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鼓励下，我逐章译完了他尚在改写的《大学经济学》的文稿。有几年，我常常在晚上睡觉前给他去信，求教一些文稿细节的问题，次日醒来，就已经收到地球另一端的回答或新稿。以这种方式求学，真是奇妙而珍贵。遗憾的是，此书因各种细节一拖再拖，至今未能付梓，而中译出版也只得顺延。尽管如是，凡修过我的“经济学原理”或“法律经济学”的同学都知道，阿尔钦的思想贯穿课程的始末。
与阿尔钦见的最后一面，是在2007年8月末，我到他家拜访。告辞时，93岁高龄的老人家显然已经累了。我劝他留步，他坚持要送：“我得确认你走了。”幽默不改，众人大笑。汽车缓缓加速，我回头望去，加州的落日余晖洒在他脸上，他依然站在哪里，徐徐挥舞着双臂……
纪念贝克尔
2014年5月12日
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 1930.12.2-2014.5.3）逝世。虽然享年83岁，但在去年辞世的科斯、阿尔钦和布坎南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中，贝克尔算是年轻一辈。最后两次见到他，他仍然是神采奕奕。2009年，芝加哥大学举办预祝科斯百岁生日的研讨会，贝克尔略微迟到，进了会场到处找座位；2011年，林毅夫教授邀请他到朗润园访问，两人在万众楼唇枪舌剑争论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引导公共教育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料世界一下子就又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开创者——他相信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人的所有行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受导师弗里德曼启发，对歧视问题产生了兴趣，认为可以将歧视放到金钱追求和市场规律的框架中考虑。贝克尔认为，任何歧视行为，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歧视别人的人，他自己也要承担代价。越是唯利是图的雇主，由于他要追求金钱收入的最大化，那么他对雇员的歧视就越少。
现在看来，贝克尔的想法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任何最大化的行为，都只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人如果要放纵自己在性别、相貌、种族、党派或宗教上的歧视偏好，那他就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这个想法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弗里德曼是犹太人，在纽约做过出租车司机，受过被歧视之苦，最初听到贝克尔的想法时，也觉得这种经济分析太冷静了。不过大师毕竟是大师，弗里德曼很快就改变想法，强烈地支持贝克尔朝着这个方向研究下去。
1955年，年轻的贝克尔以论文“种族歧视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阿尔钦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对他女儿说此人将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尔软的女儿回答：“可现在并没有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啊！”事实上，到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才开始设立，而贝克尔于1992年获奖。在这期间，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探索，遭遇了大量的冷遇、嘲笑和排斥。比如，当时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师索罗（Robert Solow ）就对他的研究不以为然。但贝克尔说，有弗里德曼和阿尔钦的支持，其他评论就都不重要。
只要有人群，就存在对事物的不同估值，就会出现交易；只要有选择，就必然有机会成本；只要存在时间，就存在耐用品，就会刺激投资，这样经济学就必然能派上用场。在此逻辑下，贝克尔1957年出版了《歧视经济学》、1964年出版了《人力资本》、1965年发表了《关于时间分配的理论》、1968年发表了《罪与罚》、1976年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81年发表了《论家庭》、至1994年与墨菲（Kevin Murphy ）发表了《关于香烟成瘾的实证分析》，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在贝克尔的示范下，经济学以科学的面目，悍然入侵了被认为只有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道德哲学和法学才应涉足的研究领域。
贝克尔说生儿育女是投资耐用品，引起了哄堂大笑。然而，全球长期的生育数据表明，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外出工作收入的提高，连一致拒绝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天主教地区的生育率也显著下降了。外人可能以为宗教的力量是超越成本核算的，教徒们可能以为偷偷减少生育不会被人发现，但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方法，却使真相彰显无遗。事实表明，人们对成本的考虑和顺应，是无处不在的。
贝克尔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从1985年起，他就开始定期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撰写通俗易懂的经济专栏。在这些经济专栏里，他解释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就会增加失业、主张以志愿兵制代替义务兵制、主张人类器官交易合法化、主张毒品合法化、主张以学券制打破僵化的公立学校体系、主张国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批评反垄断法的执法效果、反对美国政府干预国内油价、反对农业补贴……他以清澈的语言、严谨的论证、生动的实例，向广大读者展现了经济学最美的内核——这是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帮助人们区分动机和结果、揭示事与愿违规律的社会科学。
然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事实上，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各种学科和多角度来解释。他们不应该相互排斥，应该相互补充。
贝克尔曾经与另一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合写过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论文的标题是拉丁文“De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意思是“口味不同，无需争论。”该文论证，经济分析不能以偏好不同来解释世事，而必须假定人们的偏好是一致的。比如，生育率高时，经济学家不能解释说“妇女喜欢多生孩子”，否则等到生育率下降，就谁都可以以“她们的偏好变了”来敷衍解释。经济分析要有意义，必须假定人的偏好是恒常不变的，这时经济学家才能够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推测或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这是经济学安身立命的基本教条。
然而，人的口味确实是不同的。人的基因不同，禀赋不同，倾向不同，志向也不同。这些差异不仅能在个体之间观察到，还能在性别之间、年龄层之间、种族之间非常清晰地看到。例如，一个人的情绪是否稳定，对其学习成绩、工作表现，乃至收入水平是否有影响呢？答案是显然的。既然如此，那么把收入水平追溯到情绪因素，再把情绪因素追溯到生理禀赋，是否属于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若是，就不能再假定人都是相同的了。
这就是说，能够随意包罗一切要素、而同时又假定人的偏好是恒常不变的经济学模型，可能会因为忽略了人性的差异或其他相关细节而流于空洞。其他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评有时是有道理的。要客服经济学的这一缺点，经济学者只能是在坚持将经济规律运用到极致的同时，谦虚地参考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只有这样，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才会丰满起来。
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广博的，但后来专业的细化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只专注于与金钱相关的宏观问题，而贝克尔却替后人照亮了一片以人为本的微观研究领域，使经济学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贝克尔是一位替经济学开疆拓土的大师，我们谈论、颂扬、继承、反思和发展他的工作，是最具敬意和最有价值的纪念方式。
后 记
这是我自1998年以来经济散文的选集。本书付梓全赖朋友白丽丽、董展育和周克成三年多的耐心鼓励和倾力帮助。
感谢波普尔（Sir Karl Popper ）、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张五常、科斯（Ronald Coase ）和阿尔钦（Armen Alchian ）等人。他们的著作塑造了我今天的世界观。尤其感谢阿尔钦教授，他一再鼓励我将他著述中的重大主题改编为短小的报刊散文，在中国推广。
我感谢丁小波、李韧、沈灏、李戎、姜奇平、张力奋、殷练和刘坚所给予的写作机会，并感谢黄立、辜晓红、李凌、徐钟、龙希成、李子旸、叶海旋、王陈月明、刘源、徐亚岚和王婧雯等人所作的编辑处理。
感谢朋友尹忠东、陈晓曦、陈学谦、陈智谦、何庭波、黄雪涛、路卫军和欧阳海欣的支持，以及老上司刘应富、卓海洲和李汝忠的关照。
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中选修我的“经济学原理”和“法律经济学”的同学们。他们的建议、疑问和挑战，催生了2010年后的多篇文章。
薛兆丰
201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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