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新世界》的故事发生在距当时六百年后的未来，故事里的居民包括动物（又称“人类”）和动物管理员。教育让动物们喜欢被奴役，它们很愉快，用我们骄傲的口气来说就是，它们是被驯化的。那个国家的宪法只包含三篇文章：团体、身份、稳定。宗教、艺术、科学、家庭、情感、个体追求及差异，这些内容都没有被提及。
《美妙的新世界》不是一部特别出色的小说，可以将它当作预言形式的神话来读。不过它的预言不是来自直觉，而是来自冷酷的智慧。小说的思想（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思想的化身）在当时很超前，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美妙的新世界》预见性地写到了鸡尾酒会和流行对话的开场白，比如英国国教徒、非国教教徒、复古主义、看待性的新角度、驯化的人、孤独的人群，等等，这些都被一个未来世界容纳，这个世界在1932年看来很遥远，在今天看来很近。
我不希望读者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美妙的新世界》，它不是一本关于未来世界的教科书，而是在《格列佛游记》（52）传统下的一部夸张、嘲讽的幻想作品。毋庸置疑，赫胥黎比斯威夫特差一点，不过差距也不大。在痛恨人类这件事上，赫胥黎更直截了当，斯威夫特更坚定不移。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8.威廉·福克纳
1897-1962年
《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
威廉·福克纳被认为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有几个不受他影响的人不这样认为）。有些评论家则把他列入从古至今最伟大的作家行列。1949年，福克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辉煌职业生涯获得的正式的、最高的认可。
福克纳大部分小说的背景都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像哈代的威塞克斯一样，这一虚构出来的地方已经成为文学中的经典存在。福克纳小说里的时间从1820年开始绵延一个半世纪。这些小说构成一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让读者想起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以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68）里联系并不紧密的故事。福克纳的笔法纵横交错，以日夜躁动不安、暴力和罪恶充斥的美国最南部为舞台，描绘出彼此联系的家庭群落的命运，这些故事经常是悲剧，偶尔有喜剧。他的小说主要由三个世界组成：黑人世界，没落贵族世界——以康普生家（《喧哗与骚动》）为代表，更为堕落的新兴商人世界——以让人发毛的莱姆·斯诺普斯为代表。
推荐的两部小说是福克纳最为细致、主题最大胆开放、技巧最富新意的作品。他的崇拜者还会举出《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以及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河流》。
作为作家，福克纳严肃，有勇气，有深度。有人甚至觉得他令人惊叹。不过也有人，比如说我，觉得他的作品只有几部读得下去。后者一定没发现打开作者头脑的钥匙，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如果你希望在穿越福克纳的“地狱”时有一个向导，我建议读一下马尔科姆·考利的《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的“简介”。对阅读福克纳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热身活动，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智选择。
克里夫顿·费迪曼
119.欧内斯特·海明威
1899-1961年
《短篇小说集》
客观地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才是最出色的，而不是中篇和长篇。他的偏见在短篇里既没有出现的时机，也没有出现的地方。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杰作中，好斗的性格、高扬的男性气概、对暴力和硬派的迷恋、耍威风的习惯、视女性为花瓶的偏见，统统消失不见了。一种写作方式，在短篇小说中可以创造令人动心的瞬间，完美表现的单镜头场面，在长篇小说里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海明威重视真实，推崇原创，对白精确，情感充沛，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
海明威似乎总是在面对死亡、激情、希望的破灭、坚持，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但是他的笔触实际并不涉及太广阔的世界。那些不如他重要的作家，都会在更多的角度和层面描写人性。他更比不上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与司汤达（67）相比，显得稚嫩；与亨利·詹姆斯（96）相比，显得粗线条；与托尔斯泰（88）相比，显得渺小。但海明威的成功不可否认。在马克·吐温（92）提供的坚实基础上，海明威几乎将英文语句整个重新打造了一遍。他吝惜笔墨，用极富新意的写法发掘着某个瞬间、某种意见、某种经历背后的真实。海明威不仅在写作技巧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更在道德层面提醒人们，要真诚地运用语言。
海明威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不能不提的），已经和《瑞普·范·温克》、《厄舍古屋的倒塌》一起，成为美国宝贵遗产的一部分。《乞力马扎罗的雪》、《没有被打败的人》、《我的老头儿》、《杀人者》，等等，今天读来仍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被作者创作时的激情感染。不管对他的人生态度有什么看法，我们都不能抵御住海明威作品的诱惑——南部非洲草原、斗牛场、酒吧、滑雪道、赛马场、拳击台、密歇根州的树林，所有这些不再是存在于小说的背景中，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场景。海明威对小说气氛和情绪的控制恰到好处。他是艺术家，是真诚的人，是成功说出真理的人。
1987年出版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全集》，即所谓的“瞭望山庄”版，是唯一详尽的版本。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0.川端康成
1899-1972年
《美丽与哀愁》
川端康成幼年失怙，成长的历程很艰难。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川端康成作品浸透深深哀愁的原因。我觉得其实两者关系不大，这种风格主要还是源于作家在美和哀愁之间犹豫不决的一生，更准确一点，是迷失在性和失落之间造成的压迫感。川端康成和同时代很多日本作家一样，深受欧洲文学影响（川端康成受象征主义影响最深）。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传统的日本作家，相比谷崎润一郎（114），川端康成在精神上与紫式部（28）更亲近。
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最受赞美的是《雪国》（1948年），小说叙述的故事与性的困扰有关，场景设在日本西北部一个白雪皑皑的偏僻山村。读者可以注意一下这本书。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更为细腻感人的《美丽与哀愁》（1961年）。小说写了一位老人和一个女艺人的重逢。老人很早之前就爱上了女艺人。但他们的重逢让女艺人的女徒弟感到失落，自觉被抛弃的她将怒火发泄到老人的家人身上，发疯似的进行报复。篇幅不长的小说包含着爱情、遗憾、迷恋、性冲动、罪恶，有时美得让人屏住呼吸，有时恐怖得让人惊魂不定，含混模糊多过明晰。有人认为川端康成受到松尾芭蕉（50）等17世纪联歌诗人的深刻影响，证据是阅读他的小说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补足不完整的情节。川端康成的文字会在你的头脑里轻轻抖动，就像蛛丝在你想象力的空间里结网，但从来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如果你已经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推荐你读一读他的一部名气没那么大的小说《名人》。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围棋名人战中，一位年轻棋士挑战一位曾为名人的老棋手的故事。假如同时阅读纳博科夫关于棋迷的小说《防守》（122），会是一种奇妙的经验。
1972年，川端康成的学生和好友三岛由纪夫（131）当众自杀。川端康成对此非常失望，更加沉默，最后居然同样自杀而亡。不过如果看看他作品难以摆脱的灰暗色调，作家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倒也不出乎意料。
约翰·S.梅杰
121.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99-1986年
《交叉小径的花园》《梦虎》
本书问世以来，拉美作家在文学地平线上不断上升〔参考加西亚·马尔克斯（132）〕。
博尔赫斯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一生大多在这个城市度过。他主要有西班牙和英国的血统，还有一点葡萄牙-犹太血统。像纳博科夫一样（122），他的英语更胜母语。博尔赫斯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从卡德蒙到切斯特顿、H.G.威尔斯。
完成欧洲式的教育后，博尔赫斯成为一名诗人。对博尔赫斯来说，1938年是不幸的一年，他父亲去世，他自己生病，几乎也要去世。不过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写出自己最优秀的小说。通过只属于自己的这种文学形式，博尔赫斯的想法得到最好的表达。博尔赫斯的名气上升得很慢，直到1944年，随着《虚构集》的出版，他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声誉。1961年，这种声誉得到了正式认可，他和塞缪尔·贝克特（125）一起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出版家奖。
尽管博尔赫斯不热衷于政治，但他仍然对庇隆的专制统治不满。他因此失去了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成为一名家禽兔类饲养员。1955年庇隆下台后，博尔赫斯成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这时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五十六岁时完全失明，他说在自己的想象中，“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
博尔赫斯学富五车，他的小说总是笼罩在学问氛围里，有时甚至有点书卷气过浓，很多典故让读者觉得有点头疼。但这些毕竟只是直接的嘲讽，小说家奇妙的思维隐藏在表层之下：超自然、逻辑、想象（并非神秘主义）在他的头脑里轮流上场。博尔赫斯的作品体裁有很多种，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暴力小说、有逻辑的梦魇故事，但主题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一个梦。”在他眼里，宇宙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个梦，或者是一本大“书”。博尔赫斯的基本原则是：“虚构是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
没有尽头的回归、周而复始的规律、迷宫、镜子、幽灵、老虎、图书馆、时间，这些隐喻不断地在各种意象中反复出现。《交叉小径的花园》中，叙述者说：“我对迷宫有点认识。”“混沌即丰富”是博尔赫斯的信条。他的各种各样的时空世界是没有限制的，和托尔金小说中的魔幻世界完全不同，后者具有实实在在的确定性，与真实世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字在博尔赫斯手里就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只不过小说家的魔术不是用来骗人的。《巴别塔图书馆》展现了一个宇宙，一种对无限的象征。他写的科幻小说不是简单的幻想，而是严肃地对待通常意义上的时间，并最终否定它。博尔赫斯也有很多以背叛和失败为主题的小说，那些故事流动、转移、纠缠、集聚在人类意识之外，有力地穿过梦幻一样的人生。
有心的读者会觉得博尔赫斯与自己书中提到的很多作家相似，比如塞万提斯（38）——博尔赫斯有一篇对《堂·吉诃德》极端大胆的评论，还有刘易斯·卡罗尔（91）、卡夫卡（112），当然不能缺少加西亚·马尔克斯（132），或许还有纳博科夫（122）。博尔赫斯拥有自己的声音，他对很多人有很大影响，但是他的魔术永远是他自己独有的。
我建议读者读他的两本书。《交叉小径的花园》收录了他最好的小说和文章，还包括一份书目，对希望进一步了解他的人会有所帮助。《梦虎》中有更多的寓言，以及精心挑选、翻译准确的诗歌。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899-1977年
《洛丽塔》《微暗的火》《说吧，记忆》
评价现代小说家有一种方法（也只有这一种方法），就是将他们分为两大类：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喜欢老话题，研究社会形态，他们不是宣传员，也不是信息的传声筒，他们独立思考，提出对世界的独立见解，希望他人能够接受这些信息。总的来说，虽然斯威夫特（52）、赫胥黎（117）、索尔仁尼琴（129）、加缪（127）差异很大，但都属于前者。相比从头脑里倾泻出自己的思想，后一种类型的作家更喜欢把别人的头脑揭开。他们对改变读者的想法没有兴趣，他们更喜欢给读者看一些抽象的结构，刺激读者的感情，撼动他们的心灵。两种作家都能创造伟大的作品，只不过前者更喜欢影响读者的思想，后者喜欢与读者的感情共鸣。博尔赫斯（121）属于第二种作家，纳博科夫也是这一类型的杰出代表。
纳博科夫有斯拉夫贵族血统，一生换过很多种工作，熟悉两种民族文化，喜欢研究文学正统问题——这些令人想到另一位现代小说大师康拉德（100）。纳博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十月革命”中他的家族失去了所有财产。他早年曾在剑桥三一学院求学，经过在德国和法国生活的一段时间（1922-1940年），纳博科夫的性格逐渐定型。这期间他写作很努力，但知音寥寥。1948-1958年，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教俄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业余时间研究昆虫，成了蝴蝶专家。同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他的小说里常常出现昆虫和国际象棋。
《洛丽塔》（1955年）在全世界的走红，让纳博科夫摆脱了经济上困窘的状态。不过他努力写作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去世前的几年，他一直安静地待在瑞士的一家旅馆里。1977年，纳博科夫去世。
企图全面理解纳博科夫的世界，就需要让自己的头脑和想象力进行一次“大探险”。完成这一壮举需要读完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评论——甚至需要对果戈理（74）刨根问底一番。有些作品需要下力气研读，比如疯狂又充满忧郁的《普宁》，讨论“超自然和性”的时间幻想小说《阿达》，悲剧性的《防守》——目前为止描写棋迷的最好作品。不过，阅读这三本书仅仅是个开始而已，要认识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体家，这仅仅是第一步而已。他的英文和母语一样好，下笔从容不迫，机锋甚锐，有自己易于辨认的独特风格。
《洛丽塔》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小说讲述的是亨伯特·亨伯特与早熟少女之间的感情。小说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对爱的考验引人发笑，同时它又是令人震惊和忧伤的。小说的笔法熟练老到，但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熟练”。《微暗的火》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共有一千行的英雄史诗，另一部分是被流放的、幻想自己是国王的人对史诗的评价。有些人觉得这部作品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笑柄，也有些怀着善意的评论者觉得它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在《说吧，记忆》这部自传性作品中，纳博科夫讲述了自己十月革命之前的幼年和青年时光。
《微暗的火》中疯子金伯特的自述也适用于作者：“我能做只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才可以做的。启示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微微颤动，经常被遗忘，只有我紧紧抓住它，瞬间摆脱所有的习惯……”
阅读完《国王、王后和恶棍》，评论家吉尔伯特·海特将纳博科夫称为“目前最独特、最勇于实验、最难以理解的作家”。不久，纳博科夫就带着这个评价逝世了，但是时间不能消磨他的才能，纳博科夫不朽。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3.乔治·奥威尔
1903-1950年
《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缅甸岁月》
埃里克·布莱尔（乔治·奥威尔是他的笔名）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没有进大学深造，于1922年到缅甸帝国警署任职，在那里蹉跎了数年。大英帝国的精神难以征服他，正相反，奥威尔剩余的生命都被用来和这种精神抗争了。回到英国以后，他投身贫困者的文化建设，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者。不过奥威尔从来没有倒向共产主义，这让他和同时代的很多英国知识分子有了区别。西班牙内战中，奥威尔与共产党人并肩作战，在战斗中负伤，这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极权主义的怀疑。从西班牙归来，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并开始写书，逐渐向自由论者-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靠拢，但是教条的工党社会主义不能解释奥威尔的“社会主义”。
《动物庄园》让奥威尔名声大噪。这部作品是对动物故事这一古老而单纯的文学形式的新利用，巧妙的手法令人想起《格列佛游记》（52）的部分章节。《老实人》（53）讽刺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动物庄园》讽刺了苏联，两者都是讽刺文学中的经典。苏联解体不会影响小说的本质。小说直接而生动，充满深刻的见解，容易使读者想起伏尔泰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
两头猪拿破仑和雪球或许会让我们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但奥威尔并不想写一本真人小说。他是在质疑有序国家的整个理念，质疑任何以这种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动物庄园》不乏幽默之处，但也不缺少对权力欲望、贪婪与虚伪本性的揭露和批判，这时作者的笔调往往是哀伤的。就像下面这句话说的一样：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某些动物更平等一点。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目标：“在《动物庄园》里，我第一次完全自觉地尝试将政治与艺术完整结合。”
《一九八四》不是奥威尔最细腻的小说，不过却是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小说之一。读者可能会将《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17）比较，两者都是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在1932年出版，《一九八四》在1949年出版，从十七年的时间跨度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世界如何一步步迈向黑暗。
《一九八四》不是预言而是警告，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们不那么绝望。书中最主要人物奥勃良描述的未来世界离我们还很遥远：“想象一下，一只穿皮靴的人脚踩在人脸上——永远踩下去。”但是后来的人类历史证明《一九八四》不光是警告，还是对这个时代的灰暗评判。在赫胥黎对未来“反人性”的解读之上，奥威尔又增加了恐惧和折磨的维度。不可否认，当今政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恐惧和折磨。
《一九八四》在小说史的地位难以与那些巨作比肩，但是某些情境——例如史密斯和奥勃良反映小说主题的对话，具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87）小说相似情境一样的力量。书中温斯顿·史密斯渐渐让自己相信2+2=5这一情节，充分揭示了在权力支持和控制下的宣传，能够对人的头脑造成何等可怕的效果。
《缅甸岁月》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殖民主义罪行最具颠覆性的控诉。
除了上面推荐的三部作品，奥威尔还有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章。纵观他的全部作品，你可以说文如其人，质朴、诚恳，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牵强附会。从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是一位非国教教徒的典范，人格完整，坚定睿智，令人不能不表示敬意。
他那一代的作家中，只有奥威尔的名气能在死后稳定地上升。人们总是说，如果一个作家太追求上进，代价往往是很快过时。我想奥威尔会是一个例外。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4.R.K.纳拉扬
1906-2001年
《英语老师》《卖糖果的人》
有一个事实人们常常忽略：印度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英语国家之一。这也不奇怪，印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数不胜数、本国人都不一定明白的艰涩语言，而且英语也不是次大陆人民的母语。不过大英帝国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和商业垄断培养出一批说英语的印度精英，他们受的是英式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认为英国才是他们的祖国。印度独立后，文化和政治上已不再效忠英国，而英语却在这片土地上留了下来。部分原因是英语已成为一种受尊重的文化交流手段，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千差万别的印度土生语言（印度人把自己的母语视为第二语言）。
结果在枝繁叶茂的英国文学大树上，印度人用英语写出的作品成为独立的一枝。印度的英语方言和美国、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方言一样，本土色彩十分浓烈。印度英语文学擅长用自己方言的独特声音发言，探究身份和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在印度老一代英语作家中，R.K.纳拉扬资格最老，拥有崇高声望，他为更年轻的一代作者开辟了道路，后者包括才气纵横的维克拉姆·塞斯和巴拉蒂·慕克吉。
R.K.纳拉扬出生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10，那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国际化城市。他接受泰米尔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种不同文化资源的双重滋养。纳拉扬是一位老师，却老觉得自己应该当作家。他的第一本小说《大师和朋友们》出版于1935年，这部作品为他之后在文坛活跃的六十年定下了基调。
《大师和朋友们》的故事发生在印度南方的马古迪镇，这座虚构的城市在读者心中是真实存在的，它会在纳拉扬所有的小说中充当背景。纳拉扬的马古迪镇就像福克纳（118）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得到普遍的承认。不过虽然同是虚构，前者明显要拥有更明亮的色调，更像沃比冈湖——出现在盖瑞森·凯勒主持的通俗广播小说《草原家庭指南》中，但马古迪镇更微妙，更有深度。
在以马古迪镇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用讽刺而不失温情的眼睛打量这座虚构城市的居民。有的人明白自己的困境，迫切需要朋友的帮助，不过虽有宏伟的规划，但缺乏能力和懒惰让结果不尽如人意。个人的愿望在家庭的压力面前不堪一击。居民想要维护尊严和华丽，但是平庸的心智让他们抵制一切出风头的事物，于是尊严和华丽也难以维系。马古迪镇上的居民看到镇上发生的事情绝不会高兴，但是也没有坏到难以收场的程度。
纳拉扬的作品曾受到浅薄、不严肃的批评。的确，他的作品没有现代小说的各种特质，别想从里面找出边缘化、社会混乱、性无能、或命中注定的反英雄悲剧等元素。他的小说平和细腻，单纯优雅；对笔下的人物他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即使是批评，也是微笑着，而非举着恐吓用的大棒。纳拉扬可能不够深刻，但绝不会令人感到乏味。
《英语老师》和《卖糖果的人》是纳拉扬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也许读完这两篇你还想读读他写的其他小说。纳拉扬缩写的《罗摩衍那》（15）和《摩诃婆罗多》（16）相当好，读者应该会喜欢。
约翰·S.梅杰
125.萨缪尔·贝克特
1906-1989年
《等待戈多》《终局》《卡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
在《等待戈多》中，艾斯特拉冈对同伴弗拉基米尔说：“喂，哥们儿，我们总能找到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存在？”或许贝克特一生追求的就是“什么东西”，让自己和观众感觉自己是存在的。无论人生有多么荒诞和痛苦，都还有艺术在承认它、维护它。贝克特把自己的目的表述为：“不顾及什么，也不想要什么，只为艺术而表达。”
贝克特的艺术是什么样的？它完全不顾舞台常规，比如清晰。贝克特最有名的作品是《等待戈多》，而当被问到戈多是谁时，他说：“如果我知道，早就在戏里说了。”关于作品的形式，他曾在给年轻的学生哈罗德·品特的信中这样说：“如果非要搞清楚（我的剧本）形式，我可以告诉你。一次我住院，隔壁病房有一个咽喉癌病人，已经快要死了。当周围安静下来后，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叫喊。这就是我作品的唯一形式。”从古希腊戏剧以来，戏剧就是由身体活动和心理活动构成的，再加上一些叙述，一些得以平复的冲突。但《等待戈多》却是这样开始的：
艾斯特拉冈（又一次放弃）：无事可做。
最后一幕是这样：
弗拉基米尔：那，我们走吧？
艾斯特拉冈：好，我们走。
两个人谁也没动。
读者已经习惯了莎士比亚（39）戏剧的悲喜交织和清楚的主调，但是贝克特却遵循荒诞派的主张，有意让自己作品的风格极度混沌。在柏林指导排练《终局》的时候，他曾说这部戏最重要的一行就是：
内尔：跟你说，闷闷不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
贝克特完全不受亚里士多德（13）模仿论的束缚，彻底放弃了传统戏剧的方式，他写作戏剧好比弗吉尼亚·伍尔夫（111）在写小说，又好比简约风格派画家在作画。他的一部短剧《来与走》只用了一百二十一个英文单词。另一出戏《呼吸》演出时只持续了三十秒。
在戏剧方面的成功，往往让大家忘了贝克特也是一位创造力很强的小说家。他有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名氏》。
围绕贝克特的各种各样聪明而没完没了的评论，到底他的作品怎么样，还是要由读者来决定。说“决定”可能不合适，因为贝克特戏剧的意义在戏剧自身，就像音乐一样，要去感受而非分析。贝克特有两个最“黑暗”的问题：“我们是谁？为什么是我们？”他不能回答，于是他希望和读者共同感受无法回答带来的痛苦。贝克特的一切作品，无论色调灰暗还是插科打诨，都在解读《终局》里哈姆的一句话：“你在地球上没治了！”
到现在，贝克特出版的作品已经有二十五卷之多，在否定性的文学中算是庞然大物了。但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实际上，他对人类的悲惨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在生活中贝克特是个性格极其纯粹的人（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他表现出自己的高洁）。不同于海明威（119），贝克特的戏剧不反映时代的混乱，而是体现出超自然的性质。他眼里的人生是永恒不变的，永远无法用理性去理解。有意思的是，贝克特如此荒诞、固执、打破常规，经常给人们带来噩梦，结果全世界的人却对着他欢呼。不管讲述的方式有多么奇怪，贝克特毕竟讲出了有价值的东西。
《无名氏》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法继续，我要继续。”该怎么理解，一切由读者决定。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6.W.H.奥登
1907-1973年
《诗选》
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诗歌居然还能活下来并欣欣向荣，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矛盾。诗人的数量在增加，高水平的诗作也很多。我们不能仅仅用销售数字来评估他们的影响。无论怎样，这些诗歌都被聪明的男男女女纳入自己的心灵版图，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是热诚的诗歌爱好者。
在美国，可能很多人认为叶芝（103）和艾略特（116）是影响最深远的英语诗人。我认为奥登也应该加入这个行列。大部分人觉得在“焦虑的一代”中，奥登的诗是最具说服力，最有代表性的声音。“焦虑的一代”的时代基调是艾略特和叶芝定下的，前者有《荒原》，后者有“一切消散，中心难以把握”。奥登将这种对无能社会的关注更进一步地表达在他的长短诗、剧本和应该受到更多重视的评论文章中。
奥登在某些方面很像歌德（62），两个人都不是躲在阁楼里面的落魄诗人。奥登在生活中活力十足，喜欢四处旅游，交际圈也不限于文学界，作品的风格也和歌德相似。他和歌德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勇于探索，年轻时反叛传统，成为心神不定的左翼人士，年岁渐长，又回到正统的英国国教教会。假设奥登继续活五十年，没人知道他会不会又改变信仰。就像歌德一样，他也充满动能，有无限的潜力可以挖掘。
奥登生于英国，1946年入籍美国。他全面吸收英美两国的历史传统的滋养，大大扩展了自己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在冰岛的传说中有“奥登”这个名字，而诗人奥登的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受到北欧主要诗歌流派非常深的影响。
因为父亲是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所以奥登从小就生活在探索和讨论的气氛中。大学时他曾经想成为生物学家。当他在作品中使用隐喻时，你可以发现它们和地球科学、物理革命以及某些实用科学——冶金、采矿、铁路修建的关系。当然，如果是反映社会潮流的作品，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弗洛伊德（98）、荣格以及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成分。在运用语言方面，奥登得心应手，虽然他使用的象征常常晦涩得让读者头疼，但仍然令他们为之着迷。
奥登的同性恋身份丝毫不影响他对男女性欲的认识——这种欲望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的多数诗作的主题都是爱情，通常包括失败的爱、残缺的爱、渴求的爱、缺少信任的爱。作为爱情诗，它们都非常出色。
奥登大概是多恩（40）之后最聪慧的诗人。在他那里，轻轻松松的诗歌和严肃的诗歌不再界限分明。就像艾略特和叶芝，奥登不再运用19世纪英国伟大诗人使用的浪漫辞藻，他把方言加进复杂的形而上学诗作中，写出了自己的“奥登句式”。他诗中的语言往往独辟蹊径，令人眼前一亮。奥登的诗歌节奏在有无之间，头韵也显得很奇怪。新技巧、新形式是奥登所爱，他勇于尝试，对古老的诗歌形式——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冰岛地区的，加以改造。奥登经常遗憾在评论家里缺乏赏识他诗人才能的知音。
奥登读起来不会轻松，他的诗越来越深邃，难以解读。可以从短一点的诗开始，包括经典的《纪念叶芝》和《纪念弗洛伊德》，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继续读下去。过五年再读奥登，可能他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伟大诗人自然有能力培养、教导自己的听众。
奥登精神世界的全貌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引用反映出来，但奥登关于诗人在“黑暗中噩梦”角色的感触，可以在下面这首写于“二战”中的四行诗里找到：
Follow, poet, follow right（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To the bottom of the night（直到黑夜之深渊）
With your unconstraining voice（用你无拘束的声音）
Still persuade us to rejoice（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With the farming of a verse（靠耕耘一片诗田）
Make a vineyard of the curse（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Sing of human unsuccess（在苦难的欢腾中）
In a rapture of distress（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In the deserts of the heart（从心灵的一片沙漠）
Let the healing fountain start（让治疗的泉水喷射）
In the prison of his days（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
Teach the free man how to praise（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查良铮译文）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7.阿尔贝·加缪
1913-1960年
《鼠疫》《局外人》
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阿尔贝·加缪受到前人的影响，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荒诞的宇宙中，自身处境是无法理解的。还不到四十七岁，加缪就在车祸中丧生。这对思想界（也许要排除荒诞派）是一个悲剧。加缪在道德层面持非常严肃的态度，口才无与伦比，为二战之后绝望的一代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关注的是人类永恒的处境，他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家里非常贫困。他的作品里经常用浓烈欢快的笔调描写炽烈阳光下的乡村和城市。加缪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所学专业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他了解一些，此后一直和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站在一起。他是最早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不公正遭遇进行报道的记者之一，这种不公正最终引起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在法国被德国占领以及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加缪负责抗战报纸《战斗报》的出版工作。他的主要作品都完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才四十四岁，三年后他就去世了。
加缪是著名记者、辩论家、传记作家、哲学家。他写剧本，曾在剧院工作，对20世纪40年代兴盛的荒诞派戏剧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加缪的几部小说，特别是最耗费他心血的《鼠疫》，足以让他不朽。他说：“人类只能形象地思考，如果要成为哲学家，最好写小说。”他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疑，通过小说和剧本的戏剧化形式，加缪探讨了复杂的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
当然，读读加缪的政治-哲学著作，比如《西西弗斯的神话》和《叛徒》，肯定会有好处。不过以我之见，只读读短篇小说《局外人》和他全力以赴创造的《鼠疫》，也能够对加缪美好的思想有所领略。《局外人》用一场没有理由的谋杀反映了无根的非国教教徒的敏感。这种敏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曾经被很多人研究过。主人公依靠暴力提升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让他拥有社会权力去进行惩罚，也造成了他与主流社会价值观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从而引发人们对一些难题的追问，例如：在荒诞的宇宙中，怎样区分善恶，怎样辨认善恶？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对这本书也有其他的解读方式）。在《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前言中，加缪这样写道：“哪怕在虚无主义之内，也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的方式。”人必须反对荒诞的原因，正在于宇宙看起来是荒诞的。人必须用光明的孪生子——真理和正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正是在这个充满看似毫无意义的灾难的世界里，一些人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展出了辨别以真理、公正和良知为依准的善行的能力。
可能这听上去说教意味太浓，而且也过时了，不是吗？但是你会发现《鼠疫》不是说教，也不过时。加缪这样设想：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日子，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遭受了腺鼠疫的袭击。男人、女人和孩子对苦难、孤独、死亡有不同的反应，作者的叙述冷静而详尽。清晰如现实的城市、城市里各式各样的人物、每个人不一样的命运、瘟疫独一无二的性质——所有这些让读者的关注目光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们渐渐得出一种深刻的认识：在对瘟疫影响的分析背后，作者所要书写的实际是人类在残酷无情的宇宙中孤独的处境，以及为逃离孤独而做出的努力。在前言中加缪引用了笛福（51）的一句话：用一种困境指代另一种困境是合理的，就像用乌有之物指代存在之物一样合理。作者不是要讲一个寓言，他的叙述充满严峻而现实的意味。桃乐茜·甘菲德关于《鼠疫》的书评能引起我们的共鸣：《鼠疫》“让人们认识到一切灾难的真面目——这些灾难将男人、女人置于悲惨、难以自拔的境地”。加缪似乎在说，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大灾难，但灾难绝不是生命的全部。像里厄医生、塔鲁这样的男人，像里厄医生的母亲这样的女人，都用自己的道德力量迫使周围的人打破人类孤独的枷锁，获得美好的自由。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8.索尔·贝娄
1915-2005年
《奥吉·玛琪历险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
索尔·贝娄应该算是美国仍在坚持不懈写作的最有才华和想象力的作家了。我认为他也是优雅地阐述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传统的作家。索尔·贝娄将道德困境置于自己小说的中心地位，这种困境完全符合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因而没有任何牵强附会之处。作者擅长观察，更擅长分析；机智圆通，更富有智慧。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人道主义”这个词曾经非常神圣，但现在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嘲笑的对象。
贝娄生在魁北克省拉克兰河畔，具有加拿大和犹太血统。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芝加哥度过，因此也将这座城市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要背景。贝娄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巴德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据我所知，他现在与芝加哥大学的关系依然很紧密。贝娄不会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而不好意思，他在作品里描写“进化”思想而不是半“野蛮”的思想，这一点也令他自豪。
贝娄笔下有很多犹太人，但他自己不从属于任何种族派别。他写的是百分百的美国都市人，风格总体来看像欧洲主流小说。可能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和谐统一，他在1976年被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的每一本书都值得一读。但我还是特别推荐三本。《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年）是一部现代强盗小说，背景是芝加哥、墨西哥和巴黎。小说的形式贴切地反映了大都市生活的自由流动，拥有自己特征的成熟风格，既吸收了时下流行的街头俚语，又使用典雅规范的文学语言。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贝娄的两大特色——充沛的精力和对喜剧的敏感，当然这两点在其他小说中的发挥也是熟练自如的。
贝娄的人物大多和女人纠缠不清，比如《洪堡的礼物》（1975年）的主人公查理·西特林。查理是个作家，故事是由他的回忆构成的。书名中的“洪堡”是指查理的朋友范·洪堡·弗雷谢尔，一生缺少快乐。洪堡的原型被认为是出色的诗人和评论家德尔莫·施瓦茨，他在1966年死于肮脏的环境中。
《赫索格》（1966年）被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是贝娄最细腻的创作：毫无缺陷的赋格形式，对混乱时代的富有深度的观察，对饱受苦难的主人公笔法娴熟、讽刺犀利的描写，还有美国风情画一般的背景描绘。小说的主人公摩西·赫索格是一位知识分子，四十七岁，喜欢追女人，但绝不是个花花公子。他在一周之内乘飞机在各处进行狂热的旅行，企图从中寻找到安定的感觉，认识自我，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时代。旅途中他抽出一些时间给生活中遇到的人写信（并不真的寄出去），甚至写给去世的名人，例如阿德莱·斯蒂文森、艾森豪威尔，等等。赫索格回忆自己悲惨的童年（“伟大而哀愁的学校”）；试图将来自书本的大量知识和令人迷茫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他审视历史；他从“存在之梦”转向“智慧之梦”。赫索格的目光扫过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贡献就像巴比特对美国商人的贡献。赫索格精神不正常，就像贝娄笔下很多人物一样，但是就算读者对自己的精神状况很有信心，也不会对赫索格的喜剧色彩、哀伤、英雄气感到陌生，因为这些其实潜伏在每个人身上。
赫索格认为“心灵需要刺激”，这句话让人发笑，但绝非嘲笑。贝娄的独到之处大概就在于：过分饱满的情绪和思考在作品里回荡，这种回荡在小说中特别强烈。在作家的心底存在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经常混杂着嘲讽，混杂着漫长的人道主义传统对“后历史”文化的冲击。
克里夫顿·费迪曼
129.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18-2008年
《第一圈》《癌症楼》
如果排除纳博科夫（122）——在某些方面上他应该算是个美国作家，那么索尔仁尼琴就无可争议地是俄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称谓并不言过其实，因为尽管俄国作家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却很少在俄国之外得到足够公平的敬意。索尔仁尼琴确实无法被忽视，也许他能与俄国历史上的文学大师比肩，比如前面提到的果戈理（74）、屠格涅夫（81）、陀思妥耶夫斯基（87）、托尔斯泰（88）、契诃夫（101），等等。而且索尔仁尼琴和他们相距并不遥远。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也是热切关心同胞福祉的普通俄国人。从始至终，他坚持对“自由”的信仰——当然，他对无形的“自由”这个概念的理解与美国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