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果戈理，即使没有惊人的天才，仍是俄国散文的奠基者，为俄国也为世界留下了一部不可磨灭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87）谈到过果戈理那些有名的短篇，他说：“我们都是从《外套》中走出来的。”这个评价就像海明威（119）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92）的评论一样。在自己反传统才能的推动下，果戈理突破盘踞在俄国文坛上的形式主义和僵化主义，就像马克·吐温对美国文学所做的一样。在他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格影响下，俄国文坛又涌现出几位大师。
我给《死魂灵》写过一篇“简介”，《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122）用“可笑”来评价它，原因是我把《死魂灵》称为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我想纳博科夫一定认为我的观点（很多人的观点一致）令人不快。可能他也反对我的其他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也有不少人认同），类似果戈理在书中想表达自己对俄国封建制度的不满——作者没有自成体系的固执思想。纳博科夫坚持说《死魂灵》不是让读者笑的，它是一部恶魔般的小说。《死魂灵》确实是一个梦魇，还笼罩在超现实主义的色调之中。果戈理经常被拿来和狄更斯（77）相比，其实他与爱伦·坡（75）共同点更多。我为《死魂灵》着迷，这可能让同样喜欢它的纳博科夫不大舒服。但这可能正好证明了果戈理读者的差异性。
无论怎样，《死魂灵》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奇书。小说结构松散，生动逼真。主人公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流浪汉，他在俄罗斯大地上漫游，看到了19世纪早期俄国生活的画卷，真实而富有强烈的讽刺性，嘲讽中有忧伤。难怪普希金听果戈理读完第一章后，叹着气说：“上帝啊，我们俄罗斯多么悲伤啊。”
我无法评价原文，但这无碍于推荐一个译本，只推荐一个。它来自伯纳德·吉伯特·格尔尼。这个译本读上去悦耳舒适。其他译本就我个人而言，对果戈理精神的理解有一种外国人的僵硬感。
克里夫顿·费迪曼
75.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年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即使不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爱伦·坡也是最不幸的作家之一。他已成为命运坎坷的天才的象征。
爱伦·坡的一生命途多舛。他的不幸部分来自同时代人对他的隔膜，更多地要归于自己灾难一样的遗传特质和脆弱。父母是流浪艺人，他自己在一个富商的监护下成年，但经常和监护人争吵。爱伦·坡先后从弗吉尼亚大学和西点军校中途退学，原因都是不断地犯错。他和十三岁的表妹结婚，年轻的妻子却早早离世。这一严重打击对爱伦·坡一生的毁灭是决定性的。他开始的几卷诗没人注目，本来记者做得很好，但因为处理不好，这一职业生涯也以失败告终。他深陷在疯狂、幼稚、有缺陷的爱情里，周围是毒品和酒精，过度工作而穷困不堪，最后悲惨地死去。在本书列举的作家中，爱伦·坡的不幸命运可说是无与伦比。即使习惯冷嘲热讽的斯威夫特（52）也对友谊和赞赏产生过兴趣，爱伦·坡则从未如此。
一直以来，他的诗都受到欢迎。法国读者甚至曾经为之疯狂。但是爱伦·坡有价值的诗或许半小时就能读完。爱默生（69）曾经把他叫作“叮当诗人”（指他的诗的韵律简单），很明显爱伦·坡比这绰号好得多，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大部分诗作确实显得单薄做作。
关于爱伦·坡的故事、对话和一些评论文章，直到今天还能读得有滋有味，虽然在文体上错漏之多让人难忍。爱伦·坡的头脑不是天赋出众型，也不是聪慧机敏型，但擅长源源不断地涌出创意之泉，和同时代大部分美国作家的思想贫乏有天壤之别。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有名的评论可能说出了事实：“五分之三的天才加上五分之二的编辑才能。”
爱伦·坡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创了将近半打的各种文学领域，既是开创者，又是发展者。《莫格街谋杀案》、《失窃的信》、《金甲虫》这三篇小说创造了侦探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而且将这一形式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评论家霍华德·海克拉夫特赞美地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基础完全是由爱伦·坡打下的，他列举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十大因素，每一种都包含在爱伦·坡的故事之中。同时，爱伦·坡也照亮了现在所说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之路。他的“纯诗”理论对19世纪后期法国象征主义运动有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现代伟大诗人叶芝（103）。他为小说的“统一效果”下了定义，做了进一步解释。在爱伦·坡奇奇怪怪的小说里能发现不少现代心理学的先声，例如死亡意愿、人格分裂（可以参考他的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等主题。爱伦·坡的孤独和苦闷几乎为我们所生活的20世纪的文学定了调子。最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从文学基本理论出发，他做过大量评论和论断。
今天很多评论家提出，美国文学的两大主要特质会有交互的现象。一个是乐观实用、民主精神；一个是强大的悲观主义、忏悔、贵族色彩，深入发掘内心的黑暗之地。后者最初的典型就是爱伦·坡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这样说，爱伦·坡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哥特式小说家。
克里夫顿·费迪曼
76.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1811-1863年
《名利场》
萨克雷是一位受伤的巨人。萨克雷拥有一米九的个子，却不令人觉得他有多强壮。和狄更斯（77）不一样，他被优良的教育塑造成一个英国绅士。相比之下，狄更斯的小说有更多的活力，而萨克雷的小说具备独有的细腻纯熟的笔法。
1833年，萨克雷丧失了他两万英镑的全部遗产。尽管在写作上有天分，但若不是这次不幸，可能他永远不会靠写小说和散文来维持生计。1840年，他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精神失常，她比萨克雷多活了三十一年，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这桩悲剧是他作品里忧伤氛围的源头，也影响了他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可能萨克雷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平复妻子精神失常造成的内心波动。
19世纪的风流浪子里，萨克雷原本应当自得其乐。他不像艾米莉·勃朗特（79B）那样有嘲笑时代的习惯，后者生活在自己嘲笑的上流社交圈外，而萨克雷生活在那里，写的也是那里。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什么，萨克雷就提供了什么——一种既安全又刺激的东西。他最好的小说《名利场》〔书名取自班扬（48）的作品〕以一个女人为主人公，她游走于社会，并在此寻找机会，时而高峰，时而低谷，接着又有小小起色。在萨克雷的笔下，她的性格不是十分清晰。在人物外貌描写方面，他是惜墨如金的大师。作者小心翼翼地夸大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性女性，在艾米利亚身上再现出来。维多利亚女王用家庭道德取代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萨克雷也会经常在小说里对前者表示敬意。
《名利场》是双重性的著作。一方面，全书弥漫着尊崇和忧郁的气息；另一方面，小说尽情地揭露了人性中的软弱、以自我为中心、妄想以及妥协的卑鄙手段。读者心里知道，他们的祖国英格兰和萨克雷笔下的拿破仑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个名利场，又卑下又虚伪。作者同时努力应付着两样东西：读者挑剔的头脑和他们固执的偏见。
《名利场》中的冲突掩藏在作者高明的技巧之下。萨克雷讲故事讲得多么娴熟雅致！他控制书中“玩偶”时又是多么挥洒自如！他的笔调又是多么符合传统品味！他讽刺起宽容而玩世不恭的俱乐部常客又那么让人舒服！他令我们觉得他讲起故事来那么可爱和了不起，这是一份多大的光荣！因此，虽然我们传统的偏见和维多利亚时代截然不同，虽然我们的小说更露骨地描写性，而萨克雷是那么隐晦，我们还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读《名利场》。
我们可以观赏拿破仑时代的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上层社会的全貌，可以满怀兴趣地阅读竭尽巧思架构的故事情节。我们更能品味“名利场”的完美代言——贝姬·夏普。毋庸置疑，贝姬是一切让读者迷恋的、美丽奔放的女冒险家（例如郝思嘉）的“老祖母”。贝姬·夏普保证了萨克雷的这一杰作在历史中永不彻底失色。贝姬身上体现了人性中一种简单的对立：男人总是（有可能的话）和好女人结婚，在背地里喜欢坏女人；女人因为知道自己有生育下一代这一责任，所以经常成为道德的坚决拥护者，但心底却倾慕放荡的魅力。尽管不够深入，精通世事人情的萨克雷还是看透了人性这矛盾的一面，于是用贝姬·夏普将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克里夫顿·费迪曼
77.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年
《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老古玩店》《小杜丽》
你读过的评论一般为八百字左右，而评价狄更斯可能用下面五十个左右的单词就行了：小扒手道奇、迪克·史威乐、弗洛拉、莎芮·甘普、米考伯先生、萨姆·威勒、尤利娅·西普、迪克先生、贝勒·维尔福、乔、郝薇香小姐、潘波趣舅舅、维米克、邦布尔、佩克斯列夫、尼克贝夫人、奎尔普、罗莎、查班得、福利特小姐、巡警柏凯特、德伐日太太……只要你读过狄更斯，看到这些名字，你记忆的大幕就会拉开，眼前满是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音容笑貌真切动人。
如果有两个全世界都接受的小说家，那么一个会是托尔斯泰（88），另一个恐怕就是狄更斯了，也许后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历数狄更斯的种种缺陷，比如对宗教、科学、政治乃至艺术冷淡，但仍断言狄更斯是“人类最伟大的朋友之一”。可能因为太受读者喜爱，直到不久之前才有人敢于评论狄更斯，用来比拟他的不是大家喜爱的家具，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87）那样雕塑似的作家，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拥有狂放的想象力。
我想读者小时候至少读过《大卫·科波菲尔》，也许还被强迫读过《双城记》——虽然这是他最糟糕的一本小说。如果重读狄更斯的作品，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虽然孩子们很喜欢狄更斯，但他绝不仅仅为孩子或未成年人写作。读狄更斯很容易，但他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虽然常常利用高级喜剧的手法来表现生活，狄更斯依然是严肃的，他绝不只会创造滑稽奇怪的人物。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常常用强烈的、充满现代感的象征手法。《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土堆”是个很好的例子。
2.狄更斯作品的哀愁对他自己的时代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毫不重要。一味追求与作品中的感伤情绪共鸣，或者一味放任自己的好奇心，只能增加我们全面了解狄更斯的难度。奥斯卡·王尔德的话人人都该牢记：“我们必须有一颗石头做的心，才能在读小内尔之死时不笑出声来。”
3.如果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漫画化”，那为什么他们仍然占据着我们的头脑，到今天还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4.狄更斯不缺少激情，但缺少快乐。童年的不幸遭遇（他的作品里有多少流浪儿啊！）一直缠绕着他，显而易见他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作品微妙地反映了他的激情和不幸，还带着愧疚的感觉。狄更斯的深度随着年岁一起增长。相比之下，《匹克威克外传》的调子还是轻松的（虽然也有舰队监狱的场景），《小杜丽》的情绪就是痛苦的，而去世前没写完的《埃德温·德鲁德之谜》更是一本低沉而晦暗的书。“快乐的文坛圣诞老人”这一提法让读者更难看到狄更斯的完整面目。
5.如果狄更斯只是个“畅销”作家，为什么今天还拥有读者？为什么当时和他一样“畅销”的司各特现在悄然无声？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读者，和莎士比亚（39）的情况相似，我们最好抛弃小时候和高中阶段对狄更斯的理解。他作品中的很多意义是用维多利亚时代的眼光看不到的，那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东西。
克里夫顿·费迪曼
78.安东尼·特罗洛普
1815-1882年
《养老院院长》《巴赛特的最后纪事》《尤斯达丝的钻石》《红尘浮生录》《自传》
我们这个时代不少天才小说家为混口饭吃而奔走，当侍者、开出租，等等。那个年代，年轻的特罗洛普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出身于边缘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缺乏谋生能力。家里的钱足够他进学校，但不够他在等级阶层严明的公立学校里过快活日子。毕业后他在邮政局当初级文员。特罗洛普的活力和开拓精神在工作中表露无遗，他很快得到晋升，到爱尔兰工作，同时开始业余写作。他最初几部小说的背景就是爱尔兰，与后来自信的文风相比当时的风格还有些幼稚。特罗洛普后来节节攀升，进入了邮局的管理层，生活比较宽裕了，他还发明了邮箱（特罗洛普之前，人们要亲自到邮局寄信）。
特罗洛普经常在每天早饭之前用每小时一千个单词的惊人速度写作。〔这本《读书计划》推荐的作者中，恐怕只有巴尔扎克（68）的疯狂写作可以和他相比。〕185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畅销书《养老院院长》，给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1859年，他的写作已经相当成功，于是辞职不再干公务员，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偶尔在休息时出来处理些简单公务。1882年特罗洛普去世，最后的遗作《斯卡伯勒的家族》在1883年出版。书架上摆放的《特罗洛普全集》，位列最后的就是这本小说。
有件事很不公正，特罗洛普“畅销”的成就和令人惊叹的高产好像夺走了他应有的权利——生前和死后赢得更高评价和更多声誉的权利。我想问问吹毛求疵而过分自信的批评家们，一个人有如此多的作品，如此多的读者，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优点呢？我想特罗洛普的大部分作品一直在印刷，一直有对它们感兴趣的读者，而重新审视这位作家，在现代西方文学中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则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读特罗洛普好比吃花生，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特罗洛普给我们的不是一些精神垃圾食品，而是一些真正美妙的东西。
这里我只推荐特罗洛普的四部小说，读者可以自己去读更多的作品。虚构的巴赛特大教堂是特罗洛普多部作品的背景，《养老院院长》是其中的第一部。小说讲的是一位对人情世故太过无知的牧师的故事。这位牧师一门心思在养老院里用善行荣耀上帝，他的平静生活被另一位牧师打破了。比起做善事，后者更希望把工作做好。巴赛特城系列小说的最后一本是《巴赛特的最后纪事》，读者可以读读这本书，看看里面的小城、牧师和绅士。接下来可以读读《尤斯达丝的钻石》，是他另外一个系列中的一本，继续讲述贵族派政治家金雀花王朝的柏利瑟（后来称为奥姆尼姆王）的故事，着重笔墨写了他聪明又有野心的妻子。小说通过心理学视角彻底分析了金钱对人际关系的作用。还有一部小说《红尘浮生录》是特罗洛普六十岁的时候写的。主人公梅里莫特，一位诡计多端的金融家，是特罗洛普笔下很少出现的反面人物之一。一群人有足够的情报和能力，最终还是落入梅里莫特用金钱和婚姻设下的陷阱。这真是一幅美妙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清明上河图。最后可以读读《自传》。这本书反映了特罗洛普丰富多彩的一生，从心理角度展开的观察如此敏锐、如此细腻，比起那些虚构角色的故事毫不逊色。
我可以告诉读者一个有关我的小习惯：我喜欢特罗洛普，特别在旅行途中读得最多。你不妨也试试。特别是企鹅出版社的，内容丰富，装帧紧凑，易读又足够长，足以应付绝大多数到远方的恐怖长途飞行。特罗洛普提供了消磨时间的好伙伴。
约翰·S.梅杰
79.勃朗特姐妹
勃朗特一家住在约克郡北行政区哈沃斯，勃朗特姐妹和她们的哥哥布兰威尔——从某种角度讲是垮掉的一代的先行者，在父亲的牧师宿舍里走完了短暂的生命之路。除了自己的想象力，只有乡村农民残忍行为的故事能让他们找点乐子。三姐妹的小说都缺乏现实生活的气息——那种打开菲尔丁（55）的小说就会扑面而来的东西。从小到大，她们都十分热衷在想象中构建复杂的王国，把这些古怪美妙的王国的历史和人物记录下来。像别的孩子沉迷于玩具一样，勃朗特三姐妹沉迷于文学幻想中。
夏洛蒂没能活到三十九岁生日那一天；艾米莉三十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安妮二十九岁就匆忙辞世。小妹妹安妮留下了两部小说《艾格尼斯·格雷》和《女房客》，不过远比不上姐姐们那些杰作。夏洛蒂和艾米莉的伟大之处在于，生活的家庭如此封闭，依然能够在不长而凝练的生命中紧紧抓住想象之翼，不停地写出一部部作品。其中的两部小说直到今天仍然充满鲜活的生命力。
79A.夏洛蒂·勃朗特
1816-1855年
《简·爱》
有一次一位女士问塞缪尔·约翰逊（59），在他的词典里为什么要把“骹骨”7定义为马的“膝盖”。“无知，女士，纯粹的无知。”他回答道。为什么这本《读书计划》的前几版里，我遗漏掉了《简·爱》？一时疏忽，亲爱的读者们，纯粹是一时疏忽啊。我年轻时读过《简·爱》，当时觉得它虽然挺有趣，但也不过是一部迎合女性口味的老掉牙的爱情小说。所以不久之前我才强迫自己重读一遍，这才发现自己当年的狭隘。
我手里这本《简·爱》的护封上这样写道：《简·爱》是“文学史上的伟大爱情小说”。大多数读者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一部激情之书，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之强，轻易突破了平凡而过分拘束的笔法，喷薄而出。如果《简·爱》是一部话剧，它也会十分出色。它最合适的读者群是十二三岁的儿童，而且比起男生更适合被女生阅读，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价值。现在青年人的浪漫有过多“过分纵容”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根本上，浪漫依然存在，从未被动摇。要是我说错了，《简·爱》早就没有什么读者了。
可以说《简·爱》的主题是爱情，不过更准确地说，是简需要别人的爱，罗切斯特也需要别人的爱。有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很多现代小说用它们并不具备的浪漫情调做主题。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用现代人的术语来说，小说幻梦中的年近三十的夏洛蒂该有多么压抑啊。
《简·爱》也可以当成一部成长小说来读：“丑小鸭”变“白天鹅”——就勃朗特姐妹而言，这种成长只存在于想象中。简从桑菲尔德大厅三楼的走廊走下来（在罗切斯特先生出来之前），她似乎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从我的想象中诞生，滔滔不绝地讲述出来，它无限的活力来自无止境的事件、生命、火焰、感情，那是我渴望而在现实中感受不到的”。确定无疑，夏洛蒂是在说自己，还有她的妹妹们。
这个看似老掉牙的故事实际上非常“现代”。例如，尽管夏洛蒂在小说里只是曲折地暗示，但我们无疑可以发现罗切斯特之前的妻子是个“色情狂”，冷酷的圣约翰·里沃斯则是个压抑的书呆子。虽然这种解读并不符合夏洛蒂的初衷。当时夏洛蒂用来描述阁楼里疯子的手法，今天斯蒂芬·金用来吓唬读者、吸引读者。
拜伦式英雄的吸引力是《简·爱》超越时间的价值之一，尤其小说里的英雄还是个“有点老的男人”，是个需要改变自己生活的男人。他就是性格复杂的罗切斯特先生。这个人讽刺别人和自己，在嘲笑中生活。罗切斯特的不幸是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而他又想制服吞噬自己灵魂的“自我”。他是“忧虑时代”诸多作家笔下的典型，这些人包括小说家诺曼·梅勒或者菲利普·罗斯。
《简·爱》是最早的女性主义小说之一。19世纪流行的观点是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做补丁，补袜子，弹钢琴，绣布包”。《简·爱》温和地反抗这一说法。相对之后成千上万本以“反抗权威”为主题的小说，《简·爱》也可以被视为它们的先行者。
尽管有点老套，读者还是会觉得故事太有吸引力了，文笔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夏洛蒂在小说里投入的热烈信仰和智慧征服了我们，让我们不再计较表述方式是那么老旧，古板得像情节剧。
最近恰好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只能从女作家那里读到天才的作品。”说得好。当女人在教育程度上和男人持平时，她们写出的东西也就和大部分男性作家差不多了，不再带给人惊奇。《简·爱》中满是热情的“哭泣心灵”能够使它在这本《读书计划》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因为它有足够的魅力。
79B.艾米莉·勃朗特
1818-1848年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与简·奥斯汀（66）都是牧师的女儿，但她们只有这一个相同之处。不过谈论艾米莉·勃朗特时不讲讲简·奥斯汀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她俩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甚至看上去都不属于同一个性别。一个创造了家庭喜剧的完美经典，一个写出的悲剧与家庭事务全无关系。一个将激情关在门外，一个自己就是激情的象征。简·奥斯汀对自己极富教养的小小生活圈子心知肚明，对生活穿透性的洞察和天赋的头脑活力催生了她的作品。艾米莉·勃朗特了解的仅仅只有约克郡的沼泽地和自己的家人。很难找出她唯一小说的生活来源。
《呼啸山庄》不少方面都显得有点荒谬。它保留了勃朗特姐妹幼年梦幻般的氛围，但却是一个噩梦。小说依靠情节吸引读者：魔鬼一样的希斯克利夫报复所有阻碍他得到凯瑟琳·恩肖的人。“剧中剧”的叙述方式让人摸不着头脑，小说的语言脱离现实，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是仅有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地觉得《呼啸山庄》有意思。可能我们是把它当作梦幻而非名著来对待。小说的本质就是紧张，哪怕情节再老套不过，这种紧张还是使我们折服，至少也让我们不安。
艾米莉·勃朗特是极富原创性的作家。她读过那个年代的爱情诗和哥特式小说，但是自己的作品却独辟蹊径。当时哥哥布兰威尔的恋情可能给正在写作的她一些真实的灵感，但是小说真正的、最根本的源头却无从寻觅。它只能来自艾米莉·勃朗特那质朴、原始、火山爆发般的想象力。以前没人见过，以后也不再有。
克里夫顿·费迪曼
80.亨利·大卫·梭罗
1817-1862年
《瓦尔登湖》《和平抗争》
梭罗的一生好像都在自说自话，他死后这些话却有千百万人在倾听，或许有上亿人也说不定。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马丁·路德·金有影响）以及英国工党过去的政治主张，都可以找到梭罗思想的痕迹。虽然他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从他的年代到我们所在的今天，《瓦尔登湖》（《和平抗争》也是同一类型的）都是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现在这个不断技术化的社会中，《瓦尔登湖》向世俗社会挑战的呼声显得更为急切。《瓦尔登湖》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92）可以称为美国两大“核心”宣言。梭罗的散文有趣，有活力，充满智慧和生气，在美洲大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文章。这些原因就足够我说服你去读读《瓦尔登湖》，也许你也应该花心思读读他其他更多的好文章。
梭罗没有浪费时间去挣钱。从小他就下决心为社会的需要而非自己的愿望而工作。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小学校长、调查员、做铅笔的工人、园丁、手工业者，甚至还做过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测员。他勤奋地写作（梭罗很少闲下来，他比任何一位五十岁的董事会主席干得都多），主要为一家大杂志社供稿，至今有些文章还未发表。为报纸杂志撰文和出版自己的著作，带给梭罗的收益微不足道。他第一本书印了一千册，卖出去不到三百册。梭罗说：“我现在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近九百卷书，其中七百多卷是我自己写的。”他一生和爱默生（69）、康科德文人圈、先验主义者们的交往不断。而设下陷阱捕猎的人和农民更是与他来往密切，他们都是朴实的劳动者，生活在梭罗热爱的大自然里。不过，和梭罗交流最多的还是他自己。他每天在居住地周围的小树林里、田野里散步，他自己敏感的眼睛记录着存在的一切：土地、水、空气的流动，他相信这些是生命得以延伸的源头。梭罗一直在不停地思索。
爱默生称赞梭罗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拘一格、单纯质朴、深思冥想，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赞美。他的世俗生活屈指可数：一次平淡无奇、早早结束的恋情（梭罗无疑是个伟大的人，但不是个理想的男性）；瓦尔登湖畔生活的重要两年，用二十八美元盖了房子，建起了围墙，几乎与世隔绝；拒绝向“不道德”的政府缴纳人头税被投入监狱一夜；在公众场合勇敢地反对约翰·布朗。
不需别人来评价，梭罗是自己评论自己的高手。不过读者也要注意一点：他很危险。梭罗不是革命者，却比革命者还革命。他的激进简直可以比得上耶稣了。他自己反对整个社会的风尚。他用隐居来反对发明、机器、动力、工业、进步，反对强大的政府。“简单化”，梭罗用这个词来概括一切。如果所有人直截了当地接受这个词，像梭罗一样，那么我们的文明将在一夜之间沧海桑田。
梭罗看到“人民生活在沉默的绝望中”（这句话被无数次引用），他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他是在“生活”，而非适应、积累、假设、改革、竞争。他的这种价值观，对天赋不及他、无法享用和阐释自然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梭罗对人的意义的全面阐释不以他的生活观为基础。
这个过着半隐居生活的古怪北方佬，信奉朴素的个人主义，不信任国家，对7月4日（美国独立日）毫无特别感觉。但他不仅是美国作家中最“美国”的，同时具有最长远的生命力。这一点也不奇怪。
克里夫顿·费迪曼
81.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1883年
《父与子》
在俄罗斯19世纪的四位伟大小说家中，屠格涅夫的声名最为不显。可能原因就像权威专家说的：屠格涅夫的风格是过分精细和煽情的，以至于没有翻译能够让它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而不丧失光彩。另外，可能是他作品的某些主题已经不再流行：“多余的人”，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吸引力而老态龙钟的沙俄贵族；男女之间没那么你死我活的斗争——占统治地位的是女性，男人是较弱的一方；早恋、不顺利的恋情、记忆里的爱情，如此种种感情中的哀伤之美；还有他永恒的主题——失败的变化。
屠格涅夫的母亲就像童话故事里吓人的老妖婆，给儿子一生不灭的恐惧和绝望，并把这些情绪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屠格涅夫一生追求丑陋而极负盛名、令人着迷的女歌者宝琳。这对他伤痛的灵魂毫无益处。在欧洲，他像宝琳身后紧紧跟随的一条狗，主人偶尔表现出的怜悯就能让他开心不已（如果这种开心是真的话）。为了获得所谓的幸福，屠格涅夫选择在宝琳附近的地方居住，甚至当宝琳和丈夫在一起时也不愿离去。可以肯定的是，宝琳让他对女性的认识扭曲了，女人让他又怕又爱。
屠格涅夫多年来在祖国和西欧之间奔走，他的最后二十年基本是在巴黎和巴登度过的。和乔伊斯（110）一样，他也是个国际流浪者，靠介绍大城市的文化来扩展祖国人民的视野。无论空间上和祖国相距多远，这两位“西方化”的作家都是从家乡汲取自己最本质的灵感。19世纪酝酿着1917年“十月革命”，那时的屠格涅夫对政治抱有淡淡的冷漠，内心也充满对自由、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怀疑。所以即使能马上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保守派和激进派还是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
他的一些短篇作品（特别是《猎人笔记》里的好几篇）优美无比，不过给屠格涅夫带来永恒光荣的恐怕还是《父与子》。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我觉得有些小说家更擅长此类题材，例如塞缪尔·巴特勒，他写过《众生之路》。
但《父与子》有更强的魅力，它是将这一因素和俄国性格融合起来的第一部经典之作。屠格涅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87）那样的直觉，但他笔下的巴萨洛夫——《父与子》的中心人物，确实是19世纪一位几乎可以称为伟大的“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自己创造的词）。时光流逝，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变出了种种不同的形式：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科学论者，最后还有富于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也充分展示了自己写作的其他特点，特别是简洁的文笔，和不属于俄国风格的清晰形式。不过以我之见，这本书成功与否，关键还是看巴萨洛夫。
克里夫顿·费迪曼
82.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
《共产党宣言》
思想会结出果实，这句话在卡尔·马克思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恐怕这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也许他会这样说：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我只不过一生都在为认清这些事实而奋斗，并轻轻地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往前推了一下。但是，191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更倾向于证实以赛亚·柏林在《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和环境》里的第一句话：“论对人类的影响，在19世纪没有人比卡尔·马克思更直接、更深入、更重大。”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共产党宣言》也值得推荐（他的朋友恩格斯也有一份贡献）。西方人不大喜欢马克思，大多数西方国家也拒绝他的理论，但如果我们对他和他的朋友一无所知，那我们就和文盲差不多了。
卡尔·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1849年之前，成年马克思在科隆、巴黎、布鲁塞尔的报纸杂志工作占去了他大多数时间。后来他被迫离开德国，移居英国。生命最后三十四年的大部分光阴消磨在大英博物馆中，这里被看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孵化器”。马克思一生没有多少大事，辞世之后和他相关的事件才开始不断发生。
《资本论》是卡尔·马克思的主要作品，不过如果你不是爱钻研的学生，即使推荐这本书也是劳而无功。
《共产党宣言》读起来很舒畅。它不是文学著作，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只是为1847年“共产主义联盟”提供一个平台，后来这份宣言却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对1917年后的运动而言。用明了而略加文饰的话来说，《共产党宣言》为经典共产主义提供了主要理论：任何一个时代，只有用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才能完全解释清楚；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要想从资产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不能指望简单的政治革命，而要倾覆整个社会，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共产党宣言》一开始就有一句著名的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结尾还有同样有名的三句话：“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不能以为《共产党宣言》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文件，它对现实的影响在今天仍然是铁一般的事实。
克里夫顿·费迪曼
83.赫尔曼·麦尔维尔
1819-1891年
《白鲸》《代笔者巴特贝》
二十五岁的麦尔维尔已经经历了足够丰富的人生，让他的笔下有了足够的素材。他在很多条船上当过水手，例如商船“圣劳伦斯”号、捕鲸船“阿克修涅特”号、澳大利亚三桅帆船“露西·安”号，还效力过小型驱逐舰。他在大西洋和南方诸海航行过，在马克萨斯群岛被食人部落俘虏过，过了四周“宽容监禁”的日子。在此之前麦尔维尔受过一些浅薄的无目的教育。结束自己的冒险后，他在欧洲和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旅行。多姿多彩的经历，热爱思考，出类拔萃的创造力，所有这些让麦尔维尔写出了包括《白鲸》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比利·巴德》、《前桅哨》在作者死后多年才出版，都是开卷有益的作品。《泰比》以作者自己二十五岁时陷落食人族部落的那段经历为原材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他的作品反响平平，后半生的麦尔维尔只是个孤独的无名之辈。当然，《白鲸》（1851年）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但是知音寥寥。直到麦尔维尔死后三十年的19世纪20年代，才又有一些较真的学者复活了“大白鲸”。麦尔维尔的声誉日隆，而且一直不坠，《白鲸》伟大小说的地位也被世界承认。
麦尔维尔在给好友霍桑（70）的一封信中说：“我写了一本洁白如羔羊的邪恶之书。”很有趣的话，很微妙的讽刺。他认识到《白鲸》中的玄学和对宗教的叛逆不会令守旧的家人开心，所以这句话也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叙述。《白鲸》并非为了“邪恶”而写，而是写“邪恶”，同时缺少哪怕一点基督教因素。
《格列佛游记》（52）、《爱丽丝漫游奇境》（91）、《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92）、《堂·吉诃德》（38），这些小说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即它们丰富的想象力需要从两个或更多的方面去理解，《白鲸》与它们同列。
少年男女可以快速阅读里面自己喜欢的部分，把它看成有吸引力的海洋故事：有一条象牙做的假腿的老船长，追逐夙敌大白鲸，最后和它同归于尽。成年之后，各个年龄层的人会认同这本书是一部充满冲动的书：深度分析种种困扰，解释生命的悲剧性。这些特质让《白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87）的作品，甚至与莎士比亚（39）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对英语有感受的人会不由自主地被这本悲剧性的书感动，就像管风琴的音栓全部被拔出来，空气流喷涌而出。
《白鲸》既不晦涩难懂，也不能一目了然。读过的人都会觉得，老船长亚哈和白鲸（还有船上其他人物）并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究竟象征何物，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大白鲸”象征整个宇宙的邪恶，大自然沉默得无情，敏感而精力充沛的人会感到自然的冷漠，并意识到自己受困其中。黑暗的大自然一直在亚哈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对他而言，大白鲸不光是一条真正的鲸鱼，还是自我心灵“太平洋”中一只翻云覆雨的怪物，要毁灭它只有自我毁灭一条途径。《白鲸》既不是使人忧伤的，也不是令人恐惧的，但也绝没有乐观的因素。
这么多年评论《白鲸》，我曾经想把自己的感触总结一下。现在，在第五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感受还和第一次读时一样，没有变化：“《白鲸》是美国最为阔大的杰作。美国最自由的人是爱默生（69）和惠特曼（85），而《白鲸》的内核比他们的思想还要深邃复杂。它用征服的文字闯进‘世界极远的神秘之地’。它或许和高雅的风格不沾边，进而还有些固执难懂，但它无疑是美国对世界文学的一份礼物。层次多样，内容广泛，一个桀骜不驯又暗自害怕的灵魂飘荡在冥界，感受孤独，恐惧孤独。”
《白鲸》出版两年之后，篇幅比较长的短篇小说《代笔者巴特贝》在一份杂志上刊出。这个故事只有麦克维尔能写得出来。在今天这个人们对黑暗更为开放的时代，巴特贝式的根深蒂固的钝性，恐怕也只有塞缪尔·贝克特（126）的天赋能够反映了。但在1853年〔爱伦·坡（75）1849年就去世了〕的美国，除了麦克维尔，没有其他人能够用想象力创造出这种主题的故事。实际上，当时好像找不到能理解“巴特贝”的人，有些评论者以为这是一篇幽默故事。
巴特贝用无言的“我不想”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接触，他“纯洁而无趣，可敬又令人鄙夷，自己无法从孤独中解脱”。问题在于，作者是如何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这五十页的故事呢？而麦克维尔就能这样做，编织一个让人难忘的故事，它的主人公缺乏理性，不懂人情世故，对生活只会“永远说不”，在他所有的同胞以巨大的热情生活和建设强大国家时，他还是在说“不”。
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也许在弗洛伊德（98）几个世代之前，“巴特贝”已经对“死亡意愿”做出了研究。也许它属于“另一个我”这一文学类型，就好像康拉德的名作《分享秘密的人》（100）一样。可怜的巴特贝与十分正常的创造者麦克维尔似乎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巴特贝也许是麦克维尔的自况，其中有他的孤独，有他同自己时代纷纷扰扰的物质世界的远离。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安眠的故事。
克里夫顿·费迪曼
84.乔治·艾略特
1819-1880年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
可能只有文学史家注意到了，如果用股票交易市场来比喻文坛，那很多知名作家的股价都有过浮动，虽然不是大起大落。过去五十年中，萧伯纳（99）和华兹华斯（64）的股价下跌了几个点，奥尼尔（115）、福斯特（108）、卡夫卡（112）、多恩（40）、博斯韦尔（59）、托克维尔（71）的上升了几个点。乔治·艾略特的股价可算大涨特涨，以受人尊敬的英国评论家F.R.利维斯为代表，学者们的大力支持应对此负责。
普通的西方读者还能记得在高中被迫读《织工马南》时的场景。也许是被作者的尊容吓着了，到现在一回想起来还是会像一匹伤心而聪明的小马一样逃开。乔治·艾略特和诸多作家相似，都是被摄影师和肖像画家害苦了的“不幸的人”。
不过，乔治·艾略特还是有很多有趣之处。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出身于华威郡一个中产商人家庭（父亲从一个木匠变成房地产暴发户）。起初艾略特就对学习很感兴趣，这对她以后的职业很有帮助。十几岁时她是虔诚而狭隘的教徒，不过读了很多书，又和不少非教徒交流过后，她迅速摆脱了教条主义。抛弃上帝和永生，她用对义务的付出平衡一切。“义务”在抽象意义上与“永生”似乎有相通之处。
父亲去世后，艾略特搬到伦敦居住。她成功地从事于需要付出脑力的新闻工作，与诸多文化名人有所往来，例如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穆勒（72）等。1854年，她的人生似乎确定下来了。艾略特与学富五车的记者和传记作家乔治·亨利·刘易斯在一起，两人的关系长期、不合法而又是公开的。刘易斯的妻子精神不正常，与别的男人生了两个孩子（唉，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啊），和丈夫处于分居状态。直到1878年刘易斯去世，艾略特都和他保持这种关系。两人生活美满，受人尊重。刘易斯死后一年半，艾略特和美国银行家约翰·W.克劳斯结婚。那时她已经六十岁，新郎比她小二十岁。艾略特真是一位意志如钢的女人。
艾略特的坚强意志不仅仅体现在有勇气的忙碌生活上，还体现在她的小说中。艾略特的小说给很多读者的感觉是：冗长而缺少趣味，过多的思想，说教性过强，特别是《罗莫拉》，让人不由自主地体会到作者那直截了当的才智。但是，艾略特的小说无声无息地为现代文学做了领路人。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现代小说的进步会更为艰难。就像D·H.劳伦斯（113）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乔治·艾略特开创的，她发挥了实际作用。”从现代小说的产生来看，或许斯特恩（58）更早，但是他的小说《项狄传》因为太过奇怪而被英国主流文学边缘化，而艾略特正好在主流文学之中发挥了导向的作用。艾略特的写法在当时十分新颖，她用这种形式来描述人心所承受的精神重压。她的小说不拘一格，在里面找不到狄更斯式的快乐结尾和经典的浪漫爱情。在她的故事里，有着自己超越大多数前辈作家的一流智慧，还有她自己的价值观。艾略特甚至着笔于写知识分子——这一题材在乔伊斯（110）之后很常见，但在简·奥斯汀（66）、菲尔丁（55）或者狄更斯（77）的作品里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