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事实
每 5 人中有 1 人会遭遇抑郁症。（当然遭遇心理疾病的人比这个比例更高。）
全球范围内，抗抑郁药物的销量持续上涨。冰岛销量最高，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英国。
遭遇过严重抑郁症的女性是男性的 2 倍。
在英国，焦虑抑郁症最为普遍，然后依次是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纯”抑郁症、恐惧症、进食障碍、强迫症和惊恐障碍。
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寻求并接受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
如果父母一方被诊断出抑郁症，子女患抑郁症的概率约为 40%。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卫报》，《心灵》期刊，黑狗协会
头倚着窗
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父母的卧室。安德莉亚应该在楼下吧。反正她不在我身边。我站在窗前，头倚着玻璃。此时焦虑隐去，只有抑郁症单独存在。那是十月，最伤感的季节。父母家外面的街道是人们入城的常用路径，人行道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其中有的我认识或见过，是童年的熟人。我的童年在 6 年前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它可能根本没有结束。
在你最低潮的时候，你会错误地想象，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体验过如此糟糕的感觉。我祈祷自己变成那些行人中的一员，任何一个都行——88 岁的，8 岁的，那个女人，那个男人，哪怕是变成他们的狗都行。我渴望用他们的意识过活。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残酷的、一刻不停的自我折磨，那感觉就像我眼见着周围到处都是冰块，却只能将自己的手放在滚烫的炉子上。这种永远找不到精神安宁的感觉令我筋疲力尽。这种每个积极的念头都胎死腹中的感觉令我痛不欲生。
我哭了。
我从来不是那种害怕流泪的男人。拜托，我可是治疗乐队⑧ 的粉丝，在有“情绪摇滚”这个说法之前，我就已经相当情绪化了。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抑郁症让我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但并没有让我经常哭泣。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有一种超现实的特质。因为那种距离感。眼泪是一种语言，而我感觉所有语言都离我很遥远。眼泪没我的份。眼泪是在炼狱里流的，等你已经到了地狱，流泪就太迟了，眼泪在流出之前就被烧干了。
而此刻，它们来了，但仍然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眼泪。它们不是由眼眶分泌的，而是来自身体深处，我的胃正在剧烈地颤抖着，就像眼泪正在从肠道中涌出一样，眼泪像决堤一样来势汹涌，不可阻挡。这时爸爸走进屋，他看着我，表情困惑，虽然这一切太熟悉，因为妈妈患过产后抑郁症。他向我走来，看着我的脸，眼泪是可以传染的，他的眼眶开始发红，湿润了。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见他流泪是什么时候。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抱住我，我感受到爸爸的爱，我想尽可能多地获取他的爱，我需要这份爱。
“对不起，”我说。
“没事的，”他轻声说，“你能做到的，加油，你能振作起来的，马特，你必须振作起来。”
我的爸爸不是一个严父。他温柔、体贴、智慧，却并不具备看穿我内心的神奇能力。
当然，他说得都对，我也不奢望他能说什么别的话，但他不知道他的话听起来有多么难。
振作起来。
没人知道这有多难。人们从外表看你，只能看见你的身体外形，看见你是原子和分子的统一体，没人能看出，你的内心就像经历过宇宙大爆炸一样，自我意识化成了碎片，散落在无边的黑暗宇宙里。
“我会努力的，爸爸，我会努力。”
这是他想听到的话，所以我说给他听。然后我又望向窗外那些童年的幽灵。
相当正常的童年
心理疾病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潜藏已久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几乎一半的心理障碍在 14 岁前就有端倪。
我 24 岁发病时，感觉这个病很陌生、很突然。我有一个相当正常、普通的童年。但我倒是也从未认为自己非常正常。（有感觉自己非常正常的人吗？）我时常焦虑。
一个有代表性的记忆是，10 岁的我站在台阶上，哭着问保姆，我能不能跟她待在一起直到爸爸妈妈回来。
她很善良，让我跟她坐在一起。我很喜欢她。她穿着宽松的 T 恤，身上有一种香草的气味。她的名字叫珍妮。大约十年之后，这个住在街北边的保姆珍妮变成了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一位以画大幅裸体女人像而闻名的年轻英国艺术家（Britart）。
“你觉得他们会很快到家吗？”
“会的，”珍妮耐心地说，“当然会了。只有几英里远，不算远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他们也有可能已经被抢劫、杀死，或者被狗吃掉了。当然，他们并没有。在特伦特河畔纽瓦克，很少有居民在周六夜晚被狗吃掉。他们最终安全到家了。然而在整个童年，这样的恐惧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无意中教会自己如何焦虑。在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里，痛苦、失去、生离死别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恐惧滋生着想象，想象又滋生着恐惧，周而复始，直到把自己逼疯。
还有一件事，有点不寻常，但仍旧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年我 13 岁，学校操场上，我和一个朋友走到一些同年级的女生们旁边，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女生，我暗恋的女生，看了看我，然后朝她的朋友们做了个感到恶心的表情。她当时说的话，直到 26 年后写这本书时，我依然清楚记得。她说：“呃，我不想要那人坐我旁边，他脸上有蜘蛛腿。”在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的时候，她继续解释说：“他脸上的痦子上长了毛，看起来像蜘蛛啊。”
那天下午 5 点左右，我冲进家里的卫生间，用爸爸的剃须刀剃掉了痦子上的毛。我恨自己的脸。我恨脸上这两个大痦子。
我拿起我的牙刷，把牙刷头按进左脸颊，就在最大痦子的正上方。我紧闭上眼，使劲摩擦。我一直擦，一直擦，直到有血滴到水槽里，直到我的脸带着热和痛开始颤抖。
妈妈走进来，看见我在流血。
“马特，你的脸怎么啦？”
我用卫生纸捂住还在流血的伤疤，小声咕哝着事情经过。
那个晚上我睡不着觉。贴着巨大膏药的左脸颊阵阵作痛。但这不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在想，在学校里怎么解释我的大膏药。我在想象另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已经死了，那个女孩听说我死了，罪恶感让她哭个不停。这是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但这么想能让我感到宽慰。
童年眨眼就过去了。我还是很焦虑。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和“左倾”、中产阶级的父母生活在一个“右倾”、工人阶级的小城市。16 岁时，我因在商店偷窃被拘留（偷了洗发水和巧克力棒），在警察局待了一个下午。不过那得归咎于青春期的愚蠢和合群欲望，和抑郁症无关。
我玩滑板很差劲，成绩不好不坏，留着不对称的头发，一直保持着处子之身，像中了中世纪的诅咒。一个很普通的孩子。
我不是个很合群的人。遇到他人，我的自我就会被瓦解，变成他人期望中的样子。但矛盾的是，我始终感觉体内包藏着某种强烈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在不断累积，像是被大坝拦截住的洪水。后来我抑郁症、焦虑症发作，我觉得我的病是所有那些被压抑的强烈情绪累积的结果，就像大坝决堤一样，如果你太难释放自我，那么自我会破壳而出，淹没你的意识，试图淹死你所有失败的、半真半假的自己。
不速之客
保罗，商店偷窃案中我的同伙，在我父母家的客厅坐着。自从毕业之后，我好多年没见他了。对我来说，就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他看着我，似乎我还是过去的我。他怎么能看不出我的变化？
“周六晚上你想出来玩吗？来吧，老兄，看在旧交情的份上。”
这个主意太荒谬了。我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感到无限的恐惧。“我不能。”
“怎么了？”
“我不舒服。头疼，没精神。”
“所以你需要出来玩一晚上。如果你没精神，让安德莉亚也一起来。来吧，老兄。”
“保罗，你不明白……”
我被困在一所监狱里。很多年前，因巧克力棒被关进拘留所几小时后，我得了一种“被锁恐惧症”，害怕被锁在某个地方。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人还可以被锁在自己的思想里。
“要像个男人，”我这样告诉自己。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这个。
男孩不哭
我想说一说男人。
男性自杀人数远高于女性。在英国，前者是后者的 3 倍，希腊是 6 倍，美国是 4 倍。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状况。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自杀人数大于男性的国家和地区仅有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在其他任何国家，皆为男性自杀人数居多。这个情况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每一项官方研究都表明，女性抑郁症患者人数是男性的两倍。如果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容易自杀，而自杀又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那为什么患抑郁症的女性比男性多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男性患抑郁症比女性更加致命呢？
自杀率随时代、国度、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一事实表明，自杀这件事受很多因素影响。
就拿英国举例。1981 年，英国有 2466 名女性自杀。30 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 1391，几乎减半。男性的对应数字分别是 4129 名和 4590 名。也就是说，1981 年，英国国家统计局记录伊始，虽然男性自杀人数高于女性，但只是 1.9 倍，而 30 年后变成了 3.5 倍。
为什么有这么多男性自杀？怎么回事？
常见的答案是，男性通常把心理疾病看作一种弱点，不愿寻求帮助。
大家经常说男孩不哭，但其实这是句假话，男孩也哭，我就哭，而且经常哭。（今天下午我就哭了，在看《少年时代》⑨ 的时候。）男孩，或者说男人，也的确会自杀。在《白噪音》⑩ 里，唐·德里罗（Don DeLillo）笔下忧心忡忡的叙述者杰克·格拉迪尼，被男子气概这一概念折磨，苦恼着怎么能让自己阳刚起来：“一个不会修水龙头的男人，还有谁比他更没用吗？没用至极，白活一场，白长了男人的基因。”假如坏了的不是水龙头，而是人脑呢？一个担心男子气概遭到破坏的男人可能会认为，他应该靠自己修理好自己的头脑，利用现代社会“白噪音”里的片刻安静，或许再借助一些酒精。
如果你患有心理疾病，别担心，你属于一个非常庞大并且不断扩张的群体。从古至今，许多最伟大、最坚强的人都深受抑郁症折磨。这个群体包括政治家、宇航员、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数学家尤其多）、演员、拳击手、和平主义者、战争领袖以及 10 亿与抑郁症抗争的普通人。
得了抑郁症，跟得了癌症、心血管疾病或出了车祸是一个性质，丝毫不会影响你的男人特质、女人特质或人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交谈。倾听。鼓励交谈。鼓励倾听。让交谈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留意那些想要加入谈话的人们。反复告诉自己，抑郁症不是某个你“不敢承认”的东西，不需要你自惭形秽，它是一种人类经验，是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富人、穷人共有的体验。抑郁症不等于你，它仅仅是某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某个可以被交谈所缓解的东西。文字，安慰，支持。我花了十年，才敢也才能公开、得体地对读者谈论我的经历。我很快发现交谈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交谈所在之处，就有希望。
2 着陆
“……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就是关于暴风雨的一切。”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樱花
抑郁症的一个副作用是，你有时会变得特别留意大脑的运转。
在我精神崩溃、住回父母家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象着把手伸进自己的脑壳里，取出让我抑郁的那个零件。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幻想，我和其他抑郁症患者聊起过，也在书中偶遇过。
但我要取出哪个零件呢？是一大块固态的东西，还是一小点液态的东西？
有一次游完泳，我坐在利兹公园广场的长椅上。这是市中心肃静的一角，维多利亚式的连栋住宅现在成了法律事务所。我凝望着一棵樱桃树，感到乏味，那是一种没有焦虑的抑郁，一种全然的、绝望的乏味。
我几乎动弹不得。当然，安德莉亚在我身边。我没有告诉她我的感觉有多糟。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粉色樱花和树枝，期待着我的思绪能像花瓣一样，轻而易举地飞远。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哭了起来。我多想成为一棵樱桃树。
越是研究抑郁症，就越会意识到我们对它的无知。它的 90% 仍是秘密。
未知的未知
大卫·亚当博士（Dr.David Adam）在他关于强迫症的精彩著作《停不下来的人》（The Man Who Couldn’t Stop ）中写道：“只有傻瓜和骗子会告诉你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大脑不是烤面包机。它是复杂的。虽然它的重量仅有一千克，但这一千克承载了你一辈子的记忆。
它神奇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因为它的功能是如此重要、繁多，而我们却仍然不理解它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做。跟其他事物一样，它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诞生于几千万年前的恒星。
然而，我们对这些遥远恒星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大脑工作机制的了解，大脑是整个宇宙中唯一可以去思考整个宇宙的东西。
许多人依旧坚信，抑郁症与化学物质的失衡有关。
“初期的精神失常主要与化学物质有关，”库尔特·冯内古特① 在《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 ）里写道，“德威恩·胡佛的身体在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使他的头脑失衡。”
这个观点很有吸引力，且多年来被无数科学研究佐证。
大量抑郁症病因的科学研究都关注了像多巴胺和血清素这类化学物质，尤其是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即将神经信号从脑部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化学物质。
该理论认为，抑郁症就是脑细胞血清素产量过低导致的血清素水平不平衡。因此不难理解，最常见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等，都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提高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
然而，关于抑郁症的血清素理论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因为，有些抗抑郁药对血清素没有任何影响，有些反而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增强剂，比如噻奈普汀。临床证明这些药物对治疗抑郁症是同等有效的。此外，活人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很难测量，无法定论。
早在 2008 年，《卫报》（Guardian ）的本·高达可就在质疑血清素理论。“来自 6000 亿美元制药业的庸医们，兜售着他们的概念——抑郁症的病因是脑子里血清素水平太低，所以你需要吃提高大脑血清素水平的药……这就是血清素假说。它从来就没站稳脚跟过，如今的证据更是自相矛盾。”
所以，科学家们并不都照着同一个歌谱唱歌。有些人甚至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歌谱。另一些人把歌谱烧掉了，写了自己的歌。
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教授罗伯特·马兰卡认为，研究应着眼于其他方面，比如大脑中心的“伏隔核”，它很小，掌管快感和成瘾。我们有理由猜测，如果它运行不正常，将导致快感缺失。快感缺失就是完全没有能力感觉到快感，这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这也意味着，试图把手伸进脑壳取出致病零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必须穿过整个额皮质才能取到那个很小的伏隔核。
也许研究某个特定部位或化学物质是不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答案的。也许我们应该研究当代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大脑为何不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在认知、情感还是意识方面，人类头脑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现代人的大脑和莎士比亚时代、耶稣时代、埃及艳后时代、石器时代是几乎一样的。时代在改变，大脑没有进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无须应对电子邮件、突发新闻、弹出式广告、伊基·阿塞莉娅视频、一个繁忙周六夜晚的地铁自助售票机。也许我们不应该忙着升级科技，使自己逐渐变为半机械人，我们应该想想如何升级自己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距离科学的终点还很遥远，尤其是神经科学这样的“婴儿期”学科。我们今天知道的大多数知识，在未来都将被推翻或重新评估。这就是科学，不依赖盲目信仰，只坚持不断怀疑。
目前我们能做的，也是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倾听自己。如果你想好转，唯一重要的是什么对你有用。只要它有用，管它是什么原理。安定对我没用。安眠药、圣约翰草、顺势疗法对我也没用。我没试过百忧解，想想我就害怕。我也没试过认知行为疗法。如果吃药对你有用，管它是因为血清素还是别的什么，继续吃药就对了。如果舔壁纸对你有用，你就舔壁纸。我不反对药物。我支持一切有用的东西，我知道药物对很多人都有用。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也会吃药。现在我只坚持对我有用的疗法：锻炼身体，瑜伽，全神贯注于我热爱的某件事或某个人。没有哪种疗法适合所有人，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实验室。
头脑的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一）
我们倾向于将大脑和身体看成分开的两部分。过去，我们认为心脏是人的中枢，或者至少和大脑占据同等的地位。现在，我们抱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大脑操纵着身体的其他部分，就像挖掘机里握着操纵杆的司机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将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分开来谈的观点是有误导性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有很多症状其实发生在大脑之外，比如经常伴随焦虑症的心脏悸动、四肢疼痛、掌心冒汗和刺痛感，或是抑郁症常见的四肢疼痛、全身疲乏等症状。
精神病
13 岁时，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头脑有点陌生，有点异样。那发生在我试图用牙刷去除痦子的几个月之后。
当时我在德比郡的匹克山区，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女生们住在旅馆。男生们原本也该住在旅馆，但不料房间被重复预订了，所以我们 8 个男生住在远离温暖旅馆的马厩里。
我讨厌离家，这是我的另一个大焦虑。我想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欣赏法国女演员碧翠斯·黛尔（Béatrice Dalle）的海报，或者读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克里斯汀》（Christine ）。
我躺在上铺，看着窗外黑沉沉的沼泽地，夜空无星。我在班上的男生中没有朋友。他们只谈论足球和手淫，我对足球一窍不通，相对于足球，我可能更擅长手淫，但我不习惯当众讨论它。于是我假装睡着了。
马厩里没有老师，有一种《蝇王》② 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我很困。那天我们徒步了 10 英里，一路上大部分是泥炭沼泽地。睡意压迫着我，像周围的土地一样厚重、黑沉。
笑声把我惊醒。
发疯般的、癫狂的笑声，好像刚刚发生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
我说梦话了。对一个 13 岁男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见证另一个 13 岁男生毫无防备的尴尬时刻更好笑了。
在梦中，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关于奶牛的事，还说了纽瓦克。纽瓦克是我的家乡，说这个很好理解，奶牛嘛，好吧，这的确很奇怪，匹克山区并没有奶牛。他们告诉我，我一遍遍说着：“凯勒姆在纽瓦克。”（凯勒姆是靠近纽瓦克镇的一个村子，镇议会就位于凯勒姆。我的爸爸曾经在那里做建筑师，在镇规划局。）我努力想跟他们一起笑，但我太困、太紧张。学校组织的郊游还是一个压缩版的学校，而我从 11 岁起就开始不喜欢学校了，那时我还在一个仅有 28 名学生的乡村小学。我现在就读的学校是马格达莉高中，那是一个让我快乐不起来的地方。高一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假装胃痛，但没几个人相信。
我又睡着了。醒来时我在颤抖。我是站着的，冷风吹在我身上，手上流着好多血。我的手鲜红，闪闪发光。一片玻璃扎在我的掌心。马厩的窗户碎了一地。我惊恐万分。
其他男生也醒了，但没有笑。印象中当时老师来了，或者就快来了。我的手不得不用绷带包扎。
原来我在睡梦中下了床。我再一次大喊奶牛，挺滑稽的。（“奶牛来了！奶牛来了！”）然后我在某人床边撒了泡尿。捣碎了玻璃窗。后来一个男生摇晃我的胳膊，把我摇醒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梦游。之前的一年，我曾梦游到妹妹的卧室，拿她书架上的书，以为自己在图书馆。但在此之前，我的梦游从未公之于众。
我有了一个新外号，精神病。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但那时的情况其实还不算太糟。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有为数不多的朋友，有一个妹妹，我们可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正常，偶尔一阵孤独感爬上心头。是孤独，不是抑郁。一种自哀自恋的、青少年的、没人理解我的感觉。当然我也不理解自己。
我忧虑着一些事情。核战争，埃塞俄比亚，坐渡船。我每时每刻都在忧虑。唯一不让我忧虑的事，或许正是我应该忧虑的，那就是忧虑本身。11 年后，我不得不与之抗争。
积木层层叠
在梦游捣碎玻璃窗的 11 年后，在那些精神崩溃的日子里，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与焦虑四目相对。
爸爸妈妈起床就去上班了，留下我和安德莉亚在家里度过漫长的一天。要书写这段时期让我感觉很怪异。我的意思是，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写啊。从外表看来，那是我人生最风平浪静的阶段。
表面上看，我每天的日程就是和安德莉亚聊天，或者在我儿时的卧室，或者在楼下的厨房。偶尔，我们下午外出散一会儿步，去最近的街角商店，只有二三百米远。在更有冒险心情的日子里，我们沿着特伦特河散步，有点远，在镇中心的另一边，我得走过儿时熟悉的街道才能到达。（为什么我变了，它们却还是以前的样子？）有时我们会买一份报纸、一盒汤罐头和一些面包，回家读读报纸，做汤喝。后来我们也帮忙准备晚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聊天、坐着、散步，一点也不“阿拉伯的劳伦斯”③ 。这是两个 24 岁年轻人所能经营的最低音量的生活。
然而，这些日子又是最为激烈的日子，充斥着成千上万次微小的战役，那段日子充满了痛苦的回忆，以至于直到现在，14 年 6 个月之后，我才敢正视它们。我精神极度紧张。人们都说“日子要一天一天过”。这么说当然可以，但一天就是一座大山，一周就是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都说时间是相对的，千真万确。
爱因斯坦说过，想要理解相对论，想象一下爱和痛的区别就好了。“当你和一个漂亮女子约会，一小时就像是一秒那么短。当你坐在烧红的木炭上，一秒就像是一小时那么长。”对我而言，每一秒都像坐在烧红的木炭上，除了希望病好，我最希望的就是时间过得快些。9 点变成 10 点，早晨变成下午，9 月 22 日变成 9 月 23 日，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变成白天。我的卧室里还放着儿时的地球仪，我偶尔会站在那里转动它，希望能把世界转到下一个世纪。
我对时间的着迷就像有些人对金钱的着迷一样。它是我唯一的武器。别人积攒英镑和便士，我积攒小时和分钟。现在是 10 月 3 日，发病后的第 22 天。在狂怒的焦虑之河里，积攒时间就是我的希望。
我积攒的时间越多，就越觉得我有机会重获健康。加上我还活着，还没有把任何人错认成一顶帽子。然而好事多磨，我的时间像积木层层叠，我一天天地叠高，想象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突然有一天，五小时的惊恐发作或一整天世界末日般的黑暗袭来，积木再次崩塌。
警告信号
抑郁症的警告信号很难被人们发现。
对抑郁症没有直接经验的人，更难发现它的警告信号。部分原因在于，有的人搞不清抑郁症到底是什么。我们把“抑郁”当作“悲伤”的同义词，就像我们把“忍饥挨饿”和“饿”等同，这无可厚非。然而，抑郁症和悲伤的区别相当于“快要饿死”和“肚子有点饿”的区别。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它不伴随皮疹或咳嗽。我们看不见它，因为它基本上是无形的。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患病者最初很难认出它。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痛苦——他们很痛苦，但这种痛苦的感觉似乎是无从辨认的，或者容易与其他东西混淆。比如，如果你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你可能会想，“我感觉一无是处，因为我的确一无是处”。你不太容易把这看作一种疾病症状。受低自尊和疲惫感的影响，即使你明知这是一种疾病，可能也没有意愿和能力将其告知他人。但无论如何，下面是一些最常见的抑郁信号：
疲惫——如果某人总是无故感到很累。
低自尊——这一点别人很难发现，如果发生在那些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身上就更难被发现，而且低自尊也会让人更不爱表达自己。
“精神运动性阻滞”——在某些抑郁症案例中，会出现动作迟缓和说话缓慢现象。
食欲下降（不过食欲大增有时也会出现）。
烦躁易怒（不过公平地说，这可以是任何事情的迹象）。
频繁哭泣。
快感缺乏症——它是伍迪·艾伦导演的《安妮·霍尔》最初的片名。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术语。意思是无法体验任何类型的快感，甚至美好的事物，比如日落、美食、看八十年代切维·切斯④ 的无厘头喜剧，诸如此类的东西。
突然内向——如果某人似乎比平时更安静、更内向，有可能他患抑郁症了。（我记得有几次我说不出话来。感觉好像动不了舌头，说话显得完全没有意义。似乎别人谈论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像属于另一个宇宙。）
魔鬼
魔鬼挨着我坐在汽车后座上。
他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他不是一个幻觉，也不像主题公园里的鬼魂那样清晰。他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我闭上眼，他在那里。我睁开眼，他还在那里。他就像一种忽隐忽现的心像转移到了现实中，想象出来的而非看见的。
他很矮，约 3 英尺。顽童似的，灰白色，像教堂的怪兽状滴水嘴。他仰头看我，微笑着。然后站起身，开始舔我的脸。他的舌头很长很干。他一直不停地舔啊舔啊。我并不害怕。我的意思是，恐惧是存在的，显然，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里，但是他并没有让我更恐惧，反而是一种安慰。他的舔舐是带着关爱的，好像我是一个巨大的伤口，他在努力让我舒服一点。
汽车正在开往诺丁汉皇家剧院，我们要去观看《天鹅湖》。这个版本的天鹅全是男性。妈妈在说着什么。安德莉亚坐在副驾，耐心地听着妈妈说话。我记不清她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她在说话，因为我一直在想“好奇怪啊”。妈妈在谈论马修·伯恩⑤ 和她看过这场演出的朋友们，而后座上有一个快乐的魔鬼在舔着我的脸。
我被他舔得有些烦了。我试着关闭这种心像，或者甩掉关于他的念头，但无济于事。他继续舔啊，舔啊，舔啊。我的皮肤并不是真的能感觉到他的舌头，但魔鬼舔我脸的念头真切到足以让我的头脑发麻，好像有人在挠我的痒痒。
魔鬼大笑。我们进了剧院，天鹅在跳舞。我感觉心跳加速。黑暗、封闭空间、妈妈拉着我的手，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要完蛋了。当然，我没有完蛋。我还坐在座位上。
焦虑症加抑郁症，最常见的精神疾病鸡尾酒，不可思议地合二为一。闭上眼睛，我常会看见奇怪的物体。现在想来，那是因为我太惧怕变疯。疯子才会看见不存在的物体。
如果你的恐惧毫无对象，你的头脑终究会为你制造出一个对象。那句经典的话——“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恐惧本身就足够了，事实上，恐惧是一个怪物。
当然——
“怪物是真实的，”斯蒂芬·金说，“鬼也是真实的。它们住在我们心里，而且有时会战胜我们。”
周围很黑。房子静悄悄的，所以我们也尽量压低声音。
“我爱你，”安德莉亚低语。
“我爱你，”我也低语。
我们亲吻着。我感觉魔鬼在围观我们亲吻、拥抱。过了一会儿，慢慢地，魔鬼散去了。
存在
人生是艰难的。它也许美丽，也许精彩，却也艰难。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是不去考虑它，但有的人做不到。再说，思考是人的天性，“我思故我在”。我们知道我们会衰老、生病、死亡。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爱的人都会衰老、生病、死亡。但我们必须记住，正因为此我们才有爱。人类或许是唯一一个会得抑郁症的物种，但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物种，我们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东西——文明、语言、故事、情歌。明暗对比是光与影的对照，文艺复兴时期的耶稣画像中，画师用黑影来突出沐浴在圣光里的耶稣。死亡、腐烂等一切阴暗的事物会孕育美好，这或许有点难以接受，但我相信。正如永远伟大的诗人、偶尔焦虑的旷野恐惧症患者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所说：“那永远不会再来的事物，才使生活如此甜美。”
①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德威恩·胡佛是他的小说《冠军早餐》中的主要人物，一个即将陷入精神错乱的汽车代理商。
② 《蝇王》（Lord of the Flies ），英国现代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讲述了一群 6~12 岁的儿童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发生的故事。
③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由大卫·里恩执导的冒险电影，讲述了英国陆军情报官劳伦斯带领阿拉伯游击队炸毁铁路，对抗土耳其侵略的故事。
④ 切维·切斯（Chevy Chase），美国演员、编剧、制片人，作品有《周六夜现场》《废柴联盟》等。
⑤ 马修·伯恩（Matthew Bourne，1960~ ）英国编舞大师，上文作者提及的男版《天鹅湖》舞剧就是他的作品。
3 上升
诺伊·尼尔瑞：闭上眼，屏住呼吸，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美好。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第三类接触》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第 1 次惊恐发作时你在想什么
1. 我要死了。
2. 我要发疯了，疯得再也回不到正常。
3. 我好不了了。
4. 一切都会变得更糟。
5. 没有人心脏能跳得这么快吧。
6. 我的思维运转速度也快得惊人。
7. 我被困住了。
8. 没人有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整个人类历史都没有。
9. 我的胳膊怎么也麻了？
10. 我肯定好不了了。
第 1000 次惊恐发作时你在想什么
1. 又来了。
2. 我经历过这个。
3. 哇，但是依旧感觉很糟。
4. 我可能会死。
5. 我不会死的。
6. 我被困住了。
7. 这是最糟糕的一次。
8. 不，不是的，记得西班牙吗？
9. 我的胳膊为什么这么麻？
10. 我会挺过去的。
一个人走路的艺术
在我严重抑郁期间，我还患有其他相关的精神疾病。人类喜欢划分事物。喜欢把教育系统划分为不同学科，喜欢把一个地球划分为各个国家，喜欢把书籍划分为不同体裁。但真相是，事物是模棱两可的。就像擅长数学往往意味着也擅长物理，患抑郁症往往意味着也患有其他精神疾病，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我有强迫性吞咽。）
我还一度有旷野恐惧症和分离焦虑。
有一种测量我进步的方式，是看我一个人能走多远。
如果我在外面，没有安德莉亚或父母陪伴，我就适应不了。但我不仅没有逃避这些情境，还强迫自己一个人出去。
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有帮助的。总是直面恐惧，迎着恐惧而行，让我感到筋疲力尽，但这似乎有些用处。
在我自我感觉非常勇敢的日子里，我会说一些——啊咳——无比英雄主义的话，像是“我要去商店买牛奶，还有酵母酱。”
这时安德莉亚会看着我说：“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那是 1999 年。很多人还没有手机。那时“一个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于是我会迅速穿上外套，抓点零钱，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走出家门，试图超过恐慌的速度。
当我走到威灵顿路尽头，黑暗开始对我低语。我转弯走上斯利福德路，看到橙色砖头的排屋飘着窗纱。深深的不安全感弥漫而来，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艘飞离地球轨道的飞船之上——我不是在去商店的路上，我是在阿波罗 13 号上。
“没事的，”我小声对自己说。
我路过一些遛狗的人，有的无视我，有的皱眉，有的竟然对我微笑。我也不得不微笑，然后我的头脑会立刻惩罚我。
这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奇怪之处。它们极度害怕快乐，即使你本人很向往快乐。如果它们逮到你笑，甚至假装笑，你就糟糕了。笑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它们会用 10 吨的抗衡力来抵消它。
怪诞。那种一个人在外面的感觉极不自然，就像没有了墙的房顶一样。我看见商店在前方。“兰帝斯”① 的招牌看起来那么小，那么远。巨大的悲伤和恐惧让我难以迈步。
打死我也做不到。
打死我也走不到商店。一个人。找到牛奶和酵母酱。
如果你现在回家，你会变得更弱。你要怎么办？回家迷失自我、变成疯子吗？如果你现在回家，一辈子住在软壁病房的概率会增加。走路，走到商店。它就是个商店。从 10 岁起，你就可以一个人走到这个商店了。一步一步走，挺胸抬头。呼吸。
我的心跳加速了。
别管它。
可是你听——砰砰砰砰砰。
别管它。
可是你听，你听，真该死，听啊。
还有别的。
脑海里的图像，堪比恐怖片。头后部的针刺感，蔓延到整个头部。发麻的手和胳膊。被掏空的感觉，解体的感觉，孤魂野鬼的感觉。呼吸困难。空气变得稀薄。控制呼吸节奏需要很大的专注度。
只管去商店，继续走，只管走到商店。
我进了商店。
无论有没有安德莉亚陪着，商店都是最令我恐慌的地方。它令我极度焦虑。我不清楚为什么。
是因为灯光吗？
是因为横平竖直的过道吗？
是因为闭路电视摄像机吗？
是因为那些商标为了引人注目而发出的尖叫吗？当你深深地融入周遭环境时，也许就会听见那些尖叫，阵亡在联合利华手里。这里只不过是兰帝斯，不是什么大型超市。门是开着的，街道就在外面。这条街连接着我父母家的街，街上有我父母的房子，房子里有安德莉亚，她是一切。如果我跑步，大概一分多钟就能跑回家。
我努力集中注意力。可可麦片。很难。香甜粟米片。真的很难。脆坚果麦片。蜂蜜怪兽牌蜜糖麦片泡芙。蜂蜜怪兽长得一点不像怪兽。我来这里做什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行吗？
太疯狂了。这是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它只是个商店。
以前你一个人来过这个商店 500 次。镇定。控制你的情绪。怎么控制？说得好听。每件事都很糟糕，生活就是无尽的艰难，每一秒都包含 1000 个挑战。我是 1000 个不同的人，飞速逃离身体中心。
患病前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病还会有生理上的症状。我的意思是，没想到发生在脑袋里面的事竟也在感官上有所反应。我的脑部有刺痛感，嗡嗡作响，阵跳，这些感觉大多发生在头骨后部的枕叶。我的额叶感觉晕晕乎乎，像电视没信号时的白噪音。想得太多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胡思乱想的形状。
“一分钟里容得下无限的感情，”福楼拜写道，“正如一个小地方容得下一大堆人一样。”
赶紧离开这个商店。你承受不了了。你的脑袋要爆炸了。
脑袋是不会爆炸的。生活不是大卫·柯南伯格② 的电影。
也许我会继续下坠？也许发生在伊比萨的坠落只是一半？也许地狱还在更下面，我的目的地是那里？也许我会成为诗里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流着口水，号哭着，迷失了自己，连自杀也做不到？也许这个商店将把我推向那个境地？
收银台后面是一个女孩。我还能想起她的模样。她和我差不多大，也许是我的校友，但我不认识她。她的头发染了红色，显得有点漫不经心。身材丰腴，皮肤白皙，正在读一本明星杂志。她看起来不能再平静了。我真想跟她调换一下，我想成为她，太想了。我这么想很傻吧？是很傻。这整件事听起来都傻透了。
印第安纳·琼斯和酵母酱的神殿。
我找到了酵母酱，将它一把抓起，一首 Eric B&Rakim 的说唱音乐在我脑海中高速播放，“我也是个雕塑，按照结构出生……”我是一个没有结构的雕塑。现在，这个无结构的雕塑还需要找到牛奶。冰箱里一列列牛奶瓶很吓人，很不自然。我父母喝低脂牛奶，但低脂牛奶只有一品脱的，没有他们常喝的两品脱的。所以我拿了两瓶一品脱的，食指勾着提手，拿着两瓶牛奶和酵母酱走向收银台。
砰砰砰砰砰。
我想成为的女孩，工作并不利索。我猜她是有史以来动作最慢的收银员，许多商店安装自助结账设备大概就是因为有动作这么慢的收银员吧。虽然我想成为她，但是我痛恨她的缓慢。
快点好吗？我没说出口。你会不会结账啊？
我想重新活一遍，用她的节奏生活。这样我就不会焦虑、抑郁了。我需要慢一点的节奏。
“你需要袋子吗？”
我似乎需要个袋子，但我怕她会更慢。一动不动站立着很难。当你全身上下都在恐慌时，走路比站立要好些。
某些意象漫过我的脑海。我闭上眼，看见侏儒魔鬼开心地嘲笑我，似乎我的疯狂是狂欢节上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