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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珉有点愤慨：“他爸还替他担心呢……原来这么多选择。”

“你就别眼红了吧。”我呵斥他。

之后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他父亲。他一个人拎着一袋苹果无精打采地走在小区里面，为了防止他看见我，我一直远远走在后面。半路他停下来跟物业打招呼，我从旁边绕过去正要溜走，“哎！”他放开了物业，对我大叫一声。

“好久不见了呢。”我连忙笑起来。

“我不住这儿，我城里还有一套房子。”他提到这些的时候，都是很得意的。

“来看儿子哦？”

“正好路过。路过。没想来的。苹果都是门口卡车上买的。儿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想看见我们的。我们作为老人，要有这个自觉性。”

“怎么会呢……”我们一起往家走。

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我布置的那个任务……你有没有留意？”

“放心！我一直留意着呢！”

我们一起上了楼，他往右拐，大声敲门。长久无人应答。他转身看了看我，我连忙走进自己家，把门关上了。

郊区生活闷得要命。我跟周珉偶尔在家沉默地打架。吵架能免则免。楼上楼下，经常有女人在嘶吼：“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成为其中一个。我们都是三十一岁，结婚两年。不能说我们是因为三十岁到来的压力才结婚的，但也不能盲目地断定不是。最后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讨论生小孩讨论了一年，但每次都会及时拿出冈本0.03。后来索性也不怎么做爱了。小区的二期开始入住了，这次盖得更高，三十多层，面积更小，总价更低，于是年轻人像货物一样被地铁一车厢一车厢运过来。业主论坛上有人投诉邻居做爱声音太大，接着一批人冲出来说自己那栋也有。都是二期的，一期业主集体沉默。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一期的都老了。

一期充斥着小孩。平均一至五岁，黄昏时一群老年人带着各自的孙辈挤在小区花园中心。小孩们哭喊打闹，老人们疲惫而平静地坐在椅子上。

周末的时候是三十岁出头的父母带着小孩，同样的情景，同样的姿势。

两幅场景像是一个漫长电影的开始和结尾。

有一天周末的时候，我跟周珉被楼下的鞭炮声吵醒了。

他愤怒地坐起来：“不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吗？”

郊区怎么会有人管这个。他往下看了看：“有人今天结婚。”

彩色气球，高高兴兴的年轻人，绑着粉色绸带的高级轿车。

各种吵闹声仿佛就贴在我们门上。我悄悄打开门看了看，红毯从电梯铺到隔壁门口。

那个男生结婚了。他父亲兴高采烈在门口张罗，脸更红了，仿佛一大早就喝了一整瓶，开心得有点过头了。儿子则带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表情。我在一群人中至少认出了三四个面熟的女生，她们都表现得非常快乐。

“吃喜糖！”那父亲招呼我们，我们道喜，拿了喜糖。

关上门想了想，这一天闹下来大概是没完没了。于是两个人便下楼开车出了门。我们刚刚买了车，就像设置好的游戏关卡一样，我们打到了买车这一关。

开出小区之后，我们在去新开的outlets还是去不远处的山上之间摇摆不定，结果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跟另一辆车剐蹭了。双方先是互相辱骂，接着争执责任，交警觉得事故太小不肯出警，又有经过的车停下来提醒我们赶紧离开事故现场靠边停，不要影响后面的交通。于是三方吵架。我往路边走了走。四月的春风从田野里吹来，离这交通要道不远处，竟然就是一片麦田。

发了一会儿呆。“走啦！”周珉喊我。

最后不了了之，各自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你就不能跟我站在一边吗？”上了车之后周珉气呼呼地问我。

“不是帮你狠狠骂了对方吗？”

“但你觉得是我的错吧？”

“……他非要挤过来的时候你干吗不让他？”

“我是直行，他要变道，为什么我要让他？”

“你要是让一下就没这么多事情了。他都挤进来了。”

“不是我的错你都要怪我！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他“啪”的一声拍在方向盘上，喇叭短促地叫了一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笑不出来了。

但我浮起笑容按了按他的手臂：“好啦好啦！不吵了。”

他不耐烦地挣脱了。我的笑容也随之倏忽消失。

我们跟隔壁的新夫妇经常遇见，新娘面目模糊，总是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从来不打招呼。一周有两三次我们会在早晨一起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但车位隔得很远。他们的车位离电梯比较近，是一辆白色奥迪A4，我们则开黑色简配福特。周珉开始经常找机会跟我说想换辆车。

“根本没有那个余钱嘛。马上要生小孩了。”

“那到底什么时候生呢？”

“反正就是这两年啊！没有钱了！”

大概半年左右，我后知后觉发现隔壁那个妻子的腹部已经非常显眼了。他们婚礼之后不到七个月的时候，小孩出生了。

“看来是奉子成婚喽？”周珉跟我讨论，“我们或许也应该奉子成婚的。”

“是啊。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我很诚恳地回答他。

这天晚上我们心照不宣。总要下定决心试试吧？

黑暗中他问：“要不要去拿呢？”

“不要。”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了？”

他坐了起来。我也坐了起来。我们一起坐在床沿上。

“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说。

“我怕死了。”我说。

“到底怕什么呢？”

“难道你不怕吗？”

“感觉一切都要完蛋了。”

“说到底还是我们太有理想了。”我笑着说。

“其实都是幻想吧！”

“要不我们去东京玩一趟，花光钱，回来之后安心生小孩。”

“为什么是要东京呢？”

“近嘛。”

我们真的开始计划东京之行，办签证什么的。偶尔还能在电梯间碰到那个男生，他胖了很多，头发也油腻了，成了一个真正的已婚男人。不知道他的女同事们现在怎么看他呢？他的父母搬了过来，帮忙一起带小孩，经常争执。他们开着门吵架，东西摔得砰砰响。奥迪车也换掉了，换成了一个七座的道奇，车子太大，有次在地下车库撞在了升降杆上。我们虚伪地走过去跟着议论和嫌弃了几句地下车库的双层停车系统。

周珉此时仿佛有一点点庆幸。我们在别人的疲惫之中竟然开心了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在黑暗中出门倒垃圾，推开楼道的门却赫然见到有人坐在垃圾桶上抽烟。我这时才想起自己仅仅穿着背心和内裤，不禁愣住了。对方连忙站了起来，一边掐烟一边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也可能是说给自己听的。是隔壁的那个父亲。窗外一闪而过的车灯下，他竟然在哭。

我尖叫一声，又拎着垃圾跑回了家。

这件事虽然尴尬，但某种程度上深层次地安慰了我：一个本该幸福却似乎怎么都无法幸福的家庭。没有哪里做错了，但事情就是这样了。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快乐的人。也并不多我们这两个吧。

我跟周珉快乐地去了东京，疲倦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一模一样的。连在东京做了些什么，很快也都不太记得了。

回来一个月之后，口袋里面掉出了东京的地铁卡。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中间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

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不是吗？

渐渐就不再见到隔壁那对年轻夫妇了，迅速断奶之后他们就消失了。只剩下爷爷奶奶留在郊区这栋房子里照顾那个小孩。大概因为腿脚不灵便，奶奶经常推着小孩在走廊里面玩。于是东边那家我几乎没有见过的邻居终于出现了，一个高昂的女声在门口叫了一声：“吵死了！下去遛小孩吧！”之后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小区中央花坛边总是见到他们的身影，推着小孩跟一群老人聚在一起，每个老人脸上都带着坚定的微笑。

我开始吃叶酸，少喝咖啡，喝豆浆，检查身体。

所以有一天周珉跟我说他要离开我搬回市区租房住的时候，我其实也并没有特别惊讶。

我们究竟有什么资格要在一起呢？

在一起而不能去承担什么，大概是没有意义的。

晚上九点之后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那个老人。这次我穿了家居服，看见他坐在楼梯上抽烟，比之前，其实也就是两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衰老了很多。我们简洁地打了招呼，我扔下垃圾，他忽然招呼我：“你抽烟吗？”

于是我就坐在垃圾桶盖上，让他替我点了一支烟。

他应该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他说：“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你们为什么一直不生小孩呢？你们年轻人是要怎么样呢？”

“我也不年轻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也不想跟他说我们已经签好离婚协议了。

“很多事情，咬咬牙就做到了嘛。”他的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还是那么得意。真是怎样都非常得意的一代人啊。

东边那家已经搬走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连搬家都悄无声息。

我看了看窗户外面，小区的四期正拔地而起。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小孩。

我们边抽烟边沉默地望着那排高耸又密密麻麻的住宅。

“告诉你个秘密。连我老婆都不知道呢。”他往前凑了凑，对我说。

“难道叔叔你在外面有私生子吗？”我故作惊讶地瞪着他。他笑起来了。

“我啊，替我儿子做了决定。我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所有的保险套都戳坏了。之后让老天替我选了一个媳妇儿。没有特别好，但也不太坏。我们就应该把一切都交给老天。”他把烟掐灭在楼梯角落里面。他又神气又沮丧。他简直就像是该死的命运本身。像是什么伟大力量的代言人。

我当然很想说几句帅气的话，比如“我才不要这样”之类的。

但最后我只是站了起来，说：“叔叔，做得好！那么，再见了。”

我轻轻松松地往家走，到门口才发现风把门关上了，而我根本没带钥匙。

幸运之日

“是这座桥吗？”

“再往前看看。不太可能是这座吧，你能走这么远？”

“我走了很远很远……”

“你那时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小孩能走多远？”

“很远！”

弟弟在车子后座叫起来，用脚踢我的座椅。

此时此刻，我有一种幻觉：好像他才几岁，是个很小的小孩子。

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带他去买豆腐。豆腐被小心翼翼地系在车龙头上，他坐在后座，一路吵吵嚷嚷。中途我肯定是走神了。路上遇到村里人，他问我：“一个人去买豆腐啦？”“不是，跟弟弟。”“那弟弟哪？”

弟弟哪？

弟弟不见了。像个魔术，他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茫然地站在路上，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后座。这时，又一个人从后面骑过来，似乎觉得很好笑，跟我说：“弟弟没了吧？掉下去啦！”

我掉转车头……弟弟翻下去，摔在了路边的水渠里，身上都是泥巴，也不太明白自己的处境。

“从此之后，我们姐弟之间的关系就奠定了基础。”弟弟总是这么说。

反正意思就是：不怎么样的一个基础。

跟爸妈之间奠定关系则更早一点，也不怎么样。五岁的时候他跟爸妈去镇上的姑姑家吃酒席，小孩子在饭店里跑来跑去，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等爸妈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其他人家的小孩都坐好了，拿着筷子敲着碗等上菜，弟弟却不见了。

妈妈冲出饭店门口到处张望，不见人影，知道不妙，当机立断，发动亲戚们分头找。出于一种奇异的直觉，她骑车往北，往家的方向。

弟弟拿着一支小水枪，茫然地走出镇子，路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九十年代初，镇上就两三家饭店，连门头都做得一模一样。他进错了饭店，看不见熟悉的人，就问门口的一个老头：“我爸妈呢？”老头大概只是想开个玩笑，也可能是一种忽然涌出的奇特恶意，他说：“你爸妈不要你了。他们回家了。”

隔了二十几年，弟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记得那天的天气（晚霞艳丽得恐怖）、路边的景色（远远有人隔着河问他：“小孩你去哪儿？”），还记得有个人，停下自行车想带他走。那个陌生人的车杠上已经坐着一个小女孩，他说：“你坐后面吧。我带你去找妈妈。”弟弟已经走了太远，哭得太累，但他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诱惑。恰逢下班，周围人很多，那人似乎思考了一下，终于还是走了。

五岁的弟弟满心懊恼，他想：“我拿的是水枪，又不是真枪，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了？”

我那天满腹怨气地被一个人留在家写作业。大概晚上九点钟，爸妈带着弟弟，挟裹着一种不同以往的、兴奋不安的气氛回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跟我说着：弟弟如何不见了，大家如何分头找，妈妈心急如焚，瘦小的身躯完全趴在了自行车上，像一只圆鼓鼓的麻雀往前俯冲。

不过我听到的重点是：返回镇上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把饭菜吃得精光。他们三个人只好饿着肚子怏怏而返。我的不满因此稍微减轻了一点，并且暗自庆幸：要是跟着一起去了，责怪的必然就是我了。

现在是二十多年后，弟弟二十七岁，我三十二岁。我开车，带着妈妈、爷爷和弟弟，顺着这条熟悉的道路，依然是去姑姑家，参加表妹的婚礼。爷爷昏昏欲睡，身体靠在车门上，车窗开着，脑袋在车窗边摇摇晃晃。

“难受吗？”我问爷爷，他忍耐地挥挥手。

“你看看远处，”弟弟说，“看看远处的麦田，就不会觉得晕了。”

爷爷似乎在看着远方，又可能什么都没看。他打定主意一言不发。

过了二十多年，准确地说是二十二年，这条路并没有太多变化：铺上了沥青、拓宽了一些。它微妙地代替了记忆中那条路，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同。天气很好，妈妈竭力掩盖怒气：昨天刚刚还在下雨，今天天气却好得惊人。好运气都是别人的。

“想想就难过，”妈妈也看着窗外，“别人家的小孩都那么懂事……想想就难过。”

我跟弟弟装作没听见。秋天高远的晴空，路边的田野里散发出一种让人惆怅的气息。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后面按着喇叭疾驰超车而过。

“倒是说说看，你们俩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妈妈叫起来，“只有一堆麻烦！”

弟弟依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刚跑完了一个半马。”

“什么马？”

弟弟扑哧一声笑起来。妈妈气呼呼地抱着胸。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看不出妈妈已经六十岁了，她没有干枯下来，脸还是饱满的。长期的哀怨令她的眼角下垂很明显。非要把农活儿做到尽善尽美，播种、撒药的日子一天都不能差，这种偏执让她饱受风吹日晒，皮肤黝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无法让她开心了，怎么都不能。所以索性全部放弃了。

就在这时弟弟回忆起那次走丢的事件，我们被吸引住了：主要是那种气氛，那种普通家庭面对的黑暗一角，有可能踩进去、被它吞没的气氛。尤其是那个危险的、要把弟弟带走的中年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是如何努力从命运的黑洞里慢慢爬出来，而不是滑下去的。

我们差点就要一直活在丢失他的阴影里了。只差一点点。这个想象安抚了妈妈，令她对现状平静下来。

之后弟弟和妈妈达成了共识，找到了那座桥：就是在这座桥下坡的地方，在夜幕降临之前，妈妈追上了弟弟。她冲过去，推开自行车，抱着他大哭起来。

“不是找到了吗？不要哭了。”五岁的弟弟镇定地说。

婚礼在镇中学的大食堂里面举行：镇上没有一家饭店能同时容纳这么多人，一共有三十桌。就像所有的食堂一样，这里原本充斥着一种令人难以下咽却又明明白白的食物气息。但现在门口挂了幔帘和蕾丝纱帘，紫色的。还摆着表妹的结婚照。照片上她看上去最起码成熟了十岁。她才二十五岁呢。

有些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体验一帆风顺。比如表妹：家境一直优渥，自己学业优秀，研究生时期交到第一个男朋友，毕业后两个人一起回到家乡进了一个大型国企，迅速结婚。

大概明年就会生第一个小孩了。然后是第二个。

现在，人们四处晃晃悠悠，新娘和新郎还没出现。中午不是重头戏，只是客人们吃吃喝喝，有一种悠闲的氛围。我们四个人迅速占好了角落里不起眼的一张桌子，家族的敏捷性几乎是一致的。其他人没头没脑地四处走着，互相打招呼，寒暄，根本不在意说了什么。有人抱着一个哇哇大叫的婴儿，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晦气。”妈妈说。

跟妈妈年纪差不多的这个中年女人，看上去开心极了。她怀里的婴儿满脸都是鼻涕和眼泪，朝各个方向挣扎着。

“哎哟喂快来看看我孙子。”她招呼妈妈。妈妈笑着走了过去。

“你抱抱，你抱抱。”

妈妈略微躲了躲，还是抱了过来。

“让你女儿也抱抱。灵验哪。我女儿的同事抱了抱这个小东西，晚上回家就怀上了！来抱抱！”

妈妈看着我：“抱抱？”她想往我手里塞，我拼命躲闪。婴儿哭得更大声了。

弟弟很自然地接过婴儿：“还是叔叔抱，叔叔抱。”

他温柔地摇晃他，踱着步子。婴儿渐渐不哭了，迷惑地看着他。

“让姐姐也抱抱啊！”那女人还不死心似的。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站起来，转身就走。

洗手间在教学楼，跟食堂隔了好远。我在一楼看了看，然后一鼓作气跑上了二楼，最后索性跑到最高的六楼上了。本来就是假期，学生们都放假了，楼里空无一人。我站在六楼的走廊往下看，不远处就是一个刚刚翻新的操场，红色塑胶跑道干净得就像从来没有人踏足过。草地因为没人修剪，长得很高。有两个初中生，坐在操场边的观众台上，一个穿着校服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从这里看过去，只是两个小点儿。

操场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有太多关于操场的记忆。从初中到高中，我都是八百米冠军。我没有爆发力，短跑很糟糕，八百米时起步也不快，但等其他人跑得疲倦，越来越慢的时候，我却越跑越快，通常能超过第二名半圈多。我一个人跑在最前面，速度不见降低，然后漫不经心地冲刺，好像根本对获得冠军这件事无所谓一样。

“喂！”弟弟在下面喊我，他仰着头。我冲他招手，于是他就噔噔噔地跑了上来。

“是不是要抽烟？”他问，从身上掏出烟来。

真没想到他能长得这么高。我经常忍不住这么想。

我们俩点了烟，一起趴在走廊的扶手上。

“一会儿去操场吧，”我说，“你还能玩高低杠吗？”

“能啊！”

“小时候你抓住两根竹子就能倒立起来。”

“现在依然身轻如燕，”他说，“你看表哥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是啊，简直是被吹大的气球……脸明明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看上去真奇怪。”

“我们大概更奇怪，已经是周围地区两个著名的怪胎了，知道吧？”

“妈妈是不是太可怜了？至少有一个小孩应该正常一点吧。”

“要不你先试试，把婚给结了？”弟弟说。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你又辞职了？”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吗？”

“爸妈这两个大傻瓜，根本就不该生第二个小孩。”

“又来了，”他翻了一个白眼，“你跟妈妈有时候表情简直一模一样。”

等我们回到食堂，午餐已经开始了。妈妈焦虑地四处张望，看到我们走过来，狠狠瞪了我们一眼。我装作看不见，坐下来埋头拼命吃。

“吃完饭我陪爷爷去医院检查身体，你们可以去姑姑家坐坐，就在旁边，认识吧？”

“我们还是下午回家吧，晚上再来。”

“就不能像两个大人吗？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爷爷只吃了一点点，呆坐着。

“好啦好啦，我们去就是了。”弟弟说。

吃完饭，我们随着妈妈站起来，跟周围还在吃的人礼貌告辞。妈妈从后备箱拎出一大袋柿子，准备送给在医院工作的远房叔叔。妈妈拎着柿子，歪歪斜斜又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弟弟要帮她拎，她把他的手打开了。反正只要她不高兴了，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她会去做最辛苦的事，提醒我们有多么对不起她。

陪着妈妈跟爷爷走进医院，她拼命催我们离开。

“陪你不好吗？”弟弟跟在后面问。

“不要。”

我们只好在医院门口站着，整个镇子一片安详，路上也不见什么人。光线很亮，明晃晃照着街道。“算了，走吧。”我们俩晃晃荡荡，还是去了不远的姑姑家。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一楼是店铺，二楼饭厅里有两桌人都在打麻将。我们穿过去，进了客厅，一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都是姑父那边的亲戚，竟然一个都不认识。于是我们也在转角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摆满了零食，我拿起香蕉剥开吃。电视里正在播放老版的《西游记》，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吃完一根香蕉我才发现是哪里不对了：除了我们俩，都是老人。平均年龄最起码在八十岁以上，每个人都以奇特的姿势一动不动。靠门坐着的那位奶奶一直歪着头，其他几个则面无表情定定地看着电视。当孙悟空一棒打向妖精时，他们也毫无反应，只是有人仿佛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在我旁边的老头子似乎已经睡着了。他满脸老人斑，瘦弱不堪。我忍不住凑近了一点，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叹息。

“活着呢。”弟弟悄悄说。

我拿起遥控器，开始换台，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们依然一动不动仿佛着魔一般看着电视。我调到一个频道又在重播《寻秦记》，于是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大概才看了几分钟，弟弟忽然站起来说：“还是去操场吧？”然后他拿起遥控器，又调回了《西游记》。

我们各自抓了一把瓜子，慢慢往操场走去。

“怎么了？”我问他。

“受不了那气氛。爷爷现在也是这样，盯着电视不知道在看什么，他最喜欢看《西游记》，看了说不定有三十遍。奶奶去世之后，他就越来越古怪了。”他说。

我们肩并肩走着，把瓜子壳吐在地上，像小时候一样。

“吵了一辈子，但敌人却先离开了。你记不记得他们吵架的时候，要我们一人拉一个，否则就真的要打起来，手里拿着菜刀啊锄头啊什么的都往对方身上扔，吓人得很。”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想不想念奶奶。

“有一天我梦见奶奶了。她在梦里倒是通情达理的。”弟弟说，“有时候也梦到爷爷，他以前呀，其实挺帅的。”

“听邻居说，你出生的时候，爷爷知道是个男孩子，闷声不响走进屋里，猛拍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太开心噎住了。”

“但他一直都偏袒你啊，好像觉得对不起你似的。打起我来也是毫不手软。”

“他就是这样奇怪的人。你知道他右手的无名指是怎么折断的吗？当时他怕死，不想去当兵，自己咔嚓一声……”

弟弟震惊地看着我：“这到底算是厉害还是胆小啊？”

“人不都是这样嘛。反正他现在也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几年他一直用妈妈的名字喊我，还总是对我瞪眼睛，气呼呼的。”

瓜子很快就嗑完了。我们走到了操场上，操场上多了几个跑步的老人，像是这里的退休老师，相约一起跑步。看上去，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快乐老人，跟刚刚房间里面的老人们大相径庭。

不知道为什么，这有点让我难过：我们一家好像都已经被抛弃在另一边了。

“还是去玩双杠吧！”弟弟跑起来。

高低杠区域的杂草已经长到膝盖了。

“来个倒立！”我拍手。

他两只手撑在双杠上，双脚离地二十公分，但几秒钟就掉下来了。

“不行了哦。”我笑他。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之后脸上渐渐浮现出少年凝重而认真的表情，搓搓手，猛然撑住双杠，整个人倒立起来，仿佛被什么提住了脚，脸憋得通红。

不过也就五秒钟吧，他就一个踉跄，双脚着地，往前一跃，弯腰钻进草丛里。

“什么呀？”

他举起一张皱巴巴的东西：“沾了泥你就不认识了？”

“十块钱！”

“去买糖吃！”他说。

“买话梅，一块钱一小袋那种。还有泡泡糖。大大卷。”

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往大门口走，学校大门右手边就是小卖部。

但街对面的彩票销售点也实在太醒目了。

彩票销售点挺大，有各种各样的彩票：福利彩票、体彩、即刮即开的……里面只有一个顾客，愁眉苦脸地坐在小桌子边写号码。老板百无聊赖，看到我们立刻站了起来。

“来点快的吧！”弟弟说。

“当然！”

我们买了五张即开型的，花掉了这十块钱。

我刮了两张，没什么斩获。

他刮开一张……没戏。

第二张……依然没什么收获。

第三张……五十块。

刚刚趴在桌子上的那位顾客也凑了过来：“五十块？只花了十块钱？”他羡慕得一直往我们这里钻。

“再来一次！”我说。

“全部吗？”弟弟问。

“当然啦。捡来的钱不能带回家。”

于是我们又有了二十五张即开卡，老板和那个顾客自告奋勇帮我们一起刮。

多数不怎么样，但不错的也不少。

这次金额变成了二百八十块。

老板十分不舍，仔仔细细数出钱给我们，但也并不是很沮丧，好像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们运气太好了。有人刮一天都中不到十块钱呢。比例不高的啊这个。真的不高的。你们今天绝对鸿运当头。”

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了，今天莫名其妙运气惊人。

“怎么办？”弟弟拿着现金问我。它们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仅仅二百八十元，而像是一种暗示，关于奇迹之类的。我们四个人都盯着它们。

“是我就继续买啊！运气到了不能躲的。”那个顾客说。他看上去就是一个一直没什么运气的人，这种人往往最相信运气了。

“有个马上就要开奖的，中奖金额大概一千多。要试试吗？”店主问。

当然。有种一帆风顺的感觉。

“全部买随机号码。”我说。

“留一点吧。”弟弟说。

“肯定能中。放心。”

“留一点给妈妈看，回头说起今天的事情，她会高兴的。”他坚持。

争执了一会儿，留下了一百块钱，剩下的全部买了随机号码。电视屏幕上正滚动着数字，我们四个人仰头看着。其他两个人简直比我跟弟弟还要兴奋。

这次好像哪儿不对了，气氛悄悄发生了转变，号码对了半天，一个都没有中。

“我说得全部放进去吧！运气来了你得信任它，”我瞪着弟弟，“快把那一百块钱也买了。肯定能中个大奖。要不我们直接拿这一百元买体彩或者福彩，说不定能中五百万。”

“不要。”

“五百万！说不定有一千万呢！”

他紧紧地把那一百块钱捏在手里：“我要跟妈妈说我运气不错。”

“一千万不是更好吗？”

“不要。”他拿着钱转身就跑。

我跟在后面追了一会儿。

“丢掉才好呢！”我冲他大喊。

“什么！”

“你五岁时索性跑丢算了！”

他向我挥着那一百块钱。

晚上的婚礼特别隆重。司仪情绪激昂，表妹不得不落了好几次泪。

妈妈心情忽然好了起来，大概是因为爷爷的身体检查没什么问题。她跟我们说起表妹刚刚出生的时候，弟弟才两岁多。他说话晚，嘴里嘟嘟囔囔的，爸爸妈妈都叫不清楚，她一直担心这个小孩大脑有问题。结果那天到了医院，跟他说：“这是妹妹。”他立刻就吐出好清晰的字句：“妹妹。妹妹。”表妹结婚前，弟弟特地找她吃了顿饭，本来想劝她留在上海。两个人吃了一顿日料，喝了点酒，到最后却也只是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弟弟想说的话，喝了酒也没有说出来。

我忽然想起在青春期之前，弟弟是个多么可爱顺从的小孩。所以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的叛逆让所有人感到万般的不耐烦。他留长发、抽烟、跟老师吵架。偶尔我打电话回家，他不肯接我的电话。有一度他想退学去学门手艺。

最后还是靠自己，他慢慢从青春期无边无际的困惑和苦恼中爬了上来：考上大学，剪短了头发。重新变成了一个乖巧的小孩。

爸爸下班了，骑着摩托车赶来，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他每天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跟亲戚们好久不见，有点过度兴奋。小时候我总觉得自己长大会非常厉害，把他们都照顾得很好。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到后来，连愧疚也不存在了。

“大卫说你爸爸最酷了。可笑不可笑？”妈妈笑起来。

大卫是小表妹的美国男朋友，前段时间跟着小表妹回来探亲了。

我、弟弟和爷爷一起扭头看着爸爸。

“大卫说全家族里面，我们家最酷，其他人要不有钱要不当官。但酷是个什么东西啊？”妈妈又一副嫌弃的样子。

弟弟把一百块钱拿出来，跟她说我们捡了十块钱，然后赢了一百块。

“运气这么好？”

“是啊，”他把钱塞给妈妈，“好运气，你收起来，别替我们担心啦。”

妈妈仔细地塞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她嘟囔了一句：“一百块钱顶什么用。”

弟弟转过头，用不出声的口型对我说：“一模一样！”

婚礼气氛热烈，到了表演节目的环节，所有人又正好吃饱了，跟着闹起来。请来的乡镇女歌手唱了歌。一群穿着紧身运动衣的中年女人上去跳了《小苹果》。台下的人们哈哈大笑。司仪号召宾客们上去唱歌献给新人。一个小男孩上去唱了《生日快乐》，然后表妹的同学上去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走调得厉害。

“我得表示一下了。”爸爸才坐下来吃了几口菜，又站了起来。

“先吃饭。”妈妈拉他。

他坐了下来，没吃几口，还是站了起来：“不行，必须得上了！”

爸爸走上去，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欢呼起来，他更加高兴了。“掌声响起来！我要唱《掌声响起来》！”

找歌找了很久，话筒一直发出噪音，爸爸转来转去，终于前奏开始了，台下大声叫好。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唱到“感慨”的时候，人们又再次大声喝彩。爸爸高兴极了。

然后“轰”的一声，到了放烟花的时间。刚还在鼓掌的人听到响声忽然纷纷转身，愣了一会儿，然后如梦初醒，一起涌了出去。

比庆典高潮更让人感到茫然的，大概就是爸爸还在唱着他的歌：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我们三个都没有动。爷爷好像忽然清醒过来，凝神往台上看。

“爷三个一模一样。”妈妈不知为何却又瞪了我一眼。真是莫名其妙。

但早已没人在听了，除了我们。也没人鼓掌，没人欢呼。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歌声交汇你我……的爱……

爸爸纵情唱到最高声时，鞭炮也放起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什么都听不见了。

遇到熊不要吹口哨

四十六岁的杨帆穿了一双红色匡威鞋晃晃荡荡地走过来。这令我印象深刻。之前我站在路边等他，还以为他不会来了。我等了太久，但看了看时间其实也才一刻钟。一个人深夜十点把你喊出来，不大可能只是为了开玩笑吧。

过了一会儿，他果然气喘吁吁地快走过来，像是踩着火苗，说是路上走错了一个路口。我也没说什么，要不是百无聊赖，我也不至于过来等一个根本不相干的人。

“头发剪这么短？是怎么了？”他扭头看了好几次，终于问。

“夏天啦。”我说。

“你还挺有季节观念。”

我跟在他后面走上天桥，出乎意料的陡峭，我只看得到他的脚，还有略短的裤脚。这条裤子至少穿了十年不止。

“到底去哪儿啊？”我赶上他。天桥上空无一人，但下面的车子还是一辆辆呼啸而过。深夜十一点，北京像是死了一半人。

“你冬天会是什么发型啊？”他认真思考了很久才问我。

“那么遥远的事情谁知道。”

“到时候你会拍张照片给我看的吧？”

“视频就好啦。”

“我会给你写信。不是电子邮件。我会给你寄信。”

“哈哈哈哈哈。”我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他是我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上认识的，比我大二十多岁。交换名片是礼节性的，但我给了他名片，他却要我把他的手机号码记下来，我记下来之后他又让我打给他，掐掉之后认真输入我的名字。我很不习惯。如果光从外貌来看的话，他最多也就比我大十岁的样子吧，可能是因为瘦以及穿衣服风格的原因。他的打扮好像是永远被困在大学时代了。他常年不在北京，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见。但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他总是会冒出来约我见一次，喝咖啡或者吃饭，在我们俩均百无聊赖的时候，见面也不多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呀？据说他是个蛮有名的记者，虽然我并没有看过什么他写的文章，但大概只有写东西的人，才能够长久地保持这种不快乐。

今天照例是他发短信约我，我们并没有加微信，就好像是故意要保持一种礼貌的距离感，免得搞砸了。他问我：“要不要出来？马杀鸡还是喝酒？”我们根本从来没有一起“马杀鸡”过，如果他的意思是真的“马杀鸡”的话。最后决定还是去喝酒。我想去三里屯，说不定还能碰见熟人。但他说世贸天街有家西班牙小酒馆不错，还能吃到很好的火腿。我反正去哪儿都无所谓。

等真的到了那家西班牙小酒馆，才发现那里大概是我见过生意最差的地方，除了一桌两个中年妇女打扮得很时髦地在喝红酒之外，其他一个人也没有，就连这时髦都是夸张而且不合时宜的。老板坐在柜台后面都打瞌睡了。整个小酒馆荡漾着一种过时但也无所谓的气息。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简直像是惊扰了什么似的。老板满脸不悦地看着我们。

他点了火腿、芝士还有红酒。又跑到柜台前跟老板讲了半天，大概是要他送一箱红酒到什么人家里去。老板不是很愿意，但最后还是谈定了。他拿了一张餐巾纸认真地写了地址。

“送给我前女友，”他坐下来之后说，“想想也不知道送她什么。”

“分手多久了还要送礼物？”

“事实上，我们还没说‘分手’两个字呢。”

“就是说，分手只是时间问题？”

他带着尴尬的笑意看着我。酒上来了。老板以优美的手势打开，给我们倒上酒，又优美地转动瓶口，一滴酒都没有滴出来。

“下周我就去加拿大了，”他喝了一口酒之后说，“为此我们争吵了太久。”

“加拿大是很土的。”

“你也这么觉得？”

“啊。是的。我舅舅在那里，前几年回来的时候买了几十件T恤带走。送给我的礼物也是T恤，前面印着一片枫叶……”

“安静啊，安全啊，稳定啊，幸福啊，落叶啊，积雪啊。我想到加拿大都是这些词语。”他说。

“无聊啊。闷啊。养老啊。冷啊。”我说。

“大概年轻人想法不同吧。毕竟她还算年轻。八三年出生的。”

“那也很老了。”我很直接地说。

他拿起杯子跟我碰杯，很老派。搞得我刚刚好像说错了话而他又不太想指出一样。要不就是，他希望我不要再说了。我们就默默喝酒，他又说了一遍这酒不错，但我也喝不出来。火腿倒是很好吃的，切得薄薄的，放进嘴里就化掉了。

要不是今天被别人放了鸽子，我大概也不会来见他吧。在微信上勾搭了两个星期的男生，今天最终没有出现，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咖啡馆里。

“你这个年龄，大概没有什么真正难办的事情吧？”他问我。

“怎么会！”其实我随时都可以哭出来，但又觉得没什么必要。

他点点头，仿佛很懂的样子。

“钱嘛，总是不够用。我想跑出去读个什么书，比如纽约，但没有钱就不行。交朋友啊，还有男孩子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后生活会怎么样，丝毫没有头绪。当然主要还是缺钱，我朋友开淘宝店一年赚几百万，开奔驰。我在杂志社，说起来光鲜，其实买个包都很难的。”我觉得对他诚恳点也没什么，反正他也不懂的。

“哪个年代挣钱的都是一种人，总之不是我们这种人。”他说，又给自己倒了酒。

“你这个年纪还缺钱吗？”我好奇地看着他，怎么说呢，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说，作为一个没有钱的中年人。

“什么也不缺啦，但也什么都没有。”他说。

“真想知道你们这代人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反正没有钱，总归有点别的什么吧。”

“很久很久之前，你还没有出生吧，还没进入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为了买一本书在新华书店门口排了一夜的队，一晚上打了三架。”他一边说，一边眼神飘得很远。

“什么书？”

“《猜想与反驳》。”

“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找到真理了，其实呢，你猜怎么样？”

“怎样啊？”

“根本别无选择嘛。”

“哦。哈哈哈。”我好像喝多了，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个晚上，眼看就要被毁掉了。即使有点醉了，我还是抽空翻来覆去地检查手机，看那个男生会不会给我电话，但杳无音讯。我希望他是被车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