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恩的《祷告》和《布道》与传统的宗教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艺术作品，将一种几乎让人恐惧的精神强度和精致巧妙的节奏与比喻结合在一起。《祷告》是他写给自己的，而《布道》则是用来在国王或者大众面前演讲的。这些并不是为了倡导往往在星期日礼拜时才有的虔诚，而是直指人心，从容地拨动人的心弦，直到今日依然有效，即使不是因为其中的教义，也是因为闪耀于其中的艺术。
多恩的诗具有高度的美感、毫不妥协的智慧、惊人的个性化。多恩使用时而复杂、时而粗暴直接的比喻，并且将感觉和智慧融为一体，非常适合我们的口味。最差的情况下，他使用的比喻手法充满天才的自负，惹恼了直率的约翰逊博士（59）。最好的时候，他的比喻似乎和他的想法合为一体。
他的爱情诗不仅超越了伊丽莎白时期的一切传统，而且超越了他以前所有情诗的典范情感。“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闭嘴，让我爱你。”一个人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一首诗，不是在模仿任何一个人，这不是在练习写作，而是一个真人在说话，而且他的声音就在屋里。多恩能让人震惊，让人愤怒，让人感觉温柔。他的话语明了简洁，他爱幻想，热情，虔诚，但有时又很绝望。有时候他会在一首爱情诗里融入好几种感情，他明白诗里感情的复杂性，这一点也适合我们这个不单纯的时代。他的爱情诗里所用到的，同样也适用于他的祷告诗，这些诗中也带有性爱色彩。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全部人性，包括人的肉体。以下两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也浓缩了约翰·多恩的大部分特点：
爱情的神话的确在人的灵魂中萌生，
而人的身体如同记录神话的书页。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多恩的诗比作埃尔·格列柯的油画。埃尔·格列柯将线条扭曲，而多恩是将语言扭曲。他们不是渴望进行尝试，而是为了达到精确的效果，强调内容，强化感官和直抒胸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就像埃尔·格列柯的色彩那样，初看似乎很粗糙且不自然，多恩的韵脚也被破坏了，显得粗糙。他们焦躁的情绪反映在作品中，作品显得粗糙，不连贯。在多恩和埃尔·格列柯的作品里我们都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痛苦和紧张。他们的信仰不平静，始终被焦虑、困惑、矛盾所笼罩着，似乎预示了我们这个充满忧愁的时代氛围。
多恩创作的大量作品主要是针对学者，对于仅熟悉选集中的几篇作品的初读者，我推荐：《歌与十四行诗》、《挽歌》、《一周年与两周年》、《圣十四行诗》、《突发事件》，可能还有几篇布道文。起初读他的作品《这个从云中说话的天使》似乎很牵强附会，而且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但是在他那奇怪的比喻和看似奢华的风格背后有着合理的理性。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就会很快将这些理性体味出来，他那个性化的用语特点也不会那么陌生，而且变得越来越有趣。
克里夫顿·费迪曼
41.佚名
出版于1618年
《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部著名小说，还可以说是一部臭名昭著的色情小说。自17世纪出版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属于禁书。尽管如此，也没能阻止这部作品的秘密流传。由于这部作品被称为“淫书”，所以在西方传播过程中也历经坎坷。多少年来，只有一个译本在广泛流传着，而其中所有色情描写都用拉丁文。译者解释道（从爱德华·吉本那里借用了一个短语）：用一种语言的艺术对其进行体面的隐讳。（在奥维德的作品和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里都出现了同样的段落，这刺激了学校的男学生们。）
如果《金瓶梅》仅仅是一部色情小说的话，就不会引起人们如此兴趣，小说中那些色情描写与当今时代的色情作品相比显得平庸无比。是什么因素让这部著作成为名书，而且是世界级的经典文学作品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了不起的社会讽刺批判小说，也是一部深刻描写中国16世纪时的腐化、放纵和玩世不恭的作品。《金瓶梅》最新和最好的翻译者芮效卫在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力度上，将这本书比喻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77）。（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122-1127年，正值北宋王朝的衰落期。不过这只是作家简单的保护色，与小说同时代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小说描写的就是自己所处的社会。）
小说描写的对象是西门庆的家庭生活。西门庆是生活在中国某个省首府的商人。小说是关于他的经营状况、风流韵事、种种恶行，直到最后的死亡、家庭的离散和种种阴谋。作品一共有一百回，内容丰富而细致，多条叙事线索相互交叉，还补充有其他内容。有人曾将这部作品与乔伊斯（110）、纳博科夫（122）的作品相比。无论作品的结构多么纷繁复杂，西门庆始终处于作品的中心。世界文学中也很难找到比他更为出彩的恶人了。他的欲望毫无节制，这种欲望是他对财富、权力和快乐的过度要求的象征。他一共有六个妻妾，这些人不仅仅是他的妻子和玩物，其中一个和他共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之后嫁给了西门庆，另一个本来是他结拜兄弟和邻居的妻子，被西门庆勾引。为了满足性欲，西门庆无所不用其极，做生意时更是毫无道德可言。他信奉的人生信条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恶人西门庆这一文学形象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不像对中国传统中深受儒家影响的读者具有那么强烈的震撼力，对后者来说这个形象令人厌恶而且可笑。儒家有两大准则，一是性本善，二是君主的仁政产生社会秩序〔参见孟子（14）〕，而《金瓶梅》的作者告诉读者的是相反的信息，即人性本恶，人人喜爱投机。我们看不出当时的皇帝想要通过推行仁慈的政治来改变人心，因此，作者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就合情合理。在自己的年代，《金瓶梅》的尖锐批判似乎可以引起叛乱。今天，这种影响力已经削弱了很多，但仍然值得去看一看这个关于人性弱点和因果报应的奇妙效应。我们会注意到，作品中的角色拥有真实可信的心理活动，多线索的故事集中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上，这些特征直接影响了《红楼梦》（56）这部中国传统小说的集大成者。
尽管《金瓶梅》的篇幅很长，故事复杂，还有一大批名字听上去古怪的人物（对美国读者来说），但这本书并不难读，困难的是如何开始读。你也许想要等自己的文学肌肉被其他一些长篇小说——就像《堂·吉诃德》（38）和《源氏物语》（28）——活动开了以后再开始读。同时也要选择最好的译本。芮效卫计划出版五部分的译本，到目前只出版了第一部分，然而非常出色。
约翰·S.梅杰
42.伽利略·伽利雷
1547-1642年
伽利略是一个为文艺复兴赢得光荣的人。他生在比萨的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学习过数学，度过了学者的一生，生活幸福得甚至有些放纵。即使只考虑他在天文学和我们所说的天体物理学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他也已经在全部的科学家中名列前茅，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并不局限于这些领域。作为军事工程师，他证明了抛射体的运动轨迹和数学的抛物线相吻合。作为一个天才型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发现所有下落的物体无论重量有何差异，下落加速度都是一致的。他还证明了一定质量和长度的钟摆完成一次摆动的时间恒定，与钟摆的振幅无关。这些对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的发现，与伽利略同时代的普遍认识相悖，也不符合人们所认知的常识观念，但伽利略对外界的看法毫不在意，坚持自己的实验并对外宣布实验结果。他的固执和坚持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用望远镜观察太空的人。
从伽利略的性格来说，他当然渴望知道望远镜里的行星和恒星是什么状态。同样从他的性格出发，如果他需要一架望远镜，他就会自己动手做一架。公元1609年，他使用自己新完成的工具观察夜空，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震惊：银河不是横越天空的一条浅浅的光带，而是由难以计数的恒星组成的，连绵不绝；月球上满是陨石坑、险峻的山脉以及（看起来）平静的大海；金星看上去不是光芒四射的圆球，而是和星月一样的形状，伽利略很快认识到这是因为金星正处在绕日轨道上；木星周围有四颗小卫星；土星两侧有奇怪的把手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样的天空。
伽利略迅速地对外发表了他观察到的新现象，写出了一本名为《恒星使者》的小册子（阿尔伯特·范·霍尔登的译本非常好）。这本书出版于1610年，并马上成为畅销书，在整个欧洲不停地再版，五年之内就出现了传教士翻译的中文版本。当世界为之感到震惊，专家学者四处购买望远镜亲自观看时，伽利略却在对自己的发现深思熟虑。经过二十年的连续工作，伽利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揭示了宇宙学理论中一个不容辩驳的真相。
哥白尼在1543年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理论，伽利略通过他的天文观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哥白尼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把太阳放在宇宙的中心——过去这个位置属于地球，这样形成的系统比较简单，对轨道周期的数学计算也会更加简化。而且哥白尼迟迟没有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直到死前公众才得以了解他的理论。这避免了公众对他的动机的批评，即使这种观点最终会引起争论，哥白尼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广为人知，然而，这种理论仅仅被“看成一种理论”，所以没有激发任何特别的讨论，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使这种理论得到支持的除了传统和常识，还有教会的力量。1616年，教会意识到新理论的威胁，对伽利略进行警告，禁止他讲述哥白尼的理论，同时，用一项法令正式反对这一观念。
伽利略并没有被吓倒。1632年，伽利略发表了《两大世界体系对话论》。这部作品动摇了传统经典学说的基石，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巩固了自己在科学殿堂中的一席之地。伽利略使用对话体这一富有说服力的形式〔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古希腊传统，特别是柏拉图（12）的发掘，对这种形式非常熟悉〕让读者逐步明了自己的发现，让读者自己去同意这些看上去毫无威胁的理论。伽利略在书的最后说：“但现在要注意，是你们创造出了哥白尼模式。”只有天才才能使用这种说法。1632年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人们会去想，谁能对这本书表示怀疑呢？但是罗马的教会并未能被说服。教义对修辞无动于衷，因此宗教裁判所传唤了伽利略，他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这时的伽利略由于年岁已大，精力不济，而且病痛缠身，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被软禁在自己热爱的佛罗伦萨城的家中度过了剩余的人生。宗教裁判所烧毁了《两大世界体系对话论》，但是这本书一直在社会上流传，几年时间，全欧洲的学术界都接受了哥白尼的宇宙模式。很显然，伽利略知道自己有平反的一天，在宗教裁判所低声地承认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之后，伽利略压低声音，但仍是用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但地球确实在动啊。”
几十年后，伽利略的成果直接影响了牛顿的研究。牛顿的《数学定律》主要读者是专家们，普通读者难以读懂，而伽利略的读者却是受过普通教育的一般大众。他的《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录》清晰明了，一般只要认真阅读的人都能理解。如果你能找到一本或者能让图书馆从其他图书馆借到一本的话，请选择乔吉奥·德·桑提拉那的删节本，这个版本删去了一些不重要的修饰，让对话更加简单明了，而且他的解释性注释也很好。
约翰·S.梅杰
43.托马斯·霍布斯
1588-1679年
《利维坦》
我们读哲学家的作品不仅因为他们本身的趣味性，而且因为他们思考的影响力。当今时代，我们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如何合理地分配权力。托马斯·霍布斯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第一个合理的现代模式：如果国家能够保护国民，那么国家就应当控制所有的权力。如此说来，今天所有的专政政府都可以把霍布斯当成他们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支持者之一。
霍布斯在牛津大学完成了自己良好的古典教育，后来他利用自己的学历准备翻译修昔底德（9）。在后者的作品中，霍布斯发现了民主制表现出的种种缺陷。有一个时期，他靠在贵族家庭做私人教师维生。中年之后霍布斯研究的对象由古典学科变为科学和哲学，这一转变显然是因为他阅读了欧几里得的证明法。在伟大的英国议会争论中，霍布斯站在保皇党一边，他曾经在巴黎为尚未即位的查理二世讲述数学，他真正的效忠对象是权力，无论权力属于哪个党派。因此在克伦威尔获胜之后，他同样效忠于护国公派。复辟时期，尽管受到无神论的指控，霍布斯还是成功地活到了九十一岁。
《利维坦》为他带来了名望。这本书出版于1651年。在英国内战千钧一发之际，霍布斯早已对书中的观点思考了很多年，《利维坦》不过是这些观点的系统化表述而已。
霍布斯的独裁国家理论可以追溯到他对人性的反英雄主义态度。作为一个彻底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不否定上帝，不过上帝与他也没有关系。他相信一种并非公认的说法：所有人的主要兴趣在于保护自己。在一个没有法制的自然状态国家，这种情绪会产生无政府主义，所以霍布斯用他自己的一些知名词汇来描写人的一生是“孤独、贫穷、肮脏、粗野而短暂的”。
人们建立联邦或者政府，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霍布斯把这种伟大的体制称为“利维坦”，为了获得和平，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安全”，我们必须放弃个体对善恶的判断，让国家或集体掌握这种权利。霍布斯更喜欢王国，但从他的逻辑出发，委员会或者党派，例如共产主义利维坦，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所说的绝大部分现实主义政治理论都可以追溯到霍布斯身上，当然也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34）。在人性方面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美国的民主观点，美国民主表现为分权与平衡，表现为一个并不清晰但可以实行的理论：通过代表制度反映大众的意志。读读《利维坦》你就能明白美国民主制度和专制统治的真正区别在哪里。
虽然霍布斯支持强权学说，不过他本人似乎快乐而胆小。
霍布斯的文章很难读懂。你最想读的知识分子著作是什么？最好在有阅读那种著作的情绪时再去阅读霍布斯。先读前言，如果可能的话读完整个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还有第三、四部分的32、33、42、46章，其中霍布斯否定了所有教会对权力的要求，最后还要读读他的评论和结论。
克里夫顿·费迪曼
44.勒内·笛卡儿
1596-1650年
《方法论》
人们常常把笛卡儿称为“现代哲学之父”，虽然与实际不符，笛卡儿仍然值得阅读。他的散文典雅准确，推理过程清楚得像数学。比起他的理论，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风格对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的影响更为深远。
笛卡儿来自一个小贵族家庭，所以不必辛苦工作养活自己。或许世界本该如此，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因为贫困失去了多少天才。为疯子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宿让我们感到高兴，但我们却不愿意为第一流的聪明人提供这一切。
笛卡儿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式教育。他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因为他身体不好，他们允许他早上晚起床，也不强迫他一定要参加17世纪类似现代篮球的运动。晚起床的习惯伴随了笛卡儿的一生，这让他能够进行大量平静而有条理的思考。
除了数学，其他关于事物的基础知识在很早的时候就受到了笛卡儿的怀疑。在巴黎和波瓦蒂埃（1614-1618年），他读到了蒙田（37），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怀疑主义（至少表面上，与传统的信仰没有冲突）。笛卡儿最后放弃了学校学习，去参加一些轻微的军事冒险和旅行。他抱定决心：“除了已经拥有的知识，任何科学也不去探究，任何伟大作品也不去阅读。”
笛卡儿在1629-1649年主要待在荷兰，这是他创造力最旺盛的一段时间。这时的荷兰是知识分子的庇护所。随着名望日远，瑞典的克里斯蒂安女王邀请他教授哲学。在瑞典的寒冷气候下，为了和女王谈话，笛卡儿被迫早上五点钟从床上爬起来。被这样粗暴对待了几个月，笛卡儿命不久矣。这位骄傲的国王这样做就像拿枪打他一样，应该直接为哲学家之死负责。如果不是这样，也许笛卡儿还能为世界贡献他的思想二十年。
虽然如此，笛卡儿依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笛卡儿既是一个数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但显然作为前者他要伟大得多。一天早晨，在床上他想出了坐标几何学，将代数和几何合二为一。他还进行过物理学研究，尽管并没有什么重大成就。
二元论和唯物主义是笛卡儿思想的主调，非常富有趣味性和影响力，但巩固他地位的是他自己发明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笛卡儿放弃了大量的固有的学术推理方法，即使不是全部弃之不用，而去从头发掘自己的方法。怀疑一切是他的起点，他怀疑的终点是“我思故我在”，他无法怀疑自己思维的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公式是他思维的起点。〔奥古斯丁（22）也有另一种形式的“我思故我在”，但和笛卡儿不同，他没有将怀疑付诸实践。〕此后，笛卡儿又开始建立一种思考体系。这种体系的四大原则在《方法论》中有所阐述。“笛卡儿”式的思维超越方法的层面，是一种思想态度，这种态度对笛卡儿之后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影响深远。
我们应当像读一个伟大思想家那样去阅读笛卡儿，他是受到哥白尼、伽利略（42）物理学和天文学新成果刺激的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儿是伟大科学文艺复兴在自己时代的具体化，牛顿的出现标志着这种科学文艺复兴达到了最高峰。
克里夫顿·费迪曼
45.约翰·弥尔顿
1608-1674年
《失乐园》《利西达斯》《基督诞生的清晨》《十四行诗》《论出版自由》
约翰·弥尔顿开始自己一生的时候，眼前是美好的未来，当他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周围是一片黑暗。这个面目清秀的男孩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时，被人称为“基督的女人”，这种说法一半是嘲讽，一半是羡慕。弥尔顿很早就确认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写诗和研究古典。他曾在父亲乡下的住所度过了一段读书时光（1632-1674年），之前去欧洲游历了一两年。当时弥尔顿是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人文主义者中的一个，他和别人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之后的二十年间，他穿过政治和宗教的惊涛骇浪，生活得并不快乐，虽然他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文章，但是大家都认为这和他的天赋并不相称。作为议会制的支持者，他对“那些主教”深恶痛绝。他做了十几年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这几乎让人们忘了他原来是信奉新教和人文主义的。四十三岁的时候弥尔顿双目失明，从此生活在黑暗中。他的一生还经历了三次不幸的婚姻。他的所有政治理想和希望都被保皇党人的复辟击破，留给自己的只有诗歌和个人的基督教信仰，一种持不同政见者的观念。
就是这个人写出了《失乐园》，而他在其中为上帝对待人类的种种方式辩护的努力，让他和他的遗孀得到了十八英镑。弥尔顿认为“简单、美妙、充满热情”才是诗歌应有的状态，但他自己并不拘泥于这个原则。他写出了《论出版自由》这样对言论自由的经典辩护，他自己却选择对克伦威尔的清教理论表示忠诚；他对离婚的看法超越自己的时代整整三百年，但他却用一种野蛮人的眼光去看待女性；他是运用语言的天才，不过有人说他写的英语读上去像拉丁语或者希腊语。
普通读者理解弥尔顿这位阴郁的斗争者通常会遇到两个困难。一个是作者自己，一个是作者的语言。喜欢弥尔顿有时很困难。个人魅力、幽默感，这些弥尔顿统统欠奉。很多人只是崇拜他，而不去阅读他，有时连崇拜之情也缺乏，只是不得不接受而已。丁尼生将弥尔顿称为“上帝赐予英格兰的风琴声”。这种声音听上去让人心生敬畏。弥尔顿从不缺乏勇气，但是他的勇气和想象力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勇气固执得缺少人性。他的极端自我导致了极端自负，他“穿着晚礼服唱歌的毫不苟且的骄傲”，以及直言不讳“要创作前所未见的散文和诗歌”，让读者如鲠在喉。和他相处并非易事。不像莎士比亚（39），甚至但丁（30），他们不仅是个伟人，同时也是个普通人，而弥尔顿却缺少正常人的感情。用塞缪尔·约翰逊（59）的话来说，他是个“尖锐、坏脾气的共和党人”，如果剔除其中的保守党人色彩，可以说这是个恰如其分的评论。
弥尔顿的文章和他本人是一个风格，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绝不降低标准。”你可以说他的文风伟大，也可以说空洞，可以说高贵，也可以说华而不实。轻松感和吸引力不存在于他的文章里，他在不断向伟大迈进，文章难以卒读，遣词造句也很奇怪。
可能我这样说读者会转身离开弥尔顿，这并不是我的本意。虽然他固守老旧的神学观和道德观，说话怪里怪气，个人性格也不够随和，但是在散文和诗歌领域，弥尔顿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在现今这样一个对庄重、高贵和学养表示不屑的时代，弥尔顿依然像石头一样庄重，让我们无可回避。
所以付出一些辛苦，做出一些改变——特别的、艰难的改变，来读一读弥尔顿，肯定是有价值的。即使他陈旧得像博物馆的展出品，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珍贵展出品。即使《失乐园》说教的口气太重，读者也要忍受着读一下原作，体会一下磅礴的气势和精巧的意象，以及对撒旦的塑造。堕落之神撒旦和作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写作者，不会再有一个作家能够想出他雄辩著作中那些完美而嘹亮的句子。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恢弘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必然怀着复杂的心情：看上去那么陌生，复杂得难以想象，拥有超出人类世界之外的东西。渐渐地，我们会让自己适应建筑师的思考方式，慢慢熟悉那些结构、视界、装潢和色彩。两种明白无误的情感会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那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可能相互融合的东西：一种是敬畏，另一种是美带来的快乐。弥尔顿的情况与此有些相近。也许他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启发出这些感情，读者也不需要执著地试图一直寻找到这些情感，但它们确实存在。假如读者避开那些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过于无聊或高尚的部分，一点点仔细阅读，你会感受到它们。
克里夫顿·费迪曼
46.莫里哀
1622-1673年
《莫里哀戏剧选集》
莫里哀原名是让-巴蒂斯特·波克兰。他的父亲是一位巴黎富裕的装潢商人。莫里哀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过法律，二十一岁放弃了安稳的装潢商人生活，开始了衣食难保、不受尊敬的舞台演出生涯。此后他的剧团在巴黎破产，在之后大概有十三年的漫长时间里，他在乡村的小旅店间游荡，出演一些滑稽剧，自上而下地了解了戏剧和人生的本质。1685年，在路易十四的兄弟的资助下，他的剧团在巴黎重整旗鼓。这一次剧团和莫里哀本人都大获成功。他既是演员，又是剧场经理和剧作家，创作了各式各样卖座的剧种，包括滑稽剧、宫廷滑稽剧以及喜剧。
他的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四十岁时莫里哀娶了阿曼达·贝雅尔为妻，后者可能是他之前情人的私生女，也有不能证实的说法说她是他自己的女儿。年龄只有他一半的阿曼达给莫里哀的生活带来了双倍的困扰，再加上过大的工作压力、疾病，以及讽刺性作品对虚伪、宗教谎言和偏见的嘲弄带来的非议，这些都加重了莫里哀生活的艰辛。在出演自己的喜剧《没病找病》时，作为主角的莫里哀在舞台上吐血不止，之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莫里哀经常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出两副不同的嘴脸，这往往让人感觉不舒服。一方面，他是商业搞笑的天才，他对这一领域的一切都谙熟于心。作为一位喜剧大师和剧作家，今天的好莱坞可以成为他大展拳脚的舞台。实际上，好莱坞确实经常使用一些莫里哀发展和发明（数量少一些）的喜剧手段，尽管好莱坞不知道这一点。
另外一个莫里哀显得很奇怪，他将自己的不幸作为喜剧的原料：自己的病痛成了《没病找病》的灵感来源；并不幸福的婚姻催生了《太太学堂》；我还认为，正是他对自己所在社会痛苦而快乐的看法启发他创作了《厌世者》。莫里哀从来不是也不会成为英语世界的焦点，他的人物创造完全依据法国经典的传统（甚至在意大利喜剧里也找不到这些人物的原型）。换句话说，这些人物不像哈姆雷特或者浮士德那样只代表个体，他们是能走路，更重要的是能说话的集合体，代表着一定的情绪或者观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莫里哀的剧本中缺少行动。莎士比亚（39）的丰富多彩和惊喜不属于他，逻辑和简明可以作为莫里哀的代名词。
法国经典观念认为戏剧是有组织的讨论活动，遵循一定的修辞原则——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观念，那么莫里哀就一跃而入大师行列。他的原则——无论是遵循的还是破坏的，我们都没有必要知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那些夸大的行动，始终明了地意识到人类的荒诞性存在，发现最引人发笑的喜剧背后隐藏着奇异的悲伤，这样你就可以欣赏他的作品了。他借多朗特之口在《太太学堂》中这样说：“让善良的好人笑起来是件奇妙的活儿。”莫里哀本人估计也同意这句话。
如果你不懂法文，莫里哀能带给你的快乐不是很多。用英语表达的莫里哀显得有点头脑简单，虽然这与实际情况不符。我喜欢读唐纳德·弗雷姆或者理查德·威尔伯或者莫里斯·毕晓普的译本。可以读读《太太学堂》、《伪君子》、《厌世者》、《贵人迷》，此外还有四部同样有价值的作品：《悭吝鬼》、《唐璜》、《没病找病》、《女才子》。
克里夫顿·费迪曼
47.布莱斯·帕斯卡
1623-1662年
《思想录》
布莱斯·帕斯卡因为自身一些性格特征而显得有点奇怪，这些特征不容易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而且表现得如此突出。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具有科学和数学的天才；第二，他是个散文文体大家，他经常被奉为法国经典散文的典范；第三，虽然不够系统化，但他是个十分敏感的心理学家；第四，他满怀对上帝的渴望，经常生活在灵魂痛苦的状态下，可以被看成一位落难的圣徒。《数学家》的作者埃里克·T.贝尔认为，帕斯卡对宗教带来的冲突的过分深入是他一生痛苦的源泉：“在数学上，帕斯卡有成为最伟大数学家的潜能。”很难给帕斯卡做出一个有效的评判，他就是他自己，一个对上帝爱恨交加但又不停呼唤他的人，想出了公共汽车的人，发明了注射器的人，都是一个人。
帕斯卡自己证明了欧几里得定律时只有十二岁，那时他还没学过数学。十六岁的帕斯卡已经写出了有关圆锥截面的开创性文章，我们对此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十八岁的帕斯卡发明了第一个计算用机械，成为电脑时代的先驱者之一。二十四岁的帕斯卡演示了气压计的原理。他在流体静力学方面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如果我们在高中上过物理课，那大多数人一定还记得帕斯卡定律。在数学方面他同样伟大，不算其他成果，他发现和证明了著名的摆线的特征。这种曲线的美及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使之被称为几何学中的海伦。
帕斯卡对科学和人类总体思维进步做出了贡献，但他最主要的成果也许应该算是对概率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另一位数学家费马。这件事说起来很有意思，帕斯卡是个欲望很少的人，但他这一伟大数学发现的缘起却是与一个赌徒争论掷骰子的问题。贝尔这样说：“从量子理论到认识论，概率论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相比作为道德家和宗教辩论家，作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帕斯卡排名更靠前，但决不能否认他在前两个领域的影响力。蒙田（37）对帕斯卡欲拒还迎，两个人分别代表两种不同人的心态。蒙田和怀疑论相安无事，而帕斯卡则全力以赴去追逐确定性。蒙田饶有兴味地从宽容和幽默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悲剧命运；而帕斯卡缺乏幽默感，他充满智慧，怀着恐惧和绝望来看待这一切。后者的救赎之道只能是投入上帝的怀抱。
他最优秀的散文，虽然对读者来说可能不是最有趣的，收录在《给一个外省人的信》中，通常它和《思想录》一起印行。作为思辨体写作的代表，这些信札直接批判当时一些基督教的倾向。在帕斯卡和詹森教派运动成员看来，这些倾向无疑对人类道德上的缺点过于宽大了。当时这本书因为作者的异见而大受欢迎，不过现在只有神学家和宗教史专家才会有兴趣阅读它。
《思想录》具有另一种思想类型的意义。这本著作包含了大量零碎、未完成的笔记。最初它是作为一个宏伟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产生的，最初的动机是写一篇从理性角度出发的文章为基督教辩护，对自由思想家的攻击进行反击，批判他们的松散状态。帕斯卡在这部著作中描写了一种痛苦的感受：面对广阔无边的宇宙、无穷无尽的永恒、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对人性感到的不完美和荒谬感。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察到帕斯卡身上浓重的现代反人性的悲观主义。宗教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反人类中心主义者，都会喜欢《思想录》。帕斯卡身上反映了人类最深刻的情感：对自我拥有的力量感到骄傲，这种骄傲的尽头是遗憾和对自我的难以把握。
在科学之外的领域，帕斯卡的作品风格和强烈的情感塑造了他的魅力。有一点可以看出他天才的程度：即使很多人无法理解帕斯卡时而高贵时而疯癫的虔诚心灵，他们也会被研究人类灵魂的心理学家帕斯卡打动。有两句出自帕斯卡内心深处的话经常被人们引用。第一句是：“无限空间中永恒的沉寂令我恐惧。”第二句是：“人就像一棵芦苇，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生灵，但却是一棵能思想的芦苇。”无论是基督徒、怀疑论者、无神论者，还是持有其他观点的人，这两句话都说出了他们共有的心理状态，毫无例外。
克里夫顿·费迪曼
48.约翰·班扬
1628-1688年
《天路历程》
一百年之前，当一个人说起揭露者、市井圣人、名利场、失望沼泽、羞耻山谷，他肯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引用《天路历程》中的话语。《天路历程》第一部在1687年出版以来，两百多年里拥有的读者可能仅次于《圣经》。与班扬同时代的非基督教徒是朴实无华的，他们对原罪的信仰不可动摇，对地狱之火感到恐惧，希望得到救赎。当今时代的读者不再如此，因此对这本书感到的震撼也就小多了。虽然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非基督教徒，包含着复古主义，它仍有阅读的价值，除了重要的历史意义之外，还因为其作者几乎达到完美程度的无技巧写作方式。
令我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基督教的创立者为数甚少，而且大部分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籍籍无名。要是我们想到这些人的情况可能和约翰·班扬类似，就不会感到那么不可思议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班扬一生的经历：一个贫困的补锅匠，参过军，几乎没上过学——他自己真的说过他曾经忘记如何读和写，转向清教信仰，1660年因为“支持和参与几次非法聚会”被捕。之后十二年一直在本特沃特监狱度过，除了几个星期。班扬对有条件的假释表示拒绝，说：“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还要祈祷。”在狱外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双目失明。写作、背诵《圣经》和约翰·福克斯的《殉教者书》，这就是他狱中的生活。1675年他再度入狱六个月，班扬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天路历程》的第一部分，被释放后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名的牧师。
《天路历程》使用的英语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古怪，它是一部并不复杂的讽喻小说，读者都是普通人。面对令人心生畏惧的问题：我们如何得到救赎？它提供简单得难以想象的答案。总体上看，《天路历程》与奥古斯丁（22）和但丁（30）的作品相去甚远，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们也有共性。这本书的道德观是黑白分明的，它吁求的是纯粹的虔信。这种信仰今天只存在于未开化的蛮荒地带。作者班扬的梦想、口气、幻想和无掩饰的良知，都让人觉得他已经疯了，弗洛伊德（98）一定会喜欢这个完美的实验品。
《天路历程》仍可以被称为出色的作品。知识分子，例如萧伯纳（99），和千千万万对上帝怀有恐惧的普通人一样，被这本书感动。这部作品的文风浑然天成而非有意为之：强硬，坚如铁钉，富于力量，甚至含有智慧的成分。描写商人道德谁能比安乐的“私欲先生”更为简单明白？“我的曾祖不过是个水手，眼睛盯着一侧，船走向另一侧，我的大部分财富也是这么来的。”即使神学难以触动我们，作品胜利巅峰时刻的节奏和赤裸的诚恳也难以不触动我们的心。“当他离去之日到来，很多人陪他到河边，他走下河，说：‘死，你的利刺在何方？’越走越深，他说：‘坟，你的胜利在何方？’之后他就死了，所有的号角在河对岸为他齐鸣。”
《读书计划》里所有出生在班扬之前的作者，都不曾被班扬阅读过，而班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些前辈的行列。
克里夫顿·费迪曼
49.约翰·洛克
1632-1704年
《再论政府》
约翰·洛克的父亲是克伦威尔党人，皇室复辟（1660年）让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这可能对在牛津念书的洛克有所影响，使他在对知识的广泛兴趣的追求和正式、非正式活动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医学是他多种兴趣中的一种，所以他能够在沙夫茨伯里伯爵家担任家庭医生、私人秘书。1675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势力衰微之后，洛克在法国待了四年，之后回到英国再次依靠沙夫茨伯里伯爵直到他被流放致死。1689年之前洛克一直在荷兰避难，回到英国后，新国王威廉和王后玛丽对他十分优待。这段时间他写出了《人类理解论》，和《再论政府》一起出版于1690年。十二年前后者就已经写好，1688年的革命在其中有所预见。但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同，《再论政府》并不是为了给1688年的革命辩护而写。
18世纪，洛克具有明确的影响力。伏尔泰（53）和卢梭（57）的转述，让他的一些观点引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烈火。杰斐逊和美国其他国父们（60，61），又让他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洛克对宗教宽容、教育、政治的意见，虽不是全部来自他自己，依然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思想上的气氛，对民主政府的进步也有贡献。
《人类理解论》是洛克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学派的奠基之作。这个学派认为人类的观念不是先天的，而是受后天经验影响的产物。对知识理论充满趣味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这本书。
其他的读者对《再论政府》有最低限度的了解是有好处的。像霍布斯一样，洛克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何方？虽然他的答案受到各种质疑，仍然为代议制政府开辟了理论基础。洛克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就像霍布斯对专职政府的影响一样大。
霍布斯论述的“契约”，强调放弃个人的权利，由国王或者议会来掌握全部或绝大部分权力。而洛克所说的“社会契约”，制定者是“参加同时组成社会”的平等的公民（这里指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政府的组成没有神圣性，也不拥有绝对的权力，它的权力受到一些观点的制衡。这些观点包括分权、平衡原则，以及个人保有特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洛克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力”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不能保护公民这些权利时，反对政府的行为应视为合法。
洛克在政治上的具体观点，经过美国国父们的解释，不断影响美国人看待政府的态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乐观主义的洛克并不固执，反对偏见和绝对化，承认社会的开放性和实验性。他认为国家的目标在于让所有公民更加幸福。今天看这些话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具有强大的煽动力。所以读者虽少，但洛克的观点仍在继续产生影响。
克里夫顿·费迪曼
50.松尾芭蕉
1644-1694年
《奥州小道》
松尾芭蕉也许是西方人了解的唯一一位日本诗人。他被与俳句——一种由三行十七个音节组成的小巧诗歌形式——联系在一起，这种纤细十分恰当。在很多西方读者心中，俳句就是日本审美的凝结。松尾芭蕉的名作《古池》曾无数次被翻译：“古池冷落一片静，忽闻青蛙跳水声。”或“闲寂古池边/青蛙跳进水中央/水声扑通响。”
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日本诗歌史上，俳句其实比较晚才出现，松尾芭蕉是它的主要创始者之一。9世纪末之后，日本诗人不再写作长诗，而转向和歌——五行三十一个音节，按五七五七七的节奏〔源氏（28）就是用这种诗歌为他的女伴们写作，而她们也回报以同样的诗歌〕。灵活多变的和歌直到今天依然富有表现力，虽然对一些叙事诗和感情诗，它也是一种障碍。
13世纪之后，诗人们用连续的、类似叙述的循环结构来超越这一障碍，这种新的实验形式就是“长歌”。“长歌”也叫联句，可以容纳上百首诗，并没有固定的长度。它的作者往往有两个或者更多（有时这是一种宴会上的游戏）。一个人一开始作出三行诗（五七五），季节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下面的人续作两行诗（七七），第三个人又作出三行诗，以此类推，长度随人们的愿望而定。技巧娴熟的诗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作出值得欣喜的、复杂又富有智慧的诗歌。这种诗的主要特征是其中富含自由的想象。今天这种想象更容易在心理分析治疗所临床上发现，而不是在诗歌中发现。
以上是俳句成为现在日本诗歌的基本原因。联句解放了三行诗，既然三行诗可以作为一首长诗的开始，那么像松尾芭蕉这样的天才一定能想到，三行诗同样可以自成一体。松尾芭蕉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俳句形式的锻炼中，努力将俳句应用到叙事散文中，这种文学形式的代表就是游记。《奥州小道》是诗人最完美最富声望的杰作。
松尾芭蕉生在一个贫穷的下层武士之家。他出生的时候，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贵族，为了适应长时期的和平安宁，正在痛苦地调整自己。这是个文学比剑更快的时代。诗人早年曾是藩主之子的侍者，他们把主要的时间用来创作和研究诗歌。藩主之子死后，诗人不再为这个家庭服务，成了一名流浪诗人和禅宗俗家弟子，走上了不安稳的生活之路。最后他拥有了名望和弟子，这些弟子也成为著名的诗人（以及许多清客，他们只是为了衣食而跟随他）。不过松尾芭蕉的名气只是保证其处处受到欢迎，对他自己的意义不大。他没有什么财产，在寺庙或者极其简朴的出租屋中生活；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在日本乡村小路上奔波时。松尾芭蕉相信命运会给他每天带来一顿饭、一个住的地方和一群可以讨论诗歌的诗人。
《奥州小道》描写的是诗人1689年六个月的行程，从东京（当时叫伊豆）向北，再向西，穿过日本的主要山脉，到达日本海边，转向西南和南方，再次跨越日本的山脉，最终到达大垣（离今天的名古屋不远）。在这次旅行中，诗人步行穿过了今天看起来依然崎岖难行的遥远乡村。游记的内容对这些日子里穿行在乡间小路上时诗人感到的忧虑有点滴描写，不过这本书主要还是反映作者乐观向上的性格。他喜欢接受新体验，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