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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空空地蠕动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他们早醒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于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籍上说，尤其是生活经验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因为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优无虑地呼呼大睡，而在我们讲述的情况中他们有双倍的理由不能容忍，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高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仅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幵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摇撼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难以避免的可以容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空气越来越污浊；也没有别的办法，唯一打开的是那扇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
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个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2点23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3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义务也不会履行丫。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两只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让她立即把手抽回来，这个命令肯定下达到了大脑，但两只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你这样坚强，如果你泄了气，那么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脸，心里想，已经看不到结膜炎的任何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多么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想法睡着；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你太好了，姑娘说，然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纱布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寻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样说，你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地上，望着那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2号床是我的，你在3号床，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解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
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来得晚。这个宿舍和那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边去取饭盒子，士兵们会按照许诺的那样，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说他们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他们干过那些事以后，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得有人去；我不知道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死了9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俗语用错了，习惯是这样的，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品；和原来一样做，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
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成语了；这里情况不一样吗；这里连能自己救自己的独眼人都没有；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
食物分成相等的几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得到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你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因为我们宿舍住满了；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分份的人不占大份，要么是傻子，要么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成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品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3个人去分，有3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
仿佛人们在等待什么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来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住宿者们来取食品，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门口所在的地方走，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走，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沿墙拐个直角就到门口。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出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统统杀死；我也不出去，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3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饭盒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后一个洞穴，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台阶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盒子都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往前走，但上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意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能让最严肃的看客放声大笑，真让人笑破肚皮，几个盲人爬着往前走，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前边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细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统统击毙，他们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动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说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形象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用比喻说的话，必定一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人生涯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级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俗语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不要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动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来自任何地方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到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踏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上士下达指示的声音，而上士是在指挥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想去的地方取决于所在的位置。已经没有盲人抓着绳子，对他们来说只需沿原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就足够了，现在正站在台阶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畠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呆在那儿不动，上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上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用假装友好的口气说；盲人站起来，走了3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过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到用子弹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的地方。这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上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上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台阶平台的肓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剌。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认识朋友。
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振荡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即使为了防备分配不公，这显然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还能到哪里去呢；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混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虽然说得有理，但难免有炫耀辞藻之嫌，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所指目标极为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希望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肓人们一致同意，解决已出现的这一微妙形势中第一部分问题的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恰当的办法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枝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个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盲人等着食品，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的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到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正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推迟人们盼望已久、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并且还不能预见推迟到什么时候。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賊们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建筑物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3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和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份，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他们郁郁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被感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品。其中一个盲人显然受到刚刚发生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忽发奇想，如果我们在天井等着他们，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作法。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
盲人们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那几个混帐东西没有出现，大概怀疑会有什么不测，肯定他们当中有个像这里那个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的人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还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与这里相反，外面的盲人受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受苦受难。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我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思绪，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先是食物，然后才是组织起来，在生活中两者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背熟了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纪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就不会在这里高兴了。
必然发生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善于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应当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上士下命令让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盲人们磕磕绊绊地从几辆公共汽车上下来，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4汽车盲人；一共多少；
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3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120人，除去我们打死的不到半打，现在还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被感染者就和肓人直接接触了；更为可能的是，这些人迟早要失明，和当前的形势一样，我估计我们都被感染了，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富逻辑性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随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变；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去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把卫生部长叫去了，你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你说过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他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作出榜样。
大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上士命令排成5行纵队，但盲人们弄不准数目，有时候多了，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堆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甚至没有想到像其他海难中那样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必须说一下，免得忘记，并非都是朝空中开枪，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3秒钟以后就证明卫生部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上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6层的台阶，6层，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上，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交，我不愿意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说出的告诫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他们扶着绳子的话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上士开始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肓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3个宿舍，左边有3个宿舍，每个宿舍有40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层数，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助，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食品随后就到。
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进屠宰场一样，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拥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相互闻着呵气和气味。在这里，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者恼怒而喊叫，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又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以设想，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面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一层台阶的高度和深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上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200人，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这种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上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3个宿舍，必须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更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疯癲，人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纵队，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在路上没有家具阻挡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总会安顿下来，但是，不会在左边的纵队前面的人与住在这边的被感染者之间刚刚爆发的一场战斗分出胜负之前。这场战斗早在意料之中。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翼归被感染者们占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实的是，按照纯碎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一个个病例都与所希望的相反，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但突然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嗥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被感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那些来的人确实是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在宿舍门口守卫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去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推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往前挤。被感染者们拳打脚踢地守卫宿舍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200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有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失去知觉，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听见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们为什么还停在那里。最可怕的时刻是在人们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情况下出现的，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情况，盲人们要回来，接着又想起以前的事件，可能那里发生了大屠杀。幸好上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翼门口，右翼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被感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有视力，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上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所说，就是脱离接触。右翼入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操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候像瓶塞一样塞住主要人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几乎同时涌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翼人口的争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盲人摸到了天井直接通外面围栅的门，在强行推开的时候扑倒在地，立刻喊起来，那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疯狂的漩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翼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被感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巳经不再仅仅是被感染者，另外的人则像疯子似地奔跑，还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尤其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人们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下的鞋子之外，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永远失去了，来拣丢失物品的人就会说，谁拿走就归谁所有。
一位一只眼戴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该他找住处了。他伸着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找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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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向我们作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品是一回事，这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品没有来或者来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到240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习惯不同，来历各异，在脾气秉性上也千差万别。请注意，240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20个盲人未能找到床，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30个人吃10个人应得的食物和260人分240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人们几乎察觉不到这一差别。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增加，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作法，现在食品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从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被感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被踩过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寻找失去的心爱的东西而又找不到，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的人的痛心疾首置若罔闻。但是，不能否认，宣布送来食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如果说，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缺乏足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的权威，取来如此大量的食品并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曾导致产生某些不和，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我们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260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除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那时侯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这些条款。右翼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我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我们倒比较容易习惯。
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人们来得最早，因此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所以在其成员吃完饭后一刻钟地上已经不见一块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倶来的。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情况中，似乎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盲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与眼科医生结了婚的那个女人，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完全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宿舍里的其他人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有利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导致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人侵之后怎么还空下来了呢，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边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个4偶然事件，远非头一个，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到那时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你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你。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却不同，医生请求用手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没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你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为你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了;你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你的声音来了，博士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作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博士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会连我生活的世界都认不得了，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你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你送来了；外边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那些他们发现已经失明的人；这里边他们已经消灭10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你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你，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第一个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职员，诊所的女职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作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的事情怎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打开电源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波长又很快错过去了，一开始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人们能听得出是什么乐曲；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4点整。一个女盲人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上弦，是下午4点，当然对手表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从1点钟走到12点钟，其他都是人们想出来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好像是；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4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作，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表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要求说，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
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头24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发现任何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数目有所降低，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之外，不再照录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改为经过重新组织的口头叙述，以期通过使用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表达得更加清楚明白。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的原因是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恰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讲述者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写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致病媒体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或者隐伏期的迹象。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作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偶然共生的不幸现象，政府的公报根据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处理的结果认为，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说发病率有趋于消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竟然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它必然立即开始下落的曲线，如果上帝允许，这时评论员回到人们患的常见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它在重力作用下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疆梦消失，这几句话不断在各种社会传媒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全社会官方和私人团体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现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来得及向生活和财产方面遇到的挫折学习的人们的警句和格言，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土地上，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这句话的第三部分的时候稍稍带了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怀疑的余地。
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统统都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突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作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以各种值得赞誉的名义采取一些举措，但已不大事张扬，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生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
政府本身也证明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逐渐恶化，它在五六天的时间里两次改变战略。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被感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的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患者人数迅猛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转而主张由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巳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竭力劝告人们放心的意见，相信白色眼疾像用目光杀人的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还有人高兴的话，如果他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着又必然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前者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无须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圆的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