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前几章具有自传性质，叙述了独特的童年光阴，细腻深刻，温润舒缓，令人着迷，就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92）一样有趣。书中塑造了格莱格姑妈、普利特等一些生动形象的小人物。哪怕那时的生活环境已经一去不返，这些人物形象依然保有鲜活的生命力。还有值得怜悯的玛吉，在苦难的世上奋力发挥自己的恋爱天赋，这种努力今天仍非常感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严肃的道德性——不僵化狭隘，而是心灵的自然流露，这心灵包容阔大，善于思虑，富于力量而有人道关怀。只要读几个小时就会发现，乔治·艾略特虽然有很多说教，但其重要性不可抹杀。
在今天，《米德尔马契》不仅被认为是艾略特的名作，同时也是英国传统小说的核心作品。1919年，伍尔夫（111）在一篇文章中就将它称为“为数不多的写给成年人的英国小说之一”。它非常迎合当时的趣味，用复杂、曲折的情节讲述几对情人和夫妇的职业经历。小说还有一个主题，就是1832年“修正法案”首次通过之前对政治和社会的辩论。读者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描写，还有女主人公多罗西娅·布鲁克承受的性失败和精神冲击。面对小说里的不幸婚姻，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安。细致的心理分析，深厚的同情心，这些魅力直到今天仍然不减。
伟大的小说有的可以快读，有的需要慢读。《米德尔马契》应该慢慢读，它不会让读者大踏步向前，这是一部舒缓向前的作品。
克里夫顿·费迪曼
85.沃尔特·惠特曼
1819-1892年
《诗选》《民主远景》《草叶集》初版序《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我赞美我自己。我散步，还邀请了自己的灵魂。我戴着帽子在自己的屋子里任意出出进进。我发现任何人的脂肪都没有我自己骨头上的甜美。我是人，我痛苦，我存在。我自相矛盾吗？好吧，我是自相矛盾的。通向印度之路。我在世界的房顶上发出粗俗的吼声。一个女人在等着我。当我给予，给予的是我自己。长长的黄土路可以引我到想去的地方。被选出来的人的无耻无限。开拓者！哦，开拓者！迈出永远摇动的摇篮。最近紫丁香在庭院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一座有最伟大男人和女人的伟大城市。美国自己就是一首长诗。物质占有狂。这些美国的州。伟大诗人不可或缺的伟大听众。我镇定自如，放松地立于大自然。未曾被教育过的强者。草叶集。
我没有给上面的句子加上引号，因为在我们的头脑和记忆中就不存在引号。力量之源是惠特曼的语言而不是内容。他全面投入自己的灵魂，想要变成国家的游唱诗人、代表“神圣普通人”的声音和民主的缪斯。可是美国没有游唱诗人；芸芸众生没有神圣感，也不想有；民主也不想让缪斯来陪伴。惠特曼热爱祖国，总是用不懈的激情来表达对祖国之爱，不过也许他从未认清过自己的祖国。他广受欢迎不是因为被“未曾被教育过的强者”接纳，而是因为他创造力澎湃，是神奇新语言的创作者。
如果可以被称为“思想”的话，惠特曼的思想是有多个源头的，包括第一批称赞他才华的人中的爱默生（69）。他诗歌的节奏也源自《圣经》等作品。尽管如此，在诗歌领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自由变换、抑扬顿挫、像波浪一般的诗句，他新奇（有时甚至荒谬）的语言控制方式，他对词汇充满勇气的使用——所有这些都帮助解放了美国的诗歌，而且在国外也影响深广。他对性的坦率也无疑有助于反叛文雅的传统。
前三版《草叶集》（1855年，1856年，1860年）汇集了惠特曼百分之九十的名篇。之后的作品更像是以前作品的重复，更像是散文而非诗歌。惠特曼有点想表现得像个内行，如果读者更喜欢能激发想象的词，那可以说他戴着“面具”。
惠特曼是同性恋者。恐怕只有明白了他对男人的看法，才能明白他对民众的奇怪想法。
惠特曼原创性强，有农民式的狡黠，但智力一般。他想象狂放的预言性诗句让读者亢奋，他动听的悲歌让读者动心，他还能让读者看见一系列上蹿下跳的神奇小人。这些不是小把戏，足可以令惠特曼成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另一方面，惠特曼过多地思考如何将自己的缺点变成美德。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即使惠特曼热衷于讲述他的传奇故事），他写诗依仗的是足够多的智慧，而缺少经过三千年积淀下来的西方文明的支持。所以他勇敢地代表美国时，给人一种狭隘的感觉。当他说自己“既不雕饰，又不礼貌”的时候，恐怕也不是理直气壮的。
惠特曼不管价值的等级，他赞美一切创造物——总是激发出人的情感，也总是荒谬绝伦。惠特曼认为一切都是平等而神圣的。“和撒那8”的次数出现过多让读者们开始生厌。诗人西德尼·拉尼尔完全同意这种想法，他讽刺惠特曼说，惠特曼觉得“因为密西西比河很长，所以美国人都是上帝”。
类似的批评不绝于耳，有的更加苛刻。但是“惠特曼”存活了下来。他粗野的叫声被当作真正的美国之音，被英国和欧洲大陆急不可耐地接受下来（因为这和他们对美国的天真想象一致）。所以在那里喜欢惠特曼的比在美国还多。不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美国人（而不是惠特曼喜爱的工人阶级），还是比较能接受惠特曼奇妙激昂的诗句。倒不是他能代表美国发出真正的声音——弗罗斯特（106）才是更真实的美国之音，而是因为他超越时空限制的圣歌，差不多与荷马（2，3）一样，诉诸读者最本质的感情——关于死亡，关于自然，歌颂在最文明的人们心中依然留存的“神衹们”。惠特曼赋予诗歌的形式不守常规，虽然他觉得自己是新时代的号手，但实际上他的文风有点近似前古典和前基督教的风格。
除了这三篇重要的散文作品，下面列举的几首诗也是必须阅读的：《我自己的歌》、《我对带电的肉体唱歌》、《大路之歌》、《轮渡布鲁克林》、《回答者之歌》、《阔斧之歌》、《迈出永远摇动的摇篮》、《和生活之海一起退潮》、《当我听到学问渊博的天文学家》、《在弗吉尼亚树林费力踱步》、《裹伤者》、《最近紫丁香在庭院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暴风雨的壮丽乐曲》、《通向印度之路》、《哥伦布的祈祷》、《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现代岁月》。
克里夫顿·费迪曼
86.古斯塔夫·福楼拜
1821-1880年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最初以连载形式问世。当时居然有人控告这部作品违背道德和宗教，福楼拜不得不当众做自我辩护。他打赢了官司。《包法利夫人》的文学性替代了道德关注，但后者造成的麻烦远未结束，还是有很多读者对这部作品表示不满，其中还包括其他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在这里我得说，虽然我喜欢《包法利夫人》，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但我对它透露出来的超脱态度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与巴尔扎克（68）不同的是，福楼拜是纯粹而专注的古典型艺术家。他的父亲是鲁昂的一名外科医生。他自己在巴黎修过法律课程，时间短暂，索然无味。1844年，福楼拜得了神经疾病，开始隐居起来学习和习作，期间经历过旅行和风流韵事。天性不乐观的作家失去爱人，作品被大众误解，自己又因过分追求完美而痛苦……所有这些让他天生的忧伤更浓重了。
福楼拜写道：“思想依托形式而存在。”在他那里，形式不是结构或者模式，而是一种复杂的东西。形式包含而不限于以下诸多元素：“完美的词”，精巧灵动的节奏，半谐音，像回声一样的排列组合，像建筑一样错落有致的符号。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上投入了五年时间，之前的法国作家无人有如此认真的精神。
福楼拜认为艺术家是在道德宇宙之上盘旋的精灵，艺术家的任务不是判断、解释、说教，而只是理解和完美地记录。只要自己的作品不那么情绪化，不那么令人感到遗憾，作者的任务就完成了。和《格列佛游记》（52）一样，《包法利夫人》传递出的信息是消极的；和斯威夫特一样，福楼拜也不热爱人类。《包法利夫人》的情感是冷漠的，带着对人类的厌恶，但在我看来它还是一部美的作品。
无论这一观点是对是错，没有人能否定《包法利夫人》的影响。此后诸多小说反映了理想生活和灰色现实的对立，它们应该感谢福楼拜的这本小说。包法利夫人是“瓦尔特·米涅”式人物系列的第一人。她的名字“包法利”成了她“病症”的象征——狂热而不健康地认为自己比真实的自我更为优越。千千万万的男女反抗自己的生活，有的用白日梦，有的用实际行动。也许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要反叛的，《包法利夫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像一位青年看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62）后自杀了。
被大多数评论者推荐的《包法利夫人》是一部杰作，但不能涵盖福楼拜的全部内涵。我特别建议读读他的《三故事》。其中《简单的心灵》居然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同情，在伟大而忧伤的福楼拜身上，这可算是件难得的事情。
克里夫顿·费迪曼
87.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年
《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和生活如同一出戏剧，痛苦、暴力、危机四伏的情绪以及放纵充斥其间。他的全部写作生涯都笼罩在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是他作品里真实情绪的一个来源。读者知道这一点很有必要，毕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似身处冥府地狱。
和福楼拜（86）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医生的儿子，在年幼时就被大人领着看到了种种痛苦、病态、死亡的场景，这些场景被深刻在脑海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岁那年，性格温顺的母亲死了。不久之后的1839年，父亲也死了——也许是家里的农奴杀了他，也很有可能是中风。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独自一人，无所依傍。困扰他一生的癫痫病可能就是这时候缠上他的，这种容易发作的疾病或许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某些灵感。1849年，因为和一群激进梦想家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下狱并判处死刑。在行刑队开枪的前一刻，他获得减刑。这一经历深深地刺激了他。之后他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过了四年非人的生活，《死屋手记》对此有所记载。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亚洲一个偏僻的哨卡当了四年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患有精神病，第二个妻子是他的秘书，好像对他的疯癫和狂暴相当能宽容。他抛弃了年轻时激进的乌托邦梦想，皈依宗教，变成了一个东正教教徒、保守主义者、大斯拉夫主义者。但这些依然不能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基督和撒旦对他的争夺构成了他性格的矛盾。他的语言时而让他看上去像个善良的欧洲人——当然还有明显的俄国特征。在生命的后半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方面非常有成就，在传播俄国性格的方面也很成功，但他并不比之前幸福。癫痫病时刻威胁着他，他还经常为债务愁眉不展，有段时间甚至成了一个赌棍，同时能够确定的是，他的性功能也失调了。
这就是为世人奉献众多不朽之作的那个人。他的小说为尼采（97）和弗洛伊德（98）提供了诸多思想之源，还对诸多非俄作家施加了影响，例如托马斯·曼（107）、加缪（127）、福克纳（118）；他们对恐怖的理论和实践的戏剧化让我们联想起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可以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20世纪要遭受的苦难有一种直觉，他的作品因这种直觉而更具吸引力。
完全理解这位奇怪的作家是很困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核心是上帝。他的故事是关于寻找上帝、证明上帝存在而进行的努力。饱受痛苦的作者也许只有在痛苦罪恶的宇宙中旅行长长一段后，才能看到爱与和平。他小说的头绪繁多，罪恶、变态心理、宗教神秘主义纵横交错。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看作心怀怜悯的布道者，但是在其身上却难以发现真正的神圣。
《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作品。不过如果只想读他的一本书的话，还是选择《罪与罚》吧。《卡拉马佐夫兄弟》终究是未完成的，尽管并不是悬而未决。《罪与罚》更简练，有引人入胜的破案情节。当刺激小说看，当幻想小说看，或当两种因素跨界的小说来看，全看读者自己的取舍。沉浸于他那些昏暗、有魅力、异常生动的故事中，读者会感觉自己好似经历了难挨的一生。这种感觉可以持续九天啊。
克里夫顿·费迪曼
88.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年
《战争与和平》
比起其他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是最经常被赋予“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一称号的作品。读者不必望而却步，再伟大也是可以描述的，并不那么难读，甚至都称不上深奥。只要我们能鼓起勇气弄清一些小小的危险事件，这部拿破仑时代的编年史巨著就会像在阳光下写成一样，变得明明白白。陀思妥耶夫斯基（87）是描写潜意识和反常事物的大师，而托尔斯泰就是描写意识和正常事物的大师，他能将这些写成长篇大作。他用慈爱与平和来写作，小说人物的名字古怪，时代久远，但对我们来说却有兄弟姐妹一样的亲密感。
第一次读《战争与和平》的人会有以下三种困难：
1.小说长得惊人。不过和《堂·吉诃德》（38）类似，《战争与和平》也有许多缩写版本。
2.人物有着古怪的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行动十分复杂，很难有清晰的印象。对此我只能说，坚持读下去的话，这些会明白起来的。
3.故事有太多的支线，导致理清它们困难重重。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这部伟大杰作唯一的缺陷。屠格涅夫（81）是个形式主义者，托尔斯泰和他不同，他的文字是蔓延开来的，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你抓住作者就不能放手。假如慢慢读（这本书本来就需要缓慢闲适的阅读速度），读者可能会发现把握其中的支线情节并不那么难，至少不比在《汤姆·琼斯》（55）中应对那些到处都是的评论文字更难。
许多年前，我在评论《战争与和平》时，特别强调了这部书的三个优点：包容、自然、永恒。十五年后再读，我又发现了新的优点，那就是托尔斯泰对发掘读者心灵深处很有心得，他的作品也令人们更了解自己。再一次读完之后，我发现这部作品居然如此简单甚至平淡。托尔斯泰曾说：“对生活和艺术来说，唯一必要的事，就是讲真话。”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不难做到——海明威（119）在描绘斗牛时讲的也是真话。但要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以整个人类生活为主题，那要做到讲真话就无比困难了。
托尔斯泰做到了自己说过的话。这部巨作描写了拿破仑入侵给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托尔斯泰在这里没有说谎也没有逃避，他抓住生命的本质，用真实而发人深省的语句体现着每一个人物的内涵。所以，《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一部最具理性的小说，虽然它的部分内容是关于战争和毁灭的。这种理性的态度来自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热爱，对“代代前行”的关注，对生活万象的尊敬。
可以比《战争与和平》读得更为畅快，也更短一点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经典爱情小说。希望你把两本书都读完。
克里夫顿·费迪曼
89.亨里克·易卜生
1828-1906年
《戏剧选集》
这本《读书计划》提到的剧作家中，易卜生不算是最伟大的，其作品可读性也不是最强的，但他可能是对现代戏剧影响最广的。他开始写作时，欧洲流行机械、缺乏生气、装模作样的戏剧模式，易卜生自己一个人就毁灭了这种模式，把戏剧看成自己终生的职业。他将戏剧变成论坛，让颠覆性的思想经常出现。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理想主义。他戏剧的重心在人物不在场景。他还是萧伯纳（99）的老师，可以说是西方现代社会剧的开创者。
易卜生的父亲是个挪威商人，他八岁时，父亲因生意失败破产，之后易卜生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写诗，还写了一些浪漫的历史剧，不过做得最好的还是舞台监督和戏剧导演。1864年，获得旅行奖学金后，易卜生离开挪威去了罗马。之后的二十七年，除了两次时间不长的返乡，他一直在德国和意大利居住。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易卜生完成了大部分的戏剧。这些作品震动了整个欧洲，让全欧为之欢呼。死前几年他得了神经性疾病。他活得时间不短，但是否幸福并不确定。
读者最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了解易卜生。
和美国记者H.L.曼肯想的一样，很多人都认为易卜生不是一个提倡除旧布新的作者，而是“一个技术惊人的写作者”，一个手段高超的艺术家。在一个崭新的背景——舞台上，易卜生讲述有一定头脑的人都会接受的思想，而不是教训观众。曼肯引用了易卜生的一句话：“戏剧家应当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萧伯纳是易卜生的门徒，他认为适当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相信柏拉图（12）也会同意这一观点，他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话，某种意义上令其不朽。萧伯纳的观点是：易卜生的巨作为19世纪的中产阶级开辟了一条路，让他们摆脱了虚伪的“善”和所谓的“理想主义”。萧伯纳将易卜生视为自己真正的老师，甚至可以这样说：易卜生是“萧伯纳崇拜主义”的老师。不管萧伯纳自己的理解与真实的易卜生有多少距离，都可以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特别是以婚姻、女性地位和传统崇拜为主题的戏剧，不仅对作者的同代人，而且对之后人们思想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我的合作者提醒我：易卜生对西方以外广大世界的深刻影响不容忘记。他指出，《玩偶之家》的译介深刻改变了中国和日本文坛：一出戏让整整一代作家获得了自由。
易卜生的第三个身份是诗人。他的诗歌很少被翻译过来。早期的散文诗剧《培尔·金特》尽管没有什么国家主义倾向，但是以挪威人的立场来看，那是一部描写自己民族性格的奇特的讽刺性史诗。一些“社会戏剧”，例如《玩偶之家》、《群鬼》、《海达·高布勒》也许很快就没人再记得，而《佩尔·金特》、《建筑师》、《当我们复活时》这样象征意味强烈、充满难以理解的奇思妙想的作品，最终会被认为是过去两个世纪中不可多得的戏剧佳作。
上面提到的戏剧作品按写作时间排列，我认为最细腻的作品是《佩尔·金特》和《野鸭》。至于哪部是易卜生的最佳作品，目前还没有绝对一致的意见。不管怎样，推荐读者读一下《佩尔·金特》、《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海达·高布勒》、《当我们复活时》。
克里夫顿·费迪曼
90.艾米莉·迪金森
1830-1886年
《诗集》
艾米莉·狄金森的人生波澜不惊，她却能窥见人类最本质的生存状况，这个难解的谜团让读者为这位诗人着迷。她写道：“灵魂选择她自己的伴侣——/之后——关上了门”；还有“这是我给世界的信件/它从不写给我”。大门打开了，回信已经来了，这位隐居者已经厕身于世界经典诗人行列。
艾米莉·迪金森生在殷实之家，先后在安赫斯特大学、蒙荷利约克女子学院读书，毕业那年十八岁。她终生未婚，从三十岁开始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和喜爱的花园，直到辞世。四十几岁之后艾米莉·迪金森只穿白色的衣服。涉及情爱的文字在诗人的书信中可以找到，不过好像这种浪漫的能量只在诗作中迸发出来。
艾米莉·迪金森一共留下一千七百七十五首诗，不过在诗人生前得见天日的作品是凤毛麟角。我们可以说，艾米莉·迪金森的作品是一种独语，连标题都没有。她运用语言和性格一样率性而为，充满新鲜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面对下面这样的诗句，评论家们只能绝望地闭上嘴。
藏在最高的仓库中，
在梦中度过白日，
无所事事的小草，
我愿自己是一堆干草。
读艾米莉·迪金森的诗作，不要奢望立刻能理解得比较好。她的想法常常浓缩而奇怪，让多数读者产生阅读上的挫败感。还有的时候，句法本身就让人愤怒。读艾米莉·迪金森应该让自己服从于作者的音质音调，一口气读上二三十首，不要更多了，这时看看你得到了什么。然而，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这种印象主义阅读。要是你希望了解作者奇怪的比喻究竟有何含义，解读宗教与爱时为何笔法怪异，那么辛西娅·格里芬·沃尔夫写的《艾米莉·迪金森》值得你读一读，会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艾米莉·迪金森经常体现出梭罗（80）和爱默生（69）坚定的个人主义，先验主义也并不鲜见。
我想了解有钱人——或许只是感觉——大商船——一位伯爵——
我确信自己——尽管只剩一个小钱——却是所有那些人的主宰
1945年艾米莉·迪金森出版了一部名为《诗意醉人》的诗集。这名字来自诗人自己的词汇，指的是创作时诗人心中沸腾的创见。破折号是诗人独有的商标（看看之前引用的诗篇）。这不是因为艾米莉·迪金森不会用标点符号，最大的可能性是破折号能够表达其写作时身体的反应，表达思想和词语涌入头脑时的急促呼吸。
艾米莉·迪金森的交际圈子是她自己的花园。花朵、蜜蜂、夜莺、蜘蛛、蒲公英、枝丫、树叶、毛毛虫……是她永远的伙伴，她的密友。诗人的隐喻来自这些小东西，艾米莉·迪金森以此来描述自己对人生的感想。有时她把单词首字母大写，用来表达更多的含义。她写道，“一所监狱能够成为朋友——”。
艾米莉·迪金森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但她只是自言自语，多年之后，她才有了那么多倾听者。
克里夫顿·费迪曼
91.刘易斯·卡罗尔
1832-1898年
《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
有的读者或许觉得，刘易斯·卡罗尔漂流到这个《读书计划》里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意外。不，他本来就应该在这里，因为即使他自己不知道——有这个可能，但刘易斯·卡罗尔确实向人们证明了荒诞世界和理性世界有一种并不简单的奇妙联系。他不是作为一位青少年经典作家被我收进本书的，因为那样的话，格林、安徒生、科洛迪、E.B.怀特等不少于一打的作家都应该被这本书收录。刘易斯·卡罗尔的当选是因为他的魔力不仅对孩子们有效，同时也征服了无数成年人。
《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这两本书出版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实际上卡罗尔现在比当时更受欢迎，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他的书迷，包括评论家埃德蒙·威尔森、W.H.奥登（126）、弗吉尼亚·伍尔夫（111）、逻辑学家和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波特兰·罗素、阿瑟·斯坦利·爱丁顿，还有很多哲学家、语义学家、心理学家。
刘易斯·卡罗尔本名查尔斯·路德维希·道森。他的父亲是教区长，他自己有七个姐妹，可能这使他看上去有点缺乏阳刚之气。十九岁之后，刘易斯·卡罗尔一直待在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从学生到数学老师，后来又成为系主任。据我们知道的情况，他一直单身。卡罗尔的生活体面而快乐，有点学究气，在学术领域和别人进行过几次小小的争论，爱好广泛（他是出色的摄影先驱，发明过非常像透明胶纸的东西）。写作是他生命的一种激情，也是吸引小女孩的魔力来源。
刘易斯·卡罗尔作为数学老师很平凡，有点循规蹈矩，但他却是亚里士多德（13）逻辑学的优秀学生——不彻底的演绎法是“爱丽丝”系列小说众多不明显的特点中的一个。总体来看卡罗尔有点奇怪，时而和蔼可亲，时而狂暴易怒，时而小心谨慎，时而羞涩腼腆（他甚至常常用灰黑色的手套来遮盖双手）。他的思想似乎十分传统，但如果读他的信件或日记，那令人大吃一惊的闪耀的洞察力会让人想起弗洛伊德（98）或爱因斯坦。
不可否认，卡罗尔内心分裂，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敏感而好奇的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作者心灵分裂的蛛丝马迹。童年的世界、梦的世界、荒诞的世界、理性的世界，它们或者来自意识，或者来自直觉，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被融合在一起了。它们有些部分合在一处，时而交叉，时而交融，一起改变着自己的形态。这种情况赋予《爱丽丝漫游奇境》复杂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变得不那么现实了。成年读者会对想象奇特的幽默感报以笑容，但同时也会觉察到这不仅仅是写给天真的小孩子，因为书中偶尔会出现光与暗之间的意识领域。
很多年前，我评论过卡罗尔，从中引用下面一句话来做结尾：“他热爱孩子，热爱孩子的世界，而对于梦的世界，他也是抱着同样深的热情去探索的，虽然这种热情少了几分刻意，即使对象是噩梦也是如此。噩梦中充斥的内疚和恐惧，正是许多孩子生活的主题，因而也是成年人生活的主题。所有因素结合起来，让‘爱丽丝’小说经久不衰，拥有广大的读者。”
克里夫顿·费迪曼
92.马克·吐温
1835-1910年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小时候读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读者中，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这是一本“男孩子的书”——这当然是一本“男孩子的书”，而且还非常出色。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言正好和这种看法形成对比：“马克·吐温的一本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一切现代文学之源。”真相就在这两种看法之中，第二种似乎更为客观一点。
马克·吐温（真名为塞缪尔·朗赫恩·克列门斯）写这本书写得十分艰难。也许他压根没料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和梭罗的《瓦尔登湖》（80）相提并论，这两本富于开创性的小说并肩而立，在19世纪的美国居于中心地位。可以说，这本书不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在马克·吐温的潜意识里，培养了他幼年丰富想象力的河流仍然奔流不息。作者将自己的少年时代写入书中，甚至在不自觉中，也将共和党的初始岁月写了进去。不仅仅是这样。哈克天生善于和人交流（哈克不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天才），不过他十分反感所谓的“文明”，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实际反映的是美国之魂的分裂。美利坚民族本来是要“照亮这片土地”，另一方面却更渴望将“这片土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在两种愿望之间的美利坚民族备受煎熬。此外，至今仍在美利坚民族道德感中存在的种族紧张情绪，在哈克身上同样有所表现。你可以再读读这一章：哈克不知是否应该告发吉姆，吉姆是一名逃犯和奴隶，但同时也是哈克不经意间结成的朋友。
本书缺乏感伤情调。书中工业化之前的美国处于“自然状态”，充满暴力、谋杀、仇恨、贪欲和危险。做过领航员的马克·吐温懂得密西西比河的美无与伦比，更知道这条河的多变和险恶。但是，所有美国成年人，他们热爱自己祖国的过去和未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对“失去的天堂”的伟大赞美。美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感到阿伯马托克斯事件一旦发生，那种充满朝气的新鲜的自由就永远离去了。当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伯利克里时期的希腊人读荷马（2，3）的作品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美国版的《奥德赛》。
马克·吐温针对自己另一部没那么伟大的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说过这样的话：“它本是一首诗，只不过用散文做外表，同时拥有世俗的气质。”这个结论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同样适用。它是一首赞美诗，赞美的对象是怪里怪气、迷茫、冲动却仍又十分美好的美国青年。
海明威的名言包含上面提到的一切，同时还提供了更具体的意见。海明威将马克·吐温视为美国第一位创造性运用本土方言的伟大作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有意识地背叛了传统英语的文学写作手法，以日常生活中含混不清的发音为原型，放弃表音的准确，制造出一种截然不同以往的语言韵律。这部作品使我们看到了“非学术化”语言的广阔天地。
虽然马克·吐温后期作品拥有较多的世俗色彩和城市味道，但他仍无愧于惠特曼（85）“致敬”的“非教育培养的强者”，也无愧于“伟大作家”的名声。不过这样一来，和同时代作家亨利·詹姆斯（96）相比，两人分别引领了美国文学和思想领域迥然不同的两种传统。马克·吐温拥有乡土风味的幽默感，准确地说他的作品属于大众文学；而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有明显的“盎格鲁-欧洲-美国”特色，善于深刻的分析，最好的状态下有贵族气。
克里夫顿·费迪曼
93.亨利·亚当斯
1838-1918年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亨利·亚当斯是典型的大世家子弟。他可算是美国第一家庭的后代，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他的祖父；美国驻英国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他的父亲。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家族的政治传统，从事别的行当。
如果按照家族传统，亨利·亚当斯长大后就会身居高位为国出力，坐上总统的位置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亨利·亚当斯成为学者、知名历史学家、颇有权威的老师、哲学家、环游世界的天才，他写下众多优美的信件，美国最细腻的自传也出自他手，虽然他从来不是什么政坛大人物，但他对美国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即使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他说过：“只要我能发挥某种作用，那我的角色就和政治家没有两样。”他几乎熟识美国和英国的所有政坛要人，所以他是一个称职的讽刺观察家，从内到外他都带有讽刺性。
从一个角度观察（这也是他自己的角度），亨利·亚当斯并不成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时，他又是一个成功者，只不过这种成功在他死后才到来。没有雄心，没有能力延续家族的传统——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自己在19世纪所受的教育更重视的是宽厚仁慈的写作和严格的道德说教，这种教育使亨利·亚当斯与20世纪格格不入，因为20世纪重视的是能源、科学和工业。以上也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的主题。作为一个成功者，对自我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好成就了他现实的职业），让他更加深入自己及不适应的那个时代。他的作品，尤其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愤怒之蚌孕育的珍珠。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采用充满讥讽的第三人称口吻，是亨利·亚当斯剖析自己、解释时代的一种尝试。19世纪晚期的物理学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他认为文明就像物质，受到冷酷规律的支配而不断发生变化、退化。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发展到13世纪，已经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圣母玛丽亚是那种境界的象征；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远离和谐，开始了一种多样性进程，不断加速地退化，未来能够预料到的只有一系列愈发严重的灾难，发电机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一本充满智慧的高雅著作，读者能够亲身感受到其中的美妙。亨利·亚当斯对悲剧经常保有的预见性是他激进情绪的源头，所以《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在讨论“真理”之外还有一种诗歌的独特味道。
批评家保罗·埃尔默·莫尔责备这本书具有“感伤虚无主义”。带有亚当斯特征的悲剧情怀有时确实令人感到厌倦。然而，只要你看一下今天的世界就可以知道，并没有一位作家能够像亨利·亚当斯那样对未来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人类曾经经历的几次灾难已经被他说中，很明显，我们离他的其他预言也并不遥远。和谐渐渐远去，退化逐渐加速，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亨利·亚当斯具有深刻的想象力，所以才能在1862年预见到这一切，他写道：“最终，科学会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宰，人类会引爆这个世界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亨利·亚当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885年他的爱妻自杀，让他更趋向消极、悲观，他自视甚高、心怀种族偏见、更不用提他对自己的那些虚情假意的批评。然而，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一伟大著作来说，他的缺点同他的优点，都有助于他收集材料。身为亚当斯家族的一员，他写不出“忏悔录”，作为作家，他的目的不是揭露人类的内心，而是从一位历史人物的角度去阐述一些不可动摇的观点，而这位历史人物正是他自己。《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本书充满智慧地分析了迷宫般的头脑，同时也分析了在作者看来变动退化着的社会，这一社会是作者无比了解的。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优秀著作。
克里夫顿·费迪曼
94.托马斯·哈代
1840-1928年
《卡斯特桥市长》
托马斯·哈代来自多塞特郡，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郡的首府多尔切斯特之外度过，多尔切斯特周围是美丽而荒凉的古老村庄（哈代称之为威塞克斯），哈代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在这里生活。作家的父亲是建筑工人，他从八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一直持续到十六岁，之后去了多尔切斯特和伦敦，在建筑行当学徒。二十七岁时哈代开始写小说，开始了在这个领域里二十多年的成功。小说《无名的裘德》（1895年）出版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原因也许是书中的某些段落和写法令人震惊。这件事让敏感的哈代转而写作他自己最爱的诗歌。他一生一共写了一千多首诗，其中包括史诗剧《列王》。这首诗反映了波诡云谲的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全景。很多人认为哈代写诗要比写小说好。自然，哈代应该被列入值得好好阅读的二十几个英国诗人之列。
就像但丁（30）、康拉德（100）、司汤达（67）、麦尔维尔（83）、亨利·詹姆斯（96）等人一样，托马斯·哈代也是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考验才得到今天的地位。我们的《读书计划》并不被风评时尚牵着鼻子走，我们关注的是其长久影响力与吸引力已经得到公认的作家。哈代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位置毋庸置疑可以排到中间，这一位置是举足轻重的。
哈代去世时八十八岁。就像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他的作品也构架起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的桥梁。对于当时的种种禁忌：关于性的，关于宗教的，关于哲学的，即使思想上特立独行的乔治·艾略特（84）有时都会表示屈服，而哈代则用他的小说进行充满勇气的挑战。达尔文（73）的思想、19世纪“机械宿命论”的宇宙观，都对哈代有所影响。他认为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玩偶”。哈代的思想在灰暗和忧伤的情绪中徘徊，他不仅接受外来理论的影响，而且自己天生热爱思辨。他的幽默感和他对乡村奇特风景及天气的敏感抹去了一些他作品中的忧伤色彩。分析一下现代小说就可以知道，忧伤是他们整体的情感基调。哈代的一些小说首先表达了这种忧伤，在一些同时代作家的盲目乐天主义面前，哈代第一个站出来提出挑战。
《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卡斯特桥市长》无疑是托马斯·哈代最出色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最明显地表现了哈代的艺术特色：错综复杂的情节，掌控自如的结构，时而出现的“情节剧”因素，例如《秘密文件》；敏锐捕捉的空间与过去时光，极大地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描写在乡村中生活的人物时，他往往充满了同情，这一点常常被拿来与莎士比亚（39）相比较；对一组悲剧命运的描写是详细而不动声色的；而且哈代还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在沉默的思考中显现出的悲悯。
一开始，一个男人在拍卖自己的妻子，这让读者的心立即被牢牢抓住。一页又一页，读者们充满兴趣地阅读，他们关心“自我放逐者”韩洽德是怎样为了赎罪而设计自己的毁灭的。
美国批评家戴斯蒙·麦卡西这样谈论哈代：“描写悲剧的文学应当为痛苦和灾难添加悲壮的色调。”从这一标准出发，写出了《卡斯特桥市长》的托马斯·哈代，抛开其风格和品位不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悲剧大家。
克里夫顿·费迪曼
95.威廉·詹姆斯
1842-1910年
《实用主义》《心理学原理》《宗教经验之种种》《真理的意义》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家、哲学家；亨利·詹姆斯（96），小说家。两人是仅仅相差一岁的兄弟。威廉·詹姆斯是哥哥，虽然两个人的性格差异比较大，但这不妨碍他们兄弟情深。弟弟生来比较挑剔，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高贵的品质上，思考力虽强却不善于推理，同时缺乏高度概括抽象的能力；哥哥有点像爱默生（69），生来赞同民主，充满热情而不乏幽默感，科学、宗教、道德问题都是他关注的热点。弟弟完全是一个艺术家，他影响世界的手段只是小说；而哥哥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老师，他用人格魅力影响人类。亨利·詹姆斯选择英国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圈子；而威廉·詹姆斯则对当时生机无限、日渐崛起的美国充满感情。哥哥热衷于参加公众活动；弟弟对人事交往则不感兴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将哥哥称为“讨人喜爱的天才”。弟弟同样是天才，不过不那么“讨人喜爱”（虽然他的坏脾气有时候看起来也有些吸引力）。
下面要说的是推荐阅读的作品。只要读过威廉·詹姆斯的书都不会后悔，但以下列举的三本书能够让读者真实客观地了解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从某些方面看，《心理学原理》已经被超越，但这本书依然是威廉·詹姆斯生命力最强的作品。阅读这本书需要花点力气，它在用戏剧化手法表现人类思维活动方面极其成功。后来作者自己曾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令人厌恶和小气的”，相信读者不会同意这一自我论断。“实用主义”这个词和威廉·詹姆斯密不可分，但是推荐《实用主义》这本书更主要是因为它和美国民族性格密不可分。如果读者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72），也许可以明白《实用主义》对穆勒的重要性以及原因。《宗教经验之种种》是宗教心理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是威廉·詹姆斯最有趣的一本书，它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实用测试”的真正内涵。
“实用测试”听上去并不复杂，对许多人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不过，“实用测试”也受到了很多哲学层面的非议，我们对此不详加讨论。简单地说，威廉·詹姆斯认为思想产生的结果的实际效用，决定了思想的意义和正确与否。一个问题即使无法被现实地加以解决，但若它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那它就是一个“真”问题。由此可见，威廉强调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他确定无疑地说，宗教信仰与其他大脑状态无异，同样是受神经系统节制的。而且“它的重要性不应用它的原因来评价，而应用它的结果来评价”。所以，宗教即使不是绝对的“真理”，对每一个个体和人类整体来说，它仍然是有价值的。“真理”并非绝对领域，而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思想作为工具才能体现价值，人们也只能用“工具主义”来评论它们。总而言之，“对人类有用的思想才称得上‘真理’”。威廉·詹姆斯笔下的道德理想纯粹而至高无上；“有用”绝不是指经济利益；将作者的“实用主义”庸俗化地理解为“有用即有价值”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