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定《追忆似水年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有些人觉得它难以卒读,还有人的看法和一位杰出批评家一样,认为它“巨大但又渺小”。至于同意哪种观点,读者们要作出自己的判断了。我自己则愿意用埃德蒙·威尔逊的话来作结论:“依我看,普鲁斯特应被看作当今具有最伟大头脑和想象力的人之一,他的能力和影响力可以和前一代的尼采(97)们、托尔斯泰(88)们、瓦格纳们、易卜生(89)们相比。他从相对论的角度来创造自己的小说世界:普鲁斯特第一次为小说界注入可以和现代物理学的新理论相对应的新原素。”
克里夫顿·费迪曼
106.罗伯特·弗罗斯特
1874-1963年
《诗集》
弗罗斯特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但是作为民族诗人,他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他的选集不断出版,中小学生们总是在课堂上遇到他的比较简单的诗作。电视上、讲坛上、大学课堂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于是不喜欢诗歌的人也会对诗人那不同凡俗而令人不安的性格十分了解。这个国家十分喜欢用奖项表彰自己的公民,而弗罗斯特曾四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另外再加上令人惊异的才华,他成为一棵常青树,一位民间桂冠诗人。在一个诗歌备受冷淡的时代,弗罗斯特的成功提高了诗歌的地位,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一位杰出诗人的形象变得模棱两可,丧失了完整性,这就让人沮丧了。
“文学开始于地理。”弗罗斯特这样说。不错,他的写作从波士顿北部丘陵密布、古老荒芜的土地开始,但他从来不是一位地方性诗人。弗罗斯特从地理开始,只不过他开拓的是荒无人烟的土地;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只不过他发出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声音,他代表的是自己。弗罗斯特不像桑德伯格一样是人民诗人。后者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是农民、山民、寂寞的小人物。弗罗斯特和叶芝一样高贵,但比叶芝更合群、更富机变、更具幽默感。幽默和严肃在他那里常常掺杂在一起,例如他随随便便地说:“我已经抛开对民主的偏执,愿意放开下等人,让上等人完全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此外他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复杂的句法,是朴实无华的(让诗句自己散发光彩),然而他的表现手法和想象力都非常发达。也就是说,弗罗斯特不是个“扬基佬”9,将低幼的哲学思想填进诗里,而是一个思想成熟、厌恶诡辩话语的诗人,他平淡的词句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弗罗斯特不会将自己置于绝地。他会说:“辩论的时候我从来不站在自己这一边。”还有类似“我开玩笑的时候才严肃”。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令人难以想象:“就像火炉上的冰块,诗歌必须自己融化。”梭罗(80)和爱默生(69)的独立甚至偏执,在弗罗斯特的诗中有着折射,他很好地吸取了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但这些评论仍远远不能反映弗罗斯特的全貌。弗罗斯特是个难以归类的人,正如他的时代无法控制他,让他服从,正好相反,诗人总是为了自己隐秘、狡诈的目标利用时代。“我会这样写自己的墓志铭:我与世界有爱,有争吵。”
《补墙》、《摘苹果之后》、《未选择的路》、《雪夜林边小憩》,这都是我们熟悉而深受感动的诗。不过要了解弗罗斯特讥讽、幽默、奇怪、飘忽不定的表面背后的思想,就要读读他不大知名的晚年作品。年龄越大,弗罗斯特的作品越难懂,越富有哲学意味,越大胆、尖刻、滑稽。不必着急,你有足够的时间细细品味他。
克里夫顿·费迪曼
107.托马斯·曼
1875-1955年
《魔山》
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人类经验的碎片〔可能是很优秀的作品,比如简·奥斯汀(66)的小说〕,有些作品将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像但丁(30)和荷马(2,3)的杰作就组合了本民族文化的碎片。《魔山》属于后者。如果读者能认识到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就能从阅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梅·韦斯特曾经说过似乎关系不大的话:“我喜欢从容的人。”托马斯·曼在《魔山》的前言中这样说:“彻底才会好玩。”《魔山》就是一部彻底而好玩的小说。
小说内容如下:一位单纯的德国青年去瑞士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探望养病的朋友,自己也染上肺结核,在那里住了七年时间。这段时间里他倾诉、倾听、思考、忍耐、恋爱,最后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可以渐渐发现,作者要叙述的不仅是一个男青年的成长过程,他的真正目的是用对话、象征、想象、梦幻、争辩、哲学思索等方式,将西方世界的精神碎片统合起来。
所有作家都在一场被赞美为“伟大对话”的活动中出场,从托马斯·曼身上可以窥豹一斑。很多作家对托马斯·曼风格的形成施加了自己的影响,这些名字我可以随手写出来,最受托马斯·曼认同的是这几位:歌德(62)、尼采(97)、屠格涅夫(81)、托尔斯泰(88)、康拉德(100)、惠特曼(85)、易卜生(89)和弗洛伊德(98)。从这个角度看,《魔山》是一部综合性小说。
换个方式看,读者可以认为疗养院隐喻着欧洲,死于1914年暴力的欧洲(也可能是美国)。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各种思想感情和观念的代言人:赛特姆布里尼代表自由的人道主义,纳福塔是完完全全的梦魇(就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霍梅尼、萨达姆,还有那些未得势的恐怖分子),皮普孔好似我们熟悉的D.H.劳伦斯(113)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病人们,实际上代表的是西方世界的各种疾患。1924年的托马斯·曼对此深有体会。那么这些西方社会的精神病会在20世纪末进入疯狂的转折期吗?
托马斯·曼的巨著包含了十多个主题和议题,很多在今天的思想界依然是关注的焦点:精神分析和唯心主义;艺术、疾病、死亡之间的纽带;时间相对性(爱因斯坦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西方男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男性的本质;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恰当的教育。作家独具匠心地将高深的理论思维和人物形象、小说氛围结合在一起。
《魔山》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世界。后者我们看得更清楚,因为它不受“平坦之地”噪音的干扰。“平坦之地”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时钟总是在滴答滴答走个不停。
康拉德、劳伦斯、乔伊斯(110)、托马斯·曼、普鲁斯特(105)和亨利·詹姆斯(96)能够让读者充分体会到阅读现代小说的乐趣。现代小说发展到今天,它的特点也逐渐显现出来: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人性深处的探索,推陈出新、变幻无方的写作手法。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们写的小说相对单纯,而现代小说通过吸取全人类的创造力,展现了不同的风貌。现代小说注重理性思维,特性突出。《魔山》这部诞生于忧郁的20世纪的不朽之作,可能是现代小说大趋势最好的代表。
托马斯·曼其他值得一读的作品,我推荐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马里奥与魔术师》。
克里夫顿·费迪曼
108.E.M.福斯特
1879-1970年
《印度之行》
E.M.福斯特没有福克纳(118)、海明威(119)那样大的名声。福斯特只写了五部重要的小说,没有一部不体现出不一样的魅力。其中四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写成,最后一部《印度之行》在战后的1924年出版。书名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大家是通过改编电影熟悉这本书的,就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霍华德庄园》一样。即使20世纪小说家名单的权威性尚受到非议,福斯特仍然能厕身其中,毕竟这是个名额有限的名单。
首先,细心的评论者将福斯特列入最细腻的小说家之列。请注意,是最细腻,而不是最伟大。“伟大”看起来不适合福斯特,他自己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赞誉。其次,尽管其作品数量不多,出版日期也比较早,但是意义非凡,而且极具现代性。
福斯特悄无声息地一直存在下来,得益于他处理人类关系重要问题的特有天赋。他的写作与报刊的平淡文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相反处处表现出精细、优雅和喜剧魅力。喜剧魅力,而不是嘲讽。有一种开放性观点(福斯特擅长模仿这种观点)认为,福斯特是一位不受规矩束缚的作家。他的价值取向是“文明”,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不是欧洲文明,而是不属于哪一个群体或派系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文明——心灵之路。
《印度之行》没有英雄,也没有邪恶势力。印度人、穆斯林、英国人——他们一起“恶”,一起“善”。每一个人,都有些高尚的品质,即使作者不喜欢他;都有些肮脏的小毛病,即使作者崇拜他。他们共同的缺点是无法相互理解和沟通。这本小说有种怪异美(马拉巴洞穴那一幕可否用美妙来形容还有待商榷)。书中提到了印度民族主义、大英帝国主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但捍卫或推崇哪一主题并不是这部书的重点,更不是它的全部。《印度之行》的可读性并不建立在这方面,因为印度早已从大英帝国中独立。这本书真正要讲的是隔绝,是多恩(40)的话的反面——每个人都是自我孤立的一座岛,或许是我们自己,或许是命运,或许是上帝,扔给我们一段篱笆,每个人从此相互隔绝。另外在书中还提到,人类之间脆弱的联系使得相互往来永远是困难的和悲哀的。
如果你已经读过《印度之行》了,可以重读一遍;若已经重读过了,可以读一下福斯特的另一部小说《霍华德庄园》,很多人对它也评价甚高。
克里夫顿·费迪曼
109.鲁迅
1881-1936年
《短篇小说选》
在鲁迅精力旺盛的20世纪20年代,一场现代文学运动在中国方兴未艾。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游行反对《凡尔赛和约》中的丧权辱国条款,继而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是这场运动的引领者之一。这一抗议运动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解放了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年轻的作家和思想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寻求替代品。
鲁迅原名周树人,他出生的家庭进步而富裕。他和兄弟们一起学习西方科学、医学。(他的二弟周作人成为心理学家,三弟周建人成为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后来鲁迅放弃医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现代主义的先锋作家,用小说批判社会的大师。191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书名有意取自果戈理(74)的同名小说〕,确立了鲁迅的文学史地位。这篇小说用一个“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中国“吃人”的旧社会。192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了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阿Q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稀里糊涂,得过且过,最后要被砍头的时候,还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作者用阿Q来隐喻一种朽烂了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认为,面对西方文化与技术的挑战,这种腐朽的文化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只有投降一途。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鲁迅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没有正式加入。在中国当时不断增长的内部矛盾中,人们很难不选边站,完全的独立是困难的,鲁迅坚持自己是独立的艺术家,虽然是“左倾”的。在我们看来,鲁迅的遗产是清清楚楚的:无论在政治上谁对他进行了肯定或否定,鲁迅都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鲁迅的全集或选集有很多译本。读读《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其他杰作,你会看到一位熟练而令人愉悦的故事讲述者,一位犀利无比的社会批评者。
约翰·S.梅杰
110.詹姆斯·乔伊斯
1882-1941年
《尤利西斯》
遇见《尤利西斯》意味着我们遇见了一本难以解读的天书。最好先承认,这座山峰可不能信步而上,但终究能够登顶;那时你才会发现山下的景色是如何气象万千、壮美绝伦。
以下列出五条简单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会让你更快地理解《尤利西斯》或者从阅读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举出这五条建议是为了清除读者的一些偏见,例如这本书不过是个大笑话,这本书充满了猥言秽行,不过是在众人中流行一时的玩意儿,作者不过是个疯狂的天才。足够明智的读者或评论家,至少应该知道《尤利西斯》1922年出版以来的一些客观事实。
1.《尤利西斯》应该是继《神曲》(30)之后结构最完美、思虑最周全的文学作品。
2.《尤利西斯》是20世纪出版的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没有更合适的词汇),它的影响是通过难以计数的作家们传递出去的。
3.《尤利西斯》是用文字写成的最富独创性的作品,它想象力十足,打破的清规戒律不止一条,而是成百上千条。
4.可能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大部分人认为《尤利西斯》与“颓废”、“淫乱”、“悲观”无关。与本书提到的诸多优秀作家的著作一样,《尤利西斯》中对生活的深刻剖析,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境界早已不能用“狭隘”、“个人情绪”、“自我防卫意识”来限定。
5.《尤利西斯》不同于它的祖先《奥德赛》(3),它不是开放的,而是深藏不露的,只有付出相应辛劳的读者才会寻得它的宝藏,就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浸淫越深越能发现更丰富的内容。
以上五条建议之后,我还有三点忠告:
1.读读写于《尤利西斯》之前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本书比《尤利西斯》好懂得多,虽然在成就上也逊色于后者。主人公史蒂芬·代达鲁斯是乔伊斯自己的“自画像”,故事也发生在都柏林,和《尤利西斯》一样。
2.先看一些出色的评论对阅读《尤利西斯》不无裨益。最好的短篇评论出自埃德蒙·威尔逊之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和安东尼·伯吉斯有很好的长篇论述。
3.即使上面提到的你都读过了,阅读《尤利西斯》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引用的意思、短语的功能、意义的细微差别、隐喻的暗示,它们会接踵而至,你不能想着都能弄明白。明白多少算多少,然后放下,一年之后再读一遍。
阅读过程中,时刻关注乔伊斯的意图也很必要:
1.1904年6月16日的24小时内,一群都柏林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是一条完整的主线。作者全力以赴地围绕这条主线进行写作。
2.主人公史蒂芬·代达鲁斯可以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另一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是史蒂芬的精神之父,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这两个人在这段时间内的行动和想法,体现出著作者的真正思路。
3.乔伊斯尽力让《尤利西斯》和荷马的《奥德赛》在人物、事件上呈现平行结构。史蒂芬对应忒勒马科斯,布卢姆对应奥德赛(即尤利西斯),布卢姆的妻子莫莉对应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同时又是个不忠的妻子,即女妖喀耳刻。
4.乔伊斯为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独创或发展了多种全新的写作方式,比如内心独白、意识流、戏拟的诗文、梦境、噩梦的碎片、一语双关、创造新词、不循常规的标点用法,或者根本不用标点,等等。普通的小说家提供人物思想供读者选择,而乔伊斯让思想自己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混沌如梦幻,延续如河流。
敢于阅读《尤利西斯》已经很有勇气了,祝你们好运。
这部作品最好的版本或许是1986年古典书局(或者兰登书屋)出版的平装版,或许更好的版本是约翰·基德的(诺顿图书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1.弗吉尼亚·伍尔夫
1882-1941年
《到灯塔去》《黛洛维夫人》《奥兰多》《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大都天赋出众、名声在外。其中有三个人不仅直至今日声名不坠,而且影响与日俱增。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小说家E.M.福斯特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早在1941年,伍尔夫健在的时候,她就已经显现出决定英国小说道路的趋势。她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伍尔夫和康拉德(100)、亨利·詹姆斯(96)、普鲁斯特(105)、乔伊斯(110)(伍尔夫不喜欢他)等男性作家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用程式化的话来说,伍尔夫证明20世纪前二十五年英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包括阿诺德·贝内特,约翰·高尔斯华绥、H.G.威尔斯,并不具有把握小说艺术资源的广阔视野。在《班尼特先生和布朗夫人》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伍尔夫认为这些作家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她提出要深挖表面之下的东西,利用已经比较成熟的写作技巧,例如意识流、内心独白,舍弃直线式的叙述,充分借鉴诗歌的写作手法。虽然伍尔夫并不是时刻都能符合这些要求,但大部分时间她确实是在亲身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
在推荐的四部小说里,《黛洛维夫人》最简单易懂。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有钱的女政客,伍尔夫围绕她展示了伦敦上流社会的风貌:一个极度自信的圈子。小说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爱和死。还有一些次要主题也很有意思,比如势利(作者本人就是个势利的人)、反特权,还连带提到女同性恋关系。伍尔夫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有时严重到要寻死的地步,不过正是这种疯狂体验使她得以深刻把握塞普蒂默斯·史密斯——一个因战争而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的心理状态,把他塑造为和黛洛维夫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读《到灯塔去》,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不断进入人物的头脑,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这种感觉在读《黛洛维夫人》和将要提到的其他小说时也会出现。小说人物来自伍尔夫自己的家庭回忆,与其说那是一些“人物”,不如说那是一些“意念”。伍尔夫的小说情节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而是让随意出现的顿悟贯穿整个小说的始终。她写道:“……感觉之轮的一转之力,可以固定一个瞬间,穿透一个瞬间。”
《奥兰多》的女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是伍尔夫的一位贵族朋友——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她是作家和外交家哈罗德·尼克尔森爵士的妻子。这部小说精致而充满想象,还涉及了一些英国历史,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到1928年。伍尔夫在其中使用的某些手法让人想起后来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132)。小说还包含了一些戏剧因素。也许可以这样说,《奥兰多》和伍尔夫作品的关系就像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作品的关系。
《海浪》是伍尔夫最难懂的小说。六位特权阶级人物,男女各一半,从孩提时代到青年,从大学阶段到中年,他们好像在被人拉着飞快前进。这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行动,只有六个人依次的灵魂独白。其中一个,伯纳德,说:“没有人能从勺子里捞出什么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即使最敏锐的读者也不能全部弄懂每个人物说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感觉到的是什么。通篇弥漫着一种朦胧美。《海浪》不是伍尔夫最成功的作品,但可能是20世纪前半期最具原创性的发展小说。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2.弗兰茨·卡夫卡
1883-1924年
《城堡》《审判》《短篇小说选》
如果我们只考虑西方的话,或许20世纪有五位独创性的作家对同一世纪中其他写作者影响最大。卡夫卡的名字应该列在其中。他应该和乔伊斯(110)、普鲁斯特(105)、叶芝(103)、T.S.艾略特(116)同列。卡夫卡死后二十年,诗人奥登(126)写道:“提到谁与我们时代的关系能与但丁(30)、莎士比亚(39)、歌德(62)和他们时代的关系相比,卡夫卡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法国诗人、戏剧家保尔·克洛代尔的赞美更无保留:“除了拉辛,他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只有弗兰茨·卡夫卡。”
这些赞美都是在卡夫卡最“热”的时候出现的。我说“热”是卡夫卡的名声部分来自邪教式的崇拜。不过同样真实的是,卡夫卡小说中的噩梦,反映了一个灰暗时代的混乱和精神的贫乏,这种反映如此经典,以至于到今天依然有力。
不过在卡夫卡活着的时候,人们从未注意过这些。卡夫卡的巨大声誉都是死后才获得的,而且这种声誉只有少部分来自卡夫卡的实际作品:三部不完美的小说,十几篇短篇小说,格言体断章,一些书信。有些人认为卡夫卡的名望来自预测的能力,就像司汤达(67)、托克维尔(71)一样。1924年卡夫卡辞世,但他的想象似乎是对之后世界命运的准确预言:纳粹德国的恐怖,现代政府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人类精神的丧失和寻回精神的希望,每个人都有的罪恶感,人性的异化。博尔赫斯(121)说:“卡夫卡,一个创造荒谬而哀伤的故事的人,一个拥有冷酷直觉的人。”
卡夫卡的一生虽然不曾有虚伪的幸福,却也没受过伤害,他没有遭遇过战争,交友广泛。(不过,他的三个姐妹被纳粹杀害,卡夫卡如果活着,也许不会太惊异。)卡夫卡敏感到有些神经质,不过这对他创造那些有影响的小说有益无害。他的父亲是个物质主义者,虽然是个犹太人,却像普鲁士人一样严密控制儿子的生活。卡夫卡的两部重要作品《城堡》和《审判》反映了这种控制。当然,小说中的意象纷繁复杂,不能仅仅用个人经历来进行解读。小说还提到人的自卑和负罪情绪。《审判》的主人公认为自己有罪,但不知道别人到底控告他犯了什么罪。《城堡》的主人公有类似的遭遇,他与官僚机构周旋,却发现接近体制和权威是不可能的——权威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救赎。
卡夫卡的小说没有什么阅读障碍,他的风格是平静、清晰、简单的。但在表面的伪装之下,在普通的意象、平淡无奇的故事之下,是现代人惴惴不安的现实。可以这么说:卡夫卡有自己的目标,但是他是否有通往目标的道路呢?卡夫卡不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他确实是个虔诚的教徒。写作不是卡夫卡谋生的手段,而是他向难以理解的上帝祈祷的方式。他笔下的主人公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迷茫、孤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但仍在尽力寻回隐约感受到的尊严(城堡象征尊严)。即使在宇宙的秩序中难以容身,也一定有某个地方可以接纳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一样是形而上学小说家,虽然后者没有表现得那么痛苦。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中同样预言了在我们时代横行的反人性、恐怖主义和官僚专制——典型代表就是《变形记》和《在流放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笔调平静,其中关于罪与罚的寓言,直击焦虑年代的内核。
虽然已经去世八十多年,但卡夫卡对今天的意义丝毫未减。天赋和过度敏感,令他能完美创造一个梦境。这个梦境让我们想起自己所在的真实世界。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3.D.H.劳伦斯
1885-1930年
《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劳伦斯死于肺结核时才四十五岁。从1911年出版第一本书,到1930年去世,期间几乎每一年他都有一本小说面世。实际上,1930年出版了六部,去世后还出版了十几部(还不算信件)。他写了很多东西,游历了很多地方,认识、影响了很多人,按兴趣干了很多工作。他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经常和人吵得不亦乐乎。劳伦斯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评论家、画家和预言家。身材单薄,一部络腮胡,心里却有股熊熊燃烧的火焰。他是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人之一。
劳伦斯出生在诺丁汉郡,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受过良好教育,十分敏感。幼年时母亲的过分宠爱增强了他的依赖性,《儿子与情人》的前一部分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劳伦斯学习成绩优异,一度当过几年老师。1912年,他和出身德国名门的弗丽达·范·维克利私奔,1914年结婚。劳伦斯后半生几乎在不停地游荡,到未开化的国家生活,吸收各种“人生体验”,作为自己创作的来源。
有的读者被“人生体验”吸引,有的被它吓了一跳,甚至对其望而生畏。但是劳伦斯不是哗众取宠,也没疯掉,他是一个预言家,对自己的预言坚信不疑,希望能够用预言改变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明白了这一点,你才可能容忍他。在他的早期作品,如《儿子与情人》——应该首先阅读的劳伦斯的作品——中,他所想表达的就已经被绝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以下几部小说中,他的思想更是以特殊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彩虹》、《恋爱中的女人》(应该是一部杰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最差的作品之一)。
阅读劳伦斯必须明白,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叛逆者。他和当时及以后的工业文明开战,理由是他觉得这种文明夺走了人类的活力,使感情的泉水不再流淌,让人成为机械的碎片,不再拥有广阔的大地、妍丽的花朵、多变的天气和活泼的动物。劳伦斯本人对这一切总是抱有超越自然的情感。而且,劳伦斯对工业文明的最大抨击是其造成人类性生活的萎缩。在他的概念中,性不仅是快乐,还是一把能打开知识库的钥匙。知识库里装满了劳伦斯认同的东西:对现实的直接、即时、原始的感知力。1912年他写道:“不管血感受到什么,相信什么,告诉你什么,都是真实的。”(在某些读者眼中这是邪恶的胡言乱语。)
科学、传统基督教、理性、进步、干涉、安排好的体面生活、金钱崇拜、机器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劳伦斯憎恨、深恶痛绝的东西。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总是贫困潦倒,总是在挣扎和抗争。劳伦斯勇敢地微笑着面对这一切。阿道斯·赫胥黎(117)很熟悉劳伦斯,他指出后者是“一个生命,活在另外世界的生命”。完全正确,有时劳伦斯的原始力量之源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在这一点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劳伦斯让我想起预言诗人布莱克(63)。
劳伦斯的作品没有康拉德(100)那样严谨的结构。他的书有时流动似水,有时旋转如潮,有时闪烁似电,有时爆发如火,一切随作者的心意流转。只有愿意暂时容忍他风格的读者,才能持续地读下去。
只有这样还达不到劳伦斯对读者的要求。他在小说中有非常深入的道德思考。他满怀热情地认为小说“能避免人变成行尸走肉”。劳伦斯的目的是唤醒读者,让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人正在或已经失去的东西:对生命的热情和快乐。
百年之后,人们对劳伦斯的评价会是什么:大预言家(以及了不起的艺术家),还是古怪的天才?
如果读者仔细读了上面的文字,会发现我其实不喜欢劳伦斯,只不过在找借口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本书的修订给了我面对真实自我的机会,我可以说,劳伦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虽然我不能确定到什么程度。他写过这样的话:“不应该,永远不应该,让伟大的人民群众读书写字。”我在其他地方曾经将这句话评价为:“靠自己尊严活着的人最惹眼的一句话。”注意,劳伦斯自己是矿工的儿子,是“伟大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国家实行的普遍民众教育,他没有机会,永远没有,成为伟大的D.H.劳伦斯。
承认瓦格纳天才和骗子的两面性曾经耗费了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同样可以说,天才的劳伦斯的性格中也颇有些让人不快的成分。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4.谷崎润一郎
1886-1965年
《细雪》
谷崎润一郎比夏目漱石(104)晚生二十年,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夏目漱石,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筚路蓝缕,谷崎润一郎沿着他们的足迹坚定向前。谷崎润一郎生于东京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在世纪交替之际,日本经济欣欣向荣,东京的西方化、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谷崎润一郎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
谷崎润一郎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因为拒缴学费,没毕业就被开除。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他并不缺钱。退学后的谷崎润一郎二十几岁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刺青》(1910年)让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谷崎润一郎对西方文学和物质文化极度着迷,这在他的早期小说和剧本中都有体现。
1923年是谷崎润一郎生活和观念都发生巨变的一年。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谷崎润一郎正住在横山时尚的外国领事区,他的房子和千万栋房子一样被夷为平地。谷崎润一郎马上扔下妻子,自己跑到大阪——日本西部的一个保守的商业都市,定居下来。他开始对大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就好像一个纽约人搬到芝加哥后爱上了那里),开始留心当时日本现代化生活造成的文化冲突,观察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流行趋势倾慕的日本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也开始对日本传统文化感兴趣。他的第一部真正的主要小说是《食蓼虫》(1928年),是关于一个在传统与现代的压力下无法幸存下去的婚姻的故事。
我的建议是先读《细雪》(写于1942-1944年,出版于1946-1948年)。《细雪》是谷崎润一郎最细腻最有名的小说。我们不能说这是一本自传,虽然其中部分角色原型取自谷崎润一郎的第三个妻子及其家人。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阪,可以从中看出作家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传神地描述了一个富裕家庭的矛盾:一方面是特权思想和舒适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难以抵挡的现代化,两者不能不发生冲突。
小说中的四姐妹有个难题:老三雪子迟迟未嫁,二姐幸子努力为她寻找乘龙快婿,但直到小说结束时仍未成功。老幺妙子性情豪爽随便,很想早点嫁出去,不管对象合不合适她都答应,但是按照习俗她需要等自己的姐姐先结婚。这出漫长的人间戏剧体现了谷崎润一郎出众的文学才华。
相比《痴人之爱》(1924年)、《一只猫,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1936年)等作品,《细雪》在性方面显得很含蓄。实际上很多读者认为,谷崎润一郎的特点就在于对性的暗示性描写,以及对性的崇拜。一位批评家尖刻地说:“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主题都是一个:男人寻找完美的、可作为他虐待对象的女人。”看到谷崎润一郎对被压抑在表面之下的生命力的描写,很多读者觉得作者是个嗜女癖。不过依我看,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他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很有意思的。请读者自己来取舍吧。
约翰·S.梅杰
115.尤金·奥尼尔
1888-1953年
《伊莱克特拉的哀伤》《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送冰的人来了》
尤金·奥尼尔无疑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而本书的初版却没有将其收录其中。当时(1960年)我不认为他可以和萧伯纳(99)、易卜生(89)相比,现在也一样。但尤金·奥尼尔去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在美国和美国之外,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正在渐渐重现光彩。他不再仅仅是美国舞台上第一位严肃的剧作家,就像他的历史定位一样,他正在逐渐成为一位经典人物。
有意思的是,尤金·奥尼尔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但他的剧本读起来却缺乏文学之美,没有什么幽默感。每当他想卖弄文笔,写点有趣的句子时,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最糟的是,剧作家应该是描写角色所用特色语言的好手,而尤金·奥尼尔则对对话缺乏敏感。例如在最细致的一部作品《送冰的人来了》中,低等阶级的人说出话来却不像样。这不是粗心大意的问题,如果他足够敏感的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不过,尤金·奥尼尔充满激情,不断重复苍白的主题,上述缺点和文学性的缺失几乎不会被注意到,特别是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即便是阅读而非看演出,起码在他最好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尤金·奥尼尔的手法都相当具有实验性:使用面具;赋予古老对白以新意;多维而漫长的剧情;从现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这受到了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影响;用现代术语阐释古典希腊戏剧的经典情节,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埃斯库罗斯(5)、索福克勒斯(6)、欧里庇得斯(7)。
最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例子是他的三部剧《伊莱克特拉的哀伤》。“克吕泰墨斯特拉-阿伽门农-伊莱克特拉-俄瑞斯忒斯”的故事被巧妙地放在美国内战后的新英格兰背景下。尤金·奥尼尔深受希腊传统文化的影响,想要写一部纯粹的悲剧,这在美国舞台传统中很少见。比起情节中的悲剧命运,这部剧的力量更多来自作者用文字表现自身矛盾给读者带来的震撼。
另外两部推荐的作品具有相同的特质。我认为它们是尤金·奥尼尔的杰作,源自作者的强烈体验。它们不是对表面人生的描绘,而是关于生存的最痛苦的问题的探索。
《送冰的人来了》是以失败为主题的故事。哈里酒吧里堕落的酒鬼会遇到这种失败,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遇到这种失败。失败残忍地击破我们常有的幻想,也让我们意识到没有这些幻想我们活不下去。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有很明显的自传性质,它在戏剧史上的典型性毋庸置疑。剧中人是尤金·奥尼尔的家人,悲剧是家庭的悲剧,绝望是作者自己的绝望。
尤金·奥尼尔说过:“我关注的只有人和上帝的关系。”不过,不要只看字面意思,尤金·奥尼尔和自己的导师埃斯库罗斯不同,他缺乏对超自然、形而上层面的真正思考,但这至少说明尤金·奥尼尔一直在关注着人类所面对的最深刻及长久的困惑。痛苦和一丝不苟的严肃,让尤金·奥尼尔在美国剧坛占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6.T.S.艾略特
1888-1965年
《诗集》《戏剧选》
T.S.艾略特无可争议地属于20世纪不多的先锋作家之一。理由不是他在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诺贝尔奖得主中,平庸之辈和才华出众者一样多;也不是他在英格兰的文坛泰斗地位,就像以前的德莱顿、阿狄森、塞缪尔·约翰逊(59),等等;也不是因为他当时是英国文坛最富争议性的人;也不是因为他宣传自己是“宗教上的英国国教教徒、政治上的保皇党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而令大众的强光照耀着他,让他声名鹊起——其实千百万善良聪明的英国人都符合那些他给自己贴的标签。(为什么同样的话艾略特说出来就那么令人震惊?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攻击性强,这既是自由主义的弱点,又是它的狭隘之处。)
理由是,艾略特能写出通俗易懂又深奥的文章(我会推荐一些),当然,随着时光流逝,他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写的文章也更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T.S.艾略特的成就如下:他塑造了我们时代英美诗歌的风格,使之更深邃,更优美。他为诗歌评论提供了一种活力四射、高水准的规则,对抗当时盛行的逐渐没落的印象派批评方法。这种新的批评理论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和发现了一批作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诗人、剧作家,17世纪的宗教作家,但丁(30),德莱顿,多恩(40)。
最好按时间顺序阅读艾略特。艾略特天生就要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不断成熟起来。在技巧方面,早期的作品中充斥着众多的典故和引用,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股机灵劲儿和难得的智慧,后期的文字则变得干净,形式上更为完美。在精神方面,他从1917年普鲁弗洛克诗歌中那些时髦的反话,发展到《荒原》(1922年)中的冷漠和极度绝望,又发展到《四个四重奏》(1943年)中的沉思的、形而上学的虔诚。
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艾略特都紧紧抓住最初的目标:“消化、表述新事物,成组的新事物、新感受、新层次。”很多“事物”和“感受”都令人不快,在作家的传统眼光看来,这些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荒原”。不过他的目的不是享受这些奢侈的痛苦,也不是用这些讨厌的东西震撼我们。“诗人的根本长处不是处理一个美丽的世界,而是看到美与丑掩盖的东西,看到无聊、恐惧和辉煌。”无聊、恐惧和辉煌都被编织进他的诗歌。
尽管有前驱可以借鉴,艾略特的诗仍然是革命性的,就好像普鲁斯特(105)、乔伊斯(110)的小说,贝克特(125)的戏剧一样。他的诗一方面严谨凝练,一方面充满魔幻的想法。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分量,每一种暗示都有自己的意义,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有节奏地流动。如果大声朗读或者听艾略特的朗读录音,节奏感会更明显。一开始他的语言很排外,好像不能被很好地理解。但是随着熟悉起来,就会清楚它们是对这个进化(也许是退化)时代中西方男女思想状况的描写,精准而打动人心。艾略特的诗和莎士比亚(39)或者但丁最出色的诗作,至少共同分享一项伟大特质:每一行诗都感情充沛,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7.奥尔德斯·赫胥黎
1894-1963年
《美妙的新世界》
赫胥黎和T.S.艾略特(116)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都天资卓越,都博文广记;两人都在自己的性格中凝聚了大量的西方传统,两人都经历了从破坏性强的批评家到虔诚信徒的转变——艾略特皈依了英国国教,赫胥黎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神秘主义,同时糅合了西方梦想家,比如布莱克(63)、埃克哈特、陶勒等人思想的神秘主义。也许艾略特在才能上稍稍压过赫胥黎一头,毕竟他的艺术成就更高,但是赫胥黎的才能中有更多的冒险因子,更多幽默感,更直接地面对这个时代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种族的自我毁灭部分,例如全面战争和残酷的人口过剩。
读赫胥黎的文章,你能够感受他头脑丰富多彩而又灵活多变,天赋出众同时博闻强识,而且是那么冷酷无情。关系人类的重大问题,赫胥黎无一遗漏,全部涉及。与浅尝辄止的怀疑论相比,赫胥黎的怀疑主义具有强大的净化作用,我们至今难以对这种作用作出适当的评价。就我所知,同时代的英美作家没有一个能像他一样,严密清醒地思考以下问题:西方智慧如何改变与协调,如何向东方思想转向,等等。
不到三十岁就声名在外,对赫胥黎来说可能不完全是好事。1932年,他出版了自己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小说《美妙的新世界》,1946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个作者序。如果将作者依靠想象力创造的小说场景与现实相比,那么这部小说就会失去很多意义,也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或许可以称为我们时代的“短暂的经典”。这部梦魇般的小说是所有关心人类心灵(而不是外部环境)者的必读书。
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先驱不同,20世纪的乌托邦小说是令人沮丧的反乌托邦。这里没有激动人心的呐喊,只有响亮的警告。赫胥黎引用帕蒂雅夫的观点:人类现在关心的不是如何实现乌托邦,而是如何逃离乌托邦。在赫胥黎、奥威尔(123)和其他数位思虑深远的作家看来,人类努力实现的乌托邦,不过是毁灭人性的地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