出来的中国，尤其具有启迪意义。他让中国人认识到产权对致富的重要性。我们以前只想着“多快好省”，却不知道生产什么，不知道资源怎么分配、不知道市场需求什么、不知道人的积极性怎么去调动。而科斯告诉我们，产权界定得越清楚，上述问题就越容易水到渠成地解决。合理的产权设计，对国富民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科斯定律的更深一层涵义是：在真实世界里交易费用并不为零。若交易费用真的为零，那么交通规则就是多余的：路权可以试试在车辆之前通过拍卖来分配，酗酒的司机也可以随时向行人购买横冲直闯的权利。然而，正因为交易费用不仅不为零，而且常常高的令人却步，世界才会衍生出那么多的法律、法则、传统和习惯，它们都是为了避免重复界定产权和协商价格而形成并留存下来的。
要纪念科斯，第五就是要强调“就事论事”的治学作风，科斯尽管随着阅历的增加，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但他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自由放任主义者。他清楚地指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是必不可缺的，只不过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在太大，才导致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期刊》所达标的研究，几乎清一色地表明政府的干预弊大于利。同样，科斯在1974年发表过题为“商品的市场与思想的市场”的文章，客观地比较了政府对这两个市场进行管制的双重标准。在那篇文章里，他并没有断定政府绝对不应该管制思想的市场，但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他近年则不断呼吁中国应该建立思想的市场，指出“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当被问及他与主流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时，科斯说他总是先看到真实的问题，才去解释或解决这些问题；而许多经济学家，则沉湎于玩弄手头的学术工具，热衷于解决他们自己发明的问题。这就是“黑板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经济学”根本分歧：前者追求数学的优美和概念的纯净而极大地忽略了现实中的重要细节，而后者由于追求个案的具体而失去了规律化的吸引力。在前者日益变成皇帝的新装的同时，后者却促进了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我深深希望，科斯所倡导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转型期间的中国，能够朝气蓬勃地活下去。
官员不是天使
——纪念宪政经济学先驱布坎南教授
2013年1月28日
两个礼拜前，1月10日清晨，我从“公共选择学会”发来的公告邮件中惊悉，我修过一个学分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教授，于2013年1月9日病逝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镇（Blacksburg, VA. ），享年93岁。
布坎南教授1919年10月3日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清贫但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曾任该州州长；其父亲守着家族留下的大片农地做杂工，英俊幽默，擅长运动，颇得女性欢迎，积极参加当地政治，是社区的和平官；其母亲则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直到布坎南读大学，还有能力给他辅导功课。
布坎南从小就在以其祖父命名的“布坎南学校”接受了十年的基础教育。在大学期间的兴趣集中在数学、英语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布坎南的成绩名列前茅，这极大地增强了他这位来自乡村的少年的自信心。毕业后获得经济学奖学金，到田纳西州大学进修，但布坎南在那里没学到什么经济学，倒是好好地了解了女人和酒，而这毕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算不枉此行。布坎南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并荣获青铜星章。战争结束，布坎南选择了学术之路。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布坎南致力于开拓公共选择的研究领域。他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那是该奖免税的最后一年。
据布坎南回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主要是两位学者，一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经济学导师奈特（Frank Knight , 1885-1972）教授，另一位是他在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夕偶然发现其作品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KnutWicksell , 1851-1926）。
在布坎南眼中，奈特是一位全心追求真理、不惮质疑任何权威或成见的质朴学者。奈特也来自乡村，没有名校背景，让布坎南感到亲切。布坎南从小在民粹主义的氛围中长大，虽然也反对政府和权威对个人自由的逼迫，但对经济运行规律却一无所知。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布坎南当时的这一思想特征，与今天中国网上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相似。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奈特的课堂。奈特的讲课，既没有教条主义气息，也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甚至没有什么条理，但恰恰是这种宽松自然又无所顾忌的研究态度，在仅仅六周之内，就让布坎南学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世界，并把他从民粹主义者变成了市场秩序的支持者。
布坎南从此便坚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遗余力地批评各种经济学胡学。从1950年代开始，大量凯恩斯主义学者，替政府举债花钱的行为鸣锣开道。他们论证说，既然借债来自于人民，并用之于人民，那总的效果就是“我们欠我们自己”。布坎南深深地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发表了第一部个人专著《公共债务的公共原理》，论证了不同的人会由于政府举债而面临不同得失的道理。到1977年，他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 ）又合著《赤字中的民主》。在这部与当时学术主流相对立的著作里，两位作者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政策后果。他们指出，政客为了吸引选票，势必通过举债来给选民甜头，其结果将是巨额的赤字。显而易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预言在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准确的验证。
到1996年，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研究结果，声称提高法定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投书《华尔街日报》道：“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发生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布坎南的经济学方法论，牢固地建立在“主观价值论”上，即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每个个人的主观判断。根据这一理念，布坎南写成了宝石一样的册子《成本与选择》。他认为，尽管人们愿意用一头鹿换一只海獭，完全基于其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可言，但这种通过交易形成的比价，却是彰显并可以为外人所观察的。由此出发，布坎南既反对通过效用的简单叠加来计算和优化社会总福利，但也认为价格现象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而经济学理论可以建筑其上，否则经济学家就什么都说不得，而经济学就会变得空洞无物和裹足不前。
布坎南一生厌恶特权。这与他来自农村，但自尊心极强有关。他曾经回忆，当年入伍受训时，整个兵营五百多人按各人姓氏的首字母排序来分组。恰巧，布坎南所在的“B ”字附近，没有名校毕业生。而“R ”字附近则有好几位来自常青藤大学。结果长官就打破规矩，让排后面的名校生来当他们的组长。布坎南极为不满。直到后来变得成熟能够理解名校生在统计上更优秀的规律，知道这种做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后也依然不能释怀。
营房里遭受的歧视，在布坎南心中生根。待他发现维克塞尔，便开始发芽。1948年夏，布坎南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又还有几个月才离开芝大，这时他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堆克塞尔在1896年用德文写的关于征税的学位论文。布坎南惊讶地发现，维克塞尔的“除非人人都赞成，否则就有人受损”的观点，与自己对选举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决定把这篇论文翻译成英文，而维克塞尔也成了他的第二位精神导师。待到布坎南领取诺贝尔奖时，他更通篇以维克塞尔的语录为主线。
受维克塞尔启发，布坎南与塔洛克于1962年合著了《同意的计算》。该书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纲领文献。它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迷信，教人们对这种规则究竟如何得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产生了质疑，它还挑战了“官员比商人更高尚”的信条。
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前，政治学研究是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分法开始的，政府被看作是由官员组成的铁板一块的黑盒，其核心问题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分配”资源才符合正义的标准。而布坎南和塔洛克提供的框架，则是把经济学看问题的视角引入到政治领域，从而让人一下子看到，官官与官民之间均是以交易关系为连接的网络。这样，政治学研究就实现了从“分配范式”到“交易范式”的转变。在一个理解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生眼里，政府扶持、关税保护、市场管制等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再也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只是个体利益罢了。
这部著作还预示了布坎南晚年潜心研究和积极倡导的“宪政经济学”的主题：既然社会要达成一致意见很困难，那么为了公平，人们就必须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即我们必须公平地选择“让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规则。在布坎南看来，没有人能在选择规则的时候，预见自己将来在社会博弈中的输赢，所以他们对规则的选择是比较公正的。显然，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 ）所主张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异曲同工。事实上布坎南和罗尔斯是好朋友，两人曾经有过大量严肃的通信，而其中布坎南称罗尔斯为“杰克（Jack, Johh 的昵称）”。
布坎南这种通过立宪契约而达到公平的想法，属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是专注于讨论“好不好”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但是，现实与想法之间总是存在相当的距离。无论理论家们认为“应该怎样”，现实“是怎样”则总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和轨迹。例如，美国宪法就不是征得美国大多数人同意而订立的，它充其量只取得了“当时只占总人口15%左右的成年白人中的大多数”的支持。不仅如此，两百多年来，美国宪法只经历过少量的修改，而每次修改也没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直接支持。法律毕竟还是以自发衍生为主，而不是以人为设计为主。我认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分离，是布坎南晚年哲学化的“宪政经济学”研究进展变缓的原因。
布坎南对公平的追求是如此执著，对不劳而获是如此厌恶，乃至他到晚年还坚持主张政府征收高额遗产税。他认为，像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人赚多少钱都是正当的，但是他人无端接受其巨额遗赠则是不合理的。布坎南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晚年，这令许多把布坎南视为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的人感到难以理解。
布坎南勤奋过人，清晨开始工作，以别人没空喘息的速度回信，自己的全集达20卷之巨；他平常文质彬彬，但也会兵戎相见；他忠实地给予学术朋友以大力的支持，曾经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研究生项目找来第一桶金，但他也由于缺乏耐心，而与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都不欢而散；他对计量经济学相当质疑和排斥，但对博弈论则热情拥抱；他桃李满天下，但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成为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他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盛赞华人学者杨小凯，为其英年早逝深表惋惜。
我从布坎南教授那里挣来的那个学分，是一门五整天的课。有个清早，漫天风雪，我到了他专用的独栋“布坎南之屋”，到了才知道学校宣布停课两小时。其他几位也早到的学生，就与布坎南坐在一起，共同消磨那两小时。他读《华盛顿邮报》，我们读书，屋里静悄悄，暖洋洋，厨房飘来咖啡和烘饼的香味，身边的同学低声提醒我，说这一刻真美！
恪守经济学教训，解构了政府黑盒和官员动机，捍卫个人自由，并通过宪政经济学研究不懈地追求平等，是布坎南教授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
布坎南教授晚年开始思考“死亡”问题。他有时猜想，他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载体，尽管肉身是短促的，但自由主义思想会被后人前赴后继地传承下去。其实，已然如此，必然如此！愿布坎南教授安息！
因纯真而深刻
——纪念经济学家阿尔钦
2013年3月4日
上周三清晨，收到阿尔钦（Armen Alchian ）教授的女儿艾琳（Arline Hoel ）的电邮，说老人家于美国西岸时间2013年2月19日清晨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98岁；其家人将安排活动，纪念老人家的丰盛人生。就这样，我的生活里，少了一个16年来时常挂念的人。
悼念文章接踵而至。中文网络上首先转发的是张五常教授多年前写的万言长文“艾智仁”（阿尔钦的张五常译法），跃然纸上的是桀骜不羁的张五常如何被功力深厚的阿尔钦降服的故事；《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主编汉德森（David Henderson ）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哈耶克在1975年曾经说过：“有两位经济学家，其作品重要而应该获得诺奖，但因工作量不够而没有获奖，那就是科斯和阿尔钦。”；而我的老师罗利（Charles Rowley ）则按捺不住激动，连发两篇短评，直斥诺奖委员会不识泰山。
两个月前去世的布坎南教授，也曾经在课堂上回忆，1986年他到瑞典领取诺奖时，参加一个照例由诺奖委员会主席专设的晚宴，席间照例讨论两个话题，一是当年获奖的主题，二是来年获奖的人选，而那晚他们讨论的就是科斯和阿尔钦。布坎南当时想，阿尔钦的贡献在产权理论，科斯在交易费用，两人分享诺奖，是完美搭配。结果，科斯在五年后获奖，阿尔钦则擦身而过。布坎南郑重其事地向同学们解释，以他的猜测，问题出在阿尔钦总是宣称他多么喜欢高尔夫上——生性刻板的瑞典人无法理解这种美式自嘲，见他玩心太重，便没有颁奖。
这成了一个现象：为了表达对阿尔钦的敬意，师友们要么连年祝愿他获奖，要么编造他落选的琐碎理由。不了解阿尔钦的读者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位怎样的学者？以我的亲身感受，他是一位用机智幽默来制造快乐的朋友，用优雅素养来包裹尖锐批评的智者，用日常语言来消除学术神秘的教师，和用纯真发问来重塑经济学根基的天才。
阿尔钦是亚美尼亚人后裔，1914年4月12日生于美国加州。他在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族群中长大。他考取了斯坦福大学，但由于奖学金不足，只好退回学费低廉的州立大学就读。那次他哭了。两年后，他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在1942年完成博士论文。据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 ）回忆，他到斯坦福大学入学时，阿尔钦已经毕业离开，但新生们依然视阿尔钦为系里机敏过人的传奇人物。
二战结束后，阿尔钦成为兰德公司首位常驻经济学家，并初次显露了经济学的威力。当时在兰德公司里，人们正在猜测氢弹的原料究竟是什么。阿尔钦找人查阅了五种稀有金属制造商的股票价格，发现只有一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4个月内，从2美元飙到了13美元。阿尔钦即写了一篇题为《股市露天机》（ The Stock Market Speaks ）的文章，在兰德公司内部流传，但两天后即被上级没收；而两个月后氢弹试爆，他的猜测得到印证，那家公司的股价也站稳了。
首次为阿尔钦带来国际声誉，并为经济学科学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的，是在他1950年发表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一文。该文的背景很简单：当时有两位大经济学家（Richard Lester 和Fritz Machlup ）在争论，企业家究竟有没有在计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阿尔钦回答：计算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主宰企业家存活的客观规律；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在逻辑上不可能求得最大化；人们只是在争取存活；即使（或虽然）人人都是傻瓜，物竞天择的规律也仍然时刻在发挥作用。
阿尔钦推翻了学界对“成本”的成见。在兰德公司考察飞机制造的成本和产出过程中，阿尔钦敏锐地发现，厂商在作出投资决定时，对长期的生产总量——而非单位时间内的生产率——的估算是举足轻重的。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一篇重要——重要得会改变微观经济学对厂商生产成本的知识基础——的论文《成本与产出》（ Costs and Outputs ）。这篇文章被美国顶级学报《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接受。但此时，他的学友要为其老师海利（Bernard Haley ）出一本纪念文集。阿尔钦竟然大方地婉拒了顶级学报，把这篇重要的文章放到了罕有人留意的纪念文集里。在学术影响和尊师重道之间，阿尔钦选择了后者。
阿尔钦还澄清了“歧视”的意义。他和卡索尔（Reuben Kessel ）在1965发表《竞争、垄断和对金钱的追求》（ Competition, Monopoly, and the Pursuit of Money ）一文，揭示了这样的含义：选择意味着歧视，歧视意味着选择，选择和歧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认钱”的社会，会增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一个“认人”的社会，基于个性特征（如肤色、性别、信仰、行政级别等）的歧视就势必更加严重。因此，恰恰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或鼓励追求金钱的资本主义，才使得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性格怪诞、笃信异教、坚持己见或有各种污点和前科的人——更容易生存下来，而这才增进了自由。
阿尔钦该对“产权”概念的阐释，至今没有人超越。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的“产权”条目，就由他老人家执笔，经多次再版后也依旧保留。阿尔钦解释的不仅是私有产权，而是多种产权。最精彩的，是他以一条曲线将人类各种典型所有制串起来的解说。听过或读过的人没有不拍案叫绝的。由此生发，阿尔钦关于“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侵犯产权”的观点，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多数位高权重的法官的知识盲点。
阿尔钦对企业的解释远胜科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 ）在1972年对企业性质所作的解释（《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是对科斯1934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Firm ）的正面否定。科斯说，企业之所以形成，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却说，经济组织的美妙之处，正如男女结合可以产子，并非简单的节省交易费用，而是可以无中生有。阿尔钦曾经对我说过，因为科斯是他的朋友，他不替这个观点做广告，但孰优孰次，细心的读者一望而知。
阿尔钦阐发了“人际依赖”的深义，勾勒了企业治理和财务安排的规律。例如，既然专业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那为什么报社需要拥有自己的印刷厂、石油公司要有自己的运输船队？阿尔钦与克莱恩（Benjamin Klein ）和克洛佛（Robert Crawford ）的论文《垂直整合、可划拨租和竞争性的缔约过程》（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一文作了解释，并回答了企业内部“什么人来当老板”的一般性问题。又例如，炼钢厂可以大规模举债，并聘用专业人士来经营，而制药厂却往往只靠自有资金，并由所有者亲自经营。这是为什么？他与伍德华德（Susan Woodward ）在1988年合写的论文《企业已死：企业万岁》（ The Firm is Dead: long Live the Firm ）解释了这个现象。
重要的是，由此看去，人世间的诸多合约安排和社会建制，便不再是随机选择或历史偶然，而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竞争结果。阿尔钦和其他学者，共同催生了“产业组织”这门经济学分支，它剖析了企业的内部结构，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打开了一扇窗户。正因如此，阿尔钦也被公认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阿尔钦改写了“失业”的概念。他不认同货币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对“失业”的解释，并得到弗里德曼夫人（RoseFriedman ）的支持。他在1969年发表《信息成本、定价与资源闲置》（ I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一文，确立了“失业都是在适度控制信息成本条件下的自愿选择”的思想，令汗牛充栋的以“非自愿失业”为出发点的宏观经济研究，顷刻间变成了沙堆上的城堡。
阿尔钦非常重视教学，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女儿艾琳清楚记得，阿尔钦曾经利用当时刚刚面世的录音机，揣摩自己上课的语速和效果。我的老师威廉斯和她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一起上阿尔钦的课，一起组织学习小组。当年，威廉斯是个不懂经济学、要用最低工资法来帮穷人的青年。阿尔钦回到家里说：“我要是改变了他，我就能赢得全世界。”今天，威廉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辛迪加专栏作家，一篇篇文章改变了无数读者看世界的角度。
不得不提的是，阿尔钦和艾伦（William Allen ）写的《大学经济学》（ University Economics ）（多年来，其中有些版本改名为《普世经济学》“ Universal Economics ”或《交易与生产》“ Exchange & Production ”）。我另一位老师里维（David levy ）回忆：芝加哥大学博士考试，是在一堆公开的题库里挑选出来的，老师并不介意学生事前已经知道题目，因为那些是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至于参考书，就包括了《大学经济学》的习题集，它能训练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到晚年，阿尔钦除了打高尔夫，就以修订这部著作为业，留精华，去糟粕，加了减，减了加，草稿在四十多章到六十多章之间波动。
上周日（24日）《洛杉矶时报》刊登长篇讣文，对阿尔钦的生平和贡献做了恰如其分的述评。事实上，他的学术贡献涉及进化、产权、成本、依赖关系、产业组织、乃至失业和通货膨胀，遍布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乃至行为经济学，文集达厚厚两大卷。哈耶克说他工作量不足，显然不实。特别地，该文用了长达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阿尔钦的《大学经济学》课本本身，和他长期亲身给法学教授和联邦法官授课，对法律经济学运动，对美国的判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话说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我学着制作个人网站，想把心目中的学术英雄摆到网上。寻遍网络，找不到阿尔钦的照片，只有他的电邮地址。我去信索取，他很快就把照片寄来。我回信致谢：“我一收到你的信，就给女朋友打电话分享惊喜了；礼尚往来，附上我的照片。”阿尔钦回复：“谢谢！寄你女朋友的照片来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